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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信息和網絡技術的發展為公民政治參與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方式。根據網絡技術發展與社會政治參與的關系理論，網絡技術的發展程度與社會政治化水平存在著辯證關系，而這種相互作用的過程與結果，就體現為網絡技術在政治應用過程中所起到的社會政治化的促進和阻礙作用。社會信息化水平、傳統管理體制和網絡管理程度是目前影響我國公民應用網絡技術參與政治活動的主要因素。
［關鍵詞］
網絡技術;政治參與;因素;分析
信息和網絡技術的發展為公民政治參與提供了便利且快捷的渠道和方式，網絡技術的政治應用是一種經濟社會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不證自明的歷史進步，也是一種政治社會化的客觀規律。根據網絡技術發展與社會政治參與的關系理論，網絡技術的發展程度與社會政治化水平存在著相互作用的辯證統一關系，而這種相互作用的過程與結果，就體現為網絡技術在政治應用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社會政治化水平的促進和阻礙的價值實現。由于不同政治參與公民應用網絡技術的背景為所處的不同社會的政治環境、法制環境、社會制度環境等。所以，不同政治參與公民應用網絡技術參與政治活動存在著不同的政治效果。社會信息化水平、傳統管理體制和網絡監管程度是影響目前我國公民應用網絡技術參與政治活動的重要因素，這些因素的發展程度決定了我國公民應用網絡技術進行政治參與的水平。
一、社會信息化水平影響我國公民政治參與
網絡技術的政治應用，對發達國家和發達地區已成為一種社會現實，而對于包括我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地區只是一種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政治應用的可能性。由于我國社會發展原因，我國經濟技術發展實力相對落后，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信息產業的投資和發展力度相對薄弱，網絡技術應用的普及率相對偏低，網絡技術對于政治參與的應用和創新在國家之間、地區之間以及社會階層之間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即“信息鴻溝”問題。從哲學、政治學上來看，“信息鴻溝”問題引發了社會階層、個體之間對于政治參與的不平等，是引發諸多政治參與問題的技術根源。首先，我國的網絡技術發展存在著滯后性，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著“信息鴻溝”。雖然我國網民總體數量居世界第一，但網絡普及率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巨大。“2009年12月，發達國家互聯網普及率維持在70%以上，而我國只有28．9%，到2014年12月，我國互聯網普及率攀升至47．9%，仍然存在著較大差距。”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的信息鴻溝實際是“南北差距”的信息化體現，這種差距不僅體現在信息技術水平差異上，還體現在對未來經濟社會發展機遇等多方面，發展中國家會遭遇到越來越多的政治參與等方面新的不平等。其次，我國的各地區和城鄉之間也存在著“數字鴻溝”。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的信息化程度較高，而中西部地區信息化程度偏低，而西部地區的信息化程度就更低了。從互聯網的普及率上看，“截至2014年底，東部沿海地區省份互聯網發展水平較好，普及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中，北京互聯網普及率高達69．4%，上海和廣東分別為64．5%和55．3%。基本接近發達國家水平。而中部和西部地區互聯網發展水平較為滯后，網絡普及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包括安徽、江西、甘肅、四川、云南、貴州等。其中江西省排在最后一位，互聯網普及率只有34．1%，與北京的75．3%相比，差距懸殊”。截止至2013年底，我國城鄉網民已達1．77億，但從網絡普及率、網民構成、網絡政治應用等三個方面來看，城市與鄉村互聯網差距還在持續擴大。互聯網在城鎮的普及率是62%，而在農村僅為27．5%。2008—2010年以來，中國城鄉互聯網的發展差距逐步由23．5%擴大到36%，“農村互聯網發展速度嚴重滯后于城鎮發展速度，互聯網在城鄉的發展差距在拉大”。通過上述數據的對比分析，可見，我過社會信息化水平較低，網絡技術在政治參與和政治應用層面呈現分布不平衡的態勢，這也制約著我國公民的政治參與程度，造成了網絡技術的政治應用問題的出現。
二、傳統管理體制影響我國公民政治參與
網絡技術的政治應用程度依賴于政府管理觀念和管理體制的轉變，舊的管理體制將妨礙網絡技術的政治應用效果。從歷史角度來看，當電動機被發明之后，由于舊的工廠管理體制難以適應其要求，使電動機所蘊含的強大生產力難以發揮，后來人們調整了舊的工廠管理模式，建立了新的工廠管理體制以后，電動機中蘊藏的強大生產力就如潮水一般迸發出來，迎來了人類歷史上一次新的技術革命，促進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那么，今天的網絡技術所蘊藏的強大促進力量也遇到了類似的阻礙。馬克思主義哲學指出，先進生產力所引起的經濟基礎領域的巨大變革，往往受到舊的上層建筑的阻礙。傳統的管理體制作為舊的上層建筑的主要組成部分，是影響網絡技術的政治應用程度和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首先，原有的各級政府組織的決策貫徹和機制運行阻礙了網絡技術政治應用的實現。原有的各級政府組織的決策貫徹和機制運行一般是通過各級人大民主選舉決策和管理人員，并由他們代表公民履行決策、實施、監管和服務等職責。相關學者指出:“代議制加劇了民主的有限性，政府借以‘少數服從多數’或假借民主的名義實行相關專制，侵犯多數公民的合法政治權益。在網絡時代下，代議民主制所產生的組織與決策機制可能導致權力異化，網絡技術可能被披著民主外衣的專制政府所利用。此外，還有學者指出，網絡技術的產生及其在各國、各地區被不均衡的使用，也會產生新的不平等，技術精英的集權統治時代已經到來。技術精英憑借其網絡技術方面的優勢，可能竊取公共權力為己所用，也可能在公共權力系統之外形成一股新的力量與政府抗衡。因此，如何規范技術精英所擁有的技術權力，使它成為真正體現廣大公眾利益的民主政府用來為廣大公眾服務的技術權力，給網絡時代的民主以及由此所決定的組織與決策機制提出了新的課題。其次，原有各級政府組織的管理服務理念和水平阻礙了網絡技術的政治應用的實現。原有政府組織是“重管理輕服務”的政府組織，政府過多地施行了管理職能，而輕視了社會服務職能。隨著信息技術和網絡應用的發展，傳統的政府組織的服務職能已經開始向網絡技術政治應用發生了轉移，網絡政府線上服務模式開始涌現并被廣泛應用，“一站式”網絡服務的便捷使公民體會到了網絡技術政治應用所帶來的便利。與此相適應的“輕管理重服務”的新型政府組織的管理服務理念以及公眾對政府管理服務水平的不斷要求以及政府盡力實現的動態運行模式，就是網絡技術的政治應用的必然要求。但是，傳統政府組織的管理服務體制以及與此相適應的辦事程序以及與此相適應的權力，如果被網絡技術政治應用所取代的話，會涉及到一些部門和個人的利益。“因此，會遭到現有政府組織的抵制，這就顯現了傳統政府組織的管理體制對網絡技術政治應用的實現阻礙”。最后，原有各級政府的組織結構阻礙了網絡技術政治應用的實現。傳統政府組織的組織結構的政令以“由上向下”的傳達方式為主，上級的決策和相關法規通過“由上向下”的級級貫徹和層層傳達，在基層得以落實。這種“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通過上級對下級的領導與監督機制，可以保證政策法律的有效落實，但是也存在管理環節過多、溝通渠道不暢、服務職能異化等問題，造成財政負擔沉重、決策容易失誤、侵害公民利益等問題，這都嚴重阻礙了網絡技術的政治應用的實現。
三、網絡監管程度影響我國公民政治參與
網絡技術日新月異，對現行的行政體制、法律構架、價值取向、傳統和習慣提出了新的挑戰，網絡管理的范圍更加寬泛、治理對象的性質千差萬別、也沒有成熟的治理模式和理論可以借鑒，因此，網絡管理對于當下的政府來異常復雜和困難。首先，政府部門應對和處置網絡技術政治應用相關事件的方式方法不夠科學完善，相當多政府組織中的公共管理部門和干部還沒有信息技術政治應用眼光，還在沿用傳統經濟體制下的管理方式和工作方法。他們習慣使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去推動工作開展，有時還會強迫命令、違法施政，導致新形勢下網絡政治事件矛盾的不斷激化。同時，還有一些地方基層管理組織對社會矛盾問題和網絡政治事件的判斷遲緩，對出現的相關網絡技術政治應用矛盾和問題采取簡單生硬的拖延或壓制方式，以至無法科學判斷相關事件的輿論民情發展趨勢，從而錯失采取相關措施的最佳時機，往往造成大規模的網絡政治事件的發生和激化。其次，我國現有的網絡輿情監測體系還是采用傳統的“自上向下”垂直管理方式。要想運用這種方式從網絡海量信息中搜索到與公民政治參與和網絡技術政治應用有關的輿論和民情信息，甚至政府組織通過相關渠道和手段對網絡的輿論和民情進行正確的輿論引導是異常困難的。所以，專門從事網絡信息分析的機構和掌握網絡信息分析篩選技術是非常有必要的。借鑒發達國家經驗，應該有一些專門的網絡信息分析機構或媒體進行民意調查，并向國家政府組織提供相關輿情，以此來確定公眾對某一事件的態度，掌握輿論方向。美國著名蘭德咨詢公司就是專門為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提供網絡輿情分析的機構。我國的網絡輿情監測手段和機構較為落后，目前的網絡輿情信息都是依靠信息安全人員或者網絡管理員人工簡單的監測，這種監測手段和方法顯然不適應信息量超大的網絡輿情監測分析。再次，現有的互聯網管理法律法規還不完善，而且現有相關法律法規不相配套，加之政策法規缺乏統一性和連續性，而且有些法律法規過于籠統，操作難度大。對于公民政治參與和網絡技術政治應用的相關法律法規不夠完善，在處理相關網絡技術政治應用事件過程中主觀個人解讀因素過多，缺少相關法律法規的有效依據，以致無章可循，延緩甚至阻礙相關事件的解決。“目前，我國每天新增3000家網站，其中90%為體制外的商業網站，對這些商業網站傳播轉載的不良政治信息，應該依法予以嚴格管理，但是卻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
作者：吳春巖 單位：渤海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