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規范論文范例

中國科學院院士、《物理學報》主編歐陽鐘燦認為，任何國家強大都不僅是經濟強大，還必須要有科技的強大?？萍紡姶蟊仨氂锌萍驾d體—本土期刊的強大。然而，我國學術期刊的發展現狀，與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服務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要求還不相適應。“不相適應”突出表現在“小、散、弱”。小，期刊出版主體體量小、出版品種少；散，期刊出版主體之間欠整合、分布散；弱，期刊出版主體競爭能力弱。在“小、散、弱”的影響下，我國科技期刊很難適應現代出版運行機制，難以塑造自身的內容和專業優勢，有限的人、財、物并沒有得到有效的利用。

1科技期刊呼喚集約化發展

近年來，我國科技期刊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學術影響力總體提升，影響因子保持快速增長；期刊品牌逐漸形成，“百強科技期刊”“中華優秀出版物”等獎項的成效顯著；期刊小規模聚合加速，部分期刊企業的學術影響和經營業績取得了階段性進展；期刊數字化出版邁出探索性步伐。聚焦“小、散、弱”問題，不難發現，我國科技期刊目前面臨如下困境。（1）頂尖單刊日漸增多，有國際競爭力的期刊出版機構尚未出現。近年來，得益于行政力量的引導、多方資源的投入和期刊出版人的“覺醒”，我國科技期刊中“異軍突起”者日漸涌現。JCR數據顯示，中國大陸地區2011年僅有Q1區期刊5種，而2016年已達37種。其中，《CellResearch》《Light:Science&Applications》等期刊的影響因子穩居國際同學科前列。然而，縱觀全國，尚未出現可與Elsevier、SpringerNature等國外出版商匹敵的出版機構。即便是我國出版的國際一流的單刊，又往往與國外出版商合作，是國際刊群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中國科技期刊登峰行動計劃”是我國科技期刊領域資助額度最大的，獲得該計劃資助的16種期刊全部都與Elsevier、SpringerNature等國外出版商合作出版。（2）多平臺、多系統、多辦刊主體、多管理方式、多體制運行已成普遍現象。由于種種原因，我國科技期刊目前呈現出極強的多元化，在平臺、系統、辦刊主體、管理方式等方面均出現了“多”的特征，各種“多”彼此交織，進一步凸顯了“散”。僅以平臺舉例，我國共有期刊10000余種，其中科技期刊約占半數，這5000余種科技期刊采用了多種平臺，有的采用國外出版商提供的平臺，有的采用國內大型期刊出版企業研發的平臺，有的采用主管部門統一建設的平臺，有的采用自主研發的個性化平臺……各種情況兼而有之，各期刊的核心數據幾乎“隨機”地存在于國內外各種數據庫中，路徑依賴導致數據碎片化特征明顯。因此，大力推動科技期刊集約化發展，在產業意義上解決“小、散、弱”問題，集中精力打造若干綜合性刊群和學科性刊群，實現高度集約的辦刊模式，已成國內期刊界的共識。

2科技期刊集約化發展的路徑選擇

我國科技期刊發展，既要遵循學術規則，又要遵循市場規律，也要遵守行政規范。期刊主管單位推動科技期刊集約化發展的責任日漸凸顯，既要推進期刊發展，又要推進期刊行業發展。當下，主管期刊較多的單位有：教育部，主管逾千種；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管481種；中國科學院，主管358種。當期刊集約化發展成為共識之后，期刊主管部門推動集約化的路徑選擇就成了核心問題。為此，需要借鑒同行業、其他行業的發展路徑。

2.1出版機構的集約化發展模式

國際上，科技期刊主要依托商業出版機構和學術機構辦刊。Elsevier從一家荷蘭小書店發展為一個全球化的多媒體出版集團，Elsevier主要依托豐富的企業運作能力，遵循市場規則辦刊。英國皇家化學會作為一家非營利組織，出版發行大量書籍、電子書、數據庫、期刊，其經驗主要是依托強大的學術背景，遵循公益性原則，采取多種模式集中辦刊。而提供高水準的光學、光子學信息服務的美國光學學會，則是依托近百年的學術期刊出版經驗，推動本學科期刊聯盟建設。國內辦刊主體較為多元，其中集約化辦刊較為成功的有中國社科院、中華醫學會、中國光學期刊網等。橫向比較下來，不難發現，中國社科院依托出版單位集中辦刊，提升質量、降低成本、擴大發行、改進服務、提高效益；中華醫學會依托主管單位和主辦單位集中辦刊，形成了“中華”“中國”“國際”三大系列，成為國內醫藥衛生界期刊數量最多的期刊集群；中國光學期刊網則依托學科專業內容集中辦刊，整合了國內95%的優秀光學期刊，進入全球TOP1%網站序列?？梢?，國內外科技期刊發展路徑差異性較大，現存辦刊模式眾多，我國亟待實施因地制宜、因刊制宜的多模式集中辦刊探索。

一、學術期刊的經濟機制是非市場化的

“機制”具有四重含義:一指機器構造與工作原理;二指有機體構造、功能及相互關系;三指某些自然現象物理化學規律;四指一個工作系統組織或部分間相互作用過程與方式，如經濟機制、市場機制、競爭機制，等等。而狹義經濟學意義上的“經濟機制”，是指一定社會經濟機體內各構成要素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關系及功能。經濟機制存在于社會再生產的生產、分配、交換與消費全過程。由于經濟機制是在經濟機體的運行過程中發揮功能的，因此，它又被稱作“經濟運行機制”。無疑，西方國家學術期刊經濟運行包括收入與支出兩個方面。學術期刊的收入包括發行收入、版面費收入、廣告收入、論文使用權收入、會議收入、政府投入、政府經濟政策優惠、民間基金會撥款等;學術期刊的經濟支出包括編輯人力成本、辦公費用、稿酬支付、固定資產使用與折舊以及印制費用等;同時包括世貿組織(WTO)有關規則約束導致的經濟性措施以及開放獲取期刊經費籌措等。這一系列環節因素的內在統一，構成了“學術期刊經濟機制”的總和。由此可將“學術期刊經濟機制”界定為:學術期刊在組稿、審稿、編輯、印刷、發行等出版諸環節所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約、內在統一的經濟聯系機理。西方國家學術期刊經濟運行的諸環節、諸因素并沒有形成以學術期刊本身的“用來交換的”市場活動，具備的是學術期刊以外的經濟活動，并且這種經濟活動旨在傳播學術成果，而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或者唯一目的，因為“經濟機制”可以是市場化的也可以是非市場化的。西方國家學術期刊上述經濟行為及其建構的經濟機制既不是市場行為，也不能由此形成所謂市場機制。因此，即便是西方國家的學術期刊，也往往不具備商品屬性。而國內學者經常不經意地將“經濟機制”等同于“市場經濟機制”。同樣，業界不少人常常不假思索地將學術期刊定性為“商品”。事實上，“經濟機制”可以是非市場化的。因為學術期刊經濟運行的上述諸環節、諸要素并沒有形成以學術期刊為交換對象的市場行為，并沒有形成像馬克思界定的“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產品”364這一本質屬性，沒有形成以學術期刊本身為客體的“用來交換”的市場，相反，有的只是學術期刊本身外圍的經濟活動，并且這種經濟活動是不以盈利為目的的學術成果傳播活動。西方國家學術期刊的上述經濟行為及其建構的經濟機制，就主體而言，既不是市場行為，也不能形成市場機制。與中國一些業界人士的想象迥然不同的是，西方國家學術期刊經費來源主體也往往是非市場化的“單位”出資、政府撥款、基金資助，等等。楊琦認為:“從全球范圍來看，現代出版組織有三種形式:政府出版機構、商業出版公司、非營利出版機構。”［2］“三種形式”的其中兩種是非市場化的。因此，西方國家學術期刊經濟運行機制實質上是經濟上依賴于全社會無償資助而得以運行的機制，該機制要求學術期刊盡可能降低出版成本，盡可能借助學術期刊影響力吸附社會商業化廣告等途徑以達到盈利的機制。這與中國一再強調的出版(尤其是學術出版)事業“以社會效益為主”的政策宗旨不謀而合?？梢姡瑢W術期刊出版背后的規律是相同的，西方國家學術期刊的經濟運行機制對于中國學術期刊的發展無疑具有不少啟迪作用。

二、學術期刊的自身創收

西方國家的學術期刊自身創收主要包括廣告收入、發行收入、版面費收入、論文使用權出售費收入與會議收入等5個方面，形成了西方國家學術期刊的重要收入來源。

(一)廣告收入

雖然西方國家學術期刊廣告收入遠不及“消費類”的廣告收入豐厚，并且并非所有學術期刊都有廣告業務。比如美國的大眾性消費類期刊《體育畫報》2002年的廣告收入達6．44億美元，美國“用敘述體報道時事的新聞”大眾讀物《時代》周刊的廣告收入為4．66億美元［3］，而學術期刊廣告收入遠沒有如此豐厚，即使是鼎鼎大名、世界首屈一指的《自然》雜志年廣告收入也僅有1億美元，同樣著名的《科學》雜志年廣告收入僅為2000萬美元，更何況占主體地位的其他絕大多數學術期刊幾乎沒有廣告業務。但是作為知名度很高的西方國家學術期刊主要經濟來源之一的廣告仍值得研究。為容納更多廣告，西方國家學術期刊往往頁碼很多，如美國學術期刊廣告與正文之比大都為1:1，每頁廣告收入6萬美元80－98。德國學術期刊發行量收入大約占總利潤的30%，廣告占70%。西方其他主要國家的情況也大致如此。從英國的《自然》廣告來看，其年收入超過1億美元，占總收入的50%以上;美國的《科學》年廣告收入約2000萬美元，占總收入的50%以上;美國的《科學》以及總部設于德國施普林格等地出版的學術期刊在許多國家都有廣告，廣告收入動輒以幾千萬、數億、數十億美元計。再如美國專業學術期刊《化學化工新聞》，其歷任主編在廣告上傾注了極大的精力，其廣告創刊時僅為12頁，經過不斷做精、做細、做大的過程，通過廣告本身的美化達到了美化學術期刊的功效，以此爭取了更多的廣告業務，實現了更多的廣告收入，目前《化學化工新聞》已成為學術期刊界廣告收入最多的期刊之一。與廣告相應的是，學術期刊的廣告頁碼與正文相差無幾，據美國2000年統計，期刊廣告頁與正文頁的比例平均為50．3%:49．7%;英國醫學會的《英國醫學雜志》正文與廣告之比為7:3;日本許多學術期刊廣告已達100多頁，正文與廣告可謂平分秋色。美國一些學術期刊還做封面廣告，《學校家長媒體》副總編輯蘭德爾堅稱:“只要廣告主愿意，我們會經常刊登這樣的廣告。”［9］。西方國家學術期刊刊登廣告的數量和類型，以及廣告在其收入中所占比重也因期刊類型的不同而有區別。大致有以下類型:(1)綜合類學術期刊廣告;(2)醫學類學術期刊廣告;(3)快報(Letters)類學術期刊廣告;(4)相當一部分學術期刊沒有廣告業務。在西方并非所有學術期刊都能夠或者樂意刊登商業廣告。因為很大一部分學術期刊是由高校、學會、協會等非營利性機構主辦的社科類學術期刊及其他純學術性期刊，這些學術期刊的學術性強、讀者面窄、發行量小，這類學術期刊及其刊載成果的出版和是公益性的，不以盈利為目的。所以這些學術期刊大都依靠主辦單位撥款、政府撥款、各種基金資助，以及學會、協會的會員會費等維持其運作和生存。

(二)發行收入

目前，我國共有科技期刊5000余種，科技期刊青年編輯1萬人左右。在大力發展科技期刊的同時，注重編輯隊伍建設，尤其是青年編輯的培養，是中國科學技術期刊編輯學會(以下簡稱學會)近年來的重點工作之一。為培養青年科技期刊編輯人才，在中國科協的指導和支持下，在學會成立30年之際，學會于2017年8月至9月在全國范圍內舉辦了首屆科技期刊青年編輯業務大賽，最終12名選手進入決賽。作為中國科技期刊青年編輯獎的獲獎代表和參加科技期刊發展論壇的與會代表，我們很榮幸地觀看了決賽，聆聽了選手的精彩演講和指導老師的權威點評，受益匪淺，愿與廣大青年編輯分享心得體會。近年來，很多具有研究生學歷的年輕人進入編輯隊伍，他們的加入為我國科技期刊編輯隊伍注入了新鮮血液，對科技期刊的發展產生積極影響。盡管青年編輯學歷層次高、外語水平好、創新意識強，但在日常工作中，也會遇到具體的困難和難題，有時可能還會動搖青年編輯的職業認同感;因此有必要關注青年編輯的思想動態，并為青年編輯創造良好的學習和成長環境，使其在編輯實踐中加深職業認同感和自豪感，自愿為我國的科技期刊編輯事業貢獻力量。

1青年編輯的自我成長

1．1盡快完成由學生到編輯角色的轉變

無論是本科生還是研究生，離開校園進入編輯工作崗位以后，均應盡快完成角色轉變。科技期刊青年編輯在學校的所學專業并非編輯學，新崗位的工作與自己的所學專業有一定的差距，這可能會導致部分青年編輯從業時不太適應這種職業轉換。但是青年編輯正處于朝氣蓬勃時期，接受新知識的能力強，有較強的可塑性。這時編輯部可安排1名有帶教經驗的資深編輯帶領青年編輯，一起進行選題策劃、送審退修稿件、編輯加工稿件、出版發行和市場營銷，讓他們熟悉編輯出版的環節和流程，激發青年編輯邊學邊干的熱情。資深編輯在教授編輯知識的同時，還要潛移默化地培養青年編輯的職業精神，讓他們樹立政治意識和團隊意識，要宣傳科技期刊編輯為人作嫁的工匠精神和細致嚴謹的工作作風。青年編輯在編輯實踐中，針對工作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應本著虛心的態度請教資深編輯或者與資深編輯一起探討。

1．2盡快掌握編輯出版理論和規范

參加出版專業職業資格考試和編輯業務培訓班，在短時間內集中、系統地學習，是掌握編輯學基本理論、出版專業國家標準的有效途徑。2001年起，國家實施出版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考試制度。在備考過程中，青年編輯對編輯出版理論和規范進行深入學習，全面掌握出版專業知識，提高編輯素養。近年來，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十分重視青年編輯的繼續教育，期刊主管和主辦單位也經常舉辦各種培訓和專題研討會。如中華醫學會雜志社每年均會舉辦“全國醫藥衛生期刊編輯業務培訓班”和編輯沙龍，請國內編輯大家或行業管理者對青年編輯進行培訓。青年編輯在接受繼續教育的同時，開闊了思路，結交了朋友，增加了職業認同感。另外，青年編輯每天應保證一定時間的閱讀，一方面更新知識，另一方面也培養了對文字的興趣。青年編輯應該經常閱讀與自己期刊專業相近的期刊，以提高職業敏感性和職業品味。同時還要多閱讀《編輯學報》《中國科技期刊研究》《科技與出版》等編輯出版類期刊，不僅拓寬思維、開闊眼界，更可為青年編輯盡快熟悉行業規范、進行編輯學研究打下基礎。近年來，各種科技期刊青年編輯技能大賽也如火如荼地舉行。如中華醫學會雜志社已成功舉辦6屆青年編輯勞動技能大賽，參賽編輯充分學習了編輯規范，增強了業務技能，提高了編輯策劃和溝通能力。

1．3加強專業學習、關注本領域的前沿進展

作者：譚習能 單位：湖北省襄陽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

我國現行的職稱評審標準和條件基本是改革開放初期的產物，目前來看，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總的來說，已經不能適應當前的新的歷史時期對人才全面準確評價的需要。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在職稱外語水平和計算機應用能力上的要求與有些行業或專業發展狀況不相適應；評審條件中量化標準不夠科學，可操作性不強；基層評聘制度亂套；“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的原則，在一些事業單位還沒有真正貫徹；職稱造假現象比較嚴重，現有的職稱制度難以識別和評判。以科教興國為重，結合上述弊端的存在，筆者建議職稱工作思路應做出必要的調整。

一、科學地制定職稱評審條件，職稱計算機和職稱外語不再作為申報評審的必備條件

如果說，目前我國的專業技術人員的職稱評定中有造假現象的存在，那么職稱外語考試和職稱計算機考試就是當今職稱評定中最大的造假項目和浪費項目。按理來說，只有從事外語翻譯工作和計算機工作的專業技術人員才可以把這兩方面條件作為職稱評聘的必要條件，用不上外語和用不上計算機的專業技術人員就不應該把這兩項考試納入必備條件，只需要參加相應培訓，作為申報評審的參考條件。職稱考評條件的確定也應本著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來確定，要本著“干什么就考什么能力”的思路來決定，而不應該把那些與實際工作風馬牛不相及的、沒有多大實際意義的評定條件強加給廣大專業技術工作者。嚴肅的職稱政策也就不會起到引導“造假”作用和成為助長考試不正之風的根源，也不應該給國家相關管理部門和廣大專業技術人員制造一場又一場的尷尬和巨大的社會浪費。

二、根據各單位的行業特點實行分門別類的管理

（一）企業專業技術人員的職稱評聘企業可實行自主評聘。因為企業已經是市場中的主體了。企業是獨立的法人，企業的專業技術人員也是獨立的自然人，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專業技術人員在企業里拿的是企業的工資，實行的是按勞取酬。專業技術人員在企業里的重要性和受重視程度與在公有制的事業單位里的專業技術人員有很大的區別。如果企業里的職稱評定和聘任不公平，在當前的市場經濟體制下，有技術、有能力的專業技術人員完全可以通過人才市場來“跳槽”。企業的興衰由市場規則和企業自身素質所決定。企業里的專業技術人員的去留也應由市場規律所決定，企業專業技術人員的待遇（也包括職稱的高低）如何完全可以由企業和專業技術人員協商和建立合同關系來解決。所以，政府的人力資源管理部門對企業的專業技術人員的職稱評聘方面不應加以干涉。如果企業里的勞資雙方發生了這方面的沖突或糾紛，可以通過法院審判或仲裁機構解決。

（二）事業單位的職稱聘任工作，政府的人力資源管理部門應區別不同情況，實施一些必要的干預和有效管理事業單位的職稱評聘工作遠比企業復雜得多。事業單位又分為全額撥款單位、非全額撥款單位和自收自支單位，職稱的評聘方法也不能搞“一刀切”。對不同類型的事業單位職稱評定政策，應有所區別，作出規范。筆者就所發現的問題建議如下：

數字化出版①產業已經成為傳統出版業必然要經歷的飛躍。   一年一度的兩岸出版高峰論壇，是兩岸出版業界加強溝通、攜手共進的重要平臺，2010年該論壇以“數字出版與兩岸合作”為主題，掀起兩岸數字合作探討的浪潮。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表示，兩岸出版界在推進華文出版的數字化方面肩負著共同的使命，應攜手合作，共創華文數字出版的美好未來。他建議加強兩岸數字出版產業合作。他歡迎臺灣出版企業到內地去落戶發展，與內地業者共同打造華文數字出版產業集群，兩岸共同開發華文數字出版的內容資源，不斷拓展中華文明成果的數字化呈現方式，提升中華文化在人類文明進步中的影響力；同研發華文數字出版的核心技術。在重大數字出版項目的研發方面，充分利用兩岸科研力量的各自優勢，聯合攻關，相互借鑒；共同培養華文數字出版既懂技術、管理，又懂出版的復合型人才。[1]2011年10月29日，以“數字出版產業鏈的構建”為主題的高峰論壇再次提出，面對數字出版發展的大趨勢，兩岸業界要在出版內容、產業鏈贏利模式、版權保護、數字出版標準4個方面加強合作。[2]論壇上，內地和臺灣出版業界人士共同描繪了推動兩岸數字出版產業合作與發展的藍圖，積極尋求推動華文數字出版走向世界的對策。北京大學肖東發教授在2011年數字出版與文化產業國際研討會上表示，文化軟實力已經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數字出版是文化產業的生力軍。在數字出版的廣闊市場前景下，應注重出版產物的人文精神的核心，讓數字出版與服務社會相統一，保持獨立的價值和理性的出版方向。[3]   在兩岸各自推動數字出版的時代背景下，本文以兩岸數字出版合作的機制與前景分析為視角，藉此探討兩岸數字出版的合作框架。   一、兩岸數字出版合作的基礎   所謂數字出版，是出版業與高新技術相結合產生的新興出版業態，其主要特征為內容生產數字化、管理過程數字化、產品形態數字化和傳播渠道網絡化。數字化的圖書產品具有存儲海量、搜索方便、傳輸快捷、成本低廉、互動性強、環保低碳的特點，比傳統紙業出版擁有顯而易見的優勢?？v觀數字出版的產業鏈，可以分為3個板塊，第一是內容制作環節，比如作家、出版社、新聞媒體；第二是交易服務環節，比如傳輸、資料庫的交換和結算服務，主要指資訊服務商家；第三是閱讀器的生產環節，比如手機、IPAD等。   隨著網絡和無限移動使用者的增加，民眾的閱讀習慣逐步向數字化轉移，這是數字出版市場不斷擴大的根本原因。在大眾出版領域，發達國家電子閱讀數的人數不斷增加。相關業者亦引用研調機構數字表示，至2010年9月底，仍有進1,100萬名北美地區的消費者，希望能擁有至少1臺電子書閱讀器。[4]由于網絡的影響，不少圖書的線上版的需求量超過了紙質版，比如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甚至高調宣布，因在線版需求大大超過紙質版，在編的第三版《牛津英語詞典》將不再以“磚頭”面目示人，只出電子版；而荷蘭威科集團2009年數字出版收入已經占到其34億歐元營業收入的52%。[5]可以說，世界發達國家的數字出版蓬勃發展，而且已經成熟。   內地的數字出版要追溯到1995年內地第一份網絡期刊《神舟學人》的誕生，以及2000年第一個由傳統出版商開發的電子圖書產品“掌上書房”。而由清華同方集團建設的“中國期刊網”從1999年開始運作，至今已經成為集期刊論文、會議論文、碩博士論文、專利標準、海外文獻資源等于一體的大型網路出版平臺，是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規模最大的“中國知識資源總庫”。同時，不少通訊業者也相繼推出數字出版公共平臺，民眾可以運用數字產品得到資訊信息，數字化出版也由此更貼近民眾。很多專業從事數字出版的數字傳媒公司也不斷出現，2008年上海國家數字出版基地的成立更是加快了內地數字出版的步伐。   在2010年7月的中國數字出版年會上，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的《2010年中國數字出版年會年度報告》顯示，2009年數字出版收入799.4億元，比2008年增長50.6%；手機出版的收入超過網絡游戲。同期，艾瑞的2009年~2010年全球在線廣告市場規模數據顯示，盡管2009年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在線廣告市場規模仍以2%的增長率增至552億美元，預計2010年將增至618億美元，同比增長11.9%。2011年~2014年將以超過11%的速度持續增長。[6]十一五期間，數字出版產業規模不斷壯大，平均增長速度達到50%，2010年總產出超過千億元，占新聞出版業總產出的比例超過8%，成為新聞出版業新的經濟增長點；在線閱讀、手機閱讀等數字閱讀開始普及，國民各類數字媒介閱讀率達到32.8%，為數字出版產品的傳播與消費創造了條件。[7]   再看臺灣地區，全球四大主要電子紙技術供應商中已有兩家為臺灣廠家掌控，為臺灣的數字出版技術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同時，臺灣的電子加工制作業一直以來都很強，因此臺灣在自主研發電子書閱讀器上有很強的優勢。近年來，不少出版相關產業比如軟件商、印刷商、出版社等紛紛轉身關注數字出版。臺灣政府在2002年將數位出版列為“新世紀兩兆雙星產業發展計劃”，新聞局將2004年定為“數位出版年”，“行政院”于2009年通過了為期5年的《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旗艦計劃》，并予以新臺幣1.77億元補助，到年底時更追加至38.85億元新臺幣。   由此看來，內地和臺灣的數字出版經過幾年的發展，技術不斷創新，政策不斷完善，商業模式也日益成熟，數字化閱讀方式廣泛普及，華文數字出版業已經具備跨越式發展的條件和基礎，正進入快速發展的新階段。   二、兩岸數字出版合作走向國際的互補優勢   數字出版與傳統出版各有長處，現在的電子書大部分還是以實體書為基礎，加上后期制作才能完成，未來或許可以實現獨立出版。電子書潛在購買人群存在年齡低、學歷高、以互聯網為主要購買渠道、完全電子化付費等特點。在數字出版方面，臺灣具有較好的技術優勢，而內地則擁有巨大的市場優勢，兩岸合作沒有誰大誰小的問題也沒有誰依賴誰的問題，而是優勢互補，增加產業的主動性與突破性，因此合作空間必然廣闊。#p#分頁標題#e#   2010年，內地數字出版的總體規模和營業收入都達到1千億元。內地的出版集團與出版社，產業規模遠遠大于臺灣，這也是因為內地經濟的崛起，文化需求量提升導致的結果。同時，內地出版的內容比較豐富，2008年，內地共出版圖書275668種，與上年相比圖書品種增長11.03%，內地共出版電子出版物9668種、15770.64萬張，與上年相比，品種增長了11.74%，數量增長了16.10%。[8]2009年內地共出版圖書301719種，電子出版物發展態勢較好，與上年相比，品種增長了10.76%，數量增長了45.30%。[9]2010年全國出版圖書328387種，圖書品種增長8.84%,電子出版物品種與數量也穩步增長。[10]再加上人口數量，內地將會是數字出版最具潛力的受眾市場。   而在數字出版技術上，臺灣的步伐比內地要早，發展也快。近年來，臺灣電子閱讀器產量不斷擴大，電子閱讀市場比較大。同時，電子閱讀器的用途范圍涵蓋休閑娛樂、工作閱讀以及學習課程閱讀。2008年7月，由臺灣52家出版業者與電信業者、通訊服務業者、圖書館共同籌建的臺灣數字出版聯盟正式成立，這標志著臺灣數字出版進入新的發展階段。2009年，臺灣元太收購擁有“電子墨水技術”（電泳式電子紙）專利的E-Ink，該種電子紙易讀性強、低功耗，強光可看，通過這次收購，元太成功成為電子書行業上游技術的主導者。同時，臺灣的友達與臺達電均在電子紙領域投入，實力強悍。在閱讀器生產領域，臺灣明基等生產廠商與內地有很多技術合作。   如果兩岸出版產業界合作，充分將經濟規模與市場潛力這塊蛋糕做大，讓兩岸出版產業與技術上的優勢相互補充，并輔以臺灣對歐美市場的了解，以及臺灣過去較為優質的內容編排、發行與作者因素，共同搶占國際市場，將是在數字出版上重振華文的盛事。   三、兩岸數字出版合作的框架與重點   兩岸數字出版，對第一序位的板塊內容關注是最重要的，豐富電子出版物的內容資源，必然要鼓勵傳統出版單位發揮自身優勢，開展出版物的數字加工制作，形成傳統出版單位與電子書出版單位以及著作權人之間的良性合作機制，促進傳統出版與電子出版在內容資源上的協作共享。筆者認為，以下是兩岸數字出版合作的框架與重點。   （一）繁簡字標準化互換以及專業名詞互換。如何將那些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繁體字與現在內地民眾所使用的簡體字相互轉化融合，是兩岸數字出版必須首要解決的問題。先制定出一套完整完善的規則，比如繁簡體字轉化固定所使用的軟件與程序，比如當繁體字變成簡體字或者當簡體字變成繁體字時，相關的版權及其他權益要明確界定等，這樣才能讓兩岸數字出版的內容傳播更有保障，也更能夠為兩岸民眾所接受。應該說，盡管繁簡有區別，但畢竟同文同種，文化相近，因此這一障礙的消除并不困難。   （二）合作培養兩岸數字出版人才。內地缺乏數字出版人才是事實，因此未來兩岸攜手對專業人才的共同培養必然是不可或缺的。內地的出版教育專業雖然被統一稱為“編輯出版學”，但各高校的培養目標與課程設置卻各有側重；出版專業雖然都設有實習制度，但大都偏重理論教學。從出版編輯專業與其他專業的融合度來說，內地的編輯出版專業與新聞傳播等專業的密切度顯然不夠，出版專業涉及的各環節其實并未被緊密結合。反觀臺灣的出版類專業教育，早已將編輯出版、新聞、大眾傳播、傳播管理與信息管理、廣播電視與視覺傳播、出版與印刷傳播、傳播科技、圖書信息、廣告等密切關聯，甚至中文系也開始普遍設置與編輯、采訪、創作相關的課程，這種“跨科系”、“整合性”的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方式，為臺灣新聞傳播與出版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兩岸數字出版人才的合作培養不能單靠市場調整，必然要有政府部門的介入，內地的教育部門要對高校涉及出版類的相關專業進行調整并完善，將數字技術和相關內容落實于教育中，并且讓兩岸的出版教育專業與行業界的師生、從業人員有更多交往、交流的機會。   （三）規范數字版權貿易和保護。數字出版的誕生是出版業的一次革命，但只有保障著作權人的權利，數字出版才能真正繁榮。數字出版中的著作權保護和傳統的出版業并無不同，但現實的狀況是很多出版社大部分內容的電子版權都沒有厘清，畢竟從前書稿在出版之時并不會連帶電子版權一起授權。中文在線公司董事長童之磊在2011年數字出版與文化產業國際研討會上表示，數字出版需要尋求新的運營模式，而保護版權是數字出版的重中之重。[11]為維護著作權不受侵害，兩岸相關部門應該賦予電子出版品法定權利，鼓勵自由出版與銷售，授權紙版書版權的同時考慮電子書的版權，并盡可能在關稅減少設限等問題上達成共識。兩岸在版權合作時必須積極考慮數字版權的合作。   著作權是數字出版界要遵守的最重要的法律，但由于兩岸法律、版權立法及執行存在差異，同時數字出版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因此在數字出版合作中，還有兩部法律也值得關注。一是臺灣2010年修正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出版業者，往往因商務營銷等掌握讀者的相關個人資訊，而數字出版與電腦技術等高科技緊密相連，利用數字的技術很容易造成用戶資料泄露。雖然內地也有隱私權保護，但是目前還沒有單獨的一本隱私權保護法，對具體的隱私權的保護語焉不詳，在實際操作中具有盲點。反觀臺灣，2010年修正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對個人隱私保護進行了非常詳細的規定。因此，在兩岸數字出版合作中，可參照這部法律，就讀者個人資訊搜集、保存及管理上要多費心思，防止遭惡意或者無意之外泄，在管理上不得不慎。另一部法律是臺灣的《公平交易法》，出版業者之間為了競爭所進行的聯合行為可能導致對市場產生限制競爭，或者出版業者可能為之進行的搭售行為等都可能觸及該法律。兩岸數字出版合作應以此法為準繩，積極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權益，確保公平競爭，共同繁榮出版市場。   這些年，兩岸出版交流日益活躍。根據新聞出版總署的《2008年全國新聞出版業基本情況》統計報告顯示，2008年的版權貿易中，臺灣地區位居內地版權輸出、引進品種數的首位。[12]2009年內地圖書版權輸出第一位的依然是臺灣地區。[9]2012年2月15日的國臺辦新聞會上，國臺辦發言人范麗青表示，“在兩岸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下，兩岸出版交流從間接到直接、從單向到雙向，在圖書貿易、版權貿易、合作出版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我們也會繼續推動加強兩岸的出版交流合作，促進兩岸同胞共同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增進兩岸民眾在文化和感情上的相互融通，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營造良好的文化環境”。[13]#p#分頁標題#e#   華文是海峽兩岸民眾的共同財富，共同開發華文數字出版的內容資源、核心技術，共同打造華文數字出版和出版產業集群，以及共同培養華文數字出版人才，必然將是未來兩岸數字出版合作的方向與內容。

2015年11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提升”①。2017年10月18日，在報告中進一步指出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學術期刊作為文化產業的重要構成，開展并深化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加快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滿足讀者需求及進一步提升出版質量具有重要意義。鑒于目前這方面研究還不深入，②本文嘗試從學術期刊宏觀結構性改革、學術期刊形式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學術期刊內容的供給側改革及學術期刊出版模式的供給側改革四個方面進行研究。

一、學術期刊宏觀結構性改革

學術期刊供給側改革不僅要進行微觀層面的改革，還要從組成結構、編輯人員專業構成等方面進行宏觀層面的改革，只有實現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改革的密切配合，消除互相制約的不合理因素，才能達到最佳改革效果。

（一）組成結構改革

1．增加專業性期刊數量，限制綜合性期刊數量

目前，我國學術期刊的整體格局是以綜合性期刊為主。綜合性期刊往往涉及幾個學科，學科邊界模糊，影響了讀者信息索取的便捷性與靶向性及期刊品牌建設，繼而影響期刊自身的影響力和競爭力。專業性學術期刊因其專注某一學科，期刊定位更為準確、整體結構更為合理、欄目設置更為細化、選題更為前沿新穎，從而對特定學科學術水平的推進更為有力，更能彰顯學術期刊的價值和使命。因此，從國家層面來說，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要做好頂層設計，一方面加大對專業性期刊的審批支持力度；另一方面積極出臺相關政策督促和指導現有綜合類學術期刊向專業性學術期刊轉變。比如，高校綜合性學報，要從為學校辦刊向為學科辦刊轉變，即依托本校優勢學科影響力積極向專業性期刊轉變。原《武漢理工大學學報》（信息與管理工程版），要依托本校安全、管理學科影響力于2018年更名為《安全與管理學報》，成為安全、管理及交叉學科突破性理論進展和創新成果的發表陣地。

2．逐步增加英文學術期刊數量

一、國家級教學成果獎特點分析

(一)評獎數量逐屆增加，受益面擴展，鼓勵特色發展但區域差異明顯

歷屆國家級教學成果獎獎項數量基本呈逐年增加態勢，特別是2014年國家級教學成果獎獲獎項目更是大幅度增加，共有1320個項目獲獎。其次，2014年高等教育教學成果獎將受益領域擴展為基礎教育(含幼兒教育與特殊教育)、職業教育(含高等職業教育)、高等教育(含成人高等教育)三個領域，受益人數是第六屆的2倍，受益區域涵蓋了我國32個省市自治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解放軍總參謀部等。再次，前幾屆高等教育教學成果獎的參與主體為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已占99．46%。而其他類型單位的獲獎數量僅為0．5%。第七屆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中，基礎教育417項、職業教育451項、高等教育452項，這體現了鼓勵特色教育發展的基本思路。但區域差異比較明顯，僅就高等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統計來看，東部地區占60%左右，中部地區占25%左右，西部地區占15%左右。中部地區的江西、山西相對落后。西部地區新疆、寧夏、貴州、青海、西藏相對落后。

(二)成果第一承擔人多為行政領導，突出教育教學改革管理但對一線普通教師關注不足

在歷屆的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中，成果第一承擔人多為行政領導，或者同時兼職行政領導，這種現象在特等獎和一等獎中尤為明顯。許多學校的第一承擔人是校級領導親自掛帥，如校長(副校長)或者院長(副院長)，基本沒有由普通教師甚至是系(教研室)主任擔任的。僅就第七屆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來看，89%的特等獎和一等獎的第一承擔人為行政領導。換句話說，有校級領導或者知名學者(同時擔任領導職務)帶頭、獲得國家級成果獎特等獎和一等獎的機率最大。一方面，突出了管理者在教學改革中的重要作用，這也是國家級教學成果獎設立的初衷之一即要提高教學水平和推動教學管理體制改革。但是，另一方面也說明對第一教學戰線的普通教師關注不夠。而一線教師、學術帶頭人是教學改革的直接推動者，對教學的研究和探索是促進教學質量提升的直接因素。教學成果的評選應重視調動一線教師的積極性。

(三)成果構成要素突出社會效益，更加強調人才培養模式與機制創新

成果構成要素主要包括主報告、研究論文、專著和社會效益證明四個要素。從第七屆國家級(職業教育、高等教育)教學成果獎統計數據來看，成果構成模式主要是主報告+研究論文+專著+社會效益證明，這占到了總獎項的50%以上。所有獲獎成果的構成要素必然包括主報告+社會效益證明，主報告為參評的基本材料，而社會效益證明則體現了教學成果獎的社會效益導向，更加注重人才培養模式和培養機制的改革與創新。這也是國家級教學成果獎的另一個目的———培養什么樣的人，如何產生具有創新性和推廣價值的成果。即要通過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加強教學質量保障、推進優質教育資源共享、優化學科專業結構、強化實踐育人環節，促進教育教學與行業企業實際需求相吻合。

摘要：

文章選取了土木工程學科的17種中文核心期刊為樣本刊，運用現代文獻計量研究的方法和《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年報》公布的相關數據，選取了樣本期刊的復合影響因子、綜合影響因子、平均引文數、web即年下載率等數據進行了解讀，發現基于文獻引證分析的計量評價方法與傳統的期刊品牌和影響力的同行評價并無矛盾，用好這些數據將對提高學術期刊的國際影響力大有幫助。

關鍵詞：

土木工程學科；核心期刊；品牌和影響力；影響因子；平均引文數；web即年下載率

1引言

學術期刊作為學術發展和交流的工具，既積累了科學知識又培養了學術人才。在當今大數據和自媒體時代，雖然學術成果、發表的渠道日趨廣泛，傳播變得相對容易，但作為學術論文定向的媒介，學術期刊的作用依然是巨大的。隨著學術資源的不斷整合，學術界已經形成了較為穩固的成果群體。具有品牌和影響力的核心學術期刊，即便是以市場規律去運作依然具有很強的競爭優勢?？疾炷壳拔覈哂休^強影響力的期刊評價系統，以《中國核心期刊要目總覽》（以下簡稱《要目總覽》）影響最為深遠。自其1992年首次研究報告以來，在我國學術界已得到廣泛認可，并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中成為評價研究成果的重要手段?！兑靠傆[》2011年版在“TU建筑科學”類共收錄了263種源期刊，并遴選出33種核心期刊，核心期刊的占比為12.5%，低于《要目總覽》的核心期刊平均選出率[1]。核心期刊不論是論文質量還是出版的及時性、規范性都得到了社會特別是學術界的承認和重視，也是絕大多數優秀論文在國內的首發平臺。系統梳理、了解、評價土木工程類的核心期刊，可以讓學界特別是作為個體的讀者、作者能較為宏觀、全面地了解本專業的高端期刊，更加便于選擇性閱讀和投稿。由北京大學圖書館和北京地區高等院校圖書館期刊工作研究會共同發起研究和編輯的《要目總覽》已歷時二十余年，在受到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視的同時，還在全國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中變相演化成為對論文質量評價的一個手段。由于《要目總覽》只公布評價方法和評價結果，并沒有公布具體評價數據和過程，故不能對每一種期刊進行定量分析和研究，而由中國科學技術文獻評價研究中心和清華大學圖書館共同研制，由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志社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出版的《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年報》（以下簡稱《年報》）則公布了包括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等多學科近6000種期刊數據，可以對學術期刊進行定量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要目總覽》與《年報》都是建立在CNKI原始數據基礎上的成果，二者在數據源和統計覆蓋范圍上高度重合，不同的是《要目總覽》在原始數據上增加了同行評價的矯正和二者在統計口徑和具體的學科范疇劃分上有所差異，因此可以借用《年報》的相關數據對土木工程學科的核心期刊進行定量研究。在現代文獻計量研究中，學術期刊的質量與影響力可以通過恰當的指標進行呈現和分析。在當前普遍采用的文獻指標之中，影響因子及由其拓展開來的相關指標能夠在較大程度上反映該期刊在學術研究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占有的相對地位，影響因子越高表明其所刊載的論文對學術研究所起到的借鑒價值和參考作用越大，反之則表明價值越低或關注的領域過于薄弱；除此之外學術期刊的平均引文數等指標則表明在既有的學術規范框架內論文對既有成果的借鑒程度，平均引文數越高表明學科體系愈發成熟和嚴謹，而事實也證明學術論文的整體質量與論文的嚴謹度、引文質量之間往往存在正相關關系；同時，在互聯網時代，學術期刊的影響力還體現在受關注程度方面，隨著大型學術成果數據庫的普遍使用，使對學術期刊影響力的評判有了更為直觀的方式，《年報》中統計了不同期刊的下載量與web下載率，能夠對土木工程學科學術期刊的整體影響力進行一定程度的闡釋?；贑NKI的基礎文獻源、借用《年報》公布的期刊數據，筆者運用國際通用的學術文獻引文定量評價方法，對《要目總覽》中已經篩選出的土木工程學科核心期刊進行比較分析，期望對該領域內期刊的學術影響力進行解讀。

2土木工程學科核心期刊樣本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