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理論論文范例

本文作者：段玲琍 單位：四川外語學院應用外語學院

本文期望根據社會文化理論中的四個核心理念構建一個適合語用習得研究的理論模式。國內在該領域的研究處于起步階段，相關研究比較少見。本文首先綜述社會文化理論在二語習得領域以及語用習得的研究狀況，然后從中找出社會文化理論與語用習得的契合點，嘗試建立一個理論模式，以便在語言實踐中可以更有效地操作，從而達到對所提出的理論模式進行驗證的目的。

社會文化理論與二語習得領域、語用習得的研究動態

早在20世紀80和90年代James　Lantolf和他的同事Frawley（1985）以及Aljaafreh（1994）就開始致力于將Vygotsky的理論引入二語習得領域。2000年Lantolf編輯了第一本關于社會文化理論的探討論文集，著重討論社會文化理論與互動論、輸出假設以及交際教學法的區別。如，Ohta使用最近發展區理論探討二語語法的習得，從而重新思考互動論；Swain通過對話教學討論中介的作用，并比較輸出假設的理念等［3］。2008年，Lantolf與Poehner又編輯出版了專門論文集，以實證研究報告為主題，重點報告了社會文化理論中的調節論和最近發展區理論在聽說寫及評估方面的實際運用效果。如，Ableeva的二語聽力的動態評估效果；Haught和McCafferty的戲劇和最近發展區理論在二語課堂中的運用以及Mahn的使用對話式教學教二語寫作等［4］。國內學者主要以實證研究為主，有一些理論層面探討和介紹的論文，如，馬俊波（2008）從社會文化視角討論二語習得研究［5］；韓亞文（2009）討論最近發展區理論對二語習得研究的啟示［6］。文秋芳（2008）分析了二語習得領域的認知派和社會派兩大陣營的爭論，肯定了社會派的新范式作用［7］；高一虹、周燕（2009）則把社會文化理論稱為“新維果茨基派”，是二語習得的社會文化派的興起［8］；賈冠杰（2010）討論二語習得社會文化論大家庭中的新成員“活動論”，認為活動論重視社會文化因素，強調學習者內部和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一種近幾年來剛剛引起我國部分學者重視的二語習得理論［9］。

尹洪山（2011）由社會文化理論分析了二語習得研究的社會學轉向［10］。實證研究主要探討支架概念和最近發展區理念在實際教學中的運用，如，彭元玲（2008）［11］，賈光茂、方宗祥（2009）［12］等。關于中介理論、活動理論和內化理論的探討，理論和實證層面的研究比較少，如，高艷（2008）［13］，張劍鋒、李雪飛（2009）［14］，朱靜靜（2008）［15］。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語用能力的習得研究一直是中外語用習得研究者的熱門課題。研究者對們主要關注語用能力的可教性，研究是否可以通過有計劃的教學干預使學習者獲得語用能力（Kasper　＆Rose，2002：237）［16］。國外研究者在教學效果、教學方法、理論背景、學習目標語、研究設計和測量工具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并且已證明語用能力的可教性，主要理論依據是認知理論，特別運用于對“注意假設”的驗證，成果主要發表在Rose?。asper（2001）［17］主編的論文集中，其他可見Fukuya?。hang（2002）［18］、Silva（2003［19］以及Koike?。earson（2005）［20］等。國內語用習得研究主要是在介紹和總結層面，如，戴煒棟、陳莉萍（2005）［21］分析了語用能力、語法能力以及它們的發展與學習生活環境的關系；劉潤清、劉思（2005）［22］對語用習得的認知特性和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段玲琍（2007）對語用能力的可教性進行了文獻評述［23］；毛眺源（2009）語用習得研究理論進行了評述［24］；還有少量相關語用習得的實證研究，如，段玲琍（2008［25］，2009［26］）。到了20世紀初，除了認知理論外，語用習得的理論框架又引入三種模式：文化移入模式、社會文化理論、語言社會化，其中社會文化理論的研究路徑已引起語用習得研究者的關注，Kasper?。ose（2002）認為社會文化理論，如支架概念，還有語言社交化理論也是語用能力可教性研究的最有潛力的理論依據。在語用能力的觀察研究中有少量成果，但在教學干預中幾乎沒有使用。Ohta（2005）［27］建議研究者使用Vygotsky的最近發展區理論來研究教學中教授語用能力的教學效果，他使用了支架（scaffolding）概念，通過老師對學生的幫助與學生和學生的相互幫助的教學和學習方式來分析和觀察學習者的學習效果。

社會文化理論與語用習得結合的理論模式

根據James　Lantolf和Steven　Thorne（2006），社會文化理論核心由四個部分組成：調節論（又譯為中介）（mediation）、內化論（internalization）、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y）、最近發展區理論（the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牛瑞英，2007）［28］。調節論是社會文化理論的中心概念，指人類意識或大腦的活動是由文化構建的輔助工具來調節的，這種調節作用是社會關聯、社會合作和集體行為以及文化傳統交織在一起的龐大系統，主要包括物體調控（object－regulation）、他人調控（other－regulation）和自我調控（self－regulation），其中物體調節，如圖表、電腦等，以及他人調節，如教師或同學的指點，可稱為明示調節（explicit　mediation）；而自我調節是暗示調節（implicit　mediation）的主要方式（Lantolf?。horne，2006；Lantolf?。oeh－ner，2008）。語言是最基本的調節工具，社會言語（social　speech）、自我中心言語（egocentric　speech）、私語（private　speech）、內在言語（inner－speech）和手勢語（gesture）是人類獲取知識的必要工具，其中內在言語、私語和手勢語的運用是二語學習中的重要調節方式（牛瑞英，2007）。內化論認為人類認知的發展是生物因素（內因）和社會文化因素（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種結果是人類把社會文化的概念融入思維活動的結果，是對大腦自然發展的控制結果，是最終形成內化的結果（Lantolf?。horne，2006）。#p#分頁標題#e#

摘要：高職生注重職業技能培養，教學具有重實際、重實用的特性，這一特性也使部分高職院校對學生的民族文化教育及理想信念教育不夠重視，出現了民族文化中斷、文化自覺性低、理想目標模糊、社會責任感弱化等現象。本文通過分析這類現象產生的原因，并提出相關實施途徑，以形成基于民族文化傳承視野理想信念教育設計理論與方法，優化職業教育結構。

關鍵詞：高職生；民族文化；理想信念

一、研究背景

理想信念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而中國傳統文化對大學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具有重要教化作用。從民族文化傳承的角度探究高職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實效性，有助于高職學生樹立個人職業理想目標，促進其全面發展。近年來，諸多學者把目光聚焦于大學生的理想信念教育研究，從不同研究領域、視角及研究方法回顧理想信念教育的發展歷程、面臨的困境與選擇及實施途徑，但對理想信念教育研究的深度與廣度有待加強。首先，對高職生這個特殊群體的理想信念教育關注不足，通過整理1994年至2017年CNKI的資料發現，建國以來，對理想信念教育研究的期刊論文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領域，以大學生為研究主體，而對高職生理想信念教育的研究較少。其次，對民族文化與理想信念教育融合的研究較少，篇名為“民族文化傳承下理想信念教育”的期刊論文屈指可數?？梢?，目前較少學者將民族文化與職業教育中理想信念教育相結合進行研究，高職生民族文化與理想信念教育的融合性研究仍具有較大發掘空間。

二、民族文化傳承視野下加強高職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必要性

高職生受多元文化的沖擊，理想呈現出矛盾性和多變性等特點，而中國優秀的民族文化傳統對理想信念教育實踐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例如，中國優秀民族文化中的博愛精神、愛國精神和創新精神等有助于提高當代高職生的綜合素質，為樹立正確的人生價值取向提供豐富的精神資源和教育案例。高職生通過深入學習中華民族文化傳統，既能受傳統民族文化的熏陶，又能構建正確的思想道德體系。利用民族文化中豐富的思想教育資源，對高職生進行思想道德教育，有助于提高其政治素養，健全人格素養，完善文化素養。通過汲取民族文化成果，為自己的理想信念方向選擇和價值取向奠定文化基礎和審美基礎，最終轉變為行為自覺與價值追求，促進高職生全面發展，實現社會理想與個人理想的統一。因此，民族文化傳承視野下加強高職生理想信念教育尤為必要。

三、高職生理想信念的現狀及原因分析

［摘要］實踐教學在物流管理專業教育中至關重要，本科院校應從專業基本素質實踐教學體系、專業社會認知實踐教學體系等五個方面構建實踐教學體系，并采取措施保障這一體系的落實。

［關鍵詞］本科院校;物流管理專業;實踐教學體系

1引言

進入21世紀，我國物流業進入快速擴張發展階段，2009年3月，國務院將《物流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列入“十大產業規劃”。與此同時，我國政府特別重視物流專業人才的培養，物流專業教育也得到快速發展，物流管理專業從無到有?！度珖咝Ｎ锪鞴芾砼c工程類專業建設及學科戰略發展調研報告》顯示，2013年我國開設物流管理專業的學校達到393個。經過10年的快速發展期，當前我國物流業正處于轉型發展與產業提升的關鍵階段，對物流管理人才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物流管理專業是實踐性與可操作性較強的專業，因此該專業學生特別是本科畢業生除了應掌握系統的物流管理基礎理論和專業知識之外，還應熟悉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中的物流業務流程和運作，具備實際操作能力，能勝任物流業務運營管理、物流系統優化以及物流供應鏈設計與管理等工作。然而由于辦學時間較短等原因，相較于其他管理類專業，很多本科院校的物流管理教學還是偏重于理論教學，實踐教學環節薄弱，培養出來的學生雖然理論功底比較扎實，但實踐能力明顯不足，很難在短期內適應工作，導致很多企業在學生上崗前要重新進行系統的專業培養。因此，如何更好地適應物流業快速發展的要求，構建科學合理的實踐教學體系，培養能夠快速適應工作的應用型高素質人才已經成為本科院校物流管理專業面臨的重要課題。

2物流管理專業實踐教學體系構建

根據國內本科院校物流管理專業課程開設情況，其教學內容通?？梢苑譃橥ㄗR教育課程、學科基礎課程、專業核心課程以及實踐與創新教育課程等。為了提高學生的綜合實踐能力，除了個別課程如運籌學、體育等外，一般都應設有實驗或實踐學時。具體來說，物流管理專業的實踐教學內容體系通常包括專業基本素質實踐教學體系、專業社會認知實踐教學體系、專業核心技能實踐教學體系、專業綜合技能實踐教學體系、專業創新能力實踐教學體系等五部分。

2.1專業基本素質實踐教學體系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與工藝美術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研討會暨2006年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理論委員會年會于2006年11月18至19日在蘇州舉行。本次會議由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理論委員會主辦，由蘇州大學藝術學院承辦。來自各高校及工藝美術研究單位的30余位學者和專家參加了會議，提交論文21篇。蘇州大學藝術學院執行院長李超德主持會議，蘇州大學白倫副校長致開幕詞。蘇州大學藝術學院黨委書記廖軍扼要匯報了該院的發展情況。與會代表在霏霏細雨中，興致濃厚地考察了吳中區光福鎮太湖村、山墩村和太湖度假旅游區舟山村的手工藝。從大會交流情況來看，學者們圍繞年會主題，進行了多角度、寬視野的深入探討，大家秉承關心民間、關注社會的精神和學術傳統，各抒己見，表現出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和傳統工藝美術的高度重視和人文自覺。會議涉及的幾個相對集中的問題評述如下：   一、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問題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在國內剛剛起步，迫切需要人們對此進行理性思考，探尋符合中國實情的客觀規律，深化認識和實踐，避免盲目、機械、片面和功利。與會學者主動站在學術前沿，結合現實，從各個角度討論了這一新課題。   張道一以《非物質文化遺產議》為題，闡發了獨特見解。他認為，非物質文化是相對物質文化而言的，就非物質文化來說，重要的問題不在內容，而在對“非物質”性的理解。在傳統觀念中，像文學、音樂、繪畫、舞蹈等可稱作精神的和非物質的，但工藝美術和傳統手工藝所表現的東西，卻是以“物質”為主的。這是由于所有的藝術表現必有一個“載體”，這載體就是物質。藝術依托物質世界而成立，物質的繁雜決定了藝術的多樣。那么，為何藝術在人們觀念中又分為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呢？張先生認為：這里沒有絕對的界限和標準，主要看藝術的傾向和人們的習慣，就像“日出日落”、“天圓地方”一樣是一種感覺，實際上太陽并非從東方升起，地球也不是方的。由于藝術主要作用于人的情感和精神，故統稱為“精神的藝術”。至于實用性的藝術（主要是工藝美術），它的物質特點顯露得比較明顯，人們也沒有將其視為純然的“物質文化”，一般只稱其為“工藝品”，是物質和精神的結合。由此再看“非物質文化”，其傾向便易理解了。其中，技藝的特點最為明顯，它是一種工藝加工手段，即所謂“心靈手巧”。一方面，只有做出了成品才能顯示出“巧”來；另一方面，它又是長期磨練出來的形成歷史的傳統。過去的師徒制傳承，為了維護其傳統，有些家族式的“絕技”和“秘方”不得外傳，雖有其歷史局限性，卻也充分說明了“非物質遺產”的性質。   中國工藝美術總公司總工藝師朱培初分析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由來、保護的重要性、緊迫性和意義，綜合報告了近年來了解到的中國臺灣、日本、韓國對傳統文化和民族民間工藝的保護情況，指出這些國家和地區對傳統文化特別關注，保護工作起步較早。他特別強調中國臺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在《文化白皮書》中對傳統文化和民族民間工藝所持的新理念。書中指出：一種文化如果只是依賴先人的遺產自豪，是不對的，因為文化不僅是固（原）有的部分而已，它必須是一個有生命的活的文化。要使文化的內涵不只是固守在傳統文物和古代經典的范圍，就必須使文化成為一個具有發展性的形態，讓它充滿生機，有轉換或轉型的可能。要不斷有新的質素參與進來，也要不斷吸納、消融和轉化這些成分，最后自我融匯成嶄新的形態。所以，文化的意義就在于創造可以繼續興起的新文化。   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的引進，對于民族民間文化保護而言，既有積極作用，也有負面影響。特別是保護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備受學者重視。清華大學的王連海發表見解說，提出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的積極意義很明顯，首先引起了業外人士的關注，促進和提升了全民全社會對傳統工藝美術及傳統民間文化的再認識，發揮的宣傳作用不可低估；其次，促進了理論界思維的活躍，引發了專業人士對傳統工藝美術的新思考；其三，對開發保護具體品種確實起了作用，但同時存在的問題也較多，負面影響較突出的是在理論界引起了混亂，至今尚未消除；再者，概念的引進還導致了地方或地區間相互攀比、惡性造假的現象；五是對各地民間美術的破壞相當嚴重，有的品種被列入名錄后反而毀了，形成了摧毀性破壞。西安美術學院的趙農分析了《辛巳年》生肖郵票引發的侵權訴訟民事案，呼吁社會各界關注非物質文化遺產背景中民間藝術的法律保護問題。他指出：社會在界定民間藝術品“原創”或“復制”問題上，在保護民間藝人權利的問題上都存在一定的認識誤區。這與民間藝術品多被確定為“非個人的、連續的、緩慢的創作活動過程的產物”[1]，作者是“創作該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社會群體”[2]有關。概念的不確定，導致了法律保護的模糊和民間藝人權益保護的被動。他進一步指出：對民間藝人權利的有形和無形的侵害剝奪，已非常嚴重。如一些領導和專職人員利用職務權力將民間藝術品變成私人的收藏；主流藝術家在采風過程中的非法律行為；民間藝人自身文化素質的局限；地方政府對民間藝術的粗放式經營等。他認為，對人文學者的關懷，從根本上講是一種對人類文化生態的關懷，這不是抽象的精神，而是實實在在的生存方式?，F階段，大量民間手藝人的生活僅處于溫飽水平，目前最迫切的就是通過手藝致富，而出臺相關的法律是根本問題。山東工藝美術學院的徐思民講述了近幾年考察齊魯民間藝術的概況。他發現：在民間藝術的采訪過程中，的確存在著假調查和賣弄、糊弄的問題。他對傳統手工藝的傳承表示擔憂，認為靠近城市或地處城內和發達地區的一些民間藝術，通過市場經濟運作尚能發展起來，延續下去，但許多地方性的民間藝術則是傳不過來也承不下去。他以山東地區剪紙、泥玩具、旋木玩具、面塑為例，說明民間藝術不是萎縮，而是消失了，這是因為藝人生活艱難，民間藝術作品生存艱難是一個不可抗拒的事實。   #p#分頁標題#e# 也有學者注意到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申報中的問題。湖南商學院的李立芳，以湘繡申遺為例，強調在進行申報同類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時，必須首先廓清藝術的歷史文化淵源，比較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把握自身的文化形態，才能有助于在今后的發展中守住自身的文化優勢。   二、有關傳統工藝美術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傳統工藝美術的可持續發展是工藝美術理論界長盛不衰的話題。但要探討現代社會的工藝美術，首先得加深對古代工藝美術的認識，使認知有一個深厚的基礎。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的尚剛全面考察了古代工藝美術的特點，扼要而客觀地陳述其整體發展脈絡，體現了作者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觀察視角和工藝美術史的研究方向。上海工藝美術職業學院的朱孝岳，則對中國傳統工藝美學思想作了深入探討。他認為，中國工藝美學思想有四大特點“以界他國而自立于大地”。一是禮樂相濟，禮、樂二者統一在產品的設計、制作和使用過程中，體現了中國人既不畏艱難又隨遇而安的特有性格；二是線的舞蹈，中國工藝美術設計講究線的動態、味道，以線表現氣韻，將生活中的變化、情感的起伏化為線乃是了不起的加工；三是中和之美，追求含蓄，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四是天人合一，崇尚自然天性與人力的巧妙結合。   目前，隨著社會的全面轉型，工藝美術將面臨怎樣的態勢？在新形勢下，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清華大學的李硯祖通過實際調研，對現代傳統工藝美術保護與發展遭遇到的三大矛盾及存在的問題作了深入思考。他首先回顧了傳統工藝美術的歷程，對建國以來的工藝美術發展作了分期，在歸納了傳統工藝美術所具有的產業、就業、市場和文化價值后，提出了工藝美術保護和發展存在的三大主要矛盾：其一，經濟產業與文化事業的矛盾。工藝美術的經濟性和文化性，使其常游走于經濟產業和文化產業間，在不同層面上形成了兩者矛盾。因此有必要將工藝美術既看作經濟產業，又看作文化產業，還可將其作為文化藝術事業來認識、理解、研究和扶持，多方面、多角度地認識其本質和特征，從具體工作出發，加以不同處理。其二，技術更新與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矛盾。工藝美術既是物質文化又是非物質文化。它從材料到產品均有顯見的物質內容和形態，而工藝技術、方式方法、過程，乃至設計創意、作品功能都是非物質的。社會的變遷，使工藝美術業在技術層面上遭遇到機械工藝取代傳統手工技藝、一些傳統工藝失傳或消亡的問題，形成了技術更新帶來的對傳統工藝技術保護的矛盾。為此，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工藝技藝保護，應有傳統的和手工的兩種限定。若不注重對手工性的保護，最終將導致傳統工藝美術的消亡。其三，文化變遷與傳統工藝美術傳承的矛盾。工藝美術的傳承是內在文化的傳承，要求其不變，而文化的總體趨勢則是變，這就帶來了矛盾?，F代社會，工藝美術傳承的目的是文化保持，同時它亦有為當代生活服務的創新要求，因此而具有必然性。但這是有限度的創新，是在傳承與保持基礎上的創新。最后，針對工藝美術技藝失傳、后繼無人和傳統技藝、工藝美術大師保護不力等現狀，他呼吁：要從國家層面上關注和解決工藝美術教育發展和人才培養問題，對傳統技藝和大師予以保護，要真正從組織上、制度上、人員安排及資金等方面落實到位，應在各地政府和相關部門的協同下，制定更為細化的具體到保護品種、技藝的方案和規劃。蘇州大學的諸葛鎧結合紛繁的實際情況，在題為“適者生存：工藝美術的蛻變和再生”的發言中對李硯祖提出的問題作了回應。他指出：中國手工藝正面臨著蛻變和再生的考驗。但蛻變并不意味著消亡，而是以新的方式再生。然而，蛻變畢竟是脫胎換骨的改造。他認為，傳統手工藝的市場日漸縮小、對手工藝品價值認識的偏移、手工藝的創作觀念難以與時代同步是手工藝在近代潛在的蛻變因素；與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脫離的產品、“推陳出新”中的誤區必然導致現代工藝美術的蛻變；而再生之路則可通過形式與思想內涵的分離和移植、形式與技藝的分離和移植、形式與實用性的分離與移植等途徑實現脫胎換骨。   此外，還有學者撰文，通過個案對傳統工藝美術發展進行探討。蘇州工藝美術學會的冷堅，以蘇州戲衣業為例，探究其發展及緣由。蘇州戲衣業因昆曲而興，它成型于明代，繁榮于清代，在全國同行中占首位，行業中心地位始終未移。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隨著影視業的興盛，蘇州又成為全國影視服飾的主要生產基地。僅改制后的蘇州劇裝戲具廠，劇裝戲具的產銷量就占全國總量的三分之一。來自南通藍印花布藝術館的吳元新，書面報告了近30年來對藍印花布藝術的調查、實踐經歷和對其現狀的認識。他說，藍印花布已伴隨江浙百姓走過了近500年歷史。20世紀70年代始，藍印花布在沉寂后借助外銷而求得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南通工藝美術行業對藍印花布進行了挖掘、研究、收集，開發設計了一系列新品。但近年來，藍印花布卻因缺少銷售渠道而陷于困境，為此，他呼吁積極搶救藍印花布藝術。   三、有關工藝美術教育和工藝美術理論研究方法的問題   藝術可以解救人類精神生活的危機，為此，工藝美術教育問題同樣受到了與會學者的關注。湖北美術學院的張昕從文化自覺高度，就高等教育改革中應如何將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并重，強化對文化自覺意識的培養，在人文學科中開設人類文化遺產課程，建立文化遺產與知識體系的聯系等問題展開了深入討論。山東藝術學院的許大海重新審視了藝術設計教育的現狀，闡明了建立藝術設計比較教育體系的必要性，分析了比較視野中藝術設計教育模式構建的理論框架和基本內容，提出了建構符合中國特色的藝術設計教育創新模式的新觀點。蘇州職業大學的濮安國，作為中國明式家具研究所所長，介紹了該所的發展計劃和目標：對在高校中引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機制作了有益探索。   工藝美術理論研究方法的出新，對于跳出舊框框，促使研究工作逐步深入具有重要意義。蘇州大學藝術學院的張朋川，引用最新材料，從湖南寧鄉銅器群發掘談起，以商代青銅虎卣為個案，對青銅藝術研究方法進行了思考。他認為，青銅器紋樣的組合應有一定的規律性、地域性，不是任意的。而考古的類型學方法卻將器型與花紋分開研究，我國的工藝美術史沿著考古思路來編青銅藝術，造成了青銅藝術研究中的一大問題。此外，中原是最早擁有青銅容器的，該地方恰恰不產銅。而湖南寧鄉卻出土了300多件銅器，其成分與中原的不同，并發現了古礦。這是否意味著到了商代晚期，作為一個方國會不會生產銅器呢？他獨到的分析、介紹和由點而及縱橫，再行融合的研究方法，對在研究方法上多加探索，由此提高整體研究水平無疑是很好的啟迪。#p#分頁標題#e#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的王連海以南宋畫家李嵩《貨郎圖》中的玩具為研究對象，對其中的風箏、泥人和不倒翁、撲撲噔、撥浪鼓、風車、鳥籠等六類玩具之樣式、形態、材料、工藝、功能、用途、發展歷史進行了解析，圖文互證，體現了工藝美術史研究的一種深化。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的尚剛，以“一幅巨作，幾點猜測—關于大都會博物館藏元代刻絲大威德曼荼羅”為題，對作品完成時間、開機時間、御容織于哪里、出自哪個作坊、性質作了詳細考定，將原本是一篇文章的一個注充實成了一篇新論文。態度科學嚴謹，重視材料的搜索考辨，細密求證，精深而有新解，對工藝美術史的治學有積極影響。   在涉及到對民藝的田野調查方法時，張道一語重心長地指出，過去，我們研究時，多注意于藝術的外在形式，對于制作藝人及其技藝和藝術思想挖掘不夠。今后，一定要關心它的制作者是怎么想、怎么做的，關心做的方法和技巧。護樹要護根，保標要保本。徐思民則提出，民間藝術很豐富，有些在文獻資料中很難查到，但藝人卻能自圓其說，有頭有尾。搞民藝調查，就是要把民間藝人的境界、味道記錄到位，而不是帶著現代人的審美觀念走馬觀花，那樣是無法把握民間藝術本質和真諦的。浙江工業大學藝術學院的袁宣萍，以撰寫《浙江絲綢文化史》的體會，提出在工藝美術調查中當注重行業神崇拜、與行業相關的神話與傳說、行業生產與生活習俗、古老的傳統工藝等非物質文化遺產，因為這些都是我們祖先的智慧結晶。   四、特點、展望和發展方向   蘇州大學藝術學院執行院長李超德在會議結束時說，這次年會是一次高端會議，既有老一輩理論家，也有國內中青年一代的專家，機會難得，受益匪淺。會議討論的內容十分廣泛，上至產業政策、宏觀理論，下到具體的一件作品，既有宏觀思考，也有考據派的論述，是研究方法的一種學習。他指出，本次年會還是一次新的開端，大家集中起來討論非物質文化遺產有關問題，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把民族精神留住，把民族脊梁留住，把民族傳統留住。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理論委員會副主任張夫也在會議閉幕之際發言，他認為本屆年會開得非常成功。不僅來了不少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說明他們十分關注會議主題，還出現了很多年輕的新面孔，證明大家對熱門話題非常關心。中國工藝美術學會學術部主任盧瑩的發言反映出她對工藝美術的未來充滿信心。她為專家學者都在關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工藝美術的可持續發展而感動。她覺得特別可喜的是，原先大家都以為工藝美術技藝留下了，但文化失去了，工藝美術藝人很無助?，F在有這么多人都來研究工藝美術的發展，工藝美術將擁有更好的前景。   綜觀本屆年會，學術前沿性得到了充分體現，達到了舉辦者的預期目標。年會主題促使與會學者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統工藝美術可持續發展進行了新的探索。而新情況的出現，新問題的提出，新視野的拓展，新方法的運用，使得實證研究和理論建構都有所深化，今后的研究將在以下幾方面深入：   1.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如何強調理性，堅持人本原則和人文立場已成為重大課題。怎樣尊重民眾的權益，實現理性保護和完整的人文關懷，避免因保護而犧牲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避免將文化保護變為文化踐踏或生態破壞將成為研究和實踐的熱點。與之相關的保護中的共性與特性研究，如何因地制宜地運作，張揚文化個性，體現文化遺產價值也將得到深入的探討。   2.新時期，傳統工藝美術原生態的衰落和蛻變形態的衍生兩種基本態勢仍將持續下去。如何在蛻變過程中保留傳統文化形態活的精神，怎樣以傳統形式承載新的內容，怎樣正確處理原生態與蛻變形態、手工技藝與機械生產、保護與開發、傳承與變異等一系列矛盾，使傳統工藝美術融入現代生活，怎樣在不同的理論層面上觀照傳統工藝美術，都將成為探索熱點。   3.理論研究方法上，加強尋因尋根意識，提倡多元方法的碰撞與互補，使研究成果富有個性也是一個動向。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理論委員會副主任張夫也在年會上號召大家，傳統工藝美術，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文化形態，對它的保護搶救研究非常重要，關系到民族文化、傳統文化的存亡問題。此事迫在眉睫，現在不做什么時候做？我們不做誰來做？我們肩頭的責任重大。希望我們以此召喚為動力，辛勤耕耘，并期待下屆年會結出更加豐厚的學術成果。

摘要：從培養慣例來看，大三大四高年級學生的課程通常以專業選修課為主。但在實踐中專業選修課的教學效果往往不盡如人意。客觀原因在于，高年級學生的時間有限，必須針對這一具體情況設計信息更加密集，轉化效率更高的課程。專業選修課的沉浸式融合是多門選修課的有機結合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決問題，在實踐中也取得了正面效果。其思路值得重視和優化。

關鍵詞：專業選修課；沉浸式教學；課程融合；畢業論文

從國內大學培養方案的慣例來看，一二年級主要以公共課、必修課和通識選修課為主，注重基本專業知識的體系性建構；三四年級則開始向專業選修課傾斜，注重建立在學生興趣基礎上的差異化培養。以西南政法大學哲學專業為例，三年級安排了《文化哲學》《法哲學》等一系列部門哲學專業選修課，以及《文獻檢索與論文寫作》《就業指導》等工具性選修課。但實踐中卻存在不少問題，如選修課到課率低，學生積極性差。結果導致高年級的專業選修課和工具選修課在老師和學生眼中處境尷尬。學生為了掙學分勉強出勤，老師由于缺乏嚴肅的聆聽者而意興闌珊，兩者共同形成了所謂的“大四現象”。［1－2］為此，我們在三年級下期的《法哲學》專業選修課中以畢業論文設計為模擬對象，嘗試了沉浸式的選修課多課程融合的教學實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相關的做法值得借鑒與審視。

一、高年級選修課處境尷尬的主因

從理論上講，“專業主干必修課”＋“專業部門選修課”的專業課程設置是尊重專業學科規律，尊重學生自主意愿的合理選擇。專業必修課提供各個專業基本的知識體系，專業選修課則照顧到了學生的興趣方向。但在教學實踐當中專業選修課的實際效果卻遠遠不如理論上那么美好。據調研報告顯示，八成左右的學生具有明確的選修意愿［3］，不過選修課的實際效果卻難以獲得多數學生的認同［4］。排除選修課體系設置不科學，比如內容重復、先難后易；教師積極性不強，比如備課成本和產出收益不成正比；高年級學生管理松懈等外在偶然因素，我們認為造成專業選修課“失格”的客觀原因有兩個方面。第一，高年級學生面臨升學、就業、職業資格認證考試、畢業論文設計等多方面的任務，專業選修課程雖然數量不多，但相對高年級學生對時間的分配和權重而言，仍然顯得過于繁重。在眾多任務當中，能夠分配給專業選修課的有效時間非常有限，因此在大三大四仍然指望學生全身心投入專業選修課程的學習，這是不現實的。第二，由于專業選修課本身屬性，難以同主干課一樣具有較高的信息有效率。簡單地講，相比于主干課程，專業選修課的開設范圍有限，并且各個專業選修課傳遞的信息范圍較窄，往往并不適應于本專業的每一個學生，或者說對不同學生的有效性差異較大。對于相當部分學生來講，專業選修課有效信息產出率低下，是一種不經濟的無奈之選。

二、課程有機融合的解決思路

專業選修課相對于專業主干課程具有補充性、靈活性、趣味性等特征。但由于升學和就業壓力，高年級本科生學習目的和動機明顯向實用方向傾斜，更愿意把精力集中在服務于各類考試的課程上。所以高年級專業選修課通常被當成“休閑課”“水課”，教學效果自然不會理想。專業選修課的理論價值和它的實際境遇天差地別，這個問題的成因是多層面的，消解這個問題辦法也是一項系統工程。但毫無疑問，其中重要的一環是專業選修課的突破創新。雖然高年級選修課課程數量較多，但單個課程的覆蓋面和信息量相對主干課程極其有限。如何在“專業主干課＋專業選修課”的框架下有效改變這一局面呢？我們認為課程的有機融合是最有可能成功的改革思路。如果專業選修課的課程融合能夠做到一方面減少學生的必要課時，一方面又能夠保留幾門被融合課程的核心內容，強化信息供給的效率，那么問題就能同時得到解決。這里的關鍵在于，如何從課程設計的層面上提高專業選修課的信息供給效率。就此問題，先對相關成功經驗進行考察。國外著名學府的選修課設計大多具有課程功能多元化，課程內容專題化，注重學科交叉的特點。［5］專業選修課設計向更加符合學術研究和社會實踐所需要的“問題導向”傾斜，表現為課程的“部門化”和“領域化”。這在國內也并非新鮮，原因在于專業選修課的部門化符合當下主動學習的理論。建構主義的學習理論認為，學習本身不是外界知識信息刺激心靈從而產生理解。理解的機制不是被動接受，而是主動統攝和涵蓋。當代學習和認知理論中的重要一派，建構主義學習理論認為，習得知識的關鍵在于新知識在原有知識結構基礎上的建構和生長。與這種學習觀相契合的方法則強調探究、合作、自主的主動學習，而非知識傳輸的被動學習［6］。按照學習者主動建構知識的觀點，教學所提供的無非是知識生長的平臺。相比以客觀知識體系為平臺，以對問題理解和闡釋為平臺，顯然同主體的聯系更為緊密。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是理解和解釋的主觀性所在。所以，專題化、問題化的課程總體上更能喚起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然而，僅僅在課程內容上具有“問題意識”，還不足以保證每個人都積極參與，主動學習。教學實踐也表明，部門化的選修課程也的確不能保證良好的教學效果，當然，這同學生、教師、管理等因素也有直接關系，但如前所述，偶然性和主觀性因素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問題的關鍵在于，適合主動學習的學習對象并不必然引起切實的主動學習和有效的主動學習。為此，我們的課程改革思路是把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教學實踐往前推進一步，以一種沉浸式的，或者說“角色扮演”的教學方法，通過師生之間共同實踐的方式，利用教師對相關問題的主動學習動機和知識建構經驗，為學生提供參考。簡單講，教師除了傳達必要的體系知識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共同的學習研究實踐中傳達理解、分析和解決問題的經驗。相比于一般的經驗交流，沉浸式體驗教學所傳達的經驗是在相似背景、相似處境、相似語言中的，是更容易被理解接受的。結合國外選修課的成功經驗以及當代教育理論，啟發我們設計一種沉浸式的課程融合模式。具體講這種模式包含三個步驟，第一，設計部門化、領域化、問題化的教學內容；第二，由教師賦予學生一種特殊的身份或任務；第三；教師引導、伴隨學生完成身份或任務要求的相關體驗。按照這種思路，我們能用一門選修課的課時涵蓋多門選修課的重要信息，并通過“問題化”和“體驗式”的課程設計，有效地實現多門課程的教學效果和教學目的。

提要:

傳統主流社會學理論更多關注的是社會結構的宏大問題，而將文化邊緣化，社會結構對于文化具有霸權。一些人類學研究范式強調，文化就是錯綜復雜的綜合體，文化就是一切，有泛化、模糊文化與社會關系的傾向。文化和社會概念及其關系在不同的學科范式中表現出較大差異。隨著文化因素對社會研究的沖擊，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家亞歷山大提出了文化社會學研究的強文化范式，強文化范式注重文化的自主性。分析強文化范式在社會學理論中的發展歷程，綜合思考、梳理文化與社會關系在社會學理論流派中的表現，進而反思文化在社會理論中的地位，最后論述文化研究的分析性二元論及文化與社會的互構關系。

關鍵詞:

文化;社會結構;分析范式;超越

一、引論

現階段文化因素對社會造成了一種新的沖擊，隨著當代文化的深入發展，人的智力活動的進一步發揮，社會結構和文化以及個體行動者的行動過程都進一步復雜地交織在一起。而在這種交錯過程中，人的創造性活動和各種精神心態因素，不論就其廣度和深度而言，都以空前的影響力占據了主導地位。文化已經成為經濟活動的重要產品和工作機會的重要來源。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社會學那種把社會結構和文化當作兩類不同的體系，或者把人的行動同文化的因素區分開來加以研究的做法，顯然已經不能有效地貫徹到當代社會的研究中去。社會學在不斷成熟的過程中，面對自身無法用結構解釋的諸多難題，轉而向文化解釋尋求智慧和靈感，稱作“文化轉向”［1］340。文化在社會理論中的爭論一直不斷，只是有些理論避而不談。文化始終是社會學最基本的學術組成要素，是研究人與自然關系、人與社會關系以及理解人類自身的基本視角和路徑。“‘文化研究’也越來越被視為能夠連接我們對歷史、文本和社會生活的理解的重要途徑。”［2］“但遺憾的是，在社會學理論的發展史中，學科的慣例讓社會學理論家們更多的關注是‘社會’、‘結構’、‘群體’之類的宏大問題。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文化’才逐步成為新一輪學術研究的焦點，社會學理論才重新審視和考量‘文化’這一概念的含義，以及它在整個社會學學科中的地位和價值。”［3］307

二、社會學視野中的文化

一、緊扣教材內容進行德育滲透

教材是廣大教育專家和學者精心編制的教學資料，蘊含著極高的教育價值，其中也包括德育價值。例如，七年級第六單元《愛我中華》、九年級第四單元《情系中國》、第五單元《走向明天》，通過這些內容的講解，學生能夠初步認識到社會主義的一些基本常識，了解現階段我國的基本國情，總結出一些社會發展趨勢，這樣的教學內容一旦深入下去，可以讓學生自然地樹立崇高的社會理想，不斷增強社會責任感。學生會通過這些內容的學習逐漸樹立起國家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進而產生努力學習，立志做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和接班人的理想。因此，作為教師，我們要積極利用教材資源，緊扣教材內容對學生實施德育滲透，深入挖掘教材中這些可以利用的德育資源，通過讓學生撰寫學習心得、小論文的形式來深化德育效果。

二、以豐富多彩的課堂教學形式滲透德育理念

德育活動中一個關鍵詞就是“滲透”，相較于智育，德育更需要學生主觀能動性的配合，“生塞硬灌”在德育活動中很難行得通，也不可能取得預期的德育效果。因此，在德育活動中，我們更加強調“滲透”的方式。而要想實現滲透，首先需要學生主動接受，怎樣才能讓學生主動接受呢?這就是對教師最大的挑戰了。按照傳統的灌輸式的教學方式，學生很難會產生興趣，這樣也就談不上主動接受了。因此，在課堂上，教師要注意結合學生的興趣，開展一些容易為學生接受和喜愛的豐富多彩的課堂教學形式，讓學生在豐富有趣的課堂教學形式下自然實現德育滲透，實現德育目標。例如，在給學生講到《與誠信同行》這節內容時，針對身邊和社會上普遍存在的一些不誠信現象，如撒謊、作弊、虛假宣傳等問題，筆者組織學生開展了一次以“誠信”為主題的班會活動。由于活動形式新穎有趣，引起了學生積極的反響。在班會中，很多學生都積極發言，針對各種不誠信的現象進行深入分析，了解誠信的意義和不誠信帶來的后果。在發言的過程中，有個學生還提出了一個截然相反的觀點:“有時候撒謊也是一種誠信的表現。”聽到這名學生的觀念，很多學生都很吃驚。這時候，筆者則微笑著鼓勵這名學生，讓他舉一個“撒謊也是誠信的表現”的例子，于是這名學生講出了自己親身經歷的一件事情:在一次放學的路上，有幾個人突然擋住了我的去路，其中一個看起來很和藹可親的阿姨問認不認識某某同學，說她是這名學生媽媽的同事，是來代他的媽媽來接這名同學放學的，現在找不到人，問我知不知道這名同學家的電話號碼。因為擔心這些人是壞人，直接拒絕又怕受到傷害，于是我報給他們一個假的電話號碼，雖然我這次撒謊了，但是我認為這反而保護了同學的安全，自己算得上是一個信得過的朋友。聽到這個真實的經歷，學生對“誠信”又有了更加深入的認識。就這樣，在不斷的發言和辯論中，學生逐漸對誠信有了更加直觀深刻的認識，逐漸在各種誠信或者不誠信的真實事例中體會到了“誠信乃立身之本”的道理，比起教師直接告訴學生要“做一個誠信的人”之類的道理灌輸，通過事例分析論證，學生的誠信意識更容易自覺地樹立起來。

三、在實踐中踐行德育理念

任何理念都需要借助于實踐活動才能最終產生價值，同樣，德育理念也需要實踐活動才能產生道德價值，并且比起理論上的道德，實踐活動中的道德活動更容易增加道德教育的可信度。在初中階段，大多數學生的生活形式都較為單一，這樣就造成了很多學生都缺乏社會實踐的經驗和機會，只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這種實踐機會的匱乏導致學生課堂上接受的一系列教育活動，道德觀念難以得到實踐與證明，從而使得德育活動總是停留在表面，難以內化進學生的內心。因此，作為教師，我們要努力為學生多創造一些參與社會實踐的機會，通過開設選修課程、組織學生開展社會調查、參觀訪問等形式，讓學生在實踐中去驗證課堂上學到的知識，實現知與行的統一，最終在實踐中確定正確的道德信仰和道德理念。

四、結語

作者：陽玉香 單位：衡陽師范學院

隨著知識化、信息化時代的來臨，社會對人才素質的要求發生深刻的變化，不僅要求知識和技術過硬，還要有創新的理念和意識，需要復合型、創造型的人才。同志在全國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會議上指出，如何培養人是我國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發展中必須解決好的根本問題。大學生是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素質人才的主要力量。因此，我國高等教育教學要應用于大學生素質拓展中，以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

一、計量經濟學教學應用于素質拓展的意義

大學生素質拓展計劃是以培養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素質為核心，以培養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為重點，按照現代人才資源開發的思想和理念，為大學生的綜合素質培養進行科學的規劃、個性化的培養和綜合性的開發[1]。素質拓展教育是體驗式教育的一種，心理學研究表明，人們不時看到的信息能夠被記住的不超過30%，聽到的信息能夠被記住的不超過50%，而親身體驗的信息則可以被記住90%以上。體驗式教育通過游戲、模擬治理等參與者樂于接受的形式，帶來的沖擊力更大、體驗更深，因此，轉化為行動的可能性也就會更大。計量經濟學是經濟學、數學和統計學三者的結合[2]。學生學習時面臨著大量數學公式推導，各類統計量的選取與設定，繁雜的數據演算，復雜的模型參數計算與檢驗，普遍存在畏難情緒，學習興趣不高；在畢業論文寫作中，很少有學生運用計量經濟學理論來分析問題。但計量經濟學在經濟學科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它是經濟學門類各專業的共同核心課程之一，而且計量分析方法已經成為學術研究的規范和語言，據統計，在1984—2007年《經濟研究》刊物上發表的近3300余篇論文中，以計量模型作為主要分析方法的論文占到53%。因此，計量經濟學已經成為經濟管理學科中的顯學，計量經濟學在教學和科研中的擴張已經成為一種趨勢[3]。因此對高等院校計量經濟學的課程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學目標不能僅定位于讓學生學會理論知識和方法，更應在綜合素質培養目標的指導下，努力通過實踐教學的合理組織，培養學生積極思考問題和靈活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能力，進而促進學生創新思維的形成和綜合素質的提高，即計量經濟學教學應用于大學生素質拓展中成為必然。

二、計量經濟學教學應用于素質拓展的現狀

高校的擴招出現了人才結構性過剩的局面，為了適應需求，我們的教學必須應用于素質拓展中。為此，我們對計量經濟學教學應用于素質拓展中的狀況進行了調查研究。調查采用非概率抽樣中的定額抽樣，問卷調查和走訪調查相結合?？紤]到通常是第5學期開設該課程，對學院的經濟學和國貿專業的部分大三、大四學生進行了調查，共發放問卷200份，調查問卷采用書面和電子郵件的方式發放。通過篩選和邏輯校驗，得到有效問卷182份，有效率為91%，保證了科學性、嚴謹性和代表性。問卷回收后，用excel進行數理統計。走訪12人。座談約50人，在一定范圍內對其他調研方面予以完善和補充。

（一）計量經濟學教學應用于素質拓展的必要性從表1可以看出，認為非常需要的占48.9%，認為比較需要的占44.6%，總計93.5%的學生認為計量經濟學教學有必要應用于素質拓展中。這說明學生意識到了社會人才需求要求的提高，只有努力把自己培養成高綜合素質人才，才能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