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論文范例

一、人民幣升值的概述

到目前為止，人民幣匯率已經進入了“6時代”，相比多年之前的“8時代”，人民幣已經在全世界人民的關注下升值了許多。中國作為世界經濟大國，人民幣的匯率有著重要經濟意義，因此人民幣匯率劇烈上升這一變動會牽動全世界的神經。在這樣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的升值也對我國的金融領域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各種影響。

二、人民幣升值的原因分析

（一）人民幣升值的內部原因

考慮人民幣匯率的上升原因，首先必須將我國政府近年來對通貨膨脹率上升的有效抑制考慮在內，通脹率的相對穩定，與人民幣升值有著相當直接的關系。所謂通貨膨脹，就是市場上流通的貨幣量大于其理論需求量，造成貨幣價值下跌，物價上漲。盡管自2003年以來，我國迎來一波又一波的漲價狂潮，在2010年的10月，CPI指數更是暴漲4.4%，創數年以來的新高，使得各類日用品物價全面上漲。然而也就是在CPI指數不斷上漲的同時，我國中央政府不斷打出“組合拳”，調控物價，2010年11月20日，國務院出臺16項政策措施，力求穩定物價，而《人民日報》等重要媒體也不斷消息穩定民心，這一系列措施都使中國的物價水平得到有效平抑，通貨膨脹率也得到有效控制。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的經濟發展形勢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人民幣的購買力也得到了良好的保證，因此就給人民幣的匯率的上升提供了比較穩定的條件。其次就是我國長期維持外匯儲備的巨額規模。所謂的外匯儲備，就是指外匯在一個國家所持有的國際資產中所占的儲備，外匯儲備的數量對一個國家的金融安全掌控能力有著直接的影響與作用。通常來說，外幣現鈔，外國的有價證券以及國外銀行的存款等都是外匯儲備的主要組成部分。作為經濟總量位居世界前列的我國，外匯儲備的擁有量獨占鰲頭，據有關數據顯示，其余額業已超過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巨額擁有量對人民幣的升值有著巨大的影響，因為巨額外匯儲備的現狀不斷維持，所以流入我國的外匯不斷增多，事實上就會不斷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進而造成人民幣升值的現實。再次則因為我國偏緊縮性宏觀經濟政策的實行。通常而言，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由財政政策、匯率政策以及貨幣政策組成，是我國中央政府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的主要手段與重要方式。為了應對一直以來不斷上漲的物價與通貨膨脹壓力，我國政府近年來主要實行的是偏緊縮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其中的首要表現就是減少人民幣的供應量，控制人民幣的發行與政府貸款的數量，從而穩定物價，提高人民幣的購買力，進而穩定社會秩序，促進就業。我國緊縮性的宏觀經濟政策造成的直接結果就是政府財政支出的減少與存款準備金率的提升，這使得銀行利率上升，人民幣升值。人民幣的升值則會直接導致人民幣匯率的上升。

（二）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原因

從外部原因而言，貿易順差的不斷擴大是導致人民幣升值的重要因素。所謂貿易順差，就是指一國在一定時期內，出口數量總額超過進口數量總額，即國際貿易上的“出超”，處于貿易順差地位的國家，通常在對外貿易中處于優勢地位。由于我國出口貿易的結構性原因，一直以來，我國都處在貿易順差地位，出口總額大于進口總額，這是由我國勞動力成本比較低、供應能力比較強、國際市場對我國產品需求量比較大等多方原因共同造成的。然而也正因為我國貿易順差不斷擴大，這使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相關產業承受到了巨大的壓力，為了增加本國的就業機會，扶持本國相關產業發展以對抗中國產品與產業對國內市場的沖擊，他們必將不斷向中國施壓，給人民幣造成升值的壓力，從而使中國的出口產品提高價格，減輕他們本國產業與產品所受到的壓力。因此，在各方面因素的影響下，人民幣匯率上升。

摘  要：由于人民幣升值與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的升值有許多相似性，因此，本文從中日兩國貨幣升值的初始條件、應對措施與效應等方面入手，對日元升值與人民幣升值對對外貿易影響進行全面深入的比較研究，以期為有效地化解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不利影響，實現我國經濟實現平穩較快發展提供決策依據。

關鍵詞：日元升值；人民幣升值；比較

    人民幣升值問題已引起了國內外的高度關注。人民幣升值將會對我國的對外貿易產生巨大影響甚至是嚴重后果，尤其是在世界經濟還沒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的背景下更是如此。有效地化解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不利影響是我國經濟實現平穩較快發展的重要一環。由于人民幣升值與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的升值有許多相似性，因此，從貨幣升值的初始條件、原因及應對措施等方面入手，對日元升值與人民幣升值對對外貿易影響進行全面深入的比較研究，有著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中日貨幣升值的背景比較

    1．日元升值的背景

    （1）日元升值的國際環境

    日元升值的國際環境源于20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周期性經濟危機，由于美元匯率高估，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嚴重。同時，日本在美國的直接投資也不斷增長，日本積累起的巨額經濟財富使其成了世界級的銀行家，而同時美國也失去了世界放貸者的地位，成為了日本最大的債務國，這就加劇了美日之間的摩擦。

摘要：

當代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現狀表現在資本跨境流動規模不斷擴大、資本國際流動速度加快、國際金融自由化浪潮高漲等方面。隨之而來國際金融體系也存在諸多問題，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嚴重失衡的狀況下，身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最切實可行的方案還是積極參與國際金融的合作與協調。

關鍵詞：

國際經濟治理；金融自由化；金融創新

一、引言

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各國經濟面臨諸多問題，國際金融體系日益失衡，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也面臨著國際收支失衡的問題，如何去規避主要匯率波動給中國帶來的風險，如何去更好的參與世界貨幣體系的重新構建是我國急需解決的問題。因此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要了解當代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狀況，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存在的缺陷，并且參與到多邊金融體系治理中。

二、當代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

匯率作為聯系國內外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的重要紐帶，是開放經濟中居于核心地位的經濟變量。一國匯率制度的變動會直接影響國內經濟和對外經濟貿易往來以及一國金融體系的穩定完善，主要國家的匯率制度還會直接影響世界經濟的發展。因此匯率制度的選擇和改革是國際金融領域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是我國經濟走向開放過程中無法繞開的重大理論與現實課題。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告，宣布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此次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在我國復雜的社會經濟領域和新型發展的金融市場中間翻開嶄新的一頁。自此，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擺脫長期在8.27附近的徘徊，開始了持續的升值過程。2006年5月15日一舉突破1美元兌8元人民幣大關，截至2008年第三季度初，與調整初期8.11元的匯價相比，人民幣相對美元累計升值15.4%，2010年全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幅度為3.1%，2011年4月29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一舉突破6.50重要整數關口，2011年前4個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累計升幅已達1.9%，加速升值態勢明顯。值得注意的是，自2011年8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突破6.4關口后，近半年時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始終于6.3至6.4區間反復震蕩，雙向波動特征十分明顯。時至2012年2月10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首度升破6.30，步入6.2時代，再創2005年匯改以來新高。分析人士認為，人民幣升破6.3關口一定程度上打開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繼續走強的空間。經濟學家也表示，美元已進入調整期，在美元走勢疲軟，中國經濟數據好于預期，以及國家領導人訪美的因素帶動下，人民幣中間價之后還有可能不斷創出新高，承受升值壓力。作為國內外經濟“橋梁”的匯率是一個國家進行國際經濟活動時最重要的綜合性價格指標，在國際金融和國際貿易中執行著價格轉換的職能。各種宏觀經濟變量、微觀經濟因素及其政策制度的建立都會通過種種途徑引起其變動，而它自身變動也會對一國經濟產生諸多方面的影響，而一直以來，人民幣匯率問題都是中美等國家貿易摩擦的焦點。   匯改后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變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勢必產生重要影響，了解這些影響體系，就能夠完整認識開放經濟的運行特點制定相應的執行政策。本文基于事件研究方法，將“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看作特定的經濟事件，選取我國對外貿易中的“出口貿易”為研究對象，采用匯改后相關時間段的出口貿易數據，建立統計計量模型，就“匯改事件”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進行實證研究，最后在研究結果的基礎上給出相關政策建議。   1事件研究方法   事件研究［1—4］(eventstudy)方法最早是由Fama和Roll等人在1969年分析股票拆細信息對股票價格的影響時提出。其原理是根據研究目的，選擇某一特定事件以研究事件發生前后某一段時間內樣本股票價格或者收益率的變化，進而解釋特定事件對樣本股票價格或收益率的影響。此后事件研究方法被普遍應用于與企業有關事件和經濟類事件的分析中，例如公司兼并與收購、盈利公布、新股增發、財務報表公布、資產重組、宏觀經濟變量和政策的變化等事件對股票價格的影響。綜上，事件研究方法主要是指應用社會經濟及金融市場的時間序列數據來研究某一特定的經濟事件對其中目標對象的影響。就目前國內外研究狀況來看，事件研究方法也大都被應用到研究與股票價格相關的特定事件對股價及其收益率的影響［5—10］。一般而言，事件研究包括定義事件以及事件研究窗口、選擇研究樣本對象、選擇度量正常變化值的模型、估計異常變化量、檢驗異常變化量的顯著性、結果與解釋等幾個步驟。   1.1定義所要研究   的具體事件及其相應的事件窗口根據研究目的選擇特定的事件或者信息，然后就研究目標對象對事件或者信息的反應程度，確定對其進行檢驗的時間區間，這個時間區間稱為事件窗。事件分析的時間軸可表示如圖1。用t=0表示事件發生日期，t=T0到t=T1表示估計窗口，t=T1到T2表示事件窗。設L1=T1－T0，L2=T－T1分別表示估計窗和事件窗的長度。位于事件窗的異常變化用于衡量因事件發生而對研究對象的影響程度，估計窗口用于衡量事件未發生時的正常變化。如果還考慮事件對目標對象以后的更長影響則還可以設定從t=T2+1到t=T3為事件后窗口。   1.2正常預期值和異常變化量的度量   為了評價特定事件對所研究目標對象的影響，需要對異常變化量進行度量。假設事件沒有發生或沒有這個事件時，此時研究目標對象的值稱為正常值，一般用事件沒有發生時的預期值E［Vt|It］來表示。但現在由于事件發生了，其值成為事后或實際值Vt，異常值AVt則可表示如下:AVt=Vt－E［Vt|It］，t∈［T1+1，T2］(1)顯然如何設計和選擇計算正常預期值的模型是整個事件研究法的基礎性步驟。在計算正常預期值時，可根據研究事件和對象數據變化的不同選擇合適的預期模型。   1.3檢驗異常變化量的顯著性得出研究結論   得到異常變化量AVt序列后，就可以設立合適的統計檢驗量或者計量統計方法等對其顯著性進行檢驗，根據檢驗結果可以得到實證研究結論。   2實證研究   根據事件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論原理，以“2005年7月21日央行宣布人民幣匯率制度進行改革”這一公告事件為特定事件，選擇對外貿易出口為研究目標對象，通過設定事件各窗口的時間區域選擇相應數據建立度量正常預期值的計量模型，然后計算異常變化值，最后檢驗得出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后匯率持續升值變動對外貿出口影響效應的相關實證結論。   2.1數據選取與分析處理   中國人民銀行于2005年7月21日宣布新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隨即人民幣升值約2%，考慮傳導時滯，選取1999年1月到2005年7月為“匯改事件”的事件估計窗口，區間共計79個我國出口貿易額的月度數據，用于度量預期沒有發生“匯改事件”時我國貿易出口額的實際演變狀況;因為統計計量模型的預期值會隨著區間增大而精度逐漸降低，故選取2005年8月至2008年7月為此“匯改事件”的事件窗口，區間共計36個出口貿易額的月度數據，用之與度量預期的出口額進行比較，以考察其它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匯改后人民幣浮動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效益。就國內、外經濟環境來看，此研究期間也沒有再度發生影響我國進出口貿易狀況的“大事件”，因此在研究結果的檢驗部分統統將之納入隨機擾動范疇。圖2為1999年1月至2008年7月我國外貿出口額的月度數據演變趨勢圖，由圖可知，外貿出口額的月度數據有著顯著的季節趨勢和長期增長趨勢，季節趨勢中每年春節期間是我國出口貿易額的低谷，其余基本保持循環增長態勢。根據出口數據的實際特征，首先對原始出口額月度數據序列EXt進行對數化處理，消除其可能的異方差;再對其進行k=12的季節差分，得到對數同比增長率序列Rt定義如下:代替出口額原始數據，下面全部采用出口貿易額的月度對數同比增長率Rt來進行實證研究。加以區別，將估計窗口區間的對數同比增長率Rt標記為ERt，時間窗口區間的對數同比增長率Rt標記為RRt。因為要用估計窗口區間的數據進行預期度量模型的構建，出于實證數據平穩性的考慮，用ADF單位根檢驗法來考察估計窗口對數同比增長率ERt及其一階差分的平穩性如圖3所示。從表1可以看出，原序列ERt的ADF檢驗值都大于各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顯示序列不平穩。而其一階差分序列ΔERt的ADF檢驗值在1%顯著水平下顯著，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為平穩序列。ERt為一階單整I(1)序列，下面就通過平穩序列ΔERt進行事件估計窗口中度量模型的構建，然后對事件窗口中“沒有事件影響”情況下的出口額對數同比增長率E［RRt|It］進行預期度量。#p#分頁標題#e#   2.2預期度量模型的構建與結果檢驗   ARMA類模型是一種精確度較高的時序短期預測方法，其原理簡單，應用方便、易于估計。因此實證將根據事件估計窗口時序數據的具體特征建立ARMA類模型作為預期度量模型，用于對沒有“匯改事件”影響下出口貿易額的對數同比增長率進行預期度量。   2.2.1模型介紹   ARMA模型有三種基本類型:自回歸(AR:Au-to-regressive)模型、移動平均(MA:MovingAverage)模型以及自回歸移動平均(ARMA:Auto-regressiveMovingAverage)模型。(i)自回歸(AR:Auto-regressive)模型。時間序列Yt是它的前期值和隨機項的線性函數，一個p階自回歸模型AR(p)的表達式為:Yt=c+φ1Yt－1+φ2Yt－2+…+φpYt－p+εt(3)實參數φ1，φ2…，φp稱為自回歸系數，是模型的待估參數。隨機項εt是相互獨立的白噪聲序列，為E(εt)=0，Var(εt)=σ2的正態分布。隨機項εt與滯后變量Yt－1，Yt－2，…Yt－p不相關。記Bk為k步滯后算子，即BkYt=Yt－k，則式(3)模型可表示為:Yt=φ1BYt+φ2B2Yt+…+φpBpYt+εt(4)令φ(B)=1－φ1B－φ2B2－…－φpBp，式(3)模型可簡化為:φ(B)Yt=εt(5)AR(p)平穩性條件為特征方程φ(B)=1－φ1B－φ2B2－…－φpBp=0的根均在單位圓外，根倒數全在單位圓內。(ii)移動平均(MA:MovingAverage)模型。時間序列Yt是它的當期和前期隨機誤差項的線性函數，一個q階移動平均模型MA(q)表達式為:Yt=μ+εt+θ1εt－1+θ2εt－2+…+θqεt－q(6)實參數θ1，θ2，…，θq為移動平均系數，是模型的待估參數。引入滯后算子，并令θ(B)=1－θ1B－θ2B2－…－θqBq，則上述模型可簡化為:Yt=θ(B)εt(7)(iii)自回歸移動平均模型ARMA(p，q)。時間序列Yt是它的當期和前期隨機誤差項以及前期值的線性函數，即自回歸移動平均過程ARMA(p，q)是由移動平均MA模型和自回歸模型AR組合而成的，ARMA(p，q)表達式為:Yt=c+φ1Yt－1+φ2Yt－2+…+φpYt－p+εt+θ1εt－1+…+θqεt－q(8)實參數φ1，φ2…，φp為自回歸系數，θ1，θ2…θq為移動平均系數，都是模型的待估參數。引入滯后算子上述模型簡化為:φ(B)Yt=θ(B)εt(9)ARMA(p，q)過程的平穩性完全取決于回歸參數(φ1，φ2，…，φp)，而與移動平均參數無關。即ARMA(p，q)過程的平穩性條件為特征方程φ(B)=1－φ1B－φ2B2－…－φpBp=0的根均在單位圓外，根倒數全在單位圓內。上述AR(p)序列的偏自相關函數(PACF)是p階截尾的，自相關函數(ACF)呈指數或者正弦波衰減;而MA(q)序列剛好相反，ACF是q階截尾的，PACF呈指數或者正弦波衰減;ARMA(p，q)的PACF和ACF均是拖尾的。因此PACF和ACF是識別ARMA類模型及其定階的主要工具。   2.2.2模型識別、參數估計及檢驗   由圖4中ΔERt序列的AC—PAC分析圖可以看出，ΔERt序列的樣本自相關系數(AC)和偏自相關系數(PAC)都表現為拖尾性，因此選用ARMA類模型擬合ΔERt序列;又AC在lag=1、7、11、12都明顯不為0，PAC在lag=1，2，3，6，9，11時都明顯不為0，因此需要利用Eviews5.0統計計量軟件對所有可能滯后期的ARMA(p，q)模型進行多次試驗擬合，最后以AIC、CS最小準則和模型參數通過顯著性t檢驗為選擇依據，篩選得到最優模型的參數估計及相關檢驗參考值如表2。由表2各估計系數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同時擬合模型的判定系數R2=0.712907較大，AIC=－3.156843、CS=－2.937862，得到最小，DW=2.231502，特征方程根的倒數都在單位圓內，擬合最后，應該對擬合模型的適合性進行進一步檢驗，即對模型的殘差序列εt進行白噪聲檢驗，若殘差序列不是白噪聲序列，則意味著殘差中還存在有用信息沒有被提取，需要進一步改進模型。常用的檢驗方法為Ljung-Box-Q統計量的χ2檢驗［12］。圖5中最后兩列用于χ2檢驗，包括Q統計量和檢驗的相伴概率。該殘差序列樣本量n為55不是很大，最大滯后期m可以取［n/4］即14，從圖中k=14一行找到檢驗統計量Q的值為6.4377，從Prob列讀出相應的拒絕原假設所犯第一類錯誤的概率為0.598，所以不能拒絕殘差序列εt是白噪聲序列的零假設，檢驗通過。   2.2.3異常增長率檢驗與實證結果   經過對度量模型類別的識別、定階、參數估計和模型檢驗，獲得較大滿意的序列模型后，就可以對2005年8月至2008年7月事件窗區間中假定不受“匯改事件”影響的正常預期增長率序列E［RRt|It］進行預測度量，進而可以和實際增長率序列RRt進行比較，最后得到因為“匯改事件”的發生而影響的異常增長率序列ART．根據式(1)，定義異常增長率序列ARt=E［RRt|It］－RRt。通過Eviews5.0計量軟件可以預測得到2005年8月至2008年7月事件窗區間內的正常預期增長率序列E［RRt|It］，圖6為正常預期增長率序列E［RRt|It］和實際增長率序列走勢變化圖。由圖6可以直觀地看出，沒有“匯改事件”也就是說不考慮此事件影響下的我國對外貿易出口增長率序列的正常預期值大多位于實際出口增長率的上方且垂直間距逐漸增大。前面已經說過二者之間有差距，還并不能說明“匯改事件”對我國出口貿易有影響效應，因為二者間可能存在現實環境下各種各樣的隨機擾動影響及實證研究操作誤差。還須進一步對ARt序列是否為隨機擾動的白噪聲進行檢驗，如果為白噪聲序列則說明在研究期間內“匯改事件”對我國出口貿易沒有影響，反之若檢驗不通過，則說明2005年的匯率制度改革對我國對外貿易中的出口貿易產生影響。圖7是對異常增長率ARt序列進行白噪聲的χ2檢驗結果圖，由圖可以看出，所有檢驗的相伴概率與0無異，檢驗不通過，即可以認為異常增長率ARt序列不是隨機擾動的白噪聲序列。由此說明此次“匯制改革”確實對我國外貿的出口貿易產生影響。根據圖6，出口增長率序列的正常預期值大多位于實際出口增長率的上方，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差距有增大的趨勢，說明這個影響為負向影響即有抑制出口貿易的效應，且隨著時間推移影響有逐漸增大的趨勢。但從圖中也可以看出二者間的垂直差距不是太過大，通過計算ARt的均值僅為0.022370，同時說明了這種抑制負效應在短期內還不是很強烈。#p#分頁標題#e#   3結論分析與政策建議   本論文基于事件研究方法，將“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作為特定的經濟事件，通過構建恰當的預期統計計量模型，進而檢驗外貿出口異常增長率的顯著性，就“匯改事件”對我國外貿出口的影響效應進行研究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匯制改革后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變動，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增長有抑制約束效應，且隨著升值幅度的加大和時間的推移，有逐漸增大的抑制約束趨向，不過這種抑制負效應不是很強烈。人民幣對主要貨幣美元的升值變動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增長有抑制約束效應，根據相關經濟學理論不難理解。人民幣升值必將提高我國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直接削弱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優勢，影響相對比較優勢的發揮，加大開拓國際市場的難度，從而從整體上降低我國出口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尤其是對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勞動密集型的行業企業造成較大的沖擊。同時，由于對人民幣升值速度和幅度缺乏判斷依據，加大了出口產品定價難度，為出口企業帶來匯率風險，因而也會影響出口企業的出口積極性。隨著人民幣匯率持續升值和升值區間的加大，我國出口產品的價格相對外幣會進一步抬高，價格優勢進一步地削弱，波動區間加大伴隨的外匯風險也進一步地增強，無疑這種抑制約束效應也將不斷增大。   至于短期內影響不是很強烈，一方面因為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一直是外貿主導型，內需不旺，我國過剩的產品對國際市場形成很強的依賴性，即使人民幣升值，企業也難以通過提價將升值效應轉移給國外進口商，只能犧牲利潤換取市場份額;另一方面，與我國出口貿易方式的特殊性有關，在我國的出口貿易中，加工貿易占一半以上的比重，人民幣升值又使得進口中間產品和原材料的成本降低，因此出口額不一定會減少。   鑒于以上研究結論與分析，為了應對新匯制下人民幣升值波動給我國外貿出口帶來的不利影響，我國應該加快外貿增長方式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且繼續深化改革與我國經濟發展相適應、相協調的匯率機制。最主要的，我國的企業尤其是出口導向型企業要加快轉變生產方式和經營機制。一方面可從目前的產品入手，通過技術革新，減少能耗、降級成本，以保持既有的競爭優勢。另一方面要把更多精力放在研發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產品上，通過加強技術創新，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質量，創造品牌效應，調整結構，優化配置，從而得到改變出口結構，提高出口效益。做到把依賴增加數量和依靠價格競爭的出口模式轉移到主要依靠提高產品質量、技術含量和經濟效益的模式上來。同時，也可以利用人民幣升值對進口有利的機會，引進先進技術和高新技術，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和開拓出口品牌，以提升出口競爭力、提高國際競爭力和抵抗風險的能力，在以后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及其它國際貿易活動與金融實務中贏得更多的合理性與更大的主動權。

1差異化科研管理模式的構建思想

完善的科研管理模式主要分為科研工作的組織培訓和科研獎勵兩部分內容，表面上兩者是相互獨立的，實際上卻是有機的一體，前者是醫護人員獲得物質或精神獎勵的基本條件，后者為醫護人員從事科研工作提供了動力。由于醫療機構的工作強度大等原因，醫院往往忽視了科研工作的組織培訓，使醫院各個科室普遍缺乏良好的科研氛圍，不利于醫護人員科研能力的提高。在科研獎勵方面，一般醫院尤其是大型醫院雖已制訂了較為系統的科研獎勵方法，如工作人員的論文若被SCI、EI、核心期刊等收錄，分別給予不等的經濟獎勵等，但其中的致命缺陷為科研獎勵是一個統一的標準，如以發表SCI收錄的論文為例，少數博士學歷或主任醫師職稱的高級人才，經過努力可能會成功發表，但對于更多的醫護人員來說，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對更多的人來說形同虛設，顯然醫院的科研獎勵工作并沒有起到激勵的作用。差異化科研管理模式首先將科研工作的組織培訓作為主要內容之一，對醫院科研管理工作加以完善。并根據醫護人員的能力，在科研工作組織培訓和科研獎勵兩方面均采取差異化的管理方法，從而有效地解決了醫院原科研管理模式存在的問題。

2差異化科研管理模式的構建過程

2.1醫護人員的分級分組

2.1.1醫護人員分級

醫護人員的職稱和學歷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其科研能力，因此醫院可根據醫院人才隊伍的建設情況，確定選用哪一種方式來分級。如某醫院處于高速發展期，近年來聘請了大量的醫護人才，在這種情況下，可按學歷進行分級，即分為博士、碩士、學士和學士以下4個級別；若醫院處于穩定期，則可通過職稱進行分級，即分為高級、中級、初級3個級別。以此作為科研工作組織培訓和科研獎勵的基礎。

2.1.2醫護人員的分組

摘要：提高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本科畢業論文的質量，有助于培養能滿足中國外貿轉型升級需求的外貿人才。因此，分析國貿本科畢業論文常見的質量問題，探討造成這些質量問題的主要原因，并提出提高本科畢業論文質量的四條建議。

關鍵詞：本科畢業論文；國際貿易；質量問題；原因分析；對策

在國內商務成本上升和國際需求不旺的雙重制約下，中國外貿正遭遇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大挑戰，亟待轉型升級。外貿的新形勢和新任務對國際貿易專業人才的培養提出了新的要求，提高國際貿易人才的培養質量迫在眉睫。而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本科畢業論文的寫作是國貿人才培養的重要環節之一，它對于培養學生的全球視野和獨立思考品質，以及增強其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近年來，有關國際貿易專業本科畢業論文寫作質量下滑乃至淪為“雞肋”的論調甚囂塵上，一些失望之極的教師甚至建議取消畢業論文。本文認為，取消本科畢業論文會導致本科生失去培養自身能力的寶貴機會，恐為不妥；我們應該著眼于改進本科畢業論文工作，以使其達到提升學生素質的預期目標。本文擬闡述國貿本科畢業論文常見的質量問題并分析造成這些質量問題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提高論文質量的解決方案。

一、常見的質量問題

1.選題不當。選題是論文寫作的第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劉國華和張偉東，2014；田洪和陳紹友，2014）。選題直接決定了論文的價值和寫作效率。選題的本質是提出有價值的、有趣的研究問題。然而，不少學生因為忽視論文選題的重要性或者是因為缺乏“問題意識”（張煜，2011）而出現盲目確定題目的現象。論文選題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選題陳舊。全球經貿環境日新月異，國內政策導向也時有調整，這為國際貿易研究提供了許多鮮活的話題。但是，一些學生對經貿實踐的最新變化知之甚少，以至于他們選題時高度依賴教科書，選擇了一些老生常談的話題，譬如綠色貿易壁壘、技術性貿易壁壘、反傾銷等。我們認為，除非有新的切入點、新的研究方法或者他人未能提供的富有啟示意義的經驗證據，這類陳舊的課題都不應作為選題對象。這是因為陳舊的話題不僅無法引起教師甚至學生本人的興趣，而且容易使得寫作陷入低水平重復、缺乏研究價值的困境之中。第二，選題過大。有些學生的選題過于寬泛，涵蓋面過廣。他們誤認為選題越大，寫作難度就越低，而且論文越有價值，殊不知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例如，有學生以“中國企業的跨國經營問題研究”為題。中國企業的跨國經營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宏觀政策、進入模式和風險控制等多項課題，我們是絕對不可能在一篇本科畢業論文中把這個宏大的議題講清楚的。第三，選題過難。部分學生在選題時沒有充分考慮到自身的理論功底和對研究方法掌握程度，一味地去選擇吸引眼球但很難寫的問題去研究。譬如，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出現了較長時間的單向升值，在這種情況下各界都非常關注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出口的影響。于是，一些學生在畢業論文中就專門研究人民幣升值對出口的影響。這個話題雖然有重大意義，但它顯然超出了本科生的寫作能力。第四，選題偏離專業領域。少數同學出于個人興趣的考慮去研究與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無直接關系的問題，從而脫離了專業培養目標。2.論證不充分。論證是用論據證明論點的方法和過程。論證的展開就是顯示作者的思路有無邏輯性的過程。學生們在論證時存在的主要問題如下：第一，一些關鍵論點缺乏來自文獻或數據或案例的有力支撐，表現為：論據與論點無關或相關性不強、堆砌資料、數據陳舊、論據本身不可靠。第二，違反形式邏輯，表現為分類錯誤、層次不清、結構紊亂等問題。3.不符合基本的學術規范。本科畢業論文雖不要求公開發表，但它作為學術成果必須滿足學術規范的要求。本科生畢業論文在學術規范方面的常見問題包括：第一，論文寫作東拼西湊，大段復制粘貼他人論文（王麗娟，2010），導致重復率過高甚至涉嫌抄襲。第二，引用不規范，突出體現為照搬他人觀點而不做必要的說明。

二、導致質量問題的原因分析

1.學生角度。學生是本科畢業論文寫作的當然主體（田洪和陳紹友，2014）。學生寫作態度不端正、科研素養及寫作能力欠缺是導致本科畢業論文質量欠佳的直接原因。首先，思想上不夠重視。在現行體制下，本科畢業論文的質量高低對學生就業、攻讀研究生均無影響（逄玉媚，2009），甚至也不影響學生畢業。鑒于此，很多學生不愿意在本科論文的寫作上投入足夠的精力，敷衍和拖沓現象屢見不鮮。其次，學生普遍缺乏“問題意識”。他們習慣了“填鴨式”教學，傾向于接受知識的灌輸而缺乏探索意識。在選題過程中，有些學生確定的選題毫無新意，有些學生只是被動地等待教師提供的議題，還有些學生在幾乎不經思考的情況下向教師報送若干選題讓教師做“選擇題”。最后，科研基本素質不過關。我國高等教育在形式上已經實現了由“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的轉變（柯穎，2008），這導致不少原本不符合相應升學資格的學生被高校錄取，客觀上降低了生源質量。不少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和書面表達能力存在欠缺，并且缺乏必要的知識儲備和計量經濟學知識，這導致他們在論文寫作時往往是有心無力。2.教師角度。由于本科生都是第一次寫畢業論文，他們對論文寫作流程、技巧及注意事項知之甚少，所以他們離不開教師的悉心指導，故而教師構成本科畢業論文的“應然主體”（田洪和陳紹友，2014）。但是，指導教師的主體地位常常未能有效發揮，這主要是因為以下三個原因。其一，師資匱乏（喬軍和孟慶玲，2011）。在高校擴招的大背景下，全國各高校紛紛開設國際經濟與貿易本科專業，目前設有該專業的高校已有600所左右。擴招導致教師所指導的學生人數增加了，某些學校的教師每年人均指導學生數多達20—30人。并且，教師還承擔著其他繁重的教學任務以及艱巨的科研任務，這使得他們難以抽出精力對本科生進行深入、有很強針對性的指導。其二，少數指導教師責任心不強（邵維加和黃建榮，2010）。有些教師沒有充分認識到本科畢業論文對學生培養能力的重要意義（王保國，2013），不能在選題到論文答辯的各個環節中對學生提供必要的指導。其三，極少數教師存在能力不足問題。有些教師學歷和職稱偏低且長期不從事科研工作，因此他們不僅缺乏選題的方向感，而且沒有必要的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儲備。在這種情況下，要學生寫出高質量論文也就如天方夜譚。3.教學管理角度。完善的教學管理制度是本科畢業論文教學的重要保障（王保國，2013），然而大多數學校對本科畢業論文的教學管理仍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歸納起來有以下三點。一是對本科生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亟待完善。優秀本科論文的作者得不到充分的物質和精神激勵，而論文寫得不好的學生也不會受到諸如延期畢業之類的懲罰。二是針對教師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不健全。教師所指導學生的論文寫作質量、在指導過程中能否盡職盡責，這些因素都影響不到學校對教師的評價，更不會影響到教師的物質報酬。三是部分院校過于強調過程控制。它們引入了本科畢業論文管理平臺系統，對論文寫作的每個環節都機械地設置時間節點。這種做法是基于錯誤的假設前提，即假定論文構思和寫作可以像產品生產過程一樣精確地控制時間和流程；并且這種做法忽視了教師和學生靈活安排時間的實際需要。因此，它不僅損害了教師和學生的自主性，而且導致論文寫作方式的僵化。

2020年2月，國家科技部發出了《關于破除科技評價中“唯論文”不良導向的若干措施(試行)》(以下簡稱《若干措施》)的通知［1］，這一系列措施是中央“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精神的延續，是完善國家科技治理體制體系在我國科研領域和科技期刊行業中運用的進一步舉措。近年來，隨著國家對科研工作的投入逐年加大，各種利益集團的觸角已逐步深入到國內相關科研機構和論文出版單位，一方面國內的科研成果大量外流到國外期刊上發表，另一方面國內科技出版行業也存在著偽劣論文和偽劣期刊，從而擠占了中國科技成果和中文科技的空間，長此以往，不利于國內科研環境的良性發展、不利于中文科技成果的與交流。筆者回顧了國內外學者關于掠奪性期刊(predatoryjournals)的研究，并結合國內期刊發展自身存在的問題，提出了科技期刊中普遍存在的掠奪性現象。

1掠奪性期刊與期刊的掠奪性現象

掠奪性期刊是一個外來詞，一般認為是2010年由美國科羅拉多大學丹佛分校的圖書館員JeffreyBeall最先提出的。“掠奪”或者欺騙的對象應該是誠實的研究人員。圍繞掠奪性期刊的定義，還包括劫持性期刊和欺詐性期刊等，英文原詞包括HijackedJournals、DeceptiveJournals、FraudulentJournals［2］;特征包括:假冒(完全不存在)、劫持(仿造正規期刊)、偽裝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同行評議、編委會等等)、詐騙(收錢但不)［3］。Beall很早就針對這些期刊專門整理了掠奪性期刊列表。但因爭議太大，這個期刊列表并未公開存在太長時間。除了互聯網帶來的假冒期刊比較好認定以外，國外學者面對新的開放存取(openaccess，OA)出版帶來的版面費問題也顯得不太適應。如果收費高一點，論文質量差一點，很容易就被認為是掠奪性期刊。所以更多研究者關注的是低質量、高收費這種類型的掠奪性期刊。Sharma等［4］將掠奪性期刊定義為OA期刊通過論文處理費(articleprocessingcharge，APC)的形式在經濟上掠奪沒有經驗的研究者。從本質上看，誠實的科研工作者是這些出版行為的被掠奪者或受害者。掠奪不僅僅是經濟上的，也包括對科研成果的侵占。Ojala等［3］引述了ScholarlyKitchen博客中的評論，也許有助于我們對科研論文這一“食物鏈”的理解:“主流期刊是位于食物鏈頂端的捕食者，而掠奪性期刊是寄生蟲或者腐食動物，它們吞噬了剩下的部分。”對于大多數傳統的中文科技期刊，如不能在期刊國際化和網絡化競爭中尋求改變，最終將可能成為這種期刊掠奪行為的受害者。眾多的國內科技期刊，無論是否OA，無論期刊水平如何，收取版面費都是普遍現象;既存在低水平期刊盡量多發論文，并通過版面費盈利的問題，還存在中介賺取高額費的現象［5］。由此可見，國內期刊界早已存在著自身的掠奪現象。這些掠奪性期刊或者利益集團，不僅吞噬著剩下的科研資源，而且通過制造更多的無意義論文，占用國內期刊出版資源。筆者認為，無論是新近期刊網絡化出版和新的OA出版模式帶來的沖擊，還是存在已久的濫收版面費和論文中介問題，均可以放在一起，作為期刊掠奪性現象進行探討。

2國內外認定期刊掠奪性現象的差異

掠奪性期刊的研究起源于國外，國內學者的相關研究較國外明顯偏少［2］。國內外關注這一現象的研究者均包括編輯出版人員、圖書情報人員和研究出版的學者3類人群。如前所述，國外主流的研究方向目前集中在新近出現的OA出版模式帶來的掠奪性出版行為，而脫離了最初強調的劫持性和欺詐性等不合法形式。掠奪性期刊既然稱之為掠奪者，英文上有捕食者的含義，那么這些期刊必然是經濟上或出版資源上的強勢者。然而被掠奪者是否是“誠實的作者”，是否通過繳納高額版面費(或APC)主動被“掠奪”了?可能情況并非如此，作者可能并不認可自己“被掠奪”了，因為多數情況下高額版面費并非由個人承擔，掠奪行為多數會轉嫁到政府和公眾頭上。國內的學者更關注的是國外OA期刊借助高額版面費對國內科研成果和科研經費的掠奪。據江曉原等［6］的調查，僅僅是APC，2017年《腫瘤生物學》期刊從中國作者中收取了超過1000萬元人民幣，并保守估計SCI收錄的OA期刊收取中國作者的費用合計超過7億元人民幣。這還不包括其他論文或者科研服務等第三方機構的費用。然而，即使國內學者付出了這么多的版面費，也不能夠認定OA期刊就是掠奪性期刊。作為一種新興的出版模式，OA的目的并不是為了版面費，而是為了提供更開放的學術交流。為了OA而收取版面費是合理的，假借OA之名來賺取版面費是掠奪行為。表1總結了國內外學者定義的掠奪性期刊與OA期刊(尤其是載文量很大的巨型OA期刊)的區別，但實際區分起來有一定困難?？傮w來說，國內期刊的版面費(或APC)普遍較低，而部分高水平國內期刊已經施行OA，很多也借助了國際通用的檢索平臺甚至出版平臺，與這些國際巨型OA期刊發表的論文一樣，可以取得同樣的效果，完全沒有必要被“掠奪”一次?？上驳氖牵碌钠瞥?ldquo;唯論文”措施，將一部分國內期刊發表的論文視作“高水平論文”評定，并將單篇論文2萬元發表費作為審核標準，希望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這種國外OA期刊中存在的掠奪行為。

3期刊掠奪性在國內的表現形式

3．1劫持性期刊和欺詐性期刊

一、兩岸文化產業政策概況   臺灣的“文化創意產業”強調創意，大陸的“文化產業”強調內容。雖然概念不同、內涵上也有所不同，但兩岸的產業范疇劃分，在整體上還是較為接近的。經過了十幾年的發展，兩岸文化產業都形成了一定規模，并保持著較高的發展速度。這與雙方在各個時期采取的文化產業政策密不可分。   1、概念界定   在臺灣，文化創意產業被定義為：那些來自于創意與文化積累，透過知識產權的生成與運用，有潛力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并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升的活動。［1］大陸將文化產業的概念界定為：為社會公眾提供文化、娛樂產品和服務的活動，以及與這些活動有關聯的活動的集合。［2］臺灣使用的概念是“文化創意產業”，強調創意，注重產權，而大陸采用的概念是“文化產業”，側重于內容的產業化。此外，兩岸也都強調了產業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臺灣考慮其“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的潛力和“促進整體生活環境的提升”的能力，而大陸則指出了文化產業的文化軟實力作用及對社會經濟的整體影響。   2、產業范疇   文化（創意）產業具體涵括的產業范疇在臺灣和大陸有所不同。按2010年出臺的《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的最新界定，文化創意產業共分為16個產業類型，具體是：視覺藝術、音樂及表演藝術、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工藝、電影、電視廣播、出版、廣告、產品設計、視覺傳達設計、設計品牌時尚、建筑設計、數位內容、創意生活、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產業。［3］臺灣文創產業范疇的界定除有四個類別與設計相關較為突出外，創意生活作為文化創意產業的一個獨立門類出現在世界范圍內是絕無僅有的。大陸文化產業的范圍，2004年國家統計局劃分為：核心層（新聞服務，出版發行和版權服務，廣播、電視、電影服務，文化藝術服務）、外圍層（網絡文化服務，文化休閑娛樂服務，其他文化服務）和相關層（文化用品、設備及相關文化產品的生產，文化用品、設備及相關文化產品的銷售），國務院2009年出臺的《文化產業振興規劃》提出九個重點方向：文化創意、影視制作、出版發行、印刷復制、廣告、演藝娛樂、文化會展、動漫和數字內容。這個變化將新聞服務和文化用品的生產和銷售淡化了。   3、行業比較與發展狀況   在實際產業發展中，臺灣的影視、音樂、設計、創意生活和數字內容等行業類別發展較為成熟，占有較大比重；而在大陸文化產業中，傳媒和數字內容則占有重要與核心的地位。從經濟增長數據上看，2002年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營業額為4,353億元，2007年為6,329億元，增加1,976億元，2002至2007年年平均成長率為7.78%，比臺灣同期GDP年平均成長率高出3.7%。在增加值方面，2002年臺灣文化創意產業附加價值為2,311億元，2007年為3,354億元，增加1,043億元，2002年至2007年的年平均成長率為7.73%。［4］大陸方面，2004年至2008年間，文化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速達到了22%，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3.6個百分點。2009年文化產業增加值為8400億元左右，比2008年增長10％，快于同期GDP的現價增長速度3.2個百分點。［5］2010年文化產業增加值達到了一萬億元人民幣。在就業人員方面，臺灣文化創意產業2002年解決就業人口16.24萬人，2007年為21.16萬人，增加4.92萬人，2002至2007年年平均成長率為5.43%。［6］截至2008年底，大陸文化產業從業人員達到1182萬人，占全國從業人員的1.53%，占城鎮從業人員的3.91%。［7］   4、兩岸文化產業政策演進   早在1995年，臺灣“文建會”就在“文化產業研討會”中提出，將“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作為“社區總體營造”的核心概念之一，不過，當時的“文化產業”還屬于傳統的初級產業思維。此后，在2002年《挑戰2008—臺灣發展重點計劃》的6年規劃中，“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劃”被納入其中，主要內容為：建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機制，設置文化創意產業資源中心，發展藝術產業，發展重點媒體文化產業，臺灣設計產業起飛。由臺灣地區“行政院”召集“經濟部”、“文建會”、“教育部”與“經建會”共同成立“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小組”，統籌相關工作。在此基礎上，2009年進一步提出了《創意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行動計劃（2009-2013）》。2010年，臺灣正式頒布了《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從法律層面為文化產業創造了更加公平、穩定的發展環境和競爭平臺。近十多年來，大陸也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不遺余力地支持和引導文化產業。1998年文化部設立了文化產業司；2001年，“第十個五年計劃”提出“完善文化產業政策”；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首次將文化產業確定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2006年，國家了《“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對“十一五”時期文化產業的發展進行了規劃；2009年，國務院《文化產業振興規劃》，明確了大陸發展文化產業的總體思路、原則目標、重點任務和政策措施；2011年，大陸頒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了要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此外，在國家層面的政策推動下，各省市地方也陸續推出了各自的文化產業振興規劃，進一步將文化產業的發展態勢推向高潮。無論中央還是地方，各種綜合性政策、知識產權政策、人才培養政策、投融資政策、財政稅收政策陸續出臺，以期從多方面、多層次推動文化產業不斷發展。   二、兩岸文化產業政策的共性與差異   由于政治環境和各自所處的產業發展階段不同，兩岸的文化產業政策在共性中存在著差異。一方面，穩定、連續、靈活、全方位、多層次是兩岸政策的共同特點；另一方面，二者在完整性、地域性、政策原則、管理機制上，存在著明顯差別。#p#分頁標題#e#   1、兩岸文化產業政策的共性   兩岸文化產業政策的共性突出地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文化產業政策的穩定性與連續性突出。從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的政策制定來看，大陸和臺灣戰略都比較具體，并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和連續性。自黨的十六大以來，大陸文化產業戰略步伐明顯加快，戰略目標連續性更強。在政策內容上，大陸與臺灣都重視重點文化產業的發展、重大文化產業項目的帶動作用和“走出去”戰略。另一方面，大陸文化產業發展政策具有緊迫感和跨越性，但規范性和完整性略顯不足，在發展戰略的階段性和與百姓生活的切合度上與臺灣還存在一定差距，這與大陸文化產業發展起步較晚關系密切。   （2）為產業發展提供全方位、多層次的政策支持。作為新興產業，兩岸為文化產業提供的政策支持是全面的。以大陸為例，從2001年起政府出臺的政策中，既有綜合性的《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文化產業振興規劃》，也有僅涉及某個方面的《關于支持文化企業發展若干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關于金融支持文化產業振興和發展繁榮的指導意見》，以及支持某個具體行業的《關于扶持中國動漫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等等。臺灣方面政策扶持的多面向可從2010年“文建會”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第二期（97-102年）第二次修正計劃》的關聯圖中窺見一斑（圖1）。該計劃既考慮到了產業環境，也設計了旗艦計劃；從資金、人才到研發、流通，政策措施全面細致（見圖1）。   （3）政策處于持續的動態變化之中，靈活性強。到目前為止，兩岸的文化產業政策都經歷了或正在經歷著，從框定產業概念到調整產業結構，再到縱深發展、法制規范市場活動的發展過程。在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政策需要解決的問題各有差異，再加上地區發展不平衡、地域文化有差異、產業構成復雜多樣等因素，政策語境較為復雜。在文化產業發展初期，政策焦點在概念層面，主要任務是理清概念的內涵與外延，為文化產業“講一個好故事”。大陸方面，1998年文化部文化產業司的成立，2002年十六大報告對發展文化產業的明確支持，臺灣方面，2002年臺灣“文建會”的《文化創意產業概況分析調查》，大體處于這個階段。經歷了初期的醞釀徘徊，兩岸政策進一步關注產業結構的戰略調整和產業實力的發展壯大。這個階段代表性的是，2006年大陸了《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2002年臺灣地區了《挑戰2008：臺灣發展重點計劃-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劃》。2009年，大陸了《文化產業振興規劃》；2010年，臺灣頒布了《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這標志著兩岸的文化產業發展進入了縱深發展、法制規范的階段。當然，在法制環境建設方面，大陸與臺灣還存在一定差距，亟待完善。上述政策的階段性變化，一方面體現出了兩岸政策的靈活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文化產業政策所處環境的復雜多變。   2、兩岸文化產業政策的差異   由于政治體制、發展理念、產業化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兩岸的文化產業政策也存在著多方面的差異。主要表現為以下三點：   （1）臺灣文化產業政策起步早于大陸，完整性較強，大陸政策的地域性特征明顯。從上面的介紹和論述中可以發現，臺灣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起步要略早于大陸，其整體發展階段較大陸超前。此外，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規劃也更為深入全面。大陸的文化產業政策尚停留在產業目標、發展方向、戰略部署階段。對如何現實地實現某個目標，還缺少具體的操作性策略。相比之下，臺灣的文化創意產業規劃則更為規范、詳盡、可操作。以大陸《文化產業振興規劃》為例，文本大部分則是在討論文化產業的目標和任務，措施部分提綱挈領；而臺灣的發展計劃從一開始就較為詳盡，涉及各個行業、各個層面，操作性強。大陸的優勢在于除了國家層面的規劃外，各省市，如河北省、遼寧省、天津市、深圳市等都依據自身情況，出臺了各自的振興規劃，補充了國家層面規劃的操作性內容。   （2）臺灣奉行低度管理、高度輔導原則，大陸采取政府主導原則。從兩岸政策文本中不難發現，臺灣的政策更傾向于為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提供各類輔助支持。如2010年二次修正計劃中提出的研發與輔導計劃、人才培養計劃、資金補助、市場拓展等，每個計劃中都強調政策的輔助功能。2010年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更明確提出“低度管理、高度輔助”的立法原則。從宏觀角度看，這一原則與馬英九政府倡導的開放、松綁政策是協調一致的。相比臺灣，大陸更強調政府的主導功能。大陸現實的發展情況，決定了文化產業要走“政府主導、專家論證、市場運作、群眾參與”發展之路。從文化產業在大陸出現之初，政府就在其中起到了極為核心的作用，并一直是推動大陸文化產業不斷向前發展的主要動力。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的主管機構相對集中，大陸政策體系有賴于多部門、以及國家層面與地方層面的協調建構。在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的主管部門有四個，部門相對集中，分工較為明確（圖2）。相比之下，大陸的文化產業政策則由多個部門分頭負責，管理相對分散，需要各部門彼此協調。另一方面，由于大陸地域廣闊，各地區情況不同，發展程度各有差異，因此，除了全國性文化產業政策，各省市地區也會逐層出臺各自的發展規劃、支持政策，國家層面和地方層面共同建構著文化產業的政策體系。   三、臺灣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兩個動向   2010年，臺灣地區政府提出“黃金十年”發展遠景，希望“以文化來發揚臺灣的優勢”。同年，包含四章三十條內容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三讀通過，正式實施。近年來，臺灣地區與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的政策和措施也在不斷地調整和創新，其中，有兩個動向值得關注。   1、政府民間結合，資金投入加大。   2009年5月14日臺灣“行政院”《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出爐，擬從2009年至2013年以280億元新臺幣（下同），投入六大旗艦計劃和文創環境整備工作。同時，從臺灣發展基金提撥新臺幣200億元成立創投基金，其中100億元由“文建會”直接投資文創產業，以持股不超過49%為限；另外100億元投入則與民間資金進行相對投資。2010年臺灣訂定《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編列新臺幣262億元推動各項文創產業。由于2008年馬英九當選時提出未來四年逐步提高文化預算至政府總預算的4%，如依照2011年總預算達新臺幣1兆7896億元計算，2012年文化預算將達到715.84億元（近151.35億人民幣）。2011年9月14日“文建會”與12家創投公司共同宣布啟動“文創投資機制”，預計10年內由政府帶頭投入新臺幣60億元，估算另外從民間引進新臺幣60億元資金；由官方結合創投基金的靈活專業投資與經營經驗，積極尋找優秀文創目標進行投資。2011年8月投資的第一個指標性個案《賽德克•巴萊》電影，金額達新臺幣9000萬元，主要作用于后期制作及營銷費用，補足該片最后資金缺口。該片自9月9日上映后，短短三天半票房收入突破新臺幣1.5億元。#p#分頁標題#e#   2、市場導向明確，重視大陸客源   臺灣文創產業一直以市場需求為發展導向，重視交易會、博覽會等營銷平臺，重視開拓以大陸客源為主的文化消費市場。近年來，兩岸文化產業論壇、兩岸文化產業博覽會、兩岸文化產業示范園區等不同類型的合作交流在北京、上海、深圳、廈門和福州等地廣泛開展。2011年9月8日至11日在臺北舉辦的臺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400多家廠商參與，其中包括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度等十幾個國家的廠商，以及香港和大陸的多家廠商。這是臺灣第二次舉辦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與2010年第一次相比，2011年度參展作品增加兩倍，參展廠商增長大約三成，尤其是大陸廠商的參與，有助于臺灣文創產業進入大陸市場。臺灣善用中華文化資源，將藝術珍品與生活實用結合，創造出驚人收益。依據臺北故宮內部統計資料（請見下圖），2010年不包含門票以及餐飲收入，光是旅游紀念品收入即達到新臺幣647,630,008元（6億4763萬8元，以2011年9月13日匯率人民幣：新臺幣＝1:4.608計算，大約為人民幣140,544,706元，即1億4054萬4706元）。如果細算其中由大陸客源所消費金額比重，2010年度大陸觀光客占所有外籍參觀人數比例為（1164450／1900668）x100%=61.27%（四舍五入至小數點第二位）。由此，大陸客源為臺北故宮禮品收益貢獻將近新臺幣3億9680萬2905元（約合人民幣8611萬1742元），目前大陸觀光客可以說是故宮最重要的觀光人數與禮品銷售收益來源。   四、新形勢下發展兩岸文創產業的思考   臺灣與大陸，擁有共同的歷史文化淵源，這是維系兩岸關系的堅韌紐帶，也是雙方合作的重要基石。面對國際競爭、兩岸交流、拓展市場和弘揚中華文化的共同需求，發展兩岸文化創意產業，當前應抓住兩岸分別提出的“十二五規劃”和“黃金十年”的重要歷史機遇期，從政策、操作和借鑒三個層面思考新形勢下發展兩岸文化創意產業路徑，進一步擴大合作空間，以文化推動經濟，讓文化改變生活。   1、政策層面：有限目標、分布實施、行業突破、企業先行   文化在任何時候都是非常堅韌的精神紐帶，也是兩岸政治經濟領域合作交流的重要基礎。2011年臺灣故宮銷售量第一的出版物是兩岸合璧的《富春山居圖》。以傳統中華文化為基礎的內容產業有著廣闊的兩岸及國際市場空間，需要兩岸整合資源，共同開發和拓展。目前，無論在傳統文化產業還是新興文化產業，兩岸交流都非?；钴S，空間很大。但由于政策障礙，兩岸交流很不平衡。ECFA中涉及了文化產業合作的部分內容，除設計、視聽等行業獲得政策支持外，其他文化產業領域仍有許多限制。2010年文化部長蔡武訪臺時正式提出過兩岸在經濟合作協議的基礎上簽訂文化合作協議的設想，2011年臺灣“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先生在與文化部歐陽堅副部長交流時對此作出了積極回應。建議抓住機會，適時推動相關工作，調整兩岸文化合作的政策空間，以滿足發展需求?？紤]到兩岸特殊的政治生態，建議在政策層面上為兩岸文化產業的發展設定可以量化的有限目標，設計按時間段的分布實施計劃，從目前的設計、視聽和演出行業逐漸突破到動漫和數字內容等新興業態，推動由企業出面，按市場規則進入和擴大文化消費市場。   2、操作層面：市場需求、產業基礎、政策空間、戰略思考   大陸在地文化資源豐富、生產加工能力強、市場空間大；臺灣創意產品設計新穎、貼近生活，市場營銷較為成功。兩岸文創產業具有較強的互補性。目前雙方都有在文化創意產業領域擴大合作的愿望和需求。臺灣方面由于市場空間的限制，進入大陸市場的訴求更為迫切。從操作層面出發，尋找進一步推動雙方文化創意產業合作的突破點需考慮以下四個要素：一、市場需求旺盛。文化產業的發展在考慮投入的同時必須關注產出，這是所有產業的基本特征。有市場需求，才有盈利空間，才能引導資本投入。二、產業基礎堅實。既是產業合作，需要雙方在共同感興趣的領域里有一定的技術、產權、人才及客戶等前期積累及產業基礎，才能互補和互動，從增量的角度共同拓展市場空間。三、政策空間允許。目前兩岸文化產業的交流與合作還是有不少的政策障礙，在業務范圍，人員往來、資本構成等許多層面政策障礙的解決還有待時日。目前可以考慮先從現有的政策空間中拓展，比如在ECFA中已經達成協議的領域。四、戰略思考可行。前三點是雙方的共同利益點。當然，兩岸的文化產業合作不僅僅是產業和經濟問題，還需要雙方的決策和行業管理機構從兩岸整體戰略的角度思考合作的意義和出發點。   3、借鑒層面：完善法制、搭建平臺、淡化邊界、關注民生   臺灣于2010年推出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及其實施細則，將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的目標、范圍、發展思路、執行主體、相關責任、保障措施等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對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和推動有重大意義。臺灣除了“文建會”和各縣市文化局作為政府的行業管理部門推動文創產業發展外，行業協會、文化基金會等民間團體各自以獨立的法人身份，努力代表企業利益，在政策訴求和市場拓展兩方面搭建各類服務平臺，推動文創產業發展。臺灣文化類基金會數量多、影響大，代表性的有“臺灣文化藝術基金會”、“臺灣閱讀文化基金會”、“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奇美文化基金會”、“太平洋文化基金會”等。臺灣文化、出版、廣電行業的融合交互已成常態，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沒有清晰邊界，基本上是相對獨立、相互依存、在一定程度上可相互轉化。博物館、公園、文化遺址等公益性文化機構在完成公共文化服務的同時，都在創新文化產品和服務，開拓文化市場。臺灣將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以創新的經營方式提供食、衣、住、行、育、樂各領域有用的商品或服務定義為創意生活，作為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要類別加以支持，把創意產業的發展與老百姓的幸福感直接聯系。臺灣方面的這些做法值得大陸的相關決策機構和行業管理部門借鑒。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兩岸文化產業的合作有著很好的基礎與發展空間。目前兩岸可以在“政府推動、協會搭臺、專家論證、企業運作”的成功模式基礎上，從戰略布局的高度調整相關政策，融合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各要素，以面向未來、面向世界的胸懷，推動文化產業的進一步發展，造福同胞、造福社會。#p#分頁標題#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