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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草地畜牧業是三江源區牧民賴以生存的傳統生計產業，被稱為生計型畜牧業。如何處理好畜牧業發展與牧民生計的關系，是三江源地區發展和生態保護中必須要處理好的一個現實問題。隨著三江源國家公園建設的推進，對這一問題的求解非常必要和迫切。在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進展中，應從生計視角對草地畜牧業進行全新審視，探索通過草地畜牧業發展進一步改善牧民生計環境，增加牧民的生計資本，優化牧民的生計策略，建立“草地畜牧業——牧民生計”的關聯機制，探索生態保護與民生改善協調發展新模式，助力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一、引言
生計是民生之本，小民生計，大國根基。可持續生計作為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原住居民可持續生計問題也是始終伴隨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尤其是國家公園建設的根本性問題［1］。探索人與自然和諧發展道路是國家公園的重要功能。全球范圍內的國家公園建設實踐已經證明，只考慮單方面的保護，不考慮原住居民生計，不僅可能使大量具有極高保護價值的區域得不到有效保護，往往也會催生原住居民破壞生態行為的產生，更不會達到國家公園的管理目標。從現實看，草地畜牧業是三江源區牧民賴以生存的傳統生計產業，被稱為生計型畜牧業。對三江源國家公園建設來說，如何優化保護園區內的生態—生產關系，協調當地牧民畜牧業生產活動與保護當地生態系統及其生物多樣性之間的矛盾是公園建設過程中已經面臨的現實問題［2］。對整個三江源來說，如何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更是一個亟待求解的新問題。貫穿以上問題的焦點是如何處理好畜牧業發展與牧民生計之間的關系？這需要我們對此問題予以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鑒于三江源這一區域的特殊性、復雜性，梳理現有研究成果，發現已有研究遠遠不能滿足現實發展的需求，尤其是從牧民生計的視角去研究三江源生態保護和畜牧業發展的研究成果更是缺乏。筆者認為，在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進展中，應從生計視角對草地畜牧業進行全新審視，通過草地畜牧業的發展進一步改善牧民生計環境，增加牧民的生計資本，優化牧民的生計策略，真正建立“草地畜牧業——牧民生計”的關聯機制，將有著特殊而重要的示范引領意義。
二、從生計的視角審視草地畜牧業
（一）草地畜牧業和牧民生計休戚相關。董世魁、任繼周（2015）指出，草地畜牧業是長期歷史演化過程中在全球干旱、半干旱、高寒、干熱地區形成的草地、家畜與人之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自然資源管理系統，在生計方式上，草地畜牧業可以定義為以草地家畜牧養為主的自給自足的生計方式以維持生計的有效生活方式。草地生態、家畜生產和牧民生計休戚相關，三者在歷史長河中相互適應、協同進化［3］。對三江源地區的牧民來說，畜牧業發展必須重視和處理好“牧民”這個關鍵一環，在長期的繁衍生存過程中，藏族人民形成了一系列特有的思想理念、行為準則，并深深融入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畜牧業發展和牧民生計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局面。
（二）牧民生計已嵌入“草地畜牧業——生態保護”發展演變邏輯中。從歷史和現實看，畜牧業是三江源地區的重要支柱產業，也是當地牧民賴以生存發展的主體產業。自建政以來，三江源經濟社會發展中得出的一條寶貴經驗是，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不論在什么情況下，畜牧業的基礎地位都不可動搖，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畜牧業。自2003年實施三江源生態保護與建設工程以來，三江源地區取得了較好的生態保護成果，但這一成果的取得離不開禁牧減畜和生態移民帶來的成效。但受牧民文化素質、思想觀念的影響和現實條件的制約，留居草場的牧民往往不能在減畜禁牧的條件下，及時轉變生產方式和經營手段，提高畜牧業的經營效益，其生產生活正在承受著現代化、市場化的壓力；而脫離草場、移民城鎮的部分牧民，增加了水、電、燃料等許多硬性開支，由于其自身技能的缺乏，很難在短期內融入城鎮生活、學到新的謀生手段形成生計替代，特別是減畜禁牧后，部分移民的牧民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政府要生態、牧民要增收的不同的利益訴求，客觀上增加了實現牧民生計可持續的難度。李惠梅（2018）研究指出，三江源牧戶響應生態保護戰略，不僅面臨收入損失或減少的威脅，更直接的影響是，牧戶選擇過以前那種生活的權利被限制；另外，受長期生活習慣的影響，牧戶必將支付更高的生活成本以維持以前的生活狀況，增加的高生活成本和牧戶的不適應或風險厭惡心理將導致他們的福利水平受損［4］?？梢钥吹?，牧民生計已深深嵌入“草地畜牧業——生態保護”發展演變邏輯中，不能就“生計”談“生計”，就“畜牧業”談“畜牧業”、就“生態”談“生態”。
（三）新時期牧民可持續生計的實現，需要處理好畜牧業發展與國家公園建設的關系。三江源國家公園體制試點是黨中央國務院批復的第一個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國家公園的首要功能是重要自然生態系統的原真性、完整性保護，納入全國生態保護紅線區域管控范圍，實行最嚴格的保護。根據《三江源國家公園總體規劃》，三江源國家公園一級功能分區共58個地塊，核心保護區6個，面積為90446.6平方千米，占整個園區的面積達73.45%，核心保護區禁止人類活動，一般控制區嚴格禁止開發性、生產性建設活動，除國家重大戰略項目外，僅允許對生態功能不造成破壞的有限人為活動，這種情況下，部分原住居民，特別是若干較大的聚居點乃至鄉政府駐地被劃入核心保護區域，同時，未來三江源國家公園范圍內符合嚴格保護的區域將逐步提高保護強度，核心保護區面積逐步擴展，一般控制區逐步縮小，這導致該區域人地關系越來越復雜，牧民生計必將受到較為深刻的影響。從筆者田野調查看，在三江源國家公園體制試點過程中，當地牧民群眾也確實遇到了保護和發展相協調的挑戰、生產生活方式改變的挑戰。當前三江源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建設已成為園區牧民可持續生計的最為重要的背景，牧民家庭長期以來形成的內在均衡性、平衡性逐漸被打破。可持續生計的實現，需要準確把握畜牧業發展與國家公園生態保護的關系，這也應是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建設中的共性問題。
三、草地畜牧業發展支撐牧民可持續生計的路徑探索
從生計視角探析地畜牧業發展支撐牧民可持續生計的路徑，關鍵是從三江源整個人地系統入手，基于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生計、生態學等理論，發現生態系統、生產系統和生計系統循環鏈接的關鍵，堅持生態生產有機結合理念，用可持續生計觀發展畜牧業，將畜牧業發展與牧民生計一體化設計、融合推進，不斷探索自然保護和資源利用的管理新模式。結合三江源實際，提出以下三方面路徑。
（一）強化積極外部干預，通過草地畜牧業發展進一步改善牧民的生計環境，塑造牧民生計必需的安全公正空間。陸雅琴（2015）指出，生計的外部環境一般包括國家、社會和資源環境三個方面，外部環境是農民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即為農民生計活動提供發展的條件，同時又對農民的生計在一定的程度上起到了制約的作用。要詳細的了解和分析農民可持續生計系統就必須了解和分析農民所處的外部環境系統，分析農民生存的各種環境因素對可持續生計構成的影響［5］。鑒此，在國家公園建設進程中，首先要引入政策要素，持續爭取國家層面的政策支持，在生態補償、草原保護、教育、就業、社會保障等方面請求政策性支持，使牧民有均等化的獲得必要資產、公共服務等方面的機會，為牧民生計可持續提供必需的公平空間；其次，應該注重以草地畜牧業的發展來保護生態系統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按照三江源國家公園生態功能定位和保護目標，探索建立與國家公園建設相適應的畜牧業生產經營模式，切實加大草原保護力度，轉變傳統的分散的經營方式，確保為牧民可持續生計提供必需的生態安全空間和產業發展空間；第三，受傳統觀念支配，在三江源邊遠牧區鄉村，牧民群眾戒殺、惜售現象比較普遍，牲畜出欄率和畜品率很低。在草地畜牧業發展中，應持續轉變牧民思想觀念，通過嚴格執行禁牧封育，落實最嚴格的草畜平衡制度，實現精準輪牧精準休牧，規范、約束和利用好好牧民傳統生計。
（二）樹立“投資于人”的理念，通過草地畜牧業發展進一步增加牧民的生計資本，實現生計資本的積累和優化配置。生計資本是可持續生計資本框架的核心內容。英國國家發展署建立的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DFID）確定了建立生計所依據的五種核心資本類型，即物質、人力、社會、自然、金融五項資本體系。該分析框架認為，人們要取得積極的生計成果，必須有不同類型的資產。單靠一種資產是不可能產生人們所尋求的多樣化的生計成果的。不同的資產組合將會產生不同的生計結果。侯雙（2016）指出，生計資本內部相互聯系、相互影響［6］。郭占峰（2009）研究發現，農民合作社在增加農戶五種生計資本方面均發揮著重要作用［7］。李雙元（2018）研究指出，股份合作社使畜牧業資源得到徹底整合和有效配置，實現了畜牧業生產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人力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產業附加值內部化和人與自然的和諧［11］。鑒此，在草地畜牧業發展中，應牢固樹立“投資于人”的理念，可借鑒普達措國家公園體制試點突出以教育資助為核心的社區素質提升計劃，重點對牧民群眾的人力資本進行投資，提高牧民受教育意識和支持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積極性，激活、增加牧民群眾生計資產；當前，生態合作社經濟組織在保護生態、發展生產、增加收入等方面的作用越來越明顯，應借鑒“股份制”草地畜牧業合作社運行的經驗，加快牧民經濟合作組織建設，引導牧民將草場、牲畜折股量化，積極打造“資源集約化、資產股份化、生產專業化、經營協作化、用工統籌化、營銷市場化”的專業合作組織；應更加重視實施新型職業農牧民培育工程，為畜牧業發展尤其是國家公園建設的提供可持續人力資源支撐。
（三）尊重牧民的意愿，通過草地畜牧業發展進一步優化牧民的生計策略，實現宜牧則牧、宜農則農、宜工則工、宜商則商。楊培濤（2009）指出，所謂生計策略，也就是資本組合和應用的方法。生計策略的目標是實現自己最終的生計目標。生計策略是動態的，需要隨著外界環境的變化進行調整［8］。江進德（2012）認為，當農戶的傳統生計與社會可持續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等問題有矛盾時，比較可行的解決方法就是改變傳統的生計方式［9］。胡晨成（2016）指出，多樣化的生計策略對于生態環境保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生計策略單一化對于生態環境有著阻礙作用。鑒此，在草地畜牧業發展中，應堅決摒棄“頭數”畜牧業，堅持綠色高端現代生態畜牧業發展定位，在控制放牧面積不增加的前提下，利用國家公園品牌增值體系，提升草地畜牧業產業鏈、價值鏈，讓牧民更多地分享畜產品加工和流通帶來的利潤；應積極探索“草地畜牧業+”，積極打造休閑農牧業、觀光農牧業、創意農牧業等草地生態畜牧業新興業態，對牧民傳統生計進行必要的優化升級；應不斷解放富余勞動力，鼓勵引導、扶持富余勞動力積極從事公園生態體驗、環境教育服務以及生態保護工程勞務、生態監測等工作，探索多樣化生計策略，真正實現宜牧則牧、宜農則農、宜工則工、宜商則商。
四、結論
建立“草地畜牧業——牧民生計”的關聯機制，從人地系統作為一個整體的角度審視了畜牧業發展和牧民的關系，可有效解決畜牧業發展與牧民生計相互割裂的問題，有力促進草原生態、畜牧業生產發展和牧民生計的良性互動，探索生態保護與民生改善協調發展新模式，旨在讓世代居住在國家公園內的牧民真正成為三江源生態保護和國家公園建設的主體。建立“草地畜牧業——牧民生計”的關聯機制需要綿綿用力、久久為功?，F階段應注重將關聯機制建設融入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青海省創建全國綠色有機農畜產品示范省戰略部署中。應善于借力國家公園建設，系統性前瞻謀劃一批與關聯機制相關的工程項目。用足用好現有生態保護和草原畜牧業政策，大力推進草地畜牧業基礎設施建設，改善生產條件，提升草原畜牧業綜合生產能力。
作者:李明 呂瀟儉 單位:青海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 青海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