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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主導型開放創新生態系統的邏輯構成
在技術型知識日益成為世界競爭力核心要素的進程中，大學作為產業公司“開放創新伙伴”的角色日益凸顯。這種開放創新模式與傳統的大學與產業合作“分包合同”模式存在本質差異。當大學作為知識貢獻者參與創新過程時，與企業協同建立開放創新生態系統模式能夠最大限度地降低創新風險，增強技術“破壞性創新”能力。大學主導型開放創新生態系統的邏輯構成主要表現是：第一，大學科研團隊具有探索興趣驅動科研可能性路徑的能力。當這些科研活動是圍繞產業團隊所提出的長期性科技難題而開展的，他們就會從大學獲得必要支持，從而確立由產業利益驅動的科研優先戰略。第二，科研團隊是新生代研究人才培養的基本單位，科研團隊與博士培養項目形成聯盟，能夠為開設“產業博士”（industrialPhDs）等高層次人才培養項目提供有利條件。第三，大學與產業人才流動項目能夠通過互動實現隱性知識的攝取。這三大構成要素合力的結果是：合同制科研模式向開放協同創新模式演進。另外，大學與產業協同的開放創新對新技術開發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為，開放創新活動一方面能夠在早期技術開發中共擔風險，大學伙伴能夠通過青年研究人員發現科學研究前沿領域，產業部門則能夠運用這一“發現”與大學建立密切的伙伴協同關系；另一方面，企業通過與大學協同開展創新服務和及時獲取技術信息反饋，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風險。展示了大學導向型開放創新生態系統模式的組織結構。該系統將大學作為創新的核心驅動要素，并與其他創新實體（如其他大學、科研院所、創新企業）建立戰略協同關系，同時大量產業企業也能夠通過科技前沿問題進行信息資本輸出，實現多邊協同創新。大學可以在不同層面（包括國家和國際情境）的臨近環中與企業、科研院所等協同創新實體建立戰略伙伴關系，關鍵問題是要明確以科研成果商業化為導向的產學研協同創新伙伴關系與以聯合方式促進特殊領域知識生產導向的產學研協同創新伙伴關系之間的差異，這兩類伙伴關系在本質上具有較強的邏輯互補性。然而，在實踐上僅有為數不多的大學在其臨近區域創建了真正的生態系統。一所大學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成功創建開放創新生態系統并確保其穩定性，主要取決于兩個要素：一是大學內部對開放創新的支持度；二是大學與外界環境建立協同伙伴關系的能動性。對于第一點來講，主要是指大學頂層管理對內部科研組織部門及其研究人員開展創新活動的支持政策的存在性；另外，大學在創新活動資源分配上的優先性也能夠體現大學對其創新支持活動經濟收益的興趣。很顯然，技術型大學在驅動開放創新生態系統構建中更為主動。對于第二點來講，是指大學與地方、區域、國家、國際等多層面上的創新系統主要行為主體的協同關系，其開放創新生態系統成功實施依賴于大學與私營部門行為主體之間開展協同創新活動的互信程度。
（二）大學主導型開放創新生態系統的協同創新政策工具
一般來講，大學主導型開放創新生態系統主要是通過多元開放創新政策工具的實施予以實現的。目前國際上通用的開放創新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如下方式：（1）長期科研領域支持協議（Long-termagreementsforresearchlinesupport）。這一工具通常運用在產業發展促生的、由大學與產業聯合開展的試驗性技術原型設計驅動的研發項目，比較典型的是以科技攻關難題為導向的贊助性產學研協同創新項目。（2）大學內產業基地。這一工具通常運用在產業科研實驗室入駐大學開展協同研發的項目，如大學企業孵化器、衍生公司、新創公司等。（3）協同研究項目。這主要運用在包括大學在內的多方協同研究團隊圍繞共同研究目標，解決共同科技難題的研究項目。（4）大學技術成熟項目。該工具目標是通過支持產業技術原型開發或產業相關部門參與的概念驗證提升特定科研成果的成熟度。此外，還有其他如大學衍生公司風險資本投入、技術成果許可和商業化協議、畢業生流動項目、研發國際化支持聯合項目等，這些政策工具能夠在特定時段內與協同伙伴實現不同創新目標。
二、馬德里理工大學組織模式創新——蒙特港瑟德校區ICE開放創新生態系統構建
基于開放創新生態系統邏輯原理，近年來，馬德里理工大學（UPM）進行了組織模式創新，構建了蒙特港瑟德ICE開放創新生態系統，為加強產學研協同創新提供了嶄新的組織制度保障。
（一）蒙特港瑟德ICE開放創新生態系統構建的戰略邏輯
馬德里理工大學是西班牙最大應用技術型大學，創建于1971年。近年來，學校在區域、國家和國際層面上建立了大量產學研協同創新項目，學校各部門、研究人員與產業部門通過財政工具和教育、研究、知識轉移活動的人員流動工具構建了密切協同伙伴關系。21世紀以來，西班牙政府啟動的大學科技園、“國際卓越校園”（ICE）計劃，為該校開放創新生態系統的構建和現代化進程提供了適宜的外部環境。2010年，該校兩個“國際卓越校園”項目獲得了認證：一是蒙格羅ICE，主要支持馬德里康普頓斯大學產學研協同伙伴關系；二是蒙特港瑟德ICE，主要支持與高技術產業形成產學研協同戰略伙伴。蒙特港瑟德ICE成立后，在歐盟和西班牙宏觀戰略背景下，馬德里理工大學制定了組織戰略決策，以推動開放創新生態系統建設。具體包括：第一，確保ICE推進新型研發創新活動的優先性。UPM將ICE作為其研發創新活動強化和拓展的基本邏輯要素，優化新型研發創新可利用空間，從“多重中心視角”（multi-centricperspective）構建新型研發和技術中心，以提高研發創新基礎設施可利用性，旨在實現多重研發中心之間ICE研究優勢資源共享；在研發中心創建校企協同研發聯合體，以提高基礎研究設施協同利用性和科研成果商業化。第二，積極參與企業協同創新活動。2012年，西班牙教育部設定了ICE技術創新重大戰略目標，通過UPM與多家產業企業實體的戰略協同聯盟，確保研發活動及其成果商業化的深度融合。對此，UPM提出要與產業部門聯合組建新型研發創新中心、聯合研發共同體實驗室等；推動研發創新中心入駐創新企業，通過資源共享實現協同研發創新，以加強協同創新聯盟密切戰略伙伴關系，為創新企業入駐企業孵化器和科技園另辟路徑；加強UPM與國內外產業部門的協同伙伴關系，促進研發成果的開發利用和技術整合。第三，推進ICE國際化進程。為加快推進ICE國際化，UPM在戰略上積極吸納國外創新企業和公共研發機構入駐ICE區域，開展協同研發創新；通過參與歐盟“框架項目”（FP）、歐洲科技協同框架（COST）、歐盟工業企業研發創新“尤里卡”計劃（EUREKA）等國際協同研發創新網絡，以及與跨國企業建立協同研發聯盟，推動研發國際化和技術轉移?；谏鲜鰬鹇运季S，UPM成立了“3D智能試驗中心”、“生物醫學技術中心”、“聯合技術開發中心”等一大批開放協同研發創新基礎組織，為ICE開放創新生態系統構建提供了基礎保障。
（二）蒙特港瑟德ICE開放創新生態系統“知識三角”組織協同模式構成
“知識三角”生態邏輯將教育、科研與創新三大知識領域協同作為知識社會經濟可持續性增長的核心驅動要素，它揭示了三者之間相互協同的邏輯關系，高等教育、科研、創新“知識三角”協同發展能夠起到相互促進并賦予對方附加價值的“正外部性”效能。這也為開放創新生態系統構建提供了嶄新的理論視角。根據UPM開放創新生態系統構建的邏輯思路，在高級知識經濟社會，有必要實現“項目為本的校企合作關系”向“伙伴導向協同創新生態關系”轉型。依據“知識三角”生態邏輯原則，蒙特港瑟德ICE通過大量開放創新工具整合，與多家企業建立戰略協同伙伴關系，從而實現了教育、科研、創新三大知識創新要素的“正外部效應”。2005年，UPM蒙特港瑟德ICE初步構建了以信息學院為依托的ICT領域“知識三角”生態創新網絡，2013年通過拓展與區域、國內、國際企業的協同創新項目和積極參與國際研發創新計劃，形成了相對成熟的“知識三角”開放創新生態系統模式，實現了大學、產業、政府之間的協同互動。蒙特港瑟德ICE在信息學院成立了國際本科生院、研究中心研究生課程教育項目，在政府的政策和財政支持下創建了西班牙“知識創新共同體”（KIC）ICT實驗室節點、體驗實驗室（LivingLab）以及技術創新中心（CAIT）等聯合創新項目，構建了由多家科研院所參與的研發聯盟，如傳承學研究中心（CIESP）、智能家居研究中心（CEDINT）、馬德里超級計算與可視化研究中心（CESVIMA）、生物技術與植物基因研究中心（CBGP）、生物醫學技術中心（CTB）、聯合研究組織（JRU）等，這些研發聯盟大部分已演變為研發—創新一體化中心。通過教育、創新和研發活動的整合發展，UPM與企業部門、公共部門、科研院所等知識領域相關實體形成了新的戰略聯盟。
（三）蒙特港瑟德ICE開放創新生態系統臨近環構成
蒙特港瑟德ICE可以看作是在西班牙國家創新戰略框架下構建的開放創新生態系統模式。近年來，UPM已與近20個協同伙伴組織簽訂了長期戰略伙伴協議，與私營企業、公共科研院所等部門創建了多個協同研發聯盟，并與8家私營企業簽署了教育和技術轉移協議，協同開展教育、研發和創新活動。根據大學導向型開放創新生態系統的一般邏輯構成，UPM開放創新生態系統模式包括三個臨近環：UPM與胡安卡洛斯國王大學（URJC）、馬德里康普斯頓大學（UCM）、西班牙高級科研理事會（CSIC）研究所、光學元件創新公司（LPI）等大學、科研院所、私營公司建立了以產業發展需求為導向的產學研協同知識創新環，為蒙特港瑟德ICE開放創新生態系統第一臨近環；與巴西的坎皮納斯大學（Campinas）、法國的保羅薩巴蒂爾大學（PaulSabatier）、美國的科羅拉多大學等世界著名大學，以及馬德里先進技術研究院（IMDEA）等著名研究院所和英德拉公司（Indra）、IBM等國際知名企業聯合構成協同研發聯盟環，為蒙特港瑟德ICE開放創新生態系統的第二臨近環；與德國電信（T-System）、埃森哲（Accenture）、思科（Cisco）等國際企業協同開展高端創新人才培養和知識技術轉移環，為蒙特港瑟德ICE開放創新生態系統的第三臨近環。這三個臨近環依據開放程度從系統邏輯原理構成了具有明顯生態創新集群特質的開放創新生態系統模式。
（四）蒙特港瑟德ICE開放創新生態系統的運作模式
為激勵開放創新生態系統內技術商業化和技術創業，在UPM蒙特港瑟德ICE開放創新生態系統的“技術創新支持中心”（CentreofSupporttoTechnologyInnovation，簡稱CAIT）實施了新型運作模式——“雛菊模式”（daisy-model）。“雛菊模式”是以協同方式可持續性地支持UPM蒙特港瑟德ICE開放創新生態系統的創新活動，CAIT以支持企業技術及其孵化前（與衍生公司創建項目和創業教育項目密切相連）創意獲取為源點，通過企業創新中心對最具潛質的創意進行整合，然后通過試驗性實驗室、體驗實驗室、技術警示服務和咨詢、技術商業化項目等路徑增強研發成果的商業化能力，從而增強UPM技術攻關領域的各創新實體之間的協同關系。2014年，歐洲創新技術學院的知識創新共同體ICT實驗室網絡西班牙節點又入駐到ICE生態系統，必將成為ICE開放創新生態系統新的創業支撐點。為增強多方研發團隊技術創新的網絡協同性，CAIT與歐盟、美國、印度等國成立了國際咨詢委員會（InternationalAdvisoryBoard）、創新技術俱樂部（ClubInnovatech）、企業天使網絡（businessangel’snetwork），以完善UPM開放創新生態系統的支持生態系統，以及加強聯盟成員的協同伙伴關系。這一模式實施的支撐理念是，在不改變該模式整體結構下增強其動態性。
三、結語
開放創新生態系統邏輯具有鮮明的“開放性”、“生態系統性”和“同時共生性”的特征，實際上就是強調超越單個創新部門邊界，實現跨部門、跨地域協同創新。開放創新生態系統源于產業界，后推廣到學術界，大學主導型開放創新生態系統已成為西方協同創新戰略背景下高校組織模式變革的邏輯基礎和典型特質。遵循開放創新生態系統邏輯原理，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構建了具有多臨近環組織特征和“雛菊型”協同運作模式特征的蒙特港瑟德ICE開放創新生態系統，成功實現了該大學組織模式創新，是西方典型的大學主導型開放創新生態系統模式。該模式通過區域、國內、國際多層面的政、產、學、研、用各戰略伙伴行為主體的密切協同，推動教育（創新人才培養）、研究（研發）、創新（創新創業）三大知識領域的“知識三角”協同發展，充分釋放了三大知識領域的“正外部效應”，有效實現了協同創新的社會利益最大化。在當前創新驅動和協同創新戰略背景下，開放創新生態系統邏輯和馬德里大學蒙特港瑟德ICE開放創新生態系統模式為我國當前大學組織模式創新提供了嶄新的理論視角和經驗借鑒。以開放創新生態系統邏輯為引導，必然要承認：協同創新戰略背景下，處于社會軸心的大學發展應具有開放性和生態系統性。因此，大學應主動聯合區域、國家甚至國際上產學研協同創新相關行為主體，充分利用各方創新資源，積極構建開放創新生態系統，實現創新驅動戰略下大學組織模式創新。從馬德里大學蒙特港瑟德ICE開放創新生態系統模式的構建和實施經驗看，“知識三角”是其生成的邏輯原則，三層臨近環是其構建的組織模式，“雛菊模式”是其運行的生態機制。借鑒ICE成功經驗，我國大學在構建開放創新生態系統模式過程中，應充分整合教育（創新人才培養）、科研、創新三大知識領域，以釋放“知識三角”的協同放大效能；注重多層組織結構的構建，實施協同生態運作模式，推動大學組織模式變革，真正實現崇尚學術與服務國家二者并行不悖，為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下高等教育強國建設提供制度保障。
作者：武學超 單位：河南理工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