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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農牧民創造并維護的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對鄉村產業發展具有重要價值。其一,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是鄉村產業發展的基礎。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蘊含有豐富的生物、技術和文化等因素,深入認識這些因素在鄉村產業中的地位和價值,不僅可為鄉村產業發展奠定基礎,而且還可推動鄉村產業的可持續性發展。其二,充分利用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是鄉村產業發展的基本途徑。這集中體現在傳統品種和知識技術的保護利用,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與現代科學技術的結合利用,生態產品和現代社會消費群體的有效對接。其三,創新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是鄉村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這些創新主要包括:創新消費對象,明確目標消費者的界定;創新服務功能,強化生態維護的價值;創新服務內容,推動鄉村旅游的發展;創新服務空間,推廣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各種資源;創新服務手段,發揮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與國家政策充分結合的優勢?？傊?借助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利用與創新,時下的鄉村產業發展可選擇不同途徑實現鄉村生態振興的可持續性。
關鍵詞: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鄉村產業發展;保護、利用與創新
全球各地有著諸多獨特的傳統農業生產系統,這些系統不僅維護了農業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而且增強了生態系統的恢復力,在數千年中給當地居民提供了經濟、文化、產品與生態服務。隨著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長和經濟奢望的不斷攀升,這樣的傳統農業系統正在被旨在提高單位面積效率和規模發展的現代農業系統所取代。然而,現代化農業引發的各種生態弊端,使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保護這些有價值的本土知識資源庫的重要性,其中就包括在適應氣候變化、保護生物多樣性和土地管理過程中所形成的豐富的傳統文化[1]。為此,2002年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啟動了“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GIAHS)項目,并提出動態保護理念:農村與其所處生態環境長期協同進化和動態適應下所形成的獨特的土地利用系統和農業景觀,具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而且可以滿足當地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需要,還有利于促進區域可持續發展[2]。GIAHS項目旨在建立一種與其密切相關的生物多樣性高、食品和生計安全以及文化景觀優美的價值體系,并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廣泛認可和響應,使之成為鄉村發展的源泉與基礎[3]。該項目啟動之后,中國有關的實踐工作進展很快,特別是從國家層面推動“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申報,取得了顯著成就。從2013年農業部公布第1批“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現已公布了5批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要實現少數民族地區的產業振興,關鍵在于創新利用民族地區的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資源及其產品優勢,在外來資源的激發和調動下,走出一條具有民族特色的產業發展的內生路徑[4]。為此,保護、利用和創新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不僅有助于壯大鄉村生態產業、提高農民經濟收入,還可以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榮的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
1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是鄉村產業發展的基礎
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蘊含有豐富的生物、技術和文化等因素,深入認識這些因素在鄉村產業中的地位和價值,將助推鄉村產業發展的可持續性,從而為我國鄉村產業的發展奠定基礎。由農牧民創造并維護的特定農業系統和人文景觀,其潛在價值已成為提高鄉村內生動力的重要引擎[3]。作為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農業系統與人文景觀是各遺產地民眾的生計體系,更是其農業文明的創造,應當予以高度重視,并切實加以保護[5],確保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成為鄉村產業發展的基礎。不管是怎樣的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其技術體系無一不具有先民的在地性特點。所謂在地性,就是指尊重所種作物的生物屬性的前提下,憑借世代積累起來的經驗和教訓,對當地自然與地理環境,特別是當地生態系統屬性,憑借先民們的聰明才智,啟動相關民族文化與所處自然生態環境的協同演化,達成所種作物與環境的互惠共存,從而形成適用于當地相關作物與所處環境的相互依存、相互協調,并實現相關技術體系的可持續利用目標。只要當地環境不發生改變,當地各民族文化沒有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那么這樣的技術體系在當地就可以永葆青春。類似的文化、環境和作物的系統匹配關系,還可以在類似的空間環境中進行推廣利用,并實現相關地區農業生產的可持續運行,甚至實現現代化的創新。湘西州花垣縣“子臘貢米”已獲得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立項保護。子臘村地處低山丘陵區亞熱帶常綠闊葉林生態系統中的低溫沼澤濕地環境,本來不適宜水稻(Oryzasativa)種植,但該項遺產的技術體系卻能使當地順利產出優質稻米。當地自然環境下,由于高山的阻隔,叢林的隱蔽,再加上大氣降水絕大部分會穿越山體石灰巖的溶洞,再以井泉伏流的方式,成為山間濕地水資源的主要補給源,水中富含從古生代海相沉積中溶解出來的磷和鉀肥分,水質比平原稻田中的水質還要優越,然而水溫偏低是水稻種植的致命殺手,因此在這樣的沼澤地種植任何品種的水稻,稻秧可以返青,但不會分蘗。即使分蘗后,由于終年水溫保持在17℃以下,以致于開了花,也無法結實。加上這樣的山間濕地,四周都有高山環抱,叢林隱蔽,種上水稻后,每天能接收到的直接日照,平均不超過2h,強行種植水稻后只長稻秧,不產稻谷。苗族先民面對這樣的環境,自然會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局之中。就是肥分不缺,缺的是水溫。要在這樣的環境下種植水稻,顧得了水溫,卻顧不了肥分;顧得了肥分的充分利用,那么偏低的日照和終年恒定的低水溫,又會讓水稻只長稻秧,不長稻谷。而此項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技術特色正在于將當地盛產的原木采伐下來,鋪填在沼澤淤泥之上,以期達到抬高稻田海拔高度的目的,實現將井泉低溫的涼水與山體坡面徑流下泄的常溫水分割開來,從而彌補了低溫水環境的缺陷。隨著稻田種植面海拔提高數米后,稻田水面每天能接收的直接日照實數也大致可以提高3倍,達到每天6h左右,從而滿足了水稻種植水溫的需求。與此同時,來自井泉涼水中所富含的磷、鉀等肥分又可以被稻田下方填埋的木材所吸附。再借助水位的季節變法,將這樣的肥分上升到水稻根系的著生土層之中,被稻田表面填埋的土壤所吸收,水位下落后,水去而肥留。這無異于在水稻著生的土層中,設置了一套無需外加動力,無需常年維護,卻可以做到可持續均勻施肥的地下人構裝置。憑借這種看似粗陋的傳統裝置,其精確性、低成本性和可持續收效性得到了全面滿足,堪稱是一勞永逸的技術發明。一些專家學者對這套技術裝置的投入和產出,至今依然多有顧慮。他們往往認為,這樣去營造稻田,一次性的成本投入太大了。另外埋在地下的木材肯定會腐爛,以后要重建,花費的勞力和財力,將會使當地鄉民不堪重負。“子臘貢米”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申報成功后,兩位筆者親自探勘了這批稻田的現有狀況。發現只要赤腳踏進這樣的充水稻田,稻田淤泥中就會不斷地冒出大大小小的氣泡。與此同時,捧起這樣的稻田淤泥,還會發現淤泥中所含的未降解的有機肥殘積,幾乎找不到蹤影。也就是說當年施入的有機肥,當年就能全部降解。對此,筆者的理解在于,由于地下填埋的木材處于與空氣完全隔絕的狀態之下,好氧類的微生物根本無法生長,以致于明代造田時深埋的原木至今還在生效,既沒有腐爛,稻田土面也不會下陷。其間的生物學原理在于當年埋下的木材,只能支持厭氧菌的生長,而厭氧菌所降解的木材,卻只生成CH4和CO2一類的氣體。與此同時,這樣形成的氣體本身也會形成靜壓力,以確保穩定的稻田土層和優越的透氣性能。CH4和CO2的氣泡在水面破裂后,又會導致土中留下的空間被表面的水所填滿。這樣的水富含O2,可以支持水稻的生長,從而不會爛根,水稻也不會感染稻瘟病。稻田表層中的有機肥,氣體可以常態自動互換,其降解速度比平原地區的稻田快,而平原稻田土層中不同氣體的自然交換,得靠人力去翻動,或者靠水生動物去翻動。因而其有機肥的降解速度反而低于子臘稻田?？傊?此項技術體系的優越性、可持續時效性和低成本性不僅屬于古代,也屬于今天和未來。只要我們在低山丘陵帶或高山峽谷地帶種出穩產高質高產的稻谷,那么這套技術體系就可以推廣利用。如果要實現現代化的創新,還可以動用現代化的建材和測量技術,營建具有以上優越性的高標準稻田。建成的稻田不僅可以在山地環境連片布局,甚至可以在連片稻田的周邊,架設硬化固定的鋼軌。只要配上電動的農機具,不需要推廣拖拉機,也可以實現山地農作的全機械化操作,而且還可以實現土壤活性永葆青春,當地的無機資源就可以免費就地循環利用。而且除了水稻外,還可以隨時根據需要,輪作間作多種水生農作物。只要我們對待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思路,真正做到因地制宜、與時俱進,那么當前已經立項的每一種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不僅可以永葆其技術的青春,還能為當代鄉村產業發展提供既可傳承,又可創新的技術體系儲備。有了這樣因地制宜的技術體系,鄉村生態振興的落實,就可以做到與時俱進、推陳出新。上述可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與鄉村產業有著緊密的相互依存關系,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是鄉村產業發展的基礎,具有明顯的可利用價值。對于二者的這種關聯性,國外也有一些成功的個案值得借鑒。意大利學者Mantia等[6]的研究表明,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在農業生物多樣性維護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與其他地中海小島一樣,意大利蘭佩杜薩島(Lampedusa)的農業生產活動在20世紀下半葉急劇下降。因本土農業系統的消失,該地區43種本土植物物種滅絕,其中一些植物不僅在地方,而且在區域和國家水平都是極其稀有的物種。該研究認為,推動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復壯與發展,對農業生物多樣性和農業文化多樣性的維護是必要,而且可行的。另外,墨西哥學者Lira等[7]對危地馬拉和墨西哥農民經營了數千年的一種稱之為“Milpa”的套種制度[玉米套種豆類、南瓜(Cucurbitamoschata)、辣椒等其他作物]進行研究,認為這種傳統農業系統不僅可以保障糧食安全、經濟穩定,還可以保護地方農作物資源,保留許多與傳統農業系統密切相關的作物品種。這些傳統農業體系對維護本土技術價值、農業生物多樣化,以及鄉村產業發展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上述國外個案對我國“三農”問題有很大的啟示。長期以來,受“現代化”的影響,我國很多地區盲目照搬西方發達國家的農業生產方式,直接引種外來作物品種,放棄本土傳統品種,導致一些本土物種絕種。加上生產過程中過多施用化肥,致使土壤肥力下降,土壤污染,生物多樣性也面臨嚴重的危機。中國作為一個古老的農業大國,各民族有著豐富的農業文化。因此,如何更好地挖掘、保護和利用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推動傳統與現代的結合,實現中國農業綠色發展,是目前應著重考慮的問題。而這樣的發展目標,恰好是我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的使命和擔當。韓國學者Choi等[8]認為,保護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不僅需要完善保護制度,還需創新管理政策和管理計劃,但前提條件是必須確保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持有人——農業生產者的積極參與。如今立足于鄉村發展的需要,則要發揮農民的主動性和參與性,高度關注和充分認識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價值,推動遺產地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合理轉型,使之有效地服務于鄉村產業發展。FAO啟動GIAHS項目,不僅在于肯定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歷史價值,而且要借此指明未來鄉村產業發展的走勢,特別是要強化人與自然和諧共榮關系,倡導可持續發展和生態文明理念,維護農業生物多樣性,保護鄉村資源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9]。從這一理念出發,加強對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可為推進鄉村產業發展奠定基礎。如今,隨著我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項目的不斷增多,為鄉村傳統產業的發展和生態振興創造了有利條件。
2充分利用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是鄉村產業發展的基本途徑
利用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實質,在于通過農業文化遺產的農業生物多樣性維護,促進鄉村產業的可持續發展。適應了本土生態系統的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通過遺產地農民對傳統技術的管理與傳承,確保了地方糧食安全和農業多樣性的維護。因此,對其充分利用,不僅可以穩定糧食產量,促進糧食產出多樣化并獲取最大化回報[10],還具有提高生物多樣性、保障食品和生計安全、優化人文景觀等多重效用[11]。重視對傳統農業知識技術的利用,有助于提高鄉村民眾的生計能力和生物多樣性的經濟效益[12]。而同時完善對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傳承和保護的后續工作,有助于獲得新的投資、技術、人才以及體制的支持,為鄉村產業發展提供穩定的途徑。可見,充分利用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壯大鄉村集體經濟,提高村民經濟收入,同樣是推動鄉村發展的有效途徑之一。Appendini等[13]對墨西哥瓦哈卡州(Zapotec)土著家庭的調查發現,盡管平均總生產成本比市場銷售的玉米價格高400%以上,很多土著居民卻堅持種植和食用傳統玉米品種,而非現代玉米品種,原因是他們認為傳統玉米品種不僅味道好、質量高,而且還具有營養優勢。由此看來,制定我國產業調整中農產品價格的結構優化對策,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產品的價格定位,提高其市場競爭力。然而,這些工作已遠遠超出農業農村管理部門的職能范圍,而是涉及整個國家的產業優化和匹配政策。如果相關配套政策不到位,不僅會影響對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利用,還會降低其在鄉村產業發展中的服務成效。閔慶文等[14]認為,現階段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研究核心內容主要是價值挖掘與多功能拓展開發、動態保護和適應性管理。因此,對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利用,需要做出動態的應對[9]。即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服務于鄉村產業發展,需要對其升級換代,才能達到有效利用,但具體思路卻值得深思。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一方面是其自成體系的社會文化建制,是人類社會與所處生態環境高度適應的具體體現,有明顯的生態價值;另一方面,因其源自傳統,必然與現代社會的需求存在一定差距。為確保其有效利用,不可忽視其與現代化的結合。利用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服務于鄉村產業發展,其基本途徑主要表現在如下3個方面:1)加強傳統品種與知識技術的保護利用。農業文化多樣性的體系,包括從基因—物種—生態系統的多樣性尺度梯度,從耕種方法到景觀、文化的組成,都屬于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內容。而傳統品種在農民之間的流通,對于農業生物多樣性的維護至關重要[15]。事實上,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所涉及的生物物種本身就是作物育種的基因來源。在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地,當地群眾在對自然環境長期的適應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知識和經驗,這些經驗在各民族的傳統文化中都有充分的反映,而且成為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16]。如今,成套的抗旱防災種植技術、復合種植技術等,都受到了現代科學家的重視。例如,Isakson[17]對上文提到Milpa套種模式進行研究,發現這種農業多樣化的生計方式,有效維護了當地糧食和經濟的安全與穩定。另外,Ferro-Vázquez等[18]對埃塞俄比亞孔所(Konso)梯田系統的研究發現,當地民眾能利用侵蝕來控制土壤侵蝕,具體做法是:收集被沖進河道的土壤,將其儲存在可灌溉的河邊沉積區,然后修建山坡梯田,有效利用新的土壤“重新種植”被剝蝕的山坡,讓土壤侵蝕構成一種新的農業生產資源,并取得了很好的效益。在我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甘肅永登苦水玫瑰農作系統”的種植技術在當地規模性推廣。這里的玫瑰(Rosarugosa)種植生態系統十分獨特,其地處黃河上游的河谷臺地,上方是連片的荒漠草原,而河谷臺地地下水位相對較高,土壤中豐富的地下水很容易滲出地面,滲出的泉水因富含氯化鎂而帶有苦味,其地名“苦水”也因此而得來。在這樣的生態環境下,玫瑰種植技術也具有特異性,地表覆蓋、黃河水與泉水混合灌溉,以防止土壤鹽堿化。進而不僅確保了玫瑰花的優越品質和穩產、高產,而且對所處生態系統的干擾也降低到了最低限度。為此,傳統農業系統的本土知識技術是農民的寶貴財富,應該得到專利保護,形成農業知識產權,其擁有者還應分享專利補償,而且在這樣的過程中,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持有者應該獲得相應的法律援助,并與鄉村產業發展合并考慮。這樣,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才更具可利用性。2)加強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與現代科學技術的結合利用。在這一過程中,各種各樣的本土知識和技術技能要與現代的應用相結合,這是歷史的必然,也是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客觀需求[19]。據此,當代的信息技術和電商體制,也應當成為利用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現代化手段。原因在于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地范圍小,總產量不高,知名度的提升受到種種限制,借助現代科技的電商平臺,不僅可以直銷,而且可以提高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產品的品牌效應和旅游產業的知名度。“品牌化”過去被認為是一種商業策略,將其作為鄉村振興的一種途徑,目前還很少有人關注。其實,本土品牌不僅是促進鄉村發展的內動力,還可以通過品牌共同價值觀和品牌擴展共同效益而受益[20]。日本政府早在2004年,就發起了“日本品牌發展援助計劃”,為地方社區尋找和培育區域品牌提供支持。該計劃的主要目的是識別和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本土品牌[21]。Rausch[22]還對日本津輕漆器(Tsugarunuri)和津輕三味琴(Tsugaru)等本土文化品牌進行了分析,認為通過與具有時代意義的現代形式相結合,大力推進本土品牌發展和提升品牌形象,能有效帶動偏遠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當下我國的鄉村振興中,將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與現代形式和技術相結合,不需要太大投資,就可以讓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在當地鄉村產業發展中收到立竿見影的成效。但是,在推動本土知識與現代科學技術結合的過程中,也必須注意到,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是一項整體系統,要實現對其有效利用,主體必須是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及其持有人,應讓現代科技和社會需求服務于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利用,而不是分道揚鑣、本末倒置,讓現代科學技術去替代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換句話說,對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利用,應當重視其主體作用,推動二者的結合,政府和科研部門只能從中起到協調、支持的作用,而不是發揮主導作用。3)加強生態產品與現代社會消費群體的有效對接。美國人類學家露絲•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在《文化模式》中指出,自然環境的多樣化給人們提供了大量的生計方式,文化生活中首要任務就是進行選擇[23]。其中就包括人們對食品消費的選擇。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形成的產品,雖然可以認定為生態產品,但如何實現生態產品與現代社會消費群體的有效對接,其間涉及到人們的消費心理問題。消費心理并非憑空而降,往往也不是按值論價,其間存在著文化偏見和誤導。這就意味著,人們消費心理的調整,應當成為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利用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羅祎等[24]指出,中國應建立以農業生產者為主體的政策支持體系,加強對有機農業生產技術的應用,特別是加大對農業生產者和社會消費者的宣傳教育力度。我國擁有豐富的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儲備,鄉村產業發展要實現可持續性,理應強化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有效利用,充分發揮其特優產品的優勢,提高本地產品的市場競爭力。為此,發掘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有助于堅持農業育種的多元化方向,克服過度追求產量的單一化育種傾向,有助于實現良種選育的優質化、特色化、地方化目標;重視傳統優質品種的提純復壯和推廣利用,形成具有顯著地方特色的農業生產和農產品質量優勢,還有助于進一步發掘并利用好地理標志品種資源和農業良種資源[25]。
3創新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是鄉村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對象是農業生產系統和景觀,這種保護是對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對象的重要創新和有益擴展[26]。作為一個農業大國,我國對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創新工作,不能只在保護項目數量上走在世界前列,更要在社會經濟效用上發揮重要的創新作用,其中之一就是使之有效服務于鄉村產業發展,促使其成為我國農村農業振興的必由之路。時下的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項目,大多是前工業文明類型的產物,受現代集約化農業負效應的影響較小,其產品質量可以達到生態產品和綠色產品的標準[27]。這樣的質量就成了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農產品的品牌效益和商業形象,使其產品,無論是農業產品、畜牧產品、林業產品,還是相關的再加工產品,都可獲得高質量的產品認證,從而具有較高的市場價值。這樣的目標一旦實現,遺產地民眾就可以在自己的地區內,為其生態產品創造市場,憑借鄉村特色產業提高生活質量,而不必再依賴國家財政的扶助[28]。因此,如果通過國家層面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讓國有企業對生態產品拍賣,當地民眾就可以從中獲取合理的補償,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也更能直接推動鄉村產業發展。凡屬傳統都需要創新,不會一直保持不變。在保持和創新之間,必須建立起辯證統一的關系。鄉村產業與當地生態環境協同演進,對當今社會發展有著重要價值。那么,創新利用需要做的,就是為傳統提供服務,而不是放棄或者置換傳統本身。在鄉村振興背景下,推動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服務于鄉村產業的發展,需要做好如下5個方面的創新:1)創新消費對象,做好目標消費者的界定。既然按質論價,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產品就理應以高價銷售。然而,這樣的生態產品目前還只服務于高端消費群體。在整個產業結構沒有實現全局優化之前,普通民眾只能部分分享這些產品。然而,要確立更寬泛的消費對象,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申報立項僅是一種手段,具體的市場運作,還需要政府部門出臺相應政策支撐。例如,為大力推動農產品的銷售,日本政府將施政重點放在支持地方品牌市場的舉措和政策上,重視地方品牌的推廣,形成了把創新與現代靈感相結合的“本地傳統現代性”(localtraditionalmodernity),使本土品牌成功推動了農產品的市場銷售[29]。另外,從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申報到其產品市場定位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都需要在國家層面上進行廣泛宣傳,樹立高端特優農產品的社會輿論導向,只有做到這樣的創新工作,生態產品高附加值的回報才能有望順利實現。在這方面,美國學者Altman[30]對澳大利亞原住民生計方式的分析,提出了國家、市場、傳統“三位一體”的混合經濟模式,三者共同投入旅游、文化和產業等市場中,通過國家政策等手段以獲取更多的利潤。2)創新服務手段,發揮其與國家政策充分結合的優勢。幾個世紀以來,許多精巧的農業系統塑造了新穎而富有彈性的景觀,并在此過程中維護了高水平的生物多樣性。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國家政策和法律法規支持了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延續,保護了農業生態生產的多樣性[31]。從實質上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必然伴生有非物質文化遺產和歷史遺產等無形資產[32]。而這些農業文化遺產的總匯,在國家政策的指導下,如果以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申報立項為契機,并與我國時下推行的鄉村產業相結合,那么,生態文明建設投資、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投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投資等項目,都可以相繼轉化為農村群眾的直接收入。為此,無論是通過在這一過程中投工投勞的回報,還是牽動的第三產業轉型所帶來的收益,都可以支持鄉村產業發展的可持續性。3)創新服務內容,推動鄉村旅游的發展。創新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服務內容,不僅可以生產出優質的生態產品,還可以形成持續優美的生態景觀和人文景觀,借其品牌效應和產品質量效應,只要做好服務轉型并利用于鄉村旅游,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所在地就可以順利地實現從第一產業向第三產業的轉型,進而為游客提供優質食品、休閑觀光服務,并從中獲取合理的經濟效益,為鄉村產業發展提供可持續的社會基礎和條件基礎。例如,日本大分縣國東半島(KunisakiPeninsula)的鄉村旅游發展就是很好的實證。2013年初,日本國東半島因其傳統社會生態生產文化景觀被立項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半島曾是歷史上的宗教與文化樞紐,近年來,由于遭遇了人口減少和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正面臨快速衰退,通過推動傳統農業資源文化景觀旅游產業,為該地區的鄉村振興鋪平了道路,特別是半島低碳鄉村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傳統農業在其間也發揮了巨大作用[33]。這樣的創新內容,我國“浙江仙居楊梅栽培系統”同樣得到證實。此項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歷史悠久,聲名遠揚,其生態維護價值難于估量。然而,僅僅因為楊梅是一種保鮮和加工難度大的水果,加工后的附加值低,甚至加工后的使用價值還會明顯下降。然而依賴此前的物流體系,新鮮楊梅難于順利到達消費者的手中。近年來,當地居民借助鄉村旅游,讓游客現場參與楊梅采摘,就地消費。借以這樣的經營方式,此前的各種障礙因素都得到了有效化解。4)創新服務空間,推廣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各種資源。一些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由于社會歷史的原因,傳承受阻,甚至瀕臨滅絕,但并不說明這些農業文化遺產沒有價值。現代化背景下,只要進行有效的創新,其價值完全可以充分利用[32]。從實質上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是傳統知識和技術技能長期積累的結果,無一不擁有整套的本土技術積累和技術配套,也擁有相應的生態、生物物種資源。盡管一些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具有明顯的在地性,但如果經過科學的論證和規范的試驗,各種資源就可以獲得創新和推廣的空間,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持有人也可以通過技術和知識的轉讓獲得豐富的經濟補償。關于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各種資源的創新,湖南保靖“黃金寨古茶園與茶文化系統”就很有典型性。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縣呂洞山鎮的黃金寨,占地面積不到400km2,現存古茶樹共5923株,分屬108個株系。經專家認定,這些古茶樹并非當地原產,但是能夠保存如此繁多的品種,本身就是一筆財富。因此,憑借遺產項目效應,當地群眾僅通過出售優質茶樹苗木就可以獲得比種茶更大的經濟效益。而且,這樣的歷史積淀還可以支撐當地成立一個“活態的茶樹博物館”,成為第三產業發展的支柱。另外,眾多的茶樹品種資源,通過育種技術創新利用、升級換代,對鄉村產業的貢獻將無可限量。不僅湘西州如此,在我國其他民族地區,水稻、油茶、生漆以及各種畜牧產品和林業產品,都擁有極其豐富的品種資源和生物基因儲備,以及成套的知識和技術體系。如果能將它們申報立項的同時,做到創新推廣,不僅能使鄉村產業發展的效益更具可持續性,還能確保當地農村農業產業的興旺。5)創新服務功能,強化生態維護的價值。立項的重要文化遺產項目,往往有獨特的資源利用方式,能夠高效利用的同時,兼顧生態系統維護。這從另一個側面說明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既然是人與自然和諧共榮的典范,那么在整個產業生產實踐中可以發揮直接的生態維護功能。對于農業文化遺產地而言,由于獨特的地理區位,其生態屏障功能更可以得到彰顯和擴大。Naveen[28]對印度西高止山脈柯達古地區(Kodagu)進行研究,認為對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優美景觀實施生態補償(paymentforecologicalser-vices),不僅可以降低當地農民的貧困程度,還可以為恢復農業文化遺產地的生態平衡和產業發展提供條件和機遇。如果我國能夠及時出臺相應的法制化、常態化的生態補償機制,而且實施市場化運作,那么農業文化遺產地的民眾就可以憑借自己所從事并且熟悉的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升級操作,公平合理地獲得額外的生態補償。與此同時,一旦有了法律保護、制度保障和規范市場的支撐,鄉村民眾從中獲取較好經濟效益的同時,還能獲取生態維護的回報。上述5個創新僅是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直接效應而已。事實上,各民族的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還有益于當地社會的建構與維護、民族關系的團結和睦、地方社會治安、社區家庭的有序運行。這些間接效益的實現,對健全和完善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地的產業結構,以及對傳統知識和技術技能的利用,也照樣能發揮效應。總之,借助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利用和創新,時下的鄉村產業就可以選擇各種不同的途徑,確保其可持續性。但成敗的關鍵則取決于人們習慣性思維模式的轉換,不能孤立對待項目的保護與創新工作,而需要有意識、有目的地把項目保護與地方建設、第一產業地位的提升,以及鄉村振興戰略有機地結合起來,做到協同推進。只有這樣,農村農業的興旺才能做得更好,鄉村生態振興戰略也才最終落到實處。
4討論與結論
“工業文明”是以追求利潤為核心價值的社會運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發展工業可以在與自然環境基本隔離的人造環境里進行生產,并把生產責任具體落實到人為創建的企業。企業所追求的是實現投資的最小化與利潤的最大化,導致了生產之外的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等相關問題。這樣的發展模式已帶來了工業文明的“負效應”,造成人與環境的不兼容性,并引發了各種危害人類生態、生計以及生命安全的災害疫情。隨著“工業文明”的快速推進,我國農村人口不斷涌向城市,造成鄉村衰落、農業弱化、鄉村產業凋零。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從2005—2015年,農村人口從74471萬人下降為60599萬人[34]。另外,有數據顯示,2005—2015年,全國村民委員會的數量從62.9萬個下降至58.1萬個[35]。因此,有效應對當下我國農村諸類問題,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勢必要發揮重要的作用。我國對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創新利用工作,近年來雖取得了較為理想的成績,但仍然未能完整地反映我國農耕文明的特色,還需要對我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進行深挖細掘,進行多樣化的保護與永續的開發利用[36]。過去因為沒有深入認識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在生物多樣性、食物和生計安全等方面的功能,特別是在鄉村產業中的基礎地位,對已立項的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創新與利用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即使有些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申報成功,當地民眾卻沒有從中獲得較多的實惠,甚至連其產品也難于銷售。這就導致民眾對自己擁有的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項目完全沒有自豪感。對這些問題的有效解決,在我國廣大的西部民族地區顯得尤為迫切。隨著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價值的日益凸顯,為鄉村產業發展發揮效用的功能也日益強勢。保持與創新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也必將成為我國鄉村發展的基本動力和不竭之源。在實地調查中發現,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持有人在很大程度上不了解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為此,幫助村民深入認識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在鄉村產業發展中的地位和價值,弄清楚保持與創新的實質則至關重要。總之,充分認識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在鄉村產業發展中的基礎地位,就是要認可其產品屬于高標準、高品質的綠色生態產品,具有廣闊的市場空間。如果這一思路沒有把握好,含糊不清,不僅難于很好地利用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服務于鄉村產業的發展,就連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精髓和價值也可能會被置換掉。基于這樣的認識,探討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保持與創新的關聯性,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就能更好地服務于當代鄉村生態振興。由于我國各重要農業文化遺產所處的環境各不相同,因此發展過程中利用的途徑、保持的傳統、做出的創新,不可能完全一樣,更沒有統一的模式可以“一刀切”地執行。只有發揮各自的主觀能動性,探索適合自己的最佳途徑,才能實現農業文化遺產地鄉村生態振興的可持續發展。
作者:吳合顯 羅康隆 單位:吉首大學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所 吉首大學歷史與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