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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指導性文件和產生指導性文件的機構，在當代的政府管理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機構為政府提供指導意見并影響環境政策的制定，智庫便是其中之一。政府機構用這些指導性文件去解釋新出臺的政策，重新解讀現有政策，或對特定的優先問題提供意見和建議。政府和環保產業的從業者對于指導性文件都有極大的需求。在“危機時刻”，智庫對于指導性文件的從若干角度來說，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種試圖影響政府層面的行為。在全球環境變化這個問題上，某一政府或機構在決定要咨詢哪個智庫和基于某種目的時，會考慮世界觀的差異。
【關鍵詞】
環境治理；氣候科學；智庫；政策貢獻
一、前言
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被認為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為嚴峻的公共政策之一。解決方案非常復雜，它涉及到經濟的各個領域。應對危機的方式也極其棘手，因為碳排放的問題挑戰著現代經濟的核心（Sachs，2015）。人們曾經一度急切需要有效的指導，但反對氣候科學的激進活動，這其中就包括一些智庫，將活動政治化并延緩了氣候政策的制定（McCrightandDunlap，2010）。氣候變化的延后反應增加了應對的風險（Sachs，2015）。盡管此后十年關于人為因素導致氣候變化在科學界達成了一致，并用了二十年時間不斷舉辦國際對話，但全球溫度還在持續上升（NASA，2015）。為了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許多地區性的因素加入到了“自下而上”的策略中，但活動受到國家政策和全球生態系統責任劃分的影響，效果有限。伴隨著全球溫度的上升，不同的國家面對不同的挑戰，但2℃是公認的不可控的變化臨界點（Len-ton，etal.2008）。國家軍事和安全政策的制定也越來越多地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Mabey,Gallagh-erandBorn，2013），而且不可控的氣候變化正在威脅著國際的和平與安全（UnitedNationsSecurityCouncil，2007）。前沿的智庫團體認為，盡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改革步伐滯后，但卻是最有可能就氣候變化使全球達成一致的（SivaramandLivingston，2015）?！堵摵蠂鴼夂蜃兓蚣芄s》（UNFCCC）應對氣候變化的一次重要機會就是2015年12月在巴黎舉辦的氣候大會。在準備階段，來自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主要環境智庫和氣候研究機構形成了《氣候變化協定》（ACT2015），首次使全球利益相關者和深入研究機構在12月的會議之前研究探討巴黎大會的核心元素?！稓夂蜃兓瘏f定2015》（ACT2015）已經產生了一些詳細的指導文件，而這些文件放在世界資源研究所的網站上。不受約束的指導文件以及產生這些文件的機構在當代政府管理中起了重要作用（Cashmoreetal.2015）。智庫提供指導意見以此來影響政策的制定。政府機構用這些指導性文件去解釋新出臺的政策，重新解讀現有政策，或對特定的優先問題提供意見和建議（Doyleetal.2013）。指導文件的滿足了政府（Cooper，2011）和環保產業從業者（Wegneretal.2005）的強烈需求。在“危機時刻”智庫對于指導性文件的被看作是一種試圖影響治理領域的一種深思熟慮的舉動（Dean，2010）。從政府治理的角度來說，智庫通過文件規范政府行為，通過制造話題使政府在決策過程中將其意見內化（Cashmoreetal.2015）。因為指導性文件是沒有約束力的，所以智庫團體的信譽度會影響其文件的有效性。人們會比較少內化信譽度稍低的智庫提供的指導。那么如何識別智庫的信譽度呢？最近下降的智庫的信譽度意味著，當就某一公共政策尋求指導時政府需要在許多智庫中“慧眼識珠”。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TTCSP）做了一項智庫全球同行業評審研究對他們進行分級?！度蛑菐熘笖祱蟾妗罚@項被稱為“智庫中的智庫”（McGann，2014）的研究本身就是一個不具約束力的指導性文件，這些專業從業者就是為了幫助需要咨詢與指導的人們如何識別信譽良好的智庫。即便智庫在北美和歐洲相當廣泛，對智庫的同行業評審排名也是有問題的，尤其是對那些并沒有從政府機構獨立出來以及那些專注的話題容易挑戰西方價值觀的智庫。例如，在過去的幾年間，世界資源研究所（WRI）在12月巴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談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它與《氣候變化協定2015》（ACT2015）的成員一起為全球主要利益相關者做咨詢服務，探討巴黎協定的核心元素。然而，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全球智庫指數報告》對全球最好的150個智庫進行排名，世界資源研究所（WRI）并未上榜。這是因為世界資源研究所（WRI）沒有提供有效的指導嗎？還是根據DunlapandVanLiere(1984)所講，它關注全球性危機，而這個社會危機極大地挑戰了西方主流的社會范式。也許政府機構在解讀《全球智庫指數報告》如何對環境智庫和他們所的文件進行排名時，會將世界觀也作為其考慮的因素之一。
二、世界觀、氣候學和政策
在一些有關環境的文獻中，許多分析學者在不討論是否由人類引發環境變化的情況下，用普遍存在的西方世界觀主流社會范式和笛卡爾的二元論解釋環境剝削的行為（Freudenburg,FrickelandGram-bling，1996）。西方的世界觀影響人們如何去分類，如何根據既有的類別去理解世界，但這種具體的分類卻扭曲了真實的世界，因此受“錯置具體性謬誤”影響的分析對公共政策做出的建議是不適應環保情況的。環保問題即便不是全球性的也常常是跨國界的，然而政府部門要在民族國家框架的范圍內解決環保問題，就要強加社會邊界，從新界定社會反應和社會責任的范疇。具體的劃分，例如區分全球性與國家性，國家性和地方性，政治的與經濟的，或者社會的與環境的，都會影響有效的環境分析與治理。直到具體的分類被廣泛質疑，“環保”的概念被擴大，根植于政治和經濟思維的結果主義偏見才不會一直渲染政策建議，而這些政策并沒有為解決資本主義擴張局限的社會變革做好準備。許多作者認為西方的世界觀導致了環境問題，因為在資源豐富的時期產生的物理和社會環境的知識，已經不再適應資源枯竭的時代。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公共政策的分析被以人為本的世界觀所影響，認為即便沒有其他的生物種類人類也可以存活，治理方式夸大了政治改革的作用而弱化了生態崩潰所帶來的后果。如果因為過度捕撈和污染加劇漁業突然崩潰，那么為了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漁業政策還有什么作用？如果我們認為那些社會公認的定義是理所當然的，我們就做了自己觀點的囚徒。為了驗證范式改變的必要性，Catton和Dunlap比較了西方世界觀主流社會范式的一些方面，這些方面出現在全球環境變化分析師的文章中。新環境范式和其他一些類似理論認為人類社會是一個依賴型生態系統，不能不受到自然力量的影響。環境范式挑戰了西方發展模式中關于技術進步是經濟無限增長常態的假設。當氣候政策的擁護者給予環境范式很大支持時，部分保守的美國智庫將西方世界觀主流社會范式的核心元素引入討論，使人們對環保產生質疑，產生抗議行動。到2000年，幾個美國保守組織強烈反對環保，認為全球環保主義對于美國的國家主權和經濟力量是一種威脅。美國開始退出一些國際環保條約，同時國內的反對運動也對有效的環境指導加以限制。反對運動成功地影響了美國政府的氣候變化政策。McCright和Dunlap在2010年分析了像哈蘭特研究所、競爭企業學會這樣的智庫是如何運用非決策性技巧去挑戰氣候科學的合法性并阻止美國在政策制定上有所進展的。反對環保的智庫并沒有直接攻擊環境政策而是攻擊環保行動所主張和環保政策所依賴的環境科學。通過攻擊全球環境問題的科學依據，反對環保的智庫促成了美國在全球環境政策上的頑固立場（Grundmann，2007；Har-rion，2007）。
三、世界觀和智庫排名
為了反映排名過程如何受到不同世界觀的影響，我們列出了《2014年全球智庫指數報告》中的智庫，它們代表了三種不同的世界觀。布魯金斯學會（BI）、查塔姆研究所(CH)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EIP）代表了主流的社會范式。2014年的全球智庫排名把他們列為全球頂級的智庫，但是智庫專家DianeStone也特別指出他們是“保守派研究所”，組織嚴謹、涉及領域廣、政策重點廣泛。世界資源研究所（WRI）、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SEI）和世界觀察研究所（WI）是環境范式的代表。2014年的排名認為它們是名列前茅的環境專業智庫，但是Catton和Dunlap也同樣指出專項研究使得環境智庫免受西方主流世界觀關于人類中心主義和例外主義的影響。哈蘭特研究所（HI）、競爭企業學會（CEI）和里森（R）代表了非決策型計數范式，因為這些智庫的行為與他們的世界觀一起被廣泛記載（DunlapandBrul-le，2015；McCrightandDunlap，2010）。主流社會范式的智庫在2014的排名中各項指標都成績不俗。三個智庫在政策分析中均受好評，但即使面對即將到來的國際對話，三個智庫也并未關注環境政策。布魯金斯學會（BI）、查塔姆研究所（CH）在2014年的環境智庫排名中也十分靠前，但從對他們網站發表文章的分析來看，就像其他問題一樣，他們對于環境問題的探討還處在一個較大的政策框架中?；谡卧?，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EIP）支持加州和德國主導巴黎氣候大會。與此同時，布魯金斯學會（BI）基于經濟原因支持非洲作為發展中國家主導，這就導致了對于巴黎氣候大會的評論被弱化。環境范式的智庫（WRI、SEI、WI）相對他們專業領域內的良好聲譽，排名有些靠后。雖然他們并不是公認的全球頂級智庫，但是在美國國內被廣泛認可。世界資源研究所（WRI）在政策、研究和對外關系方面廣受好評。它也是唯一在能源與資源政策中排名較高的智庫，而主流社會范式智庫在此領域無人上榜。作為《氣候變化協定》的共同成果，世界資源研究所（WRI）在他們的網站上貼出了很多關于2015年巴黎氣候大會的指導性文件。為了達成可行的氣候政策，他們提出了十分具體的建議，強調法律的多元主義,非國有協作伙伴關系和邊界模糊化，以便承認相互依存的國家與國家的關系。文件還將國際治理放在首位，如同大氣科學展現的那樣，需要根據多邊準則和規范平衡各個國家的治理方法。他們建議公共政策要結合公平的原則，并根據國家間不同的生態缺陷、責任和能力制定不同的法律條文。文件還指出經濟增長是我們的目標，但是考慮到氣候變化所帶來的不利影響，低碳經濟勢在必行（Oberthür，etal.2015）。即使最近在募資方面進入低谷，非決策型計數范式的智庫（HI、CEI、R）依然積極參與美國政治。根據2014年的排名，哈蘭特研究所（HI）在其他智庫中是網絡化程度最高的，并以運用社交網絡知名，對于公共政策的影響也是相當巨大。競爭企業學會（CEI）和里森（R）雖然在排名上低于世界資源研究所(WRI)和世界觀察研究所（WI），但在全美智庫中排名卻很高。競爭企業學會（CEI）同樣也是頂尖的環境智庫，但在排名上還是明顯落后于世界資源研究所（WRI）、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SEI)和世界觀察研究所（WI）。
四、結論
《全球智庫指數報告》通過排名為我們提供了信譽度的指導，但卻掩蓋了隱藏在智庫活動背后的世界觀之間的斗爭、挑戰和轉換。智庫指導性文件的用戶當決定要咨詢哪個智庫以及基于什么目的時需要考慮世界觀的差異。布魯金斯研究所（BI）作為環境智庫的排名非常高，但同時也是“保守派”的一份子嚴重地沉浸在西方的世界觀中，他們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以國家為中心的公共政策上，很少涉及全球環境變化。環境方面的專業智庫并不受此限制。世界資源研究所（WRI）把自己放在國際領導者的位置上，與《氣候變化協定2015》（ACT2015）的成員一起引領即將到來的氣候談判。但他們卻需要面對四面楚歌的窘境，反對活動的智庫運用非決策型技巧阻礙氣候變化政策取得進展。世界資源研究所（WRI）在排名上也遠遠落后于布魯金斯學會（BI）、查塔姆研究所（CH）和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EIP）。甚至在一份包含150名全球最佳智庫的名單上，世界資源研究所（WRI）也沒有上榜。但當涉及到全球氣候變化的分析時，世界資源研究所（WRI）則不可小覷。當考慮到氣候科學時，他們利用的范式與適應和緩解環境變化的政策十分契合。然而有意識形態傾向的智庫所組織的反對活動對他們信譽度的排名可能有所影響。即便有這些反對活動，世界資源研究所（WRI）依舊是世界上最受認可、排名最高的環境智庫。環境智庫的指導意見處于西方世界觀的邊緣，但邊緣化并不能成為否定他們的理由。世界資源研究所（WRI）在他們網上貼出的與《氣候變化協定》合作的關于巴黎氣候大會的文章，在使用者看來動態的世界觀對肯定他們的價值是十分有用的。
作者：Sherrie Steiner 單位：印第安納大學—普渡大學韋恩堡分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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