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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從改革開放至今，在我國高速的經濟發展中，勞動要素起到重要推動作用；同樣在新城鎮化建設中，我們要充分考慮勞動要素，如勞動力與人口遷移。因此，本文引入經典模型哈里斯——托達羅模型與斯賓塞的文憑信號模型，分析發現勞動力流動的直接因素是城鄉收入差距，間接因素是受教育程度；并根據因素提出對策建議，促進經濟增長、完善戶籍制度改革、加強教育投資等，以實現勞動力流動達到最優水平。
關鍵詞：勞動力流動；哈里斯——托達羅模型；文憑信號模型；戶籍制度
一、文獻回顧
肖嚴華（2016）認為影響人口流動主要是我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與地區間人均收入差距引起的，人口從低收入地區向高收入地區轉移。尹虹潘，劉渝琳（2016）研究發現，人力資本高低影響農村勞動力流動，人力資本低者愿意留在農村而人力資本高者則更愿意進城。李彤梅，姚金安（2015）認為FDI推進我國勞動力轉移的非農化趨勢。鄭春勇（2016）指出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是由流出地推力、流出地引力、流入地拉力、流入地斥力、勞動者個人能力五類因素共同作用下進行的。黃敦平（2016）從家庭決策角度分析家庭稟賦對農村勞動力流動微觀決策的影響，而且農村勞動力流動存在明顯的同群效應。目前我國的城鎮化建設中農村勞動力受收入與戶籍制度的影響，使他們在城市中安家落戶的阻力大，不斷在農村和城市中往返，居無定所，以及地方政府在城鎮化建設中的投資，未做到合理配置，政府舉債過重，資本利用率低。
二、城鎮化建設中影響勞動力流動的因素
（一）勞動要素利用存在的問題——勞動力流動未達到最優水平
根據國際經驗，勞動力流動與工資和生產率有關。當各地的工資和生產率會趨向一致時，勞動力能夠在城市和行業間自由流動來選擇工作，此時的勞動力流動就是充分的。根據2010年，我國地級市數據顯示，在實際工資和生產率之間處于不一致狀態，這說明我國勞動力的流動還未達到最優水平。
（二）城鄉收入差距對勞動力流動的直接影響
農村城鎮化發展對城鎮化建設起到重要作用。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的涌進為其提供充足勞動力，推動我國經濟向前發展。本小節利用哈里斯—托達羅的城鄉人口遷移模型來解釋城鎮化建設中勞動力流動主要與城鄉收入差距有關。圖一中橫坐標表示勞動力，Lm表示的是城市制造業的勞動數量，Lr表示的是農業部門的勞動就業量,Lu表示非正式部門勞動就業量；縱坐標表示工資水平，其中左縱標表示農村收入水平，右縱標表示城市工資水平，AA’曲線反應的是城市工資水平與勞動力的反向變動關系；BB’曲線反應的是農村收入水平與勞動力數量的反向變動關系；LL’曲線為勞動力流動曲線。當農村收入水平Wr*低于城市工資水平Wm*時，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所以說農民工向城市轉移的動力是對Wr*與Wm*差距大小的預期值，當預期值為0時，勞動力流動就停止了，也就是圖中LL’曲線與BB’’曲線的均衡點E’。[2]表2為2006年~2015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比較與全國農民工數量變化關系，分析城鄉收入差距與農民工流動的關系。從表1中的數據可以看出，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率從2006年~2015年總體趨勢是收入差距在逐漸縮小。全國農民工總量在逐漸增加，但是從2010年~2015年全國農民工的增長率持續回落，分別為5.4%、4.4%、3.9%、2.4%、1.9%、1.3%；而此階段的城鄉收入比率也是在下降，為3.23%、3.10%、3.03%、2.97%、2.95%，二者的變化趨勢是相似的，當城鎮居民收入與農村居民的差額接近0時，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才會停止，而數據現實城鄉收入的比率接近3%，差距還是很大，勞動力流動還在發生轉移。所以說城鄉收入差距影響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我國的勞動力流動未達到最優水平。但從表中數據會發現2016年全國農民工的數量增比開始回升，比2015年增長1.5%，而2016年統計年鑒中的城鄉居民收入官方數據還未公布，二者的變化關系還有待探究。
（三）受教育程度對勞動力流動的間接影響
受教育程度對勞動力流動的間接影響主要體現在農民工的文化程度對收入的直接影響，通過收入的變化來影響勞動力流動。不完整的人口遷移與戶籍制度、社會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制度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而最重要的原因則為他們的收入，因為在城鎮中農民工除尋求一份工作外，他們更希望能有一處自己的住所，舉家都來城市生活，但由于他們的收入水平低，難以接受高房價，以及高消費水平，使一些人又返回到農村。所以說農民工在城鎮生存，居留權不是最大問題，最大的障礙是經濟承受能力，根本是解決如何提高農民工收入水平問題。農民工的收入水平與他們受教育程度有關。根據平新喬教授對斯賓塞文憑的信號模型分析，指出一個人接受教育的程度在勞動力就業市場上的作用，教育程度高，企業所支付的工資高。而企業就是根據教育門檻水平e*來以此作為選用人員的依據，并給予勞動者相應的工資。該模型假設勞動力市場上存在生產者能力高（H）與生產能力低（L）兩類勞動。對應工資為w1=1，w2=2，能力低者的教育成本為C（e）=e，能力高者的教育成本為C（e）=k•e（k<1）。企業的工資政策只設兩檔工資，如果e<e*,則w=1；如果e≥e*，w=2；那么高能力的勞動（H）會偏好e=e*，低能力的勞動者（L）會偏好于e=0，則說明高能力者的選擇e=e*的得益應該大于選擇e=0的得益，而能力低的勞動者則會偏向e=0非e=e*,所以列方程組。解得教育門檻水平e*應該滿足k<e*<1/k，[4]企業根據e*雇傭勞動力并以此提供薪酬，同時說明農民工教育程度低是收入低的重要原因。據表2可知我國農民工的文化水平。通過國家統計局2016年的《2015年全國農民工檢測報告》可知，2015年農民工中未上過學的占比為1.1%，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最高為59.7%，而小學文化程度和高中及高中以上學歷比重分別為14.0%、25.2%；如此可見，在農民工中絕大多數人的文化程度停留在中學等教育水平，這讓他們在城市中很難找到高收入、環境優越的工作。從表2中的數據顯示，農民工的文化水平主要集中在中等水平，這也說明在城鎮化建設中第二級人力資本的比重高，第三級人力資本比重低，不足10%；這與我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人力資本結構相符合。我國經濟增長過程中，人力資本深化軌跡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勞動力平均教育年限增長的“S型”曲線與逐級飽和；其二是人力資本分布變化的“倒U型”與逐級替換。[6]而我國在第二級人力資本只實現“倒U型”的上升階段，還未實現拐點下降趨勢，主要是我國勞動力文化程度集中在中等教育水平；隨之表現出顯著的“第二級人力資本壅塞”問題，使通往第三級人力資本梯度的路徑似乎被阻斷。[7]因此在城鎮化建設中應該注重人力資本的逐級替換，加強對第三級人力資本的積累，注重高等教育，提高農民工受教育程度，實現完整的人口遷移，使勞動力流動達到最優水平。
三、優化勞動力流動的措施建議
（一）促進經濟增長
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根本方法就是促進我國經濟增長。如今經濟改革進入深水區，加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產業結構，釋放改革紅利。尋找經濟增長動力和創新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從而提高我國潛在增長率。在“一帶一路”建設下，開展同周邊國家的經濟合作，將我國過剩的能源、外匯資產走出去，加強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調整我國的產業結構，使其更加的完善、均衡。加強中西部大開發與城鎮化建設，促進東、中、西部和城鄉經濟的平衡發展，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與城鄉收入差距。
（二）完善戶籍制度改革
政府把戶籍制度的完善歸結為解決農民工在城市生活的重點，要做到把戶籍制度和福利分離，減少不公平現象。第十二屆政協會議上提出要建立實施居住證制度，如今試點工作全面開展，這就給長期在城鎮、城市工作的農民工提供公平落戶機會。公平公正的落戶制度，可以使他們通過自己的不懈努力獲得和城市居民平等身份，激勵他們工作熱情，提高工作效率。
（三）加強教育投資
由于農民工的收入水平和他們的受教育程度成正比，所以要加大對基礎教育的投入。2017年1月23日國務院《“十三五”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指出，要完善基本公共教育制度、城鄉共享教育資源；更提出繼續教育，促進各類學習資源開放共享，建設惠及全民的終身教育體系，提高國民素質。企業應提供技能培訓的平臺，加強農民工就業能力，解決就業難、收入低問題，讓農民工在城鎮獲得平等就業機會，改善就業環境。為更好推進有效的城鎮化建設，加強人才隊伍建設，促進人才合理流動，提升基層人員能力。
四、結束語
城鎮化的建設在促進我國經濟發展中擔任重要角色，對我國工業化、信息化、現代化起到重要推動作用。但是城鎮化自身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也不少，如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所帶來的農民工就業、收入問題及制約農民工發展的戶籍制度；因此本文探究勞動要素低效利用的原因，并提出合理的對策建議，促進經濟增長、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協調各地區均衡發展；以及要完善戶籍制度，保證社會的發展的公平、公正；加大教育投資，提高人力資本的質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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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張永麗，王博.農村勞動力流動減貧效應的實證研究[J].人口學刊，2017(39)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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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劉曉光，苛琴.勞動力轉移、技術進步與資本回報率變動[J].產業經濟研究，2017（02）76-87.
作者:張欣 單位:哈爾濱師范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