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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態變遷與邏輯變更：“場域”視角下的分析
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在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等學科領域內具有較高的實踐價值。布迪厄認為，場域是“在各種客觀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構型”，它是獨特的，它不是對社會單純的空間分割，也不是被一定邊界物包圍的領地，而是指有一定文化特征因素在其中作用的相對獨立的具有社會性的場域。在這個場域內，其運行規律和方式等均遵循其特定的邏輯，有其必然性，而且這種特定邏輯和必然性在“他者”場域內并不通行。民族地區尤其是民族地區農村，其構成的也是一個特定的“場”，其自身邏輯為特定的行動表現做出歸因。當工業化打破原有農業生態，并城鎮化改變著其生活邏貴州城鎮化發展中民族文化適應研究——以“工業強省”戰略為背景劉勇（貴州民族大學，貴州貴陽550025）輯，一種變遷的姿態自然出現。于是，不同場域因素在作用與反饋間用博弈的姿態進行磨合，構成一個調適的彈性空間。貴州是一個少數民族成分十分多元的省份，民族地區農村比例較高，在城鎮化過程中，一種嶄新的頂層設計開始介入到這些農村社區，并用遷移合并或就地改造的過程完成一個城鎮化過程，將原有的場域性打破，構建一個新的場域，其中作為一定場域性慣習的承載者，就無可回避地面臨適應與否的調適。每個民族或一個地區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系統，面對外來文化的沖擊，都會做出一些反應，以求對外來文化達到適應狀態。貴州民族地區多為一個個具有獨特性的場域，他們形成了一種基于地域共性和民族共性的文化場域，面對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其文化調適行為必然發生，首先體現在文化持有者身上。
2.被動觀望與主動逢迎：基于現實的矛盾表征
長期以來，民族地區各民族之間圍繞社會生活，以經濟生活為主要紐帶，相互往來，各種交往密切，多元的民族文化逐漸形成了區域性特征明顯的文化結合體。相對外部而言，這種結構體系較穩定，而其內部的多元因素實際上不斷互動著，但體現出來的是一種有序互動。隨著工業化推動下的城鎮化發展，新的文化因素不斷介入，民族地區的文化生態將發生變遷，各種平衡不同程度地受到沖擊和影響，面對文化生態的種種變遷，作為具有一定結構形式的當地文化必然會做出相應的反饋，而這種反饋具有主動適應的一面，也有被動不適的一面。從對貴州畢節試驗區的調研情況看，面對城鎮化的發展，民族地區往往開始以一種不自覺的被動行為做出“神經性反應”，跟隨城鎮化步伐而律動。這是一種有限時空下的調適現象，并未構成一種可能基于自覺行為的結果。畢節七星關區的建設牽涉到諸多城邊民族地區的城鎮化問題，其中以苗族、彝族農村的反應更為明顯一些，不同民族之間對于城鎮化過程的敏感度也不一致，但共性反應具有一定的類同性，不少受訪對象表現出來的是一種矛盾的表征，有的是被動觀望，有的則是主動逢迎，而這種矛盾的歸結點在于利益信息的波動，尤其是經濟利益信息對于其思想觀念的影響較大，但文化根基的焦慮也無法盡釋。比如祖業的固守觀念、宅居風水的留戀，以及展現在現代城市生活節奏和行為的困惑等。這種不適應的受訪對象中，根據不同年齡層次的差異，展現出來的結果并不相同，但其中適應度基本遵循“從老到小”的遞增規律，即老人對于變更傳統的行為相對較為保守一些，表現出來的不適應程度深一些，而新時代更為適應這種變遷。工業的發展，城鎮化的推進，各種外部的文化力量就會不斷介入民族地區，對民族地區的影響較大。面對這些不斷進入的因子和作用，當地的文化就會或以地域性或以民族性的方式對之做出反饋。在這個過程中，生活在其中的各民族人民的生活狀態也將出現新的現象。一般來說，以經濟力開道的城鎮化往往帶給當地人的是愉悅與困惑同在。一方面他們感受到各種新鮮事物，滿足了審美新奇，感受到現代化帶來的物質滿足，也確實帶來了某種意義上的文明進步，因而愉悅；而另一方面，在現代化因子不斷接觸傳統或民族性或區域性的文化形構時，就會使他們感受到不適，甚至會出現短期困惑：是該拋棄傳統，還是固守傳統？當各種新潮文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興起之時，引起了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劇烈沖突，使得當地民眾處于一種觀望和迷茫的狀態。面對令人眼花繚亂的新生文化事像，他們所做出的文化反饋行為往往是不自覺的?？傊?，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進入民族地區的各種外來文化，最初給當地民眾造成的是直接的感官刺激，滿足了其新奇感，帶來暫時性的愉悅和欣喜，而當新鮮熱度消退之后，部分民眾表現出的是一種潛層的矛盾與困惑，有一種傳統割離感。當然，這與各民族的文化傳統是相關的，不同的民族群體反饋出來的信息是不完全一樣的。傳統文化生態的變遷給人們帶來的是多重感受，文化的發展進步是令人欣喜的，然而文化的傳統變更與斷層卻難免出現陣痛。
3.生活秩序的重構：時間性概念下的持守與超越
民族地區的發展，尤其是城鎮化力量的迅速加入，當地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體系必然會出現各種各樣的變化，有些變化是各少數民族所喜見的，而有的變化卻給他們帶去暫時的不適甚至是困惑。種種不適與困惑，多為文化上的反應，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各民族如何實現文化適應，值得我們認真關注。面對各種文化現象相互介入，相互影響，由此而引出的一系列不適應的現象都會面臨新的適應的問題。只要外來文化對被介入的文化體系沒有構成解構的后果，那么相互之間都會出現雙向的適應。文化適應的日常表現往往是一種自在的行為，是一種相互運動最后達成協調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中生活秩序的有序性是關鍵。民族地區的文化形式多樣，適應的內容就會具有特殊性。民族地區內部本身就具有一套多元文化互動體系，盡管經過了歷史的磨合，各多元主體之間互涵互化，形成了比較穩定和諧的結構體，但從社會發展的動態性看，其民族群體關系也就具有了動態性，這種動態性就是一種調適的狀態。在這種內部調適持續的情況下，外部文化的介入，改變了原本的狀態，打亂了原有的動態平衡，甚至在外力過大的情況下會導致內部結構暫時的失衡，但原有體系仍在發揮作用，主體性的文化根基較深。文化本身具有自我適應、自我修復、自我完善的能力。作為一種自成系統的民族文化，在面對異質文化挑戰、沖擊、剌激，面對已經變化了的文化環境時，會或被動或能動地進行調整和適應，這稱為文化調適。文化的適應是在整合過程中實現的，在這過程中，對于異文化既有吸納，又有抗拒，對原有文化有所保留，也有所廢棄或發展。在多元文化的互動過程中，每個民族和某一區域對于異文化的態度，多少都會有保持各自文化邊界的心理，表現為民族認同與區域認同。在多元文化相互介入之后，它們之間在作用與反饋過程中，先是無序的反饋，再到有序的適應過程，只是時間性元素的多寡影響不一。具體講，在文化的互動中，作用與反饋總表現為無序與有序的糾纏狀態，不斷地將無序的作用與反饋導入到有序的系統中來。通常，某一文化體系對外來文化的介入并不是簡單地做出線性反應，而是透過文化自身的調整做出有利于本民族延續和發展的反作用。任何一種文化，其內部結構都是有序的，但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在界面上發生作用及引起的文化反饋卻不一定是有序的，因為其中既有個人隨機性的因素，又有文化適應初期無序的作用與反饋，以及由此還可能形成新的作用。盡管連續呈現無序狀態是常有的事，但文化的適應最終總要達成。文化適應并不是說彼此之間再無界限，而是多種力量關系作用下達成的相對平衡狀態。如林耀華先生在《金翼》中表達的生活的常態：徘徊在平衡與非平衡之間。在林老看來，變化不一定導致框架坍塌和社會無序，平衡是生活中的變態，而不斷地尋求平衡才是生活的常態。所以，文化適應是相對的，是一種動態平衡。但從總體上看，這種文化適應是必然的，文化不適應的現象只是一個暫時表現。從現實過程表現看，文化調適主要圍繞生產方式以及審美變遷這兩條線索展開，其結果是對發展著的現狀的適應。文化的適應總是在文化互動中得到結果。經過互動，相互進行接觸、碰撞和磨合，達成一種有序的適應狀態。當然，在這種互動適應的過程中，往往會出現新的文化現象，或者促成原有體系的變遷。這種變遷的過程，其實質也是適應的過程。文化互動是一個連續的過程，無時不在，是一個從無序到有序的狀態，是不同文化符號相互吸收相互借鑒的過程，也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張力博弈的過程。另外，不得不注意，文化適應又往往是以文化重構為依托的。在文化重構的過程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當幾種文化互動作用之后，會出現一個“次生文化”的問題，即面對文化的變遷，文化互動的雙方會以一個“第三者”的形式來協調互動不適的問題。文化適應的過程，盡管存在作用力懸殊，但其過程是雙向的。在工業化、城鎮化不斷改變傳統社區格局的同時，民族地區元素也在對這種新興的城鎮產生影響，并在某種范圍內形成自身的形塑力量。但是，面對這種具有政府力量主導的城鎮化大潮中，民族文化在其過程多半處于被適應的地位，只是這種被動面的背后是民族文化的一種自我革新和自我突破以及自我堅守。所以，這是一種時間性概念下的自我持守與超越。
4結語
事實上，民族文化根植于現實生活之中，面對變遷，其適應與否的話題皆與其生活秩序息息相關。工業化、城鎮化必然打亂民族社區原有生活的格局與常態，不適的反應必然出現，但只要時間性概念的介入，并進一步把新的生活秩序建構起來，那么基于新的場域性構建，一種適應的邏輯和必須性就無可避免地形成并發揮作用。所以，“工業強省”背景下的城鎮化發展，如果堅持生態主導型發展模式，兼顧文化多樣性生態保護，那么民族文化適應的問題將迎刃而解。
作者：劉勇 單位：貴州民族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