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論文論文范例

學術期刊是科研成果集中記錄和交流傳播的基本載體，也是國家科技實力的重要標志。然而，隨著中國學術期刊運營市場化、學術商品化、評價功利化、監管虛空化等傾向，中國學術期刊出現倒逼轉向和自我救贖。

1學術期刊的倒逼轉向

1.1制度逼迫

2015年8月18日，主持審議通過了《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指出學術期刊是“雙一流”建設的孵化器。2015年11月3日，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等5部委聯合《關于準確把握科技期刊在學術評價中作用的若干意見（科協發學字〔2015〕83號）》，學術期刊是原始創新的重要平臺。2015年12月29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優化學術環境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5〕94號），健全激勵創新的學術評價體系和導向機制。2018年2月2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簡稱“兩辦”）印發《關于分類推進人才評價機制改革的指導意見》通知（中辦發〔2018〕6號），探索建立基于道德操守和誠信情況的評價退出機制。2018年7月3日，“兩辦”印發《關于深化項目評審、人才評價、機構評估改革的意見》，進一步改進科技人才評價方式，加強事前事后監督評估。在學術期刊管理歸屬上，201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印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將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新聞出版管理職責劃歸中央宣傳部。

1.2競爭逼迫

ScienceCitationIndex（簡稱SCI）和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簡稱SSCI）等國外索引數據庫建立的初衷是對科研成果進行多方位的評價研究，從影響因子校對學術期刊的排名，以此進行績效評價，從而評判學術水平，已成為國際公認的進行科學統計與科學評價的主要檢索工具，甚至擁有權威地位。中國現有的學術評價體系中，SCI/SSCI等期刊在項目申報、項目驗收、績效考核、職稱評定、榮譽評選等政策中出現了過渡神化，越來越成為中國各高校及科研院所等衡量其基礎研究實力的評價標準，甚至出現“唯SCI/SSCI論”的現象，使得其對優質稿源的競爭成為我國學術期刊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同時，國內部分科研工作者為了彰顯自身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和研究領域的學術地位，刻意并片面追求自身及其研究成果的國際化，大量高質量的原創成果和優秀成果紛紛轉化為英文論文涌入SCI/SSCI期刊，其中大量期刊的影響因子較低、影響范圍有限。LetPub《2017年中國高校發表SCI論文綜合排名報告》指出，2017年中國科研人員發表SCI論文已達33萬余篇，僅次于美國位居第二。國外SCI/SSCI期刊對國內科研工作者優秀成果“襲奪”直接推動了針對中國科研工作者的“吸血期刊”和“掠奪者雜志”，致使論文造假灰色產業鏈呈現“職業化”，撐起了中國論文大國的虛假繁榮。同時，也造成了國家巨額科研經費的外流。而中文期刊論文服務國家實踐發展需求的學術價值和認可度被嚴重低估，嚴重沖擊了中文期刊的可持續發展。應盡快改變現行的唯SCI/SSCI衡量科研能力的扭曲現實，改革學術成果認定和“學術帽子”評選，從重視期刊級別與影響因子轉向重視基礎科學論文的原創性、科學性、創新性和應用科學的社會效應、文化效應和經濟效應等應用評價[2]。

1.3自我逼迫

作者，《現代漢語詞典》中解釋為“文章或著作的寫作者；藝術作品的創作者”．隨著學科不斷交叉融合，合作作者的數量逐漸增多，合著論文的現象也在逐年增加．Gl?nzel等對1992年的SCI論文進行了研究，發現4534篇論文中，90％以上的都是合著作者．對于合著作者的署名問題，歷來都是頗具爭議的焦點．經典著作《科學社會學》曾寫道：“假設你有一個學生，那么你是否應該在論文中署名呢？如果你不署名，那么有可能使此文得不到充分的認識．如果你署名，它會得到承認，但那樣的話此學生就不會獲得足夠的榮譽．”早在1985年，國際醫學期編輯委員會就頒布了論文中署名作者應該具備的4條標準：①對論文（該項研究）的構思、設計及數據收集、分析和解釋有實質性貢獻；②撰寫論文／參與論文重要內容的修改；③最終版本的確定；④同意負責所有方面的工作，以確保相關問題的正確性和完整性能夠得到適當的調查和解決．并規定，上述4條標準如果缺少了一條，就不能被當作作者列入，但是這些學者應該列入“致謝”中．《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十三條規定：“兩人以上合作創作的作品，著作權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沒有參加創作的人，不能成為合作作者．合作作品可以分割使用的，作者對各自創作的部分可以單獨享有著作權，但行使著作權時不得侵犯合作作品整體的著作權．”我國GB7713—87《科學技術報告、學位論文的編寫格式》中明確規定：“學術論文署名作者只限于那些對于選定研究課題和制訂研究方案、直接參加全部或主要部分研究工作并做出主要貢獻以及參加撰寫論文并能對內容負責的人，按其貢獻大小排列名次．”［6］目前，ICMJE的標準已經成為眾多期刊規范作者署名的標準，而且，這4條標準也成為諸多國外學術出版社及醫學期刊制定相關政策的標準，如Nature，Lancet等世界著名的學盡管研究者、期刊社和政府官方部門均對作者的署名問題進行過闡述或規定，但在具體署名時，由于種種利益因素或各種各樣的原因，還是會出現五花八門的情況，甚至有的為此訴諸法律，引起糾紛．實際上，作者的署名不只是體現在對作品的擁有權上，還要承擔作品引起的各種反響，包括正面的和負面的兩種．因而，在科技論文上署名，表示3個方面的意義：①擁有著作權；②科技成果的所有權；③承擔學術、道義和法律責任．我國科技期刊對作者署名隨著學科的分化越來越細，合著作者情況的增多，呈現越來越復雜化的趨勢．其發展的過程也是經歷了幾個階段．

1簡單署名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和GB／T7713—87《科學技術報告、學位論文和學術論文的編寫格式》等相關法律和國家標準是學術論文作者署名的原則和依據．學術論文署名者只限于那些參與選定研究課題和制定研究方案、直接參加全部或主要部分研究工作并做出主要貢獻，以及參加論文撰寫并能對內容負責，同時對論文具有答辯能力的人員，并按其貢獻大小排列名次．至于參加部分工作的合作者、按研究計劃分工負責具體小項的工作者、某一項測試的承擔者、接受委托進行分析檢驗和觀察的輔助人員等，均不列入作者；僅僅為研究工作爭取到了資金、提供了技術服務、提供了樣品材料或負責了行政管理的人，雖然對完成論文不可或缺，但這些支持性工作本身不足以使他們成為論文作者．論文作者可以在論文的“致謝”部分對這些人表達謝意［7］．在我國早期的科技期刊中，作者的署名基本遵循著以上這個原則，合著作者也不是太多，署名處于比較簡單化的階段，基本上是所有作者都能享受文章發表所帶來的利益，比如職稱晉升、課題結題及評獎等．由于文章所涉及的利益不是很多，因而沒有更多的糾紛．但隨著我國科技水平的提高，學術交流機制對科技創新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優秀論文，既能夠彰顯作者的努力、能力和影響力，也能夠鼓勵、獎勵和激勵作者積極發表其創新成果［4］．國家對科技創新激勵機制的重視，體現在獎學金評選、職稱評定、名譽獎項（如國家自然科學獎、長江學者、自然科學基金及院士增選等）、學位授予條件．由此可見，科技論文所帶來的利益也越來越多，簡單的署名已不能滿足科研工作者的需要．基于形勢與作者的需求，通訊作者出現了．

2通訊作者

通訊作者（CorrespondingAuthor）最早流行于美國，發表文章時，學生作為第一作者，導師或者老板作為通訊作者，這幾乎已經成為慣例．由于學科的發展和廣泛的合作，論文的作者人數逐漸增多，如生物信息學就有幾百人署名一篇論文的情況．通訊作者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其最初的目的是為了讓文章的讀者和作者聯絡通暢，同時，也方便國際國內同行之間的聯系和交流．1996年，鄒承魯院士在《中國科學院院士建議》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評審國內獎勵必須堅持立足國內———論當前評獎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的文章，這是我國通訊作者提出的開始．文中指出：“現在的國際習慣，在多作者署名的論文中，第一作者往往是承擔主要實驗工作的作者，在很多情況下，是某一實驗室的研究生．而通訊作者才是主要學術思想的提出者，并是讀者對有關論文提出各種問題時能與之討論和聯系的作者，通常是課題負責人．”［16－17］到了1998年，鄒先生又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發表科學論文要遵循國際慣例》的文章，指出：“我國科學要走向世界，更多地把優秀在國際知名的刊物上是絕對必要的．”“通訊作者經常是課題負責人，是學術論文思想的提出者，是真正能對論文全面負責的作者．我國多數刊物目前還沒有采取標明論文通訊作者的國際習慣做法，造成讀者與作者之間進行交流或討論協作時的不便．”直至2003年，最早公開提出標注通訊作者要求的是《醫用生物力學》雜志．到2010年，我國已有60％以上的生物醫學期刊使用通訊作者．通訊作者的含義從字面理解，就是供聯系的作者．百度有一詞條解釋通訊作者是“供讀者聯系的作者，因為一般的文章往往有幾個作者，大家推舉一個作為讀者聯系的人，即為通訊作者．”故而，有人建議“通訊作者”實際上應為“通信作者”．隨著期刊標注通訊作者的常態化，很多職稱評審部門和科研成果審核部門也對通訊作者越來越重視，并且對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持有同等的重要性．如在SCI檢索出報告時，報告上一般以通訊作者的單位為第一單位．另外在考核工作量時，有的單位規定通訊作者等同為第一作者，有的甚至只承認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這就要求通訊作者的標注要特別慎重及嚴謹．我國科技期刊各期刊社對通訊作者的要求也不盡相同，僅在生物醫學期刊中的標注形式就有13種之多．總結起來，對通訊作者要求必須具備以下條件：①通訊作者既是論文的對外聯系人，又是論文的責任人（或主要責任人），即對論文內容的真實性、數據的可靠性、結論的可信性、是否符合法律規范、學術規范和道德規范等方面負全責（或主要負責）；②在論文投稿、修改直至被接受發表的過程中的一切聯絡工作一般由通訊作者負責；③通訊作者往往指課題的總負責人，承擔課題的經費、設計，文章的書寫和把關．熟諳課題設計，掌握數據資料，能夠全面處理投稿中的一切問題，答復編輯部審稿人意見和全面修改稿件的作者，他要負責與編輯部的一切通信聯系和接受讀者的咨詢等，是“對外的全部責任人”．④通常針對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研究生和流動科研人員在離開原學校和科研單位后，期刊編輯部能通過通訊作者對稿件進行補充和修改，也便于論文刊登后讀者可以直接與通訊作者聯系．實際上，通訊作者多為課題負責人．⑤在讀碩士或博士期間撰寫的論文，必須由其導師擔任通訊作者．只有符合以上條件的人才有資格成為通訊作者，這樣就避免了通訊作者標注時的一些亂象．

3共同第一作者

共同第一作者是一種特殊的作者署名形式，又稱并列第一作者．它是指2個以上作者對論文做出同等貢獻，其貢獻大小難分高下，故在時注明這些作者對論文貢獻相等，這時視他們為并列第一作者，其英文表達為“jointfirstauthors”或“equalfirstauthors”等．以這一作者類型發表文章，國外期刊并不鮮見［22］．1823年在《柳葉刀》中就有出現，其后多種期刊都有這種作者類型．2002年，我國才出現第一篇共同第一作者的英文論文，直到2005年，共同第一作者才出現在中文論文中，此后一直沿用至今．我國科技期刊使用共同第一作者的時間較晚，但總體發文比例呈現上升態勢．我國期刊首先以并列第一作者形式刊發論文是在2005年《農業生物技術學報》《實驗生物學報》《微生物學通報》《中國神經精神疾病雜志》《湖南師范大學自然科學學報》等幾種期刊上，截至2009年底，共有199篇文章使用共同第一作者的表述，只占刊發總論文數的0．2％［23］．對比我國期刊與國外期刊，以共同第一作者刊發文章，我國起步比國外期刊晚182a．在其他作者類型與國際慣例接軌的同時，該作者形式直至2005年才被小范圍應用，說明這種做法被認可程度不高．尤其一篇13人共同署名第一作者的論文就在網絡上遭到質疑，使國內對這種署名方式仍存在爭議．從尊重科研成果的角度看，設立共同第一作者在于擴大了一篇論文的信息量，避免了多位參與者為了第一作者的身份而將科研成果拆分，各自獨立．一部分學者可能出于這種原因，將科研團隊的系列科研成果整合為1篇論文，課題主要參與者每人冠以“并列第一作者”或者“共同第一作者”，以獲得在高影響力雜志上發表．而很多高影響力雜志也樂于接收此類文章，比如《科學》雜志中“作者同等貢獻”的論文比例就很高，最終導致只要是被SCI收錄的“高分論文”（在高影響因子期刊上發表的論文），共同第一作者也會被單位科研管理部門認可為第一作者［24］．共同第一作者（或并列第一作者）在國外雜志尤其是比較著名的雜志中常見，署名共同第一作者的論文也多是信息覆蓋面廣、擁有不同科研單位的多個作者的論著．從尊重作者的角度看，設立共同第一作者的初衷是好的，對有些論文也是必要的，是對研究主要參與者做出貢獻的肯定。

1引言

近10年來我國CSSCI核心期刊載文量出現了持續下降現象(見圖1).自CSSCI核心期刊產生以來,我國人文社會科學論文大致呈現了兩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1998－2009年,其特點是載文量總體處于上升態勢,從1998年的67805篇增加到2009年的150069篇,平均每年增長7.49％;第二階段是從2010年至今,載文量持續下降,2019年載文量為119866篇,平均每年下降2.22％.經濟管理類論文發展規律與人文社會科學所有期刊基本相同.經濟管理類論文也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98－2009年,載文量總體處于上升態勢,從1998年的21607篇增加到2009年的48102篇,平均每年增長7.55％;第二階段是從2010年至今,載文量持續下降,2019年載文量為32397篇,平均每年下降3.88％.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發經費和研發人員持續增加的情況下,載文量下降是不正常的.根據教育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信息網公布的數據,2009年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發經費為54.63億元,研究人員為425939人,2018年研發經費為190.54億元,研發人員為764235人,平均年度增長率分別為13.31％和6.02％,均處于高速增長狀態.由于廣大高等院校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產出的主要力量,在人文社會科學投入不斷增加的情況下,無論是CSSCI期刊論文還是經濟管理類期刊論文均同步下降,這進一步說明其中包含著人為的因素,是一種異?，F象.研究學術期刊的信息密度及其測度問題非常重要.所謂學術期刊的信息密度,就是單位版面內期刊學術論文知識和信息量的平均大小.在學術期刊版面相對不變的情況下,載文量下降意味著論文篇幅變長,總體上反映了期刊信息密度的下降.當然對于這個問題的分析只局限于宏觀層面,對于微觀而言,決定單篇論文信息量的完全是其內容,與篇幅長短并沒有太大的關系.在載文量下降背景下,研究期刊的信息密度測度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有利于補充完善現有學術期刊信息密度測度指標的不足;(2)分析信息密度指標與其他文獻計量指標之間的關系,豐富學術期刊評價理論;(3)有利于防止人為降低信息密度現象,穩定載文量,促進學術期刊健康發展.學術期刊的信息密度最早是指每個印張的平均論文數量.1994年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頒布五大類科技期刊質量要求及評估標準,其中信息密度是指每個印張刊載結構、概念完整的文章數量的多少,規定信息密度在5篇/印張以上才可評為優,低于3篇/印張則列為不合格.這項規定當時對于期刊載文量增加有顯著影響,隨著這項規定逐漸被廢除,一直到2009年前后,這種影響才逐漸消除.當時對信息密度的界定確實存在不少問題.何英、李育琪等通過對版心尺寸進行修正進一步優化了版面信息密度評價指標[1].孫景峰認為學術期刊的信息密度是測定期刊輸出能力和生產率的一個基本依據,是評價期刊有用性的主要指標之一,但每印張論文數量并不科學[2].李曉紅、馮保初指出過分強調信息密度,限制論文篇幅,影響論文完整性,不利于閱讀和引用,對學術風氣也有不良影響[3].趙均認為信息密度不能作為學術期刊評價指標中的定量指標來使用,但是用作定性指標還是非常有意義的[4].王蔚良、陳詠梅認為文章的長短與其學術質量沒有一個必然關系,不同學科和不同體裁的論文篇幅也有差異[5].針對近年來學術期刊出現的載文量下降現象,李睿認為論文的核心在論證,所以應該關注論證質量,而不是刻意增加篇幅[6].許力琴、顧黎等認為載文量減少而頁碼不變,會使期刊的信息密度減少,從而漸漸演變成虛腫的、隱形的“亞健康”狀態,一些期刊通過壓縮載文量、做小分母來增加影響因子是不對的[7].鑒于信息密度存在的問題,方潤生提出了科技期刊有效信息密度的概念,分析了科技期刊有效信息密度、期刊目標、讀者需求之間的關系[8].史春薇、趙杉林等根據我國科技期刊的現狀,介紹了有效信息和無效信息的概念,分析了產生無效信息的原因,主要有中英文摘要過長、推導過程太詳細、專業應知應會的知識介紹過多、科研背景介紹過多、參考文獻過多和圖表加英文標題[9].李世濤認為論文的學術水平高,出版周期短,可讀性強,信息含量就高,編輯的責任感和高素質是擴大信息量的保證[10].曾紹倫、陳于后等研究了信息密度指標與已有期刊評價結果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信息密度指標與期刊影響因子、平均引文數和篇均頁數均呈現負相關關系[11].從現有的研究看,關于信息密度問題的相關研究主要是早年國家提出信息密度考核規定后不久,一些學者開展的相關領域的研究,隨后此類研究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隨著近年來期刊載文量的下降,學術界重新開始關注這個問題.對于單純用每印張論文數量衡量信息密度的作法,學術界總體上持反對態度,認為其不能很好地反映信息密度,其負面效應較大.還有一些學者從廣義有效信息密度的角度進行了一些分析,但缺乏定量研究.總體上在以下方面有待進一步深入:(1)擯棄每印張論文數量作為信息密度指標,卻沒能提出更好地反映信息密度或有效信息密度的指標;(2)在載文量異常下降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引入期刊有效信息密度考核指標,以防止載文量異常下降現象日趨嚴重;(3)如果設計出期刊有效信息密度考核指標,有必要分析其與其他文獻計量指標之間的關系,從而對該指標的適用條件和注意事項作進一步的討論.本文以CSSCI經濟學期刊為例,基于中國知網(CNKI)的引文數據,根據期刊擴散情況、關鍵詞數量和載文量,提出一個新的反映期刊有效信息密度的指標———期刊信息密度因子,然后分析其與其他文獻計量指標的關系,并對其適用條件進行了討論.

2期刊信息密度因子提出的原因及其原理

2.1近年來期刊載文量下降原因及危害分析

期刊載文量持續下降的原因,很大程度是為了提高期刊的影響因子.影響因子的計算公式是用學術期刊過去兩年在統計年度的被引次數除以載文量.由于分母是載文量,因此人們誤認為只要篩選出優秀論文,另外適當降低載文量,就能提高影響因子.這是影響因子操控現象之一,是不道德的.法拉加(FalagasME)和阿萊克西歐(AlexiouVG)系統歸納了影響因子操控的行為,包括學術宣傳、引用干涉、拒絕消極研究、增加綜述論文、喜歡合著者多的論文、拒絕隱藏摘要研究、發表熱門話題論文、喜歡名家論文等等[12].俞立平、宋夏云等基于情報學期刊的研究發現,載文量與影響因子無關[13].劉晨霞、張昕等對涉農類科技期刊的研究發現,對載文量較小或較大的期刊而言,影響因子與載文量正相關,對載文量中等的期刊而言,影響因子與載文量呈負相關,但擬合優度并不高[14].降低載文量是否能提高影響因子,本質上取決于學術期刊是否能夠篩選出優秀論文.如果學術期刊因為載文量的限制剔除的那些論文已經達到了發表要求,那么降低載文量不僅不能提高影響因子,反而有可能降低影響因子.如果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水平提升很快,期刊稿源非常豐富,那么這種情況出現的概率就非常高.而我國目前即是這種狀況,作為具有一定研究質量的CSSCI核心期刊,其論文錄用率總體偏低.撇開載文量與影響因子的關系不談,人為降低載文量還會帶來其他負面效應:(1)迄今為止,通過載文量操控影響因子的行為主要存在于中國,國外尚未見報道,這極大地影響了我國學術期刊的聲譽;(2)在相同版面下,人為降低載文量犧牲了期刊的知識和信息含量,不利于人文社會科學的健康發展,也是學術期刊缺乏社會責任的體現.對于單篇論文而言,在保證論證完整性的前提下,論文篇幅加長并不能增加信息量,信息密度反而會降低;(3)我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辦刊資源和辦刊能力總體上比較豐富,如果說2009年論文達到高峰時辦刊資源尚顯不足的話,那么經過10年的發展,這個問題也得到了根本改善.人為降低載文量,本質上是對辦刊資源的一種浪費.

2.2簡單用論文篇幅來衡量信息密度的缺陷

傳統采用每印張論文數量衡量期刊信息密度之所以受到學術界反對,主要有以下原因:(1)學術論文的信息量或者知識含量主要是由其內容決定的,論文篇幅雖然某種程度上能反映一定的問題,但畢竟有限;(2)人為限制信息密度的方式大致有以下幾種:一是人為延長論文的長度,降低信息密度;二是將長篇論文分為兩篇,同樣降低信息密度;三是縮小論文長度,表面上能提高信息密度,但可能導致論文論述不夠全面,影響論文質量.不管什么方式,都是強行用形式來影響內容,均不可取;(3)期刊信息密度受學科發展速度影響,此外不同學科期刊的信息密度也存在較大差異,不宜一概而論;(4)用傳統論文篇幅指標衡量信息密度,信息密度并非越大越好,如果精簡過多,導致論文難以看懂,這也影響了信息和知識傳播,本質上還是會降低信息密度;(5)我國學術期刊屬于準公共物品,論文篇幅本質上應由作者和學術共同體決定,作為期刊主管部門,本不應加以干預,除非學術期刊出現市場失靈現象.綜上所述,不宜直接采用載文量、論文平均篇幅、每印張論文數量等簡單指標衡量學術期刊的信息密度.

第一篇：大學寫作教學通識教育實踐

一、大學生寫作的困境及原因

(一)內在精神建構不足導致寫作主體的“淺膚化”

在寫作的過程中，寫作者的主體意識起著主導作用，寫作主體的精神境界和學識修養決定了作品的品位和格調，寫作主體的審美情趣、辭章修養決定了作品的審美價值。在中國古典文論中，就用“心”作為人的精神境界的總稱，強調了人的精神境界在藝術創作中的根本源頭位置。劉勰提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陸機《文賦》強調“秉心養術”的重要性，清代學者劉熙載更有千古論斷“文，心學也”。精神建構、心靈涵養是根本，文是花葉果實，心瘦則文瘦，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現實的情況往往不如人意而又令人無奈。面對越來越大的自由創作空間，學生們的寫作內驅力不足，不知從何寫起，不知如何寫起。許多學生寫書評和影評，都止步于對故事的復述，對人物經歷的感喟，或僅聯系社會現實做一番感嘆，而一旦上升到思想內涵分析和哲學命題思考，就力不從心，或者根本就沒有更深刻的感受。寫作的膚淺化是心靈荒漠化的直接體現，而心靈的荒漠化則來自于精神建構和心靈涵養的不足。一是當前社會實用價值的普遍化和心靈的物化使得許多學生的內心失去了自然的靈性和生命的氣息，缺乏空靈的精神境界和審美情趣，而一顆缺乏詩意的心靈必然對現實觀察粗糙，對新事物失去敏感，更不會去捕捉內心世界，是不可能寫出優美而有意境的文章的。二是由于閱讀的萎縮所導致的文化積淀的缺失。“文化積淀”內涵豐富，直接的積淀來自于種族、風俗、地理環境、階層、背景、教育、生活等各方面;間接的積淀則來自于課外閱讀。高質量的閱讀對涵養心靈，豐富情感，培養空靈高遠的思想境界，提高人的審美情趣，增強人對外物感受的細膩性以及抵制污濁之風的侵蝕等，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而當前寫作教學中最大的障礙恰恰就是閱讀的萎縮，它包括閱讀量的減少和閱讀品位的降低兩個方面。這使得寫作主體思維凝滯，阻礙了寫作創造力的發展。

(二)應試教育的積習導致寫作表達的模式化

大學生的寫作基本功建立在長達12年的中小學語文教育和作文訓練上，其觀察力、感受力、想象力、理解力和語言表達能力在進入大學之前就已經基本定型。大學是深造和提高的過程，但寫作的基本素養和思維能力很難有脫胎換骨式的飛躍。令人遺憾的是，在學生們想象力與感受力極其活躍的初中與高中時代，作文教學卻在高考的指揮棒下偏離了正確的方向，完全淪為“高考應試作文”訓練。不少高中語文老師在作文教學中不斷鉆研應試技巧和“取巧”的方法，實施功利化的寫作訓練。以在我校2011級大一新生中所做調查為例，主要存在以下問題。一是知識積累被替代性完成。許多中學為了幫助學生在高考寫作中能做到引經據典，或替代性地為學生選擇整理好各類知識儲備，如歷史史實、名人軼事、勵志故事、至理名言等，或要求學生準備《高考作文材料“百變通”》《意林》等雜志中“短、平、快”的摘抄式文章，大量地直接灌輸給學生，要求學生熟讀并背誦運用。學生們只需被動地接受這些知識，連消化和思考的程序都可免去，因為材料中必要的情感滲透和理性分析都是現成的。這樣“高效省時”的備考模式許多地方在初中就開始實施了，長期如此的“知識被積累”，其實就是剝奪了學生們感受、認知和思維的能力，學生的主體性沒有得到發揮，久而久之就喪失了寫作資料的獲取能力。二是文本創作被模式化寫作取代。寫作的過程中借助新穎的構思、巧妙的視角、合理的結構、清晰的思辨來傳情達意，是培養和激發學生創造性思維最重要的一環。但在功利性教學的引導下，教師通過研究高考評分標準、高分作文，揣摩閱卷老師的評分喜好和評分習慣，總結出了高考作文的“標準化模式”:主題積極向上，開頭好句好段，中間三個片斷，結尾點題深化。即開頭以詩詞或名人名言引題，文章主體設三段論述，每段將中心句作為句首，結尾以名人名言呼應開頭。強調文章要調動各種表達技巧，讓其文采斐然，給閱卷老師留下較好的第一印象，從而贏得閱卷老師的“歡心”。這樣狹隘的教學思維和執教思路，完全改變和扭曲了作文考試的初衷和寫作的本質。功利化、短視的作文應試訓練最終貽害無窮。反映出來的后果一方面是使得學生的寫作內驅力缺乏，模式化寫作的單一評價體系扼殺了奇思妙想，抑制住了自由表達的欲望。面對大學新的環境和多元的評價體系，學生們卻往往不知從何寫起，無所適從。另一方面是文本表達的僵化。在多年密集的應試寫作訓練之下，高考寫作的模式已被深深刻入一些學生的腦海并內化。筆者曾在大一學生中進行關于“大學印象”的隨筆寫作練習，面對這個輕松而隨意的話題，幾乎所有學生仍然主題先行，一邊倒地表達大學要積極向上、要奮發圖強的想法，有意回避大一時期的迷惘、焦慮、無所適從的“消極”想法。當我就主題的同一化對同學們發出疑問時，有同學表示，“所寫”并非“所想”，有時心中有些困惑的“消極”的想法，但一下筆就不知為何變得“積極”起來了。寫作中“開頭好句好段，中間三個片斷”的模式更是比比皆是，更有同學告訴筆者，無論寫什么文章，往往一停筆加上標點剛好就是800字，不多也不少。

(三)大學寫作教學的泛工具化導致寫作思維的簡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