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危機理論范例

【摘要】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是揭示資本主義社會運行規律的關鍵，需要進一步挖掘與研究。馬克思從歷史唯物主義視角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進行了政治經濟學的審視，分別從商品和資本視角對經濟危機的生成機制進行了分析，認為經濟危機是買和賣、供給和需求、資本及其邏輯等關系的產物。經濟危機是一種必要的惡，雖然它造成了嚴重影響，但對人類整體發展來說又是必須的。資本主義對經濟危機的改良只是一種暫時的修補，只有無產階級革命才能從根本上破除經濟危機。

【關鍵詞】馬克思;經濟危機;商品;資本

經濟危機理論貫穿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學術界對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進行了廣泛研究，但仍需進一步挖掘與發展。本研究回歸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原文，對馬克思闡述的原因進行重新分析與思考，重建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邏輯框架。

1.基于商品視角的經濟危機生成

商品二重性與經濟危機。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體。對于前者，馬克思有著這樣的描述：“物品的有用性也就是使用價值，這種價值與物品自身具有密切聯系，或者說它是由物品的自然屬性決定的，離開了物品也就沒有使用價值。”[1]使用價值是物品轉變為商品的前提，這種性質雖然是社會需要的產物，但并不能反映任何類型的社會關系，因此使用價值與經濟危機之間并不存在著必然關聯。價值即“無差別的勞動凝結”，從這個層面上來說馬克思將商品界定為“結晶的勞動”。馬克思認為商品的價值既是確定的，又是不確定的，確定是因為價值存在著衡量標準，即價值量，能夠對勞動量進行計量；不確定指的是抽象勞動對熟練度、強度進行精準衡量缺乏統一的標準。在某一次交換活動中很難完全實現等價交換，只能長期觀察價格與價值之間是否存在一致性。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總是會出現物超所值或者物不及所值的現象，而這些都是經濟危機的預見性因素。馬克思認為：“使用價值反映著私人勞動，價值則與社會勞動緊密相連，這兩種對立與矛盾蘊含著經濟危機的可能性，但也僅限于可能性。”[2]使用價值對資本家來說是“無價值”的，他們看重的只是能夠增加自身利益的價值屬性。如果商品價值不能實現，經濟危機也就產生了。價值包含了整個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階級對立和危機萌芽。商品不能獲利不是因為使用價值不足，而是因為它不能被買走，這時價值成為多余的存在。商品流通與經濟危機。商品從生產到流通的領域轉變使得經濟危機生成的可能性更大了。首先，買賣分離是產生經濟危機的隱性條件。馬克思認為在流通領域商品蘊含著一對矛盾，即“對于任何一個商品占有者來說，不可能同時經歷個人過程和社會過程”，簡單來說，商品雖然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體，但任何商品占有者都不能夠同時擁有這兩種屬性。隨著貨幣的產生，問題也復雜化了。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中論述的那樣，“貨幣既可以代表價值，又是貨幣標準的等分，這些符號和含義使得問題更加混亂了”。[3]另外，貨幣的產生使得商品流通被割裂為兩個相對立的過程：“商品與貨幣交換、貨幣與商品交換，即買、賣。”這兩個過程在時間和空間維度上都是相互分離的，失去了直接同一性，此時很有可能出現不適應、不一致、不協調、不平衡的情況，不確定因素的增加使得供給、需求之間的不對等性逐漸增強，經濟危機產生的可能性隨之加大。其次，生產與流通分離增加了經濟危機的概率。如果說靜態商品形態轉變使得經濟危機的發生成為可能，那么生產與流通領域的分離則使得這種可能性繼續發展，如果兩個過程不能相互轉化，經濟危機就會變為現實。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與流通兩個過程都是為資本增值服務的，如果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就會對整個系統造成沖擊。生產效率的提升使得資本家的增值欲望處于膨脹狀態，但擴大生產規模的結果則是生產過剩，導致生產與流通之間的矛盾深化。馬克思將流通形容為“社會蒸餾器”，也就是將各形各樣的商品統一轉化為貨幣結晶，這就為商品交換矛盾提供了運動渠道，矛盾轉移、對立和經濟危機隨時產生。在資本主義社會，商業活動的目的不在于滿足人們對商品本身的需求，而在于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這種不協調也加大了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再次，供給與需求之間的不平衡是經濟危機的直接原因。需求引導供給，供給滿足需求。但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交換過程中，兩者并不總是處于平衡狀態。人的發展受到社會、環境等多方面的影響，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情境下，人的需求、供給也是不斷變化的，此時產生了一對新的矛盾，即需求無限性與供給有限性之間的矛盾，或者說無限欲望與有限資源之間的矛盾。對于資本家來說，滿足人們無限制的需求是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徑，因此他們會不斷引入技術與設備、變革管理方法、提升員工能力等，將全部的精力用于擴大生產而從不擔心生產過剩，這時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平衡就被打破了，大量生產與大量消耗使得經濟危機成為必然。在這種情況下原本的供給-需求平衡轉變為供給-需求對立，經過一定周期后這種對立與矛盾就會以最激烈的形式爆發出來，即經濟危機。

2.基于資本視角的經濟危機演化

無限生產與購買力不足之間的矛盾愈發突出。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擴大生產已成為資本家階層的普遍共識，社會化大生產使得商品數量急劇猛漲。為了在市場中保持優勢地位、獲取更多利益，擴大生產依然是資本家的必然選擇。而在資產階級社會，階級之間具有顯著的地位差異，也就是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資本家掌握著社會上的絕大多數財富，并且不斷地壓榨無產階級，這就使得工人的基本生命、生活保障變得少之又少。這樣，一方是生產擴大、商品增加，另一方是需求減少、購買力不足，而且裂縫越來越大。作為主要消費者的工人無錢消費，商品賣的過程實現不了，資本也就不能回收，這時經濟危機就產生了。競爭和信用的催生效用。在《資本論》（第1卷）中，馬克思清晰地闡釋了資本積聚與集中的過程，他認為社會資本集聚于一點的結果就是工人階級的就業崗位被縮減，隨之而來的就是相對人口過剩。與此同時，“作為資本集聚的杠桿——競爭、信用也同時發展起來”。在資本主義市場中，競爭可以說是永恒的話題，競爭的結果是“大資本戰勝小資本，資本由失敗的一方流向勝利的一方”，直到資本終結。這種模式會持續不斷，而這種長期的利益爭奪會增加經濟危機產生的可能性。伴隨著資本集中而來的還有信用制度，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信用制度的評價是“固有的二重性”，[4]首先，通過信用制度，資本家將剝削工人作為發財致富途徑的方式轉變為一種純粹的賭博欺詐制度，并且使得資本家的數量越來越少；其次，在《資本論》（第3卷）中馬克思將信用稱為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也就是信用在世界市場形成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作者：劉佳 單位：廣西民族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院

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課程，由于特殊的教育功能，使其在我國高校的課程設置中有著極為特殊的學科發展地位。當前，伴隨全球經濟發展模式的多樣化，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也呈現出多樣性的特點。在這樣的背景下，政治經濟學的教學也遇到了一些新的問題和挑戰，本人就理論和教學當中如何凸顯時代性的問題提出幾點思考，希望對該門課程的教學實踐能有所幫助。

一、豐富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內容，凸顯時代性

課程的研究對象是對一門學科的研究范圍、主要任務和研究方向的高度概括，它是學科間相互區別的重要基礎。一門學科只有確立科學的研究對象，才能建立它合乎邏輯的學科體系。關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序言中明確寫到：“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1]即馬克思明確把生產方式作為《資本論》的首要研究對象。但長期以來，在我國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幾乎都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歸結為生產關系，出現了不重視對生產方式的研究或撇開生產方式抽象地談生產關系的現象。而當前的時代背景，決定了當代社會主義國家包括中國把財富增長和經濟增長問題作為這一時期的主要任務，理論研究的重點也集中在如何發展生產力的問題上。對于資本主義國家來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過三百多年的發展，其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已達到該制度所能容忍的最大公平。因此，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已從以往主要研究生產關系轉向生產力，主要研究市場中資源配置如何達到效率最大化的問題。這一社會現實，讓以往主要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作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陷入了困境，甚至讓人們錯誤地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生產關系的觀點已經過時。固然，在財富對一國及個人的影響日益重要的今天，如何讓資源配置合理、高效以實現國家富強和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每一個人也包括當代大學生應該關注的。但弄清紛繁復雜的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背后的本質關系，弄清轉型時期社會生產關系的實質，不僅是理論研究的需要，更是指導社會實踐的必需。生產關系研究的弱化或缺失將不利于學生對當前我國經濟關系的把握，削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代性、發展性和科學性。因此。政治經濟學必須把研究對象堅實地樹立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在把握研究生產力發展的同時，進一步把握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生產關系的本質及其運動規律，指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揮理論的強大生命力。

二、理論體系的構建應增強現實說服力

作為一門歷史科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構建應該及時反映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其理論必須具有現實實效性和與時俱進的精神。二戰以來，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藍本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其經濟和政治都出現了一系列新的變化。如果教材理論不能根據實踐變化而豐富和發展的話，必然削弱理論的權威性和信服力。另一方面，隨著社會實踐的深入，一些經濟理論和經濟范疇其含義和所指向的內容、范圍出現了新的變化和拓展，這要求我們在教學中必須對這些經濟范疇及經濟理論作出符合社會現實的解釋和說明，使理論能有效地指導實踐。如關于資本的概念，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資本是能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體現了資本家剝削雇傭工人的關系，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范疇。而當前，資本與我國經濟建設互為促進的功能已日益突出，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我們對資本的界定還停留在傳統的概念上，把資本在資本主義社會運動所具有的特殊形態上升為一般的話，顯然不利于我國建設一個成熟、健康的資本市場。只有正確界定資本的內涵，才能對資本的功能地位做明確的評價，而地位的清晰將有利于資本推動我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再比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強調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它承認信息、科學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在經濟增長和價值創造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突出，但認為是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勞動者，使勞動者的復雜勞動在價值創造中的比重不斷增長，勞動仍然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2]這樣的認識與知識、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越來越多地應用到現代化企業生產當中。一些學者因此對勞動價值論產生質疑，甚至否定理論的現實功能。要解決理論與實踐的矛盾，唯有創新，依據實踐去豐富和發展理論，這才是實現理論生命力的有效途徑。此外，目前我們教材所使用的一些數據明顯陳舊，如教材126頁表8-1“美國制造業的剩余價值率”，引用的是1929-1985年的數據；在說明當達資本主義國家壟斷的新形式時，教材165頁引用的仍然是20世紀80年代的一些壟斷組織。[3]數據、實例等如果不能及時反映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整個理論大廈的信服力無疑是受到很大的影響，課程教學的目的性和作用力也會大打折扣。

三、借鑒其它經濟理論的內容和分析方法，夯實和發展理論體系

一、經濟危機理論闡釋

1929年發端于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的經濟危機宣告了在理論界和政策界長期占統治地位的自由市場經濟在經歷了一百多年的漫長演進后幾乎走到了絕境。以亞當•斯密《國富論》發表為標志的自由市場體系模式隨著歷史的發展呈現出諸多方面的缺陷,其中和經濟危機的發生直接相關的是自由競爭必然帶來行業的兼并和壟斷,包括壟斷性競爭。壟斷必然產生低效,原因在于競爭不足企業缺少技術創新和改善服務水平的足夠動力;延長勞動時間抑制工人收入水平的提高造成廣大社會群體有效需求不足引發經濟危機。按照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觀點,市場經濟本身會帶來有效需求不足,這是凱恩斯對于經濟危機的闡釋,可見和馬克思《資本論》中對經濟危機的解釋本質上是相似的,他們都點明了經濟危機產生的一個根本性原因:科技創新的缺失。科技創新的滯后導致生產領域對資本的吸引力缺失,資本出于逐利性需求,更由于金融監管、行業監管的不到位,大量流入投機性領域獲取投機暴利,包括房地產行業、證券市場、國際大宗商品投機等,引發泡沫經濟。所以在這個階段不僅看不到經濟危機,相反經濟呈現出虛假性繁榮。過度的金融創新最終會引致金融危機,國際大宗商品漲價造成初級產品價格上漲,帶來世界范圍的通貨膨脹,但泡沫崩潰后則是更為嚴重的經濟危機。所以現代經濟體經濟危機的呈現形式雖有所變化,但問題的本質并沒有變化,即新技術革命成果的不足。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進而引發世界范圍的金融經濟危機,被經濟學家解釋為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信息產業帶動經濟增長的潛力釋放后,世界范圍新技術的發明與使用的有限性造成大量國際游資追逐高風險性行業引發經濟危機。

二、第一、二次產業革命與經濟危機

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產業革命發生于1770年的英國。水力發動機技術應用于紡織業,到1812年水動紡織機使每個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比1770年高出200多倍。隨后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相繼完成工業革命,蒸汽機應用于交通運輸業,輪船、汽車、火車的發展使得貿易格局發生質的變化,與貿易相關的服務行業開始飛速發展。18731875年這些國家爆發了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結束了這一波經濟的高速增長。人類歷史上第二次科技革命發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發電機和電動機的發明和應用為主要標志,使社會生產力進入電力時代,也稱作電力革命。電力技術和內燃機技術被運用于鋼鐵業、電氣工業、化學工業的發展,隨后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中結束了這一波經濟增長的勢頭。1929年10月發生的股災是美國歷史上影響最大、危害最深的經濟事件。這場股災持續時間長達4年之久,近4000美國人自殺身亡,影響波及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家,最終演變成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危機。此后,美國和全球進入了長達10年的經濟大蕭條。這一次經濟危機發生的直接原因主要體現在寡頭壟斷控制下的社會有效需求不足。這一時期世界主要資本主義經濟體基本進入壟斷時期。以美國為例,工業增長和社會財富的分配極端不均衡,16家財閥控制著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的53%,全國1／3的國民收入被占人口5%的最富有者占有,大批工人因此失業。1930年占總人口1／5的農業人口的收入還不到非農業人口收入的30%,約60%的家庭還掙扎在每年200美元的水平。作為消費主體力量的工人階層收入嚴重不足,生產與消費的矛盾是經濟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

三、二戰后新科技革命與經濟危機

(一)二戰后新科技革命及其特征

二戰結束后資本主義世界迎來了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人類歷史上迎來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和空間技術的發展為主要標志。第三次科技革命比前兩次科技革命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要廣泛和深刻得多,具有以下幾個突出的特點:第一,科技革命幾乎在所有領域實現飛躍,并在各方面產生重大影響。第二,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緊密融合,科技對經濟的促進作用明顯增強。20世紀初,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20%,20世紀90年代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達到60%～80%。第三,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與生產的結合日益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F代科技進步的難度和風險非常大,往往需要大量的資金和人力投入,甚至需要多個國家的國際科技合作,這是單個企業很難承擔的。美國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建立了國家科學基金會,專門負責制定科研政策,資助和監督科研計劃的實施。

一、科技革命的推動與資本主義的歷史地位

（一）國外學者的研究

面對挑戰和質疑，以都留重人、莫里斯•多布等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們給出了相應的回應和思考。莫里斯•多布認為，對待資本主義既不能斷言其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也不能認為資本主義已進入一個全新的制度，雖然國家作用在增強，技術進步在加速，但這些不能“在任何意義上證明‘新階段’言論的有效性，或者在任何基本方面改變我們對資本主義作為一個制度的評價和對其未來的估計”。S.都留重人同樣認為，戰后資本主義國家雖然實現了經濟的長期繁榮，但卻是以巨大的浪費為代價的，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并沒有發生顯著的變化，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性質不會改變。于爾根•哈貝馬斯認為，有組織的或國家控制的資本主義并不能完全消滅經濟危機，利潤率下降規律仍然在起作用。Y.A.克隆羅德否認資本主義國家能夠抑制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作用，他認為，盡管資本主義國家的作用大大增強，但世界范圍的經濟危機仍然不能避免。就在關于“資本主義發生變化了嗎？”的討論如火如荼進行時，資本主義的快速增長和繁榮發展戛然而止，隨之而來的是20世紀70年代的以石油危機為代表的一系列危機的爆發。平穩而快速的增長被“滯脹”所替代，社會累積多年的矛盾以信貸危機、經濟危機、生態危機、戰爭危機、價值危機等形式不斷地爆發出來。危機的爆發和勞資關系的破裂引發了西方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的熱潮，英美等國家開始涌現出一些頗具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流派，如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的馬克思主義、后現代的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壟斷資本學派和市場社會主義學派等。這些學派都從各自關注的視角對20世紀70年代以后的資本主義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例如，美國左翼代表人物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齊，用經濟剩余增長規律代替馬克思的一般利潤率下降規律證明了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客觀性和周期性，他們指出，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不斷增長的經濟剩余總量由于無法找到出路，決定了當代壟斷資本主義經濟趨于停滯的客觀趨勢。后現代的馬克思主義重要代表人物，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戴維•哈維認為，資本主義雖然通過轉變資本主義積累方式，即從“福特主義”積累體制轉變到“靈活積累方式”，基本擺脫了20世紀70年代經濟危機的困擾，但這種轉變更像是轉移，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的性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規律仍在繼續起作用。

（二）國內學者的研究

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宋濤教授在他的著作《當代帝國主義經濟》一書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科技革命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普遍發展，是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兩個重要的出發點或歷史條件，雖然科技革命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調整，但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這一經濟基礎，不能改變追求高額壟斷利潤這一經濟運行的根本目標，因而不可能真正從根本上解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的無政府狀態，更克服不了由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引起的經濟危機，更改變不了其必然滅亡的命運。顧海良教授認為，帝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過渡階段的歷史地位，并不會因為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而改變，但是這種過渡的進程以及向社會主義的過渡的形式和路徑，顯然可能有多種選擇。這是因為：科技革命導致生產的社會化程度有了長足的發展，科技成果的社會化應用已經并將更快地改變生產方式。所以，研究科技革命給現階段及其繼續發展的資本主義所帶來的變換，并對此作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解釋是極其重要的時代課題。徐崇溫教授認為，“在如何認識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問題上，既要看到這些新變化在延緩資本主義的覆滅、延長資本主義的壽命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又要看到醞釀和加劇資本主義矛盾方面的作用。要從總體上看到，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沒有也不可能改變在經過一個長過程的發展以后資本主義最終必然被社會主義所取代的歷史命運。”

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社會主義的發展

在落后的國家首先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大創新。但如何在這樣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卻是歷史留給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具有實踐性意義的重大課題。列寧在俄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科學地認識到：俄國還不具備從小生產向社會主義直接過渡的條件，它必須經過資本主義及商品貨幣關系的發展這一中間環節，這是小生產自發發展的必經階段。列寧未能見到過渡時期結束后的社會主義社會，未能提出和解決社會主義社會是否存在商品生產的問題。斯大林雖然也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商品生產，但是他認為商品生產的活動范圍僅限于個人消費品，生產資料不能進入市場交換。因此，斯大林的理論是不徹底的“半商品經濟論”，不能真正解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市場關系的根本問題。

作者：黃榕 沈坤榮 單位：南京大學

債務危機研究已成為當代經濟危機的題中之意，國內債務或外債違約被納入有關危機發生順序的模型中①。雖然《資本論》一書并未對債務危機進行專門論述，但是書中不乏對債權債務關系鎖鏈與經濟危機關系的研究。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起源于英國自1825年起開始爆發的周期性危機，該理論的重要貢獻在于從“生產相對過剩”角度指出經濟危機的制度根源——生產的社會性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馬克思的這一經典理論也可以闡釋2008年爆發的美國次貸危機——“又一場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危機’，以及一場與之相對應的無法滿足人類需要的危機”②。毋庸諱言，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與生產的社會化的矛盾）是爆發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但是，馬克思對經濟危機的研究不止于此。

一、馬克思對債權債務關系鎖鏈的系統論述

1.債權債務的關系鎖鏈發軔于商品流通領域，造成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在簡單商品流通（W－G－W）階段，貨幣執行支付手段，商品生產者和商品經營者由此形成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系：“一個商品占有者出售他現有的商品，而另一個商品占有者卻只是作為貨幣的代表或作為未來貨幣的代表來購買這種商品。賣者成為債權人，買者成為債務人。”①已售商品的價格總額形成了某個特定時期的到期債務，它的實現，首先取決于貨幣的流通速度。“它決定于兩種情況：一是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系的鎖鏈，即A從他的債務人B那里得到的貨幣，付給他的債權人C等等；一是各種不同的支付期限的間隔。”②關系鎖鏈和支付期限成為研究債權債務關系的兩大關鍵要素。

2.債權債務的關系鎖鏈處于生產過程的循環中，催化了危機發生的因子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一個資本循環過程。就產業資本來看，完成一個以價值增值、貨幣增長為中心的循環（G－W…P…W'－G'）。從G到G'，貨幣財富實現了增加。這也是商品生產的目的，即獲得價值而非使用價值的增值。在商品生產中，貨幣作為支付手段包含著一個矛盾：既可以在觀念上執行計算貨幣或價值尺度職能，也可以在實際執行中充當“社會勞動的單個化身”、“交換價值的獨立存在”和“絕對商品”③。這一雙重關系危害了商品生產實現價值增值的目的。“在一個接一個的支付的鎖鏈和抵消支付的人為制度獲得充分發展的地方”，一旦貨幣危機發生，“貨幣就會突然直接地從計算貨幣的純粹觀念形態轉變成堅硬的貨幣。”④這時，“商品和它的價值形態（貨幣）之間的對立發展成絕對矛盾”⑤。也就是說，危機發生時，商品的使用價值變得毫無價值，導致商品價值消失，從而不能代替貨幣，以價值增值、貨幣增長為中心的循環就此斷裂。

3.債權債務的關系鎖鏈維系再生產擴大的信用，引發支付危機以信用雛形發展的賒銷支付關系，“為節省支付手段造成了新的杠桿”，推動了信用經濟的專業化發展：“隨著支付集中于同一地點，使這些支付互相抵消的專門機構和方法就自然地發展起來。”⑥更為重要的是，生產過程的發展促使信用擴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業活動的擴展，在這種相互影響的作用中，“信用的數量會隨著生產的價值量一起增長，信用的期限也會隨著市場距離的增大而延長。”⑦債權債務的關系鎖鏈以信用維系，信用的本質就是債權債務關系。馬克思認為，在信用經濟中，貨幣只充當支付手段，“商品不是為取得貨幣而賣，而是為取得定期支付的憑證而賣。”⑧隨著信用經濟的發展，商品生產者之間形成一連串的債權債務鏈條。在信用經濟中“每一個人的支付能力同時就取決于另一個人的支付能力”⑨，如果其中某一人到期不能支付，支付鏈條就會中斷，整個債權債務關系就會陷入混亂，出現支付危機。

4.債權債務的關系鎖鏈在虛擬經濟中資本化運作，提高支付杠桿馬克思考察信用制度發展的一般形式，認為“單純的貨幣，不管是代表已經實現的資本，還是代表已經實現的收入，都會通過單純的貸出行為，通過貨幣到存款的轉化，而變為借貸資本。”⑩在實體經濟中，借貸資本和產業資本是同一個東西。但是隨著金融機構和制度的創新，借貸資本與實體經濟無關，這種用于生息的資本也就變得更加純粹，形成虛擬資本，亦即“資本化”：“人們把每一個有規則的會反復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來計算，把它算作是按這個利息率貸出的一個資本會提供的收益。”①生息資本使得“和資本的現實增值過程的一切聯系就徹底消滅干凈了”，資本成為一個“自行增值的自動機”②。馬克思認為，借貸資本的積累來自一切以貨幣形式存在的收入，而不論這部分收入是預定用于消費還是用于積累的；借貸資本“就是商品資本轉化為貨幣的價值部分，從而是現實積累的表現和結果”③。債權債務關系的鎖鏈，已經被借貸資本的機構化所掩蓋，“很大一部分社會資本為社會資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具有彈性的再生產過程，在這里被強化到了極限”④。但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對立性質基礎上的資本增值，只容許現實的自由的發展達到一定的限度”⑤，這種對立性質生成了對資本增值的束縛和限制。

作者：高強 高樂華 單位：中國海洋大學管理學院 中國海洋大學水產學院

1966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鮑爾丁發表了題為《一門科學———生態經濟學》的論文，在反思傳統經濟學的基礎上，明確闡述了生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并首次提出了“生態經濟協調理論”［1］，標志著生態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正式誕生。生態經濟協調理論認為，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無時無刻不在與生態系統發生關系，且社會經濟系統的運行始終建立在生態系統基礎上，并與生態系統構成了耦合關系復雜的生態經濟復合系統，在該系統中，不斷增長的社會經濟系統對生態系統資源環境需求的無止境性與相對穩定的生態系統對資源環境供給的局限性構成了連續發展過程中貫穿始終的矛盾，該論斷同樣適用于海洋生態經濟這一特殊復合系統。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隨著人類對海洋認識的不斷加深，人類社會開始了以捕魚、海運、鹽業等為重點的初級海洋產業發展時代，國內外關于海洋生態結構、功能、生物生產力、食物鏈等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不斷增多，海洋經濟學研究也逐漸萌芽。20世紀90年代，海水養殖的普及、海洋油氣資源的大面積開發以及海洋旅游產業等新興產業的迅速崛起，促使人類進入了現代海洋產業發展時代。然而，隨著人類開發海洋資源、發展海洋產業的規?；七M，海洋生態系統運行狀況卻愈加惡劣，人為因素引起的海洋災害不斷增多，海洋資源枯竭、水域污染與生境破壞日益嚴重，海洋自然凈化能力、平衡能力不斷衰退。鑒于海洋經濟增長與海洋生態保護矛盾的日趨尖銳，20世紀90年代后期尤其是進入21世紀，國內外對于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的研究不斷增多。

縱觀已有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研究，國內外學者研究對象涉及到沿海國家、沿海城市、海岸帶、海島、濱海、近海、海洋、漁場等眾多地理空間區域，研究視角大多從海洋(包括沿海、海岸帶、海島等研究對象)的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出發，基于海洋經濟需求與海洋生態供給這一根本矛盾，形成了多種海洋生態與經濟發展關系模型和可持續發展評價模型，并在海洋生態經濟綜合協調管理措施上不斷創新突破，研究成果日漸豐碩，為海洋實際開發管理工作提供了一定支持?？偨Y研究成果可以發現，國內外關于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的主體研究邏輯思路為:以海洋的生態經濟價值貢獻為起點，剖析當前海洋生態經濟矛盾和危機，評估海洋生態安全及產生問題根源，構建海洋生態經濟關系模型，進行海洋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提出海洋生態經濟問題協調、治理或綜合管理的辦法與措施。所運用的研究方法涵蓋:系統分析方法、生態經濟學方法、地理學方法、數學模型方法、地理信息系統方法、管理學方法等。由于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研究起步較晚，各方面研究目前仍處于交叉進行階段，不存在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因此，按現有研究邏輯和內容劃分，本文將該領域的國內外論文研究成果分以下五個方面綜述。

1海洋生態經濟價值和貢獻研究

海洋生態經濟價值與貢獻研究是海洋生態學、海洋經濟學以及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研究乃至人類開發海洋的基礎，國外學者關于海洋生態經濟價值和貢獻的研究已積淀了較為深厚的理論成果，并初步形成了相對成熟的評估體系和方法。如Costanza等［2］在構建海洋生態經濟價值類別體系的基礎上，詳細剖析并評估了全球海洋的生態、經濟和社會價值，得出全球海洋生態經濟價值為461220億美元/a;Martinez等［3］研究了沿海區域的生態、經濟和社會重要性，提出應推進繼續海洋生態經濟評估工作，以確保沿海實現最有價值的可持續發展;Beau-mont等［4-5］識別并定義了海洋生物多樣性所能提供的物質與服務，提出該物質和服務的有效利用對海洋生態系統的運轉能夠起到基礎性作用;Kildow等［6］探討了衡量海洋對國民經濟貢獻的重要性，指出由于各國相關定義和方法的差異，以現有資料測量、比較與海洋有關的經濟活動價值仍較為困難。

在海洋生態經濟價值和貢獻研究方面，國內學者最初主要從理論探討的角度進行定性分析，近幾年許多國內學者開始借鑒國外學者研究成果，并將生態經濟學有關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估的方法(如市場價值法、影子工程法、機會成本法等)引入，形成了諸多定量實證性結論，尤其是隨著2005年國家海洋局啟動“海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及其價值評估”研究計劃的實施，國內學者相繼在海洋生態系統服務概念界定、經濟屬性概括、服務類別劃分及經濟價值實際評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突破。如張朝暉等［7］從海洋生態系統的組分、生態過程及生物多樣性等3個方面分析了海洋生態系統能夠產生和支持的生態系統服務，并將海洋生態系統服務歸納為15種類型;高曉路等［8］研究了天津市海岸帶環境的空間價值差異，并對海岸帶產業開發和生態環境保護政策的效果進行了比較，發現天津海岸帶工業開發通常以生態環境破壞為代價，而漁業開發則能帶來正面綜合效益;石洪華等［9］以桑溝灣為例對養殖型海洋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與價值進行了系統評估，結果表明2004年桑溝灣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價值為10．51×108元;盧霞等［10］根據TM遙感影像及海岸帶資源綜合調查結果，采用國外學者Cost-anza分類系統和服務單位價值，估算出連云港海岸帶生態系統功能總價值為22．55億美元/a;王麗等［11］應用條件價值法對羅源灣海洋生物多樣性維持服務價值進行了評估，并指出家庭年收入、對生物的了解程度和環保意識是影響生態價值評估的主要因素。

2海洋生態經濟問題與危機研究

摘要：供給側改革是中央基于中國現實國情對國家治理思路做出的重要轉向，著力從供給和需求雙向發力，雙輪驅動經濟增長。供給側改革的提出不僅有其現實基礎，還有其深厚的理論淵源，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結果。通過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再思考，為深入開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研究提供理論啟發。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需錯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所謂供給側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經濟結構性問題的制度性矛盾而推行的改革。[1]2015年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要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2]其目標就是面對我國新常態下供需錯配的復雜經濟狀況，推動產需匹配拉動經濟增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是今后一段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指向標，引導著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而且也具有極大的理論意義，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和發展。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現實需求

1、解決供需錯配問題的需要

1978年以來，我國經濟一直保持著中高速增長，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但是在物質生產和財富積累迅速增長的同時，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也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問題和困難。（1）產能過剩。市場經濟在供求規律、競爭規律、價值規律的作用下調解市場供求。由于長期的利潤和GDP驅動，中國政府主要通過拉動需求刺激生產，鋼鐵、煤炭企業不斷增加產能擴大供給。但我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不完善，加上市場調節功能自身的弊端，導致供求不平衡。行業自律機制不健全，地方保護主義風行也加劇了產能過剩。另一方面有效需求不足：我國目前仍有大量貧困人口，支付能力有限，購買力不足。因而，我國應從供給和需求雙面發力，雙輪驅動推動經濟增長，加強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彌補市場缺陷，并在經濟領域進行一次徹底的結構性改革，解決制度性矛盾。（2）有效供給不足。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科技含量高、具有自主產權、能夠滿足消費者高端需求的物質產品明顯不足。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居民消費水平的提升，海外購買高檔消費品成為消費常態。據統計，2015年中國游客海外消費約1.2萬億元，買走全球46%的奢侈品。同時，因為國內產品的品質安全問題，國外高質量、性價比較高的一般消費品也深受中國消費者喜愛。在我國居民消費水平提高的同時，產業結構卻沒有做出相應的調整，有效供給不能適應和滿足需求結構變化后的市場需求，影響著消費結構升級。因此，一場針對經濟結構的制度性改革勢在必行。

2、新常態下經濟結構轉型的需要

中西醫思想之不同對經濟學研究的借鑒與啟示

(一)中西醫思維方式的不同對經濟學研究的借鑒與啟示

西方哲學以元素論和原子論為基礎,追求的是通過主客體之間的互動,實現對客體的不斷認識,并最終對客體實現改造,以滿足主體的要求。在此思想指導下,西醫的思維方式是當人體出現疾病時,醫生以其為客體,在不斷的實踐中對其逐漸了解,并最終找出治療的方法。所以,西醫認為健康與疾病是軀體有特定形態學表現的正常與異常狀態,軀體形態組織的完整一致性是其追求的健康標準。中國哲學以元氣論為核心,認為作為客體存在的“天”、“地”是作為主體的“人”產生的根源?！饵S帝內經•素問•寶命全形論》曰:“夫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由于人為天地所生,天地中有人類存在所需要的各種元素,所以,人類只有順應自然規律才能夠生存。在此思想指導下,中醫追求的不是如何改造外部的客體,而是主體的行為如何順應自然規律,并最終達到天、地、人之間的和諧統一。因此,中醫認為健康與疾病是“完整的人”(與天、地合而為一)的正常與異常狀態。由于中醫有這一特點,所以不像西醫那樣追求的是治療“已病之病”,因為只有當疾病出現時,西醫才能找到需要改造的客體,而對于中醫來說,只要主體的行為不符合自然的“道”,必然會導致疾病的產生。所以唐代醫家孫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提出“上醫醫未病之病,中醫醫欲病之病,下醫醫已病之病”的觀點。西方經濟學與西醫的相似之處在于,二者都追求在認知客體的基礎上對其進行改造。保羅•薩繆爾森認為:“經濟學研究的是一個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資源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將它們在不同的人中間進行分配。”[6]

在此定義中,客體是資源、商品及勞務,主體則是作為有自主思維的人。中西醫思維方式的不同對于經濟學研究的借鑒與啟示是:不要過分追求改變自然,以希求自然能夠滿足人類的需要,而要努力適應自然的規律,這樣人類的生存環境才能更加和諧。在醫學中,中醫的追求目標是按照自然規律行事,只有在違背自然規律的時候,人體才會出現西醫所努力診治的疾病;同樣,如果人們不按照自然規律行事,出現自然界不能滿足人類需求的情況,這時試圖認識并改造自然資源的“經濟學”便會出現。“事物是一分為二的”這一經典在各個地方都有所體現。在對經濟學的批判上,雖然表面上看經濟學對于資源的配置起到了優化作用,使得作為主體的人類實現了利益最大化,但是這種最大化只是以人類某一時段、某一群體而言的最大化。對于整個人類來說,某一部分利益的獲得必然帶來另一部分利益的損失。如果某一時段、某一群體利益的獲得超過整個永續人類可以接受的最大利益,便可能會產生難以想象的后果。在西方經濟學中,研究者認為,某一地區GDP越高,經濟發展水平就會越高,同時人們就會感到越幸福。因此,GDP成為人類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2012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形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于是在以GDP作為官員升遷重要評判標準的時代,中國地方政府出臺了升級版的“四萬億”,旅游文化產業、海洋經濟產業等以前鮮有問津的領域成為投資熱點,地方政府的發展規劃預示著我國的自然環境及海洋環境將開始或已經遭受大規模的破壞。這種對環境進行大規模改造以追求使國人“幸福”的方式不具有可持續性。實際上,完全可以像其他一些國家那樣,以幸福指數作為官員施政的評判指標。相對于GDP,這一指標更加關注人類生存的自然狀態與社會狀態,更加符合自然規律,也有助于建立一個永續幸福的人類社會。

(二)中西醫方法論的不同對經濟學研究的借鑒與啟示

西方還原論認為,①整體是由部分構成的,因此高級形式的物質是可以由低級形式的物質構成的;②生命這種高級的運動形式是可以由機械、物理、化學等低級的運動形式組織起來的。如笛卡爾認為宇宙是一個巨大的機械系統,生物也被描述為自動的機器,可以用一般的物理規律作出解釋。在此思想指導下,西醫不斷把人體分解成更為微小的組成部分。

隨著科技的發展,研究從器官、組織、細胞等層面進一步縮小到分子、病原體甚至基因等層面,同時在物理、化學等學科的發展之下,治療的手段也越來越微觀。這種各方面互相割裂進行治療的方法產生的現象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得到的結果是治愈已有疾病的同時,可能由于副作用又感染上了其他疾病。中醫的整體論認為,①人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人體的組織結構及各種器官都可以納入到以五臟為中心的藏象系統中,通過經絡,聯系成一個統一的整體;②不但人體本身是一個整體,人與自然環境也構成一個統一的整體,自然界的時間、環境變化對人的身體也會產生影響[7]1?！饵S帝內經•靈樞•邪客》曾云:“人與天地相應者也。”由于中醫具有系統論中整體性、聯系性、有序性和動態性的特征,在此思想指導下,醫生必須對疾病進行全面的分析與思考,并結合內部與外部環境綜合診斷予以治療,所以治療疾病更加徹底。中西醫方法論的不同對于經濟學研究的借鑒與啟示是:在解決經濟問題時應開闊視野,看到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性,不能把眼光僅僅局限于需要解決的個別問題甚至是個別問題的細枝末節上。目前來看,經濟學研究的整體性是以某種角度來討論資源分配問題或具體解決某一方面的問題來體現的,但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整體性應該是從各種因素以及動態的觀點來解決問題。影響經濟的因素,既有社會的、政治的,也有文化的甚至是自然條件方面的。在遇到某一經濟問題時,應該也可以采用經濟學之外的方法來解決。亞洲金融危機時,韓國的外匯儲備降到低點,而且短期內尚有大批外債需要償還。危難時刻,韓國廣大民眾紛紛走上街頭,主動捐獻黃金和美元給國家,換取政府公債,成功幫助政府穩定了韓元幣值,共同渡過了經濟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