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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強 高樂華 單位:中國海洋大學管理學院 中國海洋大學水產學院
1966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鮑爾丁發表了題為《一門科學———生態經濟學》的論文,在反思傳統經濟學的基礎上,明確闡述了生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并首次提出了“生態經濟協調理論”[1],標志著生態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正式誕生。生態經濟協調理論認為,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無時無刻不在與生態系統發生關系,且社會經濟系統的運行始終建立在生態系統基礎上,并與生態系統構成了耦合關系復雜的生態經濟復合系統,在該系統中,不斷增長的社會經濟系統對生態系統資源環境需求的無止境性與相對穩定的生態系統對資源環境供給的局限性構成了連續發展過程中貫穿始終的矛盾,該論斷同樣適用于海洋生態經濟這一特殊復合系統。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隨著人類對海洋認識的不斷加深,人類社會開始了以捕魚、海運、鹽業等為重點的初級海洋產業發展時代,國內外關于海洋生態結構、功能、生物生產力、食物鏈等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不斷增多,海洋經濟學研究也逐漸萌芽。20世紀90年代,海水養殖的普及、海洋油氣資源的大面積開發以及海洋旅游產業等新興產業的迅速崛起,促使人類進入了現代海洋產業發展時代。然而,隨著人類開發海洋資源、發展海洋產業的規?;七M,海洋生態系統運行狀況卻愈加惡劣,人為因素引起的海洋災害不斷增多,海洋資源枯竭、水域污染與生境破壞日益嚴重,海洋自然凈化能力、平衡能力不斷衰退。鑒于海洋經濟增長與海洋生態保護矛盾的日趨尖銳,20世紀90年代后期尤其是進入21世紀,國內外對于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的研究不斷增多。
縱觀已有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研究,國內外學者研究對象涉及到沿海國家、沿海城市、海岸帶、海島、濱海、近海、海洋、漁場等眾多地理空間區域,研究視角大多從海洋(包括沿海、海岸帶、海島等研究對象)的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出發,基于海洋經濟需求與海洋生態供給這一根本矛盾,形成了多種海洋生態與經濟發展關系模型和可持續發展評價模型,并在海洋生態經濟綜合協調管理措施上不斷創新突破,研究成果日漸豐碩,為海洋實際開發管理工作提供了一定支持??偨Y研究成果可以發現,國內外關于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的主體研究邏輯思路為:以海洋的生態經濟價值貢獻為起點,剖析當前海洋生態經濟矛盾和危機,評估海洋生態安全及產生問題根源,構建海洋生態經濟關系模型,進行海洋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提出海洋生態經濟問題協調、治理或綜合管理的辦法與措施。所運用的研究方法涵蓋:系統分析方法、生態經濟學方法、地理學方法、數學模型方法、地理信息系統方法、管理學方法等。由于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研究起步較晚,各方面研究目前仍處于交叉進行階段,不存在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因此,按現有研究邏輯和內容劃分,本文將該領域的國內外論文研究成果分以下五個方面綜述。
1海洋生態經濟價值和貢獻研究
海洋生態經濟價值與貢獻研究是海洋生態學、海洋經濟學以及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研究乃至人類開發海洋的基礎,國外學者關于海洋生態經濟價值和貢獻的研究已積淀了較為深厚的理論成果,并初步形成了相對成熟的評估體系和方法。如Costanza等[2]在構建海洋生態經濟價值類別體系的基礎上,詳細剖析并評估了全球海洋的生態、經濟和社會價值,得出全球海洋生態經濟價值為461220億美元/a;Martinez等[3]研究了沿海區域的生態、經濟和社會重要性,提出應推進繼續海洋生態經濟評估工作,以確保沿海實現最有價值的可持續發展;Beau-mont等[4-5]識別并定義了海洋生物多樣性所能提供的物質與服務,提出該物質和服務的有效利用對海洋生態系統的運轉能夠起到基礎性作用;Kildow等[6]探討了衡量海洋對國民經濟貢獻的重要性,指出由于各國相關定義和方法的差異,以現有資料測量、比較與海洋有關的經濟活動價值仍較為困難。
在海洋生態經濟價值和貢獻研究方面,國內學者最初主要從理論探討的角度進行定性分析,近幾年許多國內學者開始借鑒國外學者研究成果,并將生態經濟學有關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估的方法(如市場價值法、影子工程法、機會成本法等)引入,形成了諸多定量實證性結論,尤其是隨著2005年國家海洋局啟動“海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及其價值評估”研究計劃的實施,國內學者相繼在海洋生態系統服務概念界定、經濟屬性概括、服務類別劃分及經濟價值實際評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突破。如張朝暉等[7]從海洋生態系統的組分、生態過程及生物多樣性等3個方面分析了海洋生態系統能夠產生和支持的生態系統服務,并將海洋生態系統服務歸納為15種類型;高曉路等[8]研究了天津市海岸帶環境的空間價值差異,并對海岸帶產業開發和生態環境保護政策的效果進行了比較,發現天津海岸帶工業開發通常以生態環境破壞為代價,而漁業開發則能帶來正面綜合效益;石洪華等[9]以桑溝灣為例對養殖型海洋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與價值進行了系統評估,結果表明2004年桑溝灣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價值為10.51×108元;盧霞等[10]根據TM遙感影像及海岸帶資源綜合調查結果,采用國外學者Cost-anza分類系統和服務單位價值,估算出連云港海岸帶生態系統功能總價值為22.55億美元/a;王麗等[11]應用條件價值法對羅源灣海洋生物多樣性維持服務價值進行了評估,并指出家庭年收入、對生物的了解程度和環保意識是影響生態價值評估的主要因素。
2海洋生態經濟問題與危機研究
隨著科學技術發展和海洋自然科學研究推進,人類對各類海洋資源、環境的開發利用程度不斷提高,新興海洋產業陸續崛起,然而,面對海洋生態環境日益惡化、自然資源不斷枯竭、水域生境持續破壞的現實狀況,國外學者普遍認為海洋生態穩定運行與人口急劇上升、消費超常增長的矛盾已接近不可調和的程度,人類必須重新審視人與海洋的關系,改變海洋經濟原有粗放式發展模式,以扭轉當前全球海洋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危機。
Costanza[12-13]認為人類活動已開始接近海洋的限制,有必要制定海洋可持續利用的共同愿景,同時提出沿海災害對生態、經濟和人類社會造成了巨大損失,其產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目前受人類經濟利益盲目驅動的經濟體系可能正在破壞人類的可持續福祉;Clausen等[14]從跨國的角度分析了導致全球海洋和淡水魚生物多樣性下降的人口、經濟和生態因素,提出海洋和淡水魚生物多樣性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由此也導致了全球漁業不可持續發展的危機;Kildow等[6]認為當前海洋生態與各產業正面臨諸多困難與麻煩,亟需對海洋和沿海不同地區采取經濟、生態恢復措施。國內學者關于海洋生態經濟問題與危機的研究主要應用歸納演繹方法,從現有海洋經濟效益和生態問題兩個角度出發進行研究,涉及內容較多、層面較廣,但學者們也普遍認為我國海洋經濟需求無限與生態供給有限的矛盾愈加尖銳,局部沿海區域和海域生態經濟危機已十分嚴重。如楊金森[15]從海洋荒漠化危險、海洋產業衰退、沿海經濟和社會發展受到的威脅、海洋生態環境的突出問題等多個方面系統剖析了我國海洋生態經濟系統當前正面臨的可持續發展危機;樓東等[16]在分析我國海洋資源現狀的基礎上,應用灰色系統法對海洋產業進行了關聯分析和預測,認為我國海洋產業結構不盡合理、區域發展不平衡、科技貢獻率低、海洋災害影響大,是制約我國海洋生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吳次方等[17]認為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我國沿海城市的生態危機在不斷加重,主要表現為大氣污染嚴重、固體廢棄物堆積、熱島效應、地面沉降、濕地消失、水資源污染與短缺、近海污染、赤潮頻發、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樣性減少等方面。#p#分頁標題#e#
3海洋生態安全評估及機理研究
為深入研究海洋生態惡化的程度與產生的根源,國外學者在主張推進海洋資源環境普及調查的同時,也將海洋生態安全評價與機理作為研究重點,研究成果呈現出細致、深入的特點。如Garry等[18]計算并分析了新西蘭地區歷年的生態足跡;Bolam等[19]全面評估了英格蘭和威爾士海岸線周圍疏浚物處理的海洋生態環境后果;Vassallo等[20]應用微觀泥沙和底棲生物群落評價了亞得里亞海南部沿海地區海洋生態系統的健康性;Borja等[21]綜合回顧了全球河口和沿海生態完整性評價的工具與方法;Day等[22]應用GIS系統和空間分析法,對澳大利亞海域斯潘塞灣的生態分級進行了空間分布研究,為澳大利亞的海域治理提供了輔助支撐。由于海洋生態系統的持續衰退,國內學者關于海洋生態安全評估的研究也在不斷增多,現有研究大多借鑒生態學、生態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與模型,但研究成果通常偏重于某沿海地區或海域生態安全的現狀評價,缺乏細節性、跟蹤性、系統性的研究結論。如楊建強等[23]應用結構功能指標法對萊州灣西部海域海洋生態系統進行健康評價,得出其健康程度一般,部分海域已達較差狀態;吳次方等[17]以長江三角洲為例評價了我國沿海城市的生態問題,認為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在于人類認識論、科學技術發展、資源產權不明晰和制度缺陷;劉偉玲等[24]利用生態足跡法計算出遼寧省及其沿海6市2003~2005年的生態足跡均超過了生態承載力,且生態赤字有逐年增加趨勢;王曉紅等[25]應用EwE5.1軟件對南海北部大陸架海洋生態系統演變進行了比較分析,發現近20a的過度捕撈已導致生態系統和漁業資源逐漸退化;陳斌林等[26]在對連云港近岸海域進行生態環境調查和評估的基礎上,運用因果鏈分析法,闡述了社會經濟發展對自然環境造成惡劣影響的機理;吝濤等[27]通過探討響應力與生態安全問題因素的作用機制,建立了用以分析海岸帶生態安全響應力反饋效果、反饋效率和充分性的定量評估體系,并以廈門為例進行案例分析,發現廈門整體生態安全響應力尚處在較理想水平。
4海洋生態經濟關系模型與可持續研究
近幾年,國外學者越來越多地應用數學模型模擬并分析海洋生態與海洋經濟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評價各類海洋生態經濟系統可持續發展水平,并初步形成了若干規律性總結及共識,為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礎。如Grasso[28]分別運用動態優化模型與模擬模型建立了海岸紅樹林生態系統中森林和漁業生產的生態經濟模型,研究了兩種模型方法在解決紅樹林資源使用問題時的交叉及融合;Jin等[29]通過合并生態與經濟分析模型,開發出了用以研究沿海地帶生態經濟系統的輸入輸出模型;Verdesca等[30]從經濟系統和環境系統之間能量交流的視角出發,應用有效能與經濟分析相結合的方法,構建了描述生態系統狀態和其經濟附加值之間關系的指標體系,并應用該指標體系對SaccadiGorolagoon海岸帶生態經濟系統進行了可持續性評價;Claire[31]深入研究了海洋保護區的生物經濟模型,但認為當前學者對海洋保護區的生態經濟關系分析結果較為悲觀;Finnoff等[32]構建了連接生態與經濟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將其應用于瀕危斯特勒海獅的替代品及配額制定,提出應改變所有人口和經濟變量以恢復海洋生態系統;Ho-agland等[33]對全球64個大海洋生態系的社會經濟、海洋產業活動、漁業和水產養殖、造船和石油開采、海洋旅游業五個方面進行定量分析,得出全球各個大海洋生態系的海洋活動和社會經濟發展情況之間的關系曲線,并對64個大海洋生態系統的海洋產業活動與社會經濟發展進行了分類;Ian等[34]認為海洋生物物理與人類社會之間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關系,并由此提出了一個研究海洋系統的生態經濟方法和模型。
隨著海洋生態危機與海洋經濟增長矛盾的日益尖銳,國內學者也開始意識到將海洋生態與經濟視為統一整體進行研究的必要性,依據海洋生態學、生態經濟學、環境經濟學等學科,不斷延伸海洋生態經濟復合系統的內涵,并引入多種計量模型,深入剖析海洋生態與經濟的相互作用機制,評價復合系統可持續發展水平,使研究成果不斷深入。代表性成果有:陳東景等[35]基于生態足跡指數和人文發展指數構建了可持續性評價框架,并對我國海洋漁業資源的開發利用進行了實證評價,結果顯示1991年到2003年我國的漁業資源開發以粗放投入為特征,對生態經濟系統運行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壓力;蘇偉[36]通過對1996~2005年北部灣廣西沿海區域經濟系統和水環境系統13個指標的計算,得出泛北部灣經濟區廣西近岸海域環境與經濟發展屬于協調類型;李懷宇[37]運用非線性動力學理論法對海洋生態系統和海洋經濟系統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并運用DEA法對天津市海洋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進行了評價,得出無機氮類污染物對天津地區影響海洋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污染物,而天津市海洋生態經濟尚有潛力可挖;岳明等[38]在建立海岸帶生態經濟耦合系統模型的基礎上,以非線性動力學理論為指導研究了海岸帶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間的反饋機制,探討了海岸帶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協同演變;狄乾斌等[39]運用復合生態系統場力分析框架對遼寧省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水平、演進特征及其系統耦合模式進行了探討,結果表明由于海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海洋資源環境保護的加強,1997~2005年遼寧省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有所增強。
5海洋生態經濟協調治理與綜合管理研究
進入21世紀,西方國家更加關注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并逐步將海洋生態經濟的綜合管理納入國家日常工作范疇,實踐經驗的積累為學術界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使得該領域研究成果不斷增多。如Costanza等[40]探討了海洋生態與海洋經濟的重要性及其當前面臨的問題,并從經濟學角度分析了海洋生態、科學和政策之間的聯系,提出了一套海洋可持續管理的核心準則;Bene等[41]關注了海洋生態經濟系統在危險狀態下的生存能力,建立了有關海洋可更新資源及其開發利用管理的動態模型;Cicin-Sain[42]從海洋保護區的角度回顧了沿海和海洋綜合管理的理論與實踐,認為海洋保護區對海洋綜合管理的有效實施意義重大;而Lloret等[43]通過對近50a來影響地中海沿岸CapeCreus區域各種生態要素的人類活動進行分析,認為在當地建立海洋保護區并不足以保證海洋資源和物種的可持續性,應將其與綜合海岸帶管理規劃相結合;Chang等[44]將海岸帶系統分為四個子系統:社會經濟子系統、生態子系統、環境子系統和管理子系統,在對各子系統內部要素進行協調的基礎上,建立了海岸帶綜合管理決策支持系統的系統動力學模型,并應用其對墾丁珊瑚礁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進行了分析;Garmendia等[45]認為傳統自上而下的官僚管理方法并不足以解決海洋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的沖突問題,提出應將不同專業知識和價值觀進行整合,應用社會多準則評價方法作為海岸帶綜合管理的決策支持工具,以避免管理過程中的價值沖突和不確定性。#p#分頁標題#e#
海洋生態經濟協調治理與海洋綜合管理模式創新是近年來國內學者在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領域的重點研究課題,尤其是許多國內學者將管理信息系統理念與技術引入海洋生態經濟協調治理和綜合管理研究中,對以往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定突破。如陶建華[46]介紹了基于生態環境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海岸帶管理模型,并將其應用于渤海灣天津海岸帶管理中;葉屬峰等[47]通過對長江三角洲區域海洋經濟發展及其對海洋生態的依賴性進行深刻剖析,闡述了海洋生態修復建設對長江三角洲區域海洋生態經濟持續發展的積極作用;李純厚等[48]在系統分析我國海水養殖環境質量的基礎上,總結了已有的海洋生態修復技術,具體包括物理修復技術、化學修復技術和生物修復技術等;郭嘉良等[49]為實現對海洋生態經濟健康相關因素監測值系統化管理,嘗試性地構建了海洋生態經濟健康管理信息系統;陳豫等[50]在分析了數學模型的輸入、輸出和處理方法的基礎上,利用ASP.NET技術和SQLServer設計開發了一個基于數據庫的海洋生態模型管理系統;陽立軍等[51]在分析海洋生態、環境、資源和經濟相互關系的基礎上,提出在海洋開發過程中需維持各要素之間的動態平衡,應當實施海洋開發的集成戰略;倪一卓等[52]以東海海岸帶綜合管理為例,基于C#語言和ADO.NET技術等構建了東海海岸帶管理協議支持工具。
此外,為解決海洋生態經濟發展當前存在的問題,國內外許多學者還從海洋資源產權管理(如賀義雄[53]等)、海洋生態補償制度(如韓秋影[54],張繼偉[55]等)以及海洋產業升級優化(如Smith[56],朱堅真[57]等)等角度進行了研究,研究成果日漸豐碩,為海洋生態經濟矛盾的緩解提供了借鑒和支持。
6已有研究成果評價
縱觀國內外對海洋生態與經濟的關系研究不難看出,國內外學者都十分重視海洋生態與經濟之間的相互影響及其協調發展,深刻認識到現有問題對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阻礙,從不同角度、不同專業領域研究分析了生態、資源、經濟在海洋系統中發展的若干重大課題,并采用各類技術支持手段、多種定量模型、各類評價指標體系等輔助工具使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研究的內容與方法不斷更新與完善,研究領域不斷延展,但總體而言,關于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的研究還存在以下不足。
(1)理論體系尚不健全。理論研究成果是客觀實踐的主觀反映,由于現代海洋產業發展起步較晚,現有海洋經濟與生態數據統計體系尚不健全,盡管已有海洋地質學、物理海洋學、海洋物理學、海洋化學、海洋生物學、海洋生態學、海洋環境科學、海洋經濟學、生態經濟學、環境經濟學等一系列學科理論支撐,但海洋經濟增長與海洋資源消耗、海洋產業發展與海洋環境保護、沿海人口激增與生態容量有限等諸多社會生產力與自然生產力間的矛盾還未在整體上充分展開,海洋生態與經濟相互作用關系的本質規律尚未全面暴露,使得該研究領域的諸多基本問題不能達成統一共識,研究成果分布零散,未能進行較為系統的理論概括、形成全面的海洋生態經濟學理論研究框架體系。
(2)研究視野不夠開闊。在現有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研究中,尚未重視將社會作為一個獨立系統與海洋經濟系統、海洋生態系統相結合予以研究,國內外對海洋生態、經濟、社會發展的研究絕大多數集中于對海洋經濟與海洋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進行定性或定量研究,并將其之間的協調關系放于海洋生態經濟系統協調發展的主導地位,對社會因素予以考慮并其與海洋生態經濟相結合探討三者之間發展規律和作用機理的研究基本處于空白狀態,深入探討海洋生態、資源、經濟、社會之間非協調產生機理以及協調治理原理的研究成果尚未得見,對海洋生態經濟復合系統的結構、功能、交互脅迫關系及時空演變規律等基礎問題也未全面涉及,這便對經濟發展導致海洋生態環境惡化的論斷難以給出客觀正確的證明與評價,并使海洋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協調治理和綜合管理的研究在深度上存在一定欠缺。
(3)研究方法缺乏創新。國內外許多陸域生態經濟學研究的實證模型或結論都是特定條件下的經驗性總結,并完全不適用于海洋這一區域,海洋生態經濟復合系統具有相對獨立性和完整性,陸域實證模型和結論應用于海洋系統會在某種程度上失效。尤其是現有關于海洋生態經濟關系的研究大多數僅局限于定性描述、可持續短期評價等方面,鮮有對海洋生態經濟各因素關系作用路徑和海洋生態經濟復合系統狀態長期的、系統的定量實證研究,更是缺乏針對當前海洋生態經濟發展非協調補償機制、協調機制、預警機制的新型研究理念、思路和方案,現有依據歸納演繹方法所制定的發展戰略或對策建議往往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對相關部門實際工作的指導意義和具體功用不強??傊Q笊鷳B與經濟關系研究涉及系統論、耗散結構論、控制論、協同論、海洋學、生態學、經濟學、生態經濟學、資源經濟學、環境經濟學等諸多理論和學科,具有極強的系統性和復雜性,目前國內外學者對海洋生態與社會經濟運行規律的方方面面認識尚不統一、不全面,研究理論基礎薄弱,方法不完善,與陸域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研究相比,無論是相關概念界定、理論構建還是方法創新上都存在滯后性,亟需在連續觀測、調研、總結的基礎上,繼續深入研究,努力開拓現有研究視野,更新研究方法,加大研究投入,力爭建立起相對獨立、完善的研究體系,形成科學、客觀、全面的研究成果,以為海洋資源開發、海洋經濟發展與海洋生態資源環境保護矛盾的解決提供強有力的決策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