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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8年度中國經濟面臨諸多挑戰，我國社會保險費率一直居高不下，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逐步顯現出不利于經濟的穩定增長。對社會保險來說，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重要的是降低養老保險費率和降費之后的養老資金缺口的應對措施，必須要盡快探索解決中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長期可持續性問題，從配套政策上及時解決后顧之憂，從而保障“減稅降費”戰略的順利實施。
關鍵詞:養老保險;降費;養老金缺口;供給側
一、引言
2018年中國經濟面臨諸多挑戰，在國際上，美國不顧全球經濟形勢，單方面挑起中美貿易戰，中美經濟貿易摩擦使我國未來經濟走向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中美兩國關系持續走低對世界經濟發展也極為不利。再者，美國當局要求美國對外的投資撤回美國本土，如美元升值導致熱錢從世界各地回流美國，世界大廠紛紛將工廠撤出中國搬往美國，這極大的減少了我國的就業崗位，從而導致失業率上升。在國內，我國2018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較慢，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基礎設施投資金額比上年增長19%，而2018年僅比上年同期增長3．7%。民營企業融資困難。我國政府為了防范金融風險，對投資風險較大的金融工具進行了監督管理，民營企業的融資困難短期內影響了民營經濟的增長。中國股市的持續下跌，也加劇了中國經濟的艱難。2018年的中國股市基本上是單邊下跌的走勢，除了限售股股東的套現以及新公司的上市所帶來的財富效應之外，從投資者的角度來說，基本上沒有賺錢效應可言。二級市場的投資者基本上只能虧錢。這就進一步加劇了2018年中國經濟艱難的局面。在我國經濟艱難的局面之下，企業成本卻一直高居不下。企業成本主要由稅費負擔和制度成本兩部分組成。稅費負擔方面而言，根據世界銀行營商環境報告顯示，我國稅費在全球排名第114位。與美國日本等大型經濟體比較，我國企業稅費負擔過重。企業投資者的投資積極性會因為過重的稅費負擔受挫，從而也不可避免的影響中國的整體投資結構。制度成本方面而言，2013年以來我國推進的第七次政府機構改革中著重強調的處理好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大力推動簡政放權，更加重視從企業生產經營全流程的角度進行宏觀整體部署和調控、全方位為企業松綁。在制度成本上有簡政放權為企業全方位松綁，減輕了制度成本負擔，那另一方面企業稅費負擔過重問題的解決就尤為迫切。我國企業的稅費大致由兩大塊組成，一是企業所得稅，增值稅等各種稅費，二是社會保障的稅費。一個中國企業需要繳納的稅費是其利潤的68%，在這68%之中，社保繳費和其他稅費占比分別為48%和20%。相比較之下，德國總稅負是49%，但社保與其他稅費的這一占比分別是21%和28%。由此可見，在我國企業稅費負擔中，比重最大的部分并不是我們所以為的各類稅收，反而是社會保障稅費。在各項社保繳費中，職工社會保障中的養老保險的繳費率是最高的，其中企業繳費率和個人繳費率分別為20%和8%。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繳費與其各項個人所得稅相比，前者竟是后者的3倍之多。由此可見，要實現高質量發展，提升效率，降低企業成本，就需要降低社保繳費率。而降低社保降費率，就是要降低養老保險費率。
二、養老保險繳費率高的原因
造成我國社會保險高費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3個原因。
(一)社會老齡化推高養老保險繳費成本
上世紀我國長期推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和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導致現在我國的人口生育率的降低和人均壽命的延長，新生人口數量的急劇減少和改革開放后經濟發展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和醫療水平的快速提高所帶來的人均壽命增長到了現在的77歲。我國人口比例模型呈現一個“倒金字塔”，我國已經進入了人口老齡化國家。并且我國的老年人口基數大，失能，高齡老人日漸突出。截至2018年底，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為25100萬人，占總人口的18．2%。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的《老齡藍皮書: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調查報告(2018)》中預測2050年我國這一比例將達到34．9%。養老保險的贍養比會因為人口老齡化的逐步加深而進一步提高。到2050年贍養比將達到一比一，也即意味著一個人將贍養一個老人。社會養老面臨著巨大的壓力迫使著必須要實行較高的養老保險繳費率。
(二)歷史債務未能妥善處理
養老保險中的歷史遺留問題是指上世紀新中國成立之初到改革開放之前(1949年－1978年)，在這個時間段我國實行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當中并不含有社會養老保險，國企員工的養老保險和福利全部由各企業自行負擔，社會保險也就等同于是企業保險。但隨著員工的增多和保險金額的增大，國有企業也無力應對如此巨額的企業保險，國有企業吃“大鍋飯”現象嚴重，運營步履維艱。為了推動國企改革，以黨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為標志，養老保險社會統籌制度的試點從1985年起在全國各地紛紛建立起來了。社會統籌的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實現了企業負擔轉移到了社會，國有企業生機再現。然而，社會統籌的養老保險制度建立之前國企的退休職工并沒有繳費，等其60歲退休了也要拿養老金，他們也在我國的養老保險體系之中，養老保險基金支付其養老待遇。這就出現了養老保險的歷史欠債問題。
(三)統籌層次低，費率在各地高低不一
我國社會保險制度統籌層次低，養老保險以地區為單位，各省市自行根據本地實際情況制定繳費政策、費率和待遇領取的辦法，不同地方的繳費負擔各不相同。在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地方統籌的大背景下，養老基金使用效率不高和養老負擔不平衡問題的日益顯著。一些發達省市人口多經濟好，養老基金結存過多，繳費費率下調，養老待遇增加;但在西部欠發達地區則養老基金缺口較大，養老基金收不抵支，難以自求平衡。比如我國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由于吸引各地畢業生和大量的年輕外來務工人口，我國經濟發達省份的整體人口年齡結構較其他省份更年輕，繳費率低。
三、養老保險降費措施
(一)將歷史欠賬與制度設計相分離，用國有資產來解決歷史欠賬問題
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經濟，大量的國有資產使得國有經濟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我國實施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時，為的是降低國有企業的自身財政負擔，讓其能夠輕裝上陣。而當養老保險資金給付遇到了困難的時候，已經積累大量國有資產的國有企業，理所應當的該拿出其中一部分資金用來解決養老保險的歷史欠賬問題。通過國有資產來卸下歷史欠賬這個包袱后，中國將會朝著負擔比較輕、長期財務可持續的養老保險制度出發，設計出更加符合當今歷史時期的養老保險制度。
(二)依據精算平衡原則，職工自主選擇延遲退休
2010年后，我國的人口紅利開始呈下降狀態。我國老年化逐漸增大，64歲以下適齡勞動人口比例不斷下降。我國適齡人口數量正以每年幾百萬的速度在下降，如果不推遲現有退休年齡，未來我國的勞動力供給市場將會嚴重失衡，勞動力市場供不應求將會不可避免。為使我國未來勞動力市場供需平衡，就必須在人口結構不斷變化的情況下，能充分地、有效地使用現有勞動力。以前養老制度的設計，是基于對我國人口壽命60歲這個預期上的進行的，但目前我國人口預期壽命已達到77歲左右。于是，過去的制度就不再可持續，需要考慮延遲退體年齡。但是延遲退休政策不可避免的會遇到阻力，針對這個問題，可以通過制度設計來進行引導。例如，選擇60歲和選擇65歲這兩個時間退休，人們的退休待遇水平將會不同。通過給與他們更多的選擇地這樣方式，助推人們選擇延遲退體。當人們認為選擇什么時候退休跟養老保險的負擔無關，人們就會考慮退休后可以獲得更高的退休金，而自愿選擇延遲退休。
(三)個人賬戶與政府補貼相結合
當前，中國的職工養老保險由統籌賬戶和個人賬戶兩個賬戶組成。統籌賬戶，顧名思義，指的是統一籌劃養老保險資金的繳費、管理和發放使用的賬戶，統籌賬戶由于統籌層次不同，政策也不同，現收現付制導致賬戶金額實際上是代際轉移，也就是目前在職員工在為上一代退休員工養老，而自己退休后則由下一代在職職工支付。所以，職工退休后所得到的退休金與繳費的多少存在一定的關系，但其中的關聯性不大。個人賬戶則完全不同，它包括企業給員工繳納的基本養老保險費用和員工個人所繳納的養老保險費同時還包括上述二者所產生的利息收入，個人賬戶采取的是完全積累制，也就意味著這部分錢的完全由自己以收定支，在職時完全積累，自己支付，退休后按月領取養老金。這種形式下員工退休后所得到的退休金與當時的繳費息息相關。為讓養老保險費用降低，對于大多數低收入無力承受高額養老保險費用的參保者來說，在其個人賬戶上，政府可以用國家財政的能力(如國有資產)對低收人參保者的繳費進行補充。比如說當公民個人收入比較低時，其個人繳納一部分養老金，另一部分養老保險費用則可由政府來補貼，這樣既可以滿足低收入者的需求，又在這個過程中實現了再分配，形成一個良性循環。所以為了使養老保險費用降低，就必須個人賬戶與政府補貼相結合，既有個人賬戶，把個人養老利益最大化，提高了人們參加養老保險的繳費積極性;政府又對低收入者的繳費進行了補充，保障社會再分配過程，突出了我國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的同時，也維護了社會的平穩安定的發展，個人賬戶與政府補貼相結合的養老保險制度在這方面上就是社會發展的“穩定器”。
四、養老保險降費后缺口及應對措施
由于我國養老保障體系仍不夠完善、經濟增速放緩和未來就業環境的不確定性，政府連續大幅度降低企業繳費比例將進一步加劇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基金長期可持續性問題。2018年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數據預測顯示，在假設單位繳費率19%的情況下(大部分省份實際情況)，依然維持現有財政補貼政策(2018年征繳收入占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總收入的比例為80．6%;財政補貼收入占比為15．1%;基金利息收入占比為4．3%。)2018－2022年，當期結余總額將出現先升后降的變化，即從2018年的2776．6億元一直增加到2020年的3291．2億元，然后開始持續下降，到2022年降至2803．6億元，而當期結余的增長率將始終呈現出下降趨勢，即從2018年的20．7%持續下降到2022年的8．1%。由此可見，我國養老保險降費后由于養老資金的減少，將面臨著巨大的資金缺口。如果沒有中央財政的補貼，養老保險基金必然會出現“收不抵支”。所以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資金可持續性己經離不開國家財政補貼，沒有國家持續性的補貼養老資金的缺口，我國養老將步履維艱，隨著我國老齡化問題的日益嚴重，養老保險制度也必然給國家財政增添越來越多的負擔。因此，我們在堅決貫徹落實國家“減稅降費”這一重大戰略的同時，應盡快探索解決中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長期可持續性問題，從配套政策上及時解決后顧之憂，從而保障“減稅降費”戰略的順利實施。社會保險費率調整后，還需要制定相關的制度措施以確保基金持續的支付。
(一)明確各級政府在降費后的責任和方式方法
政府是人民養老的兜底存在，正式因為有政府的政策兜底，才能讓我國一部分失能老人，失智老人，獨居老人和五保戶能夠順利的度過晚年生活。從早期的“政府來養老”到現在的“政府幫養老”，都說明著政府在社會保障中扮演著關鍵角色。我國養老保險制度降費改革后，政府的責任也必須要明確。政府要制定相關地政策文件，明確地把國有資產補充社會保險基金的思路落實，確保社會保險基金投入到社會保險上來。同時，政府需要發揮財政資金的補貼作用，政府調低社會保障費率的同時，也應提高征繳率和參保覆蓋率。此外，還必須要明確政府在養老保險降費后的各項具體政策的實施、控制和監督的責任。明確政府對養老保險基金監管的責任。還要明確政府對地方國有企業改制以及企業職工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責任。
(二)適時適當地提高領取養老金資格的條件
延遲退休會影響相對基金的供給側，導致基金的起付始點推遲。相對基金的需求側，對應供給側的個人繳費年限以及用人單位為職工繳費的年限也將會延長。所以可以適時適當地提高領取養老金資格的條件，退休年齡的延遲，領取養老金的資格和條件也應當適當的提高，比如提高養老金領取年齡，增加養老保險繳費年限，讓在職員工繳納更長年限的社會保障費用，在更大的年齡才能領取養老金，如此養老保險資金儲備便能長久充裕。延遲退休是需要在全員參保的前提下實施才能保證公平性，如果在未廢止提前退休的情況下，貿然的實施延遲退休政策，將可能導致新的不公平現象。而全員參保又須以降費為基礎，因此國家要制定相應的政策，確保養老保險費的降低。
(三)以補貼、減稅和培訓等方式幫助大齡人員實現轉移就業，提高參保率
65歲以上的大齡人員事實上也并不是完全失去了勞動能力，這大一部分的大齡人員如果能繼續保持或重返勞動力市場，將會對我國未來勞動力市場供不應求情況的很好補充。但考慮到65歲以上的暫未缺失勞動能力的大齡人員所能勝任的勞動崗位仍然十分有限，所以除了通過降低社保費率和“延退”等措施擴大覆蓋率之外，還可以通過以補貼、減稅和培訓技能等方式幫助大齡人員實現再就業，提高勞動人口的年齡。給大齡人員以適當補貼，減少跨行業就業的稅收，培訓新技能，實現大齡人員就業轉移，有助于解決一些傳統產業冗員的問題，增加就業率，以達到提高征繳率的目的。同時制定相應的制度措施，以制度來確保90%以上的勞動者參與到社會養老保險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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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尚康俊 王春梅 單位:江西農業大學人文與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