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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正處在快速老齡化階段，隨著家庭結構的小型化和空巢化，日益加劇的老齡化使老年人的養老問題變得非常迫切。本文使用2015年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數據）進行實證分析，考察了商業養老保險的參保情況及影響因素，以探討中國三支柱養老保險制度的合理性。分析結果表明，企業職工的受教育程度、身體健康狀況、子女數量、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企業職工對于參加商業養老保險有影響。目前企業職工購買商業保險的并不多，文章認為，應該增強城鎮企業職工對參加商業養老保險的意識，并且針對不同群體設定不同產品，更夠做到與基本養老保險差異互補，實現更全面的養老保障。
【關鍵詞】商業養老保險；企業職工；影響因素
一、引言
目前，中國已經進入人口老齡化和高齡化時代，2016年底，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達到1.5億，占總人口的10.8%。據預測，2020年到2050年為加速老齡化階段，老年人口規模將超過4億，老齡化水平超過30%以上。我國老年人口面臨著基數大、增速快、高齡化、失能化、空巢化的問題，老年人的養老問題尤為突出。日益加劇的人口老齡化使養老問題備受關注，低替代率的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已經不能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需求。目前我國企業職工在養老金制度中的選擇一般意義上被稱為三支柱養老金制度，第一支柱即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第二支柱為企業年金制度，第三支柱為商業養老保險制度。本文立足于此，力圖通過相關數據的分析來剖析當前我國企業職工在第三支柱商業養老保險的參保行為，解釋選擇參加商業養老保險職工背后的影響因素，為相關領域的研究提供理論補充，為未來我國責任共擔機制前提下三支柱養老金制度的發展提供理論支持。
二、文獻綜述
目前國內學界中該問題的相關實證分析較少，在梳理相關研究文獻中，本文采用壽險參與影響因素分析的相關文獻。商業養老保險需求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主要分為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目前，有部分學者重點關注了國內壽險需求的宏觀影響因素,基于2007-2011年31個省、市、自治區的面板數據，運用面板數據計量分析方法，對影響我國壽險市場的宏觀經濟因素、社會因素等方面進行的實證分析表明：地區生產總值、社會保障程度、文盲率、市場利率和儲蓄存款對壽險保費收入和保險深度具有影響，且統計上具有顯著性；老年撫養比率和少兒撫養比率對保費收入和保險深度影響不顯著；人口的增長對保費收入的影響不明顯（張連增,王皎，2014）。楊舸（2014）等人認為實際利率和少年兒童贍養(撫養)率對壽險需求也有顯著的影響,社會的老齡化、預期通貨膨脹率和不斷提高的教育水平對壽險需求的作用并不顯著。從微觀層面看，在國內研究中，有學者認為職工參加商業養老保險的影響因素主要有年齡、子女數量、個人年收入、戶口、身體健康狀況、是否參加基本社會醫療保險、家庭房產數量、小汽車數量、企業屬性、婚姻等十個方面（張強，楊宜勇，2017）。張旭梅(2007)認為，我國壽險參與的主要影響因子包括對未來生活的擔憂、風險偏好及認知水平、日常生活習慣等。有一些學術研究成果更多地關注了參保人的意愿，而非參保行為，如陳其芳(2016)認為，農村居民年齡、受教育程度、家庭年純收入、對商業養老保險的了解程度、對養兒防老的態度、政府宣傳商業養老保險的影響程度等對農村居民購買商業養老保險的意愿有顯著影響，但是沒有考慮企業職工的需求影響因素。
三、數據來源和模型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2015年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數據），本文使用的是企業職工數據，根據樣本選擇是否參加了商業養老保險，刪除無效樣本，有效樣本1665份，內容包括職工的基本特征、經濟收入、參保狀況、家庭狀況、健康狀況和參保意愿。
（二）變量選擇
因變量為問卷中“您目前是否參加了以下社會保障項目-商業性養老保險”的問題，分為“參加”和“沒參加”兩類。將參加的定義為“1”，沒參加的定義為“0”，刪除了其余的樣本。自變量分別為個人特征因素、替代因素、經濟因素、健康因素。個人特征因素包括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子女數量和婚姻狀況。被調查樣本的基本情況為：男性931人，女性734人，分別占比55.9%和44.1%，其中已婚的有362人，未婚的有1226人，離婚或喪偶的有77人，分別占比21.7%、73.6%和4.6%，年齡18到35歲的有714人，36到55歲的有813人，56歲以上的為138人，沒有子女的為439人，有一個子女的為886人，有兩個子女的為290人，有三個及以上子女的為50人。按受教育程度劃分，接受過小學及以下教育水平的有160人，初中431人，高中345人，中專、專科410人，大學本科及以上的有319人。按經濟狀況劃分，低于平均水平的有511人，處于平均水平的有954人，高于平均水平的有200人。按健康狀況劃分，身體存在疾病的不健康的有95人，身體狀況一般的有276人，身體健康的有1294人。在這些全部樣本中，參加了基本養老保險的有1216人，占比73%，沒有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有449人，占比27%。
（三）分析方法
描述企業職工是否購買商業養老保險時，采用列聯表分析；研究影響因素時，由于因變量是二分類變量，運用SPSS軟件，采用二分類logistic回歸分析，該模型為logit(P)=β0+β1x1+β2x2+…+βiXi，其中，P表示職工參加商業養老保險的概率，β0為常數項，βi為第i個變量Xi的回歸系數。
四、數據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總體上，我國城市老年人參加商業養老保險的比例較低。根據分析顯示，企業職工參加商業養老保險的僅占12.2%。具體看，個人特征因素在參加商業養老保險上并不顯著。女性高于男性，這是因為女性壽命一般比男性較長，她們在養老方面的風險會更多。年齡上，年齡越高參加商業養老保險的比例更高，如56歲以上的人愿意參加商業養老保險的比例比36-55歲和18-35歲的職工分別高0.5和1.4個百分點。從婚姻狀況來看，婚姻方面，已婚的人比未婚、離婚或喪偶的人更愿意參加商業養老保險。在子女數量方面，沒有子女的人更愿意參加商業養老保險。從受教育程度來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越容易參加商業養老保險，小學及以下僅僅占3.8%。從經濟狀況來看，經濟狀況低于平均水平的人達到10.2%，而經濟狀況一般的人比例為11.0%，經濟狀況達到平均水平之上的人達到23%，比經濟狀況低于平均水平的人高12.8個百分點。這一現象可能的原因是，當企業職工的收入達到一定水平時，他們是參加了商業養老保險的，因為他們不僅會考慮自己未來的風險，還會考慮子女。替代因素方面，擁有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職工參加商業保險的意愿顯著高于沒有該類保險的職工，高7.2個百分點。從健康狀況來看，身體狀況健康的職工為12.2%，不健康的為7.4%，而一般的為13.8%。因為感覺自己未來健康有不確定變化時，職工可能更希望通過參加商業保險來降低風險。
（二）實證分析
從上面描述中，我們看到企業職工參加商業養老保險行為與多種因素有關，為此，我們采用二元統計分析，考察不同類型因素對企業職工參加商業養老保險行為有什么影響。我們對個人特征因素進行分析之后，將該因素作為控制變量，再依次加入替代因素、經濟因素、健康因素和意識因素進行考察，最后，將各類因素全部納入模型進行分析。模型一為個人特征因素模型，我們看到，受教育程度有顯著影響，但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子女數量沒有影響。性別上，可以理解為女性職工壽命長而導致參加商業養老保險可能性大。企業職工隨著年齡的增長，其風險意識或風險觀念也在逐步增強，對商業養老保險產品的接納度也會隨之提高，所以年齡越大的企業職工購買商業養老保險的可能性越高。受教育程度上，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企業職工參加商業養老保險的可能性越高?；橐鰻顩r方面，未婚的企業職工參加商業養老保險的可能性低。在子女數量分組來看，子女越多，企業職工參加商業養老保險的越少，子女越多，能夠提供的家庭保障越多，因此會減少參加商業養老保險的行為，中國傳統的“養兒防老”的觀念再次得以體現。模型二為替代因素模型，是否參加了城鎮職工的基本養老保險對職工參加商業養老保險的行為有顯著影響。結果顯示，已經有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職工愿意參加商業養老保險的可能性是沒有該保險的職工的1.751倍，愿意購買商業保險的職工，他們一般對家庭的依賴性較弱，比較容易接受商業保險。這說明在社會保險方面，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職工個體更傾向于參與商業保險，這樣在退休后還可以獲得雙重保障。模型三為經濟因素模型，個人經濟狀況對企業職工參加商業養老保險有顯著影響。具體來看，個人經濟狀況低于平均水平的和平均水平的企業職工參加商業養老保險的可能性分別是個人經濟狀況高于平均水平職工的51.3%和48.0%。個體的基本生活需求已滿足并擁有較高水平的財產儲存時，其往往會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更高品質的生活追求，購買商業保險產品對他們來說往往更有吸引力。模型四為健康因素模型，企業職工的健康狀況不影響他們參加商業養老保險的可能性。相對于健康的人來說，不健康的職工參加商業養老保險的可能性是它的70.2%。對于一般健康水平的職工來講，不但有身體變差時的切身感受，更由于身體狀況的不確定性而承受更大的心理負擔，這種不確定性導致他們規避風險的需求更大，因此，一般健康水平的職工是健康職工的1.108倍。
五、結論與討論
（一）增強城鎮企業職工對參加商業養老保險的意識
我國企業職工參加商業養老保險的概率相對較低，不存在性別方面的差異。這說明我國未來商業養老保險的開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其中原因可能有兩方面：一是職工對于社會基本養老保險用來養老的的觀念還比較傳統。二是民眾對保險產品的不信任。由于文化傳統等原因，我國民眾普遍對保險行業沒有很強的信任感，商業保險市場上的養老產品也不是當前保險產品的主流產品，這些都導致民眾對保險缺乏全面的認識與信任（吳傳儉，朱友艷，丁雨，2017）。
（二）針對不同群體設定不同產品
商業保險出現以來，我們考慮的是具有購買商業保險能力的群體來參加商業保險，但是弱勢群體的購買意愿也十分強烈，卻沒有經濟能力來支付高額的保險費。本文發現，參加了社會基本養老保險的職工、受教育程度高的職工、經濟狀況一般的職工才會更容易選擇購買商業養老保險。在職工收入來源有限、收入水平普遍較低的情況下，強制性儲蓄肯定會增加家庭負擔，而增加補償比例，無疑會導致消費者過度購買保險，造成過度衛生支出，從而降低整個社會福利的水平。
（三）與基本養老保險差異互補
上述分析發現，職工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更愿意參加商業養老保險。因此，應突出產品特色，積極開展合作，進行差異性互補，促進商業保險不斷完善是非常有必要的。首先，保險公司應加強保險市場細分。其次，現階段已經開始進行遞延型養老保險的試點，遞延稅收養老保險可以和企業相結合，完善養老體系，充分發揮企業資源優勢，滿足不同經濟水平的居民的養老需求，建立不同層次的養老體系。另外，保險公司要積極發揮商業保險管理經驗和經營技術，與政府合作開發有利于職工的商業養老保險產品，促進養老金制度的產業化。
作者:劉婷 單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