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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語課程趨向規范化
在1922年以前，由于各個差會自行其事，沒有制定統一的教學大綱，課程設置缺乏系統性。從總體上而言，教會中學普遍比較重視英語教育，但是由于學校類型不同，教會英語教育方式呈多樣化的趨勢。教會中學分成六種：高初兩級的中學；高初兩級的中學，設有商科和師范科；教會大學附中；英華式中學；職業中學，如師范、農業等；初級中學并附設學校。其中，“英華式”的學校仍然實行中學、西學分班教學，英文程度很高，如福州鶴嶺英華中學、蘇州桃塢中學、上海中西女中等等；兩級中學普通科英語教學較為規范；高初兩級中學，設有商科、師范科以及職業中學的英語教學則側重英語的實用性；教會大學附屬中學在英語教學方面更多地受到大學英語教學和外國新式英語教學的影響；有的教會較保守，不太重視英語教學，導致教學水平不夠高，如江陰勵實中學的英語水準就落后蘇州晏成中學兩個年級。不同類型的教會中學英語教育重視程度、師資、教材、教學方法是不一樣，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教會中學的英語教育發展。從1922年非基督教運動以后，國民政府開始加強了對教會中學的管理，教會中學逐步與公立學校接軌，被納入國民政府的教育體系之中，成為其重要的補充。1922年北京政府學制的頒布對教會中學影響很大，各校紛紛依制由四年一貫制改為三三兩級中學，同時實行學分制，英語課學分雖略高于全國教育聯合會的規定。由于不斷受到收回教育權運動的沖擊，1927年以后，各教會中學紛紛向國民政府立案，英語課教學時數、課程大綱與公立學校進一步趨同，此外教會中學還積極參加政府組織的會考，教會中學的中國化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如蘇州的萃英中學，1924年與新學制接軌，設立初高兩級中學。1924年實行新學制后，課程設置有較大的調整。初中部實行學分制，3學年共180個學分，主要科目為國文科為48個學分，每周9學時；英文科和數學科各為30個學分，每周5學時；宗教科2個學分；歷史地理科各為2個學分；自然科6個學分，其他如體育、藝術、社會等科目的學分就更少了。與1923年6月全國教育會聯合刊布的《初級中學課程標準》比較，總學分及數學、自然等學分與之完全相同，國文增加了16個學分，歷史、地理有所增加，外語、藝術有所減少。萃英中學的高中部實行學分制和選修制，必修科主要科目有國文科，30個學分，每周6學時；英文科36個學分，每周7學時；博物理科22個學分，每周4—5學時；其他如宗教科2個學分，每周2學時；地理科、歷史科各6個學分；社會科有8個學分。與全國教育聯合會刊行的《高級中學課程標準》相比較，高中部的課程有一定差異，國文、自然基本類似，但英文科的分量明顯加大，教會中學課程呈商業化、世俗化的趨勢。部分教會中學因仍保留英語教學特色，其英語教學水平仍然高于普通中學，富家子弟為學好外語而考入或轉入教會中學的現象仍然十分普遍。
二、英語教材呈多樣化、本土化的趨勢
優秀的英語教材應該具有科學性、思想性、實用性以及可操作性等特征。而早期教會中學的英語教材多數采用英美國內使用的原汁原味的教材，適合于英語為母語學生的學習，但是對于處于異質文化的中國學生而言，了解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語境就顯得較為困難。課文中的語言內容往往與學生日常生活環境相脫節，因此，學生很難將所學的語言應用到實際的生活中。為了使教材更具有更加符合中國學生的英語學習，個別教會中學試圖編寫了一些具有本土化傾向、與日常生活相聯系的簡易教材，從而改變以原版教材為主的單一局面，努力地使得教會中學的英語教科書朝多樣化的趨勢發展。這一趨勢在進入民國之后，隨著中國人自編英語教科書出現而日趨明顯。1936年華北基督教教育協會曾對華北地區的40所教會中學的教學用書進行了調查，英語教材為外國原版書為23%，中國人自編的占52%，外國人編寫在中國出版的占25%。1928年湖北省武昌文華中學初中的英文教材為：《英文活用讀本》、《開明讀本》、《英文津逮》、《英論說文范初級》，高中的英文本科為《英文作文》、《英論說文范二級》、《精選英文短文小說三集》、《近代戲劇》。其中林語堂的《開明英語讀本》和格雷比（Graybill）編寫、伊文思館出版的《英文津逮》為最受歡迎教學的兩種教材。從1922年到1927年期間，我國出現了一些編寫英語教材的專家林語堂、張士一、周越然等。其中以林語堂編寫的《開明英文讀本》最具有影響力，該教材在1927年出版共3冊，總計2356個單詞，其主要特點為：從口語入手，重視語音訓練和習慣表達方式，全書使用國際音標；語法訓練著重抓關鍵問題，著重比較；課文生動、活潑，重視興趣；重視詞匯、句型的重現。讀本由外國文學故事、學生生活會話和習慣性詞語與句式的系統練習三部分組成，內容豐富，并由豐子愷繪制精美插圖。這套教材出版后深受歡迎，紛紛為全國各地的中學采用，曾陸續發行20多年，取代了原來暢銷的周越然《英語模范讀本》成為與《英文津逮》并列的主要英文教材。另一套較有影響的教材為1919年出版的《英文津逮》，共3冊，總計1299單詞，是當時天津北洋大學堂的一位老牧師格雷比專為中國學生編寫的綜合教材。其特點：采用直接法，重視聽、說、讀、寫的全面訓練，而以語法為主要線索；課文、語法、練習綜合編排。課文分講讀課、語言課；主要練習以課文形式出現，占30％—50％，方式多樣；突出重點和難點，有教師參考書。著名英語文學研究專家楊周翰在《我學習外語和外國文學的經歷》對這套書進行了評價：“是一套由淺入深的教材，可以打好英語的基礎”。
三、推廣直接法以及閱讀法
晚清時期教會中學大多采用語法翻譯法，一種以書面課文為基礎、系統介紹語法和詞匯的方法。該法主張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逐字閱讀課文，分析語法結構，分析詞匯的意義；要求學生用死記硬背的方式練習這些結構和詞匯，并完成書面作業。其結果是學生雖然掌握了一定的語法基礎和詞匯量，但是不會靈活地運用語言，造成英語學習中耗時低效的現象。因此，為了提高英語教學的效果，教會中學率先嘗試用直接法來教授英語。直接法最初是由嶺南學校英語教授在1905年中國教育年會上發表《教授一年級學生英語》一文中做了詳細的介紹。他認為初學英語的學生詞匯量有限，要通過實物直觀法加強學生對英語詞匯的記憶。例如，學習英語單詞hand，就可以聯想到人體各部分的名詞：arm,shoulder,foot,leg,eye,ear,face,nose,mouth,head等；學習到bike這個單詞，又聯想到交通類的名詞bus,car,taxi,train,plane,ship,boat等等，這樣舉一反三。在教授單詞的同時，還加以情節以加深學生如何正確使用語言的印象。如“我正在撿到一本書”（Iampickingupabook），教師一邊說出這個句子，一邊表演撿書的動作。然后把這本書扔在地上，讓學生來撿，然后說“youarepickingupabook”，有了這樣句型后，句子中的主語、謂語和賓語可以不停地變化以便學生掌握句型。一些教會中學在推廣直接法的同時，還強調在英語教學的入門階段，重視拼寫和音標的教學。當時嶺南大學附中的教師批評了當時英語教育中因先教字母，后教音標而造成了字母的名稱和聲音不一致使得學生無法把音標和字母音對應起來的誤區，鼓勵學生在初期就要學習國際音標。為了提高學生英語習得的能力，他們提倡用直接法進行英語教學。從第一節課開始就注重口語練習。從學生學習英語的第一天開始就應該得到聽、說的機會。老師從簡單的課堂指令如“張開嘴巴！打開門！打開窗！翻開書本！他們一邊聽一邊做動作。然后，他們逐個地練習。把提問詞What、Who、Where、How、Then大量地使用在口語的練習中。閱讀為語言輸入的重要途徑，因此嶺南大學附中重視閱讀法，主張用多種方法來使用閱讀材料。如教師大聲地朗讀，然后叫全班同學齊聲朗讀。他用圖片來解釋課文中的生詞，并表演出來，很少用中文來解釋。再朗讀這個故事，并要求學生在幾天后會背誦?；蛘呓o學生一個故事，要求他們默讀，讀完后要學生舉手，老師記錄最快和最慢者的速度。并要求學生在規定的時間內重讀，各自找出困難之處，教師逐一加以解釋。目的在于促使學生自愿而快樂地去閱讀以便及早地培養自由閱讀的習慣。嶺南大學附中采取了在教室里放一個書架或書桌，擺設不同的書本以滿足不同讀者的需要，有時老師可以介紹一、兩本書，教師應鼓勵學生閱讀而不是強制他們閱讀的方式。教師通常羅列題材不同的書籍，包括：兒童書本、神話、冒險故事、傳記、旅游書、科普讀物、兒童雜志等等。這些書語言簡單，學生不用查單詞就可以讀懂，內容也符合初中生的興趣與愛好，使學生能快樂地進行英文閱讀。這些文學作品隱含對西方生活的思考、價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識形態，文學熏陶對一個人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是教會學校鼓勵中國學生讀英文文學是他們推行文化滲透的手段之一。
四、結語
從總體上而言，國民時期，教會中學為了維護其英語教學的特色而在英語課時規定、教材、教學法以及教學的管理方面等方面做了多方面的嘗試。由于以上幾方面的轉型，教會中學英語教學的效果得到了提高。根據1931—1937年中央大學艾偉教授主持的“九省高中英語默讀測量”，對蘇、浙、魯、粵等省的71所中學（其中教會中學19所）184個班級的8277名高中生進行測試，教會中學的學生明顯高于非教會中學，其中以廣東省的差異尤為顯著，兩類學校之間的平均分差22分。教會中學在英語教學方面的經驗與啟示為當時非教會中學的英語教學提供了一定的典范作用，尤其在推廣直接法教學方面更是讓人耳目一新。與此同時，教會中學還為我國培養了一批具有扎實英語基礎的中學畢業生，他們中的不少人從事與英語有關的工作并成為中國外語界有影響的專家，如王佐良、錢鍾書、黃德嘉、許國璋、楊周翰、王宗炎等等。
作者：陳雪芬 單位：浙江科技學院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