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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吳洪成 王蒙 單位：河北大學教育學院
教會大學農業教育的重鎮當屬嶺南大學農學院與金陵大學農學院，它們代表了近代高等農業教育的最高水平。嶺南大學是美國傳教士在華南地區開辦最具代表性的高等教育機構。1908年，美國農學碩士高魯普就職于嶺南大學，實地研究中國農務。1912年，高魯甫為嶺南學堂中學三年級學生開設初級農業課程。1918年，嶺南大學開設農科課程，為了便于農科專業教育的研究與實踐，在校西辟一農場，實驗中西蔬菜花果的種植，并兼及畜牧、種子改良。此外，又辟學生實習場兩所，設華南植物標本物一所，而桑地、蠶室、雞屋、牛房等亦依次設立。由于教會辦學與歐美現代教育改革聲息相通，活動教學、自我實踐、學校社會化與課程生活性更為鮮明。嶺南大學的教育設計實取活動主義，學生除了遵守規則之外，能自行發起種種事業，并創設農學會［2］164。嶺南大學經過鐘榮光校長四處募捐的努力，于1921年將農科從文理科大學內獨立出來，成立了嶺南農科大學，后改為嶺南大學農學院。嶺南農科大學的辦學宗旨是：促進農科高等教育，培養農業專業技術人才，改進華南地區乃至中國的農業事業。其管理辦法是：于嶺南董事局之外，另組一嶺南農科董事局，擔負管理及維持之責。嶺南大學農科成功辦學的關鍵在于實施了農場實驗研究與成果推廣。王卓然在《教育一瞥錄》中對該校農科教育實習及教育推廣情況有所記錄：“嶺南大學有農科生近100人。開辟學生農事實習場2所。農事實驗場1所，研究荔枝桔類、中西菜蔬、果子牲畜等項。往各地采集植物標本4 300余類（種）。
新建育蠶室2座，種桑60余畝，以供給蠶業學生百人之用。”［3］5211914年9月，美國教會創辦的私立金陵大學正式成立農科，聘請美國農業科學家和留學美國的中國學者到金陵大學任教，并引入了美國高等農業教育的辦學模式和教學方法。1924年改組成為四年制農學院。金陵大學在大學程度的辦學層次上開設農科，其辦學規模及影響日漸擴大，翹楚國內農科大學之首，這對中國近代農業高等教育的促進作用是不容置疑的。1933年刊行的《私立金陵大學一覽》對此有所描述：“民國三年，本校教授裴義理先生，因感于農林人才之缺乏，遂開設農科，次年添設林科，至民國五年，合稱農林科，各省資送官費學生來校肄業者甚多，蓋是時國內大學，設有農林科者，僅有本校一處。十年秋，北京教育部派員來校調查，準農科立案，十四年冬，復正式認可，是為外資創設大學在中國政府之最先立案者。”［3］582金陵大學農學院的迅速崛起，除了擁有一流的教師、所需的實驗農場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成功地同中外各機構特別是與政府相關機構的合作，使之在政策和資金上有充分的支持。這一時期，一些教會大學開始創辦農科，設計農科課程，招收農科學生，根據當地經濟結構及農業生產的特點進行農業科技研究，從而拉開了中國農業教育現代化的帷幕。教會大學農業教育的創立，恰是近代中國實業教育向職業教育的轉化階段，其意義不僅在于充實、強化高等專業教育的類型，而且有助于直接推動政府發展現代意義上的農業職業教育和專門技術教育，由此也對中國農業教育的現代化發展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教會大學農業教育的興盛時期
教會大學初期的辦學目標不外乎兩個方面，即傳播基督教與促成青年得到高等教育，而要實現這個目標，有三件工作要做：一是培養青年基督徒；二是培養有知識的基督教領袖；三是引導基督教男女青年歸主。但20世紀20年代以來，基督教大學辦學專業性與世俗化逐漸加強，辦學方向趨于服務社會以及探索中國現實存在的問題，可謂走向了另辟蹊徑的征程，又獲得了新的發展機遇。誠如美國平信徒調查團在《基督教大學的目標與重心的轉移》中所稱：“一般富有思想和開通的領袖，漸漸地縈念到發展一種良好的大學教育上去了。他們所要發展的大學：第一，當使成為研究社會問題的優美工具；第二，當保存原有文化的最優美點；第三，當使之成為西方文化上所能貢獻的最優美點之模范場所；第四，當培養青年男女，使之對于民眾能作有用的服務工作。”［3］147由于培養目標的轉移，在某種程度上確立了教會大學未來的發展方向。伴隨著基督教中國化進程的加快，教會大學的各個學科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學科體系趨于完善，教師與學生的數量不斷增加。農業教育作為教會學校的科系，也同時得到了快速發展。如金陵大學農業教育除有農林本科相關科系外，并設有農林及災荒研究系、農業速成科、鄉村師范科、暑期學校、函授學校，在鼓樓左、太平門外有占地400余畝的農場以及其他未建筑之校地，一律作為農林實驗場之用。農林實驗室設備齊全，為了促進農林水利事業發展，并推動學院農林本科改良麥種、棉種、蠶子的研究及試驗，該校加強辦學國際化，并注重科技下鄉，使科技用于生產實踐。據文獻記載：“美國紐約省立康奈耳大學與本校農林科，定于五年或十年之內，每年派專門教授一人到本校教習植物接種法。以期養成此項專門技能的學生，將來分赴國內各地實地推行。本校深信植物接種法為中國今日改良農業之需。羅福教授等于此項學術研究有素，且為實驗場之專家，將來必能以研究結果，貢獻于今日之農業。此舉非特促進本校植物接種系之增設，并可永久鞏固中美學者之感情也。”［4］
墨妮在《金陵大學建校100周年紀念冊》中刊文《記金陵大學農學院創辦人裴義理》，對該校農科創設背景、教學原則及影響作用作了介紹，這有助于進一步提升對教會大學農科教育相關問題的認識。1910年，裴義理先生受金陵大學之聘，擔任數學教授。1911年，裴義理先生承辦我國北部以工代賑工作，常在農村和災民相處，看到我國農民生活實在貧困，認為要改善人民的生活，必須先從改良農林事業著手。1914年，金陵大學適應社會對農業技術及專業人才的需要，由裴義理先生一手創辦農科，采用半工半讀制度來培養實用人才。第二年春，添設林科，以造就林業專業人才。當時國內大學設有農林科的只有金陵大學。因此，魯、皖、滇、贛四省均送官費生到金陵大學，讀農科、林科的日益增多。1916年，農、林兩科合并為農林科。創辦金陵大學農林科時規定了兩條原則。一是注重實際教材，學以致用。如開墾地、栽樹、播種、耘草、收獲等工作，都由學生親自操作。裴義理先生認為，要把書本上學來的理論，在實際中體驗，才能求得真知，只有這樣，學與做才不至于陷入空虛，才能與國計民生發生直接利益。雖然當時風氣未開，未能完全實行，但裴義理先生依然主張知行合一，變更當時風尚，可見獨具慧眼。二是提倡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農林科初創時期，僅有經費5 000元，教員二三人，學生十幾名，然因方針正確，辦法合適，主持人有計劃、有毅力，所以，奠定了金陵大學農學院永久的基礎，能逐年擴大起來。從辦學到抗戰開始，大學本部、農業專修科以及各科訓練班，其畢業生達1200余人，占全國高等農業學校畢業生的1／3，而從事農業教育及農業改良工作的占總數的95％。沒有一個學生畢業后失業，且供不應求［2］594－595。#p#分頁標題#e#
燕京大學在1921年成立農學系，為四年制本科，1923年獲得“預防災荒基金”22．5萬美金，使學校得到發展，專業有農藝學、畜牧學、園藝學等，在新校址附近的海甸（淀）有1 500畝的實驗園，重點是發展畜牧專業［5］18。但后來由于教會大學系科的全面調整，燕京大學農科于1930年被合并到金陵大學農學院。嶺南大學作為教會大學農業教育的另一重鎮，在這一時期同樣確立了其在高等農業教育上的地位。嶺南大學在1918年已開設農科課程，20世紀20年代就成立了獨立的農學院，到30年代中期共有畜牧、農業、植物、病理、蠶絲等5個系［6］162，并在教育、教學的組織管理上分為教務、實驗、營業、勸農四部分。教務部自大學成立后，開設田藝、園藝、畜牧、桑蠶、農產制造五科。此外又特設短期蠶業科及一年農業專修科。每成立一處農場，即附設專校，如蠶業、糖業、牛乳業等，教授附近中小學生及農家子弟。實驗部自開辦農大后，除承受嶺南大學原有農場外，還陳請南京國民政府指定附近崗田地約800余畝，由該校按期備價收買。試驗總場已設立，至各處試驗分廠，也陸續進行。營業部該部宗旨再將該?，F時所存有產品，如種子、樹苗、蔬菜、瓜果牛乳、自養家禽、自宰豬牛及自制糖果、肉食罐頭等，設法銷售校外。此舉不僅使教員、學生能夠進行試驗，物品不致糜費，且使學生有機會練習商業知識。民國十年，各項收入，為數共8．1萬元?，F分外地營業、行店營業及勞工監理三股，并力盡行，將來即以所得余利，充做該校常年經費。勸農部該部初名推廣部，后改成今名。其宗旨在于宣傳該校研究所得成績，以振興地方農業。當大學未能成立之前，曾開廣東第一家畜展覽會。在大學籌備期內，適逢廣東開辦第二次農產品展覽會，不久后又赴賽大新公司天臺農產品獎勵促進會。更與營業部合勸農民栽種木瓜，發出苗木數千株。所刊行的《農事月刊》、《農學季刊》，銷量也不少。其他如幻燈演講，組織義農會，種植勉勵會，調查荒地及農產，協助各處植木公司等，也均在進行中［2］556－557。
在教會大學農業教育的快速發展階段，不少教會院校根據自己的專業優勢以及該地區經濟生活特點，著重發展適應當地特色的實用專業。如金陵大學農學院深入研究動植物病蟲害及小麥、玉米、棉花等品種改良，嶺南大學農學院則重點發展園藝、蠶絲、柑橘類等相關領域，而華西協和大學在畜牧、水果種植與運輸領域頗有成果。這樣的研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專業設置，有助于形成特色專業的個性優勢，突出本學校在該領域的影響。但是，中西文化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由文化不同而產生的沖突很難調節，作為一種外來的異質文化，基督教一直受到根深蒂固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敵視與排斥。教會大學的愛國師生普遍具有鮮明的主體意識和理性精神，主動而有選擇地接受教會教育，他們采取了一系列行動迫使學校取消宗教儀式和宗教課程，而致力于教育內容的專業化、世俗化和科技化［7］10。對此，天主教開展了所謂的“中國化”措施，基督教也開展了“本色運動”，即中國化運動。教會大學被迫向當時的國民政府立案注冊，取消宗教儀式和宗教課程，在名義上成為私立學校［8］63。經過1922年在全國爆發的聲勢浩大的“收回教育權運動”，教會大學入學的學生更是趨向于非基督教徒家庭，且教會學校的宗教課程被設為選修課程。為了盡快走出陰霾，教會大學重新給自己定位，確定了為中國社會服務的目標，以通過為社會服務來體現耶穌基督的精神。教會大學的決策者們認為，教會大學應該集中力量發展幾個特殊的領域，使它成為其他大學的典范和實驗中心，就是必須進行農村教育建設的研究和實驗［5］68。
這就引發了教會大學20世紀30年代參與轟轟烈烈的農村重建運動。教會大學主要采用兩種方法幫助建設農村：一是進行農業方面的科研和教育；二是對農村提供援助。金陵大學在這一方面的貢獻是非常突出的，齊魯大學、福建協和大學、燕京大學、華西協和大學及其他學校也實施了規模較小的計劃。金陵大學農學院于1935年設立農科研究所，內設農業經濟學部、農藝學部和園藝學部：大學本部設有農藝系、森林系、桑蠶系、植物學系、植物病蟲害系、農業經濟系、園藝系、鄉村教育系農業工程系和農業推廣部（系）。為了培養專門人才，還設立了農業專修科、短期訓練班、農業工程函授和農民夜校等。其系科設置，上自農科研究所，下迄短期訓練班，各級農業教育無不具備。1930年，金陵大學農學院與中央農業推廣委員會合作成立了“烏江農業推廣實驗區”。中央農業推廣委員會負責撥出開辦費4 000元及每月經費500元，金陵大學則派出推廣人員及提供推廣材料。實驗區開辦宗旨有三條：一是從農業生產、農業經濟、農村教育、農村衛生、農村組織及地方自治等方面推進實驗區的鄉村建設；二是作為金陵大學農學院農業推廣實驗基地，將大學研究成果推廣到該區農家；三是作為金陵大學農學院學生及其他機關研究鄉村問題的實習基地。烏江實驗區取得很大成功，到合同期滿時已經實現自給自足。自1930年至1937年秋實驗區還為當地培養了一大批人才。但1937年底，日寇進攻南京，該實驗區損失慘重［9］384－387。1927年，齊魯大學在濟南東部的一個小鎮建起了“鄉村研究所”，開始了農村發展研究工作。研究人員深入農村，引進優良品種，指導農民發展家禽生產，利用荒地開辟果園。為了增加農民家庭的就業機會，他們還幫助當地發展毛織工業和家庭手工業以及建立信貸合作社，為農民購買良種、耕畜等提供低息貸款，信貸合作社所得的利潤被用來建立學校、修筑公路及其他福利事業［10］132－133。1930年，燕京大學迫于無奈將農科轉給金陵大學，但并沒有放棄對中國農村的關注，反而更集中精力從事中國鄉村建設這一宏偉事業。1930年，該校與華洋義賑會、香山慈幼院共同創辦北京清花園農事講習所，招收初中畢業以上學生，授以農業技能及知識，三年畢業，學生之膳食、講義費用，完全由學校供給，學生非農民子弟不?。?1］165。
1930年的2月，燕京大學社會系開辦“清河社會實驗區”。該實驗區工作人員統由社會學系委派，并盡量聘用當地人才。工作廣泛開展分為經濟、社會、衛生、研究四大類的各項具體活動，如經濟類就有信用合作、小本貸款、家庭工業、畜牧、農業改良等方面內容。1934年，福建協和大學設立農村服務部，由陳希誠主持。經濟系和教育系分別開設農村合作及農村服務兩門課，為開展鄉村建設服務。1936年秋，該校試辦農科，設農學和農業經濟兩個系。1939年，進行學系調整，農學系擴張為農藝學及園藝學系，與原有之農業經濟系合并正式成立農科［11］227。福建協和大學在農學專業教學和科研方面也有重大成就，農學院在邵武開辟了農藝試驗場150畝，森林試驗場1 000多畝，另有畜牧試驗、植物病蟲害研究所、園藝實驗室、水碓和制茶試驗所，供師生從事科研與實習。華西協和大學的鄉村建設工作主要集中在引進和改良奶牛、山羊、家禽、水果、蔬菜和農作物的品種及實用技術方面。但由于缺乏資金以及受教會大學管理的限制，到1934年才成立農學系。1940年，華西協和大學改農學系為農業專修科，設有農藝、園藝、畜牧三組，這也為鄉村建設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基礎［12］114－118。無論是金陵大學、嶺南大學、燕京大學、福建協和大學，還是華西協和大學，他們都在不同地區體現著教會大學農業教育進入興盛時期的探索及不懈努力，其世俗專業化的特色及服務農業經濟的現實成就，不僅鞏固了教會大學在中國高等農業教育的地位，也促進了整個中國現代高等農業教育體系的建設。#p#分頁標題#e#
教會大學農業教育的衰退及消亡時期
教會大學農業教育從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開始走向衰退，至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教會學校完全消亡。這一過程是逐漸發展的，并非突然間消失。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發起了對我國全面侵略的戰爭。為了盡可能保存歷盡艱辛發展起來的高等教育成果，國內高校在冒著巨大損失的情況下紛紛忍痛內遷，教會大學也開始面臨著生死存亡的選擇，不得不考慮各自的出路，或掛起美國國旗，用來防止日本人的襲擊或沒收財產，或遷入西方列強在華的租界尋求保護，或聽從國民政府關于內遷的意見，舉校西遷［6］133。如金陵大學準備西遷于四川成都，但當時美國在中國有治外法權，金陵大學的一些西方人士對遷校無所謂，國民黨政府方面，認為公立大學已經搬遷，教會大學遷不遷無關緊要，于1937年10月4日在南京開學。但開學20多天后，局勢嚴重惡化，只得通知閉校停課，金陵大學在11月18日停課西遷［9］80。農學院人員及圖書儀器標本175箱隨校本部西行，1938年3月1日借華西大學校舍正式開學［9］300。金陵大學西遷的損失是極為慘重的，據1944年金陵大學的統計，截至1941年8月，金陵大學共損失1 467．85萬元，其中，校舍損失299．90萬元，設備損失147．95萬元元，林場損失1 020萬元，折合美金達444．80萬元［9］81。因此，學校的教學、科研條件受到嚴重削弱。抗戰初期，雖然嶺南大學位于遠離華北戰區，但也未能免受其擾。當廣州淪陷后，只有少數人留守校園進行收留難民的工作，大部分師生都分批到達了香港。學校在香港新界租到一座大房子和周圍的農田，供農學院使用。11月18日，農學院二、三年級的學生開始恢復上課和實習。戰爭使得學校在搬遷中不僅有房屋、設備等物質方面的巨大損失，更為嚴重的是學校生源的不足，沒有學生的學校何談教學與研究。以第一學期為例，有470人報考，學校錄取了其中的297人，最終只有180人到校入學，報到率只有60．6％。學生流失率也比較高，這一年第一學期，學校的在校本科生總數有536人，到第二學期僅為513人［13］99－101?？箲鸨l后，齊魯大學由于領導層在是否西遷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長期存在的教派之間的矛盾和對學校利益及發展前途的不同考慮，使得齊魯大學一度出現了兩個校址———濟南原址和成都華西壩新址。由于學校內部管理不統一，再加上內遷的損耗，大大削弱了學校的實力［10］129?？箲痖_始后，金陵大學、齊魯大學等教會大學遷到華西校園，他們與華西協和大學就農業研究與鄉村建設進行合作，因而使四川的鄉建工作得到發展。省政府和中央政府對華西從事奶牛改良都給予密切合作，1940年，政府批準華西立案二年制的農業?？普n程。1941年，國民政府農林部撥款2萬元，專門用于食品的保存和運輸研究，這是抗戰時期華西在農業研究方面最杰出的貢獻［5］110，但也足以看出其領域的狹隘性。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襲珍珠港，使得西方特別是美國在華所具有的特殊政治優勢消失殆盡，一些教會大學第二次內遷開始。由于香港的淪陷，嶺南大學又遷移到了內地，從大村到坪石，從坪石回到大村，又從大村疏散到黃坑，從仁化、連縣、五嶺，最后到梅縣。幾度遷移，使得學校的教職員隊伍大大縮減，很多老師都轉移到其他學?；驈氖缕渌ぷ魅チ?，教學儀器設備與圖書資料也比較缺乏［13］105－106。內遷后的教會大學農業教育在農業研究、教學、推廣上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就其影響來說遠遠沒有戰爭前范圍大。學生的注意力開始轉向更為緊要的民族存亡的抗日愛國活動中，農村建設運動在沒有了學生的參與后，溫度自然驟降，農業教育的萎靡更為凸顯。
隨著1845年8月抗日戰爭的勝利，教會大學同其他私立及國立高校一樣也都認為最艱苦的時期結束了，希望遷回原址后學校能快速恢復到戰前水平。1943年，抗日戰爭即將勝利時，中國基督教大學校董會、英國委員會、中國董事會成立了計劃委員會，開始協商擬定戰后中國教會大學的發展藍圖。1946年11月，由國民黨獨裁專制政策造成的國共之間的內戰爆發，打亂了他們的計劃，但教會學校還是開始著手復校事宜。復校的任務極其艱巨，各教會大學竭盡全力爭取資金復校。如嶺南大學收到的捐助來源多元化，其中基督學校聯合會給嶺南大學撥款3．5萬美元，香港在1945年和1946年分別捐款兩次，各機構也都伸出援手，如英國援華會、美國援華會、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等，另外，學校還得到其他機構或個人的捐款［13］112。農學院的實驗區、實驗農場也開始慢慢恢復，正當各項事宜朝著好的方向發展時，由于內戰造成國內經濟持續惡化，使得經濟失控，通貨膨脹極高，各大高校陷入到資金空前緊缺的時期。1948年底，各高校教學秩序受到嚴重影響，教職員工的生活都得不到基本的維持，“反饑餓、反壓迫”等罷教、罷學風波又起。1949年，國立中山大學的教授因生活受到嚴重威脅，在聯名發表要求發薪的警告無效后，罷教20多天。這件事震驚整個社會，被認為是教育史上的一大丑聞［13］119。金陵大學的情況也不容樂觀，1947年，金陵大學的預算迅速擴充到5．64億元。而到了1948年4月，金陵大學會計室主任畢律斯報告稱：僅該年1～6月，金陵大學預算就缺60億法幣［9］110。通貨膨脹嚴重影響了學校復校工作的進展，正常的教學活動受阻，其狀況比抗日戰爭中還糟糕。
新中國剛成立，各項工作都在改造中，國家沒有精力一次性實現對教會大學的全部接管。于是在中共中央制定的“積極恢復，初步整頓，初步改革”的總方針下，各省確定了“堅持維持院校，逐見改革”的初步措施。但是作了兩條規定：不得強迫學生參加宗教儀式；校長不得由外國人擔任。這在當時是順乎國情民意、非常必要的［6］149－150。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由于中國人民參加了戰爭，美國凍結了中國大陸在美的所有財產，基于此種情況，中共中央決定加快對教會大學的接管。1951年，對20所接受西方接濟的大學給予最終的處理，其中11所收回后改為公立，另外9所收回后仍為私立，由中國人開辦。金陵大學的情況屬于第一種，而嶺南大學則屬于第二種，仍屬中國人自辦學校。至此，教會大學完全被新中國接管，由于高等教育專業設置不合理，為了消除這種現象，更好地為新中國培養所需的專門人才，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了全國院系大調整，按照政府的調整計劃依次推進，境內教會大學隨著1952年院系調整的完成而退出中國歷史舞臺。#p#分頁標題#e#
教會大學農業教育的歷史啟示
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的高等學校進行了一次有計劃、大規模的調整和改組。國民政府教育部規定：凡不符合《大學組織法》、《大學規程》、《?？茖W校規程》和《修改?？茖W校規程》的大學及專科學校，或改組，或降為獨立學院，或停辦。教育部還規定：教會大學或學院不得由外國人出任校長或院長。教會大學基本上都在國民政府注冊立案，并重新定位了學校的目標，向國民政府對高等教育的總體政策導向靠攏，力圖形成“聯系中國社會生活實際”的應用性專業特色［14］57。教會大學同時受中外雙重管理，但越來越偏離教會的控制，受國民政府的約束增強，國民政府直接給教會大學撥款作為補貼，使得教會大學作為私立高校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新中國成立之初，為了適應新民主主義的教育要求，教會學校開始組織課程改革，提出教會大學按新政府頒布的《私立學校暫行管理辦法》的條文，重新向政府申請注冊。教會大學納入新中國教育體系只是作為收回教育權的第一步驟。1952年，教會大學被拆分，融入新中國高等教育事業，教會大學農科作為教會大學的一部分隨之充實到其他院系。教會大學農業教育從創立到消亡，短短的幾十年中，擁有豐富的農業教育辦學經驗，不但是中國高等農業教育的成功典型，成為中國高等農業教育的模板，也為當今外資在華投資辦學提供了很多中國化的方法。教會大學的農業研究和推廣工作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教會大學農業教育透過課堂教學、農業科研、農業推廣形成了獨有的辦學特色。
現代歷史學家吳梓明在《從廣州私立嶺南大學看基督教大學應以何種形式為國家教育事業服務》中稱：嶺南大學至1930年間，它的辦學特色在于其辦學目的不是為傳教，而是“實行人格的教育養成科學之人才，適合中國之需要”。鐘榮光校長在一次演說中也指出，嶺南大學辦學的目的乃“欲以世界實用之科學，造成中國領袖之人才，加以幾分基督犧牲為人精神，使學成不至自私自利，出則為社會國家盡力，入則負起嶺南母校之責任”。換言之，嶺南大學所提供的教育，一方面是為國家培養科學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注重人格的訓練，特別是以基督犧牲的精神為榜樣，培養學生勇于服務的精神。嶺南大學的校訓“今之學者為人”，目的當然是發揚真理，貢獻所學，為人類謀幸福，為社會服務，而不是為自己的私利、虛名或祿位［2］563－564。教會大學對于農業教育的重視及所取得的成就，給予我們的啟示是：在一個農業為主的國家，應把農業發展放在首位，為農業、農村、農民服務；農業教育的宗旨要服務于農村、農民，不能只探究理論，不重視科研的推廣，沒有被推廣的科研成果就不能產生它應有的效果。教會大學農業教育的發展脈絡是中國農業高等教育現代化進程的重要部分，透過對其歷史演進的探究，能有裨于我們更好地為當代農業教育、農業科研及服務農村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