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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產教融合指的是校企深度合作的人才培養模式，是現代職業教育的核心。當前，我國法律和政策對校企合作的規定并不完善，打造現代職業教育并沒有專門負責統籌的部門，對那些積極參與辦學的企業也缺乏激勵措施，以至于機制落后的職業教育被社會普遍認為是“差生教育”。要實現職業教育的現代化，促進產教融合，離不開制度的創新：一是組織保障的創新；二是財政支持的創新；三是認證機制的創新。只有革新制度，才能從根本上改變我國職業教育落后的局面，為我國培養更多的高技能人才。
關鍵詞：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創新
21世紀最重要的是人才。相關數據顯示，我國就業人員中高技能人才占比僅5%左右，遠低于國際制造業強國30%以上的水平，高技能人才存在很大缺口，而人才的差距亟需通過職業教育來彌補?？偫碓f：“‘中國制造’的差距主要是職業人才的差距。”當前，我國在“一帶一路”、“中國制造2025”的戰略大背景下需要大量的知識型、創新型的職業技術人才，以增強我國的國際競爭力。正所謂百年大計，教育為本，人才的培養離不開教育。2014年，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體現了我國對現代職業教育的高度重視，目標是通過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盡快縮小我國與發達技術型國家之間的人才差距。各地政府也逐漸意識到，發展現代職業教育是提升城市經濟質量和產業競爭力的重要舉措。但當前我國的職業教育發展遇到了很多困難，改革進度不及預期，最大的難點還在于缺乏產教融合的創新機制。
一、產教融合是打造現代職業教育的關鍵
現代職業教育的核心是產教融合，指的是校企深度合作的人才培養模式。在這種模式下，職業院校與企業相互配合，學生不但要在職業院校里學到理論知識，而且能在具備真實工作環境的實訓中積累實踐經驗，使學有所用，充分適應市場的需求。目前，我國職業教育在產教融合的機制上還處在探索階段，不但稱不上現代化，且尚未形成可推廣、可復制的模式，與發達的技術型國家之間的差距極大。雖然我國已有部分職業院校和企業達成了合作，但距離產教融合的真正實現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可以通過加拿大1979年的六條評估標準對產教融合進行界定：一是工作位置是經學校開發或認定的適合學習的場所；二是學生從事的是實際工作而不僅僅是觀察；三是學生在企業的工作是有薪工作；四是學生在工作中的進展是由學校督導的；五是工作中的表現是由企業管理和評價的；六是工作時間要占總時間的50%，最低不低于30%。上述的六條標準在實踐中并不容易實現。[1]但產教融合是打造現代職業教育的關鍵。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產教融合的實現能為國家培養大批的高技能人才，為產業經濟源源不斷地注入發展的活力，推動國家的現代化，使國家的工業技術有機會實現“彎道超車”。對企業而言，技術人才的增加，能大大降低企業的再培訓成本，人才的儲備能使企業更具有競爭力。對職業院校的學生個體來說，推動職業教育的產教融合能使學生掌握實用的技術和技能，加快融入企業，為社會所認可，更好地實現人生價值。
二、職業教育的產教融合需要制度創新
產教融合的實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以國情為基礎，以國家力量來推動。在各國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經驗中，成功的模式有很多，都體現了產教融合的特點，也反映了各個國家自身的經濟特色和制度安排。德國的“雙元制”職業教育體系，被譽為德國經濟騰飛的“秘密武器”。在德國，企業是辦學主體，企業的資金投入占到了職業院校辦學總投入的70%以上，這是德國長期以來良好的技術傳統決定的，而完善的行會系統在其中也發揮著重要的引導作用。在德國的職業教育中，學生具有雙重身份，既是企業學徒，又是在校學生。他們每周在企業里實踐四到五天，而每周在學校學習理論文化約為一到兩天。德國企業很早就深刻意識到培養技術人才是企業長遠利益的重要保證，這成就了德國精密技術在全世界的領先地位。而新加坡走的卻是另外一條道路———以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為代表的“教學工廠”模式。在近展史上，新加坡從經濟落后的小國躋身“發達國家”之列，不得不說是一個奇跡，而產教融合的職業教育在新加坡的人才供給中作出了卓著的貢獻。在新加坡模式中，政府的制度保障和財政投入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新加坡，職業院校在政府的支持下于校內建立起環境真實的“教學工廠”，將先進的工廠設備和真實的企業環境搬進學校，使學生充分得到職業訓練。教學工廠通過接受訂單的模式與社會上的企業展開合作，學校從企業得到訂單后，教師會組織學生共同參與項目的研發與生產。教師既從事教學又承擔項目管理工作，學生既學習理論又參與生產實踐。在新加坡，“先培訓，后就業，未經培訓不得就業”已經成為了一種制度，也保證了企業對職業教育的充分支持。反觀我國，院校和企業密切合作、共同發展職業教育遠未成為教育界和工商業界共同的責任和行動，更不用說全社會的共同行動。[2]當然，這也是我國的歷史、國情、經濟發展水平所決定的。那是否可以直接復制德國模式或者新加坡模式呢？對于這個問題，筆者認為，我國的職業教育體系直接復制國外的模式也并不現實。首先，我們國家沒有像德國一樣深厚的技術傳統和文化，企業自發投入技術教育的動力并不強，畢竟投資教育成本高、周期長，不能馬上見到效益；其次，我國人口眾多、地域廣大、產業多元，不可能做到像新加坡政府一樣做到精準投入，緊跟市場需求。盡管我國高層對現代職業教育的期待是迫切的，但當前的法律和政策對職業教育的促進確實嚴重滯后。首先，我國還沒有針對校企合作出臺過專門的法律法規。我國1996年頒布實施的《職業教育法》中對于校企合作的規定本身就較少，且多為原則性規定，各參與主體的權利義務不清晰，企業不履行法律義務的罰則和執法主體都缺失；其次，《勞動法》等相關法律對學生參與企業的實訓和工作都缺乏厘定，一方面，學生的權益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有關部門在監督執法時也遭遇困境，企業對投入職業教育更是缺乏風險預期。相關法律頒布實施多年來，幾乎沒有看到有企業因未履行職業教育中的責任而受到處罰的報道，并不是相關糾紛沒有發生，而實在是無法可依。因此，加強制度建設是重中之重，這種現象應該先通過地方層面的立法進行解決，鼓勵地方先行先試，畢竟全面的立法需要審慎設計、積累經驗。而在政策方面，我國歷年來的有關職業教育的重要文件中，對校企合作多是一些原則性的意見和一般性的號召，如2014年國務院的《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就沒有對“如何發展”做出具體規定，相關意見都是原則性的，需要地方政府自己去進行制度的探索。事實上，職業教育作為一種公共產品，具有鮮明的跨界性，涉及產業與教育兩大領域。在制度創新的初期，政府更應該主動為校企合作創造條件，突破這兩大領域原有的政策。我國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的困境在于大多數企業參與的積極性并不高，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一是職業教育沒有負責統籌的專門單位；二是企業難以獲得財政上的支持，無法預測投入職業教育的前景和回報；三是職業教育普遍被社會認為是“差生教育”，長期得不到認可。要解決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的痛點、難點，顯然需要創新的制度方案。
三、促進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的創新方案
1.組織保障創新
良好的治理結構是善治的基礎。根據治理理論，治理結構是安排組織以及組織外部各利益相關方的正式和非正式關系的一系列安排，這些安排能使各利害關系人在權利、義務和利益訴求上相互制衡，從而促進公平和效率的統一。職業教育的產教融合是一項系統的社會工程，僅僅依靠教育部門的力量無法完成，必須依靠多部門、多主體的通力合作，構建政府、學校、企業、行會共同合作的外部治理結構。[3]因此，推進產教融合應從宏觀、中觀到微觀建立起立體式的合作，打造全方位的協調和管理的平臺，提供堅實的組織保障。首先，宏觀層面。各地級市要成立職業教育局，制定職業教育的發展和財政規劃，負責統籌資源的投入，解決當前教育局和勞動局對職業教育多頭管控、互相扯皮的局面。其次，中觀層面。各地應成立職業教育行業指導委員會，充分捏合行業組織的力量。盡管我國大部分行業協會仍然處在“小、弱、散”的運作狀態，但行業協會是最了解市場的發展和需求且又相對中立的主體，讓行業協會充分發揮信息服務的功能十分重要。職業教育行業指導委員會要承擔起顧問職能，充分收集和分析各行業技術需求信息與發展動向，參與調整專業設置、制定人才培養標準。要以專業第三方的身份展開協調，減少校企、政企分歧，充分發動中小企業，指導校企對接。最后，微觀層面。每個職業院校應組建專業教學理事會，吸收合作企業的代表和專業技術人員參加，建立理事會制度。根據利益相關者理論，當涉及多個利益相關者時，單一主體難以準確決策，因此集體決策具有必要性。產教融合需要理事會制度，理事會由校企雙方高層領導、學生代表、家長、教師代表、師傅代表、政府代表、行業代表等組成，各方代表對合作項目的實際操作事項，如培養方案的決定、項目的變更、項目的驗收、項目的終結等進行決策。理事會應定期或不定期召開會議，學?；蚱髽I任何一方都可以提議召開不定期會議，以應對突發情況和重要事項。今后，還應逐步嘗試“混合所有制”“股份制”的辦學方式，保證利益相關者在具體辦學中的話語權，真正實現推動職業教育的市場化和現代化。
2.財政支持創新
現代職業教育的產教融合需要大量優質企業的參與，尤其是大型制造型企業和科技企業，如果這些企業都能積極參與到職業教育中，必將為我國培養出大批高技能人才。要實現這個目標，要通過立法和政策出臺激勵措施，加大財政支持力度。要使企業積極參與職業教育，有力度的激勵機制是必要。[4]以德國為例，即便企業本身對參與職業教育素有傳統，但德國聯邦政府依然通過直接補貼等方式給參與企業以經濟支持。德國政府會對增加學習位置的企業提供補貼，且學徒的報酬越高，企業獲得的補貼越高，最高可達每人6000歐元。中國職業教育的現代化尚在起步階段，對于積極參與職業教育并經過認定的符合標準的“教育型企業”，更加需要給予認可和支持。政府可以通過減稅、減費、獎勵等措施，補貼企業為學徒所發的工資、耗材支出、儀器設備購置費用、實訓基地的成本支出等，減輕企業負擔，減少企業壓力，同時對為職業教育做出突出貢獻的企業進行獎勵；國家要為學生參與企業實訓購買保險；在土地、用水、用電等方面給予優惠等等。同時，鼓勵社會各界成立職業教育支持基金會，為全社會參與職業教育辦學提供有利的條件。對于職業院校的財政支持，政府一定要建立基于績效的公共資金投入體系。[5]世界銀行在報告中指出，改善公共經費效果的有效途徑是將使用經費的方式與提高質量和效益相關聯。政府對學校的財政投入要跟學校的辦學質量掛鉤，因此人才的培養情況、校企合作項目的評價等都應作為政府劃撥經費的依據。對于績效評價，要充分發揮職業教育行業指導委員會的專業性，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評價標準。
3.認證機制創新
當前，職業教育的學歷學位證書與職業的資格技能證書是分離而并行的存在。[6]具有教育屬性的學歷學位證書，由教育部門頒發，與職業技術資格的認定沒有關系；而具有職業屬性的職業資格證書，則由人社部門頒發，與持證人接受過的職業教育脫軌。由于兩者沒有互動關系，畢業生在獲得相應學歷證書之時，可同時獲取哪一級的職業資格，并無依據和規定，難免讓社會產生職業教育無用的錯覺。加之目前職業證書名目繁多，導致社會難以適從。正是由于職業教育的學歷認證與職業資格的認證不能聯動，才導致通過職業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很難獲得社會、企業的認同，使我國職業教育陷入了惡性循環的怪圈。政府對職業教育學歷與職業資格評價進行等值認定是歐盟通行的慣例。以歐盟成員國為主體的46個歐洲國家建立了“歐洲職業資格框架”，這個體系共分為八個等級，分別與“歐洲高等教育資格框架”進行對應。[7]目前，“歐洲職業資格框架”已成為歐洲各國之間各類教育學歷證書和職業資格證書比對、評估的重要依據。例如，歐盟某專業的職業本科學士學歷等同于該專業的6級職業技術資格，該專業的職業專科畢業學歷等同于5級的職業技術資格。實現學歷資格證書與職業資格證書的等值，是一項龐大的社會工程，有利于整合我國的產業資源與教育資源，但也需要我國不斷提升職業教育的水平，引進更專業的職業評價機制。當前，政府應持續為職業院校的學生提供有價值的職業發展指引，比如具有權威性的職業技能證書目錄及報考指引，引導學生找到自己的核心競爭力，也為企業選擇人才提供標準；對于獲得認可的高技能人才，政府應該在城市落戶政策、住房保障等方面提供優惠。今后，政府可以通過制度創新，將職業資格評價機構引入到職業教育中，實現職業資格評價與學生課程評價的接軌，從根本上提高職業教育的實用性，增強職業教育的吸引力。具體來說，職業教育課程評價中的筆試部分完全可以跟職業資格鑒定中的知識要求考試接軌，筆試可以交由職業資格評價機構出題并監考。而職業資格鑒定中的操作考核部分，政府可以加強投入，在學校中建立起相關的考試設施，確保教學的內容和質量能夠達到資格鑒定要求。
參考文獻：
[1]關晶.石偉平西方現代學徒制的特征及啟示[J].職業技術教育,2011(31).
[2]張志強.校企合作存在的問題與對策研究[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12(04).
[3]賀星岳等.現代高職的產教融合范式[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第1版).
[4]吳建新.職業教育校企合作長效機制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第1版).
[5]齊再前.基于博弈論高等職業教育校企合作長效機制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第1版).
[6]姜大源.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構建的理性追問[J].教育研究,2011(11).
[7]姜大源.中國職業教育發展與改革:經驗與規律[J].職業技術教育,2011(19).
作者:鄧鈞元 單位:深圳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