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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會歷史是其主導性力量不斷轉移與結構要素轉型變遷的發展史。力量轉移的內在邏輯要求治國理政既要強化政治行政力量，也要善于運用經濟、物質驅動力，特別要注重開挖思想的力量，通過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提高治國理政的水平。結構轉型是社會發展的深層本質，中國的社會結構和長期行政權力主導下的局部改革與轉型遇到瓶頸，需要對政治權力結構與運作方式進行調整，重建個體精神世界與文化世界實現人的現代化，在普遍倫理、道義的原則下引領世界和平發展潮流，開啟新的文明道路。
［關鍵詞］
問題是時代的格言，“面向中國問題”正在成為中國哲學研究的一種范式。這一方面是時代問題的提出、解決離不開哲學智慧與哲學思維，另一方面是中國哲學自身的生長不能夠脫離社會主義實踐與當下具體環境。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問題總是紛繁復雜的，不同領域、不同范圍、不同層面、不同群體，問題表現不同。從國際來看，中國在發展中國家中具有典型性，世界從未像今天這么需要中國，中國問題越來越成為國際性問題。就國內來看，中國問題有其自身的獨特性。正如歷史學家柯文所言:“第一，這些問題是中國人在中國經歷的;第二，衡量這些問題之歷史重要性的準繩也是中國的，而不是西方的。”［1］(P170)關注中國問題需要世界眼光與理論自覺。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動態過程分析與靜態結構分析，筆者認為力量轉移、結構轉型升級與文明更新是關乎中國社會整體全局、深層本質與長遠發展的總問題。
一、力量轉移與國家治理
社會歷史發展是各種力量綜合作用的結果，其動態呈現就是社會發展與社會整合主導力量的轉移與變遷。不同的歷史階段具有不同的階段性特征，而其中的主導性力量自然也就不同。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按照歷時性的過程分析法把握每一歷史階段的主導力量及其變化規律，對于我們明晰歷史發展內在力量邏輯，準確把握時代問題的抓手，提高治國理政能力，掌控未來發展的主導權意義十分重大。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闡述了人的歷史發展的三種社會形式:“人的依賴關系”“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2］(P52)。第一個階段，人的依賴狀態主要強調農業社會中的人身依附。第二個階段，主要是講在發達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等商品經濟社會中“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2］(P52)。這一階段中，人類沒有脫離物的依賴，但是獲得了相當的獨立性，主要表現為雇傭、交換關系。第三個階段，實際上代表了一種較為理想的生活狀態，其中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生產力高度發展、人的素養全面提升，因而每個人都自由而全面發展，也為一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條件。當然，由于人之個體的有限性與人類總體發展的無限開放性決定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不是某一特定狀態，而是持續性逼近理想而不斷提升的過程。在人類歷史的兩個“依賴”階段，社會整合與控制的主導性力量表現出從政治強制力向資本與財富，再從資本與財富向知識與思想、創新等方面轉移。“人的依賴關系”主要反映原始社會、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階段。這一階段人類嚴重依賴農牧、漁獵而生，處于農業社會階段?；厮萑祟惿鐣绞蔷眠h，經濟的作用就越是弱小，而諸如血緣、習俗、宗教和政治等的作用就更加顯著。在農業社會中，主要是自給自足的家庭生產與消費，生產生活比較封閉、物資匱乏、缺少剩余資源、商品交換不頻繁，金錢的作用十分有限，強制的力量即政治的力量特別是暴力脅迫在社會資源的整合與控制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從非洲的金字塔與獅身人面像到亞洲的長城與秦始皇兵馬俑，從愛琴海太陽神像到巴比倫的空中花園，等等，人類農牧歷史上的諸多奇跡無不是政治強制力量主導下人力、財力與藝術創造力的結晶。暴力不是私有制的根源，但是，暴力可以改變資源的占有狀況。從古代的俗語“窮讀書，富練武”“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等便可窺測強制性力量在當時的重要性。人和人之間、各種集團之間主要是通過“戰爭”來進行較量與爭奪。人身體的強弱與人口的數量是政治力量的核心象征與構成。奴隸社會中奴隸主嚴重依賴暴力，封建社會中宗主國與封地都嚴重依賴軍隊，豪門望族也都豢養家丁。為了長期保持這種暴力與優勢，國家與家庭都盼望人丁興旺，千方百計增加人口。
農業生產成為社會創造財富的主要方式，政權普遍主張“重農抑商”，鼓勵人口生育。因此，農業社會一直保持著很高的人口出生率。在此期間，國家與社會、宗教等一體化，集政治、經濟、文化于一身，資源與權力高度集中。在其實際運行中強調倫理道德的一統，而不大注重個體的利益與個性化需要，強調世襲身份與特權，不鼓勵個體的創新，通過森嚴的社會等級來竭力維護權力主導下的社會秩序。從農業社會走向商品經濟社會，社會從“人的依賴關系”逐步向“物的依賴”基礎上的獨立性發展。商品社會是一種交往性社會，主要指工業社會。在工業社會中，生產與消費相分離，社會交往開始全面發展。人們的交往擴大，分工更加細化，對商品與雇傭勞動的依賴越來越強。工業社會核心任務是進行財富積累與商品生產，解決物的匱乏問題。社會中“個人的產品或活動必須先轉化為交換價值的形式，轉化為貨幣，并且個人通過這種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證明自己的社會權力”［2］(P52)。政治強制力量開始讓位于社會經濟力量。在產業革命以前，農民自給自足，交換很少，大量的農業人口不依賴于金錢。這決定了金錢無法更早地成為社會控制的手段。當工廠取代農場，形成了普遍性的社會交換關系，貨幣、財富的社會意義就日漸凸顯。金錢本身具有的賄賂、收買功能就開始發揮優勢，“賄賂代替了暴力壓迫，金錢代替刀劍成為社會權力的第一杠桿”［3］(P527)。自身無法解決合法性危機的暴力就逐漸隱藏了起來，金錢就開始承擔了暴力的大部分社會控制功能。資本至上，物質驅動，財富成為衡量一個人的主要尺度。“金錢，這個財產的外在化了的空洞抽象物，就成了世界的統治者。”［4］(P94)莎士比亞在《雅典的泰門》中曾對工業社會中人對財富神力的膜拜進行了辛辣的嘲諷，深刻反映在這一社會階段中財富的力量。他說:“金子!黃黃的、發光的、寶貴的金子!……只這一點點兒，就可使黑的變成白的，丑的變成美的，錯的變成對的，卑賤變成尊貴，老人變成少年，懦夫變成勇士。”［5］(P62)商業所創造的巨大財富沖擊了封建特權體制，資本的增值的邏輯迫使政治架構及其運作的理性化發展，曾經“重農抑商”的政治強制力量開始千方百計地為市場平等交換、自由貿易提供保障，并且嚴重依賴資本與財團的支持，形成經濟性政治。國家與宗教相分離，國家力量并不自然就是道義的，權力應當受到制約，私有財產理應受到保護與尊重。突破了封建特權及其人身束縛，各種力量與組織逐漸壯大，財富等物質利益成為社會力量整合、民眾動員的主導力量。力量的背后是利益，誰掌握了能源與資源，誰就擁有了財富。正是對資源、能源的追逐，西方發達國家在其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中以不平等的商貿為手段，以堅船利炮為暴力后盾強行將世界納入其殖民掠奪與殖民統治體系。分贓不均、欲壑難填，新興強國與守成大國不斷博弈，最終釀成兩次世界性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達國家憑借自身的經濟優勢繼續維持并進一步拓展其在世界范圍內的軍事力量與利益體系。信息化社會(或稱后工業社會、后現代社會、第三次浪潮等)建立在工業社會基礎之上，是基本解決了必需品匱乏問題之后的一種消費型社會。農業社會與工業化社會都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匱乏，社會的主要問題是物質產品的生產，人們主要是開發和利用能源、資源進行規?；奈镔|生產。但是，在信息化社會，社會生產生活對勞動力、資源、能源的依賴逐漸降低，信息、知識、科技與創新等思想文化和價值觀念在社會發展與社會力量整合中越來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托夫勒認為最高質量的力量來自于對知識的應用。因為“知識可以用來懲罰、獎賞、說服、甚至轉變。它可以把敵人轉變成盟友。特別是有了適當的知識，人們首先可以防止不愉快的局面，從而完全避免浪費武力或財富”，擁有知識、運用知識能夠對他人產生影響，使自己為所欲為，“使別人做你想做的事情”，同時它還意味著“效率———利用最少的力量實現目標”［6］(P27)。知識成為企業的資本源泉和生存與發展的核心動力，科技與創新成為社會發展的第一動力。西方發達國家科技創新與知識信息產業占經濟發展比重普遍高達70%以上，互聯網等新興知識科技型產業成為創造富豪的溫床。
諸多國家努力追求國防與軍事的信息化發展，紛紛展開網絡戰與文化爭奪戰。發達國家主動把握力量轉換的趨勢，不斷增強國家軟實力構成因素，憑借自身的軍事、經濟、技術與科技以及大眾傳媒的優勢將其產品、標準、制度與價值觀向全世界推廣。他們在國內通過國家福利政策與大眾消費的迷霧掩蓋“無產階級是集體不自由的，是一個被囚禁的階級”［7］(P264)，對于國外則一邊輸出革命，一邊將大量高污染、高能耗、高風險的淘汰、落后產業向廣大發展中國家轉移，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一種新的殖民主義體系。以上主要是按照歷史思維，對力量構成進行了動態分析?？梢钥闯?農業社會中強制性暴力最為顯著，工業社會中暴力隱退而財富主導，信息化社會中知識與創新成為關鍵。社會主導力量由低級向高級、由簡單到復雜、由直接到間接轉變;保持暴力優勢、獲取更多財富越來越需要知識、創新與思想的支撐。我國農業社會歷史久遠，與其相應的傳統也是根深蒂固。權力層級統攝經濟、文化與社會，官本位思想濃厚，我們敬官、畏官，爭著想當官，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演化為人與權力之間的關系。人們畏懼權力、依賴權力、迷信權力，權力思維盛行，奴性意識濃厚，難以形成獨立人格。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正處于“農業現代化”與“工業現代化”向“信息化”社會過渡的“三期疊加”階段，“人的依賴”與“物的依賴”情況比較嚴重，資本統治與權力統治共存。“權力高度集中”、資本高度集中，權力思維、物化思維盛行，個體普遍缺乏獨立性和自主意識，整個社會創新性不足。同時，時空壓縮，使我們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積累了許許多多的問題，堆積時間長了就成為難啃的硬骨頭。貧富差距拉大，形成了利益固化的藩籬;思想泛化，社會共識越來越難以達成;普遍性的社會焦慮，嚴重影響社會穩定與健康發展。面對這些問題與風險，建構中國社會新秩序一方面需要執政黨“打鐵還需自身硬”，有高超的本領、純潔的作風、嚴明的紀律，確保行政力量進行社會整合與管理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要善于運用經濟、物質驅動力。能用經濟方式解決的問題就不要運用暴力強制手段升級處理，市場能夠自我調節的，政府就不要過多干預。同時，要著重注意運用知識、思想與創新的力量。用現代化的知識進行社會管理，加強思想引導，創新管理方法。特別是要注重開挖思想的力量，通過思維方式、價值觀念來整合行政力量與市場資本力量，善于靈活運用“軟權力”與“硬權力”形成“巧實力”，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二、社會結構與轉型升級
社會由一系列的要素與系統構成，要素與系統之間形成一種內在的穩定性結構。結構，是指系統構成各要素間的排列順序、構成比例、相互關系與整體格局。對象的結構是什么樣的，該對象的存在與發展變化必定也是如此。結構是體，功能是用，一個對象的內在結構決定了對象的主要功能、功能的大小及其功能呈現的方式。如安東尼•吉登斯認為:“結構與能動作用(以及能動作用與權力)之間存在內在的關聯，所以結構始終兼具使動性和制約性。”［8］(P271)良好的結構能夠促進各部分功能的發揮，使整體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結構本身具有整體性、自明性、深層性與內在性的特征，社會各要素、單元之間內在的關聯與結構一旦形成便使其成為相對穩定的有機整體。社會結構一旦穩定就會產生一種極強的阻滯力，對各種試圖進行變革的力量產生抵制。正是社會結構自身具有的穩定性特點使社會發展呈現出了較強的階段性特征。在一定階段中社會深層結構不發生改變，局部性的改良與革命就難以取得實質性的效果。社會發展動態地看是社會內在力量的轉移，實質上是社會深層結構的調整與變革。把握中國社會問題，也需要運用共時性的結構分析思維與方法。從橫向的，也就是靜態的、結構思維的視角來觀察歷史與現實，把握特定階段中構成社會有機體各要素、系統之間的關系、比例與順序特點，透過紛繁雜多的表面現象提煉出最為基本與穩定的要素與關系，才能從整體上認識社會及其結構。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及其問題。社會是政治、經濟、文化等要素構成的超有機體。政治、經濟、文化等要素在社會中的不同權重與比例直接決定著社會的深層本質。中國傳統社會的深層本質是權力層級型社會結構，“社會層級結構是在政治國家內部按照權力至上的方式形成的權力級別或權力階梯，并滲透到經濟、文化、社會領域，形成普遍性的社會關系體系”［9］(P66)。
由于政治權力主宰一切，政治權力就成為決定個人社會地位的最重要變量，“不同人在社會結構中處于不同層級的標準是擁有權力的大小以及因此在分配體系中的位置”［9］(P71)。在這種層級性社會結構的統攝下，人與人之間形成層級性的社會關系與思維方式。這種社會結構體系在中國延續千年之久，保證了中國社會的秩序與穩定，但是也造成了諸多負面效應，“傳統社會層級結構具有權利服膺權力、關系擠壓能力、人治高于規則、管制壓抑自立和一元排斥多樣五大特征”［9］(P123)。中國社會的種種問題，根源就在于這種權力等級體系架構下的社會層級結構。中國傳統層級結構體系中的政治權力一超獨大，缺乏有效制約和監督，社會潛規則盛行，官本位文化濃厚，成為中國近代以來社會轉型的強大阻滯力。結構轉型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變革的主要任務。中國社會的結構轉型肇端于西方資本主義入侵給我老大帝國所帶來的軍事、經濟、政治、思想觀念上的劇烈震蕩。晚清以降，面對西方工業文明與現代政治制度的沖擊，封建士大夫發出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憂嘆。中國被列強強行拖入世界歷史，馬克思預言古老帝國“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10］(P609)。果不其然，中國就此開始了內憂與外患、革命與動蕩、戰爭與苦難交織的百年飄搖，社會一盤散沙，缺乏能夠穩定局面的主導力量。無數仁人志士探索中國的自強與復興之路:洋務派寄望于“中體西用”“師夷長技以制夷”，發展實業，以經濟結構轉型來挽救清王朝;維新派主張模仿西方政治制度架構，設議會、弱君權、倡民權、“變法維新”以政治結構重組來尋求自強;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立共和國，成功推翻了帝制，卻也開啟了中國軍閥混戰與內戰的局面。北伐之后，國民黨形式上一統中國，但“實際上是一個缺乏社會基礎的職業政治集團，沒有與擁有豐富資源的社會力量建立密切的聯系”［11］(P30)，未能開展全面的“平均地權”與有秩序的社會革命。既無法整合政治精英群體的共識，也無法凝聚社會各個階層的力量，治國理政軟弱無能致使日本侵占中華半壁江山。上述探索均由于自身和客觀條件的問題未能對中國社會結構產生根本性的影響，進而也無法對中國社會各力量進行整合。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共產主義為理想信念，勇于開展土地革命，通過統一戰線進一步凝聚了全民族的力量，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的勝利。土地革命為農村大多數人口分得了土地，改變了農村的生產結構與社會結構。建國后的完成，標志著近代中國的政治整合、經濟整合、社會整合已經從外圍深入到社會的深層結構。為應對后小農之間迅速產生的“兩極分化”現象，加上傳統的平均主義思想和對實現工業化與共產主義的急切向往，在政治行政力量主導下對城鄉生產資料進行了社會主義的改造，的成果很快被推翻，建立起“一大二公”為特點的，實施計劃經濟。但是，計劃經濟難以對復雜環境下的經濟活動作出有效的安排。由于政治、行政力量獨大，缺少有效監督與制約，組織系統嚴密，但缺少自下而上的溝通，致使全部社會生活嚴重呈現政治化、行政化的特點，整個社會結構逐漸僵化，群眾生產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改革開放開啟了中國真正具有現代意義的社會結構轉型。局部轉型進入瓶頸期，需要整體轉型升級。1978年后，中國開始實施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轉變，這一政策對中國社會的結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城市中對個體經濟的默許，打破了“一大二公”的僵化結構。對外開放為市場注入了活力，壯大了市場的力量，標志著經濟社會活動的組織主體開始由政府向民眾和市場傾斜。
隨著改革的深入與開放的擴大，背負沉重歷史文化基因的中國社會展現出全面的轉型:從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從禮俗人情社會向理性法理社會轉變。政治領域的權力結構和運作機制，經濟領域的所有制結構、產業結構、分配結構等，文化領域的精英與大眾關系，個人層面的身心結構等都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在這一系列的變化和轉型中，我國經濟社會各項事業長足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在當今的國際環境中已經成為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但是，問題也隨之而產生。一是，轉型代價大、速度慢。由于我們的改革主要運用局部性的利益分化方式來進行，而不是基于社會的功能分化。功能分化實際上是分工的專業化和精細化，能夠增加社會的異質性因素從而增強社會活力，相反，利益分化則主要是擴大差距和不平等，形成不同層次的利益團體。這種改革方式注定了一部分人利益受損，一部分人不當獲利，而社會的功能分化不顯著，意味著社會轉型代價大、速度慢。二是，轉型共識難以達成。轉型依賴改革，改革必然涉及利益，利益影響改革共識。改革開放初期，由于過去長期的普遍匱乏使民眾集體思變，再加上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利益均沾與普遍受惠，盡管改革是從利益再分配入手，但大家也都比較支持?，F在基本溫飽解決了，社會分化、利益分化、思想泛化越來越嚴重，達成改革共識的難度越來越大。特別是強勢利益集團結盟形成了利益固化的藩籬，在社會中形成一個獨特的“不落空現象”①，千方百計扭轉改革的性質與方向，弱化改革的成果，考驗著改革的定力和信心。三是，轉型缺乏內生動力。我們的前期轉型主要是政治行政力量主導下的自上而下改革的結果，由于政治權力獨大、社會功能分化不夠、社會力量相對較弱，決定了轉型缺乏社會內在性力量的持續供給，而是高度依賴政治行政力量改革的自覺與魄力。這就決定了轉型往往只是停留在分配領域，難以觸及社會的深層結構，特別是社會的生產結構。而生產結構不調整，生產關系也就難以發生根本性的變革，社會轉型也就不會深入。這些問題，總歸起來就是改革進入了攻堅克難的深水區，傳統的局部性功能調整型改革已經不能繼續推動中國社會轉型，也無法解決當前面臨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就產業結構來說，客觀地講，與發達國家的整體實力、發展水平相比較，中國仍然處在產業鏈的低端。由于我們的改革開放整體上不是自身自然發展的內生性社會轉型，而是外部發達社會誘導下行政力量主導的外生性社會轉型。地方政府通過行政方式一哄而上承接了一大批發達國家在結構調整時期淘汰的低端、落后產業。金錢買不到核心技術，市場換不來核心技術，缺乏自主創新，中國淪為世界工廠，中國工人為世界發達國家打工。引進來的低端、落后產業消耗大量的勞動力與資源、能源，附加值少、缺乏競爭力與抵御風險的能力，在世界市場體系中嚴重依賴外部環境、缺乏自主經營權與定價權。一些產業生產原料與產品銷售過度依賴國際市場，進口原料時人家哄抬價格，產品出口時人家打壓價格，繼續干的話不掙錢，關停的話又會造成大量職工失業。掙錢的產業不會干，會干的產業不掙錢，為世界貢獻了勞動力，消耗了國內資源，犧牲了環境，卻受不到別人的尊重，更別奢談感激，騎虎難下、進退兩難。我們在產業結構轉型中出現的困境反證了以色列社會學家S．N．艾森斯塔德“從歷史上看，現代化是一個朝著歐美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系統演變的過程”［12］這一論斷。由于歷史文化環境與現實國際環境的差異，中國不可能跟在西方國家后面通過模仿或搭便車的方式實現自身的現代化轉型，而只能基于自身歷史文化與傳統，吸收借鑒現代文明精神與發展成果，落實“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走內生型發展路線，通過整體轉型升級來破解難題，理順政府、市場、社會與個體的關系與結構，超越歐美國家所主導的現代化模式。
三、文明更新與強國夢想
隨著中國經濟社會自身發展與改革開放的深入，近幾年中國社會轉型從局部轉向整體、從個別走向一般、從重點轉向全面，步入整體轉型升級階段。特別是十八大以來，中央更加注重經濟社會發展的質量，強調調結構、轉方式，增強社會發展內生動力，“整體轉型升級，從生產力、生產關系、國家權力運作方式、人的生存方式、外交方略等全方位展開了”［13］。這種全面性的轉型與升級要求我們通過全面的文化轉型走出一條中國獨特的文明新道路，在政治和文化領域對力量轉移和結構轉型升級做出相應的回應和調整，從而調動社會發展內生力量，推動社會結構、經濟結構、人的身心結構的優化，為實現中國夢提供制度保證和文化觀念的支撐。
第一，文明更新的關鍵是優化政治權力結構及其運作方式，提高治國理政水平，實現政治文明更新。改革開放30多年的成就顯示了政治變革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先導性作用是巨大的。面對國內外復雜環境，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轉型與升級在長期一段時間里還將是以政治行政力量為主導。因此，整體轉型升級的關鍵就在于優化權力結構，提高治國理政水平。首先，治國理政要優化執政主體自身結構。各級政府與領導干部是治國理政的主體，他們自身的知識結構、能力結構直接影響著政府應對復雜環境與形勢的能力和效率。執政主體須堅持理想信念與遠大追求，心中有黨，克服精神懈怠;要心中有責，強化問題意識與責任意識，加強學習以克服能力不足的本領恐慌;要心中有民、服務為民、作風親民，密切黨群、干群關系，消除脫離群眾的危險;要心中有戒，懂規矩、有敬畏、講法治、守紀律，積極勤政、遠離腐敗。其次，治國理政要恰當處理政府與市場和社會的關系結構。一方面，放手調動市場的力量，促進社會的功能分化，也就是社會的專業化發展，使市場與社會的活力迸發出來，成為社會自身發展的動力，為中國社會的轉型提供持續性的動力保障。另一方面，強化政府職能，管控資本與市場。我們建設和追求的是社會主義制度，這決定了在中國當家作主的只能是人民及其忠實的代表。壯大資本和市場的力量是為了充分發揮市場和資本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功能，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需要。要始終堅持政府對市場與社會的適度管控，始終尊重市場與社會自身發展的規律做好服務，始終保持黨引導與整合市場力量和社會力量的優勢。另外，治國理政需要宏觀結構認知與微觀結構介入相結合。社會有宏觀結構也有微觀具體，宏觀結構認知確保了治國理政的全局性、系統性與前瞻性，而微觀結構深入、具有可操作性才能使各項政策落到實處，使老百姓真正感受到實惠，從而對社會發展產生推動。無論是從權力運作的主客體結構、關系結構，還是宏觀微觀結構，關鍵都在于實現原有結構向新的結構的轉變和升級，概括來講就是實現政治行政權力運行的理性化、法治化、程序化、制度化。政治行政權力既能管控市場與社會同時又受到有效的監督和制約，三種力量形成制衡而又互助共進的結構關系。這實際上是制度、組織、人和觀念的一次飛躍，需要一系列的文化文明的革新來實現和定型。
第二，文明更新需要超越物的依賴，重建個體精神世界與文化世界，實現人的思想、觀念更新。中國社會的整體升級是文明發展的一種新的飛躍，這種文明新生離不開無數個人的內在提升。中國社會人的精神世界轉型升級是一項極為重要的任務，這是因為我們漫長的封建社會歷史與農業傳統在民眾心中植下了根深蒂固的文化價值傳統，這些文化觀念是我們實現現代化的一種無形的強大阻滯力。首先，傳統“人治”與“集權”環境下形成的官本位文化心態依然嚴重，對等級森嚴的權力結構缺乏反思，領導干部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問題形勢嚴峻。其次，身心結構中重物質、輕精神，物化思維與物化生存越來越盛行，社會產生普遍性的浮躁與精神焦慮。這造成政治上權力擠壓個人權利，經濟領域權力擠壓利益，經濟不獨立、人格不獨立，抑制個人能力開發，社會發展缺乏內生活力，長期以來形成“等、靠、要”的依賴心態。社會發展是社會整體結構的轉型與變遷，同時也是人的成長與發展。社會的現代化，終歸是人的現代化，社會的發展最終體現在無數個體自身的發展上面。法國文化人類學家施韋澤曾直言不諱地說:“最終決定社會未來的，不是其組織或多或少的完善，而是其個人的或多或少的作用。歷史中最重要和最神秘的是許多個人自身的深刻和普遍的變化。”［15］(P80)只有個人在中國社會整體轉型升級的過程中使自身具備了中國文明更新所急需的能力、人格、精神的支撐之時，中國整體升級才能得以實現。
第三，大國新文明要彰顯和平發展、共存共榮的道義性。力量轉移的邏輯告訴我們，從政治暴力到財富利益，再由財富利益到知識、創新與思想，構成比較優勢的力量結構在不斷發生變化。然而，在這一顯性力量邏輯的另一側我們將發現還有另外一條隱性的力量始終沒有隱歿。這一力量就是倫理、道義與文化。因為，暴力也即所謂的政治強制力不能產生持久的合法性使自己免于被更強的暴力所脅迫，掌權者便寄希望于通過政治倫理來對政治暴力進行倫理約束，使政治生活能夠存在一種相對穩定的秩序。當暴力隱退于幕后，金錢和財富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時，為了保證市場交易的可持續性，商業倫理便成為資本主義社會財富交易與流動的一條基本的規矩。知識、科技與創新是第一生產力，在為人類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許多始料未及的后果，戰爭的陰云、核子武器的威脅、生態惡化、墮胎等等，科技倫理、生命倫理應運而生。在政治暴力、財富資本、知識與科技三種力量的背后始終都有一種特定的倫理、道德與文化的力量。這種倫理最為核心的原則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使政治暴力、財富資本、知識科技自身產生一個說理的動力。在現代世界中，任何一個文明的、負責任的國家，其發展都必然凸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黃金倫理法則。憑借自身暫時的某種優勢違背普遍倫理的要求，搞單邊主義、霸權主義與雙重標準，其結果必然是四面樹敵、眾叛親離、玩火自焚。指出，“今天的人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條件朝和平與發展目標邁進，更應該努力建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國際關系”。中國的整體轉型升級只有堅持普遍倫理的法則，始終堅持和平發展戰略，“親、誠、惠、容”地發展睦鄰友好關系，才能夠始終站在人類共同利益的道德高地，引領世界和平發展的潮流與方向，從而實現“近者悅，遠者來”(《論語•子路》)的強國夢想，與四海兄弟共存共榮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方蘭欣 單位：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院
注釋:
①“不落空”是指“在國家政權層面上總體性血緣資本代際交換，強化了不同資本的可轉化性……換言之，在社會的每一次資本轉換和資源占有的風潮中，都沒有落下他們。‘不落空’的幾次高潮(20世紀70年代末的高考、80年代初的出國、80年代中期的‘官倒’、80年代末的‘第三梯隊’、90年代初的‘下海’、90年代中期的買文憑)”。詳見中國戰略與管理研究會社會結構轉型課題組:《中國社會轉型的中近期趨勢與隱患》，《戰略與管理》1998年第5期;孫立平:《總體性資本與轉型期精英形成》，《浙江學刊》2002年第2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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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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