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學開創性研究，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摘要］
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立者和早期領導者，同時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開創者。作為中國最早樹立馬克思主義政治觀的知識分子之一，陳獨秀不僅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一系列基本范疇如階級斗爭、政治、國家、政黨等都有重要而精辟的論述，而且初步形成了一個比較系統、完整的體系，與等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共同為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在中國的確立和發展作出了開創性和奠基性的貢獻。
［關鍵詞］
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史；陳獨秀；歷史貢獻
2013年10月21日，在歐美同學會成立100周年慶祝大會上講話中強調：“歷史不會忘記，陳獨秀、等一批具有留學經歷的先進知識分子，同同志等革命青年一道，大力宣傳并積極促進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創建了中國共產黨，使中國革命面貌為之一新。”［1］有關陳獨秀對建黨的重要貢獻，黨中央給予了高度評價。事實上，陳獨秀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立者和早期領導者，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開創者，而學界對于陳獨秀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重要貢獻卻研究較少。陳獨秀不僅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一系列基本范疇如階級斗爭、政治、國家、政黨等都有重要而精辟的闡述，而且初步形成比較系統、完整的體系，為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在中國的確立和發展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本文著重梳理陳獨秀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指導思想、基礎理論與研究方法等方面作出的理論貢獻。
1關于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指導思想
陳獨秀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首要貢獻，就是在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唯物史觀的過程中，逐漸形成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思想。首先，陳獨秀較早闡述了對唯物史觀的理解。1921年8月，陳獨秀說：“我以為唯物史觀底要義是告訴我們：歷史上一切制度底變化是隨著經濟制度底變化而變化的。我們因為這個要義底指示，在創造將來的歷史上，得了三個教訓：（一）一種經濟制度要崩壞時，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著崩壞，是不能用人力來保守的；（二）我們對于改造社會底主張，不可蔑視現社會經濟的事實；（三）我們改造社會應當首先從改造經濟制度入手。”［2］這些觀點都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本意。其次，陳獨秀提倡運用唯物史觀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陳獨秀認為，“‘學說’的目的在于改造社會的‘弊害’，而不是‘裝飾品’”［3］。1922年5月，陳獨秀概括了“馬克思的學說和行為有兩大精神”，即“實際研究的精神”和“實際活動的精神”［4］。“實際研究的精神”即一方面要認真研究馬克思的學說，最重要的是運用理論去研究國家和社會的各種弊病和問題，特別是經濟政治狀況。而“實際活動的精神”更為重要，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色，在陳獨秀看來，研究馬克思的學說，不能就理論而理論，最重要的是要化為實際行動，投入到革命運動中。實事求是地說，陳獨秀接觸唯物史觀要比稍晚。至少在1920年5月之前，在撰寫《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再論問題與主義》等重要文章時，陳獨秀還沒有真正轉變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但是，1920年5月亦即“五四”運動一周年之后，陳獨秀在的影響下，撰寫了《談政治》《社會主義的批評》等文章，介紹和宣傳了馬克思主義。這些文章，不僅標志著陳獨秀逐漸樹立共產主義理想信念，也表明他開始形成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思想。由于陳獨秀在廣大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和聲譽，故其影響還是很大的，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指導思想的貢獻也不遜于。①事實上，正是由于陳獨秀、等早期中國共產黨人深入研究和宣傳唯物史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才逐步在舊中國“生根發芽”。因此，盡管陳獨秀、等人由于自身及時代的局限，對唯物史觀的認識還存在一些生硬和簡單化之處，但已明確了唯物史觀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指導思想，開啟了時代之先聲。
2陳獨秀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思想的主要內容
陳獨秀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一系列基本范疇如階級斗爭、政治、國家、政黨等進行了深入探討，形成了諸多重要而精辟的闡述，且逐漸形成了較為系統、完整的體系。
2.1階級論
陳獨秀的階級論思想是其政治學思想中的重要內容，是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和階級斗爭學說為指導，在緊密結合中國實際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對無產階級運動和革命有重要影響。第一，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的解讀與宣傳。陳獨秀從人類社會歷史出發，解讀了各個社會形態的階級斗爭，強調了階級斗爭是歷史的產物，并且隨著歷史的發展會有新的形勢和對抗對象出現，但究其實質還是一樣的，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來看待階級斗爭。陳獨秀從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歷史來說明資產階級推翻封建社會的必然性，進一步論證了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必然性，“到了有產階級底生產力發展到了與有產階級社會底制度不適合的時候，社會制度就成了社會生產障礙物，有產階級及有產階級社會底制度也是必然要崩壞的……有產階級不但造成了致自己死亡的武器，還培養了一些使用武器的人……。”［5］陳獨秀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作了簡要解讀，強調了無產階級進行階級斗爭的必然性、歷史性和曲折性。第二，對舊中國各階級的分析。陳獨秀認為，“中國勞動階級和社會主義者的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6］在此前提下，陳獨秀對當時的各階級階層進行了分析。一是資產階級。陳獨秀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可以分為三部分。商業資產階級“時常表現出來愛和平怕革命的心理……若依據他目前心理之表現，遂一口武斷中國資產階級永遠是不革命的，那便未免短視了。”［7］陳獨秀認為工商資產階級雖有懦弱心理，但迫于形勢也能成為參與革命的力量，因為“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國民運動若輕視了資產階級，是一個很大的錯誤觀念。”［8］官僚資產階級“他不但是不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9］陳獨秀認為官僚資產階級是依靠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軍閥而發展起來的，思想守舊，內部等級森嚴，不愿也不可能參與革命，反而阻撓革命進程和事業，其實質就是反革命，所以必須打倒。“小資產階級固不及大資產階級勢力集中，然而企業因競爭而崩壞，生活不安，也足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小資產階級中的知識階級，“在任何階級的革命運動中，他都做過不少革命的功勞，也做過不少反革命的罪惡。”［10］因此，小資產階級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作為革命的力量。二是農民。陳獨秀深知農民力量的強大，但是“農民居于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簡單易于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于遷徙避難茍安，這三種環境是造成農民難以加入革命運動的原因。”［11］陳獨秀認為，農民一定是革命的重要力量，要想發動其參與革命，必須喚醒農民政治覺悟，唯有這樣才能形成強大的革命力量。三是工人。陳獨秀具體分析了工人階級的數量、思想、文化等方面，認識到必須用先進思想武裝工人階級，“工人是社會上有力的階級……工人階級一旦感覺得這種革命于自身亦有利益時，往往成為急進的先鋒……”［12］毫無疑問，工人階級一定是革命中的主要力量，其深受資本主義的剝削壓迫，革命的動力強勁。但是也必須注意克服工人階級“易于決戰的心態”，容易出現左傾冒進主義等錯誤，這對革命的發展是不利的，因此，工人階級是必須發動的力量，首要做的還是喚醒其政治覺悟，用先進的思想武裝之。第三，必須通過階級斗爭獲得無產階級革命勝利。陳獨秀認為無產階級必須通過階級斗爭奪取政權，但在當時資產階級并不是無產階級的主要斗爭對象，“中國社會各階級都處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及本國軍閥兩層嚴酷的壓迫之下”［13］。因此，“散漫的各個爭斗是不濟事的，必須是各階級各部分自由爭民權的各種勢力，在一個統一的目標之下集中起來，成功一個有組織的廣大的國民運動，才有充分反抗軍閥的力量。”［14］陳獨秀關于國民革命的設想是有歷史意義的，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革命的發展。
2.2政黨論
陳獨秀有關政黨的專題著作較少，多見于書信、演講和有關國家或政治的篇目中，但對政黨的認識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研究還是較為深刻的，對當時的革命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都有重要影響。首先，政黨的產生及內涵。陳獨秀首先明確了政黨產生的歷史必然性和鮮明的階級性，“近世國家，無不建筑于多數國民總意之上，各黨策略，非其比也。蓋國家組織，著其文于憲法，乃國民總意之表征。于此等根本問題，倘有異見，勢難并立。過此以往，始有政見之殊，階級之別，各樹其黨。”［15］但政黨之間有本質區別，“吾國所謂民黨之別異于官僚黨者，有一定義焉……即民黨處國家急難時（若袁氏稱帝之類），挺身負責，積極進行，時局稍定，則以不爭政權為貴。”［16］在陳獨秀看來，民黨在關乎國家存亡盛衰的問題上必須當仁不讓，必須擁護與自身意志相同的政府，也必須團結與本黨意志相同的敵黨，爭取做到在最大限度上團結各階級，從而共克時艱。但是其對民黨的奮斗目標還不夠深刻，表明時局平定后民黨以不爭政權為貴，這是保守退讓的，也可能為后期犯右傾錯誤埋下了伏筆。其次，政黨改造是政治改造的關鍵。陳獨秀認為要割除弊政，必須從改造政黨入手，“政黨是政治底母親，政治是政黨底產兒；我們與其大聲疾呼：‘改造政治’，不如大聲疾呼：‘改造政黨’！”［17］雖然人民都活在政治中，但直接參與政治的權利太小，“所以政黨不改造，政治決沒有改造底希望。”［18］因當時的政黨不是政客、官僚把控，就是軍人獨裁，縱然有民主進步的黨派，但內部也不免魚龍混雜，況且各黨派不能精誠團結，反而相互傾扎，甚至與外敵勾結禍國殃民。陳獨秀將舊中國的三害概括為“軍人害、官僚害、政客害”，除“三害”必須“有相當的示威運動”，關鍵是“組織有政見的有良心的依賴國民為后援的政黨，來掃蕩無政見的無良心的依賴特殊勢力為后援的狗黨。”［19］所以，要解決舊中國的政治問題，發動廣大群眾參與政治是基礎，著力解決政黨的改造問題是重要途徑，建立無產階級政黨是關鍵。最后，要割除弊政，必須組建強有力的無產階級政黨。鑒于舊中國魚龍混雜的政黨而導致的混亂不堪的政局，陳獨秀認為必須建立強有力的政黨，發動革命，建立勞動者、無產者專政的政權，“只有以共產黨代替政黨，才有改造政治底希望。”［20］陳獨秀先著重闡述了勞動者的地位，“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貴重呢？……我以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21］當時中國無產階級的地位卑，待遇差，覺悟低，針對這種情況，陳獨秀在1920年五一勞動節《勞動者底覺悟》的演說中，號召廣大勞動者要覺悟、要斗爭，先從要求改善待遇開始，進而覺悟到要求管理權，最后他講到，“中國古人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F在我們要將這句話倒轉過來說：‘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于人’。”［22］由此可見陳獨秀對無產階級參與革命運動和組建政黨充滿期盼。陳獨秀從一個倡導以資產階級民主共和為目標的改良者，轉變為了立志以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者，他將列寧《國家與革命》中“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奉為格言，“想努力實行這些理想，都非經過無產階級專政不可……我們要知道‘無產階級專政’這句話，說很容易，做起來著實是一件艱難的大事業，千頭萬緒，不是容易可以實現的……無產階級非有強大的組織力和戰斗力不可，要造成這樣強大的組織力和戰斗力，都非有一個強大的共產黨做無產階級底先鋒隊與指導者不可。”［23］強調了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有關無產階級政黨的作用和任務及其黨員的黨性，陳獨秀認為，“共產黨、無政府黨、國民黨及其他黨派在勞動運動的工作上，應該相互提攜，結成一個聯合戰線……在這條聯合戰線上，共產黨有兩大重大的任務：一是比他黨更要首先挺身出來為勞動階級的利益而奮斗而犧牲；一是監督他黨不使他們有利用勞動運動而做官而發財的機會。”［24］對于共產黨員來講，更不能謀私利，或畏懼不前，一旦發現，“共產黨便應該立即驅逐這種的敗類的黨員出黨而毫不顧恤。”［25］這些觀點是陳獨秀在建黨第二年針對當時革命現狀提出的，雖沒有提出無產階級政黨領導革命，但提出了各黨派聯合起來共同革命的主張，強調了在革命中共產黨有監督他黨和嚴格自我約束的義務和宗旨，這在當時是頗具進步意義的。
2.3革命論
陳獨秀從世界著眼，比照法蘭西、德意志、日本特別是俄國的革命運動來思考和探索中國的革命。首先，革命是社會組織進化過程中“頓變”的現象和重要推動力。陳獨秀用唯物史觀分析了人類社會的演進，強調“革命”在社會組織進化中的作用，“我們須知社會的進化，不是循環的或超越的，也更不是退后的；乃是依歷史的階段而進步，非速亦非遲，不過采用革命的手段而促其進化，或許能使他變快一些罷。”［26］其次，革命不光要革故，重在更新。陳獨秀在給卓魯的回信中說：“革命者，一切事物革故更新之謂也。中國政治革命，乃革故而未更新。”［27］陳獨秀認為，當時中國各種思潮涌動，有關中國如何革命、走什么樣道路的問題紛爭不止，而決定守舊或革新是解決政治問題的關鍵抉擇，“新舊兩種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斷然不能相容；要想兩樣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馬，一樣不成。”［28］再次，革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陳獨秀認為，“革命應以社會組織進化為條件，不應以武力暴動為特征……凡是一個革命家萬不可誤認革命之手段（武力暴動）為革命之目的（社會組織進化）。”［29］革命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推動力，陳獨秀在號召廣大群眾參與革命事業的同時也提醒人們要清楚革命的作用和意義。最后，只有堅決的革命無產階級才能勝利。陳獨秀認為，社會進化中，“力量用的最劇烈的就是革命。”［30］他批判了社會、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等主張的非革命斗爭方式，“共產黨和社會是同樣主張取得政權，所不同的，就是方法不同。共產黨主張用革命方法，取得工人獨裁的政權，社會主張用議會方法，取得工人和資產階級妥協的政權，這是共產黨和社會大不相同的地方。”［31］綜上所述，陳獨秀將“革命”奉為實現共產主義的第三大原則，強調革命必須貫穿共產主義事業的始終，認為革命的方法是“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的鮮明特色。現在看來，陳獨秀關于守舊或革新的部分觀點還有待商榷，因為這種結合未嘗不可，西方的革命或者改革的方法和路徑畢竟能為當時中國的革命提供一定的借鑒和啟示，而對于傳統文化也不可全部否定，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即可。因此既不可生搬硬套西方的法子，也不可襲用中國舊的法子，將二者巧妙結合最重要。從這一點上說，陳獨秀的觀點似乎將二者過分割裂，但是從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上說，陳獨秀得出這樣的觀點也是情理之中。因為當時面臨著混亂的政治局面，各黨派都拋出了自己的方案，學德國、學法國、學日本等等，無外乎全面西化、中體西用、沿襲舊制等方式，但是都因封建思想的殘余而走向畸形，造成中不中、西不西的窘境，搞出了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的笑柄。因此從這個角度考慮，陳獨秀發出對于“守舊或是革新的國是”問題是必要的，也是當時迫切需要回答和解決的。
2.4國家論
陳獨秀對“國家”的概念、內涵、作用、性質等有諸多論述，其中“國”的內容、“國”與“朝”的區分以及批判其他不科學國家論的思想和論述有較大啟示意義。第一，明確“國家”的概念和內涵。經過甲午中日戰爭和八國聯軍的侵略，陳獨秀才深知“國家”之精義，“才知道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應當盡力于這大家的大義。”［32］而國家的內容有三項，一是土地，二是人民，三是主權。這三個基本要素是緊密聯系的，缺一不可。然后，陳獨秀對“國”和“朝”的概念進行了厘清，“我們中國人，不懂得國字和朝廷的分別，歷代換了一姓做皇帝，就稱做亡國……這國還是國，并未亡了，這只可稱做‘換朝’，不可稱做‘亡國’。”［33］進而，陳獨秀劃清了“愛國”與“忠君”的界限，因為國人對愛國的理解始終與“忠君”掛鉤，陳獨秀想極力改變這種不正確的國家觀，“近世歐美人之視國家也，為國人共謀安寧幸福之團體……其所謂愛國心者，與華語名同而實不同。”［34］陳獨秀著重批判了國人“忠君”即“愛國”、“朝”即“國”等封建思想，闡明了國家和愛國的真正內涵，啟發了民智。第二，批判不符合當時實際的國家論。鑒于當時封建思想殘余嚴重，且共和政體屢遭踐踏，陳獨秀認為，要建立新的國體，必須首先掃除封建思想，“如今要鞏固共和，非先將國民腦子里所有反對共和的舊思想，一一洗刷干凈不可。”［35］同時陳獨秀旗幟鮮明地反對盛行一時的聯省自治或聯邦制的資產階級國家觀，“他們的聯省論……不過聯省自治其名，聯督割據其實，不啻明目張膽提倡武人割據，替武人割據的現狀加上一層憲法保障。”［36］在對聯邦制和無政府主義的批判中，陳獨秀思索著新的國家觀，“我承認國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義……但我承認這工具有改造進化的可能性，不必根本廢棄他，因為所有者的國家固必然造成罪惡，而所有者以外的國家卻有成立的可能性。”［37］陳獨秀的“成立所有者以外的國家”著實發人深省。第三，通過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陳獨秀深知舊中國資產階級的強大，認為無產階級只有從資產階級手里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才能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撲和抵抗，“無產階級革命后，若是不把這最大的武器拿在自己階級手里，利用這最大的武器，徹底破壞資產階級之根底，那資產階級隨時都可以起反革命，重復用這最大的武器壓迫無產階級。”［38］可見，陳獨秀認為，無產階級革命不僅要建立勞工專政的國家，且需要牢牢掌握政權，從而完成由游民政治向職業政治的理想轉變。綜上所述，陳獨秀以馬克思主義國家觀為指導，切中時弊地對當時不科學的國家觀念、建設理論、改造理論進行了批判，宣傳了馬克思主義國家觀，明確了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主張。
2.5政治論
陳獨秀作為革命先驅，率先學習、樹立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政治觀，積極思考如何打破舊政治，并通過革命實踐來探索建立新政治的根本途徑。首先，樹立馬克思主義政治觀。陳獨秀首先批判了廣大民眾對政治的冷漠，“除非逃在深山人跡絕對不到的地方，政治總會尋著你的。”［39］接著，針對無政府黨人對“強權”、“國家”、“法律”和“政治”之間關系錯誤的認識，陳獨秀說：“我們應該明白強權、國家、政治、法律是一件東西底四個名目……強權所以可惡，是因為有人拿他來擁護強者無道者……若是倒轉過來，拿他來救護弱者與正義，排除強者與無道，就不見得可惡了。”［40］所以“我們把國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種改良社會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必將他拋棄不用。”［41］陳獨秀一方面強烈反對置政治于身外的超然政治觀，也嚴厲批判了“去政治”的空想政治觀。緊接著，陳獨秀認為必須用“強權”建立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陳獨秀認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事就是資產階級剝削壓迫無產階級，因此“只有被壓迫的生產的勞動階級自己造成新的強力，自己站在國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機關，把那壓迫的資產階級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將財產私有、工銀勞動等制度廢去，將過于不平等的經濟狀況除去。”［42］可見，陳獨秀較早地樹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觀。其次，打破舊政治。陳獨秀早期特殊的歷史年代，決定了他對現實政局的深惡痛絕，他旗幟鮮明地反對帝國主義、封建官僚主義、軍閥割據、，主張以階級斗爭方式進行政治革命，并對中國革命的步驟作了大膽的設想。一是打破封建軍閥的武力政治。陳獨秀認為舊中國政治紛爭的根源，是軍閥割據，“此種武力政治倘不廢除，不但共和是個虛名，就是復辟立君也沒有辦法。”［43］二是拋棄思想。陳獨秀分析了德意志和日本的統一之路，對比舊中國的各派軍閥和勢力，認為當時中國無一黨派能統一全國，況且各派內部四分五裂，外部又相互傾扎，因此主張，“一碗飯要大家吃，若想一人獨吃，勢必大家爭奪，將飯碗打破，一個人也吃不成！”［44］陳獨秀認為各派應停止“窩里橫”，一致對外，放棄的幻想。最后，建立新政治。陳獨秀在針砭時弊的同時，也在思考新政治。在《我的解決中國政治方針》演講中，他先介紹了各國政權轉變的趨勢和類型，然后結合中國國情指明了新政治的歷史方位，還設想了新政治的組織形式，即行政委員會、議會和法院，并且對新政治的實質進行了說明，比如，個人的言論、出版、集會、婚姻，有絕對的自由權利；中央地方權限的規定；經濟制度的規定。這些都是提綱挈領的概括，但顯示出了新政治的實質，陳獨秀說：“新的政治比起舊的政治來，最大重要的理想，就是沒有職業的人不得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就是拿現身從事農工商業務及勞動者執政———即職業政治，來代替貴族、軍人、官僚、政客等無職業者執政———即游民政治。”［45］陳獨秀希望廣大勞工能關心政治、參與政治，用勞工專政的職業政治代替不懂政治或者以政治為幌子進行專制統治的游民執政。上述這五個方面是陳獨秀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思想的主要部分，從現代政治學的觀點來看，這些屬于政治主體和政治發展的范疇。盡管陳獨秀沒有專門論述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專著，但他對政治學中諸如階級和階級斗爭、國家、革命、政黨等一系列基本問題都作了深刻論述和發揮，提出和初步回答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領域的一些重大問題，因此從現代政治學的角度來看，陳獨秀的這些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學思想是各部分都緊密聯系的邏輯整體，形成了較為完整的體系，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3關于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研究方法
陳獨秀是中國最早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實際問題的政治學家之一，這都直接體現在其政治學思想和革命實踐中。
3.1堅持唯物史觀
陳獨秀深諳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道理，在《馬克思學說》中專題解讀了唯物史觀，在《答蔡和森》的回信中寫到，“歷史上一切制度底變化是隨著經濟制度底變化而變化的。”［46］且特別注重社會進化中革命的力量，認為革命是社會形態變遷、促進社會進步的重要推動力。
3.2堅持科學的實踐論
陳獨秀深知實踐的重要性，他厭惡整天坐而論道的人，在《吾人最后之覺悟》《勞動者底覺悟》《敬告青年》等篇目中始終強調民眾要在政治覺醒的基礎上積極投身革命實踐，及時總結革命實踐經驗后再投身實踐。同時，陳獨秀認為必須歷史地看待革命運動，表明革命不可一蹴而就，即使無產階級取得勝利，仍需與資產階級進行長期的斗爭。
3.3堅持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和階級斗爭學說
陳獨秀科學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思考和探索革命實踐，在《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中，具體分析了各階級的特點、局限以及參加革命的可能性，論述了革命的歷史方位、任務、對象、動力、實現途徑等，從而深刻影響并推動了革命運動。
3.4重視人民群眾的力量
在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陳獨秀目睹了太多老百姓的疾苦，通過《貧民的哭聲》《老爺們的衛生》《貧民窟》等詩歌和散文，諷刺當時懸殊的貧富差距，在同情廣大無產階級的同時，也認識到了無產階級潛藏的巨大力量，因此他深入群眾，發表了《勞動者底覺悟》《關于社會主義問題》等演講，號召大家團結起來，共同投入革命事業。
總之，陳獨秀在“五四”前后和建黨前后，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許多問題都進行了深入研究和探索。雖然由于種種原因，陳獨秀對無產階級領導權等問題的認識還存在一些不足，但是，從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史的角度上看，陳獨秀和一樣都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作出了開創性的歷史貢獻。
作者：高宇 張世飛 單位：中央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參考文獻：
［1］在歐美同學會成立100慶祝大會上的講話［DB/OL］.新華網，2013-10-21.
［2］［3］［4］［5］［17］［18］［19］［20］［21］［22］［23］［24］［25］［30］［36］［37］［39］［40］［41］［42］［45］［46］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11，274，453，447-448，389，388，18-19，389，226，227，466，455，455，388，470，256-257，249，250-251，254，252-253，239，411.
［6］［7］［8］［9］［10］［11］［12］［13］［14］［26］［29］［31］［38］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3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88，154，156，154，157，157，158，160，25，63，3，81，82.
［15］［16］［27］［28］［32］［33］［34］［35］［43］［44］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22，320，366，418-419，44，54，146，334，417，418.
［47］吳漢全.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史概論（1919—1949）［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
［48］張世飛.: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先驅［J］.政治學研究，20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