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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媒介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不斷發展和豐富的，它推動了教育的進一步發展。奴隸社會時期甲骨文、金文、簡牘，到書寫材料紙的普及，再到印刷術的發明與改進，這樣一個教育傳播媒介的發展歷程。我國遠程教育是隨著紙的普及開始萌芽，在近代西學東漸的背景下，嫁接上西方遠程教育逐步發展起來的。
［關鍵詞］
教育媒介;遠程教育;起源
關于我國遠程教育的起源問題，前輩學者有相關研究，首先涉足者當屬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的丁興富。他撰寫系列文章對遠程教育發展歷程及關涉遠程教育發展的重要問題進行了細致探討，使我們對遠程教育有了一個較為全面的認識，其中對我國遠程教育起源的梳理影響尤深，成為之后遠程教育界的共識。謝新觀、張亞斌等亦致力于此，對之前認為我國遠程教育是歐風美雨的產物進行了延伸研究，從人類起源、人類社會形成等視角研究其起源問題。各研究者都就此問題提出了真知灼見，對推動我國遠程教育發展史研究意義重大。在此，筆者不揣淺陋，由教育媒介發展歷程入手來探討我國遠程教育起源問題，敬請方家指正。
一、甲骨文金文與簡牘時代
夏商周開啟了華夏文明史的序幕，進入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文字的出現與應用。我們的祖先已經用簡單的符號表達簡單的意思，到了夏朝應該有了相對較為成熟的文字，只不過限于缺少相關記載及考古的直接證據，我們還不能了解夏朝文字的具體情況。到了商朝，我國文字已經相當成熟了，當時的文字被我們稱為甲骨文，名稱的由來是因其是刻在龜甲和獸骨之上的文字。甲骨文反映的內容主要是對一些當時重大事務的占卜內容，比如軍隊要行軍打仗或王要狩獵，事先將這些事情刻于龜甲獸骨之上，放在火上燒烤，根據龜甲獸骨燒烤后裂開的紋理預測吉兇。當然，有時也會將重要事務的過程、結果記錄在龜甲或獸骨之上。因此我們可以看出，甲骨文出現時期，由于有了能準確表情達意的文字符號，使當時人們能將想讓后世知道的事情很好地表達。但同時我們從其內容上看，甲骨文記載的內容與后代的《實錄》等歷史類文獻有異曲同工的效果，不是以教育為目的的，因此此時不可能有遠程教育的因子。商朝時期的文字除了甲骨文之外，還有金文。所謂金文，顧名思義就是鑄刻于金屬器物之上的文字，當時金屬器物的代表是青銅器。迄今為止我們考古發掘了大量青銅器，其中以鼎居多。鼎在奴隸社會時期是國之重器，象征和代表著國家權力，故有“一言九鼎”的說法。當時的統治者鑄造鼎不光是制作一個器物，關鍵是在上面鑄刻文字。由于鼎一般重量和體積都很大，如迄今為止發掘的最大鼎———司母戊鼎重量達830余公斤，高度竟達133厘米。由于體積較大，因此鼎身可以鑄刻大量的文字，其信息量自然是甲骨文無法堪比的。但鼎上鑄刻的內容，往往是為祖先或自己歌功頌德的，如非常著名的《毛公鼎》，共32行，499字，在為祖先豐功偉績歌功頌德的同時，記載了當時的王治理國家的功績，如同后世的紀念碑，其教育功能似乎不強。更為重要的是鼎作為國之重器，不能輕易示人，能夠觀瞻鼎上內容的人不多;加之鼎非常笨重，搬移不易，更削弱了其教育功能。因此，金文出現亦不可能促使遠程教育的萌芽。幾乎與甲骨文、金文同時代，出現了另一種書寫材料，它是書寫材料方面意義重大的一次變革。當時人們將竹子削成竹簡，在上面刻上文字，到后來發明了毛筆及墨汁，就直接用毛筆在竹簡上寫字。由于竹簡質地較龜甲獸骨及金屬都更易于刻上文字，且竹簡也便于獲取，因此可以記載更大量的信息，不再僅僅局限于國家大事，這樣獲取知識的人不再限于宮廷內部及達官貴人了。而且為了便于攜帶，人們用牛皮繩將竹簡穿在一起，形成簡牘，這是我國最古老的書籍形式，據記載孔子勤于閱讀，一本簡牘往往閱覽數次，甚至將牛皮繩翻斷多次，有“韋編三絕”的說法。簡牘的出現，讓獲取知識的權利不再局限于特權階層，教育對象進一步擴大了，這也是孔子能夠聚徒講學，開辦私塾的一個先決條件，也使自春秋末期后我國教育飛速發展，出現“百家爭鳴”的重要原因。由于前人知識通過竹簡更大范圍地傳遞給子孫后代，有了“時空分離”的特點，因此這一時期除了教育飛速發展外，對遠程教育的萌芽具有一定推動作用。
二、紙張普及時代
簡牘的出現對知識的傳播無疑是跨時代的，直接促成了教育下移，這也是孔子提出“有教無類”的先決條件。但簡牘也有其致命的缺陷。最大的缺陷在于相當笨重，不易攜帶。據記載，西漢時期東方朔有一次向漢武帝上了一份奏折，由于篇幅較大，結果寫奏折的竹簡非常沉重，最后由幾位大力士抬著進宮。正因如此，古人讀書往往是以車載量來衡量學問，才留下“學富五車”的說法，也才有“汗牛充棟”的形容。當然就知識量而言，當時五車書對今天的人們來說并非是天文數字。正因如此，阻礙了知識在更為廣闊的范圍內傳播。當然，有人會問，在這一時期除了簡牘之外，不是有帛書嗎?確實如此，當時達官貴人將文字用毛筆寫在絹帛上，這就是帛書。絹帛非常輕柔，體積又小，便于攜帶。但，絹帛為奢侈品，不可能是人人都能享用的，連東方朔給皇帝上的奏折也不可能用絹帛書寫。因此，絹帛作為書寫材料只是小范圍內使用，并不可能推廣。直至東漢時期，蔡倫改進了造紙術，使紙張的使用慢慢普及，傳媒系統再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紙是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一，據相關研究表明造紙在我國古代歷史非常悠久，它是伴隨著絲織業發展起來的，將絲綢制作過程中的絮狀漂浮物經過處理，形成薄薄的片狀紙張用于書寫。由于當時只能用蠶絲殘留物造紙，限于材料，使得紙的數量非常有限，價格昂貴，無法推廣。至東漢時期，蔡倫總結前代造紙經驗，經過實踐，改進了造紙術，使之前以蠶絲為原料的造紙術發展成以樹皮、麻繩、破布、漁網等為原料的造紙術，由于原材料便宜易得，紙的產量大幅度提高，紙的價格也較為合理，這有利于紙的推廣。造紙術改進后，紙的進一步普及，書籍告別了過去“汗牛充棟”的簡牘形式，轉而成為較為輕盈便于攜帶的紙張，極大地便利了知識的傳播。正因如此，才會出現西晉時期大文豪左思做《三都賦》，在讀書人中廣為傳抄，由于抄書需要大量紙張，一時引起“洛陽紙貴”的局面。由于紙的普及，使書籍不僅在城市，而且在廣大鄉村，甚至窮山僻壤都流傳開來，對教育的發展居功至偉，筆者認為我國遠程教育至此時開始萌芽。當然，遠程教育因素的不斷加強不僅僅與紙的普及有密切關系，也與我國郵驛制度的發展有密切關系。我國古代，人們與遠在他鄉的家人、親友傳遞感情的最主要途徑就是鴻雁傳書。這時期信件能傳送給對方，郵驛系統做出了巨大貢獻。郵驛系統，是我國古代政府建立的用于信息傳遞的專門部門，相當于現代的郵局。古代郵驛的建立時間，尚無定論，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殷商時期的文獻中已出現了對郵驛的記載，說明當時已經有了郵驛機構，但當時是制度初創時期，還不完備，功能還不健全。至秦朝，始皇一統天下，修建了統一的馳道，建立起通往全國各地的交通系統，這極大地促進了郵驛業的發展。隨著紙的普及，郵驛系統的功能除以前專門傳遞國家軍事、經濟等重大情報的功能外，還增加了傳遞普通書信的功能。由于郵驛制度越來越完善，人們傳遞信件較為便利，古人漸漸習慣用書信傳遞信息。當然這些書信中除了傳遞家長理短的信息外，也有討論學習的書信，此類書信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唐代大文豪韓愈的《答李翊書》，這是韓愈寫給虛心向自己請教的后生李翊的一封書信，信中韓愈除了給李翊介紹自己學習古文和從事寫作的切身體驗和艱苦歷程外，建議文章中要有道德作為靈魂，認為“氣盛則言宜”。除此之外，清代的曾國藩所撰《曾國藩家書》里面也有諸多他寫給家鄉幾位兄弟關于學習方面的諄諄教導。因此，實質上此時的這些有關教育的信件，其教育的指向性特別明確，而且“時空分離”的特點明顯，與學者們研究的歐洲遠程教育萌芽時教會寄給教友們的信件有異曲同工的功能，因此這一時代可視為我國遠程教育萌芽時期。
三、印刷時代
由于造紙技術的改進，紙的使用得到普及，可以進入尋常百姓家。但人們所讀之書還是需要借用別人的書自己手抄才能得到，這樣做不但費力費時，影響讀書的進度，最為致命的是書在傳抄過程中往往會出現筆誤，會不斷以訛傳訛，嚴重影響了讀書的質量。因此，在印刷術發明之前，政府為了排除讀書人的這一煩惱，服務當時的考試制度，往往下大力氣聘請能工巧匠及大儒共同制作石經，供讀書人校對書籍。但，對于居住外地的大多數讀書人來說，由于路途遙遠，想要和國家正式的石經版本校對卻并非易事。因此，刊刻石經依然不能解決能將正確知識廣泛傳播的問題。到了唐朝中后期，人們終于發明了雕版印刷術。這是最初的印刷術，就是在一個木板上雕刻上文字，再蘸上墨汁，印在紙張上，如同我們在石碑上拓片一樣，可能也是通過石碑上拓片帶來的靈感。這樣只要雕刻時沒有錯誤，印出來的所有東西都和刻板上一模一樣，減少了書籍的錯誤率。更重要的是一勞永逸，某本書籍只需刻一個版就可大量印制。但雕版是慢工細活，制版需要很長時間，且一個版只能印一種書，這就影響了印書的種類。據研究，由于雕版效率不高，在雕版發明之初，僅僅印刷對國家至關重要的文字資料，如關系國計民生的黃歷，以及統治者推崇的佛教經典，現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就是唐朝后期印制的《金剛經》。因此，靠雕版印刷來促進知識的傳播任重而道遠。但科技是在不斷積累經驗的過程中進步的。到了北宋時期，著名的發明家畢?發明了活字印刷術。這種印刷術就是將每個字用金屬或膠泥做成一個小模板，需要排印某本書就將零散的各字按書的內容組合起來，進行印刷。當這類書印刷完畢，再將各字拆下來，可供別的書排版時使用?；钭钟∷⑿g的優勢非常明顯，只需要將常用字都做出模板，就可以反復利用，提高了模板的利用率，也提高了書籍的印刷速度，更有利于書籍的普及和知識的傳播;活字印刷術另一個優勢在于，當雕版印刷時，如果版子上出現錯別字或漏字的情況就只能將錯就錯，而活字印刷出現這種情況可以換字，非常輕松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因此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對我國乃至世界文化傳播來說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從此，書籍逐步得到普及。時至今日遠程教育的學習資料中書籍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主要材料。而印刷術的出現，剛好解決了書籍普及的問題，這對萌芽后遠程教育的發展意義重大。
四、西學東漸時代
近代對于我國來說是一個苦難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重新審視自己，不斷蛻變的時代。自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西方列強利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門戶，我們就開始了不斷受辱的苦難歷史。在這一苦難歷程中，一批有志之士積極尋求救國之道。一些知識分子勇敢面對現實，主動向西方學習，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從此，我國開始了一個西學東漸的歷程。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成為那一代人的共識。洋務運動是這一時期西學東漸的代表。雖然實踐證明，只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但是不可否認這一運動卻大大推進了中國近代化進程。我們通過西學東漸運動，不但建立了一批近代工業，而且使我國的教育也逐步步入近代化。其中就包括對西方遠程教育制度的引進與嘗試。在遠程教育引進方面首開其端的是我國近現代教育家蔡元培，他于1902年創辦中國教育會，學習西方函授之法，開展通信教授法。繼之，1914年，商務印書館也創辦了函授學社，開創了我國專職從事函授教育的先河。至20世紀20年代起，這些函授教育機構開始利用廣播、電影、幻燈等西方傳入的先進技術發展函授教育。至1936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在大勢所趨的形勢下，成立了電影教育委員會，專門管理此時的遠程教育。這樣我們現代意義的遠程教育便在中國生根發芽并逐步發展起來了。
五、結語
我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文明的歷史非常悠久。進入奴隸社會時期，隨著文字的不斷成熟，出現了甲骨文、金文、甚至簡牘，豐富了知識傳遞的手段，但由于此時是我國傳統學校教育發展初期，加之這些教育傳播媒介不能實現對知識的大范圍傳播，因此此時也不可能有遠程教育。直至東漢時期改進造紙術，紙逐步普及化，書籍可以進入尋常百姓家，此時人們也開始用書信表情達意，有許多書信涉及教育方面內容，這與西方最初的函授教育形式完全相同，筆者認為此時可視為我國遠程教育的初步萌芽時期。隨著印刷術的發明和改進，使人們更容易得到書籍，使知識傳播的范圍進一步擴大，這對我國遠程教育的加強意義重大。進入近代，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我們在受屈辱的過程中，學習西方列強的先進技術及制度，在教育領域也引進了西方的函授教育，并逐步利用廣播、電影等形式開展函授教育，這樣我國遠程教育形式也正式出現。因此，遠程教育在我國古代已經開始萌芽，隨著近代的西學東漸，經過西方遠程教育的嫁接，發展成現代意義上的遠程教育。
作者：張小永 王晗 單位：陜西廣播電視大學科研處 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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