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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力整頓校外教育培訓機構是2021年的重要工作。國家將出臺哪些措施監管培訓機構？在從嚴監管的背景下，校外培訓機構該何去何從？文章指出要有效監管培訓機構，應該創新監管體系，實施教育備案審查制；要標本兼治疏導家長對培訓的需求；校外培訓機構要回歸“做教育”的初衷。
關鍵詞：校外培訓；監管體系；教育生態
2021年4月底，國家監管層連續兩天對校外教育培訓機構提出點名批評，政策層面的嚴厲監管趨勢愈發明確。4月25日，北京市市場監管局消息稱，近期會針對群眾反映強烈的校外教育培訓機構組織專項檢查，依法查處校外教育培訓機構價格違法、虛假宣傳等行為。其中跟誰學（后更名為高途課堂）、學而思、新東方在線、高思四家校外教育培訓機構被頂格罰款50萬元。5月10日，作業幫、猿輔導又因虛構教師經歷、低價誘騙等不法作為被頂格罰款250萬元。必須指出，這是正常的監管工作，對校外培訓機構存在的違規現象，要進行通報。同時，這也確實傳遞出從嚴監管的信息，對校外培訓機構的違規處罰要動真格。教育部黨組書記、部長陳寶生在202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提出，十四五時期要大力促進學生身心健康全面發展，同時把大力度治理整頓校外培訓機構作為今年的重點工作之一，目標是減輕學生和家庭負擔，把學生從校外學科類補習中解放出來，把家長從送學陪學中解放出來。那么，接下來對校外教育培訓機構的監管會有哪些新招數？在從嚴監管的背景下，校外教育培訓 業將會有怎樣的發展走向?
一、把所有校外培訓機構納入監管，需創新監管體系，強化過程監管如何有效監管校外教育培訓機構？
監管部門的監管思路之一是提高校外培訓機構的準入門檻，不再審批新的校外教育培訓機構。這一措施貌似嚴格，但可能適得其反。首先，提高準入門檻將意味著很難再辦出證照，那么，那些無法辦出證照的機構是不是就不開展培訓業務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從現實看，無法辦出辦學許可證、營業執照的機構，很可能轉到地下經營，游離于監管之外。對于這些容易查證的機構，監管部門可以取締，然而，當這些機構隱藏在居民小區中，甚至就在居民家中時，是很難取締掉的。由于這些機構無證無照，或者有照無證，在沒有被監管部門發現并取締之前，他們是不被監管的，所有適用于校外培訓機構的監管措施對它們都不管用，因而容易產生更多培訓亂象。近年來，不少破產關門、卷款而逃的培訓機構，在家長維權時才被監管部門發現沒有合法的資質就是例證。由消費者及時舉報或者不選擇沒有合法資質的機構，以此讓這些機構難以生存，這種做法適合對很多行業的監管，但對教育培訓業可能并不合適。原因是有的家長并不在乎機構有無合法資質，甚至有沒有機構都無所謂。如有的家長找學校老師給孩子補課，老師并沒有成立培訓機構，就在自己家里“開班”，家長繳費老師也不給發票。眾所周知，在職教師進行有償家教是違反師德規范的，家長對此也很清楚，但主動請教師補課的家長會舉報教師有償家教，以及教師補課沒有合法的資質嗎？其次，提高準入門檻后，會抬高有合法資質的校外培訓機構的成本，進而推升培訓價格，增加家庭的教育培訓支出。培訓的價格是由市場供需關系決定的，當培訓需求沒有減少時，培訓供給減少，培訓價格必定走高。調查顯示，監管從嚴提高了培訓機構的準入門檻，我國各地都出現了有合法資質的培訓機構培訓價格上漲的現象。這又進一步給了沒有合法資質的機構地下經營的空間，由于這些機構的培訓價格低，且往往就設在居民小區之中，受到不少家長的歡迎。因此，更為理性的監管思路應該是降低準入門檻，把所有機構都納入監管，并通過培訓機構的合法競爭，提高培訓質量與降低培訓價格。而在降低準入門檻之后，對培訓機構的監管適合采取教育備案審查制。即從以前的重前置審批轉向重過程監管，要求所有校外培訓機構開展培訓業務時，要向監管部門備案培訓項目、內容、師資、收費等情況。校外培訓機構普遍實行預付款經營模式，要監管采取預付款經營模式的企業，需要建立備案制，否則就可能出現服務質量糾紛、退費糾紛，以及經營者破產關門、卷款而逃等侵犯消費者權利的問題。對于校外培訓機構，我國還明確要求不得進行提前教育、超前教育，不得虛假宣傳、違規收費，那么，如果沒有教育備案審查制，監管部門如何了解培訓機構的培訓內容和師資情況呢？這不能指望家長舉報，因為很多家長選擇培訓機構，就是希望獲得提前教育，另外，家長也無精力和專業能力去核查培訓機構包裝的名師是真是假。
二、立法禁止校外培訓機構的超前教育。
防止教育“內卷”2021年4月，教育部印發《關于大力推進幼兒園與小學科學銜接的指導意見》，文件明確提出，幼兒園不得提前教授小學課程內容，不得布置讀寫算家庭作業，不得設學前班；幼兒園出現大班幼兒流失的情況，應及時了解原因和去向，并向當地教育部門報告。文件要求教育部門應根據有關線索，對接收學前兒童、違規開展培訓的校外培訓機構進行嚴肅查處并列入黑名單，將黑名單信息納入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按有關規定實施聯合懲戒。對于校外培訓機構面向6歲以下的幼兒進行學科知識培訓以及在線教育，教育界比較一致的意見是一律禁止，因為這違反了基本的教育規律，不利于幼兒的健康成長。但治理培訓機構的超前教育，僅僅靠行政規章是不夠的。早在2011年，教育部就曾發出《關于規范幼兒園保育教育工作防止和糾正“小學化”現象的通知》，嚴禁幼兒園提前教授小學教育的內容。幼兒園不得以舉辦興趣班、特長班和實驗班為名進行各種提前學習和強化訓練活動，不得給幼兒布置家庭作業。2018年，教育部辦公廳的《關于開展幼兒園“小學化”專項治理工作的通知》明確，“社會培訓機構也不得以學前班、幼小銜接等名義提前教授小學內容，各地要結合校外培訓機構治理予以規范”。但是，近年來，幼兒園小學化的問題更為嚴重。治理超前教育是一個涉及不同利益群體的復雜問題，就面向6歲幼兒的超前教育而言，牽涉幼兒園的辦園理念、師資隊伍建設、課程與游戲活動開發、“幼升小”嚴格落實就近免試入學不得對幼兒進行任何形式的測試、小學堅持“零起點”教學，以及校外培訓機構不進行學前培訓等諸多方面。為此，要進行有效的治理需要出臺《禁止超前教育法》，把幼兒園小學化、校外培訓機構面向幼兒進行違規培訓，以及小學不堅持“零起點”教學等違規行為均納入法制軌道治理。
三、遏制培訓機構的“焦慮營銷”2020年上半年，因受肺炎疫情的影響，我國各地都暫停了線下教育培訓，這讓線上教育獲得爆發式增長的機會。
在線教育機構的表現卻令人大跌眼鏡，甚至可以說，“頭部”在線教育培訓機構的“燒錢營銷”“焦慮營銷”，是進一步從嚴監管培訓機構的導火索。據媒體統計，依據各大在線教育平臺的財報，僅3家在線教育機構從2020年2月到11月的營銷費用就超過100億，燒掉了約4個蛋殼公寓的市值。據QuestMobile報告，僅2020年6月，有3家在線教育平臺在線上投放上就燒掉了11.13億——每秒鐘約燒掉423元。今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王學斌建議針對教育類廣告制定專門性法律、法規、細則，對教育類廣告內容的真實性、價值觀導向等進行嚴格審核，嚴禁任何形式的虛假廣告；加強對網絡空間教育廣告投放的管理，尤其是各種網課平臺、網絡內容平臺、涉及青少年的網絡社交平臺，對其所登載的教育廣告信息進行嚴格審查；嚴格控制各大網絡平臺的教育類廣告的投放量；嚴禁不適合青少年接觸的廣告信息投放。他的建議得到社會輿論的普遍支持。有人甚至提出借鑒禁止煙草廣告的做法，全面禁止培訓機構投放廣告。限制校外培訓機構廣告很有必要。一方面，鋪天蓋地的培訓廣告加劇了家長的教育焦慮，意圖把本來作為學校教育補充的校外培訓變為“全民培訓”；另一方面，不少教育培訓廣告都存在宣傳提前教育、超前教育和進行虛假宣傳的問題。培訓機構還和一些自媒體、公眾號合作，這些自媒體、公眾號往往以“現身說法”的方式開展宣傳，名為分享育兒經驗，實際是“雞娃”。這些公眾號也被稱為是“雞娃號”。“頭部”校外培訓機構進行“燒錢營銷”是為了追求流量與規模，希望通過這種營銷方式打造出“培訓航母”來，這是不符合教育培訓的屬性的。家長選擇校外培訓是為了獲得差異化、個性化教育，而培訓機構追求規模發展會影響教育的個性化。在線教育有其優勢，可為受教育者提供更豐富的教育資源，并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但是，在線教育也有其弊端，如講授方式放大了傳統教育的弊端，個性化、交互性弱，對受教育者的自主學習、自主管理能力要求更高。在線教育培訓機構把大量資金用在營銷上，即便在短期內獲得流量，可由于課程質量不高，也很難變現。而且，“燒錢營銷”推高營銷成本，導致培訓機構盈利能力弱，在線教育機構能盈利的不到5%。不少在線教育培訓機構，包括一些知名教育培訓機構，都嚴重依賴融資生存，依賴融資—燒錢營銷—盈利能力差—再融資的模式生存，一旦融資失敗，就可能因資金鏈斷裂而破產關門，這嚴重影響了行業的健康發展。因此，限制培訓機構的廣告也有利于推進培訓機構轉變經營理念，從重營銷轉向重質量。
四、標本兼治疏導對校外培訓的需求，校外培訓機構回歸“做教育”初衷治理校外培訓亂象需要既抓供給側治理，又抓需求側治理。
規范培訓機構經營，這是抓供給側治理，而要讓培訓熱降溫，則必須抓需求側治理。需求側治理包括兩方面。一是提高學校教育質量，要求學校教育履行更多教育職責。我國之前給中小學生減負，一直集中在校內減負，包括要求學生在放學后必須離開校園、減少作業量、減少考試等，如此減負帶來的是“校內減負，校外增負”，很布的《關于開展幼兒園“小學化”專項治理工作的通知》明確，“社會培訓機構也不得以學前班、幼小銜接等名義提前教授小學內容，各地要結合校外培訓機構治理予以規范”。但是，近年來，幼兒園小學化的問題更為嚴重。治理超前教育是一個涉及不同利益群體的復雜問題，就面向6歲幼兒的超前教育而言，牽涉幼兒園的辦園理念、師資隊伍建設、課程與游戲活動開發、“幼升小”嚴格落實就近免試入學不得對幼兒進行任何形式的測試、小學堅持“零起點”教學，以及校外培訓機構不進行學前培訓等諸多方面。為此，要進行有效的治理需要出臺《禁止超前教育法》，把幼兒園小學化、校外培訓機構面向幼兒進行違規培訓，以及小學不堅持“零起點”教學等違規行為均納入法制軌道治理。三、遏制培訓機構的“焦慮營銷”2020年上半年，因受肺炎疫情的影響，我國各地都暫停了線下教育培訓，這讓線上教育獲得爆發式增長的機會。但在線教育機構的表現卻令人大跌眼鏡，甚至可以說，“頭部”在線教育培訓機構的“燒錢營銷”“焦慮營銷”，是進一步從嚴監管培訓機構的導火索。據媒體統計，依據各大在線教育平臺的財報，僅3家在線教育機構從2020年2月到11月的營銷費用就超過100億，燒掉了約4個蛋殼公寓的市值。據QuestMobile報告，僅2020年6月，有3家在線教育平臺在線上投放上就燒掉了11.13億——每秒鐘約燒掉423元。今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王學斌建議針對教育類廣告制定專門性法律、法規、細則，對教育類廣告內容的真實性、價值觀導向等進行嚴格審核，嚴禁任何形式的虛假廣告；加強對網絡空間教育廣告投放的管理，尤其是各種網課平臺、網絡內容平臺、涉及青少年的網絡社交平臺，對其所登載的教育廣告信息進行嚴格審查；嚴格控制各大網絡平臺的教育類廣告的投放量；嚴禁不適合青少年接觸的廣告信息投放。他的建議得到社會輿論的普遍支持。有人甚至提出借鑒禁止煙草廣告的做法，全面禁止培訓機構投放廣告。限制校外培訓機構廣告很有必要。一方面，鋪天蓋地的培訓廣告加劇了家長的教育焦慮，意圖把本來作為學校教育補充的校外培訓變為“全民培訓”；另一方面，不少教育培訓廣告都存在宣傳提前教育、超前教育和進行虛假宣傳的問題。培訓機構還和一些自媒體、公眾號合作，這些自媒體、公眾號往往以“現身說法”的方式開展宣傳，名為分享育兒經驗，實際是“雞娃”。這些公眾號也被稱為是“雞娃號”。“頭部”校外培訓機構進行“燒錢營銷”是為了追求流量與規模，希望通過這種營銷方式打造出“培訓航母”來，這是不符合教育培訓的屬性的。家長選擇校外培訓是為了獲得差異化、個性化教育，而培訓機構追求規模發展會影響教育的個性化。在線教育有其優勢，可為受教育者提供更豐富的教育資源，并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但是，在線教育也有其弊端，如講授方式放大了傳統教育的弊端，個性化、交互性弱，對受教育者的自主學習、自主管理能力要求更高。在線教育培訓機構把大量資金用在營銷上，即便在短期內獲得流量，可由于課程質量不高，也很難變現。而且，“燒錢營銷”推高營銷成本，導致培訓機構盈利能力弱，在線教育機構能盈利的不到5%。不少在線教育培訓機構，包括一些知名教育培訓機構，都嚴重依賴融資生存，依賴融資—燒錢營銷—盈利能力差—再融資的模式生存，一旦融資失敗，就可能因資金鏈斷裂而破產關門，這嚴重影響了行業的健康發展。因此，限制培訓機構的廣告也有利于推進培訓機構轉變經營理念，從重營銷轉向重質量。
五、標本兼治疏導對校外培訓的需求，校外培訓機構回歸“做教育”初衷治理校外培訓亂象需要既抓供給側治理，又抓需求側治理。
規范培訓機構經營，這是抓供給側治理，而要讓培訓熱降溫，則必須抓需求側治理。需求側治理包括兩方面。一是提高學校教育質量，要求學校教育履行更多教育職責。我國之前給中小學生減負，一直集中在校內減負，包括要求學生在放學后必須離開校園、減少作業量、減少考試等，如此減負帶來的是“校內減負，校外增負”，很多學生放學后被父母送到校外培訓班。孩子的學業負擔沒有減輕，而家庭的教育支出負擔反而增重。給學生減負不能再繼續以前的減負思路，而要直面學生學業負擔沉重的現實問題，通過提高學校教育質量，要求學校履行更多教育職責，如推進課后服務來疏導學生家長對校外培訓的需求。二是推進教育評價改革，建立多元評價體系。從根本上說，當前基礎教育的應試傾向和學生的學業負擔，均源于單一的分數評價體系。單一的分數評價體系導致基礎教育的競技化和應試化，不改革這一評價體系，建立科學的多元評價體系，就很難把學校、學生、學生家長從學業負擔中解放出來。對于從嚴監管校外培訓機構，校外培訓機構從業者的態度各異。有的認為，校外培訓機構的發展前景不明，資本不再看好校外培訓市場，在從嚴監管背景下，大批校外培訓機構會關門；有的則認為，監管會讓培訓市場規范有序，那些重視服務質量的培訓機構是不擔心嚴監管的。雖然有人建議全面取締校外培訓機構，但必須理性地認識到，校外培訓機構是不可能被全面取締的，若全面取締校外培訓機構、把培訓非法化，只會把培訓逼到地下，家長請私教盛行，培訓亂象將更難治理。治理校外培訓機構是要讓校外培訓回歸其本身的定位、功能，真正作為學校教育的補充，滿足受教育者的差異化選擇。我國早期的校外培訓班被稱為“興趣班”和“補課班”，致力于發展學生興趣以及對學習有困難的學生進行補課、輔導，而現在的培訓機構卻進行提前教育、超前教育，打造出學校教育之外的一個教育體系，這顯然已經走偏。在從嚴監管背景下，校外培訓機構的從業者不能只做生意，不做教育，要立足為用戶提供高質量的個性化教育，堅持“做教育”。這樣的教育培訓機構是建設高質量的教育體系所需要的，因為不管學校教育怎么提高教育質量，都不可能滿足所有受教育者的需求，這是監管者們和校外培訓機構都應該有的基本共識，基于此，才能形成良好的校外教育培訓生態。
作者:熊丙奇 單位:21世紀教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