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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藝術教育主要有三種類型：專業藝術教育、職業藝術教育和通識藝術教育。前兩種藝術教育在1949年以后一直存在，而第三種藝術教育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才逐步發展起來的。高校通識藝術教育是整個藝術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內驅式發展得益于對素質教育的倡導和德智體美教育方針的確立。所謂內驅式發展，指按照藝術教育的內在規律、在制度上得到保障的發展。除了課堂教學外，高校還有組織地開展了課外的藝術教育活動，從而把這種教育的水平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
一
20世紀50至60年代，我國高校沒有公共選修課，也就沒有通識藝術教育課程。80年代以后，高校普遍開設了公共選修課，其中包括藝術鑒賞、美術鑒賞、音樂鑒賞、影視鑒賞、戲劇鑒賞等通識藝術教育課程。但是，在80至90年代一段時間內，高校通識藝術教育的發展還是外驅式的，其表現為：通識藝術教育課程的設置不是根據藝術教育的內在規律安排的，而是根據學校分管領導和教務處負責人的興趣、意見，以及現有師資的開課能力確定的，有很大的隨意性。高校通識藝術教育內驅式發展始于20世紀90年代末期，其標志是我國的教育方針由德育、智育、體育“三育”全面發展，演變和完善為德育、智育、體育、美育“四育”全面發展。作為美育主要內容的藝術教育得到了制度性的保障，開展通識藝術教育的目的、內涵、方式、效果等也在理論上得到充分研究。把美育正式列入教育方針，有一個過程。德育、智育、體育“三育”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首先是同志明確提出的，他于1957年2月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這一教育方針沿用了40多年，這種提法于1978年正式載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于1981年6月載入《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于1995年3月載入八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從而完成法律程序，成為我國教育的根本大法。不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對“三育”的提法有了微妙的變化，在德、智、體后加上了“等方面”，這為教育方針的進一步完善留下了余地。果然，1999年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中，都在德、智、體后面加上了“美”，由德育、智育、體育“三育”完善為德育、智育、體育、美育“四育”，這是對教育方針認識的歷史性轉變。當時，我國有學者呼吁把美育正式列入教育方針，雖然文章的發表在中央有關決定之后（葉朗：《關于把美育正式列入我國教育方針的建議》，2001年2月15日發表于《歷史教學問題》）。令人感興趣的是，總理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就提出過德育、智育、體育、美育“四育”全面發展的問題。他于1954年2月在政務會議上說：“我們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前進，每個人要在德、智、體、美等方面均衡發展。”可是，總理的觀點在當時沒有得到呼應和反響。45年后，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中的提法，和總理的觀點不謀而合。2007年10月，同志在黨的十七大上指出：“要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堅持育人為本、德育為先，實施素質教育，提高教育現代化水平，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這段話再次肯定了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
二
對美育的深入研究，促進了高校通識藝術教育內驅式發展的進程。“美育”這個術語是德國美學家席勒最早使用的，他給丹麥親王寫了27封討論美育問題的書信，于1795年陸續發表在他主編的《季節女神》上，后來結集出版為《美育書簡》。中國最早使用“美育”術語的是蔡元培，他在擔任中華民國教育總長和北京大學校長前10多年（1901年），就在《哲學總論》一文中提出了“美育”的概念，這是他根據席勒曾經使用過的德文詞組ÄsthetischeErziehung翻譯過來的。1903年，王國維在《論教育之宗旨》中，把西方美育理論較為全面地引進到中國。蔡元培在擔任中華民國教育總長和北京大學校長以后，于1922年在《美育實施的方法》一文中寫道：“我國初辦新式教育的時候，只提出體育智育德育三條件，稱為三育。十年來，漸漸地提到美育，現在教育界已經公認了。”[1]王國維則把“四育”分成兩部分：體育和心育，心育包括德育、智育、美育。“四育”培養身心健康、全面發展的人。蔡元培曾經留學德國，他接受了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的學說，把人的精神世界分為知、情、意三個方面。他在《美術與科學的關系》一文中寫道：“我們的心理上，可以分三方面看：一面是意志，一面是知識，一面是感情。意志的表現是行為，屬于倫理學，知識屬于各科學，感情是屬于美術的。”[2]這里的美術指的是美學。在教育領域，知、情、意分別與智育、美育和德育相對應。所以，知、情、意的劃分是蔡元培的德育、智育、美育的理論基礎。蔡元培指出：“教育學中，智育者教智力之應用，德育者教道德之應用，美育者教情感之應用是也。”[3]新時期我們對美育的研究是在蔡元培的基礎上前行的。美育研究極大地推動了高校通識藝術教育健康的、科學的發展。“美育”的術語雖然誕生比較晚，然而美育思想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卻早已有之。蔡元培指出：“從柏拉圖提出美育主義后，多少教育家都認為美術是改造社會的工具。”[4]這里的美術是一種廣義的理解，即藝術的意思。柏拉圖的美育思想是美育思想史的源頭之一，對后世的美育研究者產生了重要影響。某些近代西方學者、如馬堡新康德主義學派哲學家耶格爾首先把柏拉圖看作一位教育家，而不是哲學家，他認為柏拉圖的《理想國》不是一部關于政治學的著作，而是迄今撰寫的有關教育的最好論著。柏拉圖認為，美育主要是藝術教育，他把藝術教育的內容擺在首位。除了美育的內容外，柏拉圖還注意美育的方法。他深知藝術對人的作用是潛移默化地進行的。他希望青年們“天天耳濡目染于優秀的作品，像從一種清幽境界呼吸一陣清風，來呼吸它們的好影響，使他們不知不覺從小就培養起對于美的愛好，并且培養起融美于心靈的習慣”[5]。美育應該采用合適的方式，順其自然，不能有任何強制和壓力。同時，美育既要從每個人的自然稟賦出發，發展符合他的稟賦的潛在能力，又要調節人的性格和性情，達到某種和諧。作為美育重要組成部分的藝術教育，既不同于以技能訓練為主的專業藝術教育，又不同于以理論學習為主的藝術理論教育，《教育大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將其定義為：“文學、音樂、美術等為藝術手段和內容的審美教育活動，是美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任務是培養審美觀念、鑒賞能力和創造能力，以培養鑒賞能力為主、創造能力為輔，使受教育者在欣賞優秀藝術品的實踐中學習審美知識，形成審美能力。”[6]美育的功能可以歸結為兩點：第一，培養某種審美價值取向。個人生活在社會環境中，通過美育，使個人接受某個社會關于美和丑、崇高和卑下、悲和喜的概念，從而形成自覺的審美價值取向。第二，發展人的審美創造能力。這包括發展人的審美知覺和審美體驗的能力，完善人的審美趣味，培養人在藝術活動和其他各種活動中欣賞美和創造美的能力。美育的這兩種功能是相互聯系和統一的，不能把其中一種功能絕對化。柏拉圖把第一種功能絕對化，使美育完全隸屬于道德教育，為培養某種價值取向服務。席勒把第二種功能絕對化，視美育為恢復個性完整的唯一手段，美育僅僅在于發展人的高級精神能力。在美育的功能問題上，這兩種觀點都有片面性。2002年7月教育部頒布的《學校藝術教育工作規程》指出：普通高等學校應當開設藝術類必修課或者選修課，藝術課程應當進行考試或者考查，考試或者考查方式由學校自行決定，實行學分制的學校應將成績計入學分。
三
蔡元培在20世紀20年代初提出德智體美“四育”的教育方針，時隔70多年后，我們在90年代末期提出“四育”的教育方針，這不是簡單的重復。我們的“四育”是根據新的社會發展、新時代對人才培養的需求提出來的，它有了更為深廣的理論基礎。新時期我國素質教育的興起，為“四育”的提出準備了條件，也成為我國高校通識藝術教育內驅式發展的又一個動因。1993至1994年，中央密集發文，中央有關會議頻繁發聲，再三強調要加強素質教育。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制定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1994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的第二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1994年8月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學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見》，都指出開展素質教育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要求和迫切需要。我國倡導素質教育的源頭應該追溯到鄧小平。鄧小平向來關心教育問題，他一直從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命運的高度看待教育。1983年9月鄧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1985年5月他在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強調，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取決于勞動者的素質”。同年的《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明確指出，整個教育體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質。從此，素質教育問題引起廣泛的重視。在“素質教育”概念的基礎上，我國高教界進而提出“文化素質教育”的概念。教育部于1998年3月頒布的《關于加強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的若干意見》對“文化素質教育”作了權威解讀：“大學生的基本素質包括思想道德素質、文化素質、專業素質和身體心理素質，其中文化素質是基礎。我們所進行的加強文化素質教育工作，重點指人文素質教育。主要是通過對大學生加強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等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教育，同時對文科學生加強自然科學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體大學生的文化品位、審美情趣、人文素養和科學素質。”同年10月，教育部頒發了《關于成立“教育部高等學校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的通知》，10月24日，教育部高等學校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成立大會暨第一次工作會議在清華大學舉行，宣布正式成立教育部高等學校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我國在開展人文素質教育的過程中，也借鑒了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哥倫比亞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等國外知名高校的通識教育的經驗。1999年1月，教育部正式發文，批準建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東南大學等32個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同年6月，第四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2001年，由教育部主辦，高等學校文化素質教育指導委員會在杭州承辦首屆“五月的鮮花”全國大學生大型校園文藝演出電視直播活動。高校通識藝術教育是文化素質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科學和藝術的關系密切，有兩段談論科學和藝術的關系的話常為人所援引。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李政道指出：“藝術和科學事實上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藝術和科學的共同基礎是人類的創造力。它們追求的目標都是真理的普遍性。”[7]我國科學家錢學森說：“我要補充一個教育問題，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問題。一個有科學創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學知識，還要有文化藝術修養。沒有這些是不行的。小時候，我父親就是這樣對我進行教育和培養的，他讓我學理科，同時又送我去學繪畫和音樂。就是把科學和文化藝術結合起來。我覺得藝術上的修養對我后來的科學工作很重要，它開拓科學創新思維。現在，我要宣傳這個觀點。”
四
除了有計劃、有系統、有目標地開設通識藝術教育課程外，高校通識藝術教育的內驅式發展還表現為：一些高校有組織地開展了課外的藝術教育活動，從而把這種教育的水平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組織學生藝術社團，開展校園藝術活動，是高校通識藝術教育的一種路徑。清華大學學生藝術社團包括美術、攝影、舞蹈、合唱、管樂、民樂、交響樂、京劇、曲藝、話劇等，是國內高校中人數最多、綜合水平最高的學生藝術社團之一，每年在校內舉辦各種音樂會、書畫展和文藝晚會，特別是每年舉辦迎新綜藝演出、新年音樂會、校慶綜藝演出，產生了很好的效果。與學生藝術社團不同，校園藝術活動的最大特點是參與者眾多，幾乎做到全員參與。這些活動有一年一度的“一二•九”合唱比賽、校園歌手大賽、戲劇節、校園服飾大賽。這些活動覆蓋面廣，學生參與的積極性高，它們成為通識藝術教育的載體。北京大學的課外藝術教育活動具有濃郁的傳統文化色彩。北京大學的學生藝術社團包括古琴社、京昆社、越劇協會等。2005年4月，青春版《牡丹亭》在北京大學百年大講堂公演，6400多張票在兩周內被搶購一空。2010年，北京大學昆曲工作坊成立。2011年4月，校園版《牡丹亭》在北京大學百年大講堂成功公演，演員全部為北京大學和其他高校在校大學生，社會反響強烈。2006年，教育部、文化部、財政部聯合頒發《關于開展高雅藝術進校園活動的通知》。高雅藝術進校園活動成為每年都要舉辦的開展文化素質教育、提高大學生文化素質和藝術素養的一項重要舉措。高雅藝術進校園是東南大學通識藝術教育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該校先后舉辦了盛中國小提琴獨奏音樂會、劉育熙小提琴獨奏音樂會、孔祥東鋼琴獨奏音樂講座、秦川鋼琴獨奏音樂會、閔惠芬二胡獨奏音樂會、朱昌耀二胡獨奏音樂會、張維良笛簫獨奏音樂會、宋飛二胡獨奏音樂講座等。東南大學在高雅藝術進校園的活動中，采用了“講解+演示”的模式。學生帶著在講解過程中學到的知識去欣賞作品，往往更能夠把握其中的精髓。例如，二胡演奏家宋飛在“中國二胡藝術”的示范講座中，系統介紹了二胡藝術的淵源、特點、技法等，同時演奏了《聽送》《空山鳥語》《二泉映月》等中國民樂的經典作品。學生邊聽講解邊看示范，加深了對藝術作品的體驗，收到了很好的藝術教育效果[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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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蔡元培研究會.蔡元培全集（第1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57.
[3]柏拉圖.文藝對話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62.
[4]顧明遠.教育大詞典（第1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163.
[5]李政道.科學和藝術——一個硬幣的兩面[A]//中國大學人文啟思錄（第3卷）[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1999：62.
[6]李斌.親切的交談——看望季羨林、錢學森側記[N].光明日報，2005—7—31.
[7]陸挺.追求巧意的人生境界——中國大學藝術教育的理論與實踐研究[D].東南大學，2014：94.
作者:凌繼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