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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延安時期，陜北根據地雖經濟文化落后，但社會環境相對穩定，知識分子聚集為中國共產黨運用文學開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保障。黨為了凝聚民心、一致抗日，宣傳新民主主義理論，增強人們對黨領導的認同感，創造性地將文學與思想政治教育實現互動與融合。通過加強文學工作者隊伍建設，開辟新的文化陣地，運用多樣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啟發了人們的抗戰熱情及斗爭意識，激勵人們追求美好新生活，為邊區經濟發展提供精神動力。
〔關鍵詞〕
延安文學;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實踐路徑
2014年10月15日，同志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講話，提出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并引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指出文藝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文藝要反映人民的心聲。如何發揮文學隱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改善社會風氣，提高人們的思想品德?延安時期，黨以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為理論指導，堅持文學為政治服務的文藝觀，創造性地將文學與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結合，充分發揮了文學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這是黨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典型事件。探究延安時期黨運用文學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徑，對當前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時代的選擇:延安時期文學與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
延安時期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任務是要凝聚民心，一致抗日。“九一八”事變后，國民黨發動頑固的圍剿，同時黨內出現“左”傾錯誤路線，當時，國內外形勢復雜，局勢嚴峻，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是解決當前困境的重要途徑之一。“七七”事變后，日軍侵吞了華北，更妄圖侵吞整個中國。黨要凝聚民心，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當時，農民占國家人口的80%，團結了農民就是團結了大多數的國人，調動農民的抗戰積極性是黨的重要工作之一。其次，宣傳新民主主義理論。國內只有實現民主，才能實現和平團結，那么根據地就應該成為實行民主的典范，黨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開展新民主義革命教育，宣傳新理論，提升人們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認同感。再次，加深人民群眾對黨的領導的認同感，只有這樣才能讓民眾服從黨的領導，增強黨領導下的軍隊的凝聚力和戰斗力，最終取得抗戰勝利。延安時期，陜甘寧根據地處于敵后，八路軍擊退了日軍向黃河防線的多次進攻，保衛了延安的安定和平，同時黨對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統戰工作成效顯著，達成一致抗日的共識，與他們保持相對穩定而友好的關系，更是與他們合作成功解決西安事變。因此，延安地區基本上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戰爭，社會環境較穩定。陜甘寧地區基本上是偏僻的農村，社會經濟文化落后，發展緩慢，知識分子匱乏，基本沒有學校，青壯年多是文盲;人們的文化生活相當匱乏，而同時人們長期受封建思想影響，思想落后，對黨的政策方針難以理解、貫徹。通過喜聞樂見的文學樣式來提升人們的文化水平，提高其思想政治覺悟非常急迫。延安被稱為“革命圣地”，吸引了大批有志于抗日、追求民主、向往光明的進步人士，其中有丁玲、周揚、周立波、田間等作家，有艾青、何其芳等詩人，他們有良好的文化修養，有極大的熱情來開展文學活動，為延安文學的發展提供了人才支撐。黨創造性地將文學與思想政治教育進行融合，充分發揮文學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時代的自然選擇。
二、典型事件:延安文學的思想政治教育實踐路徑
延安時期，黨創造性地將文學與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結合，開展了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影響了人們的思想觀念，促使社會政治文明的進步。如成立文學團體、創辦文學報刊、研究相關文學理論等鼓勵文學事業的發展，這一時期產生了很多優秀作品，成為黨在延安時期的重要文化與精神財富。延安文學的傳播起到了價值引領的作用，成為這一時期黨的思想政治教育實踐的成功范例，是黨的思想政治教育實踐的典型事件。
(一)重視文學創作隊伍的建設
文學工作者在作品中表達觀點和立場，再經閱讀者接受，達到影響人們思想觀念的目的。因此，首先就要重視文學創作隊伍的建設，確保其作品思想符合主流宣傳的思想政治標準。一是團結文學工作者。延安時期，知識分子在糾正“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中的橋梁和先鋒作用日趨突出，黨意識到知識分子是革命的重要力量，必須組織一切進步力量，團結、吸收他們，處理好與知識分子的關系，讓其為革命服務。1940年9月，制定了《中央關于發展文化運動的指示》，這是首個關于文化問題的指示，建議創立文化界的統一戰線。文學工作者必須在黨領導下開展文化運動，實現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這一時期，提出了一系列正確對待吸收、團結文學工作者的主張和方針。1940年，提出“三放手原則”，政治上充分信任、尊重他們，生活上優待他們，工作上量才使用。二是在黨的領導下，成立了大量文學團體，積極開展文學活動，創作出更多作品，如成立陜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魯迅藝術學院等多個文藝團體。其次，統一文學工作者的思想。很多來到延安的知識分子，難免有小資產階級思想，對黨的文藝觀了解得還不夠深入，1940年后的一段時間，文學發展產生偏向，作家不注意反映工農兵的生活，仍宣傳小資產階級思想，甚至有作家認為文學應該脫離政治。因此，黨對知識分子開展了馬克思斯主義思想教育，1942年起，開展了運動，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文學要為工農兵服務，文學創作要同人民大眾密切聯系。通過運動，轉變了文學工作者的階級立場，提升了他們的思想政治覺悟和理論水平，如艾青發表了《我對目前文藝上幾個問題的意見》等。再次，鼓勵文學工作者以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來創作，促進文學普及。陜北根據地偏僻閉塞，人們的文化水平低，這一時期產生了大量通俗易懂，群眾樂于接受的作品，內容上反映工農兵生活，思想進步，積極向上，形式上多采用地方歌謠、街頭詩等形式。
(二)開辟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陣地
延安時期，黨認識到依靠報刊宣傳一致抗日思想的重要性，所以籌辦報刊、成立出版社等途徑來出版大量革命文學作品，宣傳黨的思想與主張，激勵國人抗戰救國。黨領導文學工作者創辦了很多報刊，有《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等黨的機關報刊，傳達黨的方針、政策，還有《中國工人》《八路軍軍政雜志》《群眾文藝》等文學性報刊，成為文學宣傳革命思想和文化的重要陣地，不僅刊登文學作品，同時也刊登理論研究文章，如艾思奇發表的《抗戰文藝的動向》、蕭三發表的《論詩歌的民族形式》等。延安時期，為了更好地宣傳黨的觀點、方針政策，還籌備創建出版機構，重在出版符合黨的文藝觀點的革命文學作品。1939年6月，創辦出版發行部，統一管理書刊報的出版等工作，后改為中央出版局，領導出版機構的運行。1942年，創辦新華書店、解放出版社及中央印刷廠等。隨著經濟條件的改善，各地成立了運輸司令部，保證出版發行工作的順利運行。因出版機構的發行渠道不便以及紙張受限等原因，出版發行的圖書品種、數量雖有限，但為宣傳領域的敵對斗爭營造了良好輿論氛圍，為抗戰勝利提供精神動力，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起到有力的推動作用。
(三)運用形式多樣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延安時期，黨通過多樣的形式與途徑，來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實踐活動。一是鼓勵文學工作者創作革命文學作品。從而成立了中國文藝協會，專門管理和引導文學工作者，在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大會上談到，在延安根據地，要將革命斗爭與文學工作充分結合起來，通過文學工作來推動革命發展，為抗戰勝利提供堅實的文化精神基礎。1942年的運動，整頓黨風、學風、文風，其中學風、文風均針對思想文化戰線，文藝界是整頓重點。整風運動中，黨提出要幫助作家端正政治立場，提出文學要宣傳革命、發動群眾抗戰，鼓勵作家自覺創作革命文學，以廣大人民群眾的斗爭生活為主題。此后，作家們創作了大量革命文學作品，有《劉二起家》《燒炭英雄張思德》等，以工農兵的斗爭生活為主要內容，通過塑造高尚的英雄形象，來激勵動員群眾積極投身抗戰，文學充分發揮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二是鼓勵文學工作者積極翻譯國外優秀作品。1938年，在武漢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希望文藝界人士團結一致，共同抗日，成立宣言中強調要努力翻譯國外優秀作品，并大力宣傳。延安時期，文學工作者翻譯了700多種作品，內容以表現反法西斯為主，蘇聯、西班牙等國關于反法西斯戰爭的文學作品，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抗戰斗志，奮勇抗擊日本侵略者。如方敬、彭慧更是將翻譯活動與抗戰結合起來。這一時期的報刊刊登了大量反映各國人民反侵略的文學作品，題材多樣，有長篇小說《不朽的人民》《虹》，中篇小說《海的沉默》、有短篇小說《土倫》、劇本《巴黎的搜查》等。三是創造性地將文學與宣傳結合在一起。黨運用文學來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對象主要是廣大農民，因其文學水平低，文學作品要通俗易懂，適合當地農民的口味。《新華日報》等報紙就文學通俗問題進行研究、研討，同時，由專門機構印制很多通俗小冊子供人們閱讀。黨還創辦《時調》等通俗讀物，增強宣傳效果。作家趙樹理、艾青等也發表了很多通俗易懂的文學作品，以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敘事方式傳播文學。人們更容易接受作者的觀點，無形中受到教育，起到宣傳作用。
三、導向與激勵:延安文學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文學工作者以黨的文學服務政治的文藝觀為指導，創作大量革命文學作品，反映了人民的革命斗爭生活。這些作品實現了文學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不僅有效宣傳了黨的方針政策，還提升了人民群眾的斗爭覺悟，增強了人們的解放意識，積極投身抗戰。首先，延安時期，內外交困之際，黨意識到建立最廣泛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必須調動廣大人民群眾抗日的積極性，才能取得抗戰勝利，這一時期，黨領導文學工作者創作了大量革命文學作品，其重要任務是啟發、教育廣大人民群眾認識到日本侵華戰爭的性質，控訴侵華罪行，通過對日本侵略者無情的揭露、打擊和瓦解，激起人們的抗戰熱情，堅定抗戰的決心。如《新華日報》以揭露日軍暴行作為宣傳抗戰的一項重任，起到驚醒國人、動員抗日的重要作用，如田間以詩歌《假如敵人來進攻邊區》，召喚國人要將抗戰進行到底，啟發國人的解放意識。革命文學作品為動員人民群眾投身抗戰起到了積極正面的政治導向作用。其次，延安時期，很多文學作品控訴舊社會的黑暗，鼓勵人們同黑暗的舊社會作斗爭，激起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勇于追求新生活。例如歌劇《白毛女》，歌頌了黨領導下的新社會，激勵人們勇敢追求美好新生活。再次，文學為邊區經濟發展提供精神動力。運動后，很多作家遵循黨的文藝方針，下鄉體驗工農兵生活，尋找創作靈感，內容上以表現勞動英雄為主，宣傳英雄模范事跡，在大生產運動期間，起到調動群眾積極主動開展生產運動的作用，如1945年，艾青在《解放日報》發表詩歌《吳滿有》，向工農兵宣傳吳滿有先進模范事跡，激勵人們開展大生產的熱情，為大生產運動營造了良好的輿論氛圍。
作者：王海紅 單位：鄭州工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