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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思想政治教育實踐的發展和學科建設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體系需要不斷優化，這種優化既要表明自己的學術特長、學術貢獻力和實踐指導性，又要合理處置一定的抉擇困惑。這些困惑可能表現在三個方面，即：思想政治教育的學科歸屬或學科特征實際上規定著其原理體系的架構；思想政治教育學基本理論和基本范疇的內涵還需進一步明晰和優化；原先的有些理論基礎或理論支撐點隨著時代變化和社會發展已顯得不周全。
［關鍵詞］
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內容體系；學科歸屬；理論形態；理論基礎
“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發展中課程建設方面的一門主干課程，其生成已有30余年的歷史。自20世紀80年代以陸慶壬主編的《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為代表的原理教材確立了其基本內容體系以來，其間經過1992年、1998年以及新世紀來的多次修改更新，其內容體系應該說發生了相當程度的變化，增添了不少新內容，教材可講性和理論延展性也大大增強。然而，教材內容體系與廣大教學人員需求之間的對應性不夠還是繼續令人關注，人們感覺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體系缺乏變化，認為這種體系一直秉承著教育學體系的理路，基本格局沒有多大變化。隨著社會形勢的發展，教育對象的情況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思想政治教育實踐活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這種形勢對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內容體系的更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的發展將會更加注重學科化、學理性和應用化相兼顧的走向，可能有兩個進路：一是走向思想政治教育哲學，專門闡述思想政治教育學科這些年產生與運用的眾多概念的概括力、解釋力與預測力，即專門研究一系列概念預設及其意義。但這一要求似乎太高，不僅學生接受不了，就是教師也缺乏相應的哲學理論基礎，因為這些年來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專業訓練中有關哲學的內容比較缺乏，青年教師的哲學素養已不足以應對相應的教學要求。二是繼續優化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體系，使它既能更明確地展示自己的學科歸屬，又能更清晰地表明自己的學術特長、學術貢獻力和實踐指導性。而第二條進路中既有令人鼓舞的前景，又有不可忽視的選擇困境。筆者在此使用了“學理抉擇”的字眼，實際上就是坦陳自己對這些問題目前也沒有很明確的判斷意見，甚至存在一定的困惑。這里所謂的“學理抉擇”，主要是基于學術優先的考量，并且僅僅作學理上的權衡，而不考量其他重要因素，盡管這些重要因素在一般情況上看來是必須關注的，如政治考量、經濟核算、倫理計較等。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學科歸屬或學科特征實際上規定著其原理體系的架構
思想政治教育究竟歸屬于什么學科，實際上是一個既清楚又不大明確的問題。說清楚是因為它現在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之下的二級學科；說不清楚是因為按照傳統的學科分類，不明確它可歸入哪類學科，如人們一般分成的哲學人文學科（俗稱文、史、哲、藝術等）、社會科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等）、心理學科、教育學科等。哲學人文學科幾乎都以人為研究對象，或者說是圍繞著人這一主題展開各自的研究。社會科學都不以人為直接的研究對象，而是以各類社會活動作為研究對象，但實際上研究這些活動又是以人為中心的。心理學科是直接研究人的，而教育學在研究教育活動及其規律中展現著直接性與間接性相統一的特征。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研究特征究竟是什么？它究竟可以歸入傳統意義上的哪類學科？學界的許多同仁也未必說得清楚。其實，學科歸屬是否說得清楚的問題還不是至關重要的，重要的問題是學科發展必須主要依賴哪些母體學科的理論知識。曾幾何時，思想政治教育學是政治學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一起稱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二級學科），當時的學科發展借助了許多政治學的理論和發展理路，但同時又注意吸收哲學人文學科的許多理論知識。從“思想政治教育”這一稱謂的簡單組合就可看到，無論是看作偏正組合還是并列組合，都涉及多學科的關聯性。從最簡單的組合看，它就涉及“思想”“政治”“教育”等學科的跨界騰挪。其中，“思想”既關涉到哲學的內容，又關系到心理學的內容；而“政治”既有政治權力運作的影響，又有政治學理論的觀照，何況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為一定的權力運作體系服務的，所以它受到的政治規制最為明顯；最不可忽視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畢竟是作為一種教育活動而進入人們的眼界的，教育性應該是其最為重要的外顯特征。在這樣一種多學科交叉的復雜形態下，要想給思想政治教育做明確的學科歸類，應該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思想政治教育學歸屬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后，應該說學科發展的理路更加明確，這種理路不僅表現在指導思想方面，更表現在學科交叉滲透和理論價值借鑒方面，可能獲得比原先在政治學一級學科下更開闊的學術背景。但也可能碰到一些前所未料的問題。首先，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所屬的若干二級學科發展的同質化傾向，使得這些二級學科間的相互借鑒變得可有可無，學科間的相互支撐關系弱化，甚至學科之間形成缺少關聯的平行關系。而原先歸屬的政治學一級學科，它們的諸多二級學科發展就頗有特色，第一方陣的兩個二級學科即“政治學理論”偏重于理論研究，“中外政治制度”重點在于制度研究。而第二方陣中的“科學社會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共黨史”“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三個二級學科又各有特色和側重。第三方陣中的“國際關系”“國際政治”“外交學”則重點突出，研究特色顯著。以上八個二級學科的發展既有共性，又有鮮明的個性，相互借鑒的空間很大，相互支撐的作用也很明顯。這種學科發展的經驗是很值得本學科借鑒的。其次，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設置伊始，整體性研究成為一個基本目標。這無疑是有吸引力的。但學科確立十余年來，我們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整體性研究方面還拿不出有說服力的研究成果，學科建設的目標不是問題取向和學術理論取向，而是比較狹窄的課程取向，即確立學科主要是為了建設幾門思想政治理論課，這就大大削減了這一學科的魅力。無疑，整體大于個別之和的道理是人所皆知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整體可以由此忽視個別。由于抽象地研究所謂的整體性，拋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黨史黨建、馬克思主義政治學、馬克思主義史學等具體的內容，使得學科建設在許多方面都提不出令人信服的理論主張。這是學科確立的最大問題。這一問題同樣掣肘著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體系的建構?；氐剿枷胝谓逃龑W原理體系來看，我們必須明確下面兩個問題：第一，我們原先建構這一體系的邏輯思路是什么？第二，我們如果要變更這種體系，新的邏輯思路又是什么？如果從教育活動的分類看，是否可以按照當年馬克思分析生產活動時的邏輯，即引起、調整和控制的邏輯思路？這樣一來，是否能將整個教育活動看成是學、教、管三大領域交互作用的過程？每個領域都有自己的核心概念，如學生領域的學生學習、學生發展，教師領域的教學論、課程論、教育過程等，教育管理領域的決策、教育資源的有效配置、教育隊伍建設等。在此基礎上，再將教育活動界分為教育傳播、教育認同、教育內化、教育協同等。關鍵問題是，表征這些教育活動屬性和特點的基本概念是什么，我們學科的概念群是什么？實際上，搞清楚這些基本概念的相互關系，就明確了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的基本體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學基本理論和基本范疇的內涵還需進一步明晰和優化
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多年來致力于明確自己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范疇，特別是對基本理論的探索可謂殫精竭慮，但目前學界同仁對既有研究成果的學術確認程度還需不斷提高，即人們的理論共識程度還不高。原因之一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理論形態的表現還不夠飽滿。那么怎樣的理論形態才算是飽滿呢？不妨借用英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拉卡托斯提出的“科學研究綱領”來作比喻。他所說的科學研究綱領實際上就是一個具有嚴密內在結構、處在不斷發展變化狀態的理論體系，它由“硬核”“保護帶”“反面啟示法”“正面啟示法”這四個相互聯系的部分構成。所謂硬核，是指不可證偽的理論或無法拒絕的公理，它一般由若干個最能反映這種理論體系特征的核心概念組成。這些硬核為研究者從事科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理論框架。如果這些硬核受到反駁或否定，整個理論體系就受到反駁或否定。所謂保護帶，是指一組附屬性假說或假設，這些假說或假設可以通過科學研究或經驗證據來加以檢驗、證偽或拒絕。保護帶的作用是保護硬核不受經驗事實的反駁或否定。保護帶本身可以被修改、調整和替換。所謂反面啟示法，簡單說來就是在研究中“告訴我們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的方法論規則。所謂正面啟示法，則是“告訴我們要尋求哪些道路”的方法論規則。[1]我們也可以將這種理論改換一種說法，即一個立得住腳的學科的理論體系，應該由三部分構成，即理論硬核、中層理論和表層理論。理論硬核居于整個理論體系的核心，起統攝作用；中層理論起連接理論硬核與表層理論的作用，它一方面對理論硬核起保護、辯護和具體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起支持、涵養、修補受到外部沖擊而不斷破損的表層理論的作用；表層理論在外圍對包括自身在內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保護、調整、修復、更新等。三種成分有不同的特征，理論硬核基本是穩定不變的，是不容懷疑的，有時甚至是不可定義的。中層理論則成為一種既穩定又有變化的“緩釋緩沖帶”，過于抽象的理論硬核經由它的詮釋可以變得具體而明確，而外部實踐對理論硬核所發起的質疑、否定與沖擊則經由它的解釋而得以和緩、化解或消退。同時，中層理論又會不斷支撐、修復和調整受到外部環境強力沖擊、經常處于破損狀態的表層理論，讓它們繼續發揮具體化、世俗化、通俗化、生活化的解釋、說服、激勵等功能。更通俗地講，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歷來的傳統是比較講究宏大敘事式的抽象研究，它們后來被人們稱之為宏觀研究。這種宏觀研究比較抽象，無法經由人們的生活經驗所驗證或證實，缺乏操作性。于是，近現代興起的實證主義特別是行為主義就大力主張微觀研究，但這種研究又太具象瑣碎，缺乏普遍性和通用性。
在這種情況下，有人就提出要注重中層理論的研究，它是介于抽象綜合性理論與具體經驗性命題兩者之間的中觀理論，能夠實現宏觀理論與微觀理論兩者的聯結。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所闡釋的基本理論是否也表現出這樣一種由理論硬核、中層理論和表層理論所組成的理論結構或理論體系（或形成由宏觀理論、中觀理論與微觀理論相統一的某種結構）？甚至更進一步說，這些不同形態和結構層次的理論在功能發揮上是否已起到相互支撐、相互印證、相互補充的作用？應該承認，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的理論形態在目前還沒有如上的清晰表現，或者說如果現有的理論形態已初步具備三種理論表現，但至少形態還不豐滿，結構還不完整，如目前比較缺乏宏觀理論和中觀理論，因此有學者大力呼吁建設宏觀思想政治教育學。目前的微觀理論盡管十分豐富，但大都在事務工作層面駐留或徘徊，缺乏理論提升和經驗凝練。至于目前最缺乏的中層理論方面，我們至今還提不出屬于本學科的中層理論。目前所用的中層理論，基本上都是借鑒其他學科而來，并且不清楚怎樣才能生產自己的中層理論，或者從怎樣的實踐基礎上總結與凝煉出管用的中層理論。更值得關注的問題是，目前在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建設中存在著思想理論建設與學生實務工作兩大領域的不同話語如何交集的問題。也就是說，以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建設為主的一批研究者所使用的一套理論研究話語與高校從事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實務工作者所運用的工作話語兩者之間缺乏必要的交匯，或者說兩套話語成為不相交的“兩張皮”。一方面，從事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建設的教學科研人員，由于自身的教學和科研特點所驅使，比較傾向于關注思想理論建設方面的問題，而對大學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現實觀照不夠，尤其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踐經驗缺乏有效總結、概括和凝練。另一方面，高校從事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實務工作的人員對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建設的成果也缺乏關注，他們通行著學生工作的一套話語，對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的理論知識處于一種可有可無的隨機選擇之中，甚至不認為思想政治教育學科是自身開展學生工作的支撐學科，他們所了解的少許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也沒有成為指導自己工作的工具。但他們同時又迫切希望有一定的理論指導，于是有一些人員主張建立一門能夠更直接指導自己實務工作的“輔導員學”。從以上兩方面的情況看，這種話語體系“兩張皮”現象的存在，直接影響著思想政治教育學建構相關中層理論的進程，于是到目前為止，思想政治教育學還沒有產生令其他學科學者也有所稱道的中層理論。而其他學科都有一些不僅有令本學科學者鐘情的中層理論，而且這些理論也被他學科的一些學者所知曉并采用，如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研究者幾乎都知曉心理學方面的一些中層理論，如費斯廷格的“認知不協調理論”、維果茨基的“最近發展區理論”等。這些年來，我們熱衷于開展“三觀教育”（無論是俗稱的“大三觀”即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還是俗稱的“小三觀”即價值觀、政治觀和道德觀），但這方面的成功經驗尚未凝練和抽象出一定的理論，更沒有產生響當當的學術影響力。按理說，我們注意將“三觀”統一起來進行教育，是最有希望推出一定的理論成果的，但至少到目前還沒有。而其他國家不把“三觀”之類統合起來教育，如美國的政治教育（政治社會化）和道德教育分別由政治學學者與道德教育專家進行研究，前者如派伊、海曼、戴維•伊斯頓等，后者如柯爾伯格等，他們之間的研究并沒有交集，但居然都提出了令人關注的理論觀點。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顧名思義理應是追求普遍性與多樣性的統一，具有盡可能廣泛的普適性，應該適用于一個社會的全體成員，包括工、農、軍人、學生以及其他社會人員。
在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建設的初期，它是具有這樣的意境的，因此在內容體系的架構上，能夠充分借鑒和參考當時所能搜集到的有關反映軍隊、企業、學校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優良傳統和成功經驗的成果與資料。但后來情況出現了一定變化，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體系仿佛變得越來越追求特殊性或個別性，變得主要是關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問題。應該看到，這方面的問題固然值得高度重視，但一門學科的主干課程如果僅僅考慮到滿足自身成員的需要而不同時充分考慮滿足社會其他更多成員的需要，那么它的社會價值就可能逐步流失。還應該看到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思想政治教育學的范疇研究歷來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但由于種種原因，基本范疇研究的成果還不夠彰顯，范疇研究的水平也亟待提升，如我們對思想政治教育學一些基本概念的內涵界定實際上是不完整的。就以“思想”這一基本概念來說，多年來人們一直認為，思想就是人腦對客觀外界的反映。這種說法實際上僅僅停留在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論述的水平。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打比方認為人的意識就像“照相機”一樣，實際上，照相機只能照射它面對的外界客體，它永遠不可能把自身照下來。而人腦不是照相機，它不僅能將自己面對的外界客體照攝下來，更能反映自身的狀況，即存在著意識與自我意識。因此，思想應該是人腦對客觀外界和主觀狀況或自我意識的反映。其實，馬克思、恩格斯同時也認識到這一問題，從而提出了“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問題。由于我們認識到的思想對象看不到主觀世界，所以很長一個歷史時段中，“能動的方面卻被唯心主義抽象地發展了”。
三、原先的有些理論基礎或理論支撐點隨著時代變化和社會發展已顯得不周全
1．對灌輸理論的理解不完整，導致產生將灌輸看成是“硬灌輸”“填鴨式”，從而產生明顯的逆反心態
在無產階級處于自在的狀態時，灌輸對于教會工人階級自我意識是十分必要的。但要看到，一方面，當工人階級成為自為的階級后，尤其是在我國，工人階級已經成為占據統治地位的自覺自為的階級，就一個階級的整體而言，那種從外部進行灌輸的必要性基本流逝了。另一方面，進入互聯網時代，人們既是信源的接收者，又是新信源的者，自主選擇的空間和自主權越來越大，使得外部灌輸的邊界條件和操作條件出現了極大的變化。此外，一些重要的教育領域如道德教育領域已出現了“去灌輸化”的走勢，勢必對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輸產生擠壓作用。在這種基礎上，重溫恩格斯當年強調的反對“硬灌輸”的思想，無疑是對灌輸理論的一種完整理解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灌輸理論并不具有普適的意義，針對不同的對象，可能有些適宜灌輸，有的不能灌輸，還有的則不能硬灌輸。我們可以通過馬克思、恩格斯當年對歐美主要國家的工人階級及其工人運動的主要特征所做的不同評價來看看他們是如何處理所謂灌輸問題的。馬克思、恩格斯最初所做的大量研究和分析是以英國作為例證的。馬克思在寫作《資本論》時認為，要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與交換關系，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盡管各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程度不同，但馬克思認為它所反映的規律是普遍的，“問題在于這些規律本身，在于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2]隨著社會變化和工業進展，工人階級運動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各國工人運動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又相互影響，從而引起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關注。馬克思在1864年寫的《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中曾經分析道：“在1848年革命失敗后，大陸上工人階級所有的黨組織和黨的機關報刊都被暴力的鐵腕所摧毀，工人階級最先進的子弟在絕望中逃亡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國去，短促的解放夢已隨著工業狂熱發展、道德敗壞和政治反動的時代的到來而破滅了。……大陸上的階級弟兄的失敗，把英國工人階級弄得垂頭喪氣，挫傷了它對自己事業的信心……工人階級中另一部分先前積極的分子，受了暫時增加工作和工資的誘惑而變成了‘政治工賊’。
維持或改革憲章運動的一切嘗試都遭到了決定性的失?。还と穗A級的機關報刊由于群眾的漠不關心而相繼?？?；的確，英國工人階級過去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茍安于政治上的毫無作為。”[3]值得指出的是，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工人階級的隊伍狀況是在不斷變化的。在“經濟關系趨于平衡”的條件下，工人階級的隊伍出現一定程度的分化。“工人階級中只有兩種受到保護的人的狀況得到了長期的改善。第一種是工廠工人。……第二種是巨大的工聯。……從1848年以來，他們的狀況無疑有了顯著的改善；這方面最好的證明是：在十五年多的時期中，不但雇主對他們非常滿意，而且他們對雇主也非常滿意。他們形成了工人階級中的貴族；他們為自己爭得了比較舒適的地位，于是就認為萬事大吉了。”[4]同時，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在工人階級中繼續有“重新覺醒”的成員，他們成立了新工聯。他們是一些所謂“沒有技術的”工人，而那些老工聯是一些“有技術的”工人。“新工聯則是在雇用勞動制度萬古長存這一信念已經大大動搖的時候成立的。他們的創始者和領導者都是自覺的社會主義者或直覺的社會主義者；涌向新工聯并構成其力量的群眾，都是被工人貴族輕視和藐視的粗人。但他們擁有一個無比的優點：他們的心田還是一塊處女地，絲毫沒有沾染上傳統的‘體面的’資產階級偏見，而那些處境較好的‘舊工聯主義者’卻被這種偏見弄得昏頭昏腦。”[5]于是，馬克思、恩格斯將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斗爭的希望寄托在新工聯身上。正如恩格斯在1892年時認為新工聯會犯錯誤，但恩格斯堅信，只要他們能夠在犯錯誤的過程中不斷學習和前進，那么，“那時英國的工人政黨就會組織得足以一下子永遠結束為使資產階級統治永存而輪班執政的兩個舊政黨的蹺蹺板游戲”。[6]鑒于英國工人階級的情況復雜，老工聯和新工聯性質有異，對那些已淪為“工人貴族”的有技術的工人，不可能再施用灌輸。而對于新工聯，又要看到它們不大重視理論而十分重視經驗的特點，因此更多指望他們“在犯錯誤的過程中不斷學習和前進”。也就是說，外部的理論灌輸很難一時奏效。對法國工人階級運動乃至巴黎公社的實踐，馬克思、恩格斯一直是比較關心的，同時他們認為，在無產階級沒有成熟之前，它不可能占據社會的統治地位，因為它缺乏一定的利益匯集能力和號召力。正如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所指出的那樣：“當一個身為社會革命利益匯集中心的階級起來斗爭的時候，它就會直接在自己的地位中找到自己革命活動的內容和材料：它消滅敵人，采取適合斗爭需要的辦法，而它自己行動的后果就推動它繼續前進。它并不從理論上研究本身的任務。而法國工人階級不是處于這樣的地位，它還沒有能力實現自己的革命。……所以在革命發生時，法國無產階級雖然在巴黎擁有實際的力量和影響，足于推動它超出自己所有的手段范圍繼續前進，但是在法國其他各地，由于只是集聚在一個個零散的工業中心，它幾乎完全消失在占壓倒多數的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中間。……無怪乎當時巴黎無產階級努力捍衛自己的利益時把這些利益和資產階級利益并列在一起，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提出來當做社會本身的革命利益；無怪乎它在三色旗面前降下了紅旗。”[7]
如上情況表明，對法國工人階級的灌輸也不可能拔苗助長或操之過急。對德國工人運動，革命導師認為德國工人運動盡管產生較晚，但卻有兩大優勢，第一，“他們屬于歐洲最有理論修養的民族”，他們有理論感。恩格斯認為：“這兩個優越之處無限重大，從以下的事實就可以看出：一方面，英國工人運動雖然單個行業有很好的組織，但是前進得非常緩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對于一切理論的漠視；另一方面，法國人和比利時人由于原有形式的蒲魯東主義的傳播而發生混亂和動搖，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則由于被巴枯寧滑稽化了的蒲魯東主義的傳播而發生混亂和動搖。”[8]第二，由于德國工人運動起步較晚，因此他們“能夠直接利用英國和法國的運動用很高的代價換來的經驗，而在現在避免它們當時往往無法避免的那些錯誤”。[9]恩格斯進一步指出：“德國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處。自從有工人運動以來，斗爭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論方面、政治方面和實踐經濟方面（反抗資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聯系，有計劃地進行著。德國工人運動所以強大有力和不可戰勝，也正是由于這種可以說是向心的攻擊。”[10]只要想想在德國居然會出現像狄慈根這樣的工人哲學家，他獨立地研究出跟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幾乎一樣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可見當時德國工人階級的理論素養之高。所以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對德國工人階級提出所謂的灌輸任務。遠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工人階級的斗爭狀況又怎樣呢？我們不妨看看恩格斯在1887年所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序言中的一些分析。恩格斯認為，美國的工人階級應該有一個統一的政黨，特別重要的是，這個政黨“必須有一個明確的積極的綱領，這個綱領在細節上可以因環境的改變和黨本身的發展而改動，但是在每一個時期都必須為全黨所贊同。只要這種綱領還沒有制定出來或者還處于萌芽狀態，新的黨也將處于萌芽狀態；它可以作為地方性的黨存在，但還不能作為全國性的黨存在；它將是一個潛在的黨，而不是一個實在的黨”。[11]恩格斯認為，當時在美國有三種工人運動的形式。第一種是由亨利•喬治領導的紐約的運動，它是地方性的運動。恩格斯認為這個地方性運動的綱領“太狹隘”，它“只能作為地方性運動的基礎，至多也只能作為總運動中的一個短期階段的基礎”。[12]第二大派別是“勞動騎士”。“這個巨大的團體有無數的‘會’，已擴展到全國廣大地區，代表著工人階級內部個人的和地方的各種各樣意見”。[13]而第三個派別是社會主義工人黨，它的成員幾乎全是德國移民，大多數人都不大懂當地通用的語言。恩格斯認為這個黨“徒有虛名”，因為它“在美國的任何地方實際上都不能作為一個政黨出現”。[14]他指出，如果說這個黨是起源于外國，那么，它同時也就具備了歐洲多年來階級斗爭所取得的經驗，并且具備對工人階級解放的一般條件的理解，遠遠超過了美國工人迄今為止所達到的理解水平。就這一點來說，恩格斯認為這個黨“必須在運動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要做到這一點，“它必須完全脫下它的外國服裝，必須成為徹底美國化的黨。它不能期待美國人向自己靠攏。它是少數，又是移自外域，因此，應當向絕大多數本地的美國人靠攏。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學習英語”。[15]恩格斯反對硬灌輸的思想主要是針對他們而言的。1886年12月28日，恩格斯致弗•凱利-威士涅維茨基夫人的信中談到了他對在美國幫助美國工人搞運動的德國社會人的一些看法，認為：“要明確地懂得理論，最好的道路就是從本身的錯誤中、從痛苦的經驗中學習。而對于整整一個大的階級來說，特別是對于像美國人這樣一個如此重視實踐而輕視理論的民族來說，別的道路是沒有的。最主要的是要使工人階級作為階級來行動；一旦做到了這一步，他們就會很快找到正確的方向……首先要讓運動有鞏固自己的時間，不要硬把別人在開始時還不能正確了解、但很快就會學會的一些東西灌輸給別人，因而使初期不可避免的混亂現象變本加厲。”[16]1887年1月27日，恩格斯再次致信說明：“我們的理論是發展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愈少從外面把這種理論硬灌輸給美國人，而愈多由他們通過自己親身的經驗（在德國人的幫助下）去檢驗它，它就愈會深入他們的心坎。”[17]由此可見，恩格斯不主張對美國工人階級進行從外部而來的硬灌輸。
2．對馬克思主義自由理論的忽視
馬克思和恩格斯實際上是高度重視自由和解放的，如從早年提出“自由確實是人的本質，因此就連自由的反對者在反對自由的現實的同時也實現著自由”[18]的名言，后來提出三大社會形態理論，十分關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又在《資本論》中提出“自由時間”理論，最終專注于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等等。因此，有關工人階級的解放與推翻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可以看作是馬克思主義自由理論的實踐方式與必然路徑，并且由此代言及表達出除了無產階級，歷史上還從未有過任何革命階級具有如下的廣闊胸懷，即“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對于如此博大精深的馬克思主義自由解放理論，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研究多年來確實關心不夠，這方面的理論建設也徘徊不前，以致使人們誤認為自由理論是資產階級學者的“專利”，忘記了馬克思、恩格斯才是在實踐價值上真正提倡與踐行自由的偉大導師。
作者：邱柏生 單位：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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