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高校人文教育歷史分析(3篇)，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新文化運動時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否定
新文化運動是二十世紀初期由一些激進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起的一場文化變革運動，以反對尊孔復古、反對封建專制和倫理道德、提倡西方的民主和科學為主要內容。新文化運動雖然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但也存在不能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遺產的問題，對傳統的人文教育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
(一)取消漢字運動
文字是文化傳承的載體，也是民族文化的至寶。漢字經過千百年的發展流傳至今，每一個字符都蘊含著深刻的含義，這是世界上其他文字無可比擬的;然而，漢字在新文化運動中卻成為一些學者批判的對象，取消漢字的論調也此起彼伏。1919年，傅斯年在《漢語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一文中提出:“漢字起源是極野蠻，形狀是極奇異，認識是極不便，應用是極不經濟，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又說:“尤其有缺點的地方就是野蠻性太深了，造字的時候原是極野蠻的世代，造出的文字豈有不野蠻之理。一直保持到現代社會里，難道不自慚形穢嗎?”傅斯年將漢字看作是野蠻的東西，并將其當做牛鬼蛇神進行批判，他也是較早提出取消漢字的人士之一。繼傅斯年之后，鼓吹廢除漢字的言論似乎越來越多，一些學者和官員也卷入其中。1922年，蔡元培在《漢字改革說》一文中提出:“漢字既然不能不改革，盡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同年，錢玄同在《漢字革命》一文中說:“漢字的罪惡，如難識、難寫，妨礙于教育的普及、知識的傳播。”并強調說:“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語決不能統一，國語的文學決不能充分的發展，全世界的人們公有的新道理、新學問、新知識決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國語寫出。”他主張對漢字進行根本的改革，“采用世界的字母———羅馬字母式的字母”，其理由是:“漢字的罪惡，如難識、難寫，妨礙于教育的普及、知識的傳播。”當時廢除漢字的聲音是很多的，錢玄同將漢字定性為罪惡的東西之后，又提出了《廢除漢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而這種提案也得到一些學者的支持。1928年，時任中華民國大學院院長的蔡元培公布了林語堂等人提出的《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令》，中國文字拉丁化運動得到當時民國政府的認可，并在教育部的主持下進行。漢字有其自身的優勢，不是僅憑政府部門的一紙文告就能取消的，所以取消漢字的言論持續時間相當長。魯迅在1934年9月撰寫的《中國語文的新生》一文中說道:“中國人要在這個世界上生存，那些識得《十三經》的名目的學者，‘燈紅’會對‘酒綠’的文人，并無用處，卻全靠大家的切實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償要生存，首先就必須除去阻礙傳布智力的結核:非語文和方塊字。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做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走那一面呢，這并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敗，乃是關于中國大眾的存亡的。要得到實證，我看也不必等候怎么久。”數月之后，魯迅在《關于新文字》一文中繼續批判漢字:“方塊漢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勞苦大眾沒有學習和學會的可能，就是有錢有勢的特權階級，費時一二十年，終于學不會的也多的很。……所以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里面，償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魯迅將廢除漢字與國家存亡聯系在一起，言辭是非常激進的。1935年，由蔡元培領銜的新文字研究會成立，在1936年的《我們對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見》一文中說:“中國已經到了生死關頭，我們必須教育大眾組織解決困難。但是這教育大眾的工作，開始就遇著一個絕大的難關。這個難關就是方塊字。方塊漢字難認、難寫、難學。……簡單的說，中國大眾所需要的新文字，是解決一地方言的新文字，這種新文字，現在已經出現了。當初是在海參威的華僑制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實驗結果很好。……我們深望大家一齊來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為推進大眾文化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廢除漢字運動一直持續到新中國成立以后，馬學良在1957年撰寫《漢字改用拼音文字會引起“天下大亂”么?》一文繼續鼓吹取消漢字:“時至今日，在全國統一，人民政權日益鞏固的情況下，由于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交通發達，人們的交往頻繁，這都是促進方言集中為同一民族語的優越條件。文字既然是記錄語言的工具，為了更好地記錄語言，學習簡便，在方言統一的情況下，只有拼音文字才是最好的文字工具。”新中國成立以后，關于是否廢除漢字的辯論又進行了多年，但在陳夢家等人的反對下最終不了了之，歷時三十余年的廢除漢字運動雖然結束，但其對傳統文化的影響短期內很難消除。
(二)全盤西化論
新文化運動大力宣傳西方的民主與科學，促進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性革命，但一些學者將中西文化的差異視為新舊的差別則有些欠妥。汪叔潛在1915年說:“所謂新者無他，即外來之西洋文化也;所謂舊者無他，即中國固有之文化也。……二者根本相違，絕無調和折衷之余地。今日所當決定者，處此列族競存時代，究竟新者與吾相適，抑舊者與吾相適。如以為新者適也，則舊者在所排出，如以為舊者適也，則新者在所廢棄。舊者不根本打破，則新者絕對不能發生，新者不排除盡凈，在舊者亦終不能保存。新舊之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中西文化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一些學者在新文化運動中以西方的民主主義和科學主義批判中國的封建迷信和專制主義也是正確的，但將中西文化的差異絕對化則是不正確的。一些學者將中西文化界定為新舊文化之后，崇洋媚外的學風逐漸蔓延，徹底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全盤西化論便接踵而至。1929年，胡適在《中國今日的文化沖突》一文中使用了“wholesalewestern-ization”一詞，后來潘光旦為《中國評論周刊》寫了一篇書評，認為此詞可以譯為“全盤西化”。胡適對西方文化的崇拜是事實，新文化運動以來積極鼓吹和傳播西方文明也是事實，后來被冠以“全盤西化論”者，實際上是由于潘光旦的評論引起的，但“從胡適前后的言論和主張來看，他并不真正主張‘全盤西化’。”胡適的著述較多，其中既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也有對中國古代文化的推崇，所以有些學者認為胡適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從未持全盤否定的態度，對西方文化也不是全盤肯定的。”真正主張“全盤西化”的當為陳序經，他在《獨立評論》上發文說:“至于我個人，相信百分之百的全盤西化，不但有可能性，而且是一個較為完善較少危險的文化出路。”陳序經對中國文化的否定主要是從文化的整體性方面展開的:“文化本身既是一個整的東西而分析不來，我們所假設而為研究和認識上便利起見的分析的各方面，都有連帶的關系。一方面因為內部或外來的勢力的沖動，必影響于他方面。它并不像一間屋子，屋頂壞了可以購買新的瓦補好，而不必理及其他的部分，它并不是這樣機械的、簡單的。”中西文化互有長短利弊是當時多數學者都認識到的，但陳序經堅決反對這種取長補短的主張:“我們如果承認歐洲目前的文化是比中國較好一點，則全盤放棄中國的固有文化，而全盤接受西洋的文化，總比過去進步一點。我們自然承認我們對于文化上的奢望沒有折衷派這么大，然而我們所跑的路的危險，畢竟沒有他們這么厲害。他們以為東西文化各有長短，去短取長固然很好，然而往往弄到去兩方之長，而取兩方之短，簡直是危險萬分的。而且這種危險，是東西文化接觸以后，日趨明顯的現象。”陳序經在其著述中多有全盤西化的表述，認為“中國若要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就必須徹底采納和全盤接受西方文化，而不是隨意地截取和采納西方文化的某些內容(或成分)。”各個民族之間的文化和技術有先進、落后之分是不容置辯的事實，但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均有值得傳承的文化精髓，將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全盤否定也是不正確的。新文化運動以來，不僅有一些學者對漢字徹底否定，還有一些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人文教育徹底否定，這些言論和主張對當時的教育改革和大學教育產生了諸多不良影響。
二、民國時期對人文教育的壓制
在清末民初實用科學主義思潮的聲浪中，民國政府和當時的大學教育實踐者們已經覺察到單純的科學教育、技能教育并不能培養大學生的完全人格，文、理專業的設置會人為地把密切聯系的統一知識整體割裂，容易導致學生走上片面發展的道路。正如蔡元培所說:“文科學生，因與理科隔絕之故，直視自然科學為無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各學，均與哲學有關，自然哲學，尤為自然科學之歸宿，乃理科學生，以與文科學生隔絕之故，遂視哲學為無用，而陷于機械的世界觀。”改革晚清時期各類學堂的教育弊端，在中華民國成立后逐漸展開。1912年10月24日，中華民國政府頒布了《大學令》，對高等教育的辦學宗旨做出了明確表述:“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材，應國家需要為宗旨。大學分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醫科、農科、工科。”鑒于各高等院校的硬件設施和師資力量存在差異，民國政府準許高校依據實際辦學條件自行設立章程。譬如，1929年的《國立清華大學規程》提出的辦學宗旨為:“以求中華民族在學術之獨立發展，而完成建設新中國之使命。”1932年和1947年的《國立北京大學組織大綱》提出辦學宗旨為:“(一)研究高深學術;(二)養成專門人才;(三)陶融健全品格為職志。”民國時期的各類大學，均將培養學生品格的人文教育列為辦學宗旨的一部分，將之置于與科學教育相等的地位。盡管各個大學在辦學宗旨上均強調文理兼顧，但在大學教育教學的實踐中多是“注重實用科學，充實科學內容，養成專門知識的技能。”從中華民國教育部頒布的一系列文件和各個大學的辦學章程來看，重理輕文的教育模式成為這一時期的主流。李華興等人在對民國時期的教育研究中，對大學文理科情況進行過統計:“據1931年統計，全國103所?？埔陨蠈W校計187個學院，其中文法類占59%，實科類占41%;學生總數44167人，其中文科學生占74．5%，實科學生占25．5%。1932年起，教育部嚴格限制文法科大專院校的發展，對辦理不善者，或令停止招生，或命分年結束。停招后節省的經費，用以擴充或改設理、工、農、醫等實科。1934年起，教育部更嚴格限制文科類學生招生數量，規定‘大學文、法、商、教育等院系所招新生數額，不得超過理、農、工、醫等院系所招新生數額。’此后，文實科學生比例相互消長，至1935年，文科學生占48．8%，實科學生占51．2%，文實科高校發展規模漸趨合理。”中華民國限制文科教育的做法似乎存在均衡文理，使之協調發展的意圖，而不斷頒布重理輕文的教育文件及推行限制文科教育發展的措施，則致使文理兼修的辦學理念大都流于形式，科學技術成為大學教育的真正內容，這為后來高等院校的人文教育帶來了不少負面影響。
三、建國初期人文教育的政治化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對建國以后的文化教育政策作出規定:第四十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第四十三條，“努力發展自然科學，以服務于工業農業和國防的建設。獎勵科學的發現和發明，普及科學之知識。”第四十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方法為理論與實際一致。人民政府應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教育內容和教學法。”第四十七條，“有計劃有步驟地實行普及教育，加強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術教育，加強勞動者的業余教育和在職干部教育，給青年知識分子和舊知識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應革命工作和國家建設工作的廣泛需要。”這些條款，基本上構成為建國以后中國教育制度改革的綱領性規定。為了適應建國以后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頒布了《高等學校暫行規定》，將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學校的辦學宗旨表述為:“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五章的規定，以理論與實際一致的教育方法，培養具有高級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和技術的成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高級建設人才。”196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規定:“高等學校的基本任務，是貫徹執行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培養為社會主義建設所需要的各種專門人才。”在強調培養又紅又專的高級人才的理論指導下，高等教育的人文課程出現了重大變革。課程是教育的基礎，課程設置也就成了建國以后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1949年6月1日成立了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10月11日，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公布了《各大學專科學校文法學院各系課程暫行規定》，對文學、哲學、歷史、教育、經濟、政治、法律等7個文科類的課程設置做了明確規定。文學院、法學院的公共必修課程及時間安排為:“(1)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包括社會發展簡史)(第一學期學完，每周3小時);(2)新民主主義論(包括近代中國革命運動史)(第二學期學完，每周3小時);(3)政治經濟學(第二學年起，每周3小時，一年學完)。”華北地區的二十多所高校在這一規定的指導下，不僅對文科類的課程進行了調整，也對理工類的課程進行了調整，政治課程成為公選必修課，取代了民國時期面向所有專業的《中國通史》《世界通史》《倫理學》《社會學》《哲學》《邏輯學》等通識課程。經過幾年的實踐和不斷調整，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部于1956年9月9日對全國高等院校的政治課程做出了統一規定:“一年級開馬列主義基礎課。102學時的學一年，68學時的學半年或一年由學校自定。二年級開中國革命史，學一年。三年級開政治經濟學。136學時的學一年，90學時的學半年或一年，由學校自定。四年級開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102學時的學一年，68學時的學半年或一年由學校自定。”這項文件以后，高校的所有科系的人文通識課程均被政治理論課程所取代。新中國成立以后，逐漸建立了符合社會主義建設的各項制度，高等教育為適應經濟建設的需要進行制度改革也是歷史的必然，從課程設置上強化對學生政治思想的改造是當時教育改革重要的一個方面。
四、現實社會對人文教育的影響
受商品經濟的影響，利益至上的原則在一些大學生的思想意識中逐漸占據上風，應該具有的道德觀、價值觀相對滯后。不端正的思想意識也造成了高校違法犯罪事件的頻發，引發了人們對現代高等教育的質疑。我們知道，社會是人與人之間相互聯結的共同體，以個人為本位還是以社會為本位主要決定于人們的道德觀念，中國人的傳統道德觀強調的是社會本位原則，重視對人的非功利思想的教育，而由于傳統人文教育的缺失，在一些大學生中便出現了個人本位的思想觀念。
(一)市場經濟誘發的高等教育功利性
市場經濟的優勢，刺激了生產和消費，在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促進了社會財富的增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了較大發展，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有了較大提高，市場條件下的競爭性和功利性也對人們的價值觀和人生觀產生了重大影響。高等院校為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進行的改革，帶有明顯的功利性色彩。1997年以來，高等學校的基礎建設不是在政府投入下逐步擴大的，而是由學校籌資解決，政府下撥給高等院校的經費是以在校生人數為基數核算的，擴大招生規模成為高校發展的前提，進而誘發了辦學理念上的功利主義。政府部門將招生和就業的指標納入高校的考核體系，迫使高校不得不側重于理工類專業，以追求更高的辦學利益。為了滿足理工類專業教學需要，高等院校在師資隊伍建設中重視對理工科教師的引進和培養，人文社科類師資偏弱成為現在高校的普遍問題。
(二)粗放式管理下對學生素質教育的忽視
高校擴招以來，學生人數增加較快，而教師人數增加較少，師資力量出現了嚴重不足，對學生進行粗放式管理成為普遍現象。大學生雖然已經具有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但其辨別是非的能力還不太成熟，容易受到不良社會現象的誘惑。大學生的道德框架需要有特定的教師進行輔導，使他們在生活方式、學業規劃以及走向社會以后的職業道路上有適當的選擇，這就需要一定的人文教育給予他們正確引導。粗放式的管理模式對青年學生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因為學生的發展需要教師的正確引導，管理上的放松容易使學生內心不良的思想意識膨脹起來，產生厭學、享樂、尋釁滋事等問題。
(三)大學人文教育課程的不足
大學人文教育的缺場不僅表現在人文課程的減少，而且表現在人文教育內容和方法的遮蔽。大多數高等院校的人文課程基本是國家規定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思想概論、鄧小平理論等公共課程，這些課程在人文教育科學化的“唯理性模式”下，“偏重智力教育，推崇能力主義，重視培養訓練記憶、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因素;重視學科知識的系統性、理論性，而較忽視溝通不同學科的知識，以及建立科學、技術與社會、文化、倫理的聯系;重視知識的傳授，而較忽視個性的充分發展;通過嚴格而激烈的競爭保持較高的學習質量。”在高等教育發展轉型的大背景下，高等院校應當力爭做到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并重，實現學生在接受科學教育過程中的人文素質的提升。人文教育不是文科教育，而是對學生人文素質的培養，應將人文教育置于專業培養之中，在培養學生專業技能的同時，也要重視道德觀、人生觀的引領。只有在專業課程的教學中引入相應的人文思想，才能將他們培養成為人格健全且具有創新精神的現代社會高素質人才。
五、小結
長期以來，高等教育受就業導向的影響而偏重于專業教育，重視科學技術教育而輕視人文教育的現象普遍存在，這種問題的產生既有深刻的歷史原因，也有現實社會的影響。在現代高等教育改革中，大多數高等院校已逐漸認識到由人文教育缺失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理工與人文并重的辦學理念受到了普遍重視。因此必須在教育制度、課程設置、教學方法等方面做出相應的調整，只有徹底消除重理工輕人文的教育弊端，才能為現代化建設培養出更多的德才兼備的建設者。
作者：喬鳳岐 單位：許昌學院魏晉文化研究中心
第二篇：高校傳統戲曲人文教育多維解構
一、當前高校人文教育體系構建中傳統文化的缺失
當代高校的人文教育，主要是依托公修學科以及思想文化教育活動等方式來實現的。根據現在中國高校學科設置和運行的基本狀況調研總結，當下高校人文教育體系的構成，主要包括人文社科等公修課程，思想政治教育主題活動、學術報告會以及校園文化交流活動等內容，另外包括學校教學治學氛圍（校園環境、標語等），學校文化系統（校訓、校史等）也是少量承載人文教育職責的手段。從根據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大學學科課程設計的統計和分析看，包括哈佛、耶魯、劍橋等世界一流高校的人文教育學科占比遠高于中國高校的普遍狀況，依據許昌學院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及音樂學院（音樂學專業）本科培養計劃的課程統計，涵蓋文學、外語、思想政治、心理學、藝術公修等人文課程的學分和學時在總課程中占比不足10%，且思想政治類教育課程（包括必修課程、團學黨學活動、專題報告）等占據主體。在人文教育實施的過程中，也呈現出了幾個比較重要的問題：1.涉及的人文教育課程中，學科設置的面很窄，僅限于較為常規的普及性的社科、自然等學科內容，遠遠達不到學生對于更廣知識面的需求；2.現行人文教育課程設計的內容和授課方式，比較陳舊、傳統、古板，在整個學校教學系統中的位置和作用性很低，學生參與課程的積極性并不高，往往是為了湊足學分而勉為其難；3.人文素質教育成為專業課程的附庸，普遍被高校輕視，在整體上“忽視了人文教育的本質——人文傳統和文化精神的培養。”。所以，就橫向對比來說，當前高校人文教育在學科領域、教學內容、活動形式等方面，不同高校之間基本表現出了高度的一致性，缺少創新性和特色；在縱向發展上，基本上這些課程、活動等，都流于形式，缺乏內涵和延續性，更沒有滲透到人才培養和人文教育的核心層面之上，“尚未突破以學科規訓為基本范式的人文知識教育，只是現代學科體系下的文科知識傳授”。
二、解構傳統戲曲在高校人文教育體系構建的價值
中國的傳統戲曲位列世界三大古老戲劇之一，是融合了舞臺表演、音樂、舞蹈、文學創作、美術、武術、雜技等傳統民間技藝的古老藝術，是中國傳統藝術的最佳代表。在數百年的發展變遷中，傳統戲曲將中國傳統的文化思想與藝術相結合，形成了獨特的藝術品質和文化價值，成為“人們獲得精神享受和道德引導的重要途徑”。傳統戲曲走入高校校園，對于學生個體培養來說，可以在民族自豪感培養、文化傳統教育、藝術審美熏陶等方面產生重要的作用；而對于高校人文素質教育體系的構建，同樣可以起到豐富專業性，提升特色價值的意義。
（一）學科建設層面
如上文而言，當前高校人文教育的學科課程設計過多的偏向于公修課程，與主體教學偏離，失去人文教育在教育教學過程中本應該起到的烘托、輔助性的作用。人文教育的學科與主流學科專業技能型課程相比，內容更寬泛、知識組成更加豐富，能夠拓寬學生學習視野，增加對知識理解、學習和深入研究的靈活性，因此，人文教育的課程理應當深入主流學科的教學核心。然而在當前中國高校的學科課程的設計和設置中，則極大的輕視了人文社科等具有人文教育作用的課程。以浙江大學為例，該校理學類培養方案中，在具有人文教育作用的通識課程大類中，只是簡單列出了文學與藝術類等課程名詞，并沒有針對專業人才培養的實際，提供明確的計劃和學科設計。相反，麻省理工學院作為世界一流高校，則在專業的培養方案中，明確了通識課程涵蓋的類別和重要領域，并依據不同的學科特點，設計不同的方案。這凸顯了中國大學在公共通識課程設計上，對人文教育重要性的忽視。傳統戲曲深入的介入到藝術、文學等領域的學科設計和課程設置之中，是提升整個學科專業辦學特色的有效方式。過去中國高校在學校定位和專業設置的思路和方式上，趨于同質化，進而導致高校人才培養的策略缺乏競爭力和創新性，因此2014年國務院的《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化職業教育的決定》中就明確提出了特色辦學的方針，這也是新時期國際和社會環境，對當代高校提出的最為直接的改革要求。就傳統戲曲而言，其在傳統音樂、文學創作、舞蹈、舞美設計以及傳統文化價值觀等方面高度的概括性和呈現方式，在諸如音樂、文學、戲劇、歷史、美術、文化研究、管理等學科領域，都能夠起到較大的學科建設層面的作用，對于優化專業學科課程的建設、豐富教學內容的設計以及教學方式方法的形式改革方面，都能夠起到十分有效的作用。江蘇和上海地區是昆曲藝術的發源地之一，面對新時期昆曲藝術發展舉步維艱的局面，兩地的南京大學、上海師范大學、蘇州大學等高校，將昆曲藝術的表演、藝術研究納入到了本科的培養體系之中，豐富了整個學校的人文教育課程內容，還提升了專業的獨特性。尤其是蘇州大學，甚至為保護昆曲藝術的發展開設了“昆曲”本科專業，專門致力于培養昆曲表演、創作、研究人才；安慶師范學院則將本地黃梅戲藝術納入學校戲劇表演專業之中，并設立了黃梅劇藝術學院；江西東華理工大學藝術學院，將富有地方特色的臨川戲曲音樂納入到了該校高師專業視唱練耳基礎課程之中，不僅提升了整個課堂的趣味性，而且還大膽的借鑒了戲曲表演的方式，改變了傳統的視唱練耳授課方式，學習效果事半功倍；焦作師專則將作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懷梆納入到了音樂專業培養體系中，開設了《懷梆戲曲演唱》的課程。這些對傳統戲曲富有成效性的借鑒和融合方式，對學校的學科建設以及提升辦學特色等方面，都起到了非常可喜的成果。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傳統戲曲的發展危機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傳承危機。傳統戲曲藝術納入高校學科建設領域，通過高校平臺的支持以及產、學、研一體化辦學思維的發酵，必然可以從源頭解決發展危機的困境。因此傳統戲曲與高校學科建設之間的合作，必然是一件互惠互利的有效舉措。
（二）公共認識層面
高校是一個半開放的平臺，也是大學生提前走入社會的訓練基地。古人說“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以當前高校的教育，除了傳授學生必要的學科知識以外，拓展學生看待世界、看待事物的視野，也是重要的職責之一，人文素質教育的課程和活動，就是開拓學生視野的主要手段。當前中國高校的學生對人文的認識，主要是通過公修課程以及文化活動等形式來達成的。高校人文教育的文化藝術等公共課程的設置，以及文化藝術活動、報告會等形式，其目的就是在于通過較為集中的知識的預覽，來對學生的審美情趣和情感意識加以熏陶，指引學生走入人文世界的大門。這就要求公共課程學科課程的規劃和設計，授課內容以及教授方式都要更系統、規范且富有特色，否則很難在認識引導的層面上，體現更多的人文價值來。而現在高校公修課程設計和文化活動的開展普遍缺乏系統性、針對性和實效性，課程效果和活動水平也難以達到傳遞人文精神的要求。傳統戲曲是中華文明的代名詞之一，數千年的歷史故事、人文思想灌注其中，對于高校人文教育在于公共認識層面來說，是有很多可借鑒價值的。傳統戲曲的再發展，依賴于更為年輕一代群體的認可和認識，因此傳統戲曲走入高校公修課堂，同樣對人才培養以及提升校園文化氛圍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以鄭州大學為例，作為中原地區最高學府，該校的公修課程中，就專門設立了河南戲劇文化、中國戲曲藝術等科目，并聘請了豫劇名家小香玉等擔任藝術顧問，定期來學校講座講課，并舉辦專場表演，收效明顯；淮南師范學院也將當地特有的推劇帶入到了該校《戲曲欣賞》公修課堂之上，并成立了推劇學習表演小組，深受學生喜歡。同樣，借助于高雅藝術進校園的活動，傳統戲曲可以以更為直接、真實、親切的形式走入到學生群體之中，讓大學生可以近距離的欣賞、參與到傳統戲曲藝術中去，感受傳統文化的美，體味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昆曲就借助這一活動，在上海、南京、蘇州、杭州、香港、臺灣，乃至美國的諸多高校中巡回演出，受到了學生們的追捧，在新時期煥發了全新的發展機遇；蘇州大學文學院開設的戲曲評彈鑒賞課程，每周都會邀請昆曲、京劇、評彈、錫劇等表演藝術家走進課堂，設身處地的傳授戲曲知識，并在學校表演社團中傾情授藝，讓傳統戲曲藝術在校園中扎根生長。傳統戲曲進入高校校園，通過公修課亦或是文化活動的形式走入學生群體之中，可以快速、有效的讓學生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魅力所在，進而影響他們重新認識傳統藝術，在開拓視野的同時，給傳統文化藝術的發展鋪墊受眾基礎。
（三）社交娛樂層面
社團是高校學生集結的重要組織，是學生自發學習、探索、研究的場所，同時也是高校學術群體社交娛樂活動的中心。某種程度說，學生社團也是高校人文教育在學生群體中自發體現的一個重要依托。當前中國高校學生社團，尤其是以文化藝術娛樂活動為中心的社團組織，活動內容主要以舞臺演出、聚眾娛樂、組織學習等為主。在社團活動的策劃和實施過程中，學生通過相互學習、表演、協作，一方面達到了在文化藝術娛樂技藝方面的交流和提升，另一方面，也鍛煉了學生的社交能力以及處事待人的作風。這其實也是高校人文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傳統戲曲的表演形式以及藝術形態，并不是當前高校學生社團的關注重心。相對陳舊且不易掌握的表演形式和技藝，使得學生社團對傳統戲曲的關注趨之若鶩。然而傳統戲曲在高校學生社交娛樂層面的參與可能性依然存在，并且可以大大提升校園文化娛樂活動的新鮮性和獨特性。2010年，許昌學院由學生組織了以戲曲表演為中心的風信戲曲曲藝社團，初期參與者只有寥寥數人。然而經過數年的發酵，2014年，社團成員不僅在全國高校京劇演唱研討會上拿回了一等獎，還舉辦了首屆大學生戲曲文化藝術節，受到了河南省京劇院、河南省電視臺的關注和支持，參與社團的人數開始逐步增加。學生在排練排演傳統戲曲劇目的同時，既了解和學習了傳統文化的獨特藝術魅力，又加深了協同合作的社交意識，同時也給整個校園帶來了與眾不同的娛樂內容。同樣，南京師范大學2003年成立的光裕戲曲社，融合了京劇、越劇、黃梅戲、豫劇、揚劇、評劇等數十種戲曲種類。社團也邀請了諸多戲曲名家指導排練劇目，參加校內外的文化娛樂活動，并承擔起了校園戲曲藝術文化普及和研究的工作，大大提升了作為社團的重要屬性。傳統戲曲面臨發展危機，高校教育需要人文情懷。傳統戲曲進入校園，并融入到高校人文教育體系之中，一方面是時展對傳統戲曲提出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也是高校人才培養和文化氛圍提升的需求。傳統戲曲由于多維綜合屬性的存在，也使得它多方面參與到高校人文教育教學各個環節，都具有較高的可能性。而面對轉型改革機遇時期的高校教育，如何通過與傳統戲曲的借鑒、合作、融合，來提升自身教育文化上的品質提升，同樣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作者：王志鵬 單位：河南職業技術學院音樂學院
第三篇：高校去邊緣化體育人文教育
1人文教育去邊緣化依據
1.1體育的規定性原則
體育的規定性原則要求高校擺脫工具理性束縛并予以克服過度致力于人的生物性效果改善而無視人文教育的嚴重傾向。從“技能論”的育人理念上，高校體育一方面在教育教學上“誘導”在校大學生誤認為高校體育功能只局限于技能傳授、體能訓練范疇而與道德修養、人格陶冶等人文教育無甚關聯，另一方面在角色定位上偏離大學生的主體內在需求出現了輕人文而重技能、輕人格而重體格的錯誤導向，并在評價機制上“阻隔了體育與各個健身項目之間的文化交融及文化滲透、背離了強化激勵發展功能和淡化甄別選拔功能”的體育教育政策。從“體質論”的體質為尊上，高校體育既在體質增強上給在校大學生留下了生物性效果改善的深刻印象和丟失了體育自身所具有的人文精神元素，也在體育教學科目上滑落到了可有可不上且備受歧視的地步。從“功利主義”的辦學理念上，高校體育既在可持續發展長效機制上規避了育人質量和文化創新等軟件建設，也在可持續發展長效機制上忽視了在校大學生的主體內在需求及主體滿意程度。從“技能論”“體質論”及“功利主義”上橫向地考察了高校體育重視人的生物性效果改善而輕視人文教育的種種表現，正是這一工具理性至上的“技能育人”思潮，攪混了人與體育自然形成的密不可分關系，遏制了高校學子的主體正當欲求，加速了高校學子的主體情緒低落，阻礙了高校學子自覺自愿的體育活動及娛樂，以至于令大學生既不愿意弄清楚體育與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之間關系，也不關心傳承和創新先進體育文化的歷史使命，還不想花功夫從高校體育過度重視體育設施等硬件建設而忽視體育課程更新等軟件建設中查找原因，而我們之所以說教育決策者、教育管理者、一線教師乃至學習者群體均有必要徹底地糾正關于體育本質的片面性認識，主要還是因為體育的規定性原則要求使然。
1.2體育的本源性原則
體育的本源性原則要求高校必須立足于“人”和“文化”或者人與文化與體育之間存在的緊密聯系予以探究體育的本源性問題。從“人”的屬性上，人作為集屬人性、人為性和為人性于一體的存在物，早早便從里到外被賦予了精神的、社會的、自然的屬性，而人的這一屬性與自然界動物的不同之處在于人依賴唯有人類才有的創新性思維，一面提煉自身生活、勞作當中頗具趣味性的種種游戲，一面在向后世一代一代傳承種種游戲過程中不斷地開展各式各樣的創新活動，這就是體育之所以被定格為只屬于人的體育的真實原因。“體育的原動力來自于人的精神、審美、愉悅、健康、安全、生存等的各種各樣需要”，而人的這一需要不僅是促進體育演化和體育創新的不竭動力，甚至是體育得以發生、發展的永恒理由。從“文化”的屬性上，體育是人在不斷創新過程中積淀起來的身體活動文化，它佐證了人既是文化的締造者、文化的創造物，也是人的生存方式及行為方式的自然結晶，還是人的實踐活動及生存方式被對象化了的結果，而由人的身體活動積淀起來的體育文化則構成了人類社會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總和的一部分，這既是人的創造物又與人類社會相生相伴，可以說體育文化自肇始之初便擁有了教化人的靈魂和改造人的肉體的獨特功能，其功能就像布滿人體各個部位的毛細血管一樣都延伸到了人的內在規定性和人類文明的不同層次中在指導著規范著人的各式各樣生存活動。從“人”和“文化”的屬性上縱向地梳理和考察了體育的本源性后便會自然而然地推導出體育由人生成又由人發展的論斷，由于“人的肢體運動改變自然人的軀體和四肢應該歸屬于體育運動的基本功能，而人的觀念形態更新和人的社會角色轉換則屬于體育的衍生功能”，故而高校體育不光憑借身體活動實施包括鍛煉技術、身體理論在內的科學教育，也要以正向的體育價值、體育情感、體育意識、體育精神等的影響和熏陶予以塑造人格的人文教育，二者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缺一不可，而我們之所以說高校體育無法推卸自身所承擔的且又必須履行精神與肉體并舉的教育職能，主要還是因為體育的本源性原則要求使然。
1.3體育的衍化性原則
體育的衍化性原則要求高校體育必須立足于體育課程設置作為大學必修課程自“落戶”中國之日起就具有的“肉體與精神并舉”的剛性特質上予以認識體育的衍化性問題。從近代高校落地起步上，自1904年《奏定學堂章程》頒布之后設置的“體操科”就實施每周各2～3學時的普通體操及兵式體操課教學，這一按照剛性規定以體育為必修課的設置形式在近代中國高校課程設置中尚屬首次。從現代高校成長上看，高校體育起先飽受近代軍國民體育文化思潮沖擊而后深受西方自然主義思想影響，及至1923年北洋政府照搬美利堅合眾國學制予以制定、頒布《新學制課程標準》的同時，也隨即將始設于近代的“體操科”變更為完全符合于自然主義體育思想要求的“體育課”，因為這一思想一貫主張體育必須囊括品德教育、智力教育、機體教育、精神肌肉活動教育，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就提出了“各學校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的教育口號，隨之各級各類學校據此轉變以往的體育教學作法，不但從思想層面強化了學生的民族精神培養和道德品質教育，而且從認知層面加強了學生的基本素質、基本技能和基本知識的教育。從當代高校發展上，學校體育在舉國上下掀起的改革浪潮中逐漸由單一生物觀向三維體育觀轉變，將原來只側重于生物的體育及健康認識慢慢拓展至生物、心理和社會，認為在校大學生的“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既是大學生畢業評估必備條件又是大學生學習體育課程評價標準，并主張將這一精神全面地反映到高校的公共必修課當中，于是國家教育部在2002年的《全國普通高等學校體育課程教學指導綱要》再度明確了“高校體育課程所具有的‘體與魄并重’的性質”。從近代、現代及當代高校成長及發展上縱向地考察高校體育課程演化后發現，雖然體育課程的設置重點因為受各個時代的政府指導思想影響而各不相同甚或大相徑庭，但是“靈與肉并重”的課程設置剛性特質至今卻未有本質性變化。高校體育所承擔的“精神與肉體同時并舉”的責任與使命即使在當下教育背景中其本質未變也只不過越來越多樣化罷了，而人們之所以說高校體育既要承擔著增強體質、提升素養的任務又要肩負著促進品德教育、素質教育的重任，主要還是因為體育的衍化性原則要求使然。
2人文教育去邊緣化辦法
2.1吸納正的人文成分
高校所實施的必修體育課教學和開展的課外體育競賽及體育娛樂活動，不僅是高校教育與社會生活之間密切聯系的介質，甚至是在校大學生了解自己、提高自己、認識世界、體驗生活的載體，而實施人文素質教育的核心則是科學的合理的守正人文成分滲透、融合于高校體育的結果，所以從高校的各級管理者到包括體育教師在內的一線教師必須立足于絕大多數在校大學生的實際需要和興趣愛好，首先從以哲理、藝理、倫理、知理、心理為主建構的拓展課程、核心課程等與知識生態相關的人文素質教育，其次從以哲學與思維、社會與倫理、心理與教育、歷史與文化等為主予以建立與人文通識課程之間密切聯系的人文知識生態結構體系，再次從以體育制度文化、體育精神文化、體育物質文化元素為主構成的中外古今高校體育文化之中，科學而合理地吸納有助于大學生人文素質水平提高的體育精神文化、體育物質文化、體育制度文化等那些作為核心的、基礎的和保障的守正人文成分，而這里所特指的體育物質文化和體育制度文化如果規避甚或否定體育精神文化的外化作用，那么不僅難以彰顯大學體育自身具有的獨特魅力，甚至難以開掘高校體育自身特有的文化底蘊。因此，無論高校體育自身具有的獨特魅力還是高校體育自身特有的文化底蘊，不但會以其自身才有的潛移默化甚或潤物無聲等樣式感動人、感染人、感化人、教化人、陶冶人、引導人，而且會在完善大學生思想情操、人格素養、價值取向等過程中逐步實現“文化化人”的目的，使守正人文成分具有的系統性和個性化特質得以淋漓盡致地體現于體育教學及體育活動之中。
2.2烘托正的人文氣氛
高校體育中的人文教育沒有了融洽協調的人文教育氣氛也就無法期待在校大學生人文修養品位的提升，而襯托高校體育的人文教育氣氛既離不開體育教師及文理科教師自身的人文道德修養，又離不開人文氣氛濃厚的校園文化建設。在校大學生人文教育的土壤這一載體惟有通過校園文化建設，才能從教室走向體育館、運動場的過程中變得越來越肥沃，在“沐浴”著高校之內處處濃厚的人文氣氛中“盡情”地發揮人文素質教育的莫大作用。為此，烘托高校體育守正人文氣氛，一要在校園文化建設中連續不斷地充實體育文化的正能量，以適當的人、適當的場合、適當的時間為準則，既要大力宣傳和介紹體育與文化、體育與教育、體育與社會等的穩定關系和緊密聯系，也要持續地擴大高校體育活動當中先進模范榜樣及事跡的影響力，還要切實地利用體育運動中杰出人物的影響作用予以實施多種形式的人文教育;二要在校園文化建設中不僅著重彰顯體育標語、體育標識、體育信息、體育場館、體育雕塑等人文元素的魅力以增強校園體育物質環境賦予體育精神涵養的作用，甚至組織開展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校園體育活動，使體育文化與高校文化能夠有效地契合于辦學理念和辦學宗旨之上;三要在校園文化建設中努力引進文理科目中的研究、合作、情境、誘導等教學法予以提升教育者針對體育課教學及課外體育活動指導的教學方法品級，正確地指導黨支部及團支部、大學生社團營造文化氛圍、開拓人文環境，使之在多姿多彩、多種多樣的校園文藝演出中持續地受到感染、受到熏陶、受到教育;四要在校園文化建設中著力于教育者主體自身情懷、品格、品德的修煉，一方面在價值觀念、拼搏精神、人文知識、職業操守等人文素養上狠下功夫，另一方面在球類、舞蹈、武術、射擊、滑冰、游泳、健美、攀爬等項目上投入精力用以滿足高校學子“現代心理學理論與專業之間密切結合”的種種體育需求。
2.3滋補正的文化養分
高校體育中的人文教育離不開與體育相關且又在本校當地出現的文化事件、優美故事、歷史名人、優良傳統、文明成果等自古至今的守正文化養分滋補，而這一切恰恰都可以成為有益于高校體育健康發展的最佳人文元素。高校滋補守正體育文化養分有許許多多方法及方式，或施教者根據新課程既轉變“課程即教材”“課程即學科”等傳統觀念與學生一道在體育教學實踐情境中共同創造和開發課程實施過程當中將學校所在地發生的并具有正面教育意義的體育事件、體育人物、體育故事、體育傳統等編成高校公共體育課的補充教材或參考教材，或組織教師一方面解決體育課程資源的識別范圍和利用程度問題而另一方面積累、鑒別、開發、利用那些頗具特色性、獨創性的體育課程資源，或高校嚴格遵循那些具有優先性的、地域性的和集體性的一般原則予以選擇、開發、利用本地極有意義的體育文化資源。滋補守正文化養分既要巧妙地利用本校本地體育館及運動場等資源和主動地發揮體育網絡資源的優勢和作用，也要對照高校有關學生課余身體鍛煉規定或條例檢查、核實那體育運動事故及事件的前因后果，既要在撰寫出有助于公共體育課教學的經典案例、運動處方的基礎上予以科學、靈活地利用和開發體育器材和體育場地，也要從在校大學生參與體育鍛煉方式、選擇體育運動手段等方面正確地予以分類學生運動項目興趣。因此，高校要在集思廣益基礎上立足于學校及當地知識的、人的長處發掘、整理、補充、改造和吸收那些被埋在當地體育文化沃土之中極具人文底蘊的精神養分，以便使這些精神養分能夠及時地轉化為在校大學生的精神補品。大學善用本校周邊體育文化資源在學校課堂內外實施人文教育，不僅便于誘發在校大學生內心情感體驗，甚至極易獲取在校大學生的文化認同。無論著名體育歷史事件還是體育文化名人，都擁有巨大的可追慕性和無比的親和性，這因為體育歷史事件和體育文化名人的趣聞軼事即使相隔久遠也畢竟發生在同一方土地之上的緣故。
3人文教育去邊緣化要件
3.1正的道德教育內容
高校體育的人文教育去邊緣化要件中之所以少不了“德育”這一正的道德教育內容，主要還是因為人文素質作為一個人應有的最起碼的態度和質量必須依據自身所處環境與他人、集體、社會、國家、自然之間建立一種正常的關系，而以體育運動為載體的公共體育科教學和課外活動等來提升受教育者作為社會人基本質量水準的道德情操。當下由于政府主管教育部門非科學決策所致的九年制初級中學一年級就文理分科與高校學科及專業設置不合國情等緣故，高校體育有意無意地“側視”甚或“漠視”人文教育因素，到頭來竟然造成了大學生既“缺乏應該具備的文化氣質和文化情操”，又缺少一般性了解本民族歷史文化積淀中有益于自身成長的結果，所以要求在人的生命關懷高度之上既要實施體育道德、體育情感、體育意識、體育觀念、體育價值、體育精神、體育理念等教育，也要在公共體育課教學過程當中積極倡導求真務實、不分派系、不講出身、不論高低而推崇民主、崇尚法制、重視現實、講究公平，其最終目的則在于使受教育者能夠在成為追求社會正義、尊重社會公平、拒絕自私自利、反對損人利己、爭做助人為樂者過程中始終堅守正義、公平、合理、尊嚴等正能量底線予以矯正頭腦中非平衡思想意識而注入“平衡劑”，以便在正的道德教育中得以不斷地提升在校大學生的道德品位。
3.2正的審美教育內容
高校體育的人文教育去邊緣化要件中之所以也要包含“美育”這一正的審美教育內容，主要還是因為體育課程教學、體育比賽觀覽、體育活動本身符合于互動美、享受美和運動美的一般性規律則成了以美育之悟成德教的實質所在。因此，高校體育的人文教育實施審美教育既可以促進大學生的健康發展又能夠通過體育課教學和各種體育活動賦予大學生身心上的“美”“力”“健”，不僅要求體育教師始終圍繞美育這一核心內容按照公共體育課程教學大綱要求施加美的教育影響，使之從中能夠領悟到美的欣賞能力提升則可歸之于循序漸進過程的真諦，甚至要求在力挺語言美、環境美及和諧美前提下營造體育課堂教學、體育健身活動、觀賞體育競賽的審美氛圍，善于使用影響、熏陶、感染、體會來陶冶大學生情操、培養大學生情感、愉悅大學生情緒。高校體育的人文教育實施以完善人格為目標的情感教育以情感人、以美育人，“使大學生既在審美愉悅中自主凈化靈魂、陶冶情操、亢奮精神又在審美享受中引發情感共鳴”，直至在受教育者心靈中得以樹立起美育所追求的終極目標。高校體育中的正的審美教育內容既有益于大學生持續不斷地提升辨別生活中的丑和美、惡與善以及粗野與文明、卑劣與高尚的品級，也有助于大學生通過公共體育課程學習過程增長認識真理、發現美的能力，還有利于大學生在陶冶情操、完善人格方面促使其通過形象感染和情感激發將社會行為規范自覺地內化為一種信念。高校體育的人文教育又作為一種精神的塑造，惟有通過持續而不間斷地實施審美教育，才能確保大學生在體育人文的精神及素質層面上的同一性甚或統一性。
3.3正的人性教育內容
高校體育的人文教育去邊緣化要件之所以還要包括“人性”這一正的人性教育內容，主要是因為人際關系教育、人格尊嚴教育、生命價值教育等人性教育被作為了高校體育的人文教育重點，而這正是以至誠之感達人性的教育精髓所在。無論科學教育、真善美教育還是道德倫理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既離不開人性教育又始于人性完善的教育”，如盡心盡力、團結友愛、協作互助的團隊精神，科學效率、創新進取、誠實守信、自由民主、開放參與的公平競爭精神，“友愛、理解、尊重的人本體育精神”，冒險探索、挑戰征服、拼搏奮斗、頑強抗爭、剛毅執著、奉獻上進的英雄主義精神，再如同情與關懷、沉著與機智、自信與責任、果斷與遲疑、勇猛與怯懦、堅毅與氣餒、積極與被動等體育運動中的人性修繕體驗和人性情感表露，而這些都是大學體育的人性教育中無法繞開的話題。從古到今圍繞人性的爭論一直持續不斷，歸納起來不外乎是人性惡說和人性善說兩種。人性惡說始終堅持人之所以為人就得不顧一切地損人利己;而人性善說則強調“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等的合理性，這“不僅是人性的基本表現，甚至是人性的基本要求”，其實人性惡說為個別論斷，而人性善說則為整體價值，這是不在同一層次上的兩個問題，所以人性惡說無法說服甚至難以全面否定人性善說。由于人類社會存在著人性惡說和人性善說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認識，人世間才將虐待同類、傷害同類、屠殺同類的非人道行為稱作“人性泯滅”，而把毫無惻隱之心、同情之心的非善良者比作“沒有人性”或“喪失人性”。據此可以做出基本判斷:人從同類不相殘回歸到愛人、自愛屬于人性中頗具價值的基本內容，這既成了實施人文教育的最核心要件，也成了增強正的人性教育實效性的獨一無二抓手。
4結束語
自上世紀50代初葉起由于高校盲目地照搬照抄前蘇聯辦學模式的緣故，這不僅釀成了高校科類單一、學生知識面窄且適應性差的嚴重后果，甚至因為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逐步脫節“竟然產生了高校理工科畢業生難以適應社會需要而文科畢業生則嚴重缺乏理性思維”的非正?，F象。人文與科學和而不同，人文求善如同一根韁繩，科學求真好比一匹烈馬，故而導引出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同等重要、偏廢不得的論斷，“如果辦學或重文輕理或重理輕文，那么高校教育就必然會備受遏制、備受沖擊”。長期以來高校體育被“科學教育至上”的無形“枷鎖”禁錮在若干項身體技能運動、一門體育技術課程一貫制當中，幾乎未能站在高校體育起始點上面對精神衰退、文化缺失現狀認真地實施過人文教育，這自然也就難以使之轉變為多數在校大學生所追求的生活樣式。人文教育貴在傳達道德的、審美的、人性的精神內核，而高校體育的人文教育首要在誠，這恰恰與《中庸》所一貫倡導的“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具有異曲同工之妙。高校體育的人文教育若想移往與科學教育比肩的中心位置，就應該越是在科學教育地位顯赫、科學教育能量變大時，越是既要意識到人文教育所具有的無比重要性又要認識到有意規避人文教育所引發的無比嚴重性。
作者：曲新藝 周濤 姜志明 孫晉海 單位：曲阜師范大學 東北石油大學體育部 清華大學體育部 北京林業大學 山東大學體育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