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農村教育現狀及對策(3篇)，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第一篇：城鎮化農村教育
一、集中辦學與分散辦學的矛盾
城鎮化主要是農村人口向城鎮聚集。“2012年1月中國國家統計局宣布，13.5億中國人的51.27%常住城鎮”。“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時候，全國的城鎮化率也就是區區的10%”。農村人口趨于減少，農村學校也越來越少，于是面臨集中辦學和分散辦學的矛盾，即學校過度集中不方便學生上學，太分散又不經濟。學校過度分散規模太小產生規模不經濟，集中辦學是基于人口向城鎮聚集的需要和產生規模效應，規模增大帶來經濟效益提高。規模效應告訴我們，不管是物質資源投入還是人力資源投入都要力爭達到一定規模促使辦學達到或超過盈虧平衡點。但是如果過度集中辦學追求規模效益就值得商榷了。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國的城鎮化肇始于農民進城打工，只不過當時我們尚未意識到它會演變成為一項國家戰略。以今天的眼光看，城鎮化著實惠及廣大農民，收入增加，環境優化，品質上階，幸福提升。隨著農民工大規模流動，越來越多農民工把孩子帶到城里上學，他們始終堅信“城里的學校再差也比老家的學校強多了。”就這么單向流動，農村學生呈銳減趨勢。以2000年為拐點，2000年10月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提出“實施城鎮化戰略”，同年教育部出臺“學校布局調整”政策，俗稱“撤點并校”，應對農村學校過于分散，學生太少，辦學不經濟。然而撤點并校走過了頭，表現為搞“一刀切”和“一窩蜂”，頃刻間學校數量急劇減少1998、1999、2000這三年全國小學學校數量雖然一年比一年減少，但減幅不太大。2000年是一個分水嶺，改變了小學生尤其是農村小學生上學的概念。2000年啟動撤點并校，學校數量急劇減少。到2012年，全國小學數量從2000年的521468所減少到228585所，12年減少了292883所，減幅為56.2%，年均減幅4.7%。假若一年以365天計，12年共4380天，那么，全國平均每天撤校66.87所，每小時撤校2.79所，每半小時撤校1.4所。由于學校數量急劇減少，導致學生輟學。一是因食宿、交通等經濟負擔而輟學；二是因上學路途太遠而輟學；三是因離開家鄉到異地求學從而在心理產生抵觸而輟學；四是因寄宿條件太差難以忍受而輟學。鑒于過度撤點并校導致農村學生上學遠、上學貴、上學難，2012年9月國務院辦公廳了《關于規范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的意見》，針對在布局調整工作中不少地方存在過急過快的情況，要求各地恢復、保留并辦好一定數量村小學教學點。城鎮化意味著集中化，就教育而言，集中化辦學可能更好解決教育資源分配嚴重不均問題，解決農村學校辦學質量相對低劣問題，這就是我們為什么推行城鄉教育一體化和農村學校標準化建設。如果我們能夠做到分步走逐步推進建好一校鞏固一片，撤點并校也許就是不錯的選擇。撤點并校既不能急躁撤點也不能大規模并校。分散辦學是基于農村的特殊情況，由于地理條件約束，農村人唯有分散居住，才便于就近照顧莊稼。1984年11月，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啟立同志為了《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的起草，帶領教育部、中央辦公廳和文件起草班子的同志做前期調研，發現在一些山區“交通基本靠走，通訊基本靠吼，安全基本靠狗。”如今30年過去了，盡管政府實施了“村村通”工程，但也還沒有徹底改變“走、吼、狗”的狀況。分散辦學得視某一區域學生數量的多寡、上學路途距離和上學路況等情況而定。設置學校既不能“超越差異”，即無視城鄉各方面的差異，也不能“跨界求同”，即不顧城鄉差異一味追求同質性，而應該是尊重差異的求同存異。在強勢的城鎮化面前，那些弱勢“走不動”的孩子及家長終究是無力的。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在計劃經濟時代，城鎮生活方式對農村影響不大，農民也不太講究孩子能不能上學以及上什么樣的學?？涩F在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力資本成為每個人能力的信號甄別標志，再加上人力資本在經濟過程中能夠獲取經濟資源并可以抵御生存風險，這就使得農民把一生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孩子身上，讓孩子通過上學以后來展示不能成為抵押品的人力資本。對這些分散居住的孩子，分散辦學僅僅是給予他們受教育權的最低底線。
二、經濟效率與社會效益的矛盾
城鎮化在進行統籌規劃布局時必須考慮住房、道路交通、通訊設施、文化教育、保健醫療、供水排水、垃圾處理等方面，在七個方面當中，除了文化教育是軟指標，其余六個方面全都是硬指標。地方政府也確實可以通過城鎮化以達到追求GDP的目標，所以，追求經濟效率成為城鎮化的最優化選擇。例如，以工業化為主導，以做大經濟總量和承載投資為主要目標，以土地批租為重要手段，地方政府都愿意把錢砸在高利潤率和高附加值的行業，而且采取優惠政策，將有限的人、財、物、地資源向目標產業傾斜。其他行業只能退而求其次，甚至是退而求其無。人類偏好高樓大廈、筆直的馬路、綠茵茵的草地、炫目的燈光，認為這些就是城鎮化的業績。既然是以業績為標準，與之相應的倫理觀念也以所取得的業績為評價標準，于是產生了所謂的“業績倫理觀”。農村教育既不是高利潤率產業也不是高附加值行業，其社會效益就像人們口頭上掛著的“賠本”、“不劃算”之類的用語，因而被排除在“業績倫理觀”之外。城鎮化被無限夸大、美化、神話，而農村教育則被刻意地壓縮、卑微化、弱小化。農村教育就像是一個依賴在城鎮化這頭獅子身上的虱子。城鎮化的經濟效率和農村教育的社會效益之間的矛盾就此產生。作為理性經濟人的政府追求教育投入的經濟效率一般表現為對教育投入的吝嗇，對那些來錢快且多的項目格外大方，表現出一種以功能效率為目的取向的“形式合理性”或“工具合理性”，對這種“形式”和“工具”奉為圭臬，甚至對其俯首帖耳。在這樣的利益觀下，在可選擇的城鎮化與農村教育兩者當中，政府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城鎮化；在可選擇的集中辦學和分散辦學兩者當中，政府也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集中辦學；在可選擇的城鎮高大教學樓和校車與農村低矮的教室和學生走路上學兩者當中，政府也還是選擇了前者。教育就在城鎮化過程中“有意識地”被邊緣化了。這時候許多人可能尚未意識到我們的城鎮迅速成長為一位驕傲的巨人，但另一方面卻產生了大批的“精神侏儒”。農民工踏上進城打工之路是為了增加經濟收入，把孩子留在農村也是無奈之舉。根據《中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樣本數據推算，全國有農村留守兒童6102.55萬，占農村兒童37.7%，占全國兒童21.88%。與2005年全國1%抽樣調查估算數據相比，五年間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增加約242萬。留守兒童的教育狀況著實令人擔憂，擔憂的是他們的未來。阿瑟•楊在1771年說：“除了那些腦殘，誰都明白，必須得讓社會最底層的人保持窮困狀態，不然的話這些人就會變得懶惰。”曼德維爾在著名的《蜜蜂寓言》里認為，國家不能花費公共財力讓窮人家的孩子和孤兒們去上學，而應該讓他們早早去工作。教育會毀掉他們“應當有的貧窮。”換句話說：“閱讀、寫作和算術對從事商業的人是必需的，但是對于那些壓根兒和文化不沾邊的人來說反而是有害的，這些沒文化的人應該去工作，上學就是不務正業浪費時間……”不論是城鎮化的經濟效率還是農村教育的社會效益，均可用成本效益分析這種工具。成本效益分析是通過比較項目的全部成本和效益來評估項目價值的一種方法。用成本效益分析工具計算城鎮化的經濟效率比較容易，如果計算農村教育的社會效益就困難得多。只能這么說，農村教育的社會效益不完全是看出來的，在很大程度上是體會出來的。我們不能用此一時之“進步”來看彼一時之“落后”，不能用此一時之“利潤”來看彼一時之“虧本”。學生上學期間的各種成本，畢業之后所獲得的各種收益，時間長，因素多，短期可能無法精確地測度它們，但它們的存在卻是不爭的事實。用成本效益分析農村教育時，通常應該是長期比短期好，全局比局部好。你看不清楚的別人也未必看不清楚，你現在計算不出來的將來也未必計算不出來。人力資本投資是最典型的不可逆轉的投資，而且人力資本定價幾乎不可能。農村學生現在上學還是不上學，你很難說清楚將來會跟什么聯系在一起。沒有直接聯系，可能有潛在的間接聯系。“一只南美洲亞馬遜河流域熱帶雨林中的蝴蝶，偶爾扇動幾下翅膀，可以在兩周以后引起美國德克薩斯州的一場龍卷風”。蝴蝶效應的客觀存在，使得人類沒有權利斷然切開事物之間的聯系。一邊進行城鎮化一邊對農村教育的社會效益進行全面性和精確化計算為時尚早，而且計算當中還會遇到隱性成本和隱性效益的顯示度問題，還有成本和收益的變化組合問題。山西省太谷縣井西小學，只有93名學生，14名教師，教學質量在縣里名列前茅。孩子們上學的路程都不超過兩公里，是村民們公認的“家門口的好學校”。孩子們在自己熟悉的自然和親情環境中學習，父母也無需護送陪讀，家庭負擔大大減輕，校長劉利生說，這就是農村小學的意義所在。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依托“中國家庭動態追蹤調查”項目，從全國25個省、市、自治區中選取了大約15000戶家庭，展開追蹤調查，每兩年記錄下所有成員的收入、支出、教育、醫療的詳細狀況。根據調查報告，我國勞動力人口的教育回報率為7.4%——每多讀一年書，你的工資將會比原來的水平提高7.4%。從數字來看，女性讀書顯得更為“劃算”，她們的教育回報率比男性高出1.67%。平均而言，“讀書總能讓你更多地賺到錢”。多倫多大學卡爾•赫萊納（KarlHelleiner）教授在《經濟發展的道德條件》（MoralConditionsofEconomicGrowth）中指出經濟發展、教育水平和道德水準三者之間的關系說明經濟效率與社會效益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過度集中辦學的短期效應是學校數量萎縮與教育質量的提高，看似產生了經濟效率，長期效應亦即我們常說的“軟實力”卻遭受嚴重侵損?？陀^地說，中國的“三農”問題之所以如此突出，痼疾完全是農民受教育水平太低。農村里沒有大學畢業生，公布的每一百人當中有多少個大學畢業生對農村而言完全不具有實質性的覆蓋意義。2013年12月舉行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強調要重視農村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年人“三留守”問題。從局部看，著力解決農村孩子上學只關涉農村極少數學生，從國家全局看，則關涉到建設“美麗中國”問題。
三、單一需要與多元需要的矛盾
城鄉教育一體化和農村學校標準化建設是對城鎮化的回應，既是為了解決農村教育是我國教育現代化的“短板”，也是為了解決教育資源分布不均的問題。城鎮化既不是政府的隨心所欲，也不是赤條條、孤零零的虛空抽象，而是將各種利益的利弊得失與政府、房地產開發商、稅務、農民、安定和秩序、道德以及社會習俗等因素聯系起來加以考察。純粹考慮政府辦學的成本和效率，必然與學生及其家庭的多元需要產生矛盾。在調研時農村教師告訴我們，政府只考慮辦學成本和效率不應該成為舉辦教育的價值取向，若然，幾乎所有的農村學校都應該停辦。農村教師了解農村學生在本地上學的多種需要，對農村學校不會停辦有足夠的實踐自信。8所農村學校中只有GL小學、PL小學和FL小學的學生數超過100人，其余5所均不足100人。特別是在這5所學校中，除了MF小學有62名學生，其余4所均未達到50名。MH小學特別突出，只有4名教師，13名學生。為什么這5所小學能夠存活？學生堅持在這里上學是一種自救的方式，他們并非只有一個聲音，一張面孔，各有各的淚點，各有各的需要。有的是因為年紀太小，去外村上學父母不放心；有的需要照顧爺爺奶奶，有的需要照顧弟弟妹妹，有的需要照顧患病的父母，有的因為身體殘疾行走不便，有的家庭實在拿不出錢，因為到片區學校上學需要食宿費和交通費。華中師范大學農村研究院2014年5月12日在武漢的《中國農民社會文化狀況報告》中指出，農民工選擇就地就近工作，更容易照顧家人，生活成本更低，子女上學也不存在問題。此次報告還觸及當今社會環境下的新問題。相比養老、醫保，農民子女的教育問題依然亟待解決。“農民子女教育每年戶均支出為9606.44元，‘因教返貧’問題突出。”在社會成員之間，個體的意趣與利益趨向是多種多樣的。如果政府出于成本和效率考量停辦學校，這些孩子很可能輟學。農村教育并不是讓孩子有學可上那么簡單，在有學可上問題上，他們還要選擇學校所在的地理位置。城鎮化式的集中辦學、寄宿制學校和校車對這些孩子行不通，這些孩子實際上都在特定情境下因地制宜地選擇自己的選擇。滿足這些孩子的各種需要是他們能否走進校園的前提，他們上學越近滿意度就越高，既能夠上學又能夠回家做家務。可見，他們的選擇并未顯示他們完全處于精神貧困狀態，也并未顯示他們只需要像一群羔羊一般集體無意識地接受被驅使或宰割的命運。農村學生及其家長都不是無緣無故選擇進還是不進教育場所的，都有其利益訴求，選擇不進是因為選擇進入學校以后很多需要無法得到滿足，選擇進入學校更是因為追求教育帶來的現實的或者潛在的好處。正如伯林所言：“對于各種觀點、社會運動、人們的所作所為，不管出于什么動機，應該考慮它們對誰有利，誰獲益最多。”政府應該對滿足單一化需要反思。滿足單一化需要比較容易，這是共性問題，基本做法是集中化、規?；?、標準化，集中化和規?；欣谧非笮?，標準化便于量化，按照這幾個“化”來操作，既能夠較好地解決政府投資教育所追求的經濟效率，也能夠解決那些送自家孩子進城就學的家長所追求的經濟效率。相反，滿足多種需要則相當困難，既不能搞集中化和規?；搽y以追求效率，它只能也必須只能解決農村特殊地域的特殊需要，這是特殊性問題。我們在做決策時尚需注重共性規律下的特殊性問題，在大時空中對特定“小時空”給予更高的權重，重點考慮，不光具備“大局觀”，還同時具備“小局觀”。從“國家利益”和“軟實力”意義上說，滿足點多面廣、復雜多變、需求多樣的農村教育需要更具有正當性。我們應該采取分類管理的辦法，不要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嫌麻煩，搞一刀切單一追求簡約辦法。還需注意的是，城鎮化不僅僅是土木工程，它也是曠日持久的人心工程，農村教育不僅僅是教育問題，它同時又是農村文明基點建設問題。“新農村建設”不只是經濟發展問題，同時也是農村文化教育內涵建設問題。如果把農村教育僅僅看成是教育問題，我們完全可以從技術上和方法上把農村學校全部取消，把農村孩子全部送進城里就學。農村教育有別于城市教育，城市有各級各類學校，在農村現在是多村一校。按新農村建設要求，農村應該有農民培訓學校和圖書室。雖然有“星火計劃”和“燎原計劃”，但是執行情況差強人意。農村學校既可以是孩子就學的場所，也可以是成年人學習的場所。村莊里的學校不僅僅是建筑物，而是通過這個建筑物傳遞出文明氣場，孩子們朗朗的讀書聲、升旗活動、上學路上的嘻笑聲、在操場的游戲和嬉鬧，這些都給村莊傳遞文明、傳遞希望。用農民的話說就是“村里有學校，偷雞摸狗的人都會少一些”。農村學校的屹立存在更應該被中國這個有重視教育傳統的國度視為理所當然。人類本身就是有缺陷的存在，而且人性因社會文化傳統的塑造而具極大差異。我們要盡量避免重蹈人口城鎮化“拉美陷阱”覆轍，城鎮化“拉美陷阱”是畸形富裕與畸形貧困、畸形先進與畸形落后、畸形文明與畸形愚昧并存的城鎮化，國家價值和知識共識的喪失，無法解決任何社會都需要的“自我引證的自律。”韋伯曾說：“當我們超越我們自己這一代人的墓地而思考時，激動我們的問題并不是未來的人類如何豐衣足食，而是他們將成為什么樣的人”。如果農村學生沒有享受到他們本該享受的教育權，他們有可能成為社會共同體的破壞性因素，這種擔憂的說辭并不是被推進到了更為令人心顫的程度。我們不應該把城鎮化妖魔化，不應該相信所謂的純城鎮化和城鎮化的超然獨立性，真正的城鎮化興趣也是對整個人生和整體社會的興趣。農村人始終把農村學?？闯墒撬麄兊牟徘樗鶜w的一座“心智的堡壘”。學校作為農村文明基點，完全可以把學校、農民培訓學校和圖書室安排在同一棟樓房，孩子們的學習和成年人的學習互相影響，活躍農村文化生活，增加農村文化底蘊。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許多學者對大型學校和小型學校所做的比較研究表明，小型學校對處于社會背景低層的學生是最有效的。Wittena等學者分析了新西蘭一所農村小學關閉后對社區凝聚力和貧困家庭學生入學的影響，結論表明農村小學的關閉導致社區凝聚力的破壞，尤其是對于貧困學生，他們的受教育機會受到了負面影響。發達國家在經過合并學校運動以后，二十世紀末又相繼開始“小規模學校”建設，他們深信有質量的小規模學校對改善貧困人群以及促進其“向上流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結語
總之，滕尼斯建構的價值意義社區包含舒適感、識別感、安全感、交流感、成就感等精神和生活的意義，圍繞滕尼斯所建構的價值意義社區來改善人們的社會生活和公共生活，是當今城鎮建設面臨的新課題。城鎮化在提速，同時我們要認知以上矛盾的客觀存在性。城鎮化是一個系統工程，提升城鎮的文化品位，發揮城鎮的文化功能，建設有靈魂的城鎮，教育在其中的濃墨重彩是毋庸置疑的。城鎮化如果不為教育所補充、滋養，它們將變得硬梆梆、冷冰冰，何等蒼白。
作者：盧寶祥 單位：嶺南師范學院教育科學學院
第二篇：農村教育現狀
一、父母沒在身邊感受不到溫暖
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對孩子的性格、品格的培養以及理想抱負都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孩子出生后就開始接受各種各樣的教育，此刻家庭便是教育的主陣地，父母便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師。父母的言行舉止都在潛移默化中教育著孩子、對孩子的一生都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倘若一個孩子失去了家庭教育，這個孩子很有可能變成問題學生，不聽話，難管教，他就像一匹沒有韁繩的野馬，橫沖直撞，難以駕馭，如果在學校一個學生犯了錯誤或者成績倒退，學校的老師會及時教育他，鼓勵他積極進取，可是一旦回到家學生便成了孩子王，隨心所欲，再任性也沒人管了?？梢娍繉W校單方面的努力是遠遠不夠的。家庭教育要引起很大家長們的高度重視。
二、隔代教育的不足
所謂隔代教育就是指留守兒童由其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等人進行家庭教育。老一輩的人文化素質很低，在教育孩子的問題上多采用溺愛的方式，沒有給孩子樹立一個正確的人生價值觀，對孩子犯的錯誤一再讓步，寬容、放任。導致最后無法管教。很多爺爺奶奶只是較多地給予物質上的滿足。其中有不少年老體弱的監護人認為：能讓孩子吃飽、穿暖、健康就行了，而對于他們的學習、日常行為根本沒有辦法去管教。也不懂得如何去和孩子溝通。留守兒童作為一個普遍存在的社會問題，已經引起全社會的關注。這是對社會尤其是學校面臨的巨大挑戰，也是我們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困惑。但是作為教師有責任教育好這些學生，為他們創造良好教育和健康成長的環境。針對以上問題，作為一名鄉鎮農村普通教育工作者，我認為應該做好以下幾個方面工作：
（一）矯正扭曲的心理
就目前來說，這些留守的孩子共同存在的問題便是心理問題，原因一旦找出，就得對癥下藥。首先要做好心理疏導工作。
1.教師要充分利用業余時間，深入到學生中去，真誠溝通，傾聽孩子的心聲，對問題學生及時進行心理輔導工作，為學生排憂解難，通過長時間的磨合成為他們最值得信賴的好朋友。教師要對自己班上的留守兒童有充分的了解，了解學生的家庭狀況、關心學生的學習情況、掌握學習的性格特點。把這些有關學生情況的資料詳細記錄在班主任工作手冊上。寫學生的觀察日記，關注留守兒童心理變化，為每個學生建立檔案，在檔案上作詳細記錄，如發現學生有不正常的行為表現就要立即采取措施，及時干預，正確引導，并及時進行有關心理輔導，給他們更多的心靈關懷和生活關愛。
2.什么是愛？愛是寒冷時的一把火，溫暖人心，愛是黑暗中的一盞燈，照亮人前行，充滿愛的教育煥發出人性的光輝。教師要關心學生，了解學生，比較好的做法就是對學生進行定期家訪，要經常利用星期六或星期天的時間去學生家中進行家訪，通過與家長的交流進步掌握學生的學習動態，教師不僅要關心學生的學習還要關心他們的生活，對生活困難的學生要及時給予幫助。在家訪的過程中，向家長反饋該學生在學校的各項表現，同時向家長了解該學生在家學習的情況。教師通過和學生的監護人互相溝通，并強烈要求家長積極配合學校共同教育其子女：每天要督促孩子完成學習任務，要經常和孩子進行情感、語言上的交流，幫助他們樹立遠大的理想，建立學習目標，激發學習動機。
（二）教師要引導留守兒童樹立起正確的人生價值觀
很多留守兒童性格孤僻，不茍言笑，他們不理解父母，有的甚至痛恨父母不夠關心自己，此時作為教師要學會和學生真誠交流、要耐心傾聽他們的心聲，正確引導他們理解父母，告訴他們父母外出打工是生活所迫，父母在外生活很是艱辛，他們也非常牽掛自己的孩子。父母為了這個家付出了很多很多。作為兒女要學會理解他們，苦難的人生經歷是巨大的財富。教育學生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珍惜現在難得的學習機會。百年大計，教育為本，關注留守兒童教育問題需要全社會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我們從事教育工作所面臨的一個新課題。它需要教師、父母、監護人乃至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但主陣地是學校，教師是關鍵，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孩子是祖國的花朵，是未來的希望，我們要對每一個孩子高度負責，把更多的關愛和呵護給這些心靈最脆弱的孩子。
作者：胡嵐蘭 單位：江西省上饒市余干縣大溪中心小學
第三篇：聚類分析法農村教育對策
一、陜西省發展農村教育的現實必要性
陜西省作為我國名副其實的教育大省，各級學校的平均在校生數均高于全國平均數字，但卻不是一個教育強省。在這種外延式的數字下其實隱藏著很多問題。教育發展存在明顯的二元特征：高等教育強、基礎教育弱；城市教育強，農村教育弱。不同區域層次的初中等教育資源擁有量差距很大，鄉村地區明顯處于弱勢。2011年全?。ǔ菂^、鎮區、鄉村）初中等學校教師調出數為27047人，僅鄉村地區教師調出數就占52%。可見農村教師流動性很大，而師資隊伍不穩定對初中等教育有很大負面影響。所以，統籌城鄉教育，縮小差距，大力發展農村教育，勢在必行，它的現實意義和戰略意義不言而喻。
二、聚類分析法原理
本文采用聚類分析的方法進行實證分析。聚類分析是研究分類問題的一種多元統計方法，是將對象集劃分為若干類別的過程。本文具體采用系統聚類和K-均值聚類法進行分析，其基本原理是：1.它用p個變量來表現n個對象，這種數據結構是關系表的形式，或者看成n×p的矩陣2.如數據量綱不同，則需要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3.采用不同方法計算變量間的距離，如歐氏距離、絕對距離、馬氏距離等，分類是在距離或者相似的基礎上進行的例：歐式距離d=sqrt(∑(Xi1-Xi2)^2)，這里i=1,2…n4.聚類或分組選擇聚類方法。方法不同，聚類結果可能不同。常見的聚類方法有系統聚類法、快速聚類法、分層聚類法和兩階段聚類法。分類數的確定，如何確定分類數的多少在聚類分析中很重要。5.結果分析評估聚類結果是另一個重要的階段，需要通過一個類有效索引來評價。
三、對陜西省農村教育分區發展的實證分析
農村教育包括農村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以及農村職業教育、針對特殊群體的農村特殊學校教育。但本文出于數據獲取和統計口徑的考慮，把農村教育暫界定為縣級及以下鄉鎮、農村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數據統計和分析不涵蓋農村幼兒園、農村職業教育和農村特殊學校教育。分區研究以2011年統計數據為基礎，具體步驟如下：1.確定聚類單元。陜西省1個副省級市，9個地級市，共10個城市即10個聚類單元。2.確定聚類子單元。以城市下轄縣為單位，包括縣級以下鄉鎮、農村地區，各縣名（共80個縣）略。3.確定聚類因子。聚類因子包括學校平均在校生數、專任教師平均學生數、專任教師學歷達標率。4.選擇聚類方法進行分析。各聚類因子數據為各市下轄若干個縣級單位匯總數據的平均值，能夠反映該地區的一般教育現狀。初中等教育辦學水平，主要看教師水平，其次學校規模和生師比。當然教育經費投入也是比較重要的指標，但限于數據資源匱乏，該指標未能參與分析。本文分析首先進行系統聚類分析，然后再用K-均值聚類進行分析，若兩種方法結果一致，則說明分析結果更符合實際情況，參考價值更大。⑴系統聚類法處理結果：由表2可知，參與分析的10個指標均有效，按照指標之間的平方距離進行聚類，從冰柱圖中一目了然地得到分析結果，即分為三類：第一類，延安市；第二類，安康市、漢中市、渭南市、咸陽市、榆林市、寶雞市六個城市；第三類為銅川市、商洛市、西安市。⑵K-均值聚類處理結果結果符合F檢驗。K-均值聚類法與系統聚類法分析結果一致。從陜西省農村初中等教育排序可見農村教育分級的總體情況，排序結果表明一類地區1個，二類地區6個，三類地區3個。結合農村教育實際，該排序狀況與真實情形基本符合。延安市農村教育發展走在陜西省的前列，而商洛市的農村教育狀況在陜西省較落后。
四、陜西省農村教育分區發展對策
通過上述實證分析，可見陜西省農村教育的地區間發展態勢存在較明顯差異，所以應針對不同地區的農村教育問題，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一刀切的發展模式顯然不合適。首先一類地區延安市。延安市經濟發展在陜西省處于中上游水平，資源型城市加上革命圣地，使得其在多方面發展均能享受到一定的政策紅利，包括教育方面。其農村教育發展各指標能走在其他地區前列，有一定現實基礎和客觀原因。延安全市初中等學校平均在校生數為1154人，生均規模明顯大于其他地區，農村地區為734人，也領跑其他地區；專任教師學歷達標率較高，個別縣達標率為100%，如延長縣、延川縣等，生師比方面也達到了國家相關教育層次的比例要求。所以針對一類地區延安市農村教育的發展，應該主要從改擴建校舍建筑、配備教學設備、增購圖書量等教學硬件設施上下功夫，當然這方面的保障在于增加教育經費投入并能夠合理有效地落地實施。根據延安市實際，可在保證財政教育經費投入的基礎上，盡可能吸引民間投資，在政策范圍內提供可能的優惠，建立綠色通道或平臺，讓更多的民間資本參與進來，壯大教育力量，從內涵和外延，即教育實力和教育規模上齊頭并進。其次第二類地區安康市、漢中市、渭南市、咸陽市、榆林市、寶雞市六城市，從城市綜合發展來看，差異不大。六城市反映在農村教育發展指標上，屬于同一層次。相較于一類地區，學校平均在校生數偏低，說明學校規模都不大，而沒有規模，其他諸如配套教學設備、信息化網絡建設、教研、培訓等都受影響；此外有了規模，薄弱的師資問題和教學硬件不足問題也有助于改善，特別是遠郊和偏遠農村地區，信息閉塞，教育資源嚴重匱乏，高素質教師奇缺。所以這一類地區問題就更明顯一些，而解決這些問題首先是保證充足的教育經費投入。這需要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共同的努力，還需要監督部門的監管來保證實施；針對縣域鄉鎮地區實際，有選擇地推進學校的適度規模建設，在此基礎上，確立“建網就是建學校”的辦學理念，加速教育信息化建設，同時引進高素質教師來提升師資水平，壯大師資力量。第三類地區銅川市、商洛市、西安市。西安作為陜西省的副省級城市，西北的經濟政治中心，怎會“淪為”第三類地區？西安全市初中等教育專任教師學歷達標率為99.2%，學校平均在校生數739人，生師比為16:1，而農村地區三個指標分別為98.8%、334人、13：1，說明農村地區教育水平距離全市平均水平還有差距，與城市教育的平均數字相差更大，城鄉教育差距明顯。如藍田縣，全縣普通中小學共321所，教學點60個，而在校學生總數并不多，學校規模普遍小；且從教育經費統計和其他教育資源數據來看，西安市教育的不平衡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城鄉教育不平衡，一是教育投入內部結構不平衡。更多的教育資源傾向于了城市地區，傾向于了中高等教育，而農村初中等教育卻落后許多，西安市藍田縣、戶縣、周至縣、高陵縣的教育都處于相對落后狀態。銅川市和商洛市目前的綜合發展處于陜西省的下游，教育資源更加匱乏，尤其農村地區，教育上的差距更多地體現在深層次的問題，所以針對第三類地區發展農村教育將更加任重道遠，意義也更重大一些。從完善政府的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理順教育管理體制、深化中小學人事制度改革以加強教師隊伍建設、暢通教師流通機制到配備學校的實驗室、圖書館、計算機室、音體美等儀器設備、推進學校規?；M程等問題入手，進行標本建設，來切實推進農村教育發展。
五、結語
綜上，教育投入不足是制約陜西省農村教育發展的重要瓶頸，由于長期處于小財政辦大教育的狀況，導致一直以來各層次學校投入嚴重不足，致使各種問題凸顯。盡管各地區主要問題表現差異，但解決問題的源頭活水卻是一個，即教育投入的保障。
作者：吳春娜 單位：西安培華學院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