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隧道效應下公眾文化教育改革分析，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一、“變態性支持”：中國教育改革中的公眾文化沖突現象
1.學生學業負擔過重是首要問題
通過調查發現，當下學生的學業負擔過重已成為較為突出且普遍的問題，如右表所示。調查結果顯示，目前青少年面臨的首要難題是學業壓力大，此問題的顯著性遠遠超過了其他的難題。通過進一步的調查又發現，目前絕大多數的青少年都存在休息時間不足的現象，每天娛樂放松時間不超過2小時的人數比例高達79.01%，甚至有37.25%的青少年每天娛樂放松的時間都不足1小時。這些事實都證明了當下教育改革未能很好地實現“素質教育”的目標，“應試教育”模式依然是當下教育實踐的主流，甚至“應試教育”的弊端還存在進一步惡化的趨勢。這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應出教育改革在遭遇著各種阻力，一些社會力量對教育改革存在著“不支持”的態度。
2.公眾對教育改革缺乏了解
盡管中國教育改革最初是由政府發動的，但其實施卻要依賴社會公眾的參與，并且改革的實施結果也會影響到公眾自身的生存利益。但我們在調查中卻意外地發現，公眾對教育改革活動缺乏足夠的了解和認知。例如，在一項關于“您是否了解《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的調查中發現，有16.3%的人從未聽說過《綱要》，對《綱要》內容完全不知道；有45.5%的人僅僅聽說過《綱要》名稱，但不了解具體的內容；僅有30.2%的人聽說過《綱要》并知道其中的一部分內容；而對《綱要》比較熟悉，了解其中的許多內容的人的比例低得只有8.0%。大部分社會公眾實質都不清楚教育改革的具體方式和內容，對教育改革表現出較為盲目無知的狀態，這必定會影響其實質的參與效果。
3.公眾對教育改革態度上的積極擁護
我們在調查中發現，社會公眾普遍認可并贊同教育改革活動，對教育改革抱有支持擁護的積極態度。以公眾對學校的滿意度調查為例，如右表所示。大部分公眾都對學校教育表示了較好的滿意度，對學校教育不滿的公眾所占比例不高，這可以說是對當下學校教育工作的基本肯定，也從另一個角度體現出公眾對以學校教育為主體的教育改革活動的肯定。在另外一項關于“是否有必要在社區中開設家長學?；蚣议L培訓班”的調查中發現，有70.2%的公眾認為有必要在社區之中開設家長學?；蚣议L培訓班，21.0%的人認為家長學校或培訓班可有可無，僅有8.8%的人認為完全沒必要開設家長學?；蚣议L培訓班。這些調查結果都顯示了公眾能夠認可教育改革的價值和作用，并支持從不同角度推動教育改革發展的活動。
4.公眾對教育改革行為上的消極對抗
盡管公眾普遍表現出了對教育改革的積極支持態度，但吊詭的是，我們卻能夠在現實中看到他們做出許多阻礙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消極性行為。一個最常見的例子是，調查中大多數公眾都能認識到學生學業負擔過重的問題并希望改進，但政府頒布的各項減輕學業負擔的教育法令實際執行起來卻非常困難，大部分家長在面對自己孩子的教育時，往往不但不幫其減負，反而對社會上的種種增加學生學業負擔的活動推波助瀾，其中，讓孩子參加各類課外學習輔導班就是一個極典型的例子。如右表所示。我們通過調查發現，目前學齡青少年在課余參加各種校外輔導班的現象非常普遍，沒參加過任何課外輔導班的青少年只有16.1%的比例，所占比例很低，絕大多數青少年都參加了各種類型的輔導班，甚至有相當數量的青少年參加了不止一個課外輔導班，而以“應試”為目的的英語、奧數和語文輔導班參加比例都非常高。我們看到，盡管政府已明確頒布了各類實施“減負”的教育法令，包括禁止專職教師在校外開展各類課業輔導活動的規定，但民間的各類課外輔導班依然大范圍存在，并且家長對這些輔導班表現出明顯的支持性行為。作為社會公眾的一部分，家長的這種行為無疑在對當下的教育改革起著阻礙和對抗的消極影響作用。綜上所述，我們看到，對當下的教育改革活動，公眾的支持狀況十分復雜難解，表現出的態度和行為反應是充滿了矛盾沖突的。他們一方面從情感上認同并肯定教育改革，另一方面又從實際行動中抵抗并反對教育改革，而這一切又建立在他們對教育改革缺乏深入了解和思考的基礎之上，因而最終對教育改革表現出了這種既促進又阻礙的“變態性支持”狀況，這就給教育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帶來了極大的難題。可以說，目前的公眾文化在對教育改革和發展問題上呈現出了明顯的文化沖突現象，在公眾內部，出現了兩種不同文化之間的分裂對立，一種是“成長本位”的文化，另一種是“成就本位”的文化。所謂“成長本位”的文化是指以人的成長發展作為終極追求的生存價值觀；而“成就本位”的文化是指以獲得世俗的功利性成果作為終極追求的生存價值觀。“成長本位”文化從學生立場出發，重視教育的過程，以學生的個人幸福體驗為目標；而“成就本位”文化則從家長立場出發，重視教育的結果，以追求學生的世俗成就為目標。理論上看，這兩種文化并非徹底水火不容，截然對立，一種理想的教育模式原本可以實現且應當實現“成長目標”和“成就目標”的兼容兼得。但客觀事實上，目前的“成長本位”文化對教育改革產生了積極支持的功能；而“成就本位”文化則對教育改革產生消極不支持的功能。這兩種文化在公眾文化之中同時存在，共同發生著影響，使得公眾在對教育改革的反應中表現出了“愛恨交織”、“口是心非”、“明知故犯”、“左右為難”、“欲罷不能”等矛盾糾結的“變態性支持”狀況。那么，為什么在當下教育改革過程中會出現這樣一種矛盾變態的現象？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理想和現實之間的背離呢？
二、社會結構中的“隧道效應”：對當下公眾文化沖突現象的一種解釋
文化沖突是兩種不同文化或文化要素之間彼此相互抵觸和相互排斥的現象,它集中表現在人們對問題的分析角度、思維模型和評判標準的差異上。文化沖突在某種程度上是人的一種心理沖突的結果。當下的公眾文化在面對教育改革活動所表現出的文化沖突現象就是一種較為典型的公眾心理沖突作用下的結果。這里可以借用經濟學中的“隧道效應”理論來對此現象進行解釋。“隧道效應”最早由赫希曼和羅思奇尓德（HirschmanandRothschild）于1973年提出，借用了隧道內開車的情景來比喻經濟發展現象，具體指的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們對不平等程度的忍耐力。試想這樣的場景：當我們在一個雙車道的隧道內開車，其中兩部車道都是同一個方向行駛。此時，如果遇到交通阻塞情況會怎么樣？當兩條車道上的車都無法行駛時，如果我們是在左邊的車道上，當然感覺不太好；但是過了一會兒，當發現右車道上的車開始緩緩移動后，我們的感覺究竟會更好還是更壞呢？這取決于右車道上的車會移動多久。最開始，我們也許會想，前方的交通阻塞情況已經結束了，要輪到我們這邊可以開始移動了。一旦想到將要可以開始移動了，即使我們現在還沒有開始移動，我們的心情自然也會好很多。但是，如果右車道的車一直往前走，但左車道的車一直沒有要移動的跡象，那么我們很快就會變得特別沮喪，甚至會想辦法插入右車道。當然，如果有很多人用這種方法的話，情況將會變得越來越糟糕。因為，我們會產生一種極大的不公平感，我們對這種不公平狀況的忍耐度會隨著右邊車道上車的加速而不斷降低。我們在社會生活中也會產生類似的感受。“假設在任何時點下，個人的福利不僅取決于他對現在的滿意程度，還取決于他對于未來預期的滿意程度（這里也可以用收入來代替滿意程度）。考慮這樣的狀況：如果在他周圍的一些人的經濟或社會地位得到了顯著的改善，他對于這些改善的反應將取決于他對于自己未來前景的信念。如果他相信，其他人的好運也意味著可預見自己未來的前景將更好，那么其他人的相對收入改善不會使這個人感覺更糟。實際上，即使他自己的相對收入下降，他仍然可能會感覺很好，因為他對自己未來的收入有了更好的預期。”赫希曼和羅思奇尓德把這種由于其他人的經濟條件改善而導致個人效用增加（以及會更大的對更高的不平等程度的容忍）稱為“隧道效應”。“當然，如果其他人的福利改善持續了很長的時間，但同時你自己的福利卻沒有得到改善，那么，對于其他人條件的改善最開始時的接受就會很快變成憤怒和沮喪，這一點也與前面所談到的有關隧道的例子一樣。此外，如果人們認為其他人財富增加和自己的福利改善之間的聯系很弱，或根本不存在任何聯系時，人們將根本無法忍受不平等的增加。一個社會內部相互隔離的程度越大，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就越高。”我們的社會結構運作機制和在隧道內開車有很大的相似性。當社會資源缺乏而形成激烈的競爭時，獲得資源的機會就會形成不平等的差異，此時“隧道效應”就會產生，教育活動當然也不例外。當教育資源在學校之間的分配嚴重不均時，就會在入學競爭中形成強烈的“隧道效應”，誰也不愿意被堵在最后，愈演愈烈的“擇校”現象就會由此產生。而筆者在之前的調查中也的確發現了這一現象，如下表所示：公眾所反映出的目前中國教育需要改進的首要問題是“學校與學校之間的差距太大”，而排在第二位的“班級規模太大”和第三位的“考試選拔制度不公平”也都和教育活動中的不平等現象直接相關。在這樣的形勢下，公眾對教育很難形成溫和寬容的心理，而極易產生各種心理失衡現象。試想，當“隧道效應”產生時，如果有人開始帶頭違規變道插隊加塞的話，插隊加塞就會變成一種群體性跟風的普遍行為，原本的交通秩序就會打亂。而當下教育活動中所出現的種種亂象正是這樣一種局面。大部分公眾都認識到學業負擔過重不利于學生健康成長，都從情感上不愿意給自己的孩子加壓。我們在調查中也發現，絕大多數家長都希望給孩子一個輕松快樂的童年，他們從情感上并不愿意讓孩子上課外輔導班。但當有人帶頭把孩子送進輔導班時，為了不讓自己的孩子在升學競爭中落后，大部分家長則迫于無奈也不得不跟風把孩子送進課外輔導班，而當跟風人數越來越多時將進一步加速競爭而導致惡性循環，最終整個教育秩序、社會秩序遭到破壞。“隧道效應”的產生和個人的道德無關，它是一種群體性行為反應，是個人受群體環境影響和壓迫之后的必然結果。中國公眾在教育改革活動中所表現出的變態性反應也同樣是群體性行為。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公眾從個人情感的角度都能意識到“應試教育”的種種弊端，也都并不愿意接受這種教育模式，但當“應試教育”成為一種集體制度而影響到所有個體，由“應試教育”而引發的種種行動成為一種群體性行為，公眾則無法不屈從于群體環境的壓力，明知不可為而不得不為之了，課外輔導班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真正的難題是，個體的惡容易對治，而群體的惡卻難以找到對治的方法。對類似于課外輔導班的這種集體參與的活動，多年來一直未能從制度上很好地解決。而中國教育改革所遭遇的難題大多是這類群體性事件，它已不僅僅是教育自身的問題，而成為影響全社會的社會問題。對于這些問題，我們幾乎不可能僅僅從教育自身找到解決的辦法，而必須從外部社會環境入手，尋找整體社會制度的改良和對治之策。
三、“分流”與“平權”：教育改革中的文化生態平衡機制
羅素有句經典名言“：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自然界正是因為有不同的物種形成參差多態的格局，不同物種之間相生相克，彼此構成了一種均衡和諧的生態結構，生態平衡才能保證自然環境的健康發展。人類社會的結構亦如此，合理的社會必有合理的分工。這就意味著要有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彼此相互配合相互協作才能構成社會生態的和諧均衡。社會生態失衡是一種社會結構的病態反應，必定引發各類社會問題。上文所提到的文化沖突就是社會生態失衡之后的一種病態表現。要恢復社會的健康，則必須建立起一種生態平衡的機制，我們仍以“隧道效應”為例來分析這一過程?？梢哉f，“隧道效應”本身就是一種生態失衡現象。眾所周知，一個理想健康的道路交通環境應當是保證所有車輛能夠順暢同行，而擁堵的出現就已經是病變的反應。要保證隧道內的交通順暢，則必須建立起一套合理的交通管理規則，在車輛與道路之間形成良好的流動關系，維持隧道內的交通生態平衡。我們知道，一條隧道內的生態結構最終決定于車輛與道路之間的關系。假設隧道內是車少路寬的局面，則不會出現交通擁堵的問題，但如果車輛過于稀少，雖然不會有擁堵現象發生，卻會導致道路資源的過度閑置和浪費。但車多路窄又必定會出現擁堵。所以，一個理想合理的隧道生態結構應當是在車的數量和道路寬度之間形成一種恰到好處的平衡，既能保證交通順暢，也不造成資源浪費。明確了這一點，我們才能找到對治交通擁堵的合理辦法。基于這種生態平衡的法則，對治隧道內的擁堵問題，解決辦法不外兩條基本途徑，第一是想辦法拓寬道路，緩解車多路窄的局面，將車輛分流到不同的道路上去。但由于拓寬路面不是一個能夠一蹴而就的短期行為，需要一定的建設時期，并且要耗費一定數量的投入成本，所以在道路未能拓寬之前，我們還需要第二條解決途徑，即建立擁堵時期的管理規則。從前文對“隧道效應”的描述中我們已得知，人們能夠接受隧道內的擁堵狀態，但不能忍受的是擁堵之后彼此行駛權的不平等差異，所以，一旦擁堵發生，我們則必須首先保證所有車輛有同等的通過權。因而，對于隧道擁堵的兩條解決途徑，我們可以將其概括為“：分流”與“平權”。那么，再回到本文所分析的教育問題中來。我們不難看出，當下的中國教育面臨的難題與隧道擁堵有極大的相似性。屢令不改的“應試教育”體制其根本在于激烈的升學競爭所致，在爭奪高等教育入學權上出現了嚴重的擁堵現象。“當下教育生態的本質是什么？軍備競賽。換言之，應試只是今天中國教育的病象與癥狀，軍備競賽才是病灶和病原。”而進一步分析又可以發現，對高等教育入學權的爭奪本質是為了爭奪日后的社會資源以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學生們謀求更高的學歷，來競爭社會地位。管理者提供更多的教育機會和學歷，以撈取政績和選民。發展教育的堂皇大旗下掩蓋的是：教育發展在相當程度上，不是社會發展的真實需要所促成，而是學歷的‘軍備競賽’所使然的。”如上文所述，要解決這種“學歷軍備競賽”問題，根本途徑在于“分流”，也即拓寬道路。高考在中國一度被形容為“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足見其擁堵的嚴重程度。對此，擴大高等教育的招生數量就成了人們自然想到的解決途徑。但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下中國教育中所面臨的嚴重的“升學壓力”問題恰恰是在高校擴招之后才出現的。我們看到，當下社會上發展得如火如荼的課外輔導班是在擴招之后才開始發展壯大起來的，高校擴招以后，學生們的學業負擔不但沒有減輕，反而更重了。為什么原本想緩解擁堵壓力的“分流”措施反而招致了相反的結果呢？原因有兩方面。一方面恰恰是由于高校擴招行為引發了教育內部的“隧道效應”，也即當存在著教育不公平現象時，高校擴招只會加劇教育不平等的程度，并降低公眾對于教育不平等的忍耐度，于是，一窩蜂爭搶加塞等惡性競爭行為就會出現并使局面不斷惡化。從高校擴招政策所引發的一系列負面效應上，我們能看到，解決問題的兩大途徑缺一不可，除了“分流”之外，“平權”是必不可少的。為實現社會生態的平衡，必須保證每個社會成員平等的生存權利，所謂“不患貧而患不均”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另一方面，高校擴招這種“分流”手段只是在教育內部采取的措施，然而激烈的教育競爭絕不僅僅只是教育內部的問題，而是教育外部的社會所導致的。在所有現代社會中，教育都不僅僅只是個人用來完善自身的途徑，同時還是用以改變自身社會地位，實現社會升遷的重要途徑之一。但如果教育成為人們實現社會流動的最主要途徑，甚至是唯一途徑時，問題就產生了，由激烈競爭所導致的各種變態性反應就成為必然。中國的問題是社會流動渠道的狹窄導致了教育內部的激烈競爭，造成擁堵的真正原因是社會流動的途徑，而不是高等教育的入學機會，也即擁堵發生在教育的出口，而不是入口。高校擴招只是在隧道入口處實施了“分流”策略，但如果不解決出口的“分流”問題，這樣的方法只會導致更多的車擁入隧道而加劇隧道內的擁堵，從而起到相反的效果。當固化的社會結構沒有打破，當社會流動的渠道被封鎖限制，一切對教育的改革都將成為不合理社會結構的幫兇。
四、結語
所以，如果不合理的社會結構不發生改變，一切教育改革都將難以產生良好的效果。從這個角度，教育改革的順暢運行的確需要外部整體社會的支持力量，教育的問題絕不能僅僅只從教育自身去解決。沒有良好的社會環境保障，一切美好的教育理想都將成為一紙空談。而社會整體的變遷又是漫長而艱辛的，所以，中國的教育改革和發展之路還將任重而道遠。
作者：周宗偉 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