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尋找寫作靈感？中文期刊網用心挑選的包蟲病健康教育效果評價研究，希望能為您的閱讀和創作帶來靈感，歡迎大家閱讀并分享。
摘要:目的分析不同項目對不同人群的包蟲病防治知識知曉率、健康行為養成率的干預效果，為實行分類健康教育提供參考依據。方法利用甘孜藏族自治州包蟲病綜合防治監測點信息管理系統，提取2014－2017年資料?；陬悓嶒炘O計，運用SPSS23.0對健康教育效果進行雙因素(時間和處理因素)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處理和時間不存在交互作用(P＜0.05)。2017年干部、中小學生、僧侶和農牧民在包蟲病防治知識知曉率分別為90.66%、90.14%、86.06%和86.22%，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隨著時間推移，干部、中小學生、僧侶和農牧民的包蟲病防治知識知曉率和健康行為養成率均顯著提高(F=12.36，F=14.89，F=12.29，F=10.03，P＜0.01)。試點鄉中小學生和農牧民在各時間點上的知曉率均顯著高于對照鄉(F=8.89，F=8.97，P＜0.05)，試點鄉僧侶和農牧民在各時間點上的健康行為養成率也均顯著高于對照鄉(F=10.17，F=8.34，P＜0.05)。干部、中小學生和農牧民的包蟲病防治知識知曉率與健康行為養成率均呈顯著正相關(r=0.62，r=0.55，r=0.34，P＜0.05)。結論中小學生和干部的干預效果具有正外部性，可將健康的生活理念、知識和行為主動傳播給其他人群。農牧民為減輕包蟲病的疾病負擔和經濟負擔，參與專項健康教育的主動性強，配合度高，健康教育效果明顯。為提高群眾參與包蟲病防治工作的成效，注重發揮中介效應，即對健康教育認同程度，以促進認知向健康行為的轉變。
關鍵詞:包蟲病;健康教育;效果評價;重復測量;類實驗
棘球蚴病又稱包蟲病，是嚴重危害人民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的人獸共患寄生蟲?。?］。2012年全國包蟲病流行情況調查顯示，我國包蟲病主要分布于內蒙古、四川、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其中四川省的患病率最高(1.02%)，報告病例27890例［2］。四川省內甘孜藏族自治州(以下簡稱:甘孜州)是包蟲病流行最嚴重的地區，年患病率達29.67/10萬［3］。大量研究顯示［4－6］，居民用病畜內臟喂犬、與犬有密切的接觸、飯前不洗手等行為是包蟲病的危險因素，因此改變居民不良的生活方式成為控制包蟲病傳播的重要途徑之一。《全國包蟲病等重點寄生蟲病防治規劃(2016－2020年)》［7］、《甘孜州包蟲病綜合防治攻堅戰行動計劃(2016－2020年)》［8］等文件提出，堅持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的工作策略，大力開展宣傳教育，提高群眾包蟲病防治知識知曉率，增強群眾防病意識，引導群眾主動參與包蟲病防治工作。鑒于干部是健康教育宣傳的主力軍，中小學生是易感人群，僧侶和農牧民的患病率高于其他人群，綜合防治將干部、中小學生、僧侶和農牧民作為健康教育的重點人群。項目組從綜合防治監測點提取重點人群在健康教育干預前后包蟲病防治知識知曉率和健康行為養成率等信息，為健康教育分類指導方案的制定提供參考依據。
1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在甘孜州綜合防治示范區(重點流行區)，選取多個流行程度相似的試點鄉和對照鄉開展健康教育干預效果研究，對照鄉依據行動計劃開展健康教育，試點鄉在此基礎上，通過改善活動內容、形式，增加活動頻次，培訓宣講骨干等方式，進一步完善對干部、中小學生、僧侶和農牧民專項健康教育活動。
1.2調查方法
采用《包蟲病防治知識與行為問卷調查表》對重點人群實行面對面問卷調查。采用整群抽樣，在試點鄉和對照鄉各選取1所學校，抽取4年級及以上3個班級的學生，約100名;采用方便抽樣，在試點鄉和對照鄉分別抽取約50名干部、70名農牧民和30名僧侶(均為非病人)。2014－2017年包蟲病健康教育資料來源于甘孜藏區自治州包蟲病綜合防治監測點信息管理系統。
1.3統計分析
利用Excel錄入數據，采用SPSS23.0進行統計分析。首先對基線資料進行t檢驗，然后對服從正態分布，無異常值的資料進行重復測量方差分析，同時就防治知識知曉率和健康行為養成率進行雙變量相關性分析，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本研究雙因素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干預因素和時間因素在各類人群的包蟲病防治知識知曉率和包蟲病健康行為養成率上，均不存在交互作用，因此研究結果僅報告干預因素和時間因素的單獨效應。
2結果
2.1基線情況
2014年干部、中小學生、僧侶和農牧民的包蟲病防治知識知曉率分別為72.89%、65.37%、53.2%和52.12%，其中干部的知曉率顯著高于僧侶和農牧民(P＜0.05)，但與中小學生相比，無明顯差異(P＞0.05)。試點鄉和對照鄉的干部、中小學生、僧侶和農牧民在知曉率上的組間差異，均不具有統計學意義(P均＞0.05)。2014年干部、中小學生、僧侶和農牧民的健康行為養成率分別為53.94%、45.47%、43.63%和37.78%，但組間差異無有統計學意義(P＞0.05)。試點鄉和對照鄉的干部、中小學生、僧侶和農牧民在健康行為養成率上的組間差異，均不具有統計學意義(P均＞0.05)。
2.2包蟲病健康教育知曉率比較
2017年干部、中小學生、僧侶和農牧民在包蟲病防治知識知曉率分別為90.66%、90.14%、86.06%和86.22%，但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試點鄉的中小學生和農牧民在各時間點上的知曉率均高于對照鄉，差異有統計學意義(F=8.89，F=8.97，P＜0.05)。2014－2017年，隨著時間推移，干部、中小學生、僧侶和農牧民的包蟲病防治知識知曉率提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F=12.36，F=14.89，F=12.29，F=10.03，P＜0.01)。
2.3包蟲病健康教育健康行為養成率比較
2017年干部、中小學生、僧侶和農牧民的包蟲病健康行為養成率分別為85.18%、72.87%、63.33%和63.16%，其中干部的行為養成率顯著高于僧侶和農牧民(P均＜0.05)，但與中小學生相比，無明顯差異(P＞0.05)。試點鄉的僧侶和農牧民在各時間點上的健康行為養成率均高于對照鄉，差異有統計學意義(F=10.17，F=8.34，P＜0.05)。2014－2017年隨著時間推移，干部、中小學生、僧侶和農牧民的健康行為養成率提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F=15.25，F=4.461，F=5.179，F=4.4，P＜0.05)。
2.4知曉率與健康行為養成率的相關性分析
2014－2017年干部、中小學生和農牧民的包蟲病防治知識知曉率與健康行為養成率均呈正相關，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中干部的知曉率與行為養成率的相關性最高(r=0.62)，其次是農牧民(r=0.55)，中小學生的相關性最低(r=0.34)。
3討論
為有效開展包蟲病的防控工作，甘孜州自2005年起，實施了多種形式的健康教育活動。與2014年相比，2017年四類人群包蟲病防治知識知曉率均明顯提高。2017年四類人群包蟲病防治知識知曉率的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中小學生的知曉率高于汪瑞鷗等人關于馬爾康市的研究［8］，農牧民的知曉率與玉峰等人關于烏爾禾區的研究［1］類似。截至2017年，農牧民和僧侶的知識知曉率均達到《甘孜州包蟲病綜合防治攻堅戰行動計劃(2016－2020)年》［8］的健康教育行動考核目標(85%、85%)，而干部和中小學生稍低于考核目標(95%、95%)，表明全民健康教育活動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對干部和中小學生的干預效果有待進一步提高。干部有深厚的群眾基礎，若經培訓合格，可作為“同伴教育者”，面對面向群眾宣講包蟲病防治政策和知識。由于中小學生正處于價值觀形成階段，可塑性強，有效的健康教育活動，可以及時糾正不良的衛生觀及生活習慣，同時可利用“一生帶一戶”、“小手拉大手”活動，加強家庭教育。較僧侶和農牧民而言，中小學生的健康教育更具有成本效果［9］。因此，對干部和中小學生實施行之有效的健康教育活動，不僅能提升自身的健康素養，而且具有正外部性，可將健康的生活理念、知識和行為傳播給其他人群?；€調查顯示，試點鄉和對照鄉的四類重點人群在包蟲病防治知識的知曉率和健康行為養成率上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具有可比性。通過完善不同人群的專項健康教育，試點鄉的中小學生和農牧民的知識知曉率顯著高于對照鄉，表明試點鄉內對中小學生和農牧民的的專項教育取得了良好成效。從需方服務利用的角度來看，可能是因為與其他類型群眾相比，農牧民因包蟲病遭受的疾病經濟負擔和畜牧業損失最重［10］，所以參與專項健康教育的主動性強，健康教育效果明顯，包蟲病防治知識知曉率顯著高于基線水平，健康行為養成率也顯著高于對照鄉。提示可依據中小學生和農牧民的健康教育方案，形成可復制、可持續、可推廣的實踐經驗。干部的包蟲病防治知識知曉率與行為養成率的決定系數為0.3844，表明干部的行為的改變，有38.44%是其知曉率的改變所決定的。因此繼續開展干部專項健康教育，可以有效促進干部的包蟲病認知向健康行為的轉化，但考慮到本研究干部的樣本量較小，且樣本代表性對單因素決定系數的影響作用較大，結果存在一定局限，不宜向外推廣。中小學生和農牧民的包蟲病防治知識知曉率和健康行為養成率在2014－2017年間均逐年升高，且呈正相關，但是僧侶的行為養成率與知曉率不存在相關性。若寺院和僧尼能積極配合政府部門工作開展包蟲病開展防治工作，不僅能增強自我保健意識，而且可以引導信教群眾樹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雖然干部、中小學生和農牧民的行為與知識具有相關性，但總體的相關強度一般，根據KAP研究理論［11］，除認知程度外，群眾對包蟲病防治工作的認同程度對其行為的轉變起關鍵作用。提示為提高群眾參與包蟲病防治工作的成效，必要時需了解群眾對包蟲病防治工作的認同情況及相關影響因素，以期通過調節中介變量，改善群眾向健康行為的轉變情況。
作者:余紅梅 楊義 趙俊生 劉磊卿 胡兵 許靖 肖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