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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需要我們從基本規定、現實境遇和發展路徑等方面深入揭示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發展邏輯。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基本規定建基于歷史與現實統一之上，表現為高等教育價值上的應然、規律上的必然和狀態上的實然等三個層面;時代境遇體現在高等教育發展階段、發展方式、發展道路、治理結構方面的新特質;發展路徑應從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特征、目標、方法、舉措等四個方面進行整體考量、協同推進。
關鍵詞:新時代;高等教育綜合改革;基本規定;現實境遇;發展路徑
伴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高等教育的發展階段、類型結構、發展模式、環境坐標等發生重要變化。如何通過深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實現高等教育發展的新舊動能轉換，為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道路提供不竭動力成為時代性課題。從邏輯與歷史的結合上深入審視，需要我們從理論、現實、未來等三個基本向度，深入揭示新時代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發展邏輯。
一、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基本規定
從理論上把握研究對象，需要我們準確把握其邏輯起點，呈現其基本內涵和本質規定。首先，高等教育綜合改革源于高等教育改革，換言之，二者的歷史起點其實是一致的。從歷時性角度，高等教育改革的歷史與高等教育歷史一樣久長;從共時性角度，人們對高等教育改革進行多年探索;從二者的結合上，人們不但累積了諸多經驗與做法上的認知與共識，催生出諸多法律法規政策層面的行動方略，而且廓清了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理論地平線。其次，高等教育綜合改革在現實層面也已經是一種基本而普遍的現實存在。從話語形式上看，高等教育綜合改革區別于由來已久的高等教育改革就在于“綜合”二字。置于新時代語境，特別是以黨的十八大提出關于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的要求和2013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標志，高等教育綜合改革成為高等教育順應和適應經濟新常態，助推高等教育更好發展、更好適應新時代的戰略選擇。其后的2014年，國家在上海市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率先進行全面深化教育綜合改革;2017年，教育部等五部委頒發《關于深化高等教育領域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的若干意見》。至此，高等教育綜合改革不但在理論與政策層面似乎已經基本成型，而且在方略與策略層面雖然已經近乎完備，但現實狀況并不盡如人意。黨的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快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實現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與這一要求相比，高等教育綜合改革問題上存在文件不少、要求不低與動作不大、實效不顯并存的現狀。業內人士有的在反思“綜合改革怎么會出現隔靴搔癢、隔岸觀火的局面”:政府和高校行政高歌猛進，高校師生冷眼旁觀;主流媒體高喊“將教改進行到底”，大部分高校內部仍然“黎明靜悄悄”［1］;有的在呼吁“綜合改革需要對高等教育改革進行改革”［2］。面對此種尷尬局面，我們認為，學界對于“改什么”“怎么改”的問題的探討固然重要而有益，但更需要首先遵循邏輯與歷史統一的原則，從理論層面揭示其基本規定，從應然、必然、實然等三個層面呈現這一重大命題和核心概念的深刻性和豐富性。
1．從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應然層面，需要回歸高等教育的本來，彰顯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價值性
盡管高等教育在社會轉型進程中出現價值偏離，具有普遍性和全球性特點，而且工具化、功利化、實用化傾向業已嚴重沖擊著高等教育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為旨歸的本體價值觀，但我們必須明確，離開了以人為本、立德樹人這一價值導向和根本遵循，高等教育綜合改革不但會失去靈魂、迷失方向，而且無法實現其基本追求和功能。要言之，高等教育發展目標應該求好、求強而不是求快、求大;高等教育體系應該與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對人才結構、創新能力、社會引領等方面的需求相適應而不是一味“西化”或“自說自話”;高等教育發展模式應該有利于創新人才、成果和活力不斷涌現，而不是爭重點、唯排名。
2．從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必然層面，需要遵循高等教育發展規律，彰顯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規律性
一是從外部看，高等教育首先要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和經濟社會發展步入新常態的歷史進程中找準位置、扮演角色，為經濟新常態提供高層次人才和高水平科研的支撐是大學最重要的歷史使命和戰略任務。因此，高等教育綜合改革契合了高等教育與社會發展辯證統一的規律。二是從內部看，高校人才培養質量和社會貢獻度不高以及畢業生就業難等問題的根源在于高等教育自身的結構性矛盾，高等教育要根據國家和區域經濟新常態發展的戰略需求，合理定位，推動高等教育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推動高等教育體制機制的深層次改革，強化社會需求的辦學導向，調整優化學科專業結構，突出辦學特色，爭創一流大學、一流學科。
3．從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實然層面，需要深刻把握綜合改革本質要求，彰顯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創新性
中外高等教育發展歷程以及高等教育發展規律早已表明，高等教育改革的本質要求就是通過體制機制創新，不斷激發高等教育的生命之源。從高等教育的存在價值和外部適應性上看，創新已經成為應對當今世界科技迅速發展、經濟格局新變化和綜合國力激烈競爭的必然選擇，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驅動力，作為國家創新體系重要構成的高等教育，理應以創新為第一使命;從高等教育發展規律看，創新始終是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靈魂，創新能力的提升是我國高等教育自身發展的必然要求;從高等教育發展階段看，創新已經具備了良好基礎，我國高等教育已經成為科技第一生產力和人才第一資源的重要結合點;從高等教育發展趨勢看，創新方能引領高等教育積極探索更科學、更適應、更有效的辦學模式、發展道路和治理結構，形成有利于創造活力和創新產品不斷涌現的體制機制和高等教育生態。
二、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現實境遇
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基本規定昭示其規律性和必然性。揭示和把握新時代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發展邏輯，需要在把脈其基本規定基礎上，深刻分析高等教育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嚴峻現實和人民對更高質量更加公平高等教育的現實需求之間的矛盾沖突，遵循“變”與“不變”的辯證法，深入揭示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現實境遇，增強推進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針對性與迫切性。
1．在發展階段上更加凸顯以質圖強
通過高等教育階段性特征的揭示來探索改革方向和發展路徑，是國際高等教育界的共識。美國馬丁•特羅的高等教育發展階段理論、日本有本章等人的高等教育后大眾化特征論述，具有較大影響［3］。探討我國高等教育現階段特征，既是診斷問題和校正實踐方向的過程，也是反思和完善高等教育理論體系的過程［4］。新時代高等教育沒有改變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基本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學者認為，隨著生源萎縮、高校競爭日趨激烈，僅依靠外延式、粗放式的發展方式進行大量基礎設施建設即可實現高速增長將成為過去［5］。盡管過去我國高等教育通過“超常規”發展方式取得了很多成就，但這種發展方式遲早會面臨“增長的極限”［6］。這個亟待突破但又遠未解決的難題或痛點就是高等教育公平和質量問題。如果說以往的高等教育發展矛盾主要是由于規模不足所致，那么，新時代高等教育發展矛盾主要是創新不足［7］。因此，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高等教育從“大擴招、大建設、大發展、大提高”向“辦出特色、爭創一流”的轉變，從“以量謀大”向“以質圖強”的轉變，既是黨和國家對高等教育的新要求，也是新時代高等教育發展的總體特征。
2．在發展方式上更加凸顯結構優化
學者普遍認同高等教育的結構性矛盾不但普遍而深層，而且是影響高等教育整體效能發揮的深層阻滯力量。近10年來，政府不斷推出的關于高等教育管辦評分離、分類發展分類管理、地方本科高校轉型、學科專業設置自主權下放等舉措，也均是為了打通高等教育結構中的“痛點”“難點”“阻點”。新時代高等教育沒有改變發展質量總體提升的基本面，改變的是高等教育發展方式和高等教育體系結構。高等教育的結構性問題由來已久，典型表現就是偏重分層疏于分類。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大而全、同質化等問題已經成為制約高等教育科學發展的阻滯因素，要在反思得失、破解難題中轉變高等教育發展方式、優化體系結構。為此，要針對人口紅利消失背景下規模效應對于高等教育發展貢獻度減弱的變化，高等教育發展要從較多依靠規模效應、較多關注外延發展與內涵發展并重轉為以內涵為主;從過于注重學科、科研轉向學科與專業并重、科研與教學并重;從過于集中舉辦普通本科高等教育轉向更大力度發展應用型高等教育。
3．在發展道路上更加凸顯質量評價
我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滯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高等教育發展任務突然轉向高校擴招和基礎設施建設［8］，導致發展道路偏離既有軌道。新時代高等教育沒有改變必須堅定不移走以質量提升為核心的內涵式發展道路的基本點，改變的是質量保障和評價體系的重構。我們必須充分認識立德樹人始終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務，本科教育始終是高等教育的中心工作。為此，在辦學理念上切實推進“四個回歸”，把人才培養質量和效果作為檢驗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在質量提升上要針對全球化、信息化環境下學生獲取知識、提高素質的渠道從單一課堂向多元渠道轉化，高等教育發展要實現從以教師為中心轉向以學生為中心;更加注重學生社會責任感、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培養，更加注重學生人文素養的提高。在評價機制上，針對高等教育質量評價方式和手段比較單一的問題，高等教育發展要從主觀、粗放評價轉向社會(用人單位、學生家長、第三方獨立評價機構)、學生多方參與的客觀、精致評價，逐步構建基于學生感知、基于社會認可的多元評價機制。
4．在治理方式上更加凸顯學術本位
雖然通過大學章程和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等提升了我國高等教育治理水平，但契合高等教育作為學術共同體這一基本特質的綜治體系的構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新時代高等教育沒有改變的是中國特色政府主導、市場引導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和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框架下的高校內部治理方式，改變的是對清晰政府和高等教育邊界以及學術本位回歸的呼喚。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深化高等教育領域綜合改革、促進高等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高等教育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保障。針對高等教育行政化色彩依舊比較濃厚的實際，高等教育發展在外部要從較多的政府管理轉向政府?；敬俟健⒁婪鋵嵈髮W自主權、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深化高等教育領域綜合改革，推進高等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內部要從較強的行政管理轉向大學章程引領的依法、多元、自主治理，堅持依法治教、依法治校。
三、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發展路徑
開啟高等教育綜合改革在新的現實境遇的新征程，需要聚焦高等教育發展之“創新性”特質，從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特征、目標、方法、舉措等四個方面進行整體考量，切實增強綜合改革的系統性與實效性。
1．強化綜合改革特征上的系統研判
高等教育綜合改革鮮明的時代性決定了必須精準研判和把脈綜合改革的階段性特征。高等教育改革沿著政策出臺和學界探討兩條線索，在時間上，大致可以劃分為零星自發階段(1979－1985年)、探索試點階段(1985－1993年)、全面推進階段(1993－2010年)、綜合改革階段(2010年至今)［9］;在內容上，雖然時間性、階段性特點不甚清晰，但幾乎涵蓋了高校自主權下放改革、高校后勤社會化改革、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健全與完善、人事制度改革、教育教學改革、現代大學制度建設、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等高校事業發展的各個方面，其中，教學改革是中心，內部管理體制改革是主線。這一輪高等教育改革冠以“綜合”之名，雖然在總體要求上依然可以概括為在于縮小大學教育和社會需求的差距，但研讀中央和教育部相關文件，我們感到，與以往單項、局部改革相比，“綜合”成為最鮮明的特點。主要表現為改革特征的綜合:現階段高等教育呈現出新的階段性特征，綜合改革面臨的形勢和任務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大不相同，復雜而深層;改革方式的綜合:單項改革、單方面突破無法解決質量提升這個系統問題，必須系統設計，整體推進;改革實施主體的綜合:單靠高校不行，需要政府、高校、社會各方面協同;改革內容的綜合:綜合不是全面，不是面面俱到，但涉及方面眾多，需要統籌謀劃、突出重點;改革支持力量的綜合:單靠管理者推動不行，需要調動高校教師、管理者、學生等各方力量形成推進改革的合力。
2．強化綜合改革目標上的問題導向
新時代高等教育綜合改革面臨的問題具有諸多新的特點，必須更加重視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的有機統一，以深層次問題的破解引領更高目標的實現。我國高校在宏觀、中觀、微觀等三個層面依然存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在宏觀上，與競爭日益激烈的國際政治經濟文化形勢相比，與國家和區域以及學生成才成長對學校這“兩個需求”相比，我國高校在世界上的核心競爭力和對國家的貢獻度都還不強、不高;在中觀上，我國高等教育體制機制不活，高等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程度低下，國家、高校、社會之間以及不同層次、類型高校之間的邊界和責任等關系不清晰、功能不明確;在微觀上，辦學模式“同質化”，辦學機制僵化，人才培養中心地位偏移，內部管理“行政化”，評價體系“碎片化”，改革推進頂層設計不夠，學校和學院定位、辦學特色、辦學活力、辦學質量和效率等諸多深層次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等等。針對上述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我們必須在遵循高等教育發展規律、高校發展規律、人才培養規律前提下，轉變改革理念，樹立綜合改革的自覺和自信，實現片面、局部改革向綜合改革的轉變，解決好具有整體性、引領性的目標選擇問題，即通過綜合改革，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學校特點的現代大學制度，推進學校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探索新時代高校發展的新模式。
3．強化綜合改革方法上的頂層設計
新時代高等教育綜合改革面臨的形勢、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改革的理念、方式和要求的變化，決定了方法創新的重要性，必須更加重視頂層設計，實現改革方法論由需求側向供給側的轉變。要確立繼承性或銜接性原則。始于今日的綜合改革不是重起爐灶，不能采取割斷歷史的“休克”療法，要建立在過去單項改革、局部改革有所突破和已經積累的經驗基礎上，與前期和正在進行的改革包括教育教學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等相銜接，聚焦難點，突破重點，帶動全局。同時，綜合改革也要與已逐步樹立的以質量為核心的內涵式發展模式相銜接、與“十三五”規劃的實施和“教育2035”的謀劃相銜接。要確立系統性或整體性原則。綜合改革雖然不是全面改革，但破解體制機制這個瓶頸、聚焦質量提升和保障必然關涉眾多，因此要在遵循高校發展規律和人才培養規律基礎上，準確把握各方面改革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系，以高校內部治理結構改革、建立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為著力點，以教育教學改革、構建基于學生感知和培養成效的質量保證體系為根本點，以人事制度改革打造杰出人才隊伍為突破點，以評價機制改革、促進資源配置方式的轉變為切入點，“四點聯動”帶動其他方面改革的整體推進。要確立差異性或個性化原則。綜合改革不是一刀切、齊步走，要針對高校的不同層次、類型和水平，高校的不同學院、學科和專業，高校的不同主體、人群和訴求以及高校的不同改革內容、輕重緩急等，堅持分層、分類、分步整體設計改革方案。
4．強化綜合改革舉措上的協同配套
新時代高等教育綜合改革在對象、目標上的高度復雜性，必然要求在方法上強化整體性、系統性思維的同時，在實施主體、關鍵領域、實施步驟、推進實踐等方面強化改革舉措上的協同配套。與之前高等教育注重單一要素、個別領域、部分環節等改革相比，綜合改革指向深層、難度更大、關注度更高，要建立不同改革主體之間的責、權、利綜合配套機制，實現利益相關方在改革力量上的協同;要圍繞關鍵領域和重要環節，采取綜合措施，進行重點突破，實現改革措施上的協同;要有時間表、路線圖、任務書、責任制，分步、有序穩妥實施，實現改革步驟上的協同;要注重改革的力度、進度和高校干部師生承受的程度“三度”統一，避免不同主體力量上的內耗甚至彼此消解，實現改革著力點的協同。進入新時代，建設“雙一流”，如果我們將高等教育事業發展置于我國經濟社會全方位轉型升級、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全面實施這一宏觀背景下進行審視，高等教育綜合改革不僅是經濟社會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還是我國高等教育發展進入新階段的邏輯結論，更是實現內涵式發展的必由之路。深入推進新一輪高等教育綜合改革，需要從理論上深入揭示綜合改革的本質內涵，深刻把握發展規律，增強綜合改革的自覺性和科學性;需要從實踐上深入揭示綜合改革的時代境遇，深刻把握時代要求，重新回望改革邏輯的現實起點［10］;需要整體研判綜合改革的特征、目標、方法和舉措，推進高等教育綜合改革在新的更高的起點上再出發，助推高等教育大國向高等教育強國轉型，彰顯高等教育在“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的基礎性、全局性、戰略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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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靜 單位:淮陰工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