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方法論文范例

1研究過程與方法

首先，筆者對中國知網的“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登載的近3年(截止于2013年12月)我國音樂學碩士學位論文進行網絡檢索，逐篇閱讀論文的“摘要”和“緒論”等包含有研究思路或研究方法的部分，下載了所有以社會調查為主要研究方法的碩士學位論文;然后通過內容分析法選擇了其中與音樂教育選題相關的23所高校的108篇碩士學位論文作為分析樣本．論文“研究方法”維度的數據統計主要是具體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包括研究方法名稱、數量、種類以及參考文獻等信息，然后對所獲數據進行建檔、整理和統計，最后以這些統計資料為基礎進行統計和邏輯分析．研究不僅對具體研究方法的運用情況進行分析，而且，對反映研究者方法論立場的問題進行探討，從宏觀的方法學視角檢視和討論各篇樣本論文的研究方法運用情況，力圖清晰地描述出目前音樂教育社會調查研究類碩士學位論文中研究方法的現狀和特征，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音樂教育社會調查研究的方法學態勢．

2樣本論文的方法學特征

2．1實現定量與定性資料收集方法的組合運用

自填式問卷或結構式訪問是社會調查收集資料的標志性方法．然而，調查發現，只單獨運用這兩種方法收集調查資料的樣本論文僅有10篇，而把定性資料收集技術同自填式問卷或結構式訪問組合起來進行運用的樣本論文卻有98篇(90．7%)，其中，無結構式訪問法(97篇，89．8%)和現場觀察法(34篇，31．5%)是被組合運用頻次最高的兩種定性資料收集方法．說明樣本論文在研究中試圖通過對定性資料收集方法的組合運用，達到以定性資料來補充定量調查的結果，或把定性資料作為問卷調查的背景資料，實現兩種資料的互相印證．暫且不論這兩種研究預期能否實現，僅就研究方法運用而言，包容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混合方法研究正成為世界范圍內研究方法論的發展方向，并且混合方法研究是教育研究的第三種范式．因此，在音樂教育研究方法越來越趨向于多元化研究的背景下，樣本論文對定量與定性資料收集方法的組合運用，不僅符合其母學科音樂學新的研究取向，也符合現代科學研究方法論的發展方向，必然有利于音樂教育社會調查研究的發展和成熟．

2．2嘗試運用多學科理論解決音樂教育實踐問題

面對研究面越來越寬，研究問題越來越深的現狀，保持音樂教育科學學術效力長久的關鍵就在于能否打破傳統的學科壁壘，運用多學科的理論進行研究工作．調查發現，明確表明了運用多學科理論進行研究的樣本論文有34篇(31．5%)．這些論文大膽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成果，從多學科角度對同一音樂教育現象或問題進行社會調查和研究，使得研究的論證更加全面、科學、深刻，提升了碩士學位論文的理論深度．然而，調查中也發現大部分使用了多學科理論進行研究的樣本論文在分析深度、理論運用的科學性和合理性等方面都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問題，由于碩士研究生層次的研究者屬于音樂學的初學者群體，他們對跨學科、多學科的理論應用尚處于嘗試階段，出現這些問題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為一種大膽的嘗試，這為以后的研究者融合多學科理論與方法進行音樂教育社會調查研究開辟了一條可供選擇的路徑，在研究方法論上的意義不言而喻．

2010年9月26—27日，“多元視野下的中國文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師范大學隆重召開。本次會議由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北京語言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早稻田大學國際日本文學•文化研究所共同舉辦。大會開幕式由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主任李春青教授主持。北京師范大學校黨委副書記唐偉、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童慶炳、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張健、北京語言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所長黃卓越、早稻田大學教授高松壽夫分別為本次大會致辭。來自中國大陸、日本、瑞典、美國、韓國、新加坡、臺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眾多知名大學、研究機構的80多位專家、學者出席了大會并發表了論文。

一傳統文學思想研究與當代文論建構

傳統文學思想與當代文論建設的關系在理論界是一個常論常新的問題。無論是進行古代文論研究的學者還是致力于當代文論建構的學者都要對這個基本的問題做出自己的解答。在這個基本問題的視域之下，一系列的相關問題都成為學者們熱烈討論的話題：如何認識自己的傳統？如何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展開文化的交流與對話？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如何為中國文學思想研究定位？與幾年前理論界熱烈討論的“理論焦慮”現象相比，此次會議出現了一批學者的研究成果，正在試圖以具體的研究成果為理論建設夯實根基，在中國文學思想研究領域發出更加堅實有力的聲音。這些研究成果當中既有對理論研究方法論的探討和反思，也有具體的個案研究；既有對基本理論問題的清理，又有開掘理論研究新視角的探索，正如主持分會場討論的程正民教授談到的感受：過去談的“多元”更多的是理論上的描述和要求，今天的“多元”則有了豐富的實踐成果。

（一）考鏡源流，彰顯傳統理論資源

北京師范大學童慶炳教授在《〈文心雕龍〉“物以情觀”說》一文中以劉勰《文心雕龍》反復提出的“情”的范疇為討論對象，認為劉勰對于文學情感問題的貢獻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學創作中的運動。他指出，研究者們關注中國文學的“情”的傳統，卻忽略了中華古文論中“情觀”論，即情感的移出過程。劉勰所提出的從“物感”論到“情觀”論，恰好構成了詩人在創作中的情感全部運動。因此，研究者應對劉勰的“物以情觀”的理論以更多的關注。南開大學的盧盛江教授在《蜂腰論》一文中認為“蜂腰”應以《文鏡秘府論》的解釋為準，蜂腰為什么是病犯，是考慮到句中節奏點。永明詩人提出蜂腰，詩作又犯蜂腰，是因為聲律追求自身有矛盾，一些病犯規則從理論的提出到創作中實際運用有一個過程。中國社會科學院黨圣元教授在《唐宋類書“文部”的文獻文體學價值》一文中認為，中國古代類書尤其是唐宋類書最豐富、最集中、最系統地把中國古代文體文獻資料匯集在一起，具有“綜羅文體資料文獻”的功能。中國社會科學院杜書瀛教授在《關于“評點”》一文中認為，“評點”是中國古典文論的典型形態和主要樣式之一；通過對評點源流、理論形態特征、組成因素的清理和分析，他認為“評點”這種批評方式最切合中國人把握對象、感受對象的心理特點和思維方式。北京師范大學李壯鷹教授在論文《“選官”與“選佛”》中探討了士林與禪林的風習的交相影響，并重點論述了兩個問題：一是中唐后士人在貢舉中形成的文人集團的組織形式是受了禪家“選佛”機制的啟發，二是唐代的“秀句”、“格”、“式”等詩論著作形式也是士人選官與禪僧選佛交相影響的結果。首都師范大學左東嶺教授在《論高啟詩歌審美觀念的轉變》一文中對高啟的詩學觀念進行了考察，認為入明之后，其詩學思想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主張格、意、趣的兼顧，表現在創作上則是臺閣詩與詠懷詩的兼顧。但由于明初嚴酷的政治環境，從而使其詩學理想與創作實踐同歸于失落。首都師范大學吳相洲教授在《“綺靡”解》中認為：陸機《文賦》中所說“綺靡”是指詩歌聲律而言；“詩緣情而綺靡”實際上承襲了儒家對詩歌的一貫看法；后世學人對“綺靡”的種種指責其實是一種誤會。北京師范大學姚愛斌副教授在《王夫之〈詩•小雅•采薇〉評語的癥候式解讀》當中認為王夫之在評語中提出的“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倍增其哀樂”的觀點，不但與詩意不合，也有悖其本人的詩歌情景觀。忻州師范學院劉淮南教授認為《文心雕龍•原道篇》在文學理論基礎的建構和文化血脈的承接方面，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北京語言大學郭鵬教授在《論“邵康節體”》一文中探討了“邵康節體”作為一種特色化詩體從開始確立到流傳的過程，辨析了包括《滄浪詩話》在內的宋人詩評中所謂“邵康節體”的本來含義。安慶師范學院方錫球教授認為明代中后期，唐詩學研究出現大量論爭，最著者乃是“唐無五古”、“唐人七律第一”、“李杜優劣”等爭議。在這些論爭中，包含藝術理想范型與詩歌高潮、范型與詩歌衰落的關系，關涉“詩變”問題。

（二）理論話語資源的重新審視香港教育學院的陳國球教授在《“抒情傳統”論述與中國文學研究──以陳世驤之說為例》一文中集中探析陳世驤的中國文學史論，對“抒情傳統”的提出背景和內涵進行了重新的清理和辨析。值得關注的是，本篇論文以翔實的資料展現出陳世驤站在中西比較的角度來闡明自己觀點的文化立場，已經表現出那一代學人在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勢沖擊時，重新審視自身文化傳統的自我意識和努力。他認為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陳世驤“抒情傳統”的論斷在解釋中國文學和文化時，仍有不小的理論闡釋空間。北京師范大學王一川教授試圖激活傳統文論中的“感興”傳統，為當代文學理論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為當代文學研究拓展闡釋空間。他認為無論是“典型”還是“意境”這些來自古典傳統的批評術語，都要回到“感興”。他提出要把感興和修辭論結合起來，即：感興修辭，以彌補中國現代文論術語缺乏的困境。中國人民大學袁濟喜教授在《從道器角度觀察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知識建構》一文中指出，中國古代文論作為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不僅應注重其具體的理論學說，范疇命題，以及演變發展的通史，更應注重背后的精神價值的開掘與承傳。要使中國古代文論走出以古釋古的范圍，與當代文學活動相融匯，變為當代文論發展與延伸的精神資源，這種創造性的精神闡釋與承傳是一項重要的工作。#p#分頁標題#e#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評論》的吳子林副編審以歷史主義的精神透視、辨析了孔子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和“《詩》可以興，可以群，可以怨”兩個詩學命題，提出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孔子詩學思想的最高旨趣；孔子的詩學思想與其說是“實用”的或“功利主義”的，毋寧說是重視自我人格修養之人生實踐的生命詩學。中國社科院彭亞非教授認為，中國文化的特征可以說是一種哲思文化，正是中國哲思文化與智慧文化特有的終極追問意識，影響了乃至決定了中國文學、中國詩學的特有本性。這一特有本性與中國文學、中國詩學的文構示意性敘事形式的結合，便形成了中國文學理念中相應的感知、意會的詩歌接受與闡釋傳統。中國傳媒大學張晶教授則從中國文論及藝術理論中發掘中國美學中的生命感及空間感。以此來重新觀照中國傳統文論中的“物色”范疇以及“氣化”思想，為我們認識中國古代文論范疇的特征打開了一個新鮮的視角。北京師范大學程正民教授認為，中國的文論研究需要有開闊的國際視野，通過國際交流，通過中西文論的比較研究，在世界文論的大背景和大格局中突顯中國文藝思想的獨特價值、地位影響。他著重介紹了巴赫金“外位性”理論對于文學研究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意義。西南大學代迅教授認為中國的文論研究要擺脫以西方中心論為基礎的世界主義觀念，吸收包括中國在內的不同民族國家的跨文化資源，中國文論在異域的傳播并富于建設性地融入西方文論體系，在世界主義文論話語的建構過程中將發揮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作用。遼寧大學的高楠教授認為，文學理論的品格在于向著文學生成，因此他提醒研究者要始終著眼于從文學經驗的維度出發來進行理論的闡發和開拓。北京師范大學毛峰教授則借鑒了傳播學的理論資源來探討中國文學思想的研究。北京語言大學的黃卓越教授在《批評史、文論史及其它》中指出，在目前所稱的“文論史”的概念中，應當關注曾經占據主導地位的“批評史”概念的獨特性，這源于批評史的概念在提出時所注入的特定內涵。由此可見，文論史的概念不僅不能全部囊括批評史的意義，而且二者之間實際上還存在著某種裂隙與緊張。通過對文論史概念的批判性反思，“理論之后”的趨勢正在逐漸形成。因此黃卓越教授將批評史、文論史兩個概念的區分作為重新理解學科史范式及其轉換的重要命題。

一、“兒童學”概念與學科建設

在《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的《前言》中，方衛平梳理了他與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的同事們就中國兒童學學科建設所做的工作:2007年啟動了《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系列的編撰和出版工作，2008年在《浙江師范大學學報》推出“兒童學學科建設筆談”，2011年11月開始與《中國社會科學報》合作開設“兒童文化研究”專欄，2013年兒童節前夕《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以《學者呼吁“使兒童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很有必要”》的專題采訪文章。方衛平自言:“這幾項工作，既是對浙江師范大學原有兒童文學與兒童文化研究傳統的繼承和發揚，同時也是想通過這一研究傳統的推進，來與國際范圍內持續升溫的兒童研究事業形成一種及時的呼應和對接。”這段話可以視為方衛平推動兒童學學科建設的動因。這些文字出版后不久的2013年11月初，方衛平又在浙江師范大學兒童文化研究院主持召開了“2013兒童學學科建設高峰論壇”，邀請全國兒童研究領域的學者與會，就兒童學的學科史與兒童史、新時期兒童學的學科定位、兒童學建構與重構的合理性、兒童學的可能圖像等問題進行討論。這次會議一方面謀劃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另一方面也是試圖整合全國兒童研究隊伍的一次努力。相信這些年圍繞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的大討論在中國兒童學發展史上，會留下值得記述的一頁。作為在國內倡導兒童學學科重建的學者，方衛平認為，作為一門學科的兒童學本身有廣狹之分，“廣義的兒童學囊括一切以兒童及其生存要素為對象的研究，這個概念里的‘學’字，與英語的‘study’(即研究)形成直接的對應關系。所以，兒童學在當代英語世界最常見的對位詞，便是childstudy。狹義的兒童學則是指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可見，方衛平并不是以克里斯曼paidology作為中文“兒童學”的對位詞。這一界定是值得關注的。他在《前言》中還說:“正是考慮到當代兒童學學科建設本身對于傳統兒童研究的獨特意義，近年來，我個人特別關注從狹義的兒童學范疇來探討目前的兒童學學科建設問題。這一點也體現在2012年的《中國兒童文化年度報告》工作中。在該年度報告的‘熱點聚集’板塊，專門設立了‘兒童學研究’的專欄，對2012年國內學術界圍繞著兒童學學科基礎理論展開的探討進行梳理、呈現并評述。”(方衛平《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前言》，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方衛平所提到的“‘兒童學’研究”專欄是由鄭素華撰寫的。其實方衛平這篇《前言》也是聚焦于“‘兒童學’研究”的論文。鄭素華在“‘兒童學’研究”的專欄發表了《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對近幾年“兒童學”大討論產生的背景作了梳理，對“兒童學”的概念界定、兒童學的一般屬性和學科定位、兒童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兒童學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并對兒童學未來的發展趨勢做了展望，系統地提出了自己對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認識。

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起點，當然是對“兒童學”概念給予清晰界定。值得注意的是，沈俊強在其《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中審慎地透露出兒童學學科成為現實的種種困難?？死锼孤膒aidology試圖整合分散于各學科中的關于兒童的研究，使paidology成為全面研究兒童的科學。在其以德語寫作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克里斯曼首次界定了兒童學的體系:1．過去的兒童;2．當今的兒童;3．兒童學中的實驗室方法。這就暴露了克里斯曼兒童學概念的自然科學本質。在我看來，他的兒童學方法論太窄狹，當然難以整合分散于各學科中的關于兒童的研究。沈俊強指出:“兒童學最終在歐美國家還是未能成為一門綜合兒童各門學科相關知識為一體的獨立學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嚴謹規范的方法論、學科范圍界定不清、缺乏具有統攝性的理論。雖然歷經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兒童學仍不是一個具有明確內涵與外延的概念，它仍然只是一個‘兒童研究’(ChildStudy)的替代詞，作為一門學科，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兒童學是繼續作為‘兒童研究’的代名詞，還是作為一門獨立的學問，這是兒童學進一步發展必須解答的問題。”“關于兒童學是兒童研究，還是一門獨立的學科的認識仍然還在探討階段。兒童社會學、兒童文化學、兒童生態學、兒童史等研究成果的總和，若然就可稱之為兒童學，那其實就是可以直接丟棄Paidology這個術語了，直接采用ChildStudy或ChildDevelopment。”(沈俊強《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讀到這里，讀者可以看出，沈俊強是主張丟掉克里斯曼的Paidology這個概念的。我贊同沈俊強的觀點。因為克里斯曼對作為學科的paidology的界定，根本無法實現兒童學作為學科而獨立存在的使命。對兒童的“科學”研究是具體的局部的研究，一旦離開其所屬的相應學科的支撐，這種研究就寸步難行。這就意味著，如果兒童學志在形成純粹的科學，那么它要么空無一物，要么把具有各自獨立形態的科學(如生理學、心理學、醫學等學科)生硬地聚攏在一起，但這種聚攏不是邏輯的、自然的，而是人為的。克里斯曼意義上的兒童學在歷史上的沒落，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那么，可不可以建設一門兒童學?或者是否可能有一門兒童學的學科?在《兒童學的回顧與前瞻》(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我認為克里斯曼“試圖建設一個有嚴格的內涵與外延的兒童學學科是困難的。兒童學的學科邊界不是清晰的，而是模糊的。兒童學的學科體系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如果我們拋棄克里斯曼對兒童學的那些界定，那么，一門新的兒童學是可能誕生的。“現在看來，兒童學宜分狹義與廣義兩種。狹義的兒童學即童年(或兒童)哲學。廣義的兒童學即與童年研究相關的一切學問，包括從不同維度以兒童或兒童世界若干方面為研究對象的問題群、學科群的集合。”這些看法與沈俊強的說法是容易形成共鳴的。不過，鄭素華在《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中對我的看法提出了質疑:“一些論者把‘兒童學’界定為童年或兒童哲學，這一狹義的概念為兒童學劃定了一個具體的范圍。但是兒童哲學卻并非就是兒童學，至少不是克里斯曼所設想的兒童學，其似乎也不足以視為兒童學的獨特性特征。”針對這一質疑，有必要做一點點解釋:我的這種想法是在拋棄克里斯曼“試圖建設一個有嚴格的內涵與外延的兒童學學科”的想法為前提的，當然不同于克里斯曼所設想的兒童學;狹義的兒童學，即童年或兒童哲學，為兒童學劃定的范圍不是具體的，它是一個模糊的范圍，這個范圍是以作為研究對象的兒童為圓心，以哲學方法探討兒童問題時需要走多遠就可以走多遠為半徑。為什么要用兒童哲學作為狹義的兒童學?這是因為兒童學可能還包括兒童心理學、兒童社會學、兒童生態學、兒童史學……這些學科都是研究兒童的，但是，它們的基礎理論和方法論由于是它們的母學科所提供的，因而是有所區別的。例如，兒童心理學是研究兒童的，所以可以被兒童學所容括，但事實上，兒童心理學與其說屬于兒童學，還不如說它更屬于心理學學科，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題、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都是屬于心理學學科的。同樣，兒童史學屬于歷史學，它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題、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都是屬于歷史學學科的，例如《兒童世紀》這本書是一位歷史學家所撰寫的歷史學專著，并對歷史學研究的學科進展有重要貢獻，當然，由于它研究的是兒童，也可以屬于兒童學。

……這些學科相互間往往是封閉的，但由于研究對象是圍繞兒童的某一側面或某一問題，于是兒童成為它們相互聯系的紐帶。我們將它們整合在一起，同時又將它們與兒童哲學整合在一起，便是廣義的兒童學學科。狹義的兒童學與廣義的兒童學具有怎樣的關系?皮亞杰曾經將學術研究分為哲學和科學，哲學是對整體的形而上的研究，而科學是對局部的具體的研究。這剛好可以解釋將兒童學分為廣狹兩部分。方衛平也將兒童學本身分為廣狹兩部分。廣義的兒童學囊括一切以兒童及其生存要素為對象的研究，而狹義的兒童學則是指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方衛平《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前言》，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這一界定遇到的難題是，狹義的兒童學在獨立學科建設的語境下，兒童學學科的基礎理論建設的內涵與外延應當如何界定。不過，這讓我想到作為學科的自然科學。自然科學有一個龐大的學科群，但同時還有自然科學總論，這個自然科學總論如果往形而上學邁一步，便與自然哲學融在一起。方衛平的“兒童學”學科模型類似于“自然科學”學科。我的兒童學學科模型遵循的是哲學與科學的辯證關系。我的廣狹兩分法與方衛平的兩分法是可以會通的。當然，兒童學學科在這種兩分法基礎上，又可以分為三部分，分別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相對應。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學者小林登試圖建設“兒童科學”體系，這個“兒童科學”只可能是學科群，是從不同維度以兒童或兒童世界若干方面為研究對象的問題群、學科群的集合，卻不可能形成一個作為獨立學科的兒童科學。在兒童學學科建設的討論中，也有學者試圖論證童年學學科創建的可能性。“與倡導兒童學的旨趣有別，一些學者基于當代童年研究的進展、童年現實的復雜性，而提出一門以童年為研究對象、專門研究童年問題的學科即童年學創建的可能性。盡管‘命名’不同，意蘊有所側重，但涉及到議題卻有諸多交叉之處。這樣的探討，如果理論層面上繼續深入的話，或會與兒童學形成良性的競爭性互動。”(鄭素華《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讀者也許要問:兒童學以外還有童年學嗎?或者童年學以外還有兒童學嗎?在我看來，兒童學與童年學是辯證統一的。兒童在其年齡維度上就是童年。通過研究童年我們了解兒童，通過研究兒童我們了解童年。童年是兒童和成人的童年，兒童是在童年這個年齡維度上的現實形態。不可能存在分別獨立的兒童學和童年學。它們其實是一個學科，因而不可能形成競爭關系。古詩云:“橫看成嶺側成峰”，童年學與兒童學的關系就是這里的嶺峰關系，乍看不同，其實為一。克里斯曼的兒童學曾經傳遍歐美乃至全世界。然而，“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究其原因，是由于paidology的學科定位存在問題。不過，兒童研究并未因此而中斷。20世紀出現了皮亞杰等著名的兒童研究者，許多學科都對童年有過出色的研究。今天我們討論兒童學是否可作為一個學科來建設的問題，其實就是研究兒童學學科所具有的可能范式，為兒童學學科發展建構一個庫恩式“范式”，尋找學科的共同話題、基本規范和基本共識，呼朋引伴，凝聚隊伍，建設學術共同體，為進一步拓展兒童學學科的發展空間以及尋找兒童學大發展的可能性而努力。

二、兒童研究與教育學的關系

兒童研究與教育學具有密切的關系。兒童的“發現”導致了教育學現代體系的誕生，便是歷史給出的證明。沈俊強在《兒童學:一種可能的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一文的第二部分，以“兒童學與教育學”為標題，專門探討兒童學產生的時代背景。他寫道:“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地區的兒童教育有了一個新圖景。生理學、心理學、實驗教育學的發展，促成了兒童研究的深入;伴隨著歐洲大陸的新教育運動與美國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兒童中心論開始流行，根本性地改變了人們對兒童教育的傳統看法。兒童學在這樣的時代中被提出，表明人們有為兒童研究創立專門的知識體系的強烈愿望。”可以看出，沈俊強將兒童學產生的背景主要歸因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兒童教育的大繁榮，或者說，在他看來，兒童學產生于教育學大發展這一時代背景中。他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以兒童為研究對象的兒童學(paidology)從誕生之日起，就與教育學(pedagogy)有著緊密的聯系。”這一結論是符合史實的。應當強調的是，美歐的兒童研究運動對于教育學“兒童中心”觀念的壯大立下汗馬功勞?；魻栍?891年創建《教育學園地》(Pedagog-icalSeminary)季刊，集中發表兒童研究的相關文章。值得注意的是，集中發表兒童研究的相關研究成果的這家期刊是教育學雜志。由此可窺見，當時的兒童研究與教育學的親密關系?；魻栆欢ㄊ嵌匆娏诉@一親密關系，所以便用教育學刊物發表兒童研究的相關成果。事實正是如此。早在1882年，霍爾在全國教育協會發表演講，提議把兒童研究作為教育學的核心。他說:“兒童研究應該成為教學方法，教學內容和教學順序的基礎。”(DorothyRoss．G．StanlelyHall:thePsychol-ogistasProphet．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2，126．轉引自郭法奇《歐美兒童運動研究運動》，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1884年，霍爾建議全國教育協會在其內部成立科學的教育學委員會。

教育協會接受了建議，并號召教育工作者以兒童研究為核心建設科學的教育學，從而使兒童研究成為教育工作者的一部分?？死锼孤?893年在《教育學園地》季刊上發表《兒童的傾聽》(TheHearingofChildren)一文，首次提出兒童學(paidology)這一概念;1894年在《論壇》(TheForum)第二期上，發表《兒童研究:一個新的教育部門》的文章，詳細闡述創建兒童學系的想法(鄭素華《2012年中國“兒童學”研究評述》，載《2012中國兒童文化研究年度報告》，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趙霞《兒童學:學科體系及其當代建構》，載《中國兒童文化》第八輯，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13年)。克里斯曼在教育學雜志提出“兒童學”概念，又將兒童研究視為“新的教育部門”，由此可見“兒童學”甫一出世便與教育學結下不解之緣。兒童研究為教育學的創新和提升功不可沒。沈俊強寫道:“總體上說，隨著兒童研究的深入開展，現代社會確立起來的兒童利益至上、尊重兒童、保護兒童、給兒童以參與權、傾聽兒童的聲音等養育原則已成為兒童教育的基本共識，它也是教育學的基本理論創新的背景性原則。”這種看法恰好印證了1918年霍爾在全美教育協會所做演講中的說法，這個演講是為了紀念全美教育協會兒童研究部成立25周年。霍爾說:“對童年的研究通常被認為是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因為在此之前，是兒童適應學校，而現在，整個教育體系都要根據兒童的需要與天性來建立。”(霍爾《兒童研究縱覽》，載郭法奇《歐美兒童運動研究運動》，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這段話很好地表達了兒童研究的教育學意義。事實上，在這次兒童研究運動以前，夸美紐斯，尤其是盧梭及其以后的裴斯泰洛齊、福祿貝爾、帕克等人，已經在觀念或哲學上建設兒童中心主義的教育，裴斯泰洛齊、福祿貝爾、帕克等人還將這種觀念作為自己所創立學校的理論基礎，也就是說，他們已經在學校或幼兒園開展過“哥白尼式革命”。不過，杜威在《學校與社會》中倡導學校應當產生由教師中心或教材中心轉變為兒童中心的哥白尼式革命，確實是發生于此次兒童研究運動中的?？涿兰~斯，尤其是盧梭以后兒童觀和教育觀的革命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西方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所推進的人的自我發現和人的自然天性、自然權利的解放這一宏大的歷史背景。有了這個背景，就不可能不“發現”兒童;“發現”兒童后，就必然產生教育學和教育的哥白尼式革命。這是時代精神使然，盧梭等人則是時代精神的體現者，———時勢造英雄，此之謂也!在時代精神所營造的春天里，兒童研究成為“運動”，形成熱潮，也是歷史使然和邏輯必然。兒童研究運動使啟蒙運動以來“兒童發現”的哲學衍生出各門科學的叢林，大大刺激了教育學、教育制度、教育實踐的現代轉型。

本文作者：郭帥 吳春秀 龔妍 單位：東豐縣第二中學 吉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英語學科教學論課程專題研究述評

高師英語學科教學論課程與基礎課程改革研究

本專題的13篇論文皆以2001年以來基礎教育（英語）課程改革為背景，以高師英語學科教學論課程如何應對新課改提出的新需求和新挑戰為主線，開展理論和實證研究。那麗芳、秦本彬以云南幾所高校為研究對象，分析其英語學科教學論課程設置、教材、學生試講及教法、師資狀況，從課程設置和教師的知識結構兩方面闡述如何優化課程設置以面對新課程觀[3]。王來喜教授在課堂活動設計方面提出具體措施應對新課程理念下學生新的學習方式和教師新的教學方式的轉變，包括“同時使用兩本教材”、“開展小組研究項目”和“寫學期論文”[4]。虞潔在解讀《英語課程標準》（2001實驗稿）的基礎上，對華東地區幾所高校英語專業的課程設置概括進行訪查，總結教材、教法及課程體系存在的問題，提出改進建議：將英語學科教學論課程分為理論知識、微格教學、教師口語、多媒體課件制作等細類；分散、延長教學實踐時間；利用課堂示范教學等[5]。董巖緊扣新課程標準，對改革英語學科教學論課程設置的合理性、教學方法選擇的恰當性、教學評價手段的科學性展開探討。各項對策具體直觀，值得高師院校借鑒[6]。

高師英語學科教學論課程之教學方法研究

本專題共有七篇論文圍繞高師英語學科教學論課程實施采用的教學法展開研究。其中四篇論文力推任務型教學法。周曉琳提出“樹立源于中學、高于中學的教育理念”，提倡“強化探究性教學”以應對任務型教學法對傳統教學理念、高師教學法教師和學生的挑戰[7]。另外三篇分別對反思性教學、研究性教學和協商教學在英語學科教學論課程中的使用進行論述。陳少薇認為“反思性教學在英語教學法課程中的運用不僅可以使師生共同進步，更重要的是培養了師范生批判反思能力，有效地將英語教學法思想內化為教學能力。”[8]應麗君教授針對現行英語學科教學論課程存在的問題論述和歸納了開展研究性教學的意義并付諸實踐，取得良好成效[9]。劉夏芬教授建議通過加強與用人單位、學校管理者、學生三方的協商，優化英語學科教學論課程，提高教學質量[10]。

高師英語學科教學論之教學手段研究

摘要：近幾年專業學位教育碩士研究生招生規模不斷擴大，培養體系日趨成熟。值得重視的是數學學科教學碩士學位論文寫作質量的提升面臨著許多挑戰和問題。文章從學生培養模式、課程設置、導師隊伍建設等方面對論文寫作過程管理和評價體系進行了分析，對學位論文質量保障體系的構建提出了建議。

關鍵詞：教育碩士論文；寫作質量；保障體系構建

一、引言

1997年，我國開始設置教育碩士專業學位，距今已經有22年的歷史。而教育碩士培養質量主要體現在其學位論文的質量上。作為教育碩士研究生培養的重要組成部分，教育碩士專業學位論文的寫作是教育碩士綜合運用所學知識和方法，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培養其創新能力的過程[1]。2014年，為了保證我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質量，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公布了《博士碩士學位論文抽檢辦法》《關于加強學位與研究生教育質量保證和監督體系建設的意見》和《學位授權點合格評估辦法》等系列文件，將學位論文抽檢結果作為一個重要的觀測指標，建立研究生畢業前質量反饋和畢業后質量跟蹤調查制度，加大對不合格學生的淘汰力度。因此，教育碩士學位論文質量保障體系的構建就成為教育碩士培養質量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數學教育碩士的學位論文有其自身的特點：（1）選題應來源于基礎教育發展、改革的實際問題，要有明確的數學職業背景和應用價值；（2）學位論文既有教育學科性質，又具備數學學科特點，對學生的文理綜合能力要求較高；（3）相對于理論創新而言，數學教育碩士學位論文對應用創新能力的要求更強。數學教育碩士學位論文既有內容上的要求，也有形式上的要求：學位論文在內容上的要求，主要指學位論文主體的內容結構安排以及內容水平上的要求；學位論文在形式上的要求，主要包括學位論文的形式結構、排版格式、字數等[2]。而大多數數學教育碩士在本科期間主要學習的是純數學知識，理科綜合能力較強，對于數學教育中的教育學、心理學以及論文寫作等一些文科能力的培養不夠好，導致其學位論文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目前數學教育碩士學位論文寫作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1）內容假大空，不能腳踏實地，大量摘抄往屆論文成果內容，沒有自己的邏輯框架，表達混亂；（2）論文地基不穩，沒有經過大量的文獻閱讀與整理，論文內容缺少數據支撐，論證乏力；（3）態度不端正，不能嚴格按照學位論文寫作要求規范論文格式，各種圖標、數據等使用不規范；（4）缺乏創新，不能與中小學數學教育與管理實際相聯系，實用性及學術價值不高。基于上述分析，將目前數學教育碩士學位論文出現這些問題的原因以及如何有效保障數學教育碩士學位論文的質量作為本文研究的核心問題。針對上述問題開展研究工作，探討數學教育碩士學位論文質量保障體系的構建問題，以使學位論文質量保障體系更具指導性和操作性，從而達到有效地提高學位論文質量的目的，為數學及其相關專業領域的教育碩士學位論文指導和質量保障工作提供借鑒和參考。

二、文獻綜述

學位論文的質量作為反映教育碩士培養質量的一個重要指標，已有許多專著或者文章對其進行了研究。劉良華教授[3]對教育碩士學位論文的寫作過程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如怎樣選題、怎樣做“文獻研究”、怎樣寫“開題報告”、怎樣做“歷史研究”、怎樣做“調查研究”、怎樣做“實驗研究”、怎樣做“理論研究”等。張定強教授[4]通過對數學教育碩士專業學位寫作情況進行了調查分析，指出目前所存在的一些問題，并給出了相應的改革建議。王林全教授[5]針對數學教育碩士論文寫作的保障機制，對如何指導數學教育碩士專業論文寫作及答辯進行了分析與思考。盧鍔教授對教育碩士專業學位（學科教學·數學）研究生教育在培養目標、課程設置、教學方式、學位論文等幾個方面提出了建設性的看法。數學教育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的培養是當今社會的需要，是數學教師自身再學習、再發展的需要，也是進一步提高全民數學素質的需要[6]。數學教育碩士的培養并不像表面看起來那么簡單，學位論文的寫作過程便是一項十分復雜的工程：從選定研究領域，到認真查閱文獻、收集相關資料撰寫開題報告，再到利用各種科學的研究方法進行實際的研究，得出研究結果，最終形成完整的論文，這是大多數教育碩士學位論文寫作之路。由此可見，要想形成數學教育碩士論文的保障體系，就要從論文寫作的每個環節入手，及時解決出現的問題。

三、構建數學教育碩士學位論文質量保障體系的建議

［摘要］學年論文是本科生學術能力提升的關鍵性平臺類專業課程?；趪鴥认嚓P高校學年論文管理與實施相關規定，以重慶科技學院經濟類專業學年論文管理與實施為例，闡釋了學年論文管理與實施中的管理創新、現實困境與提升策略。強化指導教師的引進與培養，建立合理的指導教師獎懲機制，加大學術規范性和科學性培訓，強化學術理論與方法論修養的培養，拓展調研支撐經費來源渠道，是學年論文管理與實施水平提升的必由之路。

［關鍵詞］學年論文;管理困境;管理創新

學年論文是本科生學術能力培養和提升的關鍵性專業平臺課程，與畢業論文一脈相承又各有側重。目前，在學年論文的管理與實施過程中，主要存在學生對學年論文重要性認識不夠［1］、對學術缺乏足夠的敬畏［2］、學年論文定位不明確和力度把握不當［3］、指導教師數量不足且缺乏有效的質量保證機制［4］、材料拼湊現象嚴重且創新性不強［5］、存檔不及時及產學研脫鉤［6］、學年論文和畢業論文不銜接等問題［7］。針對這些問題，學界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應對策略，包括強化學年論文在教學大綱設計中的地位與作用［8］，建立確保學年論文選題科學性的保障機制［9，10］，理順學年論文指導機制與本科生導師制、產學研合作機制、師生雙向選擇機制等關系［11-13］，實現學年論文管理系統的科學設計并強化學年論文過程管理［14，15］，實施與學年論文相關的課程改革［16，17］，以及理順學年論文與畢業論文之間的銜接關系［18，19］。盡管學術界針對學術論文存在的問題及提升策略有了較為豐富的研究，然而仍缺乏針對經濟類專業學生學術論文管理和實施困境與策略的專門研究。有鑒于此，本文擬結合國內相關院校學年論文管理和實施的經驗整理，以重慶科技學院經濟類專業學年論文管理與實施為例，闡釋經濟類專業學年論文管理創新、現實困境與發展策略問題。

1他山之石:國內高校學年論文管理和實施中的經驗借鑒

為了搞清楚國內高校在學年論文管理和實施中的好做法和優秀經驗，筆者于2017年8～12月間，基于Google、Baidu等搜索引擎，搜集和整理了相關高?；驅W院涉及學年論文管理和實施等的相關規定，并重點收集了經濟類專業學年論文管理和實施的相關規定，如表1和表2所示。

1．1國內高校對學年論文開課學期的設定

多數學校對學年論文開課學期都有明確的規定，僅有少數學校的規定不太明確，如黑龍江大學規定學年論文應該在專業必修課程基本結束的學期內。多數學校認為學年論文應該開設在第5學期或者第6學期，也有部分學校認為可以在第4學期開設。從學校層面看，大多認為學年論文僅應開設1次，僅有部分學校在第4學期和第6學期分別開展1次學年論文。學院層面對學年論文開設學期的相關規定基本與學校的規定一致。多數學院都強調應該在第6學期或者至少是第3學年開設學年論文課程，部分學院也認為學年論文在每個學年都應開設，如江西財經大學會計學院等。學年論文開課學期是該課程實施的重要細節。開課學期過早或者過遲，均不利于該門課程作用的發揮。學年論文的開課必須建立在學生對專業學習有一定了解的基礎上，而且應該與畢業論文寫作保持足夠長的時間周期。由此，學年論文課程的開設最好應該放在第3學年。由于第3學年第2學期專業課程大多比較繁重，且部分優秀學生已經開始籌備考研，學年論文課程宜開設在第5學期。

摘要：初中階段作文寫作學習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直接影響到學生的閱讀與寫作以及后期各門學科的學習和理解的程度。結合筆者多年的初中語文教學經驗及線管論著、論文閱讀，筆者發現當前初中語文作文教學中存在較多問題。，由于各地區具體情況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也有差異，從而導致各個初中學校作文寫作現狀和問題各有不同，世上沒有放諸于四海而皆準的方法論，所有的方法都要從具體情況入手，為解決問題而服務。

關鍵詞：初中語文；作文教學；問題；對策

理想狀態下，作文的寫作就是寫作者真情實感的文字表達，也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無需訓練或者修改，甚至矯揉造作。但是問題的關鍵在于作文作為一種文體，我們寫作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記錄，更是為了讓閱讀者理解我們，并實現作者和讀者的精神層面的互動和溝通，并讓讀者與我們感同身受。因此，寫作是需要一定的技能作為支撐的。然而，結合筆者多年的初中語文教學經驗及線管論著、論文閱讀，筆者發現當前初中語文作文教學中存在以下問題。

一、初中語文作文教學現存問題

（一）學生懼怕寫作文

這點幾乎在所有的初中語文教師中都能形成共鳴，在課堂上，只要布置作業，學生就“哀鴻遍野”，理由幾乎都是出奇地一致，那就是不會寫。寫作表達對他們來說不是傾訴，更不是自我表達，而是一種湊字數式的沉重的負擔。

（二）題材類同，內容蒼白

一、專業“準人—準出”與多元人才培養方案的設置

1.準人方案設置

在完成所有全校通選課的學習后，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的準人課程可以設置為: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公共管理導論、社會學原理、政治學原理、公共政策基礎、國際政治學。準人標準為:在第二學期結束時，完成全校面向本科生開設的所有通識通修類課程。本院學生第二學期結束時須完成上述6J’丁專業準人課程的學習，并取得相應的學分。外院系申請準人的學生在第二學期結束時至少取得4個準人課程，并取得相應的學分。

2.準出方案設置

準出標準為:首先必須修完下列基礎課程:西方政治思想史、憲法學、中國政治制度史、公共行政學、中國政治思想史、政治學方法論、當代西方政治思潮、公務員制度、政治社會學、比較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文化比較。其次，完成全校通識通修類課程、準人課程、專業準出課程，并取得所有學分。

3.構建多元化人才培養模式

根據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辦學目標，應嚴格按照專業學術類、跨專業復合類以及就業創業類這三種類型的人才的培養模式進行運作和施教。首先，認真培養從事本專業學習和深造的學生，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和學術氛圍，為他們將來能成長為本專業的高級專門人才做好準備。該類學生除了要認真學習該專業的平臺課程和專業課程之外，推薦選學本專業的選修課程，并且鼓勵選學一級學科選修課。其次，積極支持學生們從事跨學科的、跨專業的學習和深造，在他們完成該專業的平臺課程和專業核心課程之外，可以根據個人的興趣愛好以及社會的需要自由地選學其他學科、專業的課程。在選學過程中，系里將提供一定的專業咨詢和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