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文化論文范例

1定遠營的營建

對定遠營興建的研究分析，清代定遠營建設之前，該地區稱為“葡萄泉”，曾為清政府的軍馬場，稱“御馬圈”。1726年清代川陜總督岳鐘琪奏請營建定遠營，1730年竣工并刻碑，定遠營的建筑歷史在碑文中得到佐證。碑文中提及定遠營所在的賀蘭山地區是“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且形勢扼瀚海往來之捷路，控蘭塞七十二處之隘口”等原因，“奏旨特設一營，名曰定遠”。該地區是清朝北方的屏障，通往西北沙漠的咽喉要塞，鄰近寧夏地區，遙望新疆哈密、巴里坤。在軍事、交通上的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岳鐘琪在該地區請旨設軍營。同時，清初蒙古各部落占據著漠南、漠北、漠西地區，康熙三十五年漠南、漠北蒙古均已加入清政府，而漠西蒙古只有和碩特部落加入，其余部落有的與清朝對立，有的雖并入但還有“放抗之心”，定遠營的營建起到了對蒙古部落的有效控制，也促進了清朝邊疆的穩定。

2定遠營社會文化背景

1731年清政府將其賜給為維護西北邊疆穩定而做出卓越貢獻的和碩特蒙古王爺，入住這里的第一位王爺是二代扎薩克王阿寶。清政府在蒙族地區實行盟旗制度，冊封蒙古貴族，這是清政府維護邊疆穩定的一項重要政治策略。定遠營內的絕對領導者扎薩克蒙古王爺是政治、宗教、軍事三位一體的絕對領導者。“扎薩克”是清政府賜予的爵位，蒙古語為“治理”。定遠營地區的蒙古族主要是和碩特蒙古族，其八代九王（加上民國末代王爺達禮扎雅為九代人）中七代人與滿清皇族聯姻。和碩特部落世代與滿清皇族聯姻，這是清政府恩威并施的撫綏政策。清統治者為阿拉善王在京城之中建有府邸——阿拉善王府，蒙古王爺和福晉會頻繁的往來于北京和阿拉善之間，帶來了京城地區先進的文化與營造技術，甚至直接帶來京城的建筑工匠，民國時期定遠營有“塞外小北平”的美譽。鄧小平同志曾說過：“20年代，我從蘇聯回國，經過蒙古國，到過定遠營，那可是個好地方，一座了不起的城市。”這座了不起的城市有哪些建筑特色？

3定遠營古城布局概述

3.1定遠營周邊自然環境

幾百年來定遠營的山脈水系并未發生根本變化，定遠營的山脈是賀蘭山余脈，城內將近一半的面積都是山體，地勢北高南低、東高西低。城北最高處的喇嘛廟山，占據了城內制高點，可觀察城內外情形，同時也供王爺及官員祭祀用。東部高低起伏的山體為防御營造創造了先決條件，軍事防御體系的營建與山脈走勢密切相關，東城垣結構體系建在山脈之上，東北角伸出一段墻體修建角樓。城北深約6m左右山溝為北部的防御提供天然屏障，定遠營周邊山體共修建有6座營盤駐扎軍隊，戰爭時期提供有效的軍事支援。定遠營的水系均發源自賀蘭山，城南有三道河溝，城北山溝內也有河流，河溝處形成的澇壩可以有效灌溉農田。定遠營民間一直流傳著關于山脈水系的風水說，定遠營處在城南南梁山與城北后營盤山之間的盆地，俗語“二龍戲珠”。同樣，城南三道河溝與南城門伸出的南大街形成漢字“王”，定遠營城垣結構體系與城內喇嘛廟山構成“白”，上白下王為“皇”，當然這些也只是民間流傳的說法。

摘要：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在中華文明的千年孕育中，使得建筑歷史也同樣悠久。根據中國建筑的發展歷程，能夠將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切實地反映出來。其中，徽州建筑文化的歷史久遠，也是傳統建筑中的代表，以徽州當地文化為起始點，建筑風格的地域特征十分明顯，保存也相對完整?；诖?，文章將徽州建筑文化作為主要研究內容，重點闡述其在現代室內設計中的傳承與應用，希望有所幫助。

關鍵詞：徽州建筑文化；現代室內設計；傳承；應用

在現代社會經濟發展速度不斷加快的背景下，人們生活質量明顯改善，其對于生活與居住環境的要求也隨之提高。為此，現代室內設計藝術被受關注。然而，現代室內設計中的西化特征較為明顯，并發展成主流。特別是在年輕群體當中，所選擇的室內設計風格也更傾向西式，嚴重影響了傳統建筑設計文化的傳承。為此，下文將徽州建筑文化當做研究重點，以期為現代室內設計中的徽州建筑文化傳承與應用提供有價值的參考依據。

一、徽州建筑內部空間特征在現代室內設計中的傳承與應用

（一）天井空間特征方面

基于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城市建筑以高層建筑為主，而城市也發展成鋼筋水泥集中區域，使得人與自然環境交流的空間也備受約束。在這種情況下，即可在室內設計的過程中，將天井空間引入其中。在徽州建筑文化中，天井的地位十分重要，可以實現樞紐空間的有效聯系，可以滿足空間的封閉性功能需求，而且室內視覺感受得以延伸。首先，天井空間形式為豎向化，所以不會在地面實現平行發展，可以向空中實現豎向發展。這樣一來，空間天井特征才能夠與高層建筑形式相適應。其次，在室內設計過程中，天井無需被設置于豎向軸線部位，能夠結合空間具體要求實現自由式組織，確保應用的靈活性，以免被環境條件所影響。再次，應合理引入景觀要素以構建空中花園。在設計天井空間的過程中，借助接水口、水槽以及飲水板等相關工具合理引入雨水，增強室內設計的效果。最后，在天井空間設計方面，要靈活運用人和人、人和自然的交流數形，保證天井設計具有半敞開式特征。在天井的作用下，使得人和天相互通融，實現天井空間應用的目標。

（二）庭院空間特征方面

在10多年的教學實踐中，始終注重培養學生對鞍山地區傳統建筑文化及本校校園特定文化內涵與建筑學專業課程的結合與應用上，利用本地特有的得天獨厚的自然與人文條件不斷向學生輸灌建筑學專業的學習應與傳統及當地文化特色相結合的理念。學生畢業后在各設計院或其他單位工作后的反饋情況表明，學校畢業學生基礎素質較好，創作手法多樣，沒有當今很多建筑設計師的浮躁之風，能扎下心來做設計，并能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創作源泉。這與學校多年來進行的一系列具有針對性的將當地建筑文化與建筑課程結合的教育密切相關。

1千山傳統建筑文化與建筑課程結合

遼寧科技大學位于遼寧鞍山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緊臨千山風景名勝區。千山是集自然、人文、古跡、佛道兩教于一體的綜合性景區，其歷史價值極為豐富，是中國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2］。她以其俊秀的身姿和脫俗的氣質為鞍山這座歷久彌新的老工業基地營造了一個天然的洞天福地。千山不僅有秀麗的自然風光，更有與之完美統一的人文景觀；她的宗教文化、建筑石刻、楹聯詩詞、神話傳說等也綻放著奪目的人文盛景。針對當地所具有的得天獨厚的自然及人文景觀，遼寧科技大學在“建筑美術寫生”課程中一直保留著到千山寫生這一特色課程。在兩周的美術寫生實習周中，學生與老師寄住寺廟中，吃齋飯，睡通鋪，頗有苦行僧的感覺。這對于從小嬌生慣養的學生們是從沒有過的生活體驗。千山除了具有優美的四季自然景色外，其人文景觀，如建筑寺廟、山門、佛教雕塑及紋飾，甚至是楹聯、詩詞及神話傳說都深深吸引著學子們無限向往，并成為寫生的元素。到千山進行美術寫生實了能給予學生真實的寫生素材外，還潛移默化地吸引著他們對千山宗教文化的探索。這對于學生學習后續的專業課程，如中國建筑史和鄉土建筑賞析及生態與可持續建筑等課程，都有很好的拋磚引玉的作用。例如，千山的佛寺建筑的山門與建筑專業課程的有機結合。佛寺建筑不同于其他建筑，一樓一閣一磚一瓦都有著自身的價值和內容，就像一種教學道具，啟發學生思索。無論進入到哪一座寺院，最先遇到三門。因寺院大都在深山所以三門又俗稱山門。三門常常建成殿堂式，因此，又叫三門殿［3］。對于這些在中國建筑史課程中較為晦澀難懂的知識，學生在實地參觀后馬上豁然開朗。理論聯系實際對學生知識的掌握起到了融會貫通作用。從2009年到2011年，建筑系老師將相關課程與學院申報獲批的遼寧省社科基金項目———“千山文化的當代價值與未來發展方向研究”課題相結合，使學生們通過千山實地考察和調研將千山文化與建筑設計課程聯系起來，達到產學研一體化的效果。產學研結合對于保護及探索千山文化、弘揚傳統優秀文化精神、提高本地區文化積淀提供了機遇及成果，是很好的教學實踐。在建筑學專業的相關課程討論中，師生通過圍繞千山佛寺建筑及其宗教內涵進行探討與研究，最終以學術報告的形式對研究成果進行交流，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

2校園傳統文化特色與建筑課程結合

大學歷史和文化需要依靠校園作為載體，體現著特定背景下校園所特有的場所精神和歷史文化底蘊。當今，高等教育發展迅速，大學傳統校園的更新改造勢在必行，直接影響到高素質人才的培養與產出，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在全國各大學的更新改造建設如火如荼之時，如何使更新改造既能傳承和保留傳統校園的歷史文化印記，又能滿足新時代的需求和塑造出充滿活力與特色的校園環境；同時使學生能時刻感受到校園文化氛圍和創新活力。這既是當前大學改造要亟需解決的問題，也一直是將校園傳統文化和特色與建筑課程結合的難點。遼寧科技大學始建于1948年，其前身鞍山鋼鐵學院是中國較早組建的冶金高校之一。經過60多年的風雨歷程，學校已由原來單一的工科院校發展成為多科性綜合性大學，并形成了獨有的辦學特色和校園傳統文化。由于辦學規模的擴大，原有的校園更新改造勢在必行，2000年，學校對校園進行了置換建設。新校區以高新區分校為主體合并周邊三所中專重新規劃擴建而成［4］。由于是在原基址上改造、擴建部分建筑和新建大部分建筑，必然涉及新舊建筑的協調關系問題。遼寧科技大學新校區對新舊建筑的協調處理得較為恰當，新老建筑結合完美，和諧共生，使新校園既具有完整統一的效果，又充滿時代氣息；既具有冶金文化特色，又不失清新優美的環境；是大學校園更新改造建設中新舊建筑協調的典范。如何將特有的校園文化和特色融入到課程中使學生們深刻理解和掌握成為教學研究的一個重點課題。在不同課程中，建筑系嘗試用不同方法引導學生將二者結合得更加完美，以期使他們能從不同角度理解校園傳統文化特色的魅力所在。例如，在“建筑造型”課程中，老師給學生布置了作業：在科大校園中尋找新舊建筑協調的具體運用手法及其達到的實際效果，并要求將其整理成論文提交。學生針對本校歷史文脈及環境特色進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對調研能力以及總結歸納和撰寫論文能力起到很大的提升作用。“建筑設計原理”課程為使學生掌握建筑色彩運用的多樣統一原則，要求學生以校園新舊建筑的色彩協調為題目，對科大的各個主要教學樓及圖書館等進行實地考察，寫出校園新舊建筑的色彩是否協調的調研報告。教師對提交的調研報告進行講評，同時鼓勵學生針對自己和別人的調研報告進行總結和評論。通過講評學生們知道：現有的校園整體建筑色彩之所以以淺灰色調為主，間或有黑白灰黃等調和色組合，是為了體現出工科院校沉穩嚴謹的性格特征，同時這種主色調也是從科大校園歷史文脈和文化底蘊出發來確定的。正如有些歷史文化名城，新建建筑色彩要嚴格受控于傳統建筑色彩，才不會破壞歷史整體的色彩協調。通過對身邊的建筑進行實地考察并總結研究得出結論的做法，使學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掌握書本上枯燥的專業理論知識，能將其融會貫通地應用到實際的設計工程中。

3鋼鐵冶金工業文化與建筑課程結合

遼寧科技大學位于鋼鐵工業名城，祖國鋼都———鞍山市?；诠I城市的鮮明特色，學院在高年級開設的“建筑設計”課程中安排了工業廠房建筑設計題目。目的是為大部分學生畢業后到工業設計院承接廠房項目設計打好基礎。課程開設有助于學生盡快適應工業設計院的工作，及早獨立承擔工作任務。課程設計前期調研過程中，安排學生實地參觀和考察鞍鋼大型廠房的調研活動。通過實地調研考察活動，使學生們對于書本上較難理解的知識點，如鋼結構建筑節點設計有了較清晰的感性認識，加深了理解，對于課程設計會有很大的幫助。在“景觀設計原理”課程中，為了使學生從校園景觀中找到最好的切入點，更好地完成景觀設計題目，在校區擴建時特意在科大新校園規劃建設中開辟了“工業文明園”景區，鞍鋼退役的冶金設備，如鐵水罐，切割機，變壓器，飛輪，齒輪，電機，火車頭等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這些工業設備變成了景觀、雕塑靜靜地融入校園環境中，它們既是中國近代工業發展的縮影，也是老一輩工人艱苦創業的奮斗精神的見證，使學生們既新奇又興奮。鼓勵同學們奮發向上，學習老一輩人的奮斗精神，在見證歷史的同時展望未來，引起學生們向更深層次思索，同時也能呼喚社會對歷史建筑和構筑物以及老工業設備的保護和改造意識。當前，全球化進程仍在不斷推進，城市面貌千篇一律和建設趨同化已引起各界人士的關注。建設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和建筑逐漸取得了人們的共識。猶如一個城市的歷史文脈及文化底蘊對城市的發展尤為重要一樣，對于一座有著悠久歷史的大學校園，其歷史文化傳統及文化內涵的傳承更是對學校未來的發展有著不言而喻的深遠影響。遼寧科技大學工業文明園景觀的創意和建設正是秉承了遼寧科技大學“立足冶金”的校園文化傳統，突出體現了鮮明的冶金文化特色和特色興校的辦學理念。提醒人們對于歷史及文化內涵的保留不應只停留在單純對歷史及文化的完整保留及追憶上，而應采取更加積極的思維方式賦予建筑和環境以新的內涵。新舊建筑協調相處，甚至達到同一建筑一樣的共生共長。整新如舊，新舊建筑和諧共處的同時延續歷史的記憶。

摘 要: 傳統風水理論經過歷年取精去粕的過程，形成了完整的文化體系，并大量融入古建筑設計中，為規范建筑設計、提升文化內涵、營造宜居環境等提供了支持，有助于建筑設計語言的創新與應用。以傳統風水理論為研究視闕，重點分析了建筑設計、選址、規劃、色彩等方面的應用研究。

關鍵詞: 建筑設計; 居住建筑; 傳統風水理論

1 研究背景與意義傳統

風水理論文化起源于中國，已有 3000 多年的歷史。自古以來，傳統風水理論文化就被運用到建筑環境的選址和規劃設計中，也被稱為“地理堪輿學”。在中國古代，雖然建筑成就舉世矚目，但在建筑美學、設計思想等系統理論方面還缺乏研究和總結。在古人推崇的風水學說中，對建筑、規劃、設計的理論和方法作了較為詳盡的闡述，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我國古建筑與規劃領域的理論體系。然而，“風水”二字一直被大眾視為迷信的代名詞。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它被學術界視為糟粕［1］。張金秋院士曾說過，建筑應該遵循“虛實、時空融合、情景交融”的三維融合。它在建筑設計中體現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天津大學王其亨教授從建筑文化、生態規劃、綠色環境等方面編寫了《風水理論研究》一書，該書收錄了23 篇關于傳統風水文化的論文，系統地提出了傳統風水理論的客觀科學部分［2］。21 世紀以來，隨著科學和經濟的飛速發展，學術思潮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新形勢下人們開始意識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重要性。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許多西方國家也開始通過國內外學者的研究，運用現代科學理論和專業技術手段，去除封建迷信的不良方面，并將其應用到實踐中，開始得到國內外生態學研究者的肯定。傳統風水理論是中國哲學思想，強調整體性、自發性和協調性。它包含了重要的審美元素和深刻的哲學思想。傳統風水理論與文化研究將人、建筑、自然環境完美和諧地結合在一起，對以后的研究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目前，傳統風水理論和文化在城市住宅小區設計中的應用越來越受到業界的關注，并認為傳統風水理論是古代哲學體系的一部分。將傳統風水理論引入現代住宅小區設計具有現實意義和可行性價值。中國傳統風水理論對居住區環境景觀的規劃，是指依據自然生態的實際情況，建立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茖W分析了傳統風水理論的正確含義，以科學嚴謹的態度查驗使用，與現代要求相結合，進行更深入的分析研究，賦予其現代含義，使之更好在住宅小區環境景觀規劃中運用傳統風水理論文化，使其發揮應有的科學的效果，達到人與自然和諧的目標。

2 居住建筑設計中傳統風水理論的應用

與城市功能性修建相比，居住區建筑設計的位置相對自由，其修建規劃的適應性相對較強。反之，這也是一個特殊的約束，由于需依據前期規劃設計方案，創造性地規劃設計與使用其土地利用等方面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以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中的傳統風水理論為基礎，側重特殊地域條件下的基礎環境為住宅修建規劃提供參考。在發展中的后工業地球村的前史回顧上，前史與其經歷和奇妙功能如出一轍。傳統風水理論與建筑規劃設計聯系緊密，并且是一種互補存在關系與建筑規劃本身的相似性解讀。面對各種客觀環境因素的約束，居住區建筑規劃設計需秉承因地制宜原則，科學客觀地結合傳統風水理論尋找天然的“寶地”，具體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2． 1 建筑外形設計的應用

1145年，安條克公國派出的使節于格(Hugh)向羅馬教皇講述了“約翰長老(耶律大石)的事跡”，“當約翰長老的傳說遠播到西亞和歐洲的時候，十字軍正處在極端的劣勢之中，一個又一個堡壘陷入穆斯林手中，絕望的思想開始在軍中漫延”。而“上帝派來的同盟軍‘約翰長老’打敗了最強大的敵人蘇旦•桑加爾(SultanSanjar)”的消息對十字軍而言無疑是天大的喜訊，軍中士氣一時無比振奮。他們把挺進東方尋找契丹，與“約翰長老”會師聯盟當成了終極理想。然而東西方之間橫亙著的穆斯林勢力卻阻斷了東西方交往的通道。

1236—1237年，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和速不臺繼1218年(宋寧宗嘉定十一年)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后，再度指揮蒙古大軍主力繼續向西進攻，攻無不克，打通了中西方的陸路通道。通道打開以后，羅馬教皇并未想與東方韃靼人決一死戰，而是千方百計地想與之建立聯盟以消滅宿敵穆斯林，數次向東方派遣攜帶其親筆書信的使者以游說蒙古王公。1245年，羅馬教皇派出了首位赴蒙古使節柏朗嘉賓(JohedePlanoCarpini)，該使節著有《柏朗嘉賓蒙古行記》存世。該著作詳細介紹了蒙古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風土人情，并首次向西方社會介紹了契丹;1253年5月，法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濟會傳教士盧布魯克(GuillaumedeRubruquis，約1215～1270)攜函去見蒙哥。盧布魯克著有《盧布魯克東行記》，該著作詳細描述了蒙元社會和契丹人的情況，指出“契丹是一個國家的名字，哈拉契丹(Kara－Catay)就是黑契丹，以此來區別前者。契丹人居住在東部臨海的地方”。書中描述了契丹的富庶和居民的特征，“契丹的居民住在那里很久了，叫做塞里斯人(Seres)，塞里斯是一個城鎮的名字。我所得到的確切的信息說，那個國家的墻是用銀子做的，防御工事和塔是用金子做的。他們與印度隔海相望。這些契丹人身材嬌小，說話用鼻音。有著東方人普遍都有的小眼睛。這些契丹人都是優秀的工匠，學有各種各樣的手藝，其醫生對草藥的藥理極為精通，通過按脈來診斷疾病。”盧布魯克在書中還經常提及他所遇到聶斯脫里教徒和景教徒，還特別提到哈拉和林“城端有一座教堂，天主教教堂”。盧布魯克之后，約有100余位西方人進入中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孟高維諾(MonteCorvino)和馬可•波羅(MarcoPolo)。孟高維諾是第一位成功在北京傳教的西方人。馬可•波羅則是最有影響力、最有爭議的西方傳奇人物?！恶R可•波羅游記》以大量的篇幅介紹了契丹，稱其土地遼闊，富庶無以倫比。

當然，上述游記中所說的契丹是指中國，而不是真正的契丹人或遼朝。契丹的稱謂可能是沿襲了中亞和俄羅斯(俄語的中國即Китай)人對中國的稱謂。“契丹”一詞通過陸路和海路向歐洲國家傳播的時候，因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產生了許多變異，其主要拼法有:Kitan/Kitay/Katay/Kitai/Kh-itan/Catai/Catayo/Catalane/Catay/Qitay/Chataio等等，但無論怎么變，都未與“契丹”的漢語本音相去太遠，這些拼寫方法上的變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口口相傳的痕跡和西進的歷程。Kitan在古俄語及一些匈牙利的編年史中經常出現，是14世紀拉丁文對契丹一詞的寫法;Kitay是穆斯林的寫法，按《古蘭經》經文的習慣，經常用y取代n或?，很有可能是土耳其斯坦人通過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土耳其人的媒介作用而采用了他們的習慣稱謂;最早的拉丁文的Kitay可能源于1245年至1247年出使蒙古的首位西方使節柏朗嘉賓之手，在其《柏朗嘉賓蒙古行記》契丹皆寫為Kitay或NigriKitay(黑契丹，即哈喇契丹，有文獻將其寫為Charakitay)。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認為柏朗嘉賓的Kitay中的i取自于俄語，但這種說法顛倒了契丹向西傳播的先后次序，俄語Китай先是由土耳其傳入的，因而柏朗嘉賓的Kitay應來自于土耳其語;Katay(可能源自法國人盧布魯克對契丹的稱謂，他在其《盧布魯克東行紀》中把契丹稱為Katay，而Citay、Cathay、catai則是其英文拼寫上同文異體寫法;Katan則是阿拉伯語言對契丹的拼寫方法。契丹在不同的語言中有多種不同的拼寫方法，這正說明契丹的確曾在西方世界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基于上述游記對契丹的美好描述和西方社會對東方世界的合理想象，契丹被神化成“烏托邦”的代名詞。這個令西方人無限神往的東方古國成為西方社會航海探險的終極目標。地理大發現正是在尋找契丹的原始沖動下展開的。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英國都展開了尋找東方契丹的航海行動。航海者出發時都攜帶著“致居住在東北方向的國王、王子和其他統治者的信，航海的最終方向就是偉大的契丹國”。在契丹夢的引領下，哥倫布懷揣著《馬可•波羅游記》踏上了尋找契丹之旅，代表西班牙發現了美洲新大陸;葡萄牙人達•伽馬開拓了從歐洲繞過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路，麥哲倫完成了環球航行，英國人卡博特在尋找東北航路中發現了紐芬蘭……18世紀以來，隨著航海者地理學知識的豐富以及東印度公司與中國沿海城市直接貿易的達成，還有入華西方傳教士的反饋，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認識到西方世界的契丹就是中國。但是仍然有部分西方學者，特別是英國學者認為契丹仍然是客觀存在的一個尚未被發現的地方。

早在17世紀末期，西方社會出現了一些有關契丹的研究著述。英國人彌爾頓著有《莫斯科簡史及其東部一些不太知名的最遠至契丹的國家》(AbriefhistoryofMoscoviaandofotherless－knowncountrieslyingeastwardofRussiaasfarasCathay，gather＇dfromthewritingsofseveraleye－witnesses/byJohnMilton．London:1682．)。彌爾頓以目擊者的筆觸對俄國莫斯科及其以東地區作了簡單介紹。但彌爾頓所言的契丹仍是指不確定的東方理想國。西方學界真正開始研究遼史及契丹史則是從近代以來才開始的。最早引起西方學者興趣的是有關契丹語言文字和族系的研究。法國學者克拉普洛特(JuliusKlaproth)在其《亞細亞民族語匯集》(1823年，巴黎)中論及了契丹語言文字的特性和語系問題，成為近代以來西方學者研究契丹語言文字的肇始。1870年，德國學者戈斯塔夫•奧波特(GustavOppert)發表了《關于契丹與哈喇契丹》“OntheKitaiandKara－Kitai”(TheJournaloftheEthnologicalSocietyofLondon(1869－1870)，Vol．2，No．21870)一文，這是研究契丹及西遼契丹歷史的首篇專題論文。該文討論了契丹和哈喇契丹名稱的來歷、曾經的疆域和統治及其后裔的流向等問題。還特別提到了西遼王耶律大石與西方傳說中的約翰長老(Presby-terJohannes)之間的關系。該文曾在倫敦民族學會舉行的1870年1月11日的例行會議上宣讀，引起了與會者的矚目。1877年，德國著名的語言學家漢斯•蓋博萊恩茨(Hans．C．vonderGa-belentz)譯自滿文的《大遼史》(GeschichtederGrossenLiao)出版，這是首部遼代通史性的文獻被直譯成西文。繼漢斯之后，德國學者R．A．Stein(中文名石泰安)再次以帶有注解的形式翻譯了部分遼史史料］。這些原始譯文的出版引起了學界同行的注意，為遼史研究者提供了諸多便捷的參考資料。1881年，英國學者亨利•霍沃斯(HenryHoyleHoworth)發表了他的長篇文章《中國北疆，第五部分:契丹與契丹人》(《皇家亞洲學會會報》，N．S．13，1881年)，詳細論述了契丹民族史和遼朝的興亡過程，分析并說明了契丹與契丹人之間的關系和差異。#p#分頁標題#e#

進入19世紀以后，相關研究逐漸豐富。英國著名漢學家亨利•玉爾(SirHenryYule)首先發表了近代西方的東方學名篇《契丹及其彼岸之路》②(CathayandtheWayThither，London，1913)。本書分上下兩卷，收集整理了中世紀及以前東西方交流遺留下的所有關于東方國家的史料。該著還對西方社會尋找契丹的動機、到達契丹的航路和契丹社會進行了詳細的注解分析。但該著作中的契丹更多的是指中國。用契丹作題目而內容卻是寫中國的西方著作有很多。如馬丁(W．A．P．Martin)《契丹傳說:或稱中國知識》(TheLoreofCathay:Or，theIntellectofChina;F．H．RevellCompany，1901)、威廉姆•阿皮萊頓(WilliamW．Appleton)、《契丹圈:十七十八世紀的中國熱》(ACycleofCathay:TheChineseVogueinEnglandduringtheSeventeenthandEigh-teenthCenturie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1．)，還有《拉伯雷與地理發現第三部:通往契丹的捷徑》(RabelaisandGeographicalDiscovery．III:TheShortWaytoCathay．”TheModernLan-guageReview，Vol．5，No．1【Jan．，1910】)等著述。

進入19世紀20年代后，專業性的契丹研究開始呈現。1925年，波蘭學者科特威約茲《契丹和契丹字》，重點論述了契丹民族的歷史和語言文字的特性。匈牙利學者李蓋提的《契丹及其語言》(《匈牙利語》第23卷，1927)是研究契丹族屬問題、消亡經歷和語言文字的專題性文章。1922年法國神父閔宣化(一譯牟里，Mullie，Jo-sephL．)至內蒙古巴林右旗遼慶州城遺址北約10公里大興安嶺中王墳溝中挖掘遼慶陵;1922年6月21日，比利時神父凱爾溫雇人盜掘了慶陵三陵之一，首次出土了刻有契丹小字的哀冊4方。隨后不久，閔宣化發表《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①(LesAnciennesVillesdel’empiredesgrandsLeaoauroyaumemongoldeBarin．T’oungPao，21［1922］，pp．105－231．)。該文詳細記述了法國牧師閔宣化在中國西部及北部的遼代古城遺址及陵墓等地的考察經歷，共包括有潢河石橋、饒州古城、祖州舊城、上京、懷州、慶陵等二十余處遺址和陵墓。1933年，閔宣化還發表了《遼慶陵考》(《通報》30卷第1、2期，1933年)，進一步考證了遼慶陵墓主人生平及其新出土哀冊的含義。凱爾溫則發表了《道宗皇帝陵———一個令人感興趣的發現》(《北京天主教會公報》第十年第118號，1923年)。這些論著的相繼發表標志著國際學術界對遼史和契丹民族史的研究進入到一個新階段，即從利用二手資料進行間接性研究轉向以實地考察攫取第一手資料進行開拓性研究。戈斯塔夫•艾克(GustavEcke)《金代石塔的建筑特性:基礎研究第二章:遼式磚塔》(StructuralFeaturesoftheStonebuiltTingPagoda．APreliminaryStudy．ChapterII:BrickPagodasintheLiaoStyle．Monu-mentaSerica，Vol．13，(1948)，pp．331－365)是首篇對遼代石塔建筑的構造、含義及現存狀況進行介紹和分析的論文。

摘要：在漫長的歷史時間里，我國傳統建筑風水文化在建筑規劃、人居環境等方面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近代中國內憂外患，在西方科學體系的沖擊下，傳統建筑風水文化一度衰微。改革開放后，國外研究風水的學術思潮開始影響中國，這促使國內學術界從科學、理性的角度重新審視這一古老的文化。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我國當代學者從哲學、自然科學、歷史文化、美學等不同領域展開了對建筑風水文化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該文對此進行梳理回眸，為進一步的研究做基礎。

關鍵詞：建筑；風水；文化；學術史

風水是依據向陽、風向、交通等條件探求建筑的選址、擇地、方位、布局從而促進人與社會、自然和諧統一的學問。其范圍涵蓋天文學、地理學、生態學、景觀學、建筑學、哲學和美學等諸多方面，是我國古代的一種綜合性、系統性很強的建筑規劃設計理論。風水文化是人們通過對自然規律進行總結的同時又按某種需要加入一些想象而形成的，它的出現滿足了當時人們的生活和精神需要。風水在中國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就是使自然環境能更好地滿足人們在使用功能上和心理上的需求。它與建筑的關系最為密切，其核心理念即在于追求人居環境的最理想狀態。傳統的建筑風水文化上迄先秦，下至近世，在建筑規劃、人居環境等方面對中國乃至漢文化圈的其他東亞國家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并深深植根于社會民俗之中。

1當代國內建筑風水文化研究概覽

自近代列強叩關以降，隨著西方科學體系的沖擊，加之中國內憂外患，國人對各種傳統文化一度妄自菲薄，盲目以西學全盤替代本土學術體系。在此背景下，中國學界大多把風水乃至中醫等傳統文化視為“迷信”“巫術”，完全無視風水在中國傳統建筑學、景觀學和規劃學中特有的地位。20世紀50年代后，工業文明的一些弊病日漸明顯，環境污染、生態惡化引起了發達國家有識之士的普遍反思。伴隨著量子物理、系統論、耗散結構論、協同學的發展，西方科學開始由近代的機械宇宙觀向強調宇宙整體性、聯系性的有機自然觀轉變，中國傳統文化與新科學觀的相通之處引起了物理學家玻爾、卡普拉等學者的重視[1]。中國傳統風水文化追求人類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建筑文化也開始被一些歐美學者所關注，尹弘基的《韓國堪輿研究———風水的文化與自然之關系》（1976）[2]、利蒲的《中國地理學》（1979）、米切爾的《大地精神》（1975）、羅斯貝奇的《風水：中國的布置藝術》（1984）、斯肯爾的《風水的大地生活方式》（1982）等等都是其中的力作[3]。中國建筑風水文化這種墻里開花墻外香的現象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有所改觀。借助改革開放的東風，國內學術界在上世紀80年代興起了“文化熱”，歐美日韓等國研究風水的學術思潮也開始影響中國，這些國內外因素促使我國學者重新審視風水在傳統建筑文化中的價值。天津大學的王其亨教授、北京大學的于希賢教授、東南大學的研究生何曉欣等學者首開先河，他們從建筑、歷史、地理、生態環保等不同側面對風水文化進行了初步探索。進入上世紀90年代，建筑風水文化的研究漸趨成熟，分學科的細致研究和多學科的交叉綜合研究同時展開。1990年于希賢先生從地理學視角對風水文化的起源和發展作了科學的探究[2]。1994年韓增祿先生從文化心理角度分析了東華門特殊門釘數目的成因是明朝初建紫禁城時出于風水學擇吉避兇的考量[4]。1992年王其亨先生主編的論文集《風水理論研究》出版，其學術成果幾乎遍及了后來風水文化研究涉及的所有學科。1995年何曉欣、羅雋的《風水史》也從歷史、天文、地理、建筑、民俗等多個維度對風水文化的起源和發展作了綜合性研究。本世紀的頭十年，由于中國加入WTO后迎來了將近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與之相伴的房地產開發熱潮也一波勝過一波，由此引發了全民的“風水熱”，與建筑風水文化相關的學術論文和專著如雨后春筍般大量涌現。這一時期的風水文化研究除了在分學科研究方面進一步深化細化外，還出現了比早期探索更為系統的綜合性研究，甚至出現理論研究與現實應用相結合的趨勢。于希賢先生的專著《人居環境與風水》和《現代住宅風水》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當然，我們還應清醒地認識到這一時期由于風水學的“過熱”，一些完全從市場功利出發迎合民眾迷信心理的作品將風水研究引向非理性的歧途。最近幾年隨著我國經濟政策對房地產市場調控力度加大，炒房熱日趨降溫，建筑風水文化的研究回歸科學和理性的學術性探索的趨勢也在逐漸增強。尤其是一些研究易學和風水的著名專家響應中央提出的“五位一體”總布局，除肯定建筑風水文化的經濟價值外，又從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等不同領域對其做了更深入全面的學術探討。于希賢先生在《風水的核心價值觀》（2016）一文中認為傳承城市文脈，建設有中國個性特色的新城市是風水的核心價值觀，而《周易》則是風水核心價值觀的理論基礎[5]。唐明邦教授在《風水文化的久遠魅力和當今價值》（2016）一文中指出風水文化在和諧社會建設中，不但可以發揮經濟效益，更能產生促進社區安定、工作順利、人際和諧的社會效益[6]。易學專家胡焱照在其論文《易學風水文化與生態文明》（2016）中，從“三才”之道、天人合一、主動作為這三個易學風水文化視角，分別闡發了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7]。我國傳統的建筑風水文化包羅萬象，涉及到當今諸多學科領域，以下試從哲學內涵、科學原理、歷史文化、建筑美學四個不同維度對國內建筑風水文化研究的當代學術史作一番梳理和總結。

2對建筑風水文化哲學內涵的探討

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有學者展開了對建筑風水文化哲學內涵的探索。王復昆認為“道”、“氣”、陰陽、五行、八卦等傳統哲學范疇構成了風水理論的基本要素；他肯定了天道人道相通、反映事物的普遍聯系這一風水理論的積極因素；同時也指出了傳統風水學難以徹底排除迷信的思維局限性[8]89-105。韓增祿先生在1996年發表的《中國建筑的文化內涵》一文中把傳統建筑風水文化的哲學內涵歸納為天人合一、師法自然、崇尚和諧、趨吉避兇、唯變所適五個方面，并列舉了不少典型實例予以佐證[9]。于希賢在其2010年出版的專著《人居環境與風水》中，從中西學術系統比較的視域，指出風水的理論基礎包括易經、五行生克、天人感應、建筑規劃的尚中思想和“天、地、生、人系統有機循環觀”等多方面的傳統哲學思想，與西方建筑文化分屬于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和學術體系[10]。中國傳統建筑風水文化也如其他傳統文化一樣，蘊含著豐富的辯證法思想，無論是“形勢派”還是“理氣派”皆是如此。風水中的陰陽觀念包含著對立統一思想的萌芽，五行與天人合一觀念體現了一種用聯系的整體的觀點看待世界的樸素辯證思維。與局限于傳統話語和思維范式的古代學者議論風水不同，我國當代學者已深受唯物辯證法的熏陶，他們敏銳地發現了傳統風水文化中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因素，并以現代哲學話語予以新的闡釋和充分肯定。同時他們也清醒地認識到，由于傳統農業社會和現代工業社會在生產力水平、科技發展水平上的客觀差距，以及在歷史傳承中流派演變帶來的牽強附會，使得傳統風水文化在蘊含合理性內核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披上了一層迷信的外衣。

【摘要】從建筑文化的角度，深入闡明了傳統建筑裝修語言的概念構成及其語言意義，并且結合具體工程實例，列舉了該語言在現代室內設計中的傳承、創新與應用。反映了作者在實際工作中師古不復古，古典不古老，推陳出新的設計思想。在此基礎上，論文進一步指出，隨著建筑歷史的演進，人們對于建筑，不只是滿足于物質生活單一的使用功能，同時還要滿足“鑿戶牖以為室”的審美需求。

【關鍵詞】室內設計裝修語言；傳承與創新；設計應用

1引言

我國臺灣建筑學者漢寶德說：“如果要我選擇一個學術專業，我會選建筑文化，我始終認為，建筑是文化的產物，一個民族的文化最具體的表現就是建筑。”作為一個室內設計專業的工程師，漢寶德的話無疑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示，中國傳統建筑種類繁盛，建筑裝修語言更加繁復充實，那么就其形式而言，傳統建筑裝修，有哪些相關的組成部分呢？建筑裝修的語言又是由哪些部分構成的呢？這些語言形式在現代室內設計中有哪些傳承、應用于發展呢？他們的物化形式所反映的精神層面的情感又是什么呢？本文將逐一論述。

2傳統裝修的概念構成及語言含義

中國建筑傳統裝修語言充實而繁復，詞匯眾多，但就裝修組成部分而言可分為外檐裝修與內檐裝修兩大序列。外檐裝修為建筑物內部與外部之間的分隔物，既通常在建筑外立面可以看到的門窗、坐凳及護欄等部分。內檐裝修則是建筑內部的空間，如木質的隔斷、隔扇、各種花罩及天花藻井等，以及與之配套的家具、陳設、古玩、字畫等。室內設計是建筑設計的延伸與細化，裝修的目的是滿足使用要求，在使用過程中得到文化藝術的享受，滿足精神層面的審美要求。本文將結合室內設計工程實例論述傳統建筑裝修的語言在現代室內設計中的傳承與應用。

3傳承與創新

摘要:在當今的信息化時代，建筑學教育需要多元化發展。藝術類院校中的建筑學專業教育應抓住建筑設計范疇中與自身辦學特色契合的關注點，充分發揮藝術類院校人文藝術特長，注重培養學生的人文藝術素養，提高學生在建筑文化、藝術方面的造詣。

關鍵詞:藝術類院校；建筑學；辦學特色；人文藝術素養

人類社會在經歷了農業經濟時代、工業經濟時代后迎來了知識經濟時代。著名建筑學家、城鄉規劃學家和教育家吳良鏞先生在《北京憲章》中稱：“這是一個人類從未經歷過的偉大而進步的時代，又是史無前例的患難與迷惘的時代。”首先，互聯網技術的普及使得資訊快速互通，各種設計理論、案例信息呈爆炸式增長，使人應接不暇。同時，安藤忠雄、隈研吾、扎哈等國外優秀、成熟的建筑師來到中國施展才華，建筑領域開始呈現出全球化、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在這樣的時代洪流中，中國建筑師擁有更廣闊的創作空間，也面臨更嚴峻的挑戰。那些具有全球化視野和極高專業素質并且具備終生學習能力的人才能在未來的建筑市場占有一席之地。本科教育作為建筑師培養的起點，須適時調整人才培養目標，并探索出一套與之相適應的人才培養方案，以提升教育與社會和時代的同步性。藝術類院校中的建筑教育尤其應該重新審視、調整辦學特色和人才培養目標，充分發揮優勢特長，培養具備較高人文藝術素養兼具技術能力的特長型人才。

1.時展需要多元化的建筑教育

1671年，巴黎皇家藝術學院成立的時候，其教學重點在于研究和描繪古典建筑樣式。建筑設計以模仿和傳承為主，旨在培養為宮廷和貴族服務的建筑師。工業革命以后，這樣的建筑學教育已不能滿足新興資產階級審美需求和工業化生產的要求，新的建筑教育模式應運而生，這就是著名的包豪斯學校。到了20世紀50年代二戰結束后，美國德克薩斯州奧斯汀建筑學院的教師在古典主義建筑教育和包豪斯之外提出一套以空間設計為核心的建筑教育方法，史稱“德州騎警”。在我國，20世紀20年代，歐洲、美國及日本學成歸國的留學生把學院派建筑教育帶回中國，就是巴黎皇家藝術學院“布扎”體系。之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前蘇聯也對我國的建筑教育產生深遠的影響。到了改革開放時期，1980年代，作為東南大學前身的南京工學院展開了本科一年級的教學改革，引入蘇黎世高工的教學模式。總之，每一次建筑教育改革都與時代和社會背景息息相關。如今，全球正處于高度信息化和多元化的時代，建筑市場空前開放和包容，各種建筑形式百花齊放，建筑教育也理應百家爭鳴。在2017年全國建筑學本科教學改革研討會上，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劉克成老師提出，各建筑教育院校應像一個“江湖”，各自開宗立派、著書立說并堅持己見、自圓其說，促進建筑教育領域的多元化，從而進一步促進建筑設計多元化。我國開辦建筑學專業教育已有近百年的歷史。最早的建筑學科是1923年成立的蘇州工業專門學校建筑科。后于1927年成立的東南大學建筑系是我國第一個正式成立的建筑院系。之后，許多大學陸續開辦了建筑學科。在經過多年發展和擴招后，建筑學專業隊伍得到了壯大。截至2017年5月31日，根據教育部公布的名單，全國共有高等學校2914所，其中有289所大學開辦了建筑學專業，約占10%。值得一提的是，在這289所大學里面，有六所院校是教育部批準的獨立設置的本科藝術院校（截至2017年）。它們分別是中國美術學院、中央美術學院、四川美術學院、山東工藝美術學院、廣州美術學院、云南藝術學院。在所有開辦建筑學專業的院校中約占2%，可謂數量稀少。這些為數不多的藝術類院校有的辦學歷史悠久，例如中央美術學院和中國美術學院。這兩所院校開辦建筑教育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至1928年，屬于國內第一批開辦建筑教育的院校。后經過一系列合并重組，分別在2002年和2003年正式成立建筑系。有的屬于年輕的探索者，例如四川美術學院建筑系成立于2000年；山東工藝美術學院2004年開辦建筑學專業；廣州美術學院建筑藝術設計學院成立于2010年9月；云南藝術學院設計學院2010年新增建筑學專業。因此，這些小眾院校中的建筑學專業應在當下的多元化教育洪流中擔負起差異化教學的任務，充分發揮自身特色，對建筑學人才培養目標范疇進行有益補充。

2.藝術類院校建筑學科的人文藝術特色

藝術類院校的建筑學教育應如何在這樣一個寬泛的領域找到自己的關注點與各校的優勢特長、師資力量密切相關。比如農業大學，其主要學科是農科，其建筑專業就可以向農業建筑方面發展；再比如理工科院?？梢詡戎貐祷O計、建筑節能、新型材料等方向，因為他們有強大的技術力量作為后盾。目前國外的建筑院校本科教育或注重建造及工學教學內容或注重城市空間營造，都結合院校自身教學傳統和優勢特色。［1］藝術類院校則應依托學校各專業的人文藝術優勢，大膽地把空間與形態的人文藝術性當作自己的專長，重點培養學生人文和美學素養，作為對建筑行業人才培養缺口的補充，利用自身優勢在建筑行業占有一席之地。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