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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遠營的營建
對定遠營興建的研究分析，清代定遠營建設之前，該地區稱為“葡萄泉”，曾為清政府的軍馬場，稱“御馬圈”。1726年清代川陜總督岳鐘琪奏請營建定遠營，1730年竣工并刻碑，定遠營的建筑歷史在碑文中得到佐證。碑文中提及定遠營所在的賀蘭山地區是“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且形勢扼瀚海往來之捷路，控蘭塞七十二處之隘口”等原因，“奏旨特設一營，名曰定遠”。該地區是清朝北方的屏障，通往西北沙漠的咽喉要塞，鄰近寧夏地區，遙望新疆哈密、巴里坤。在軍事、交通上的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岳鐘琪在該地區請旨設軍營。同時，清初蒙古各部落占據著漠南、漠北、漠西地區，康熙三十五年漠南、漠北蒙古均已加入清政府，而漠西蒙古只有和碩特部落加入，其余部落有的與清朝對立，有的雖并入但還有“放抗之心”，定遠營的營建起到了對蒙古部落的有效控制，也促進了清朝邊疆的穩定。
2定遠營社會文化背景
1731年清政府將其賜給為維護西北邊疆穩定而做出卓越貢獻的和碩特蒙古王爺，入住這里的第一位王爺是二代扎薩克王阿寶。清政府在蒙族地區實行盟旗制度，冊封蒙古貴族，這是清政府維護邊疆穩定的一項重要政治策略。定遠營內的絕對領導者扎薩克蒙古王爺是政治、宗教、軍事三位一體的絕對領導者。“扎薩克”是清政府賜予的爵位，蒙古語為“治理”。定遠營地區的蒙古族主要是和碩特蒙古族，其八代九王（加上民國末代王爺達禮扎雅為九代人）中七代人與滿清皇族聯姻。和碩特部落世代與滿清皇族聯姻，這是清政府恩威并施的撫綏政策。清統治者為阿拉善王在京城之中建有府邸——阿拉善王府，蒙古王爺和福晉會頻繁的往來于北京和阿拉善之間，帶來了京城地區先進的文化與營造技術，甚至直接帶來京城的建筑工匠，民國時期定遠營有“塞外小北平”的美譽。鄧小平同志曾說過：“20年代，我從蘇聯回國，經過蒙古國，到過定遠營，那可是個好地方，一座了不起的城市。”這座了不起的城市有哪些建筑特色？
3定遠營古城布局概述
3.1定遠營周邊自然環境
幾百年來定遠營的山脈水系并未發生根本變化，定遠營的山脈是賀蘭山余脈，城內將近一半的面積都是山體，地勢北高南低、東高西低。城北最高處的喇嘛廟山，占據了城內制高點，可觀察城內外情形，同時也供王爺及官員祭祀用。東部高低起伏的山體為防御營造創造了先決條件，軍事防御體系的營建與山脈走勢密切相關，東城垣結構體系建在山脈之上，東北角伸出一段墻體修建角樓。城北深約6m左右山溝為北部的防御提供天然屏障，定遠營周邊山體共修建有6座營盤駐扎軍隊，戰爭時期提供有效的軍事支援。定遠營的水系均發源自賀蘭山，城南有三道河溝，城北山溝內也有河流，河溝處形成的澇壩可以有效灌溉農田。定遠營民間一直流傳著關于山脈水系的風水說，定遠營處在城南南梁山與城北后營盤山之間的盆地，俗語“二龍戲珠”。同樣，城南三道河溝與南城門伸出的南大街形成漢字“王”，定遠營城垣結構體系與城內喇嘛廟山構成“白”，上白下王為“皇”，當然這些也只是民間流傳的說法。
3.2城市格局
定遠營的營建主要為了軍事防御，城市受當時制度要求規模較小，城垣體系范圍內為18ha。建造者將長遠發展放在了城南的三道河地區向南延伸，這也是今天巴彥浩特鎮的城市發展軌跡。這一時期城內主要建筑有參將衙署、軍營、城隍廟、三世佛殿等。1731年和碩特蒙古王爺入住并對此開始了長達200多年的統治，自此開始進行了如火如荼的城市建筑，參將衙署成為阿拉善王府，三世佛殿由漢傳佛教性質轉變為藏傳佛教，日后成為阿拉善地區八大寺廟之一。至全國解放前定遠營擁有了行政、軍事、宗教、居住、園林等多種建筑類型。阿拉善王府建筑群位于城市東南，包含了西路、中路、東路、新官邸區和花園，占據了城內近一半的面積。值得一提的是古城擁有儒教、佛教、道教豐富種類的宗教建筑，王爺家廟延福寺位于城市中央的重要位置，是城內最大建筑群，這與清朝在蒙古族地區對藏傳佛教的大力提倡密切相關。城內城隍廟是除延福寺外最大廟宇，孔廟、關帝廟一南一北遙相呼應，坐北朝南的定遠營魁星廟位于東北角，此外在王府內建有馬王廟、娘娘廟，南門翁城內有南天門守護神趙公明的財神廟，建在山體之上的東側城臺之上有山神廟。剩余西北的大面積空地供王爺近親、官員居住的居住建筑，民國時才開始有商業大亨入住。
4多元建筑文化影響下的定遠營古城
4.1中原傳統文化的體現
在華夏文明的土壤之上營建的古代城市一定受到中原漢族文化的影響，定遠營建成之初便由漢族將領川陜總督岳鐘琪請旨興建，督理由侍郎通智擔任。王爺會直接從京城之中請來工匠修建定遠營，因滿蒙聯姻的緣故，王爺、福晉及其子女有大量時間在京城居住，促進了定遠營對漢地京城文化的吸收。定遠營所在阿拉善地區從漢代開始就有漢族人活動，受自然地理條件的苛刻限制，該地區不利于農業發展，很長的一段時期沒有大規模的人口遷入。直至清代乾隆、嘉慶時期因清朝的邊疆政策，甘肅、綏遠、山西、河北、寧夏等地漢族人遷入阿拉善所在的蒙古族地區謀求生計，雖人數并不多，但漢族人對定遠營建筑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原傳統建筑文化在定遠營的營建中體現在很多方面，城市營建遵循堪輿理論。定遠營內有三教同奉的文化特點，這是中華傳統文化對宗教包容性體現。藏傳佛教寺院延福寺前身為漢傳佛教寺院，明代便興建了三世佛殿，蒙古王爺入住后，因與藏傳佛教的淵源、清政府的大力推崇改為藏傳佛教性質，整體布局以中軸線貫穿的，符合漢式寺院的對稱布局方式。結合起伏的山勢定遠營城內、外興建有多處花園，城內的王府花園、城外的東、西花園都有對中原地區園林跌山造景文化精髓的模仿，這些園林的營建在阿拉善地區是從無到有的重要歷史階段。城內民居區的街巷布局規整，至今保留有清代、民國時期的街巷肌理，民居區布置牌坊，是主要民居組群的入口處，同時也布置在城隍廟前，作為其前導空間，匾額寫有“神明電照”四個漢字。六代王爺之后的喪葬習俗采用了滿漢結合方式，改用棺槨和土葬，葬于阿拉善王陵之中。
4.2和碩特蒙古文化的體現
1686年定遠營附近地方劃定為和碩特部落牧地，1731年王爺入住定遠營，和碩特蒙古部落開始了由游牧轉向定居的生活。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218年間，蒙古族深深影響著古城建筑文化。城內的和碩特蒙古族大部分是王爺近支，和碩特部為衛拉特蒙古四部之一，先祖為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圖哈薩爾，為黃金家族。和碩特王府墻體四周為白色，因此有“沙漠白宮”的美譽，這與蒙古族文化中對代表圣潔的白色推崇有關。定遠營興建初期，并沒有足夠的固定式建筑供給居住，蒙古族傳統的民居——蒙古包會融入到當地居住建筑中。蒙古族人以西北為最為尊貴的方位，在此方位會供奉祖先牌位、古代神靈，王府家廟——延福寺廟位于王府西北，中路的先祖祠同樣位于二進院院落西北側。在延福寺廟以北的喇嘛廟山上每年正月十五日之前都會舉行特有的宗教活動，將阿拉善和碩特旗的騰格里戰神或者蘇勒德騰格里掛在旗桿上，進行祭祀。與中原漢人不同的是北方民族以西為尊，西側建筑地位高于東側；以武為大，武官地位高于文官，體現在王府中路行政建筑的布局中則是武官于西側辦公，文官于東側辦公。和碩特蒙古人居住的四合院正房招待貴客、寺廟喇嘛誦經、舉辦婚禮等活動場所用，西廂房為一家之主住所，東廂房供老人、孩子起居。院落布局及單體建筑構件高度效仿北京四合院，院落由正房、廂房、院門及院墻組成。但與北京四合院相比有很多不同之處：宅門位于中軸線上直對正房，與蒙古人熱情開放心態有關，當地比較有特色的是馬鞍形門樓，因該地區風沙強，晝夜溫差大，無倒座。
4.3滿清皇族文化的體現
和碩特王府中路行政建筑的前身為1730年竣工的參將衙署，《大清會典》工部有記載：“各省文武官皆設衙署，其制：治事之所為大堂、二堂，外為大門、儀門，大門之外為轅門；宴息之所為內室、為群室，吏攢辦事之所為科房，大者規制具備，官小者以次而減，佐貳官復視正印為減”，“按察使司及府、廳、州、縣署，署側皆設庫獄；教官署皆依放明倫堂；各府及直隸州皆設考棚；武官之大者，于衙署之外，別設教場演武廳”。中路核心建筑為大堂——迎恩堂，面闊五間，有抱廈并月臺。衙署建筑具體規制在《欽定大清律例》卷十七“禮律儀制”中規定：“房舍并不得施用重拱重檐，樓房不在重檐之限”，“三品至五品，廳房五間七架，許用獸吻，梁棟斗拱檐確青碧繪飾，正門三間三架，門用黑油，獸面擺錫環”。參將為正三品武官，定遠營衙署正門面闊三間，廳房——迎恩堂面闊五間，這些符合《欽定大清律例》的規制。1731年清政府將定遠營賜給和碩特蒙古王爺，參將衙署沿用為和碩特王府中路建筑，并沒有改變其建筑規制。此后修建的東路、西路輔路建筑遵循清代法典對王府的規制。《大清會典》中將蒙古各部落的封爵制度按八個級別劃分，級別高低順序為：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臺吉、塔布囊。對每個級別都做了詳實的規定，《大清會典事例•工部》：“禁令：順治初年定，王府營建悉遵定制。如基址高或多蓋房屋者，皆治罪。”《大清會典》對郡王府規定：“正門五間，啟門二”，“正殿也五間”，“翼樓皆五間”，“后殿五間”，“后寢五間”，“后樓五間”，“殿不設屏座”。和碩特王府正門沿用參將衙署時期的三間，而沒有改建為五間，而新修建的東路寢殿二進院正房、三進院正房為五間。清政府也為和碩特蒙古王爺在京城建有阿拉善王府，供蒙古王爺和福晉居住。
4.4藏傳佛教文化的體現
定遠營與藏傳佛教淵源頗深，1642年(明崇禎十四年)和碩特部落首領固實汗駐藏并扶持藏傳佛教，1686年，和羅理借達賴喇嘛之言上書請賜牧地。和碩特部第二代王爺阿寶曾經奉其父和羅理之命，護送達賴喇嘛回西藏并統兵駐守西藏四年，將青海的甘珠爾經和宗喀巴佛像帶回。阿寶入住定遠營后將定遠營內一座漢傳佛教屬寺三世佛殿改為藏傳佛教寺廟并大力加以倡導——即延福寺。六世達賴倉央嘉措1716年至1746年間在阿拉善地區傳教三十年，期間曾到過定遠營延福寺，這些交流活動大大促進了蒙藏的文化融合。清政府出于政治的需要在蒙古地區對藏傳佛教的大力扶植和利用，對藏族佛教文化的傳播起到重要推動作用。乾隆認為“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民國時期阿拉善的藏傳佛教寺廟已達40座，形成了以八大寺廟（包括延福寺）為主的阿拉善地區藏傳佛教寺廟體系，定遠營東郊的雅爾廟也是藏傳佛教性質。阿拉善地區的各大寺廟廣為流行“查瑪”活動，是藏傳佛教驅魔辟邪的一種宗教活動，反映了信徒祈求吉祥的愿望，意為兇煞的舞蹈，融合舞蹈、音樂、詩歌、美術的宗教藝術形式，具濃厚的藝術色彩，通過視覺感官傳授佛教思想。延福寺山門前是舉行“查瑪”慶典活動（跳布踏）的廣場。延福寺舉行的吊唁和出殯儀式非常隆重，各大寺院的喇嘛都會來此念佛誦經?，F存藏傳佛教延福寺保留相對完好，建筑布局中將漢式寺院的主體建筑大雄寶殿改為藏式風格的大經堂，這樣的布局手法常見于蒙族信仰藏傳佛教地區（圖16）。大經堂的平面更多體現藏式建筑特色，“回”字形的布置，提供了求佛轉經的通道，是藏傳佛教重要體現，同時底層至頂層的平面形式有較大變化。建筑造型為漢藏混合式，屋頂將傳統的歇山頂與藏式平頂相結合，在細部處理上也體現藏式建筑特點。
4.5回族文化的體現
清乾隆年間最早一批的回族人來到定遠營地區，是當時第三代王爺羅布藏多爾濟隨征新疆帶回的哈薩克降卒，俗成“纏回”，歸化后隨旗人風俗，回教信仰不變。其余大部分回族人為周邊寧夏地區來此從事商業活動回族人，逐漸定居于此。定遠營的回族人主要集中在城南三道河溝地區。定遠營還有一部分信仰伊斯蘭教的蒙古人被稱為“蒙古回回”或“纏頭回回”，信仰伊斯蘭教的蒙古族的源流有三種說法：其一，據說元末明初西北地區蒙古族就有信仰伊斯蘭教的，從新疆遷徙到阿拉善地區宗教信仰不變；其二，第二代王爺阿寶康熙年從青海遷徙到西套時，帶回了青海西寧的“蒙古回回”百余人；其三，第三代王羅卜藏多爾濟征戰新疆而帶回了哈薩克族的降卒，他們與蒙古民族相處和睦，后加入蒙古部落成為蒙古人，但伊斯蘭信仰不變。民國時期，最初的禮拜堂是在三道河商業區的萬盛店中兩個房間中。后建了伊斯蘭教建筑兩處，第一處是1929年在商號萬盛店院內由回民集資修建“下寺”也稱“老寺”，位于三道橋以南。1941年因伊斯蘭教信仰的人口規模不斷壯大和教派的區別，便在南梁頂東沿建設了第二處伊斯蘭教建筑，稱“上寺”或“新寺”。除了人口的流動因素外，行政上也曾兩次隸屬于寧夏：1376年明朝始置寧夏衛，控制范圍包括定遠營所在地區；1928年-1954年屬寧夏省。相似的地理氣候，也容易使兩個地區的建筑形制相互借鑒，寧夏地區的建筑文化逐漸融入當地，主要體現在單體建筑形制上，定遠營內的建筑大多厚墻、平頂、土坯材質、屋內布置有火炕，在民居中表現尤為明顯，這些都是寧夏地區建筑的典型特點。
4.6西方文化的體現
1864年（同治三年）羅馬教皇非法指定清朝的蒙古族地區為“圣母圣心會”教會的宗教傳播范圍，屬天主教，這使得阿拉善地區天主教的勢力迅速增大。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基督教牧師馬衣山來到定遠營傳道。1926年瑞典人基督教牧師浦博愛及妻子李美玉來到定遠營傳教。1938年-1944年，定遠營信仰基督教民眾已有百余人。有記錄可查的定遠營的基督教建筑為牧師浦博愛及妻子李美玉1926年（民國15年）建造的福音堂。在民國時期“洋居風尚”盛行的大環境之下，蒙古王爺和福晉往來于北平與定遠營之間帶入了西方建筑文化。西方建筑文化因傳入時間較短，城內西方文化影響下的建筑風格主要體現在王府群落中改建、新建的建筑單體中。東路一進院的東西廂房的檐柱民國時期改建為歐式風格，柱子伸出屋面之上，柱頭有裝飾，材質為石材。1931年二進院的大殿正立面改建為以“延年益壽”為主題的歐式風格，立面三段式，青灰色磚石砌筑五個連續的半圓形拱券門，檐柱高出屋面，柱身有排水設施，拱券之上的山花紋樣各不相同，有仙鶴、植物、仙鹿、寶瓶、蓮花，立面寫有“益壽延年”四個漢字。1943年末代王爺達理札雅興建的新府邸建筑群落，現僅存的寢殿是一座集居住和辦公功能為一體的建筑，無論是平面布局還是立面造型均具有濃厚的西方建筑文化色彩，這座寢宮仿照了京城中阿拉善王府中的一座二層建筑，因主客觀原因只建了一層。材質為青灰色磚石，平面“凹”字形，突出部分為八角形，平面左右基本對稱，中間南北向走廊貫穿，房間沿走廊東西兩側布置，四個直通室外出入口，主入口位于中軸線上，立面三段式，突出八角形部分為平屋面，設有排水構件，主體屋頂為懸山頂，中西合璧建筑風格。
5結語
在實地調研踏勘中發現，由于人們文物保護意識的不足及年代久遠，定遠營內的部分古建筑殘損嚴重，希望各界投入科學力量和資金到定遠營古建筑的保護中。定遠營是一座有著豐厚建筑文化遺產的古城，但因地處西北邊陲古鎮，并沒有得到外界太多的關注，希望本文能夠讓定遠營被更多人所熟知。定遠營建筑吸收了如此之多的文化：清朝禮制制度、藏傳佛教文化、蒙古族風俗習慣、漢族建筑文化的大統思想、回族文化、民國時期傳入的西方文化，這些文化在這座西北邊陲古城彼此融合、轉化、補充，映射出和碩特地區特有的建筑文化理念。本文針對定遠營古城保護發展中所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并未提及，希望古城的修繕與重建過程中能滿足歷史訴求的表達，并能促進古城持續長久的發展下去仍然是進一步研究的課題。如何更深入的研究古城歷史建筑資源的保護，使得古城建筑歷史價值得以保護和延續，仍待廣大學者進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王卓男 王敏 李志忠 單位：內蒙古工業大學建筑學院中冶地建設集團三河建筑設計咨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