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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法制論文范文1
在一些人看來，中國的法學正處于蹣跚學步的階段，經濟法學則因其發蒙未久而顯得更加幼稚，特別是其基本理論還遠未成熟。從總體上看，“經濟法理論尚不成熟”的判斷并非言過其實，但這種“不成熟”也許恰恰是新興學科能夠生機勃發、昂揚向上的重要動因和緣由。
人們大都承認：法律的重要作用，就是通過對人類行為的規范，來實現對權利配置和利益分配的調整。由于社會關系不過是人與人之間的交互行為，因而也有人認為法律調整的對象實質上是行為。[1](p124)這些認識使“行為理論”在法學研究中地位日顯。但在經濟法理論中，有關行為理論的研究則始終非常薄弱，并已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經濟法的法制建設。因此，即使從實踐的需要來看，也非常有必要對經濟法學中的行為理論加強研究。
但是，經濟法理論的研究現狀卻是：一系列基本的范疇尚未完全建立，學者對某些基本的理論尚無暇顧及，以至于經濟法學上有關“行為理論”的園地尚很荒蕪，從而影響了經濟法學的成熟、完善和進一步發展。有鑒于此，如何從經濟法主體、主體的權力和權利，以及其行為之間的內在聯系出發，來研究相關的行為理論，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入口和思考線索。
考慮到經濟法學上各種具體理論之間的內在聯系，我曾以前輩學者的研究和一些國家的相關立法為基礎，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多重“二分”，使一系列的“二元結構”得以形成（這并非刻意的設計）。如在體系上把經濟法規范分為宏觀調控法和市場規制法；在主體上把經濟法主體分為宏觀調控法上的調控主體與受控主體，以及市場規制法上的規制主體和受制主體，等等。（注：這種“二分法”與經濟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特殊性直接相關。對此我在《市場經濟與新經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一書中曾經有所揭示。由于經濟法主要是調整宏觀調控關系和市場規制關系，涉及公共經濟與私人經濟、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個體營利性與社會公益性、政府與市嘗公平與效率等多個方面，因而在各個方面都會形成一種“二元結構”。這是經濟法研究的重要假設。經濟法究竟是應存在于該“二元”框架中，還是應當對其予以突破，正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為了研究上的便利，在此可把經濟法的主體進行再概括，即把調控主體和規制主體合稱為“調制主體”，把受控主體和受制主體合稱為“調制受體”。
與上述經濟法主體的分類相對應，本文把經濟法主體的行為分成兩大類，即經濟調制行為和市場對策行為，或簡稱為調制行為和市場行為。其中，前者是調制主體所從事的行為，而后者則是調制受體（即實際上的市場主體）所從事的行為。基于經濟法的特殊性，以及調制行為的特殊重要地位，本文擬在后面的幾個部分著重探討有關調制行為的若干重要問題。
要有效地探討調制行為問題，還需要注意研究方法的選擇。從研究方法來看，如同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存在著公共經濟與私人經濟、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公法與私法等所構成的“二元結構”假設一樣，在方法論上也存在著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的方法、形式主義與反形式主義的方法、理性選擇與行為主義的方法、演進主義與集體主義方法、干預主義與非干預主義方法等諸多“二分法”。但也有學者認為，上述的方法論上的“二分法”都是虛假和誤導他人的，任何有價值的理論都不可能嚴格地處于某一方面而與另一方面相對立，事實上，許多社會理論家采取的恰恰是較為中庸溫和的立場，并開辟了方法論上的“中間道路”。（注：盧瑟福提及的著名學者阿加西(Agassi)關于吸納整體主義與個人主義方法論的合理性的論述，可參見J.Agassi,InstitutionalIndividualism,BritishJournalofSociology26(June),1975,P154.）[2](P6、46)從現實的研究需要來看，綜合各種方法的可取之處確實是必要的。因此，結合經濟法學本身的研究特點，在研究經濟法主體的行為時，同樣要注意各種方法論的可取之處。例如，不僅要注意整體主義的方法，也要考慮個人主義的方法，從而不僅可以看到法律制度、國家調制對個人的影響，也能看到個人對于法律制度的形成、變遷，特別是對于國家調制的目標與手段的影響。
此外，不僅綜合各種重要方法論的優長是必要的，而且結合論題，確定較為主要的研究方法也很必要。鑒于本文主要研究各類調制主體所采行的調制行為，且這方面的抽象、概括還很不夠，因而本文需要更加注意規范的研究方法，這對于新興的、受大陸法系思想影響較深的經濟法學的現實理論發展，也許更加重要。
基于上述研究現狀及對研究方法的考慮，本文選擇有關調制行為的如下幾個問題著重進行探討：為什么要提出調制行為的概念？它與經濟法的職能有何聯系？如何在特定的參照系中認識調制行為的地位？調制行為有那些構成要素以及如何判斷其合法性？
二、“調制行為”概念的提出及其與經濟法職能的聯系
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我國已經越來越注意運用一系列法律化的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手段來影響經濟運行，規范市場秩序。例如，近幾年來，為了解決通貨緊縮、內需不足的問題，國家非常重視綜合運用預算、稅收、國債、轉移支付、利率調整等手段進行宏觀調控。其中，七次大幅度調低利率（注：開征利息稅，具有變相降息的效應，這是較為普遍的看法。如果算上利息稅的恢復開征，則在近幾年內，我國已八次降息。與此同時，我國還兩次調低存款準備金比率，以期影響貨幣供應量。）、多次大幅度調低關稅稅率年4月，我國曾降低了4900個稅號的商品的稅率，從而使我國的進口關稅總水平降至23%；1997年10月再次降低了4874個稅號的商品的稅率，使我國進口關稅的平均水平又降至17%；而1999年和2000年，為了加入WTO，我國又主動調整了一些商品的關稅稅率，進一步降低了我國的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調高出口退稅率（注：出口退稅率本來應當貫徹“征多少，退多少”的原則，但由于我國在1994年稅制改革以后出現了大量騙稅等特殊情況，因而國家曾在1995年兩次決定大幅度調低出口退稅率，這是重要的調制行為。但其后果卻是對出口產生了不利的影響。因此，為了刺激出口，緩解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保持經濟的較高增長率，也同時保護納稅人的退還請求權，我國近兩年多次調高一些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開征利息稅、增發國債（注：近幾年，由于諸多因素的影響，我國的財政赤字連年大幅度提高，國家不得不大量發行國債。2000年中央赤字為2299億，國債發行總規模為4380億，這樣通過發行國債來進行調控的行為是否合適，規模是否過大，已經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等宏觀調控行為，已經引起了國民的廣泛關注。國家所實施的各類宏觀調控行為，以及其他市場規制行為（注：如國家對電信業的壟斷地位的調整，對民航業“機票打折”問題的態度，對某些家電行業的降價浪潮的規制，對于某些商品出口的竟相壓價的規制，等等，都曾產生過很大的反響。），究竟在法律上應如何看待，這些行為的合法性和效力如何，是否侵犯國民的權利，是否構成對市場行為的不當干預，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都非常值得研究，但整個法學界卻未能給予充分注意。由于上述問題與經濟法的調整密切相關，因而經濟法學者應擔負起研究的重任，更何況對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行為展開深入研究，已是現實的迫切需要。
從理論研究的需要來看，有關經濟法主體的權利、義務及責任的研究一直被認為是“難墾之地”，同時，與其相關的一些理論問題，如經濟法上的可訴性問題、經濟法的“自足性”問題，以及整體上的“現代性”等問題的研究也都很難深入。這在很大程度上與相關行為理論的研究缺失密切相關。經濟法學如果不能在行為理論上有所突破，則許多相關理論的研究就很難拓展。因此，有必要對大量的經濟法主體的行為進行抽象和概括，以形成類似于民法上的民事行為、行政法上的行政行為之類的重要概念（注：民法學界對“民事法律行為”的研究遠比對“民事行為”的研究要多。“法律行為”作為德國學者的重要創造，給后世學者的研究帶來了巨大影響。此外，“行政行為”這一術語作為德國行政法的奠基人奧托·梅耶(OttoMayer)的貢獻，也對行政法學的學科形成和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如同上述術語一樣，在經濟法的理論研究方面，同樣也需要提出一些重要概念，并由各個方面的學者共同作出深入探討。），從而進一步確定相應的權利義務及責任制度。
在經濟法理論上，經濟法主體所從事的行為不能徑稱為“經濟行為”，是因為“經濟”一詞詞義較多，且外延往往較大，容易造成歧義和混淆。因此，必須在對各類經濟法主體的復雜行為進行考察的基礎上，概括和提出新的范疇。如前所述，基于經濟法主體的分類，我把調制主體所從事的調控和規制行為統稱為調制行為，并認為它像民事行為、行政行為等一樣重要。
為了明確何謂調制行為，不妨對其作出下列大略的界定：所謂調制行為，就是調制主體所從事的調控、規制行為，亦即在宏觀上通過調節來控制，在微觀上通過規范來制約，從而在總體上通過協調來制衡。由于調制行為是經濟法主體為了特定的經濟目的而在經濟領域實施的，因而其全稱應當是經濟調制行為。此外，在上述界定中，實際上已經提出了不同層次調制行為的手段和目標。
提出調制行為的概念，是因為它是經濟法學者應予以關注的一類特殊行為，并且，對于經濟法的研究和制度建設都有著重要的意義。此外，調制行為的一些特質及其成因也須注意。由于各個部門法都有自己的宗旨、職能、任務，因而各個部門法在調整對象、法域、價值取向、調整手段、權義結構、責任形式等各個方面，都會有所不同。其中，調制行為與民事行為、行政行為等的差別就更是巨大（這實際上也是認識經濟法與民法、行政法的區別與聯系的一個重要視角）。總體上說，上述三類行為的區別至少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行為的主體不同。民事行為的主體是各類地位平等的民事主體；行政行為的主體主要是行使行政權的各類行政機關；而調制行為的主體則是享有調控權和規制權的宏觀調控部門和市場規制部門（未必是行政機關，更不是全部行政機關）。
2.行為的權源不同。合法的行為，必須有正當的權源，即必須有相應的權利／權力依據。民事行為的合法性，與民法所確定的民事權利相關聯；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與行政法所確定的行政權力相關聯；而調制行為的合法性，則與經濟法所確定的調制權（包括宏觀調控權和市場規制權）相關聯。
3.行為的性質不同。由于行為的主體不同、行為的權力／權利保障不同，相應地，行為的性質也不同。民事行為具有平等性，行政行為具有隸屬性，或稱命令－服從性；而調制行為則介于上述兩者之間，同時具有不完全的平等性和不完全的命令－服從性。調制行為之所以會存在，之所以會與相關的民事行為、行政行為等有所不同，主要是導因于經濟法的特殊宗旨和職能。事實上，調制行為的實施正是實現經濟法職能的需要。從經濟法理論上的“機能說”來看，經濟法之所以會存在并迅速發展，主要是由于經濟法有著特殊的職能。（注：德國學者彼姆(F.B附圖mu)和林克(Rinck)等強調經濟法在“經濟統制”方面的獨特機能和功用的觀點，被日本著名經濟法學家金澤良雄概括為“機能說”。盡管這些學者的經濟法理論尚可商榷，但能夠認識到經濟法有其獨特的機能，則是較為可取的。）從經濟法的宗旨出發，以及從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來看，經濟法最主要的職能和任務就是為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提供了法律支持。從而使“調制行為”的概念得以提出，并使其成為經濟
法需加規范的一類重要行為。因此，深入研究經濟法的職能或稱機能是很重要的。
事實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法的具體職能類似于“調制解調器”。在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公共經濟與私人經濟、公法與私法等“二元結構”中，經濟法是聯系“公”與“私”的橋梁，它就像調制解調器一樣，要把相關的國家政策、法律的信息信號進行轉換，把國家的制度供給信息傳遞給私人經濟。同時，經濟法也需要通過自身的調整，把市場主體的需求信息帶給國家（或稱政府）。也就是說，經濟法的調整是在國家與市場主體之間轉移和交換信息的重要途徑。國家正是通過經濟法的調整，來實現自己在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方面的重要目標，而在調整過程中，如果沒有相應的信號轉換，則調整的實效必然欠佳。
在職能方面，經濟法不僅是“調制解調器”，同時也是“內在穩定器”。而之所以能夠實現“內在穩定”，是因為經濟法的調整有助于達到“整體協調”的效果。事實上，調制是經濟法調整的手段，而其目標則是相互協調和相互制衡的狀態。因為只有達到這種狀態，系統才是穩定的，才能夠更好地協調各類主體的利益，實現分配正義。
由于調制行為直接體現著經濟法的“調制解調器”和“內在穩定器”功能，因而必然在經濟法主體的諸多行為中具有重要地位，這是需加研究和重視的又一個重要問題。
三、調制行為的核心地位
調制行為在經濟法的行為理論研究中應處于核心地位，這不僅因為它在經濟法主體的行為結構中處于核心地位，而且也因為它是經濟法的立法中心與執法重心，從而在經濟法的法制建設中也居于核心地位。明確調制行為的重要地位，更有助于說明研究調制行為的重要性。
1.在經濟法主體行為結構中的核心地位
從行為結構上看，經濟法主體的行為，雖然在總體上包括經濟調制行為和市場對策行為兩類，但前者卻始終居于核心地位和主導地位。這與調制主體及其調制權的核心地位是一致的。事實上，調制受體的行為，主要是作為市場主體的對策行為，它不同于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博弈，也不同于通常的行政相對人對具體行政行為的遵從，而是針對國家調制所做出的遵從或不遵從的選擇；調制受體一般要比民法主體的選擇余地小，而比行政相對人的選擇余地大。
其實，與調制行為相對應的市場對策行為并非一個法律概念，它同樣是在經濟法理論上創設的概念，可用來揭示調制受體針對國家的調制行為所從事的對策行為。例如，國家通過制定和實施財稅法、金融法、計劃法進行宏觀調控，通過制定和實施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保護法等來進行市場規制，都屬于調制行為。當國家財稅部門調整稅率和稅收優惠措施，金融部門調整利率、匯率，計劃部門調整宏觀計劃和產業政策，以進行宏觀調控時，相應的受控主體（主要是市場主體）必然會采取相應的對策和措施，以求趨利避害，這是典型的市場對策行為。同樣，如果國家的有關部門根據市場競爭的情況，加強或放松市場規制，則市場主體同樣會采取相應的對策和措施，以使自己的利益損失最小化。這也是典型的市場對策行為。
可見，市場對策行為的采行，是以經濟調制行為為前提和基礎的，是調制受體針對調制行為所進行的博弈活動。如果沒有調制行為，則針對調制行為的市場對策行為就無從發生，從而使經濟調制行為與市場對策行為得以成為經濟法主體行為結構中的一對范疇。事實上，不僅存在著針對國家調制行為的縱向對策行為，而且也存在著市場主體之間的橫向對策行為。其中，壟斷、限制競爭和不正當競爭等市場對策行為，不僅侵害了競爭對手和消費者的利益，而且也擾亂了市場秩序，侵害了社會公益，因而是經濟法重要的規制對象。
由于經濟調制行為，決定了經濟法意義上的市場對策行為的對立存在，并且，個別的市場對策行為相對于政府的調制行為是很弱小的（這并不是忽視市場主體對策行為的整體力量），因而經濟調制行為在整個經濟法主體的行為結構中必然居于主導和核心地位，并使兩類行為之間存在主從性、不對等性。其中，不對等性在具體的立法和執法方面體現得更為突出。
2.在經濟法的法制建設中的核心地位
調制行為的核心地位，不僅體現在與市場對策行為的對比方面，而且還體現在法制建設領域，特別是在立法、執法，以及經濟法的基本理念上。事實上，經濟法需著力解決的問題，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市場失靈”等問題；需解決的主要矛盾，是個體營利性和社會公益性的矛盾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效率與公平的矛盾。而解決這些問題和矛盾，是市場的自發調節力所不及的，因此國家的調制非常必要。但由于人類理性存在局限，國家的調制未必盡如人意，可能會出現“政府失靈”的問題，因而如何做到“調制適度”，如何把調制行為納入制度或法律的軌道，使其負面效應降至最低，就顯得十分重要。為此，在立法上，一方面，為了解決經濟法所面臨的矛盾和問題，需要大量地規定有關政府調制的問題，從而形成經濟法所特有的調控和規制的手段，并進而確立調制行為在整個經濟法主體行為結構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也需要對調制行為的權源、效力、實施程序等作出相應規定，從而使調制行為也受到法律的制約。而這兩個方面，都會使有關調制行為的規定成為經濟法立法上的中心，從而也成為執法上的重心。
調制行為作為立法上需要規范的“核心標的”，在經濟法的各個部門法上都有體現。例如，在財稅法上，首先要規定從事財稅調制行為的主體及其職權分配，規定行使財稅調制行為的要件（如課稅要素、預算收支的基本原則等）等；在金融法上要規定從事金融調制行為的主體，以及如何運用法律化的貨幣政策進行調控等；在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要規定執法主體，以及規制壟斷、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條件、程序等。事實上，各個形式意義上的法律，都是圍繞著相關主體的調制權以及相應的調制行為而展開的。
調制主體所從事的
具體調制行為繁多，表現形式也多種多樣，這與經濟法作用領域的廣泛性相關，同時也與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的手段的多樣性有關。通常，調制主體都在從事一系列重要的調制行為，在宏觀領域如預算收支調整行為、稅目與稅率的調整行為、稅收優惠或稅收重課行為、國債發行與收買的額度調整行為、轉移支付行為；銀行利率與匯率的調整、存款準備金與再貼現率的調整、公開市場操作行為等；在微觀領域如對非法卡特爾、濫用市場經濟力等壟斷行為的禁止，對在價格、質量、信息等方面影響市場秩序的各類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規劃，等等。上述典型的調制行為，不僅是經濟法立法的中心，而且也是市場經濟國家執法的的重心。惟有擺正它們的地位，才能更好地發揮其總體上的“經濟憲法”作用。（注：一些市場經濟國家高度重視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作用，甚至將其稱為“經濟憲法”。但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些觀念也在進一步發展之中。從一定意義上說，經濟法中的宏觀調控法在各國都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談到法律在整個現代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時，已經越來越不能忽視宏觀調控法的價值和作用了。因此，在此強調要在“總體上”發揮它們的作用。）
可見，無論在經濟法主體的行為結構中，還是在經濟法的法制建設方面，調制行為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如何確保其合法性，如何確保各類主體的合法權益，以真正達到經濟法調整所追求的“協調”狀態，則是更為重要的。因此，調制行為的合法性問題也非常值得研究。
四、調制行為的構成要件及其合法性
調制行為的構成要件，即構成調制行為必須具備的條件或稱要素。對于個別的調制行為，在經濟法學的某些分支學科中已經有了一定的研究。例如，在稅法學上，對于課稅要素等問題，國內外學者都已有了一些研究。但尚未發現有人從總體上來研究調制行為的構成要件。從研究調制行為的構成要件入手，不僅有助于調制行為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的解決，也有助于從理論上解決經濟法研究方面的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
從微觀上說調制行為如果不具備應有的要件，則調制行為就不能獨立存在，從而不涉及合法性、效力等問題，也談不到對于調制主體與調制受體的權益如何均衡保護的問題。因此，有必要分析調制行為的一般構成要件，再研究調制行為的合法性及效力等問題。
1.調制行為的構成要件
如前所述，調制行為作為經濟法主體行為中最重要的一類行為，其實施主體是居于主導地位的調制主體，從而使調制行為在各類主體的行為中也占據主導地位?？死锼雇懈ァ诎５?C.Lloyd)曾指出，行為總是發生在關系、規則、角色和階級的結構之內（注：在對人類行為的認識上，克里斯托弗·勞埃德指出了方法論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的不足，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論“結構主義”，強調要認識到個體行為與集體行為各自對歷史發展的作用。參見前注引盧瑟福著，第45頁。），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行為與一定的社會角色及其按照一定的規則所確立的一定的社會關系有關，因而在研究調制行為的一般構成要素時，也應考慮到與之密切相關的各個方面。
基于上述考慮，不難發現，一種行為的構成，從角色的維度說，涉及到行為的主體、客體（在此指一種相對被動的主體），這是最基本的構成要素。此外，還必須有主體針對客體所進行的一系列活動，這些活動可以依據一定的規則（如法律或其他規范），也可能不考慮任何規則，并使主體與客體之間產生一種關聯，形成一種關系?；谏鲜稣J識，可以把調制行為的一般構成要素，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主體要素調制行為所涉及的主體，主要是調制主體和調制受體。其中，從事調制行為的主體是享有調制權的經濟法主體。通常享有宏觀調控權的主體主要是財稅部門、中央銀行、計劃部門等；享有市場規制權的主體主要是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機構，如公平交易委員會等。這些機構雖然有些本身也是行政機關，但由于在調制方面行使的主要是國家的經濟職能而非傳統的行政職能，因此，與行政行為的主體還有所不同。
從主體要素來看，調制行為離不開調制主體，即擁有調制權的主體；不具有調制權的主體所從事的行為，就不屬于調制行為。但同時也要看到，如果沒有調制受體，調制行為就是無的放矢。通常，調制受體主要是不特定的從事市場交易行為的主體（但未必都是純粹的市場主體）。
(2)行動要素調制行為的發生，不僅要有調制主體，還必須有主體運用其調制權的活動或稱行動。并且，行使調制權的行為應當公示，以為一定范圍的社會公眾所知曉，從而使調制主體與調制受體發生聯系，并形成其間的博弈。
從行動要素來看，調制主體必須履行其調制職能，審時度勢，調控規制。根據具體情況，可以“有為”，也可以“無為”，但“有所為”和“有所不為”都要基于調控的需要。而不能怠于行使調制職權。不行使調制職權的行為當然不屬于調制行為；但如果對采取的調制措施秘而不宣，使調制受體無法知曉，則也不能構成調制行為。
(3)關聯要素單有主體和行動要素還是不夠的，還必須是行動可以歸屬于具有調制權的主體，即調制主體與調制活動存在直接的關聯；同時，還必須使調制活動與調制受體存在關聯，從而形成兩類主體之間的一種特殊關系。這樣，調制行為才能夠真正確立，才有自己的獨立意義和價值。
關聯要素往往容易被忽略，一般可能認為有了主體和行動的要素已經足夠，或者把這一要素隱含在上述要素之中。其實，這一要素有時恰恰很重要。例如，稅法上的征稅行為是一種調制行為，該行為就需要與納稅人發生關聯。當納稅人規避稅法，致使“調制行為落空”時，就應依據稅法上的“實質課稅原則”，找到實際應承擔稅負的主體。為此，德國和日本等國學者曾主張，應當把“課稅對象的歸屬”(Zurechnung)也作為一個課稅要素[3](P109)，以使國家的調制更加有效和準確。這種觀點實際上就是看到了主體與客體“聯系”的
重要性，因為只有把它們聯系在一起，才真正能夠確定征稅的具體范圍。
上述要素只是作為調制行為所應具有的一般要件，僅與之相符未必就是合法的調制行為或稱調制法律行為。因此，還需進一步探討調制行為的合法要件。
2.調制行為的合法性及其效力
實施調制行為是現代國家主體角色的一個重要體現。由于調制行為的合法性問題一直備受關注，因而下面僅從法律意義上來分析調制行為的合法性及其要件。
調制行為有多種分類，但首先可以分為合法調制行為和非法調制行為，這種分類暗含著研究合法調制行為的必要性。根據調制行為的特點，可以將合法調制行為應具備的要件概括如下：
(1)主體合格即從事調制行為的主體必須享有調制權，無調制權的主體所從事的行為，不屬于調制行為，當然也不是合法調制行為。事實上，享有調制權的國家機關并不多，許多國家機關，特別是一般的行政機關是無權從事調制行為的。
(2)權源合法調制權的來源合法，是指調制主體的調制權，或者來源于法律的直接規定，或者經由合法的授權；所行使的調制權，不是超越自己應有權限的權力，也不是被溢用的權力。權源合法是調制行為合法的重要基矗
(3)調制合法包括調制的內容、調制的程序或稱形式都要合法，即調制要充分認清所存在的經濟問題與相關的社會問題，尊重規律，審時度勢，適度調制；同時，在調制的具體程序或應有的形式上，也都必須要注意，以在保障社會公共利益的同時，平衡私人利益。上述的“合法”，不僅包括符合法律的直接規定，也包括要符合法律的精神和宗旨。（注：經濟法的宗旨是與經濟法所欲解決的基本問題（如市場失靈問題）、所需協調的基本矛盾（如個體營利性和社會公益性的矛盾、公平與效率的矛盾）直接相關的。正是由于該問題非常重要，因而我曾專門對其進行探討（拙文《略論經濟法的宗旨》，載于《中外法學》1994年第1期），此后又有多位學者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討，并越來越認識到宗旨對于確保調制合法的重要。）
以上各項合法要件，直接影響到調制行為的效力，影響到調制主體與調制受體的權利、義務與法律責任，因而非常重要。在合法要件的約束下，如果調制受體不遵從合法的調制行為，則可能要承擔經濟法上的法律責任；如果調制行為違法，并給調制受體造成了損害，則調制主體也可能要承擔相應的經濟法上的責任。
除上述調制行為的合法性問題以外，調制行為的效力，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盡管調制行為可分為有約束力的調制行為和無約束力的調制行為，但一般都具有公定力和確信力，同時，許多調制行為也都有拘束力以及執行力。
調制行為的公定力，是一種使社會公眾對調制行為予以概括肯定并遵從的效力。作為對世的效力，調制行為一經作出，即應被概括地推定為合法，調制受體必須予以承認，這是確保調制的效率與秩序的需要。當然，如果調制行為因違法而無效或失效，則不應維持其公定力。
調制行為的確定力，實際上是對于已生效的調制行為不得任意改變的效力。其中，作出調制行為的調制主體，必須信守自己的承諾，不得任意改變自己的調制約定（調制行為本身就是一種廣義上的契約行為），否則就可能損害調制受體的“信賴利益”。作為調制受體，一旦接受了調制條件，也不能任意改變，否則國家的調制將無任何權威可言。同樣，上述的確定力也是以調制行為具有合法性為前提的，違法的調制行為當然不具有“不可爭力”。
調制行為的拘束力，亦即已生效的調制行為對相關主體所具有的約束力和限制力。從調制受體的角度說，由于現代國家越來越注意采取間接的調制行為，因而調制受體的選擇余地也越來越大。通常，對于國家的調制條件，如稅率、利率等，調制受體無權改變，這也是上述調制行為確定力的體現；但與此同時，調制行為的拘束力卻受到限制。由于調制受體有選擇的自由，可以通過改變自己行為的方式來回避國家的調制，因而若其未接受調制條件，則不能對其產生拘束力。
調制行為的執行力，主要是為確保調制目標實現而要求調制受體遵從調制行為的效力。其實，執行力與調制力一樣，都是“國家能力”的重要體現。（注：根據王紹光、胡鞍鋼的研究，國家能力主要包括汲取財政的能力、宏觀調控的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強制執行力。參見王紹興、胡鞍鋼著：《國家能力報告》，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頁。）。如果調制受體不能自動遵行國家的調制行為，則國家可以采取強制執行的措施。這種執行力，同對調制受體的救濟措施的執行，有很大的不同。因而有的學者將兩者相等同是不妥當的。（注：與此相類似，在行政法學界普遍認為行政行為的執行力是針對行政相對人而言的，但也有學者認為執行力應同樣針對行政機關。參見姜明安主編：《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頁，以及〔日〕室井力主編：《日本現代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頁，等等。）
調制行為的上述四個方面的效力，是合法的調制行為應有的外部效應的體現。調制行為一經作出，就相對地獨立于相關主體并對其產生約束。
五、結論
基于經濟法學界對于有關行為理論的研究現狀，考慮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本文提出了“調制行為”這一特定的概念，作為經濟法學行為理論中的一個重要范疇。同時，本文還分析了調制行為在經濟法主體的行為結構和相關制度構建方面的核心地位，以進一步確立該范疇在整個經濟法學諸多范疇中的地位。此外，本文還尤其著重分析了調制行為的構成要素、合法性及效力等重要問題，以使調制行為理論的應用價值也能得以體現，使整個調制行為理論的提出和研究更有意義。
經濟法制論文范文2
「關鍵詞經濟法、凱恩斯主義、干預主義、協調主義
經濟法的本質和法的本質一樣也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種就是經濟法和其他所有的法律部門一樣，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另一種含義是經濟法區別于其他法律部門的質的規定性，也就是經濟法的法律屬性。傳統法律部門是以調整對象和調整方式來劃分的。這種劃分方式，受到了來自經濟法理論和實踐兩方面的挑戰。因為包括經濟法在內的許多法律部門都可以調整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社會關系。本文是在第二種含義上討論經濟法的本質，對法律部門的劃分采用的是主客觀相統一的觀點：任何一個法律部門的形成，都有主客觀兩方面的條件?？陀^方面是由社會環境造就出的具有某種特殊性的社會關系和法律關系領域，主觀方面要由法學家來解釋和總結。對于從與其他法律部門相區別的角度來理解經濟法的本質，經濟法學界主要有兩種觀點：干預主義和協調主義。
一、干預主義
1.干預主義的內涵。持干預主義的學者認為經濟法是國家為了克服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調整需要由國家干預的具有全局性和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或者簡而言之，經濟法是調整需要由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實際上，國家干預和政府干預是沒有本質的區別的。因為國家干預是通過政府或者說主要是通過法律的形式來實現的。干預主義的經濟學基礎是凱恩斯主義。1926年，現代經濟學最有影響的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發表了《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一文，開始否定傳統經濟學的基本命理。1936年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在《通論》中，凱恩斯否定傳統經濟學中建立在薩伊定理上的充分就業觀點，論證一國短期的均衡收入和就業水平是由有效需求決定的。所謂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總供給與總需求價格達到均衡時的總需求，而總供給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動，因而就業水平實際上取決于總需求或有效需求。他指出，資本主義國家存在蕭條和失業，是因為“消費傾向”、“對資本的未來收益的預期”以及對貨幣的“靈活性偏好”這三個基本心理因素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資本主義不存在自動達到充分就業均衡的機制，因此，他主張國家干預經濟，通過政府的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來刺激消費和增加投資，以實現充分就業。
凱恩斯主義從產生直到上個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一直以其為理論基礎，制定了大量的以國家干預主義為基礎的經濟政策，并且將許多政策都上升為法律。1946年英國制定了《就業法》，首次把凱恩斯的“充分就業”思想應用于立法實踐。二戰之后，英、法、德、日都制定了反壟斷法，在經濟法思想比較發達的日本制定了包括反壟斷法在內的大量的經濟法。這一時期對經濟法本質的認識也受到凱恩斯主義的影響，把經濟法定為國家干預之法。人們將凱恩斯稱作戰后“繁榮之父”。
2.干預主義的破產。70年代初，西方國家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經濟現象：滯漲，即高失業和高通貨膨脹同時并存。滯脹的現實對占統治地位的凱恩斯主義給予了有力地批判。因為，按照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失業率高時，通貨膨脹率下降；失業率低時，通貨膨脹率上升。于是，西方學者開始懷疑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向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場制度“復歸”；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新貨幣主義、以拉夫爾為代表的供給學派、以華萊士為代表的產權學派、以加爾布雷斯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等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在西方經濟學中逐漸代替了凱恩斯主義并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基本主張是：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仍然是正確的；資源的有效配置只能由市場來執行，任何市場以外的力量都不能代替市場的作用，而只會起破壞作用；即使市場本身具有難以克服的缺點，但克服與糾正市場缺點的唯一辦法在于通過產權明晰等措施來予以完善，決不能依賴市場以外的政府干預。以往之所以會出現市場失靈，正是由于政府干預的結果，而不是市場本身的原因，政府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因此，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取代凱恩斯主義在西方國家取得了主流地位。多數西方國家都加速私有化，減少政府的干預，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
80年代，由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解釋現實問題上依然乏力，一批主張“國家干預”的經濟學家在繼承原凱恩斯主義基本信條的基礎上，引入一些新的經濟分析方法對原凱恩斯主義進一步修正，提出國家的經濟政策還是有積極作用的，這批經濟學家的主張被稱為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西方不停地論戰，以建立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主流地位。但從經濟生活的發展歷史中可以看出，這兩種經濟學的主張將長期并存，任何一方都不能絕對地取代另一方。從以上論述中可以看出，現代社會對經濟生活的調整，是綜合運用“市場之手”和“國家之手”的結果，忽視任何一個方面都會造成災難性的后果。
二、經濟法本質：協調主義及其經濟學基礎
從人類發展史看，社會整體利益和社會個體（組織和個人）利益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支配著人類社會的始終。這一矛盾又表現為國與民、國家和企業、宏觀和微觀、統和分、管理和自主、經濟集中與經濟民主、縱向關系和橫向關系、計劃與市場、國家調節和市場調節、秩序和自由、公平與效率，以及公法與私法等等。在以上矛盾中，最重要的是處理國家與企業的關系。即要處理國家的意志、行為和利益與企業的意志、行為和利益之間的關系，以達到關系協調、利益兼顧，使各方都處于應有的合理位置和最佳的聯結狀態。經濟法是社會協調說，是社會經濟法?！敖洕⒎ê蛨谭ㄒ獜恼麄€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和社會整體利益出發，來調整具體經濟關系，協調經濟利益關系，以促進、引導或強制實現社會整體目標與個體利益目標的統一。轉
協調主義的經濟學基礎是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對立統一的經濟學。一般地認為，市場缺陷有三類：第一類是市場本身缺陷：一是自由競爭的結果是必然導致壟斷，而壟斷必然增加社會成本。二是市場不能很好地解決某些外部經濟問題。“只要一個人或一家廠商實施某種直接影響其他人的行為，而且對此既不用賠償，也不用得到賠償的時候，就出現了外部性?！保ㄗⅲ海勖溃菟沟俑窭模骸督洕鷮W》（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頁。）外部性分為正的外部性和負的外部性。負的外部性一般來講對社會是有害的，比如污染使一方受到損害卻得不到賠償。三是市場機制不能解決宏觀經濟均衡，經濟主體追求利潤最大化時或效用最大化行為恰使每一市場的供求相等，均衡價格把秩序強加在可能發生的混亂上，這時政府或國家的干預是有用的。四是市場經濟存在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對稱會導致市場失靈。五是市場機制無法解決公共物品的生產。六是市場無法解決社會公正問題。自由競爭所導致的收入和財富的兩極分化，只有通過國家廣泛控制社會資源的制度，從而使中央有計劃地分配工業品成為可能，這樣才能找到有效的補救辦法。第二類市場缺陷是由于市場本身發育不完善而出現的功能。市場缺陷的存在要求國家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但國家干預也不是萬能的。國家即政府在干預經濟時，也存在國家失靈或曰政府失靈（雖然政府失靈和國家失靈在政治學上有一定的區別，但從對經濟生活干預的角度上來說，國家失靈和政府失靈沒有本質的區別，因此，下文中提到政府失靈也是指國家失靈）。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說“對那些提議對市場失靈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采取政府干預的人們，經濟學家提醒他們也不要忘記政府同私人市場一樣有缺陷”。（注：［美］斯蒂格利茨：《經濟學》（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502—503頁。）“當政府政策或集體行動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經濟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時，政府失靈便產生了?！保ㄗⅲ海勖溃荼Ａ_？A？薩繆爾森、威廉？D？諾得豪斯：《經濟學》（下），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年版，1189頁。）受現在流行的公共選擇理論的影響，經濟學家又把政府失靈稱為公共失靈。（注：公共選擇理論是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同時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政治學研究領域。它運用現代經濟學的邏輯和方法，分析了現實生活中與我們密切相關的政治個體（選民與政治家）的行為特征以及由此引出的政治團體，特別是政府行為的特征。公共失靈即政府失靈是公共選擇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認為，公共失靈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政府所獲得的經濟信息受政府本身的信息傳遞機制和政府本身的判斷能力的限制，這些限制會使政府的決策失誤。二是政府機構的低效率。即政府機構本身缺乏競爭導致低效率；沒有機制能降低成本；監督信息不完備。三是政府的干預容易導致尋租（rentseek）。尋租是指“為了尋求對自己有利的政府政策而采取的活動”。（注：［美］斯蒂格利茨：《經濟學》（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26頁。）政府是一個特殊的組織，它擁有一般組織所沒有的權力。政府制定的政策有時會對一些人有利，而對另外一些人不利，這時，某些企業或個人就會設法使政府制定對他們有利的政策，導致政府的政策不一定對社會的資源配置有利。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在任何社會都存在。在自由主義盛行的時代，忽視政府或國家的作用，市場失靈就更加明顯。在國家干預主義盛行的年代，忽視市場的作用，政府失靈更加明顯?！笆袌鰴C制的缺陷和有時失靈為政府干預留下了作用的空間，其存在和發生作用的價值需要經濟法加以確認。而政府干預的缺陷和有時失靈也不容忽視，它需要經濟法予以糾正、限制乃至禁止。這樣，就產生了我們認識經濟法本質的基礎?！保ㄗⅲ和醣洌骸墩摻洕ǖ谋举|》，載馬俊駒主編《清華法律評論》（第二輯），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頁。）因此從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邏輯中，我們可以看出，強調任何一方面都存在著巨大的隱患。因此，筆者認為，我們應當強調經濟法的本質是協調。
三、把協調主義作為經濟法的本質有重要的法學意義
第一，有助于正確指導我國經濟立法的實踐。法學理論對實踐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對立法活動的指導。強調經濟法的本質是協調主義就要求在制定經濟法時，既要規定政府的權利，也要規定政府的義務和責任；既要規定市場主體的義務，也要規定市場主體的權利。忽視任何一方的權利和任何一方的義務和責任，都會導致法律的失誤。特別是對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我國，既要肅清國家干預過多遺留的問題，又要防止片面強調市場調節的作用，認為市場調節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不切實際的做法。
第二，強調經濟法的協調主義符合法律的發展趨勢。其實，強調公正的法學家從另外一個角度，也論述了協調思想。美國社會法學的創始人龐得把法律看成是一種在通過政治組織的社會對人們的行為進行安排而滿足人們的需要或實現人們的要求的情形下，能以最小代價為條件而盡可能地滿足社會需求的社會制度。龐得對法律秩序所應保護的利益進行了分類。他把利益劃分為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最后一類利益中，除了其他內容以外，他還把一般安全利益、個人生活方面的利益、保護道德的利益、保護社會資源（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的利益以及經濟、政治和文化進步方面的利益包括在內。龐得也認識到了各種利益之間的沖突，提出在一個時期可能應該優先考慮一些利益，而在另一時期則該優先考慮其他一些利益。但是龐得認為“法學家所必須做的就是認識這個問題，并意識到這個問題是以這樣一種方式向他提出的，即盡可能保護所有的社會利益，并維持這些利益之間的、與保護所有這些利益相一致的某種平衡或協調。”（注：龐得：ASurveyofSocialInterests，57HarvardLawReview1（1943），pp.1—2，轉載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第148頁。）雖然龐得是從法學家的任務提出的，但是他的各種利益的平衡協調的思想是與經濟法本質的思想是一致的。這也是經濟學家和法學家思想在協調主義方面的耦合。事實上，要求所有的法律部門都兼顧各種利益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每一種法律部門總要優先考慮某一方面的利益。比如民法始終不能也不必沖破“自由的財產流轉法”的藩蘺，否則民法不就是民法了。而作為社會化生產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管理的社會化與國家介入經濟生活、“無形之手”與“有形之手”即兩只手的協同并用、縱向經濟關系與橫向經濟關系的平衡結合、經濟集中與經濟民主的對立統一之經濟法，比其他法律部門更應當強調協調主義。
經濟法制論文范文3
各國學者以往多把經濟法的宗旨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或概念聯系起來加以認識，他們常常通過經濟法的宗旨認識經濟法的概念，或者直接把前者引入后者之中。這在德、日學者的經濟法理論研究中體現得尤為突出。如德國“集合說”的代表人物努斯鮑姆（Nussbaum）認為，經濟法就是以直接影響國民經濟為目的的規范的總體或集合：“組織經濟說”的代表人物哥爾德密特（GoLdschmidt）認為，經濟法就是為了改進生產而規制交易經濟和共同經濟的法；日本著名經濟法學家金澤良雄則認為，經濟法的宗旨是以社會協調的方式來解決經濟循環中所產生的矛盾和困難，經濟法就是以“國家之手”代替“無形之手”來對經濟運行進行社會協調的法。[1]
上述學者對經濟法宗旨的研究，是同經濟法的概念、本質等其他理論問題的研究聯系在一起的，這在經濟法宗旨的研究中頗具代表性。他們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認識到了經濟法的宗旨在研究經濟法其他理論問題中的重要作用，并依其各自的理解對經濟法的宗旨作出了概括，應當說，這些認識以及其他學者的相關觀點對于深入研究經濟法的宗旨是很有借鑒意義的。
我國對經濟法宗旨的研究十分薄弱，至今尚未見到專門的著述，也很少有人把它作為專題加以研究。但各國的實踐表明，唯有正確認識經濟法的宗旨，才能更好地推動經濟法的法制建設和法學研究。為此，必須從經濟、社會與法律的關系的角度，探尋經濟法的宗旨。
二、對經濟法宗旨的認識
實行市場經濟體制，有助于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但也存在著勿庸置疑的弊端，其中最為突出的向題就是“市場失靈”的存在。依各國經濟學家的通說，市場失靈是指在若干領域或情形下，市場機制失去其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并因而降低經濟運行的效率。市場失靈的四個原因或稱來源是壟斷、外部效應、公共產品和信息偏在。它們突出地表現為個體營利性和社會公益性的矛盾，而這種矛盾是市場機制本身無法克服的。[2]市場失靈會增加交易成本，劣化資源配置，從而有礙于經濟運行和社會公共利益，進而也無益于經濟與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
市場調節所具有的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的缺陷，尤其是上述的“市場失靈”的存在，要求國家必須對經濟運行加以協調，以實現國家的經濟管理職能。因此，國家的宏觀調控和市場管理（或稱市場規制）是必不可少的，這既是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也是經濟規律的要求。
應當指出，由于經濟規律發生作用的形式是經濟機制，且該經濟機制存在于一定的經濟體制的框架之中，因此，經濟體制作為人為的經濟運行模式，歸根結底要決定于反映經濟規律的經濟機制。由此亦不難推知，市場經濟體制也是取決于市場機制的，而市場機制的運作則取決于相應的規律。為了保障市場機制的有效運作，尊重經濟規律，維持市場經濟體制的存續和發展，國家必須制定相應的經濟政策以協調經濟運行；要保障這些經濟政策的有效實施，對其加以法律化是十分必要的，而經濟政策的法律化則又構成了經濟法的重要內容，其實，許多學者對此已有共識，如日本的今村成和基于西方國家的情況曾指出，經濟法就是維護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經濟政策的立法，是由國家介入經濟，以維持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為目的，反映經濟政策的法的總和。而這樣的經濟法一經制定，就會對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產生巨大的反作用。[3]可見，經濟規律、經濟機制、經濟體制、經濟政策與經濟法存在著極為密切的聯系，這種聯系反映了經濟與法律的一般關系，體現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同時不難得見，當代經濟法的調整是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各國制定經濟法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協調經濟運行，就是要發揮法律對經濟的反作用。
對經濟運行進行協調，要求國家必須加強宏觀調控和市場管理方面的立法，以彌補傳統民商法調整之不足，與此同時，還必須加強市場主體資格和社會保障方面的配套立法，以求有助于經濟法的直接目的的實現。
基于上述認識，可以對經濟法的宗旨從法律經濟學、法律社會學及語義分析學的角度進行下列解析：
經濟法既為“經濟”之法，則以“經濟性”為其基本特征，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面，它應有利于提高經濟運行的效率，降低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保障市場主體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而進行其逐利行為。為此，經濟法必須加強對經濟運行進行協調，通過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來引導市場主體從事合乎經濟理性的行為，并在禁止壟斷和不正當競爭的同時，不斷解決外部效應、公共產品和信息偏在等問題，以保障“有效競爭”，防止市場失靈。唯有如此，才能在發揮市場機制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的同時，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和民商法調整之不足，保障經濟的良性運行。由此可見，經濟法從“經濟性”的特征及促進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應當以提高經濟運行的效率為目標，這同經濟發展的要求以及經濟規律與經濟學原理的要求是一致的。
此外，經濟法既是經濟之“法”，則應具有法律共同的本質和特征，它同樣應當保障公平、正義、安全，保障社會公共利益和基本人權。同時，它既要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又要力求保障經濟收益的公平和社會分配的公平，因為在對市場主體公平適用法律的過程中來保障經濟公平和社會公平，是經濟法更為直接的重要目標，而這一目標是其他部門法難以全面兼顧的。正因如此，經濟法的有效實施不僅能夠促進經濟發展，而且還能夠創造經濟發展所必需的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法律環境；它不僅有助于推動經濟增長，而且還有益于社會進步，從而有助于促進經濟與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實現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
可見，經濟法從經濟發展的角度，應以促進經濟運行效率的提高為目標；從社會進步和弘揚法制的角度，則應以保障公平正義和社會公益為目標。前者與法律經濟學的理論是一致的，后者與法律社會學的理論是統一的。經濟法作為直接作用于市場經濟的法，必須有效地協調經濟運行與社會運行的矛盾，把上述兩個方面的目標結合起來，即經濟法既應促進經濟運行效率的提高，推動市場主體利潤最大化目標的普遍實現，也應保障經濟公平和社會公平，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有鑒于此，可將經濟法的調整所欲實現的目標概括為：通過對經濟運行的協調來不斷地解決個體營利性和社會公益性的矛盾，兼顧效率與公平，從而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保障社會公共利益和基本人權，進而促進經濟與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進展。這就是經濟法的宗旨。
對于上述經濟法的宗旨，可以作如下理解：效率與公平作為經濟發展中的一對矛盾，涉及到經濟、社會、法律等各個領域，是經濟學、社會學、法學等需著力研究的問題。個體營利性與社會公益性的矛盾，實質上就是公平與效率的矛盾的一種具體化。由于從事經營活動的市場主體均以營利為目的，且其逐利行為可能會給社會公共利益帶來不良影響，而社會公益則是社會成員不可侵犯的共同利益，因此必須對社會公益加以保護，以免各種非法的、不當的逐利行為給社會、國家和國民造成損害。這就要求國家必須行使其經濟職能和社會職能，對經濟運行進行宏觀調控和有效規制，以保障社會公益。由于經濟法以外的傳統法律部門對此鮮有涉及，調整乏力，因此只能通過經濟法的調整來實現上述目標，以彌補法律調整的罅隙。此外，經濟法協調經濟運行的過程。也就是協調上述兩對矛盾的過程，唯有在此基礎上，才能實現經濟法的深層目標。在各項深層次目標中，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是經濟法通過協調經濟運行而提高了經濟運行效率的結果；保障社會公共利益和基本人權，則是經濟法在協調經濟運行過程中兼顧了經濟公平和社會公平的結果，而促進經濟與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則是全面實現上述各項目標的結果，它是經濟法的最高目標。上述的經濟法宗旨，既是對各國經濟法立法宗旨的概括[4]，也是對各國學者有關經濟法宗旨的共識的總結。它反映了經濟與法律的一般關系，即社會經濟的發展要求有與之相適應的經濟法，而經濟法對社會經濟發展則有巨大的反作甩，這種反作用的積極方面，正是各國制定和實施經濟法的目的，此目的規定于經濟法中，就是經濟法的宗旨。正由于經濟法的宗旨體現在立法者和學者的立法思想或法律意識中，又體現在相關的法律規定中，因此，它對于經濟法的法學研究和法制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三、經濟法宗旨的理論與實踐意義正確認識經濟法的宗旨，對于更好地解決經濟法的理論與實踐中的相關問題大有裨益，意義甚巨，這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認識：
（一）經濟法的宗旨在法學研究方面的意義正確認識經濟法的宗旨，有助于進一步認識和理解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特征、地位、體系、原則、本質、作用等，從而有助于經濟法理論中許多基本向題的研究和解決。事實上，在上面探尋經濟法的宗旨的過程中，已經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這些向題的某些側面，由此亦不難得見經濟法學中各理論向題之間的密切聯系。
由于經濟法宗旨同經濟法調整對象、特征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因而可以考慮把前者作為研究和認識后者的一個新視角。此外，盡管多數學者認為應以調整對象作為解分法律部門的唯一標準，但這并不影響從其它角度來區別各個法律部門。如前所述，由于經濟法宗旨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及特征聯系密切，并且能夠具有上述宗旨的法律部門只能是經濟法，因而通過經濟法的宗旨有助于把經濟法同其它法律部門相區別，有助于明確經濟法的獨立地位。
同理，上述經濟法的宗旨對經濟法體系的確立也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它與經濟法的調整對象、特征、任務、原則、作用等密切相關，且均具有同一性，因此，構成經濟法的各部門法規范應在總體上體現經濟法的宗旨。凡與經濟法宗旨不一致的部門法規范均不應歸人經濟法體系。唯有如此，才能切實保證經濟法體系的內在和諧統一。可見，經濟法的宗旨可以作為確立經濟法體系的輔助參考。
依據上述認識，經濟法體系中的各部門法均應體現經濟法的宗旨。其實，通過對經濟法的名部門法進行實證考察也可證明這一結論。例如，在宏觀調控法方面，財政法、稅法通過各種財政、稅收手段來調控經濟運行，意在既鼓勵或限制市場主體的營利行為，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又保障社會分配的公平，維護社會公益和基本人權。金融法、計劃法的宗旨也與此類似，只不過實現其宗旨的手段各不相同而已，但它們的宗旨在根本上與上述經濟法的宗旨都是一致的。又如，在市場管理法方面，反壟斷法既通過禁止一般的壟斷來保障有效競爭，以實現其提高經濟效率、保障經濟公平的目的，又通過對特殊的壟斷的鼓勵來防止過度競爭，以實現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的目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保護法的宗旨也與此類似，它們都旨在協調個體營利性和社會公益性的矛盾，兼顧效率與公平，盡管側重點各有不同，但其宗旨與經濟法的宗旨都是一致的。
上述對經濟法宗旨的認識與運用，在研究經濟法各相關理論向題時都應考慮到，尤其在研究經濟法的應然狀態時，更是如此。當經濟法的實然狀態不能有效地反映和實現經濟法的宗旨時，則必然研究如何進行矯正，這也應當是經濟法理論研究的重要基礎性工作。
（二）經濟法的宗旨在法制建設方面的意義經濟法的宗旨由于在事實上貫穿于經濟法的法制建設的始終，因而對加強法制建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義，現僅舉立法和司法兩方面說明之。
在立法方面有關立法宗旨的規定是作為經濟法的表現形式的各種法律、法規的首要條款和核心條款，其它任何條款均不得與之相違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經濟法的宗旨本身就是經濟法的重要原則。如果一個形式意義上的法律或法規的立法宗旨與上述經濟法的宗旨一致，而其具體規定卻與其立法宗旨相左，那么，這樣的法律或法規就應依具體情況加以修改或廢除。因此，正確認識和運用經濟法的宗旨，在經濟法的立法活動中具有重要意義。
在司法方面經濟法的宗旨應當成為法官的法律意識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便在法律沒有明文規定時，或者在適用具體的法律規定有背于經濟法的宗旨時，通過適用立法宗旨條款或依據對經濟法宗旨的認識而進行審判，這是經濟法的一般法理。例如，在司法實踐中，當涉及到經濟法的“域外適用”時（在反壟斷法等部門法領域常會出現這種情況），相關的法律規范應否適用、如何適用，以及在沒有相關法律規范的情況下，本國經濟是否仍應適用，在很大程度上便取決于有關立法宗旨的規定和對經濟法宗旨的認識。
綜上所述，經濟法的宗旨問題在經濟法理論中至為重要，但國內研究得仍很不夠。正確認識和運用經濟法的宗旨，對于經濟法的法學研究和法制建設是大有裨益的。
「注釋
[1]參見Nussbaum，DasneuedeutscheWirtshaftsrecht，1922年，GoLdschmidt；Reichswirtshaftsrecht，1923年，金澤良雄?！督洕ǜ耪摗?，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頁?！懂敶洕ā?，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頁。
[2]參見RobertCooter等著LawandEconomics，其中譯本為《法和經濟學》，三聯書店上濰分店版，在該書的第58-64頁有相關論述。
經濟法制論文范文4
關鍵詞：知識經濟；產業結構；經濟增長；調整
1知識經濟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
在知識經濟時代的形式下，經濟增長是經濟結構（核心是產業結構）的升級，經濟增長的實質性內容是結構高一檔次的優化，經濟增長是結構升級的一種表現。
1.1需求結構變化快，加快了產業結構調整知識經濟是以高科技知識產業為主導產業的經濟，不僅使增長高質量，人均收入水平也穩定快速提高，從而導致了社會生活條件的改善和消費方式、消費結構的變更。需求結構的變化通過市場這個中介環節影響生產和供給。對生產的直接作用就是資源配置結構發生變化，在總產值來源的產業分布上知識密集的高科技產業和知識密集的服務業的份額相對上升，農業和傳統制造業的份額相對下降?？梢?，需求結構的快速變化加快了產業結構的調整。
1.2科技發展迅速，加快了產業結構調整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知識創新是知識經濟的基石。知識經濟時代，教育、研究與開發、在職培訓的投資不斷增加。由于教育的發展，不僅培養了一大批具有創新能力的高科技人才，而且提高了全體勞動者的素質，因而知識的生產、分配和應用具有可靠的人力資源保證。由于研究和開發活動積極活躍，經費也充足，使新知識、新技術、新產品不斷涌現，科技進步速度加快，而技術進步是影響產業結構的首要因素，技術進步與產業結構正相關，科技進步越快，產業結構調整的速度就越快。
1.3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知識經濟，加快了產業結構的調整由于經濟一體化，使國際間的經濟聯系很緊密。經濟的高速發展，必然加快各類要素、商品在國際間的速度，促進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在國外消費示范作用的沖擊和帶動下，必然引起國內消費需求結構的變化，從而導致企業的生產、技術結構的變化，引起產業結構的調整；同時，一國對于商品和服務的需求發生變化時，不僅推動了本國的產業結構調整，而且由于國際貿易活躍，引起其他國家出口導向型企業的生產的變化，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
2知識經濟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
2.1知識經濟時代下高新技術發展迅猛，為經濟可持續增長提供了可能知識經濟時代下高新技術產業不僅起先導作用，而且將成為第一支柱。高新技術產業由于其高附加值有力地支撐著知識經濟時代的經濟增長。
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決定著知識的生產、傳播及應用的能力和效率。知識的生產是無窮無盡的，非消耗的，通過知識、信息和技術的投入，帶動了高新技術產業的迅猛發展，使高新技術產業無可非議地成為知識經濟時代下的第一支柱產業，從而改變了工業經濟時代下經濟發展從蕭條、復蘇、繁榮到衰退的周期性，使經濟可持續增長成為可能2.2知識經濟時代下知識成為主體資源，為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保障知識經濟時代下"資源"這個概念的內涵被大大地擴展了，工業經濟時代，資源原來是指自然資源，隨后擴大到社會資源、經濟資源等。在知識經濟時代下，資源已經成為生產活動和經濟活動得以進行和開展的外在條件的總稱，可分為信息資源與實物資源兩大類。經濟活動是永遠離不開實物資源的，但信息資源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主導了實物資源，信息和知識不僅成為輔助資源，而且成為主導資源，甚至在一定情況下成為主體資源。信息和知識不僅用它來輔助與支配物質生產，而且本身就是一種獨特的資源，進行獨特的生產，形成獨特的產業即信息產業和知識產業。
知識經濟時代，知識作為經濟資源，遵循效益遞增規律，即在提高資源效率方面投資越多，獲取的邊際效益越多。知識資源與物質資源相比，具有四個特征：①非消耗性。知識可經無數次使用而自身并不減少，在使用過程中還會增值，可以被用來創造新知識，知識越用越多，使用的成本越來越低。②共享性。知識較少受時空的局限，可為公眾共享并可反復使用和同時使用而價值不被削弱，與其它生產要素結合可大幅度提高勞動力和資本的使用效率。③非稀缺性。物質資源是稀缺的，尤其對不可再生資源來說，它們只能絕對地減少，而知識則可以在使用中產生知識，人類可以無窮盡地創造知識。④易操作性。知識更易于傳播和處理等等。
3經濟增長推動了技術進步，加快了知識經濟的發展
經濟增長對技術進步的推動作用，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考慮：
經濟法制論文范文5
（一）運用高新技術提升和改造傳統產業
主要是改造提升好黑（煤炭）白（陶瓷）灰（水泥）紅（煙花鞭炮）金（冶金）五大傳統優勢產業。把以萍礦為核心的煤炭產業、蘆溪縣電瓷和湘東區工業陶瓷產業、以中材水泥為龍頭的水泥產業、上栗縣煙花爆竹產業、以萍鋼為代表的冶金產業納入低碳發展軌道，提升煤炭、陶瓷、水泥、煙花鞭炮、冶金等資源型產業的科技研發能力和科技含量，通過科技手段使上述產業實現低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加強礦山綜合治理，推進煤礦標準化建設，提高煤炭開采機械化水平，對洗煤、煉焦等企業進行節能減排技術改造，大力發展煤化工、煤制氣、煤矸石建材等煤炭延伸產業；大力發展陶瓷機械、陶瓷模具和化工陶瓷、耐磨陶瓷、高溫結構陶瓷，電瓷由普通電瓷向玻璃絕緣子電瓷轉變；水泥行業由“小、散、亂”走上規?；?、科技化、環?；a，加快由單一的水泥生產向水泥制品生產轉變，促進水泥產業綠色發展；煙花爆竹由傳統手工生產推進到先進自動化規模安全生產，全面研發推廣鞭炮配裝封一體機、煙花生產一體機、引火線濕法制引機及黑火藥生產全自動數控生產機械；鼓勵冶金企業加強自主創新和產品研發，支持企業開發科技含量高、使用范圍廣、附加值大的新產品，提高冶金工業技術裝備水平。
（二）培植和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
發展戰略新興產業，有利于調整萍鄉市產業結構，使萍鄉擺脫對資源的嚴重依賴,大力培育發展新材料、生物醫藥食品和先進裝備制造產業。以企業為依托，加強新材料制造技術研發和產品的開發，重點發展粉末冶金材料、納米材料、抗磨材料、稀土材料、特種纖維、建筑防水材料、新型墻體材料、環保涂料、特種玻璃等產業；加快新型醫藥研發創新平臺和產業基地建設，大力開發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生化制藥、純天然植物類藥物、化學合成藥物等制藥產業，形成以醫藥制品為主的醫藥產業集群；利用萍鄉現有的機械工業優勢，以安源客車、鑫通機械等骨干企業為依托，生產和制造混合動力城市客車、旅游客車、汽車零部件、工程機械、礦山專用設備，全面振興先進裝備制造業。
（三）大力發展以旅游為核心的現代服務業
現代服務業是一個能耗低、污染小、就業容量大的低碳產業,它包括旅游、商貿、金融、保險、物流、咨詢等產業。旅游業號稱“無煙工業”，旅游業對其他服務業具有先導和帶動作用，旅游發展與經濟轉、房地產、娛樂、零售、郵電通訊等產業的進一步發展。
（四）創建低碳產業園區
產業園區是產業集群最重要的載體，成片集合了大量的企業，產業園區是發展低碳經濟的主要陣地。目前，全國很多地方都提出要建立低碳產業園，低碳產業園與普通產業園區相比具有鮮明的特點：首先應具有完善的工業三廢排放管控體系，從而實現碳排放強度持續下降；其次，在產業發展方面,要以高新技術對資源進行集約、節約和高效利用；再次，要有完善和健全的產業園區低碳運行政策和管理體系。萍鄉市要立足于現有的“一區五園”，逐步把這些園區改造和提升為低碳經濟園區。低碳產業是科技先導性產業，而又離不開市場化運作，因此，創建低碳產業園區要以科技和市場來支撐，首先要推動各園區與省內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緊密的合作關系，鼓勵高校、科研機構在園區建立技術轉移機構、科技研發中心等，走產學研之路；其次，按照“誰投入、誰受益”的原則，積極引導社會各類資源投入低碳園區建設。
二、加強低碳法制環境建設是上述低碳經濟發展措施實施的制度保障
在低碳經濟發展法制環境建設方面，首先是保護法制環境建設，依法保護環境，強制企業節能減排；其次，發展低碳經濟不能完全依賴于市場機制，由于企業的逐利性，資源的代價和環境的成本往往被市場所忽視，因此，需要構建起發展低碳經濟的地方規范性文件體系，在法制層面上從財政、稅收、土地轉讓等方面對符合低碳要求的企業給予優惠和支持，以法制的形式把發展低碳經濟的信號轉換成市場的信號，這樣才能以市場化手段推動低碳經濟的發展。
（一）出臺與國家法律配套的相關規范性文件
我國在有關低碳經濟的開發利用領域已經制定了《煤炭法》、《電力法》、《節約能源法》、《可再生源法》、《清潔生產促進法》、《循環經濟促進法》等法律。萍鄉市政府應以上述法律為基礎，根據萍鄉市具體情況，研究實施細則，盡快制定相關配套的地方規范性文件，如《萍鄉市政府綠色采購辦法》、《萍鄉市城市節約用水管理辦法》、《萍鄉市建筑節能管理辦法》、《萍鄉市燃氣管理辦法》、《萍鄉市再生資源回收管理辦法》、《萍鄉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循環經濟促進法>辦法》等地方規范性文件。
（二）加緊制定促進碳減排的財政、稅收、貸款的規范性文件
許多國家和地區為促進低碳經濟發展，建立起了激勵性法律機制，制定了支持低碳發展的財政補貼、稅收減免、專項貸款等法律工具。萍鄉市可以建立相應的地方規范性文件，對實行了節能減排的企業、從事低碳產業的企業給予財政補貼、稅收優惠、貸款貼息等優惠。
（三）制定高碳企業低碳化改造和退出市場的規范性文件
也就是通過法制手段把政策轉化為制度，對高碳企業進行低碳化改造，淘汰落后產能。企業的生產規模小和技術水平低是萍鄉市企業單位GDP能耗差距較大的主要原因，因此，以先進技術淘汰落后技術，以規?；a替代小規模生產是萍鄉市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萍鄉市要建立具有連續性和強制力的規范性文件，形成隔絕高碳企業進入，對現有高碳企業低碳化改造，對低碳化改造無望的企業進行淘汰的制度體系。
（四）大力開展相關普法教育
應深入開展以宣傳節能減排、倡導生態文明為主題的普法教育，在全市形成人人關心、人人參與、人人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良好氛圍。重點加強對《節約能源法》、《循環經濟促進法》、《可再生能源法》及市里出臺的相關配套規范性文件的普法宣傳教育工作，引導社會公眾樹立環境友好觀、節約資源觀、人與自然和諧觀。
（五）提高環境執法水平
執法水平的高低直接取決于執法者的素質。應加大對環境執法者的培訓力度，以確保環保執法人員的專業化和高素質。配備必要的執法技術設備，實現執法方式的科學化和現代化，以達到最佳的執法效能。此外，要建立環境行政執法聯合協作制度，環境行政執法應及時與經濟、工商、交通、資源管理等部門溝通，提高執法效率。
三、結語
經濟法制論文范文6
關鍵詞：人工智能計算機技術
一、人工智能的定義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一詞最初是在1956年Dartmouth學會上提出的。人工智能是指研究、開發用于模擬、延伸和擴展人的智能的理論、方法、技術及應用系統的一門新的技術科學。人工智能是計算機科學的一個分支，它企圖了解智能的實質，并生產出一種新的能以人類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應的智能機器。目前能夠用來研究人工智能的主要物質手段以及能夠實現人工智能技術的機器就是計算機，人工智能的發展歷史是和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的發展史聯系在一起的。
人工智能理論進入21世紀，正醞釀著新的突破，人工智能的研究成果將能夠創造出更多更高級的智能“制品”，并使之在越來越多的領域超越人類智能，人工智能將為發展國民經濟和改善人類生活做出更大貢獻。
二、人工智能的應用領域
1.在管理系統中的應用
(1)人工智能應用于企業管理的意義主要不在于提高效率，而是用計算機實現人們非常需要做，但工業工程信息技術是靠人工卻做不了或是很難做到的事情。在《談談人工智能在企業管理中的應用》一文中劉玉然指出把人工智能應用于企業管理中，以數據管理和處理為中心，圍繞企業的核心業務和主導流程建立若干個主題數據庫，而所有的應用系統應該圍繞主題數據庫來建立和運行。換句話說，就是將企業各部門的數據進行統一集成管理，搭建人工智能的應用平臺，使之成為企業管理與決策中的關鍵因子。
(2)智能教學系統(ITS)是人工智能與教育結合的主要形式，也是今后教學系統的發展方向。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及新的教學系統開發模式的提出和不斷完善，推動人們綜合運用超媒體技術、網絡基礎和人工智能技術區開發新的教學系統，計算機智能教學系統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計算機智能教學系統包含學生模塊、教師模塊，體現了教學系統開發的全部內容，擁有著不可比擬的優勢和極大的吸引力。
2.在工程領域的應用
(1)醫學專家系統是人工智能和專家系統理論和技術在醫學領域的重要應用，具有極大的科研和應用價值，它可以幫助醫生解決復雜的醫學問題，作為醫生診斷、治療的輔助工具。事實上，早在1982年，美國匹茲堡大學的Miller就發表了著名的作為內科醫生咨詢的Internist2Ⅰ內科計算機輔助診斷系統的研究成果，由此，掀起了醫學智能系統開發與應用的。目前，醫學智能系統已通過其在醫學影像方面的重要作用，從而應用于內科、骨科等多個醫學領域中，并在不斷發展完善中。
(2)地質勘探、石油化工等領域是人工智能的主要作用發揮領地。1978年美國斯坦福國際研究所就研發制成礦藏勘探和評價專家系統“PROSPECTOR”，該系統用于勘探評價、區域資源估值和鉆井井位選擇等，是工業領域的首個人工智能專家系統，其發現了一個鉬礦沉積，價值超過1億美元。
3.在技術研究中的應用
(1)在超聲無損檢測(NDT)與無損評價(NDE)領域中，目前主要廣泛采用專家系統方法對超聲損傷(UT)中缺陷的性質、形狀和大小進行判斷和歸類；專家運用超聲無損檢測儀器，以其高精度的運算、控制和邏輯判斷力代替大量人的體力與腦力勞動，減少了任務因素造成的無擦，提高了檢測的可靠性，實現了超聲檢測和評價的自動化、智能化。
(2)人工智能在電子技術領域的應用可謂由來已久。隨著網絡的迅速發展，網絡技術的安全是我們關心的重點，因此我們必須在傳統技術的基礎上進行網絡安全技術的改進和變更，大力發展數據挖掘技術、人工免疫技術等高效的AI技術，開發更高級AI通用和專用語言，和應用環境以及開發專用機器，而與人工智能技術則為我們提供了可能性。
三、人工智能的發展方向
1.專家系統是目前人工智能中最活躍、最有成效的一個研究領域，它是一種具有特定領域內大量知識與經驗的程序系統。近年來，在“專家系統”或“知識工程”的研究中已出現了成功和有效應用人工智能技術的趨勢。人類專家由于具有豐富的知識，所以才能達到優異的解決問題的能力。那么計算機程序如果能體現和應用這些知識，也應該能解決人類專家所解決的問題，而且能幫助人類專家發現推理過程中出現的差錯，現在這一點已被證實。
2.智能信息檢索技術的飛速發展。人工智能在網絡信息檢索中的應用，主要表現在:(1)如何利用計算機軟硬件系統模仿、延伸與擴展人類智能的理論、方法和技術。(2)由于網絡知識信息既包括規律性的知識，如一般原理概念，也包括大量的經驗知識這些知識不可避免地帶有模糊性、隨機性、不可靠性等不確定性因素對其進行推理，需要利用人工智能的研究成果。
3.SOAr是一種通用智能體系結構，其始終處在人工智能研究的前沿，已顯示出強大的問題求解能力，它認為機器人的開發是人工智能應用的重要領域。在它的研究中突出4個概念:(1)所處的境遇機器人不涉及抽象的描述，而是處在直接影響系統的行為的境地。(2)具體化機器人有軀干，有直接來自周圍世界的經驗，他們的感官起作用后會有反饋。(3)智能的來源不僅僅是限于計算裝置，也是由于與周圍進行交互的動態決定。(4)浮現從系統與周圍世界的交互以及有時候系統的部件間的交互浮現出智能。目前，國內外不少學者都對機器人足球系統頗感興趣，足球機器人涉及機器人學、人工智能以及人工生命、智能控制等多個領域。足球機器人系統本身既是一個典型的多智能體系統，是一個多機器人協作自治系統，同時又為它們的理論研究和模型測試提供一個標準的實驗平臺。
參考文獻：
[1]元慧.議當代人工智能的應用領域和發展狀況[J].福建電腦，2008.
[2]劉玉然.談談人工智能在企業管理中的應用[J].價值工程，2003.
[3]焦加麟，徐良賢，戴克昌.人工智能在智能教學系統中的應用[J].計算機仿真，2003，(8).
[4]周明正.人工智能在醫學專家系統中的應用[J].科技信息，2007.
[5]張海燕，劉鎮清.人工智能及其在超聲無損檢測中的應用[J].無損檢測，2001，(8).
[6]馬秀榮，王化宇.簡述人工智能技術在網絡安全管理中的應用[J].呼倫貝爾學院學報，20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