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現代經濟學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現代經濟學范文1
關鍵詞：經濟學范式；中國經濟學；經濟學；西方經濟學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經濟學表面上是以經濟學為指導，但實際上是傳統的蘇聯范式占統治地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理論界對構建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進行了許多積極的探索，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觀點和見解。盡管這些觀點還不十分成熟甚至存在某些嚴重的缺陷，但對于我們探索中國經濟學的建設與發展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發作用。在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應當在以往探索的基礎上繼續前進，努力構建科學的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
一、近年來經濟理論界對構建中國經濟學體系的構想
近年來，立足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豐富經驗和巨大成就，面對新形勢和新問題，經濟學界對中國經濟學體系的建設討論十分熱烈，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形成了不同的觀點和思路。
(一)堅持和恢復政治經濟學。這種觀點認為，構建中國經濟學不應當全盤西化，而應當堅持和恢復政治經濟學。在堅持經濟學的基本前提下，人們提出兩種不同的具體思路。一種是認為傳統經濟學雖有缺陷，但其基本理論是的，所以應該補充而不是放棄。這種思路主張在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借助“西方范式”來分析市場經濟問題，用“板塊式結合”的方法來修補“爐灶”，這種“兩張皮”或“雙基礎”并存體系，同傳統政治經濟學研究被分割為兩大板塊，并具有不同的研究層次和邏輯體系的“拼盤”結構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使人難以認同其科學性與合理性。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傳統的經濟學基本上不能采用，因為傳統政治經濟學是蘇聯教科書的翻版，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它不僅不能解釋目前中國的經濟問題，與市場經濟根本對立，而且它歪曲了政治經濟學的本來面目。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必須正本清源，恢復的本來面目，真正按經濟學的方法來重建中國經濟學。
(二)中國經濟學市場經濟一般化或西方化。這種思路主張對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進行嫁接，用西方經濟學的原理來解釋中國目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觀點認為構建中國經濟學應當而且可以照搬西方經濟學，用西方經濟學取代政治經濟學。因為中國既然轉軌為市場經濟，那么研究市場經濟的西方經濟學當然也可以用來解釋中國的市場經濟，成為主體經濟學，因而也就無需再煞費苦心地去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經濟學。按照這種觀點，構建中國經濟學應當采取完全替代性體系取向，主張引進反映“資源配置全過程”的現代經濟學范式(魏杰，1997)，不贊成“建立有別于西方經濟學的、在概念上和體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國經濟學”(樊綱，1998)。
(三)中國經濟學本土化。這種思路強調中國特色，強調中國國情，主張要在評判過去和現有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弊端的基礎上建立或重建中國經濟學。持這一觀點的人認為，應創建自己的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和傳統經濟學都不能采用。因為與西方相比我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與傳統的經濟學相比，我們不再是以計劃經濟為特征的傳統的社會主義，而是以市場經濟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因此，經濟學必須扎根本土，以研究時代為基本任務，從踏踏實實研究中國改革發展的具體問題人手，一步一步走向理論的圣殿。也有人認為，中國目前最大的國情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中國經濟學應研究過渡經濟學問題，研究轉型時期的經濟關系。也有學者認為，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其經濟發展與實踐給中國經濟學家提供了理論創新空間，現代中國經濟學的本土化研究將為發展的經濟學注入新的活力，為中國經濟學走向國際化道路奠定基礎(殷德生，2000)。
(四)中國經濟學綜合化。這是許多觀點具備的共性，也是各方面學者對政治經濟學學科發展的共同要求。各派總的來說都主張以的基本理論為指導，借鑒西方經濟學的一些有用的東西，以中國實際問題為對象，運用更多的學科，使中國經濟學成為一個跨學科、多角度、具有超前性的經濟學。中國經濟學首先應該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在經濟理論的指導下，比較研究世界上現有的各種經濟理論，大膽吸收，揚優棄劣。在繼承、綜合人類一切優秀經濟理論基礎上構建中國經濟學。在其內容上既要有生產關系方面的理論，又要有資源配置方面的理論；既要有宏觀經濟的理論，又要有微觀經濟的理論。中國經濟理論要百家齊放，百家爭鳴，在競爭中繁榮，在競爭中統一。在構建過程中，對于經濟理論，要堅持、澄清與發展；對西方經濟理論，要了解、批判與吸收；對于中國古代經濟理論要挖崛、繼承與揚棄(周小亮，1997)。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的重建，應在保持與經濟學的主要學術淵源關系之外，放眼世界，綜觀歷史，積極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經濟學說的合理成分，并實現某些理論原創。其重點有兩個：首先，創新的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必須科學地汲取當代外國經濟思想?，F代主流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自然要高度重視，但也不能輕視發達國家非主流經濟學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說。其中，西方激進政治經濟學關于“市場社會主義”的各種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對我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實踐具有較直接的借鑒意義。其次，創新的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必須科學地汲取中國古近代經濟思想(程恩富，2000)。
筆者認為，以上四種觀點中有的表面上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實際上是不科學的、不可取的；有的總體上是科學的但尚存在一些重要缺陷，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如，主張中國經濟學全盤西方化的西化主義觀點和“半西方化”基調和傳統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折中主義觀點，以及主張脫離經濟學的一般軌道而獨立地發展中國本土經濟學的狹隘民族主義觀點，總體來說都是不科學的、不可取的；那種主張回歸馬克思、按本來面目重建中國經濟學的“原教旨主義”觀點和主張實行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大綜合、中外經濟學大統一的混合主義觀點，在總體上大方向是正確的，但卻要么缺乏與時俱進與創新發展的品格，要么缺乏內在邏輯的一致性和理論體系的科學性。要構建中國經濟學，必須克服上述觀點的缺陷，確立科學的方向和正確的原則，
堅持以經濟學為指導、以中國問題為導向，在經濟學科學范式的基本框架內，認真總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充分吸收西方經濟學的科學方法與成果，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的科學范式。
二、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范式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
所謂“范式”是指在某階段科學共同體所采取的整套的原則、理論、方法。“范式”一詞具有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的兩個方面：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觀即共同信念及價值標準；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論，即一套概念體系及分析方法以及科學共同體成員共同接受的一套假定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定理。任何學術研究活動只有納入一定的范式體系，才能使之具有其科學性質，才能使該研究從“前科學”階段進入“常規科學”階段。無論任何范式，要具有其科學性質，都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自身的規范性，即有其確定的共同信念及價值標準，以及一套概念體系與分析方法、一套假定及其基本定理。二是對客觀對象的適應性，即它能夠科學地解釋其客觀對象的性質、特征與發展規律，否則就無法說明日益增多的“反?，F象”，從而使該研究陷入“范式危機”。科學范式是一個不斷批判、繼承和發展的演進過程。一般說來，科學范式的運動表現為兩種基本形態：一是縱向批判，繼承，形成經濟學史上的一次又一次的經濟學革命；二是橫向兼收并蓄，形成經濟學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綜合。筆者認為，構建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科學的方向，必須確立正確的原則。具體說來，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科學范式必須遵循以下三大基本原則：
(一)科學性原則。所謂科學性原則，就是中國經濟學研究不能不要規范而簡單地描述現象、總結經驗，也不能隨意地進行理論批判或“理論創新”，而是必須納入科學范式的軌道。首先，必須堅持科學的世界觀，應當確立科學的共同信念與基本價值觀，確立中國經濟學研究的科學哲學。其次，必須堅持科學的方法論。必須確立一整套科學的概念體系，采用一整套科學的分析方法，確立一些科學的基本假定，形成一系列科學的基本定理。為此，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必須把中國經濟學的研究納入一種科學范式的軌道。問題在于對于目前中國經濟學來說究竟哪一種經濟學范式才是更為科學的?這一問題在經濟學范式本身范圍內是無法解決的，它應當而且只能用客觀的和實踐的標準來驗證，即某一經濟學范式究竟是適應還是不適應現實經濟生活，或者說究竟哪一種經濟學范式對分析與解釋社會經濟現象具有更為廣闊和更為深刻的適應性。
(二)適應性原則。經濟學范式的根本作用與生命力在于解釋客觀經濟現象與指導人們從事經濟發展與經濟變革的實踐。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必須遵循“適應性”原則，使中國經濟學理論“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于理論的運用，著眼于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于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睆目陀^實際來看，中國基本國情與社會主義經濟的實踐不僅西方經濟學理論是不適應的，而且經濟學的經典理論在許多方面也是不適應的。從歷史上來看，中國是在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條件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這同經濟學所指出的社會主義應當而且只能建立在先進的生產力基礎上的經典理論是有著巨大差別的。從現實來看，中國正在從傳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同經濟學所指出的社會主義應當而且只能實行計劃經濟的經典理論也是有著巨大差別的。所有這些，都是以往各種經濟學范式所不能解釋的“反常現象”，從而導致了傳統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雙重“范式危機”。因此，構建中國經濟學應當而且必須打破各種教條主義，從中國基本國情與客觀實際出發，科學地解釋這些“反?，F象”，實現經濟學中國化的創新與發展。
(三)綜合性原則。理論范式的范疇體系還必須向外部世界全方位學習和借鑒人類優秀的文化成果，為理論范式的整體創新提供厚實的平臺，從而使中國經濟學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從實際出發，立足于理論聯系實際，致力于回答新情況和新問題。這一理論的特征和實質必然要求中國經濟學綜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經濟學思想，構建一種能夠揭示經濟運行機制和發展規律的經濟學范式。經濟學不僅是一個科學的體系，而且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因此，構建中國化的經濟學應當以經濟學為榜樣，科學地吸收各種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具體來說，構建中國經濟學既應當堅持與繼承經濟學的科學方法論與基本原理，也應當充分吸收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制度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等異端經濟學的合理成果；既應當肯定當代中國化的經濟學理論，也應當借鑒當代西方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我們在大綜合中來構建中國經濟學。
上述基本原則，對我們構建中國經濟學提出以下基本要求：
(一)構建中國經濟學不能以西方經濟學為基礎。西方經濟學之所以不能作為構建中國經濟學的基礎，主要是因為西方經濟學所依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都是不科學的。西方主流經濟學不僅把資本主義制度一般化、永恒化，而且還單純從個人本性出發來解釋人們的經濟行為，用機械的均衡方法與形式化的數學方法來解釋現實經濟生活。因此，西方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是唯心史觀，它的根本方法是形而上學。同時，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觀也是不科學的。自從邊際主義的代表杰文斯把經濟學的列車開上了資源配置的軌道之后，西方主流經濟學便開始背離了經濟學的古典傳統，把經濟學的研究問題局限于資源配置問題。萊昂內爾·羅賓斯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資源的合理配置規定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他說：“經濟學是一門作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關系的人類行為的科學?！睆拇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很多都把羅賓斯的定義作為樣板。應當指出：作為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資源配置與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生產方式是有著密切聯系的。經濟學的生產方式范疇，不僅包括生產的社會形式，也包括物質生產方式即勞動方式與生產形式，其中勞動方式特別是其勞動組織就是微觀層次上資源配置方式，而生產形式作為人們勞動的交換形式和社會生產要素的分配方式，就是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方式。因此，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已經囊括了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或者說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已經包括在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內容之中。二者的區別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資源配置方式，而在于怎樣研究資源配置方式：是密切聯系生產的一定社會形式來客觀地、歷史地研究資源配置方式，還是拋開生產的一定社會形式而單純地研究資源配置方式。西方經濟學強調資源配置的一般性，是一個純生產力的抽象范疇，它主要取決于一個社會的技術水平。經濟學強調資源配置方式的特定社會歷史性質，它是一個社會歷史范疇，它主要取決于一個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因而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資源配置方式。由于西方主流經濟學把經濟學研究對象局限于資源配置，因而縮小了資源配置的外延，只研究技術意義上的資源配置。因此，他們必然是以制度不變為假設來研究資源配置。事實上，在他們那里，資本主義私有制是人類最美好的、永恒的制度，所以他們不可能分析社會經濟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變革。正因如此，在西方社會經濟制度的巨大變化面前，西方主流經濟學表現得蒼白無力，從而導致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目前正陷入深刻的范式危機之中。為此，以科斯、諾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將制度變量引人經濟學研究范圍，以彌補主流經濟學的缺陷。西方經濟學不僅具有其明顯的不科學性，而且對中國具體國情及其發展要求來說，還具有嚴重的不適應性。在基本國情上，中國與西方差別很大，而西方經濟學中很多結論和觀點是從它們的國情背景下得出的。因此，就總體來說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對分析中國社會經濟問題就具有明顯的不適應性。具體說，一方面，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目前尚不具備足夠的市場機制賴以順利運行的條件，而西方發達國家這些條件都已經具備。另一方面，中國目前正處于體制轉軌時期，從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市場機制賴以運行的制度框架尚不完善，如現代企業制度、法律法規、公民的市場合約意識等等。西方經濟學所分析的是市場制度較為完善的情況。同樣的事物，在西方發達國家可能就辦得有板有眼、較為順暢，在我國當前可能就無章可循、有章不循或坎坷難行。在這些制度條件具備以前，市場機制的作用程度和范圍也要受到限制，西方經濟理論在我國的應用也會出現程度不同的失靈(尹伯成，2006)。由此可見，要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范式，絕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經濟學，也不能以西方經濟學為基礎。
(二)不能構造一種折中主義的經濟學范式。自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經濟理論界一直存在著一種比較普遍的傾向，即試圖調和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建立一種折中主義的“中國經濟學”。這種折中主義的經濟學范式的主要特征是：認為原有的“蘇聯范式”的主要問題是“教條主義”，在于過分拘泥于經典作家的現成公式和現成“提法”，而沒有創新與發展，從而使理論僵化，不能反映變化了的現實。按照這樣一種思路，人們認為應該做的就是在原有的范式中加進一些反映市場經濟的新東西，以這種方式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與更新，適應新的需要。這種傾向既表現為一般地或在具體理論問題上批判教條主義，也表現為那些試圖引入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一些方法和內容來對舊的范式進行“補充”。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比較流行的折中體系：蘇聯范式的“生產關系論”+西方范式的“資源配置論”，即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現代的“市場經濟體制”。很顯然，這種折中主義范式脫離了經濟學的科學軌道，是傳統的蘇聯范式與主流的西方范式的“混合體”。同時，既然這種折中主義范式本質上是蘇聯范式與西方范式的雙重翻版，因而它不僅在理論、邏輯上具有其尖銳的內在矛盾性，而且在實踐上也具有與中國當代國情與發展要求的嚴重不適應性。說到底，這種折中主義范式是傳統教條主義與現代教條主義的“雜交物”，雖然它試圖反映當今中國現實，但實際上并沒有、也不可能反映中國經濟體制轉軌的客觀現實及其基本要求。因此，構建中國經濟學不應當采用這種折中主義范式。
(三)不能建立“描述主義”的中國經濟學。近些年來，在我國經濟理論界存在著一種以描述中國現實、總結中國經驗和肯定中國模式為主要特征的傾向，即直面中國現實的“描述主義”。它認為可以不要基礎理論、只要分析現實問題、進行對策研究，使研究更好的聯系實際就可以建立中國經濟學?！懊枋鲋髁x”經濟學范式的理論特點是：一是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二是為了準確地反映現實情況，理論抽象程度低；三是為解決問題，具有明顯的政策導向，不注重自成體系的概念、范疇和分析工具，不強調理論自身的內在邏輯一致性；四是沒有突出的方法論，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作為一個理論范式，描述主義存在著兩個重大缺陷：一是缺乏獨立、統一的概念和范疇體系，分析工具缺乏系統性，范式自身是不穩定的而又沒有解決的途徑，因為一旦要提高理論抽象度，在當前條件下其前景很容易轉向經濟學范式或西方經濟學范式，這將使該范式自身不復存在。二是該范式的知識積累沒有有效的途徑，這與第一個缺陷緊密相關?？扑乖谠u價舊制度經濟學時指出，“除了個別的觀點外，只是一大堆可以一把火燒掉的描述性材料。”就長遠看，描述主義的文獻將面臨類似舊制度經濟學文獻的劫數。這雖然不能否定描述主義的學術價值，更不能否定其現實意義，但對于一個理論范式來說，其發展的連續性就成了問題(鄒東濤、時紅秀，2006)。因此，構建中國經濟學不能局限于這種表面化、局部化和經驗化的“描述主義”范式，而應當構造一種以科學世界觀為指導、具有其完整的概念體系和系統的分析方法的現代經濟學范式。只有這樣，才能揭示中國現實經濟社會的本質特征和發展規律，才能形成系統的、科學的中國經濟學理論。
(四)只能以經濟學理論為基礎，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成分來構建綜合的中國經濟學。根據上述科學性、適應性和綜合性原則，構建中國經濟學應當而且必須以經濟學為指導。首先，經濟學具有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同西方主流經濟學相對照，經濟學的理論硬核可以簡要地歸納為三個要素。第一，否認存在著抽象的和永恒的人性。個人是具體的和歷史的，一方面它要受到歷史和制度條件的制約，另一方面它又是能動和有機的。人性由社會經濟關系所內生但又具有改變它的內在潛能，因而經濟學必須分析人性的起源與發展，而不是把它作為經濟學分析的前提。第二，經濟學分析的基本范疇是生產方式，而不是主流經濟學的“個人”，經濟學的方法是制度整體主義方法，而不是個體主義方法。第三，同主流經濟學的機械均衡觀不同，馬克思把生產方式與社會經濟形態的演化看作是由生產方式與社會形態內在矛盾的辯證運動所推動的有機的、內在不均衡的動態過程，這為中國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更寬廣的框架。其次，經濟學的科學世界觀與方法論以及基本原理，對分析當代中國經濟轉軌與經濟發展具有廣闊的適應性。同西方主流經濟學相比，經濟學對于中國市場化的體制轉軌與制度創新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解釋力：中國經濟轉軌是當代中國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發展的客觀要求，構造市場化的現代社會主義模式是當代中國社會生產方式發展的必然趨勢；同西方主流經濟學相比，經濟學對于中國現代化的經濟發展問題具有很強的理論指導力：中國經濟發展是當代中國物質生產方式發展的必然要求，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是中國當代勞動方式發展的必然趨勢?？傮w來說，當代中國面臨著物質生產方式及其社會形式變革的雙重任務，一方面物質生產方式的現代化要求并決定了當代中國社會形式的深刻變革，另一方面社會形式的變革與制度變遷又促進并推動了物質生產方式的現代化進程。最后，經濟學是一個宏大的制度分析框架，是一個開放的科學體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完全包括了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因此，以經濟學為指導重建中國經濟學，可以在經濟學的科學框架內，廣泛借鑒古今中外各種經濟思想的合理因素，構造一個既繼承馬克思經濟學范式又發展馬克思經濟學范式，既超越蘇聯經濟學范式又超越西方經濟學范式的新體系，據此確立反映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獨特性的經濟學范式。這種中國經濟學的新范式是在繼承、批判和創新過程中逐漸塑造的。這就要求我們必須以經濟學為主體或基礎、以中國問題為導向，科學借鑒西方經濟學的合理顆粒，構建現代中國經濟學的綜合范式。因此，在構建中國經濟學過程中，對于經濟理論要堅持、澄清與發展；對于西方經濟學理論要了解、批判與吸收；對于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要總結、揚棄與升華。
三、中國經濟學范式的基本性質與主要內容
如上所述，根據科學性、適應性與綜合性的基本原則和以經濟學為指導構建中國經濟學的綜合體系的基本目標，中國經濟學就其性質來說既不是中國的“本土經濟學”，也不是中國版的西方經濟學，它應當而且必然是中國化的經濟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具體說來，中國經濟學綜合范式的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經濟學的科學世界觀、方法論與基本原理。中國經濟學本質上是經濟學，因此它應當而且必須以經濟學為基礎。首先，構建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堅持以生產方式作為決定社會性質和推動社會變革與發展的根本力量，堅持在生產方式的框架內來分析資源配置問題，堅持以生產方式為基礎來研究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在此基礎上，構造出中國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以生產方式為核心的經濟學制度分析范式。其次，構建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與繼承經濟學的科學方法，即唯物辯證法、二重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實證方法、歷史方法和科學抽象法。再次，構建中國經濟學應當采用以生產方式這一基本范疇為核心的經濟學的一整套概念體系。如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社會經濟結構和上層建筑等，再如生產條件、勞動方式、生產形式、生產的社會形式，以及資本、商品生產、市場機制、工業經濟、利潤、利息、工資、地租等等。最后，構建中國經濟學必須批判與繼承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經濟學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既包括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未來社會主義經濟實現形式的具體結論，也包括關于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特征的基本原理。對于前者，我們當然是不能照抄照搬的，如單一社會所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等，而對于后者則應當始終堅持、科學繼承，如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建立自由人聯合體、重建個人所有制、實行對生產的有意識的社會調節、實現社會生產按比例協調發展和實行按勞動者貢獻分配等，這些基本原理應當而且必須成為構建中國經濟學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成果。作為中國化的經濟學，中國經濟學應當而且必須以中國問題為導向，應當而且必須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生產關系，應當而且必須總結中國社會主義經濟轉軌與經濟發展的實踐經驗，應當而且必須總結與升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成果。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既不只是生產關系，也不只是資源配置，它應當而且只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因此，中國經濟學應當研究當代中國的勞動方式、生產形式及其社會形式，應當研究當代中國的社會生產關系。在此基礎上，應當總結與升華一系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成果，如新型工業化理論、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論、社會主義本質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配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理論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等等。毫無疑問，這些重要的理論成果都是構建中國經濟學的重要思想基礎與理論來源。
現代經濟學范文2
內容摘要:本文基于一個混合經濟框架,利用效用函數概念定義了個人生計函數概念,然后指出可以用某種形式的社會福利函數來詮釋民生問題。最后指出解決民生問題與最大化社會福利函數類似,需要國家或社會在環境建設、公共資本積累、社會生產技術研發投入、社會教育投入之間權衡。
關鍵詞:民生問題 效用 個人生計 社會福利函數
“民生”與社會福利函數
如果民生就是指“國民的生計”,“生計”一詞應當包括目前的生活狀況與對生活的籌劃兩重含義,那么可以據此定義“個人的生計”這樣的概念。本文認為“個人生計”就是一種特殊的效用函數―包括環境因素和未來發展因素在內的效用函數。
福利經濟學是現代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大體屬于微觀經濟學范疇,福利經濟學的核心概念是社會福利函數。社會福利函數與社會每個成員的效用有關,但反映的卻是社會整體的效用水平。如前所述,如果將個人生計解釋為某種特殊的效用函數,那么就可以將民生(國民的生計)解釋為某種社會福利函數。
從個人效用(函數)到社會福利函數的研究到現在也還是現代經濟學的一個難點。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羅證明了嚴格滿足一定理性要求的社會福利函數是不存在的論點,也就是說人們從理論上可以找到描述個人效用的合符理性的函數,但不可能找到完全合符理性的描述社會整體福利水平的函數。這引起了政治經濟各個領域學者的廣泛興趣,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森證明了如果對個人效用函數(個人偏好)加以一定的限制,就可以避免阿羅的不可能性。
本文認為可以借用效用、社會福利函數等概念來詮釋民生思想,并且可以借鑒福利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等現代經濟學的成果來幫助研究民生問題。
民生及其相關思想的數學模型表述
(一)效用、個人生計與個人決策
我們首先定義“個人生計”函數:
(1)
(1)式中u就是效用函數,其自變量為c(為方便計,此處正文中省略了變量的下標t,以下同)與V,c是個人當期消費的物質產品,V表示當期的環境指數,如工作生活環境、安全感、人際關系等;效用函數對兩個自變量的一介導數大于0,二階導數小于0,滿足邊際效用遞減律;e-λt代表貼現―比較未來的效用而言人們更為重視當期的效用;T表示公民個人的生命期限。為簡化,可設效用函數的具體形式為:
每個人的偏好不同,比如有人更重視生活環境,而有人更重視實際消費,可用不同參數α1,β1來表示。
個人的當期消費決定于個人收入與儲蓄,而環境指數決定于政府或者社會在環境建設方面的投入:
(2)式中y為個人收入,s為個人儲蓄率,假設每期不同;(3)式中IVt表示公共部門(政府或社會)用于改善環境的投入,這里假設環境建設投入是邊際遞減的。
設生產是社會性的:(4)
(4)式中A代表當期的技術水平,K、H代表當期用于生產的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這是一個混合經濟,總資本K等于公共資本(比如國有資本)加上每個人擁有的物質資本之和,H等于每個人的人力資本之和 :
kn為個人n擁有的資本,每個人可能不同,N為總人口,Kg為國有資本;hn為個人n擁有的人力資本。設資本市場與勞動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全社會的生產是規模效益不變的,那么分配將按照要素的邊際貢獻進行,再假設稅收僅與個人總收入有關,稅率每期可以不同,但每個人的一樣,由此可得當期的個人收入與公共收入:
N代表總人口,r代表稅率,ytn代表第n個人t時期的收入,與宏觀經濟量及個人擁有的資本、人力資本及稅率有關,Ytg代表公共收入,由公共資本收益與稅收組成。
由(7)式與(2)式容易算出個人消費與儲蓄,而儲蓄將被用于增加個人資本及人力資本,這些增加量可以提高下一期收入;個人用于資本的投資可以直接增加個人的資本存量(不考慮折舊),而個人用于增加人力資本的投資,不但取決于個人的投入,也取決于社會教育水平的高低,并且存在邊際收益遞減,如式(9)―(11) :
E表示社會教育水平的高低或者說人力資本生產的效率,這里假設個人人力資本生產也是邊際遞減的。國家收入將被用于改善人們的環境、增加國有資本、提高全社會的技術水平及提高教育水平:
(13)式表示環境質量(廣義)與投入有關,并且是邊際遞減的,如果沒有投入環境會變差。(15)式、(16)式表示教育水平、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也需要投入。
在假設人是充分理性的條件下,并且所有信息是完備的―每個人都了解各期的宏觀經濟變量K、H、A及Y,以及公共變量V、E,個人決策就是在每一期的個人收入y中分配消費c、資本投資ik及人力資本投資iE,使得個人生計函數最大化,這在數學上可解,這里省略了區分個人的下標n:
(17)是一個演化的動力系統,每個人的行為都可由這樣的系統來描述,所以一共有N個這樣的系統。于是,個人生計就決定于其效用函數形式、資本與人力資本的初始值、環境質量指數、教育水平、以及宏觀經濟變量。
(二)社會福利函數、民生與公共決策
在這個模型中,公共(國家)決策就是決定每期的稅率以及國家收入在改善環境、增加資本、提高技術與提高教育四者之間的分配。如果能夠確定一個社會福利函數,并且知道所有個人的偏好及其行為模式與初始狀況,知道模型涉及到的所有宏觀量與公共量的初始值,那么理論上就有可能根據(12)式―(16)式求得使一定時間(0―T)內民生最好的方式。但是,這里存在著諸多困難。
首先,如前所述,根據阿羅不可能定理,在對個人偏好沒有任何限制的情況下,符合理性要求的社會福利函數的存在性是一個問題,同樣“民生狀況”函數的存在性同樣如此。其次,即使按照森的觀點,對個人偏好給予一定限制,社會福利函數可以存在。但具體取什么形式?由誰、怎樣來決定?也是一個理論上的難題。
現代經濟學認為,社會福利函數最基本的形式有三種。一種是追求效率的,認為社會福利函數值就等于所有個人效用的加總,但是這種形式的問題在于有可能總量增加了,但是大多數人的效用下降了,少數人的效用急劇增加了,這不符合民生思想的本意;另外一種形式是將所有人的效用相乘,這是注重公平的一種社會福利函數;此外還有一種所謂的羅爾斯型的社會福利函數,這種觀點認為社會福利函數取決于效用水平最低的那部分人的效用。
如果社會能夠合理決定社會福利函數的形式,那么改善民生就可以有理性的辦法。因為理論上只需要比較不同資源配置的手段所帶來的社會福利函數的大小,或者使其最優,就可以做到現有條件下的“至善”―民生狀況最好。具體采取什么形式以及如何決定都取決于社會制度,正是公共選擇理論研究的重點。本文認為在效率與公平并重的情況下,一般可以取加型社會福利函數與乘型社會福利函數的某種混合。由此,可采取民生函數的如下形式:
θ是權重,表示社會對公平與效率各自的重視程度。結合所有個人的動力系統及(12)―(16)式,就可以找到使民生最優的辦法。
啟示與進一步的討論
本文通過定義個人生計函數最終用社會福利函數對民生問題進行了詮釋。民生―國民的生計是每個人生計的某種總和,而每個人的生計不但取決于其初始資本與人力資本以及在當期消費、個人資本積累、個人教育投資之間分配他的收入的方式,還取決于環境質量、社會教育效率、社會生產技術水平、社會總資本和總人力資本。每個時期個人收入有限,在完全理性、完全信息和要素市場完全競爭的假設條件下,個人可以最大化其終生效用,亦即個人生計。但是,如何使得國民生計―民生止于至善,是一個更加復雜的問題。
從本文的簡單模型可以看出,要徹底解決民生問題或者說要使民生在現有條件下最優,需要如下條件:要對所有社會成員的資本與人力資本擁有量和偏好(效用函數)有一個全面的了解,這一點在現實中很難真正做到;在假定森的理論的前提得到滿足的條件下,以合理的程序找到一個合理的衡量民生狀況的函數,模型中假定民生是強調效率的加法型社會福利函數與強調公平的乘法型社會福利函數的某種混合,但即使是這樣,兩者的權重如何確定仍然是一個難題;政策透明化,使每一個人都能夠了解宏觀經濟變量與其他公共變量的未來走勢,并使每個人都懂得如何最大化其個人生計;在稅率確定、社會收入在環境建設、社會資本積累、教育投資、社會生產技術投資之間權衡,以使所確定的民生函數達到最大值。
參考文獻:
1.高鴻業.西方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2.何玉長.民生問題是中國經濟學之根本問題.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3
現代經濟學范文3
[關鍵詞]契合；經濟思想史；歷時性；共時性；主流和非主流
[中圖分類號]F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2826（2013）01-0087-09
知識的契合要求表明，理論發展的途徑不應該通過知識的高度專業化及單一思維的絕對深化，而是更主要依靠人類所積累的知識之間的互通和整合。對社會科學更是如此，因為每個社會科學往往是基于特定的視角或層面來審視共同研究的課題。當然，理論的發展除了要對共時性知識作跨學科的橫向契合外，更重要的是要對歷時性知識作學科內的契合。究其原因，學科內的歷時性知識提供了更為集中的研究視角、歷史背景以及分析工具，提供了理論深化的基本軌跡。因此，要提升對社會經濟現象的認知，就要獲得足夠的相關知識，而其中的重要途徑就是潛下心來對前人的思想和文獻做細致的梳理。波蘭尼就曾指出：“科學家……只要他同自己的智識良心進行搏戰，他總會考慮到與整個科學的傳統進行接觸――事實上便是與他引為典范的所有過去的科學家，與所有承認他在進行探索的在世的科學家，與所有他打算為之而建立新學說的未來的科學家――進行接觸”。
事實上，整個科學理論的發展都是建立在學術傳承的基礎之上，即使在自然科學中那些看似完全對立的理論，新理論的確立也是建基于對舊理論的深入解剖而不是憑空構造之上。否則，如果學術“不再尋求對話，彼此肯定完全脫節，雙方當然就沒有共同語言”，又何以有理論的發展？相應地，就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而言，其理論發展更需要契合經濟史及經濟學說史的知識。一者，如熊彼特所說，“因為每個社會學家或經濟學家，不管他對純理論多么嗜好，總離不開事實，而大多數事實，照我們看來，必然是歷史性的。”二者，如貝拉等所說，“與社會整體掛鉤的社會科學，必須是歷史的和哲學的社會科學。狹義的專業社會科學已經提供了關于當代社會的多方面的有價值的信息，但是它同時又缺乏或沒有歷史感。社會科學家在提供關于過去的信息方面是足智多謀的，所提供的信息和他們關于現在的發現相差無幾?！?/p>
然而，現代經濟學教材卻將歷時性演化的各個理論放在同一個共時性的平面框架中，從而抽去了理論的時代性、主觀性和規范性，而留下一堆沒有人文思維的技術性骨架；正因如此，教材上的經濟學原理往往蛻變成為脫離現實的說教，并遮蔽了我們對真實世界的認知。顯然，要緩和這一弊病，就需要加強經濟思想史的教育和研究，“為往圣繼絕學”本身就是學者的本色。事實上，有機契合本身就包括了借鑒和反思這雙重含義，從而需要注重知識的繼承性和積累性；特別是，如果說基于常規科學范式的研究比較適合自然科學的話，那么，對前人思想的討論、爭鳴和反駁的批判式研究更是社會科學的基本發展途徑。是以本文基于思想史的梳理來對現代主流經濟學進行反思。
一、經濟學界對思想史的認知
經濟學是研究經濟現象的發生、發展規律，這種規律來自于經驗事實又超越經驗事實；因此，要透過當前的經濟現象而揭示內在規律，就需要梳理經濟事實的發展歷程，而歷史則是經濟學家探究經濟規律的一個重要材料來源。同時，對特定歷史事實的研究構成了特定時期的經濟學說，它是對歷史事實的提煉和概括，從而有助于后人了解當時的社會經濟現狀，因而經濟學的研究也要充分關注這些學說史上的思想。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學家本人也是他自己世道和所有以前時代的產物，經濟分析及其成果必然受到歷史相對性的影響。這意味著，經濟學說史的學習必須結合對經濟史的了解，兩者的結合才會真正有助于經濟學家對經濟規律的探究和深化。正因如此，熊彼特說：“如果我重新開始研究經濟學，而在這三門學科中只許任選一種，那么我就選擇經濟史。我有三條理由：首先，經濟學的內容實質上是歷史長河中一個獨特的過程。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的經濟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包括當前的經濟現象）。其次，歷史的敘述不可能是純經濟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屬于純經濟的‘制度方面的’事實：因此歷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讓我們了解經濟與非經濟的事實是怎樣聯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種社會科學應該怎樣聯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經濟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錯誤，大部分是由于缺乏歷史的經驗，而經濟學家在其他條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p>
不僅是熊彼特，包括像帕雷托、阿羅、阿萊這樣的數理經濟學家，也都強調歷史的重要性。例如，阿萊說：“如果為了理解經濟學，人們必須在掌握經濟史或掌握數學和統計學之間作出選擇，那么毫無疑問他們應該選擇前者”；因為“歷史事實、學說和經濟思想是最具指導性的，別的什么都不能與之相比。無論是經濟制度、實際收入的變化、貨幣現象、人口統計、國際關系、意識形態，還是這些因素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它們的因果鏈接，沒有什么比這些更重要了?！痹诤艽蟪潭壬希枷氡旧砭褪菤v史的產物，因而思想史和歷史往往也是同步發展的。經濟思想史家斯皮格爾就指出，“思想史其實只是……經由人類頭腦過濾之后才反映為一般的歷史”。為此，熊彼特、阿萊等人都認為，經濟學研究至少需要四個方面的知識：理論、歷史、統計和經濟社會學；并且，他們都更為強調歷史的重要性。當然，一般學者似乎都傾向于把這四個方面看成是獨立和平等的，但實際上，這四個方面卻是渾然一體的，并且又是存在層次之分的。
一般地，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包含了四個層次，它們都涉及歷史和思想史的知識。首先是方法思維層次，這是研究者觀察和思考社會現象的哲學理念和基本視角，是演繹主義還是歸納主義，是因果探究還是功能分析，是演化的思路還是均衡的分析，是整體主義的還是原子主義；顯然，通過對學術史的梳理，可以更清晰地認知到各種方法的優劣和適用性，以及目前方法形成的社會歷史背景。其次是理論素養層次，這要求研究者通曉各個不同甚至對立的理論，了解它們所站立的背景、哲學理念以及觀察的側面，并能提出自己的觀點、思維；顯然，通過學術史的學習，更便于對理論來龍去脈的梳理，并便于結合其他社會科學的理論，從而更有利于理論的全面性。再次是工具表達層次，有了思想和觀點就需要表達出來便于與他人交流和傳播；顯然，通過學術史的學習，就可以發現多種多樣的分析工具：文字邏輯的、圖表矩陣的、數學模型的，并且，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不同工具使用的適用性，便于在闡述自己的理論時更好地進行表達。最后是實證檢驗層次，這一層次是對理論的檢驗，可以運用案例調查或者統計分析的方式；通過學術史的研究，我們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由統計實證得出的社會規律的適用性及其缺陷。事實上，拉弗曲線、奧肯定律、恩格爾定律、工資鐵律以及格萊欣法則等都具有嚴格的適用條件。宏觀經濟學基本理論則認為，增發貨幣可以促進就業，但顯然在不同環境下結果可能完全不同，因而就不能簡單地運用某些局部的數據來實證分析得出一般性的理論。
而且，任何理論都是一定時代背景下的產物，都體現了特定背景下的主體對社會現象的認知，如果離開了時代背景、離開了特定的主體，那么理論就成為毫無生氣的一堆骷髏：沒有思想、沒有內容，更缺乏理念和目標，而只留下形式。米爾斯就指出，經濟學中那些影響延續若干世紀的觀念都具有一個關鍵特征：“它們――至少就它們在人們心目中的現象來說――幾乎都是一些清晰、簡單并且對每一個智力尚可的相關人士來說都可以理解的觀點”；但“事實上，幾乎所有曾對經濟思想的發展有所貢獻的人，其工作和著述都經歷了很長的時期，經常是經歷了幾十年，其問它們的思想觀點逐漸成熟和變化。在他們就這些思想著述的時候，他們不僅清楚地知道這些思想的長處，而且清楚地知道它們的短處和需要與它們相配套的先決條件以及它們的限定范圍。然而，一旦這些思想滲透到公共領域，往往就會被簡單化。經過多年研究才能認識到的那些先決條件、限定范圍和微妙差別，往往會遁為烏有。”同樣，熊彼特也寫道：“既然歷史是經濟學家材料的一個主要來源，同時由于經濟學家本人是他自己時代和所有以前時代的產物，經濟分析及其成果必然會受到歷史相對性的影響，問題只在于影響程度的大小而已?！虼思词菇洕鷮W家自己不是經濟史學家，僅能閱讀別人寫的歷史報告，他們也必須了解這些報告是怎樣產生的，否則就不能評價其真正意義。”此外，?？藗惖潞秃詹貏t認為，“人類只能按照他們曾處的位置來判斷他們現在所處的位置；而且，由于歷史是人的研究，我們忽略歷史便是以冒著不理解我們自己的風險為代價的?！边@就是說，我們探討任何理論都必須弄清楚它背后的東西，這主要包括主體的基本思維及其提出該理論或分析框架的目的，離開這一點，我們根本無從真正理解理論。
不幸的是，自從邊際革命始，西方主流經濟學就逐漸拋棄了對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進行剖析的思路，而將研究對象逐步限定在稀缺資源如何配置這一問題上；接著，經過幾代人為建立“純”經濟學的不斷努力，經濟學最終成為只專注于“個人致富發財”的微觀技術。正是由于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起以普遍化假設為基礎，而專注于理性模型的構建或者通過對現時、現世問題的計量分析來論證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合理性，因而它就逐漸拋棄了研究方法和知識素養這兩個主要層次。斯特拉斯曼就寫道：“目前的經濟學知識來自越來越準確的分析進化過程，在一定程度上是計量經濟學與數據收集的技術進步以及數學發展的結果?！毕鄳?，新古典經濟學也就拋棄了自身的發展史，把建立普適性的數理模型視為理論的，而把那種反對將個人物質利益內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張歷史地分析具體經濟活動中人的行為及其動機的經濟學視為缺乏理論的。而且，在功利主義和科學至上主義的主導下，承襲新古典主義思維的經濟學就日益鼎盛，從而成為主流經濟學；相反，那些對現實制度以及新古典經濟學持批判態度的則被稱為非主流經濟學，或是“異端”經濟學。尤其是，受主流化效應的引導，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子熱衷于遵從新古典經濟學的常規范式，并逐漸舍棄其他社會科學和經濟思想史的知識素養，以致現代經濟學的思想越來越空洞化，形式越來越僵化。其實，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大量運用數學以求經濟學達到所謂硬科學的要求，從而導向了經濟學的抽象化分析取向；但是，正如沙克爾指出的，“經濟學不可能成為一門計算結果的精確科學。它本性是成為批判性的想像的題材，本質上適合文字從書面表達的題材，如同它自己的歷史一樣?！?/p>
二、基于思想史對經濟學科的審視
基于思想史的契合，不僅有利于經濟學的學術研究，而且有助于對經濟學科進行全面審視。事實上，通過對經濟思想史的梳理，我們可以深深地認識到，不僅經濟學本身具有非常廣泛的研究內容，甚至往往與其他社會科學密不可分地結合在一起；而且，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也決不僅限于現代主流經濟學所推崇的成本一收益分析，分析工具更不主要是基于數學符號的均衡分析，或強調實證的功能性分析。一者，就經濟學研究內容而言，經濟學的發展歷程表明，目前紛繁蕪雜乃至相互排斥的經濟學各分支和各流派原本是統一的，它們有一個共同源頭。經濟學的內容根本上包括了兩個方面：一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資源的配置問題；二是人與人的關系方面，主要關注具體社會關系中人的行為。不幸的是，自新古典經濟學以后，這兩方面內容卻越來越分裂了，并形成了兩個越來越對立的學科。二者就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而言，早期經濟學大多走跨學科的交叉道路。凡勃倫指出，“對于任何對經濟現象感興趣的現代科學家來說，人類文化的任何特定階段所包含的因果鏈條、在人類行為結構中由于習慣性行動積累起來的種種變遷，比起那種把人類行動看作是在給定的正常、不變的條件下不斷地平衡快樂與痛苦的方法來，顯然更能引起人們強烈而持久的興趣。前者是種族或社群的‘生命史’的問題，是關乎文化傳承發展和世代命運的問題；而后者則是這種文化發展歷程中的某些給定情境下的個人決策問題。前者是人類處理其生活的物質資料的行為體系及制度的連續性和可變性的問題；后者，如果按照快樂主義的看法，關注的是社會個體成員的一段段的感官經驗?！?/p>
然而，現代主流經濟學卻割斷了思想史的傳承，而熱衷于一個普適性的常規范式。事實上，現代主流經濟學界普遍信奉這樣的觀念：“如果足夠多的人足夠強烈地相信一個陳述，那么，這個陳述就構成了知識?！毕鄳?，既然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為當前大多數人所信奉，并且為主流學者提供了經濟行為分析的基本路徑和分析工具，那么，大多數經濟學人也就理所當然地認為，新古典經濟學范式是值得仿效的，那只形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拜物教。那么，這種一元化的研究范式果真可取嗎？拉卡托斯指出，“思想史告訴我們，許多人完全虔誠荒唐的信仰。如果信仰的強度是知識的標志，我們就不得不把關于神靈、天使、魔鬼和天堂、地獄的某些故事看作知識”；“因此，即使一個陳述似乎非?！欣怼恳粋€人都相信它，它也可能是偽科學；而一個陳述即使是不可信的，沒有人相信它，它在科學上也可能是有價值的。一個理論即使沒有人理解它，更不用說相信它了，它也可能具有至高的科學價值。”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當前經濟學界普遍信仰和盲目仿效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乃至形成了方法論導向的研究，結果，就嚴重窒息了思想的生成，導致了經濟理論的萎縮。
尼采曾指出，流行的一般都不是真理，而只有經過長期思考的才是真理。利奧塔爾則強調，懷疑是科學進步的結果，而這種進步也是以懷疑為前提的。事實上，一些具有巨大貢獻的科學家們甚至對自己最偏愛的理論也常常表示出高度的懷疑；為此，拉卡托斯說，“科學行為的標志是甚至對自己最珍愛的理論也持某種懷疑態度。盲目虔信一個理論不是理智的美德，而是理智的罪過?！苯洕鷮W的發展也是如此，經濟學正是在反思和批判中才得以不斷前行的。而且，流行的新古典范式自誕生起就遭受各種批判，經濟學帝國主義運動的興起更是遭到諸多科學哲學家和方法論專家的批判。M.鮑曼就寫道：“正是在經濟學（經濟人）分析思路樂觀自信的擴大過程中，人們也聽到了對其行為模型普遍適用性越來越多的懷疑聲。人們質疑經濟人模型作為一般社會科學研究計劃的惟一基礎是否還能滿足也必須針對經驗理論‘硬核心’提出的經驗合適性最低條件。在試圖將經濟行為模型使用到人的任何行為的過程中，人們無法再對相反的事實視而不見。這一模型中的理性效用最大化行為往往是例外而不是慣例。”
那么，如何對主流的學術取向進行反思呢？其中一個根本途徑就是，分析社會經濟的演化史并從中剖析相應的思想根源。黑格爾就指出，“思想的活動，最初表現為歷史的事實，過去的東西，并且好像是在我們的現實之外。但事實上，我們之所以是我們，乃是由于我們有歷史，或者說得更確切些，正如在思想史的領域里，過去的東西只是一方面，所以構成我們現成的，那個有共同性永久性的成分，與我們的歷史性也是不可分離地結合著的?！倍?，基于思想史的學科反思對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來說尤其重要，因為正如前面指出的，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理論體系都是與特定的時代相適應的，從社會環境的歷史變動中就可以探析經濟學的主要研究領域以及相應的研究方法。但是，現代主流經濟學卻試圖撇開社會環境而研究抽象的個體理，同時又熱衷于尋找一種普世性的技術分析工具；結果，就將經濟學分析與歷史和思想史割裂開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忽視了對歷史和思想史的梳理，現代主流經濟學就背離了經濟學科的根本特性。因此，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貌似強大，但在眾口為經濟學抽象化分析鼓噪的聲浪中，我們還是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和學者一貫的治學態度，以批判和反思的態度來真正審視流行的理論。
事實上，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無論是在研究對象還是相應的研究方法上，都與自然科學存在根本性差異。一般來說，自然科學知識的積累具有明顯的進步性質，因而自然科學家的興趣主要集中在各門學科的最新發展上，并且大都相信，在他先輩們從事的工作中幾乎沒有湮沒什么有價值的東西；相反，社會科學的歷史不是按在時間中進步的序列發展的，無法用自然科學的進步標準進行相應的處理，而且，社會科學的每一種現代方法幾乎都有其古遠的歷史起源，因而研究經濟史的經濟學家卻常常會碰到很有啟發性的見解以及有用的教益。這意味著，諸如亞里士多德、柏拉圖以及斯密等人的思想和理論都值得后人認真地進行梳理。實際上，正如斯坦利?L?布魯指出的，“經濟思想的演變好像是螺旋式前進。確實經常有一些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與以前的理論和政策有相似性，但它們卻是在不同的環境和不同的層面上被提出來的?！崩纾姑軐嶋H上已經發現并指出了目前流行的委托一機制的特點及其問題，不過，由于歷史的原因只是到了選擇自由得到承認的今天，新制度經濟學和信息經濟學才再次將之提升和發展。再如，歐文、穆勒、李斯特很早就闡述了人力資本觀點，但也一直默默無聞，直到20世紀60年代以后由于知識成為關鍵生產要素以及勞動力的異質化加劇，這個理論才被舒爾茨和貝克爾等人所重新闡釋，從而促進了經濟學理論的發展。
同時，由于社會現象比自然現象要復雜得多，影響因素也多得多；因此，兩者的理論研究取向也存在差異：研究社會現象要防止復雜事情簡單化，研究自然現象則要防止簡單事情復雜化。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的抽象化研究時要更為慎重，社會科學的理論抽象不能完全脫離具體經驗事實；特別是，社會環境往往處于一個否定之否定的變化過程中，理論抽象也應該與此保持歷史的一致性。譬如，中國目前的工業化形勢與斯密、穆勒、馬克思等所處的古典時代就具有很多的類似之處，因此，盡管斯密、穆勒、馬克思的分析可能與西方社會的現實越來越相脫節，對當前中國問題的刻畫和分析卻極具啟發意義。再如，美國當前在世界的霸權行為和國際法的制定也與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具有極大的相似性，了解當時的諸子謀略也便于對當前國際走向的分析。其實，理論的抽象是科學的抽象，而不是“為抽象而抽象”；抽象應該是基于具體的抽象，因為社會科學首先是要處理具體的社會現象。這意味著，研究要強調科學化但不是惟科學主義、研究要有一定的形式但不是形式主義。也即，理論研究要謹防落入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陷阱，任何東西一旦上升到“主義”的層次，就開始了異化的發展。事實上，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根本危機也正在于它越來越形式化，并已經形成了越來越強烈的帝國主義傾向；結果，其發展也就成為越來越脫離現實的極端抽象化思維方式，成為純粹的數字游戲，從而窒息思維的自由交流。
三、主流和非主流經濟學的思想史辨析
基于經濟史和經濟學說史的契合，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對經濟學科的演化和現狀，更好地認識現代經濟學的結構體系，更好地認識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優點和不足，從而避免盲從主流而窒息思想的火花。庫恩等就指出，“我們每獲得一點知識，都伴隨著相應的損失，這樣一來就不可能斷定什么時候我們進步了，甚至不可能斷定我們是否在進步?！倍诮洕枷胧肺覀兛梢愿羁痰乩斫膺@一點。事實上，當前經濟學中往往存在截然的主流和非主流、正宗和異端之分，而且，主流經濟學往往標榜自己是前沿的，代表可進步和未來的發展方向。但顯然，這也正是經濟學本身不成熟的表征，有人甚至宣稱，經濟學家們只是因為信仰才墨守正統經濟學的。
一者，既然存在其他非主流的思想，也意味著存在能夠證偽這種主流理論的材料，那么，主流經濟學又何來科學性而言？事實上，我們又有誰發現數學、物理學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而且，盡管法學、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等社會科學也會形成多數研究的氛圍，但它們從來沒有宣稱它們擁有一種關于世界的通論，如社會學就有家庭社會學、工作社會學等等。相反，大多數學科中一直都存在強烈的反正統力量，如生物學等學科中就存在還原論以及進化選擇的適當單位等爭鳴，這些都有力地維護了這些學科的活力。然而，現代主流經濟學卻相信不可分的個體是行為的基本粒子，而始終把個人意圖和偏好的心理或社會基礎等等排除在學科的討論之外。試問：如果抽掉那些毫無實質內容的模型框架，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模型分析又能留下什么呢？
二者，正統和異端的區分意味著現代主流經濟學也把自己當成了憑信仰而非邏輯的基礎，以致一些經濟學“泰斗”的著作、觀點只能被解釋而不能被懷疑，反對它的都成了異端。事實上，1973―1978年間在美國主流或正統經濟學刊物上發表的文章中，只有三篇試圖否證已有的假說，只有極少數經濟學家真正敢于對正統觀念提出挑戰。當然，由于學術學院化之后，真正為求知而探索的學者越來越少了，大多數經濟學家的主要興趣在于職業和地位與學術聲望等其他個人目標。顯然，由于這些東西往往要通過依附一定的學術團體才能獲得，因而年青經濟學人就被迫在正統和主流的框架中進行研究，而不敢越雷池半步，從而限制了他們對經濟科學的貢獻，也限制了經濟學的實質發展。而所有這些問題，借助于經濟思想史，我們就容易看清楚。布勞格寫道：“經濟學史揭示，經濟學家也像任何人一樣容易錯把糟糠作小麥，當它們擁有的一切是一系列復雜的定義或偽裝成科學原則的價值判斷時，就宣稱擁有了真理。除非研究經濟學史，否則就無法完全了解這種傾向?？梢钥隙?，現代經濟學提供了大量空洞的理論、標榜為科學的遇見或具有隱蔽的價值前提的政策建議?！?/p>
其實，從經濟學說的發展史上看，所謂的主流也是在不斷變更的，現在成為主流的那些理論往往就是以前的非主流，甚至是受排斥的異端。這意味著，主流的東西并不一直就是對的，今后也一定不會一直是主流。譬如，現代的主流就是20世紀20年代到60年代期間世界范圍內掀起的國民經濟計劃化的產物，國民經濟的計劃要求日益精確的資源統籌、線性規劃乃至日益細化的投入一產出表格設計，這導致了數量經濟學的偏盛；但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各國的實踐已經開始證明了這種設計是“致命的自負”，它源于建構理性主義的思維，因而也日益為社會實踐所拋棄。然而，盡管實踐已經改弦易轍，但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卻依然一成不變地因循守舊，甚至還有變本加厲的趨勢；只不過，經濟學的研究目的開始有了轉變：不是為了政策應用，而是變成了象牙塔內的游戲。所以，加爾布雷斯指出，思想從本質上說都是保守的，它們不會屈服于其他思想的攻擊，卻會屈從于它們難以應付的環境的巨大沖擊；正是每次大的社會環境的變動，才最終能夠促成經濟學的真正發展。事實上，正是由于思想的僵化性和保守性，每當一個新環境的來臨都必須產生一種大規模的爭論，從而才促進經濟思想和理論發生陣痛性變革；顯然，這也是經濟學說史上之所以形成四次革命、四次綜合發展軌跡的緣由。有鑒于此，筆者認為，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不應該為當前的所謂“主流”所牽引，而更應以反思的態度相對待；只有當知識分子堅守這種學術態度，經濟理論才可以不斷取得進步，或者說，學術研究才可以形成持續的擴展秩序。
同時，由于主流學說已經越來越定型和僵化，我們往往就只有從非主流中才更容易獲得新的思想洞見?？v觀經濟學說發展史，那些被稱為“天才”的人物往往都處于非主流的邊緣地位，從戈森、古諾、杰文斯、凡勃倫到凱恩斯都是如此；而且，絕大多數思想大師都是通過與這些處于邊緣地位的學者進行交流，或者梳理以前那些非主流文獻的基礎上而形成自己的系統洞見。譬如，諾思在伯克利讀書期間就是一個激進的者，所以他后來說，“對我影響最大的教授全來自非主流的正統經濟學之外?！焙振憷柙赋?，一般真理的命運是，以異端邪說開始，以迷信告終；經濟學的發展歷程正表明了這一點，經濟學的任何發展都是建立在對以前理論的反思基礎之上的。當然，要進行卓有成效的批判，首先要對理論出現的前因后果進行梳理，勞丹強調，“在對任何一個學說的歷史發展（以及該學說的競爭對手的發展歷史）沒有充分了解之前，不能作出任何切合實際的合理評價。”因此，通過對經濟思想史的梳理，特別關注已經逐漸被淡忘的那些非主流的思想，將對理論的發展和思想的萌發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事實上，如果真正通曉了經濟思想史的發展過程，特別是如果拋開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思路；那么，我們就可以發現，“實際上，我們必須首先假定，經濟學不過就像經濟學家和同時代的人們所認為的那樣：其現代定義毫無‘科學性’可言，而且就像它的歷屆前人一樣，它很可能再次改變?！?/p>
因此，經濟學說發展史告訴我們，不能以靜態的、單向的思維來看待現代主流經濟學，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更不能為所謂“主流”范式所牽引。事實上，經濟學無論是研究對象還是研究方法都處于不斷的變動之中，經濟學本身就是針對具體社會狀況而產生的一門學問，它的根本特點就是現實性、致用性和批判性。例如，目前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本身就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一方面，是經過了古典經濟學時期國民財富的生產已經取得了極大成功，從而經濟學開始把注意力從財富創造轉移到資源配置方面來；另一方面，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物質資本的匱乏，導致了如何最佳使用這些資源成為經濟學關注的焦點，從而極端地發展了數理化的傾向。不幸的是，盡管任何真正的認知都來源于基于新的實踐對過去理論的反思，并且作為一個致用的經濟學根本上也就是對現存社會制度中內含缺陷的洞悉；但是，新古典經濟學卻撇開了這種對制度變遷以及人性發展的關注，而在一個冷冰冰的世界中分析原子人的行為。其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凱恩斯經濟學之所以能夠取代老制度經濟學，除了當時的制度主義者并沒有提供有效解決蕭條的可操作的方案外，更重要的是凱恩斯經濟學沒有涉及制度變革問題，從而減少了人們對資本主義生命力的懷疑；特別是，麥卡錫主義和冷戰的興起造成了一種對任何改造資本主義制度的思想都富有敵意的政治氣氛。顯然，經濟思想史提醒我們，應以反思的態度審視現代主流經濟學，只有這樣，經濟理論才能不斷進步，經濟學科才能不斷發展。
四、結語
理論尤其是社會科學的理論應該建立在對各類知識之有機契合的基礎之上，這種契合是建立在對主流理論進行反思的基礎之上；而要對一個學科進行卓有成效的反思，則首先必須對該學科的發展史進行梳理。事實上，絕大多數科學哲學家如庫恩、勞丹、夏佩爾等都把歷史看成是對科學作出哲學斷言的來源或至少是部分仲裁者；對自然科學如此，對社會科學更是如此，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首先必須要建立在學說史和社會史的學習上。究其原因，自然現象僅僅是現象，它的背后并沒有思想，從而也就不要求科學家認識自然事件背后的思想；而社會現象卻不僅是現象，它的背后還有思想，任何社會現象在一定意義上都是由人的思想所指導的，因而這就要求社會科學家必須吃透實踐背后的思想。例如，偉大的歷史學家柯林伍德就強調，史學家之所以關心歷史事件，僅僅在于歷史事件反映了思想，表現了或體現了思想；在他看來，一切歷史都是思想的歷史，因而“史學的確切對象乃是思想，――并非是被思想的事物而是思想本身的行為。”正因為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歷史是不可分離的，因此，經濟學的理論發展必須注重思想史和經濟史的梳理。
現代經濟學范文4
【關鍵詞】 產業經濟學 案例教學 創新思考
一、現代產業經濟課程特征及案例教學方式的實踐意義
產業經濟學的應用性與實踐性較強，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其在國內經濟學科中的地位得到了穩固提升?，F代產業經濟學的課程內容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基本理論，主要包括產業組織理論、產業結構理論以及產業關聯理論等；二是理論應用，主要涉及產業政策。其中，基本理論部分以傳統的SCP范式（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市場績效）為基礎，主要研究相關產業以及產業內企業間的行為、關系等問題，而理論應用部分則主要針對產業的實際問題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二者與實際聯系緊密。
1、現代產業經濟課程特征
（1）理論體系豐富。我國的產業經濟學體系在很大程度上與日本的產業經濟理論體系類似，其理論涵蓋了產業組織、產業結構、產業關聯、產業布局等眾多產業領域，而細化到每個領域其理論體系也十分豐富。其中，就產業組織領域而言，其理論就包括哈佛學派、芝加哥學派等在內的眾多理論體系；而產業結構理論體系則由庫茲涅茨、克拉克、霍夫曼等人的理論成果構成。事實上，產業經濟學的理論體系較為龐大，若授課過程中僅注重于理論的傳授難免有些枯燥，不僅會花費過多的時間在理論的傳授上，其教學成效也較低，而且學生掌握相關理論知識的難度也較大，學習積極性不高。
（2）應用難度高。產業經濟的眾多理論研究均以定量分析為主，并以圖表的形式加以呈現，通過圖表等的展現能讓抽象的理論具體化，但圖表本身往往比較復雜，尤其是在實際的分析過程中其掌握難度偏高。另外，數學知識在產業經濟學中的運用也十分廣泛，在企業定價、市場結構及公司結構決定因素等的分析過程中，數學推導以及統計模型的運用十分普遍，鑒于此，產業經濟理論的應用難度普遍較高。
2、案例教學方式的實踐意義
產業經濟學具有理論體系豐富、應用難度高等特點，過多的理論抑或單純的模型傳授略顯枯燥，學生掌握起來也比較困難，但若將國內外的熱點案例引入到教學過程中，無疑會在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同時，培養他們的案例分析能力，強化其對基本理論知識的掌握。具體而言，伴隨著綠色GDP核算的大力推進，國家對資源環境的重視程度與日俱增，近年來政府對煤礦等重污染產業的整頓力度也不斷加強，故在講授企業兼并重組、行業市場集中度等知識點的同時可適當融入相應案例，更具體地向學生傳授相應知識，在保障學生對時事有充分認知的同時，提高其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實際案例的融入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減弱統計模型的理解難度，提升教學效果。
產業經濟學作為應用經濟學的二級學科，其與不斷出現的實際問題緊密相關，可以說，產業經濟學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于實踐的推動，實踐在產業經濟學中的重要地位凸顯了將案例融入到教學過程中的重要性。由上文的分析不難發現，案例教學必將成為產業經濟學教學的核心手段。
二、推行案例教學方式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產業經濟理論于20世紀80年代傳入我國，近十年來該學科的發展成效十分顯著，推行案例教學方式是進一步發展這一學科的主要途徑。然而，由于我國產業經濟的發展相對滯后，所以在現階段，案例教學這一教學方法的推行還存在著一定的困難。
1、缺乏案例教學規范教材
規范的教材往往是學科質量賴以提升的重要前提。盡管產業經濟學的學科體系近年來得到了大幅完善，但由于我國產業經濟發展滯后，所以學科相應教材缺乏一定的規范性與科學性。鑒于產業經濟學的實踐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產業組織、產業結構等理論的基礎之上的，所以現有的教材更傾向于理論的介紹而忽視了將理論與實際案例結合的重要性，另外，即便部分教材融入了相應案例，但國內案例占比相對較少，故在對我國各行業進行實際分析時，相應產業政策的針對性以及實用性不強。
2、案例教學水平偏低
案例教學是提高產業經濟學教學質量的核心方法，其作用在于讓學生在對案例進行獨立思考以及集體討論的過程中逐步提升自己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伴隨著產業經濟學地位的提升，案例教學較以往有了很大改善，但其整體水平仍然偏低。一方面，現階段產業經濟學缺乏案例教學的規范教材，這在極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國產業經濟案例教學水平偏低的現狀，另一方面，案例教學水平的高低與教師的授課水平直接相關，鑒于現代產業經濟學案例教學的靈活性與開放性日益突出，對授課老師的要求也日益嚴苛，進一步加大了提高產業經濟學案例教學水平的難度。具體而言，產業經濟學的案例教學要求教師在具備較強理論基礎的同時，還需具備一定的應變能力以及組織能力，以合理科學地解決學生不斷提出的新問題。此外，由于我國的產業經濟學發展起步較晚，所以滿足以上要求的教師相對缺乏，產業經濟師資隊伍的建設力度亟待加強。
3、案例教學設施落后
伴隨著高新信息技術的普及，互聯網、投影儀等工具在教學中的應用率大幅增長，多媒體的引入也顯著提升了相應課程的教學效果?，F階段，大多數高校的產業經濟課程都采用了多媒體的教學方式，但各校并未很好地將案例教學與多媒體教學結合在一起，多媒體更多的只是起到了替代黑板的作用，其教學的效用并未達到最大化。實際上，案例教學對實驗室及實驗設備的要求較高，國外相應的實驗室大都具備模擬經濟運作的功能，而我國大多數實驗室只是單純的計算機房，缺乏完備的實驗設備，無論是在軟件上還是硬件上都落后于國際水平。相較于硬件，產業經濟學的實驗對軟件的要求更高，而投資建設這一實驗室的成本十分高昂，這也是各高校推行現代產業經濟學案例教學的最大阻礙。
現代經濟學范文5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企業是作為資本、人力及其生產要素有增值的投入產出的具體轉換空間來看待的。作為一個生產函數，企業僅是一種純粹的投入產出的技術關系。在這里絲毫也談不上企業文化的位置，因為根本看不到企業文化在企業中所發揮的作用。
經濟學家科斯（R. Coase）從交易費用的概念出發，引發了對企業認識上一次革命。在其偉大的論文《企業的性質》中，第一次“成功地把企業和交易費用相聯系”來說明“企業在一個專業化的交換經濟中出現的根本原因”。對他及后來的追隨者來說，企業可看作是一種人與人的交易關系。企業替代市場，僅僅是因為它能節約交易費用?！捌髽I的顯著特征就是作為價格機制的替代物”，市場交易存在交易費用，諸如價格發現、談判、簽約、履約監督等產生的費用，因此通過市場組織生產，有時會存在巨大的交易成本。在科斯看來，通過一個組織（企業），讓某個權威（企業家）支配生產要素，能夠以較之市場交易更低的成本實現同樣的交易，企業就代替市場機制的價格功能組織生產，企業就產生了。
雖然科斯沒有談到企業文化問題，但其中蘊涵的哲理是不言而喻的：在制度市場中必然產生不同制度之間的競爭，而且其規則是“適者生存”，即以最少交易費用完成一定量交易的制度安排將被選中。也就是說，企業作為一種制度存在，必須最大減少其內部的交易費用（管理成本），而且這也決定者企業的競爭優勢。企業文化作為一種經濟資源，通過塑造（shape）具有共同理想信念、明確的價值指向、高尚道德境界的企業工作群體，可以換得產權界定、監督、遵從的費用的減少，即管理成本的降低。日本企業的成功，無不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日本企業“內協外爭、親和一致”的“家”意識和氛圍，即是生動的體現?？梢栽囅耄谝粋€人心渙散、任人唯親、“窩里斗”的環境中，那種管理成本將是高昂以致于最后企業毀滅。聰明的企業家在指揮生產、配置生產要素、降低管理成本中，必然要把自己的經營理念、價值觀念（一定的文化）、行為方式等整合到員工中去，利用文化來加以管理，結成“共同體”。同時企業家的“權威”作用這使我們可以理解企業家在塑造企業文化中具有主導地位。當然也不能說具有絕對的權力，因為員工把自己交給企業家支配，是因為他們覺得這種交換能帶來預期收益，當實際收益少于替換收益時，“跳槽”是正常且道德的。并且，這種收益應包括物質精神（尤其是精神）等方面，因為企業家在建設企業文化中，必須營造良好的人文環境，實行人本、民主參與管理。
阿爾欽（A. Alchain）、德姆塞茨（H. Demsetz）從另一個角度使我們認識企業文化在企業中的地位。在其《生產、信息費用與經濟組織》一文中，提出了“團隊生產”（team production）的理論。他們認為，企業實質上是一種團隊生產方式。
團隊生產的意義在于多項投入在一起合作生產得出的產出要大于各項投入在分別生產的產出之和，即實現1+1>2的功能。他們指出，如通過團隊生產所獲得的產出大于各隊員分別生產的產出和加上組織和約束團隊成員的成本，就會使用團隊生產。然而，在團隊生產中，參與合作的隊員的邊際產出并不是可以直接和分別地觀察到的。因為，一個團隊向市場提供的是整個團隊的產品，而不是每個成員的邊際產品，而人的機會主義傾向便會誘致偷懶行為：團隊成員缺乏努力工作的積極性。
怎樣減少并抑制這種機會主義傾向？他們認為通過對生產率加強計量和監督，使投入每個人的報酬與其邊際生產率相配，從而有效地減少偷懶行為，然而這里面成本可能高昂。因此他們科學地闡明了以合作性生產為基礎形成的“團隊精神”與忠誠的重要性。這才是企業家實行團隊生產，達到高于隊員單獨生產的產出的優勢而誕生的根本保證，從而由生產的制度結構層面科學地揭示出了團隊意識、團隊文化、以及企業共同價值賴以生成的內在機制。他們指出：“公司和商業企業都試圖灌輸一種忠誠精神……它促進了雇員潛在的生產與閑暇的替代率更加接近，并能使每個隊員實現一個文明的境況”，“當然，要創造一種經濟的團隊的忠誠精神是很困難的，它可能要鼓吹道德行為準則”。在他們看來，團隊精神對于團隊生產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也必須有意識去培養，有意識地用道德手段去灌輸。
可見，企業文化作為企業在生產經營中的一種“團隊精神”，是企業賴以成長的豐厚土壤。他能有效制約生產中的偷懶問題等道德風險，實現“團隊生產”、“聯合勞動”的高效率。
由于不完全信息的客觀存在，企業文化還能發揮“信號”的功能。如向市場傳遞信息。優秀的企業文化能使在市場中選擇的消費者增進信賴，從而得到“貨幣選票”。同時，一定的企業文化也展示了企業的管理方式、用人策略，在當今以人力資源為核心的市場競爭中，能夠吸引企業所需要的高智慧個體加入，提高人力資源的競爭力。
在諾思（D. North）的框架中，文化作為制度的一個層面尤為受到重視。在他看出，文化作為秩序的倫理基礎，是一種“意識形態”，他更是從經濟發展史的高度，指出，“意識形態是人力資本”、“個人意識形態的信念強，說明他的意識形態資本大?！?/p>
轉貼于
組織內部的文化，是一種巨大的“組織資本”，它除了通過知識、觀念和意識形態對企業家決策產生影響，更對人們發生相互關系提供一個框架（它可以通過向人們提供一個日常生活結構來減少其不確定性），文化作為一組“通過教育和模仿而傳承下來的行為習慣”，對于各種制度安排的成本產生影響。企業作為節約交易費用的誕生物，其單位組織成本（管理成本）的大小即反映了企業的邊界與實力，用法律、制度規范來監督契約的執行必顯得成本高昂。因此企業文化作為一種心理約束，必定可以作為正規約束的替代。
一定的文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在諾思等人看來，不僅是減少經濟秩序交易費用的重要制度基礎，更重要的而且它對經濟主體創新和進取精神的推動，具有和產權界定匹敵的巨大作用，他可以提供選擇性經濟動力激勵等方面的產出，是有效率的經濟組織的基礎。近代資本主義的興起與日本的崛起，無不證明了這一點。而這也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主旨。
企業文化可在企業內形成一定的思維框架和評價參照系，也可謂“心靈結構”（mental structure），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機制，促進和制約管理活動的發展，而且保證企業發展的連貫性。如不會因為公司總裁的變遷而引起公司行為的起落。當然，也應注意到，企業文化可能顯現出高度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使之在演進中受到自身的障礙，因此企業的領導者應該有意識地塑造奮發有為的企業文化，并能不斷再造，適時創新。
同時，為達到企業資源的有效配置，也需要企業文化。作為“文化載體”的個體，人的不同行為可以導致不同的資源配置效率。企業文化在企業中可形成“道德共同體”或某種“道德認同”，這種體系相信和賦予每個人一組選擇和行動的“權利”，包括對資源的權利和對人際關系作出調整的權利，在企業內部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
大衛?？巳R珀斯（David Kreps）在其《企業文化和經濟理論》一文中更是用博弈論來解說企業文化。企業作為一個由多個人組成的群體，其行為實際就是人與人的博弈過程。人的行為取決于他自己的效用函數和約束條件，一般認為效用函數的變化很小，因此個人所面對的約束條件如環境就決定了他的行為。
克萊珀斯從博弈論有名的“囚徒悖論”（prisoner‘s dilemma）開始，在靜態的博弈過程中，由于理性經濟人的機會主義傾向，必須是一個“納什均衡解”（即兩個囚犯都承認錯誤）。然而在克萊珀斯看來，在一定的條件下，兩個囚犯完全可能都拒絕承認錯誤，實現共同合作，達到帕累托最優解。
現代經濟學范文6
摘要：本文對計量經濟學及其研究的內容和方法，論文進行了綜述、補充和總結，系統地從經濟理論、統計學和科學性角度分析了計量經濟學模型方法及其設定方式。
關鍵詞計量經濟學內容模型方法
計量經濟學是經濟理論、統計學和數學三者的結合。計量經濟學研究的主體是經濟現象發展變化的數量規律，計量經濟模型描述的是經濟變量之間的數量關系，這就決定了計量經濟研究必須以經濟理論和經濟運行機制作為建立模型的理論依據。此外，由于計量經濟研究過程是將經濟理論與客觀事實緊密聯系起來進行分析，計量經濟研究的結論反過來可以驗證有關經濟理論的正確與否（即是否符合客觀實際）。因此，計量經濟的研究成果又可以進一步充實，完善和發展經濟理論。
數理經濟學是一門以數學形式描述經濟變量之間邏輯關系、運用數學符號和公式分析研究經濟現象的學科。數理經濟學與理論經濟學的區別只是表述形式不同，所以，有人稱之為“理論上的空盒子”。但是，數理經濟學對計量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卻有著重大影響，因為它畢竟將經濟關系數學化、公式化了，為計量經濟學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
計量經濟學家在此基礎做了兩點改進，一是在模型中加入隨機誤差項，使模型成為隨機方程。二是利用統計資料和數理統計方法估計出模型的具體形式。所以，計量經濟學時計量經濟研究的基礎，計量經濟學時數理經濟學的具體應用和發展，計量經濟的研究結果在數理經濟學的“空盒子”中填上了實際內容。
一、關于計量經濟學模型方法科學性的研究
討論計量經濟學模型方法的科學性，必須回答如下兩個方面的問題。
1．計量經濟學的哲學基礎問題。廣義的或者說完整的計量經濟學模型方法并不是一般認為的“只能檢驗，不能發現”，而是一個能夠作出科學發現的研究全過程。計量經濟學模型不是有人認為的“是歸納的”，模型設定階段的演繹與模型檢驗階段的歸納相結合，構成了完整的、辨證的計量經濟學模型的認識論。
2．計量經濟學模型方法體系的內在一致性問題。現代計量經濟學包括時間序列計量經濟學、微觀計量經濟學、非參數計量經濟學以及面板數據計量經濟學等相對獨立的分支。它們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內在一致性，是計量經濟學模型方法是否具有科學性的重要體現。從計量經濟學模型發展的角度，論述計量經濟學模型方法的科學性。
二、關于計量經濟學模型的統計學基礎研究
與計量經濟學模型方法的統計學基礎相關的專題有3個，即模型類型設定對數據的依賴性、模型隨機擾動項的源生性和假設檢驗的不對稱性?！坝嬃拷洕鷮W模型對數據的依賴性”全面地論述了計量經濟學模型與數據的關系。從計量經濟學模型類型選擇、總體回歸模型設定、模型估計和模型應用等方面分析了數據的作用，強調了模型對數據的依賴性。具體包括，計量經濟學應用模型的類型依賴于表征研究對象狀態的數據類型，不同類型的數據，必須選擇不同類型的模型。
從檢驗對象的角度，計量經濟學中的假設檢驗大體分為四類。一是關于模型設定的檢驗。二是關于分布的檢驗。三是關于樣本數據的檢驗。四是關于模型結果的檢驗。從檢驗方法的角度，計量經濟學中的假設檢驗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非嵌套檢驗。在非嵌套檢驗中，既設定了原假設，又同時設定了備擇假設，檢驗一次完成。絕大多數假設檢驗都采用非嵌套檢驗。一類是嵌套檢驗。在嵌套檢驗中，只設定了原假設，沒有明確的備擇假設，檢驗非一次完成。當原假設被拒絕，需要設計進一步的檢驗。
假設檢驗中充滿著不對稱性。假設檢驗的不對稱性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統計意義和經濟意義的不對稱性，屬于經濟學范疇；二是證偽和證實的不對稱性，屬于邏輯學范疇；三是犯第一類錯誤和犯第二類錯誤的不對稱性，屬于統計學范疇。正確理解假設檢驗的不對稱性，對于正確認識和正確應用計量經濟學模型方法，都是十分重要的。
三、關于計量經濟學模型設定理論的研究
在經典計量經濟學模型的應用研究中，直接依據經濟學理論設定總體模型的現象十分普遍，因此經典計量經濟學模型通常被認為是先驗理論導向的。以先驗的經濟學理論作為計量經濟學模型總體設定的導向，至少存在兩個主要障礙。第一，正統經濟學以經濟人假設和理性選擇為其理論體系的基石，任何一種理論都建立在決策主體是理性的和決策行為是最優的基礎之上。而計量經濟學模型總體設定的目的，是建立能夠描述人們實際觀察到的經濟活動之中蘊藏著的一般規律的總體模型，毫無疑問，實際經濟活動既不是“理陛”的，也不是“最優”的。第二，正統經濟學理論強調“簡單”，認為只有簡單的理論才能夠揭示本質。而計量經濟學模型恰恰相反，它強調“一般”，必須將經濟活動所涉及的所有因素包含其中。所以，即使經濟學理論是正確的，也不能據此設定計量經濟學模型，因為它舍棄了太多顯著的因素。所謂“統計檢驗必要性”原則，是對數據關系導向的批評。
計量經濟學模型設定應該遵循“經濟主體動力學關系導向”原則。以經濟主體與環境之間的動力學關系分析為基礎和前提，基于該動力學過程生成的數據，以數據統計分析為必要條件，驗證并確定經濟主體與環境的互動關系，正是計量經濟學總體模型所要界定的因果關系。以這樣的原則設定計量經濟學模型，可以實現先驗理論導向和數據關系導向的綜合。
參考文獻：
[1]李芝倩.應用導向下的本科階段計量經濟學教學之思考.赤峰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10(12).
[2]吳國新,余宇新.基于主體可計算模型的服務外包生態系統研究綜述.國際商務研究.201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