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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教育差距調查報告范文1
關鍵詞 網絡媒體
中圖分類號 G206 文獻標識碼 A
當今信息社會，網絡媒體的作用與影響力日益增強。一種思維是互聯網在城市的普及與在農村的缺位，必然造成城鄉“知溝”差距進一步拉大。另一種思維則是互聯網在知識與信息上的海量性及幾乎不受時空限制的傳輸特性正是縮小城鄉“知溝”差距的利器。這兩種思維都缺乏對人的因素的考慮，犯了工具決定論的錯誤。網絡媒體只是一個工具，人的因素才是問題的主因。因而，本文認為網絡媒體要起到縮小城鄉“知溝”差距并阻止這一差距在新媒體的沖擊下進一步擴大的話，則必須加強農民對網絡媒體的使用能力提高農民的媒介素養，而做到這一點，先行條件則是要對農民做好相關方面的教育培訓，即相關的“鄉村教育”要推行起來，因為有效使用網絡媒體離不開一定的知識及相關技能這一必要前提條件。
一、網絡媒體在農村稀缺的現狀與原因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2005年12月31日調查表明，我國城市網民大約有9168.6萬人，城市網民普及率為16.9％；而同期鄉村網民1931.4萬人，網民普及率僅為2.6％。鄉村網民數量是城市網民數量的1／5，普及率是城市網民普及率的1／6。CNNIC在截至2006年底的數據是：農村家庭擁有的電腦數量為每百戶2.7臺，遠低于城鎮電腦擁有量每百戶47.2臺。CNNIC提供的《2007年中國農村互聯網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07年6月，農村網民規模為3741萬人，其中農村中小學生網民1575萬，農村外出務工人員網民達2000萬人。從這個報告中可以得知，留在農村的真正意義上的農民，上網者僅有166萬。
CNNIC第20次調查報告顯示,2007年6月為止我國網民達到1.62億，其中城鎮網民占到近8成(76.9％)，而農村互聯網普及率還只是5.1％。CNNIC2008年的調查顯示：53。3％的不上網的農村居民是因為不懂電腦或者網絡而不上網。截至2009年6月30日，中國網民規模達到3.38億人，農村網民規模達到9565萬人。
從上述數據來看，農民上網還不是普遍現象，雖然近年來農村網民數量逐漸有較大的增長，但農村網民主要是農村中學生以及農村青年打工者，他們已不是純粹意義上的農村網民。這從電腦在農村的占有率就很明顯地反映了這一特征，雖農村網民逐年有較大的增長，但農村居民電腦擁有量增長緩慢，這就說明網絡媒體在農村仍缺乏市場。據農業部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最新調查數據顯示，全國農民上網的平均比例只有O.2％，且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西部地區農民的上網率幾乎為0。這一反差帶來的結果是城鎮居民在信息的獲取上與農村居民的差距逐步擴大，加上城鎮居民的知識占有優勢帶來的對網絡媒體的有效主動利用，必然遞進式地增加其信息與知識而進一步擴大城鄉“知溝”差距。
網絡媒體在農村普及率低的原因：一是實用性不大導致的需求心理不足。我國小農經濟的特性決定了大部分地區的農民并不需要利用互聯網來建立起農產品的“產、供、銷”渠道；二是青少年上網成癮導致不少只對電腦有粗淺感性認識的農村居民認為電腦是壞東西，這也影響了農民的購買欲望；三是二次付費偏貴帶來的“買得起，用不起”的購買顧慮同樣影響購買欲望；四是使用網絡媒體對知識與技能上的要求，又對農民購買電腦設置了一道心理障礙。
可見，解決電腦在農村難以普及的關鍵則是發展教育與經濟，因而，要想網絡媒體在農村普及并利用其縮小城鄉“知溝”差距，發展相關方面的“鄉村教育”則是必須要做好的前提工作。
二、網絡媒體在縮小城鄉“知溝”差距上的優勢
利用大眾媒體縮小“知溝”差距的做法早已有之，我國近代報業開啟民智的傳統其實就是一種努力縮小中西“知溝”差距的做法。相對而言，網絡媒體在縮小城鄉“知溝”差距方面的功能更為強大更為便利。對于互聯網而言，其在這方面的明顯優勢就是其信息的海量性與互動性，具體而言：一是百度等搜索引擎的強大搜索功能。對于不知曉的知識，輸入關鍵詞基本都可以從中得到通俗易懂的回答；二是各類網站的健全性。通過互聯網，各行業的基本知識都可以清晰全面地呈現給使用者。而針對不同層次與年齡人的網站，更能讓不同年齡不同文化層次不同愛好的使用者能做到各取所需；三是各類博客、時評、論壇、社區等欄目的豐富性，完全可以起到過去政論報刊的作用而開啟民智，這對農民如何開拓思維與更新觀念具有很好的啟迪作用。同時，就知識容量及信息容量而言，紙媒體在容量上具有限定性，而電腦則幾乎不受限制，是一個無所不包的電子圖書館。
網絡媒體除上述優勢以外，其互動性則又是其他媒體所無法比擬的，其互動性幫助了使用者在尋求這些知識時的便利與能動性。網絡既是一個娛樂的平臺，同時也是學習的平臺。對于農民，只要有學習欲求，通過電腦基本可以彌補鄉村信息隔絕的不足，也可以彌補農村書籍資料匱乏和缺乏教師這一問題。正如美國現代化的理論家英格爾斯對于大眾媒介對現代化的積極作用的描述：“大眾媒介給人們帶來有關現代生活諸多方面的信息；給人們打開了注入新觀念的大門……所有這一切在能夠接受外來影響的人那里。將會導致更多的現代性?！本W絡媒體的出現在信息上使整個世界呈現“地球村”狀態，因而利用互聯網在幫助農民開啟民智以及“睜眼看世界”這些方面具有傳統媒體無法做到的技術優勢，對改變農民對農村向現代化變遷，皆是一種有力的推動工具?！按蟊妭鞑ピ谀撤N程度上可以補償自然形成的鄉村隔絕狀態……大眾傳播開闊了農民的視野，傳播了信息，說服農民接受變遷?！?/p>
我們多談論近代報人利用報紙作為縮小中西“知溝”差距并開啟民智的工具，網絡媒體綜合三大傳統媒體的優勢以及在知識與信息上的“超市”特征和互動性，應是發揮這一功能的更好媒體。但是，如何利用互聯網縮小城鄉“知溝”差距，使農民會正確使用互聯網會對互聯網的信息進行批判接收與理解則是關鍵，而問題是在我國農村，農民缺乏的就是知識并進而由于知識缺乏導致的無法對互聯網的正確使用和利用。因此，建設新農村培育新式農民，對農民開啟民智縮小城鄉“知溝”差距，互聯網是一個有效的工具，但對農民進行針對性的鄉村教育則是關鍵前提。
三、對“鄉村教育”這一網絡媒體在農村普及的關鍵前提條件分析
網絡媒體在縮小城鄉“知溝”差距上與其他大眾媒體相比具有絕對優勢，但其在使用上的復雜性與對知識的高要求則是其在鄉村普及的重要障礙，農民要想在互聯網上能動地尋找自己想要的資料以及準確理解相關資料，而不導入僅僅尋求娛樂與刺激的偏向，則必須具備一定的知識與媒介素養。同時，由于互聯網的平臺特性，網民需要的信息不是直
接地呈現在網民面前，需要網民自己從這個平臺上去搜索并選擇，而這個搜索選擇就對網民的知識水平、個人修養與愛好提出了_一定的要求。這也是文化水平高者多把互聯網當成獲取信息與知識的工具而文化水平低者則把其僅當成娛樂的工具的體現，因此，要想互聯網在農村普及并達到縮小城鄉“知溝”差距的功能，對農民進行相關教育尤為必要，否則，“網絡下鄉”等良好愿望的措施都可能治標不治里。
解放前，梁漱溟、晏陽初、黃炎培皆認識到改變農村則必須對農民進行文化教育，三人都認識到對農民進行教育才是改變農村的治本之方。如梁漱溟認為，通過鄉農學校對農民進行教育，才能做到鄉民自治。晏陽初認為，對農村要搞平民教育，包括文化教育和藝術教育。如今，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大背景下，要建設新農村培育新式農民，提高農民的知識水平則是根本，農民知識的增長與農村經濟的發展是兩個最基礎的基石。梁漱溟指出：“總言之，救濟鄉村便是鄉村建設的第一層意義，至于創造新文化，那便是鄉村建設的真意義所在?！薄Ａ菏檫€認為在社會改造時期，則應注重社會教育、成人教育、民眾教育。這些觀點用在今天同樣正確，因為新式農村的建設，沒有新式農民則是不可能成功的，而沒有文化知識做基礎則根本不可能成為新式農民。而能發揮這一教育功能從而縮小城鄉“知溝”差距的網絡技術則是開展這一教育的有力工具。
但如何使“農民科學化”和“科學簡單化”，以期把簡單化了的科學技術轉化為農民自己的實際操作，一直是平民教育工作者從事鄉村改造事業的第一要素?？梢?，成熟的技術轉化為農民的現實技能，是一個教育難題也是首要問題。對于農民關于網絡媒體方面的教育主要包括：一是要使農民具備相關使用技能，包括如何上網如何查找下載資料如何打字以及系統如何安裝等基本技能。對于硬件毛病，一個村至少應該有一個能解決基本問題的技術員。二是要對農民進行基礎知識的再教育，對網絡的正確利用所依附的本體還是知識。但采取何種方式為佳?梁漱溟在他那個時代給出的藥方是：要靠外來的力量。主要靠有知識的外來人來充當教育先鋒。這些外來人指“有知識、有眼光、有新方法、新的技術的人”。而晏陽初希望讓受過平民教育的青年成為鄉村建設的主要力量。這些方法在如今也具有可借鑒性。
城鄉教育差距調查報告范文2
[關鍵詞] 互聯網農村 特性
一、互聯網在中國農村發展現狀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于 2009年1月13日的第2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08年底,中國網民規模達到2.98億人,比2007年增長8800萬人。其中,中國農村網民規模達到8460萬人,較2007年增長3190萬,增長率超過60%。
對比2007年中國網民的城鄉結構,2008年中國網民中鄉村人口所占比重不斷提升,互聯網正在不斷向農村地區滲透。
農村網民的迅速增長固然可喜,但農村互聯網的普及仍遠遠不夠。與我國農村人口遠多于城鎮人口的現狀相反,目前我國農村網民只占了總網民的28.4%,而我國農村人口卻占了總人口的55.1%。由此可見,我國農村網民的發展空間很大,未來幾年內仍將是我國網民增長的重要力量,農村當然也就會成為政府和電信、互聯網企業發力的重要市場。
二、互聯網在中國農村發展特性分析
1.互聯網是推動農村信息化建設最便捷最經濟的途徑
我國城鄉信息化差距甚大,目前城鎮互聯網的普及率為35.2%,而農村僅為11.7%?？梢娢覈r村信息化仍比較落后,甚至影響了國家信息化的發展水平。因此,我國政府將大力推進農村信息化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從規劃到實施,從政策到基礎設施,都已經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農村信息化的推廣手段及途徑尚不完善,信息化在農村的擴散相對較慢。
可喜的是,近兩年來我國農村互聯網迅速發展。據CNNIC統計數據顯示,到2008年底我國農村網民規模達到8460萬人,農村網民的年增長速度(60.8%)明顯高于全國網民的增長速度(41.9%)。而在2008年中國新增的8800萬網民中,新增的農村網民有3190萬人,占36%?？梢?農村已成為我國互聯網發展的重要區域和新網民的重要來源,互聯網將是目前我國推動農村信息化化建設最便捷最經濟的途徑。
2.需求潛力大,農村移動商務市場空間巨大
首先,農村有龐大的潛在用戶群
CNNIC的《2008-2009中國農村互聯網發展狀況調查報告》數據顯示,截至2008年底,中國手機上網用戶達到1.2億,城鎮手機上網用戶7665萬人,占城鎮網民總體的36.5%。農村手機上網用戶約為4010萬人,占農村網民總體的47.4%。手機上網在農村地區的普及率普遍高于城鎮,為移動電子商務提供了沃土。加之“家電下鄉”工程的推進,農村的手機用戶規模也在不斷增多,并將源源不斷的加入到移動網民的行列,契合農村手機網民需求的移動電子商務應用,將擁有一個龐大的并且在不斷壯大的潛在用戶群。
其次,農村市場需求潛力大
CNNIC的調研數據顯示,農村網民近年來在使用網絡購物和網絡支付兩項應用上的比例保持著穩定的增長,但增速明顯低于城鎮,這一方面表明農村網民對電子商務的需求和認可度在不斷提升,另一方面,由于農村上網設備落后、信息化程度低、教育水平不高等因素的限制,農村電子商務與城鎮電子商務的差距越來越大。面對日益增長的市場需求和不平衡的城鄉差距,移動電子商務勢必能最大程度地發揮其低成本、“隨時隨地”的優勢,通過打通信息流、物流和資金流等通路,迎合并不斷深挖農村市場需求。
3. 農村網吧問題需要關注和治理
(1)農村網吧經濟繁榮
目前,家庭和網吧仍然是網民上網的最主要的兩個場所。但是,受上述因素影響,城鄉網民上網場所的選擇側重有所不同。農村家庭上網的人群比例為68.0%,比城鎮低14.3%;而農村的網吧經濟較為繁榮,網吧網民比例為54.2%,比城鎮高16.2%。對于農村網民而言,網吧與家庭幾乎居于同等重要的位置,網吧成為廣大農村網民進行網上生活的重要場所,隨之也帶動了農村網吧經濟的繁榮。8460萬農村網民中,網吧網民人數已達到了4585萬人,年增長率達79.7%。其中,約有787萬人只在網吧上網的網民。
(2)農村未成年出入網吧急需規范
未成年人大多處于學齡時期,農村未成年網民中,81.6%都是學生,學生大量進入網吧上網,嚴重影響了學生的學業。加之農村未成年人網吧上網主要以娛樂為主,交友聊天、網絡游戲的使用率較高,他們對互聯網加深現實人際關系深度方面的作用較為認同,而對網絡世界的信任感則較低。
4.青少年成癮傾向:農村比城鎮更普遍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24次調查報告顯示, 農村青少年成癮傾向網民占比高于城鎮,農村青少年網民中一天不上網就感覺難受的認同比例達到13.9%,高出城市相應比例0.9個百分點;同時,認為與現實相比,更愿意呆在網上的比例也高于城鎮相應水平。
與城鎮相比,農村地區上網資源更加有限,網吧上網比例較高;農村地區留守兒童缺乏足夠的家庭監管,無約束的上網行為是網絡成癮巨大隱患。農村青少年娛樂活動更為單一,上網的娛樂性高于城鎮網民。
三、結束語
對于網站和互聯網上網服務業而言,廣闊的農村市場、八億的潛在消費者無疑也是一個難得的發展商機。傳統農業正在向科技化、文化的方向發展,網絡作為新傳媒,肩負著信息傳播的責任,很多的農業產業鏈會通過信息搭橋,整合農村地區豐富的資源和巨大的市場,從而給中國農村廣闊天地帶來新的發展機遇。目前中國農業地區的互聯網用戶的增長率顯著高于全國的網絡用戶增長率,相信互聯網發展的下一個亮點會在農村出現。
參考文獻:
城鄉教育差距調查報告范文3
[關鍵詞]城市 互聯網 信息差距 治理
[分類號]G203
1 引言
國內研究主要分析我國東西部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信息差距及其社會影響。而新近的調查發現,我國互聯網的普及率差距超過信息差距的總水平…,同一城市中的不同群體間存在顯著的互聯網信息差距,而且還呈現出加劇的傾向。需要從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信息需求與認知能力出發,結合我國的互聯網發展模式與特征,探討治理差距的對策。
本文首先區分互聯網信息差距的不同層次。在此基礎上,具體闡述我國城市群體間互聯網信息差距狀況與成因,以促進就業與社會和諧發展為目標,明確治理差距的政策思路,基于我國城鄉二元分割的具體情境,提出分階段的治理措施。
2 互聯網信息差距的三個層次
雖然已有文獻尚未明確劃分其過程的層次性,但可以從中發現,群體間互聯網信息差距涉及接入、使用、獲益能力差距三個層次。
2.1 第一層次――接入差距
以歐盟的互聯網調查和美國商務部的系列調查為代表,許多研究根據創新傳播理論分析了互聯網接入的發展過程。研究發現一國的不同社會群體開始接入互聯網的時刻、飽和率水平都有顯著差異,可以用圖1所示的分層模型來表述:
群體A屬于信息富有者,是一國最先接入互聯網的群體,該群體中的個體接入比例最高;群體C是信息貧弱群體,開始接入互聯網的起始時刻最晚、群體中僅有較低比例接入互聯網之后就不再有新增的采用者。
2.2 第二層次――使用能力差距
不同群體的互聯網使用能力存在較大的差異。使用能力包括基礎性技能、結構性技能兩個層面。基礎性技能即對網上文獻的閱讀理解能力,包括英文水平,主要是通過基礎教育取得的;結構性技能是使用互聯網收集信息、加工數據等方面的能力,包括使用超文本以及各類軟件等工具的能力,建立在基礎性技能之上,主要通過信息技術培訓與學習取得。參與網絡游戲、瀏覽網頁與設計圖文、開展網上交易之間的技能差別是顯著的?；A性技能具有相對穩定性,而信息技術的發展推動著結構性技能持續變化。
2.3 第三層次――獲益能力差距
互聯網使用能力在經濟資本、社會資本的輔助下,形成獲益能力,即運用互聯網支持工作、改善個人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是在信息社會中生存的一種戰略性能力。綜合已有研究,本文認為互聯網使用能力、社會資本、經濟資本和獲益能力之間的關系如圖2所示,獲益能力差距最難以縮減。由于掌握的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差異,即便在使用能力等同的條件下,圖1中的群體C從互聯網使用中獲得的收益也低于群體A和B:
3 我國城市互聯網領域的信息差距現狀
3.1 我國互聯網發展模式與信息傳播特征
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國的互聯網發展建立在政府推進和外來技術的基礎上,形成了“政府一信息服務組織一用戶”自上而下的信息服務體系。自2005年后,我國互聯網快速普及,正處在快速擴張初期,開始向農村滲透。2009年普及率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截至2009年12月已有網民3.84億,成為人口最多的網民國家。區別于發達國家的一個關鍵性變化,是產生了多樣化的互聯網應用方式創新。除電腦之外,手機、游戲機、電視機等,都已具備網絡接人能力,手機和電腦共為互聯網信息服務的重要基礎設施,互聯網隨身化、便攜化趨勢日益明顯。持續更新的互聯網媒介,推動了我國信息傳播向分眾化、個人化方向發展。
3.2 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
我國城市信息貧弱群體主要包括城市戶籍的無業與失業人員、在業低收入人員等以及農民工兩類。
3.2.1 城市互聯網接入差距
根據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關于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的調查報告,2008～2010三年中,我國總體互聯網接入率在持續增加,網民城鄉結構對比基本沒有變化;而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接入率遠低于平均普及率,其中農民工的接入率明顯低于城市戶籍信息貧弱群體的接入水平,幾乎沒有提高,如表1所示:
3.2.2 城市互聯網使用差距在以上海、廣州和北京為代表的大城市及其周邊城市中,同一城市中的不同群體之間存在明顯的互聯網使用差距。以互聯網發展全國領先的北京市為例,包括流動人口、郊區農民在內的各群體的信息化水平可分為高端、中端、低端三個層次,所占人口比例分別是9%、37.6%、53.4%。各群體之間在收入水平、電腦擁有率、互聯網接入、上網時間長度、網絡應用方式等方面差距較大。高端群體網絡接人率近100%,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廣泛使用電腦和網絡,平均每周上網時間超過30小時,網絡應用水平高;中端群體電腦擁有率超過五成,網絡接入率近50%,平均每周上網時間13小時;低端群體電腦擁有率低,幾乎不能上網、沒有郵箱。占人口半數以上的低端群體包括城郊農民、下崗與無業人員、殘疾人、家庭婦女以及農民工,傳統媒體仍是他們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雖然缺乏國家層面的量化數據,北京市的互聯網應用結構作為一個參考,部分反映了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數量以及該群體與其他群體間的互聯網使用差距。
3.2.3 城市互聯網獲益差距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網絡應用產生的價值很有限。在我國社會轉型的背景下,制度環境缺乏穩定性、組織機構快速變遷、個體流動性大幅提升,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信息服務需求主要涉及就業、社會保障、子女教育、生活服務等方面,而利用互聯網提供上述服務,在我國仍處于初始階段。第24次CNNIC互聯網調查指出,農民工、下崗失業人員等群體因回避社會現實而上網的傾向,超出主動的互聯網應用,而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工作者、企業管理人員等則與之相反;農民工與辦公室職員在網上教育、網絡銀行、電子商務等應用的普及率上有巨大差距。第25次CNNIC互聯網調查發現,與我國整體網民相比,手機網民中農民工和城市無業、失業人員所占比例更高;而手機上網中使用率最高的應用是聊天,達到71.5%,信息貧弱群體從互聯網應用中獲得的利益十分有限。
4 我國城市互聯網差距成因與治理
4.1 群體間互聯網信息差距的成因
在個體層面,低教育程度、職業狀況、收入水平以及對互聯網的有限認知是我國城市互聯網接人與使用差距的四個主要成因,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對產生互聯網獲益能力具有重要的影響。CNNIC歷次調查發現,個人不上網的兩個主要原因依次為:缺乏上網所需的技能、不具備上網條件。國家統計局的《2009年農民工監察調查報告》顯示,我國外出農民工中初中
文化程度比重占64.8%,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23.5%,以從事低收入的制造業、建筑業和服務業為主。月平均收入為1417元,幾乎沒有在崗位上獲得信息技術培訓,制約著該群體對互聯網的使用。我國市場化定價的互聯網接入費用每戶平均77元/月,網吧上網費用平均44.8元/月(第22次CNNIC互聯網調查),網絡接入價格占收入水平較高。城市戶籍的信息貧弱群體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略高于農民工,但是也難以支付市場化的信息技術培訓和網絡接入費用。信息貧弱者獲取信息的途徑以先賦性社會關系為主,鏈合關系短缺,導致其社會支持系統薄弱,難以通過使用網絡獲得利益。
在社會層面,農村互聯網信息基礎設施薄弱、城市公共信息設施的難以獲得性,是造成農民工、城郊農民這兩個細分群體低接入率的兩大外部主因。信息資源供給存在制度性缺失,是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獲益少的主要原因。信息貧弱群體對信息服務的類型和定價決策以及信息內容和傳播形式沒有實質性影響,公共信息服務體系對符合信息貧弱群體需求的信息資源整合不足,未能支持這一群體的就業、學習、生活事務。
4.2 治理互聯網信息差距的政策視角
城市信息化的本質是建立政府、企業和公眾之間的信息共享和良性互動,改善城市交通、教育、安全與公共衛生、社區服務等,促進城市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需要公眾的深度參與。我國城市信息貧弱群體數量龐大,與其他群體間存在較大的互聯網信息差距,城市信息化進程缺少堅實的社會基礎。在缺乏外部干預的情況下,現存差距將會加速擴大,互聯網差距會與既有的多種社會分化相互滲透,導致信息貧弱群體難以參與信息技術手段支持的社會活動,加劇這一群體在社會、經濟等多個方面的劣勢。
已有研究發現,僅采用技術性思路,例如改善互聯網基礎設施、降低互聯網接入費用、提供網絡技能培訓等技術性措施,不足以縮小群體間的互聯網信息差距。自2000年以后,相關政策設計開始轉向社會性視角,在采用技術性政策措施的同時,從信息貧弱群體所處的社會環境和發展障礙出發,通過社會政策,向這一群體賦權,使之形成自我發展能力。治理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涉及教育、就業政策與信息化政策等多個領域,需要提高信息貧弱群體的信息使用能力和職業技能,增加其社會資本,完善公共服務,使這一群體獲得更多利益。一個有效的途徑是通過公私部門、非政府組織等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合作,共同治理互聯網信息差距。
5 治理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的思路
需要根據《2006～2020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建立一個社會矯正機制,縮小我國城市群體間的互聯網信息差距,改善信息貧弱群體的就業與生活狀況,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5.1 治理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的戰略目標
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國信息化發展的社會基礎還較為薄弱。本文認為,我國治理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的目標應具有階段性,以提高接入率為基礎,設定近期和長期目標,見表2。
5.2 治理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的對策
5.2.1 近期的治理措施
?改善互聯網信息服務的可獲得性。應加強城市公共網絡端口建設,將學校、圖書館、社區學習中心等接入互聯網,使信息貧弱群體能夠接觸網絡。建議以民政部門的社區信息化建設、各地區的社區學習中心為依托,通過社區、居委會統一管理,借助非政府組織的力量,向各類信息貧弱者提供廉租或捐獻電腦、免費或低收費網絡服務;各地區應探索將城市公共網絡資源向農民工開放的模式,改善他們對網絡的獲得。應融合網絡與傳統媒體,整合從中央到地方的已有信息資源和服務,向信息貧弱群體提供多樣化的信息渠道。
?提高互聯網使用技能與收益。目前面向信息貧弱群體的信息化培訓存在多方投入、多頭管理、缺乏整體規劃等問題,應鼓勵信息技術培訓機構、用工企業和非政府組織,以及開展就業支持計劃(例如國務院扶貧辦的“雨露計劃”)的政府部門進行合作,結合就業需求(無論是正式或者非正式就業)設計教學內容,使信息貧弱群體通過培訓提高信息使用能力,增強這一群體在就業市場上的靈活性。
5.2.2 長期的治理措施
?強化信息化的社會基礎。應推進競爭政策和普遍服務政策,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降低互聯網接入費用;根據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把握互聯網產業的發展趨勢,為本土產業技術創新形成包容性空間,繼續推進信息無障礙標準,增強縮減信息差距的技術基礎;借鑒國外經驗,重視全民信息技術教育,避免信息差距的代際傳遞。
?提高信息服務質量。采取措施促使各類信息服務主體承擔社會責任,要求電視、廣播、報紙、雜志、中文網絡等媒體對信息內容加強自律管理,創建符合信息貧弱群體需要與認知能力的信息內容。重點是加強電子政務建設,提高公共信息服務的用戶導向性,使城市信息貧弱群體能夠獲得關鍵性的公共信息服務。
?形成長效信息培訓運行機制。信息技術培訓需要進行平臺建設,吸引地方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的長期投入,對培訓項目進行科學的評估和改進。在實踐中,一些跨國公司聯合公益性、非營利性組織和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建立了面向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社區學習中心,項目設計和管理的規范性高,重視培訓師資和當地的骨干力量,產生了規模效應,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社區學習模式。
?增強城市信息貧弱群體的社會參與能力。我國在較長時期內不會改變以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中高級藍領短缺的就業市場狀況會延續。城市信息貧弱群體就業以藍領職業為主,而當前的教育體系和就業選擇、社會資源分配不利于藍領。國家應提高職業教育的成效,創建更為多元的文化環境,使藍領在社會參與、經濟與文化資源分配中獲得更為公平的機會,提高收入和職業滿意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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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教育差距調查報告范文4
砍傷學生者被批捕
12月14日，河南光山縣文殊鄉一名男子持刀在該鄉陳棚村完全小學門口砍傷學生?，F已查明，受傷的學生22人，民眾1人。制造這一血案的兇手叫閔擁軍，目前已經被檢察機關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批準逮捕，受傷孩子也已受到妥善救治，均沒有生命危險。據調查，該案是當地一年多內的第三起校園安全案。
法律碩士政法大學
12月12日，中國政法大學78位法律碩士生集體向法院提訟，稱2010級學生的新生獎學金是9000元，2011級學生卻只有2000元，校方相關行為違法，并要求補發之前的獎學金。法院以學校非行政機關為由未立案。校方稱，獎學金降低是由于教育部撥款取消，尊重學生權。
郵政局嚴查用戶信息泄露
近期，快遞單號被大面積泄露，甚至衍生出多個專門交易快遞單號信息的網站。針對這一情況，國家郵政局日前對全國各地方郵政管理局下發《關于嚴密防范寄遞企業及從業人員非法泄露用戶使用郵政服務或快遞服務信息的通知》，要求全行業迅速開展寄遞企業信息安全檢查工作。
宣揚“末日說”者被拘留
5名婦女因在武漢街頭大量散發傳單，宣揚12月21日將是世界末日，日前被湖北武漢警方以涉嫌擾亂公共秩序給予行政拘留10天。12月初，市民舉報有人手持非法傳單，在小區和街道散布“世界末日”傳單，稱“從12月21日開始，地球將連續3天不見太陽。以后太陽將從西邊升起，人類將面臨72天災難”。
時尚的原罪
紹興濱海工業區印染年生產總量50億米，占全國十分之一。來自有毒生產車間的印染產品，被制成新鮮時裝快銷到世界各地。這片曾盛產蠶絲和美女的水土，正被印染廠改變面貌。水質和空氣污染導致附近癌癥肆虐，村民投訴石沉大海，他們沒有健全的醫療保險，得病只能等死。
數據控
1年半
73歲的瑞典航海家斯文·于爾溫德擁有50年的航海經驗，自今年3月起他動手打造一條長3米、寬1.8米的迷你“浴缸船”，準備花1年半時間環游世界。他將由愛爾蘭出發，途經南非和澳大利亞，航行4.8萬公里。他的小船重約1.5噸，用玻璃纖維等材料制造，載有400公斤麥片和沙丁魚罐頭。
84%
你覺得自己被大材小用嗎？一項由加拿大某公司所做的全球調查顯示，高達84%的中國人認為自己被大材小用，高居全球榜首，排名第二、第三位的是土耳其以及希臘，分別有78%和69%。覺得自己大材小用的比例比較小的三個國家分別是——盧森堡23%、丹麥25%和比利時28%。
城鄉教育差距調查報告范文5
勞動力市場上影響勞動者權利和地位的因素有兩方面:政府的制度設計和勞動者的人力資本積累。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從根本上消除了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制度基礎，但勞動力市場城鄉整合的實際程度尚受制于獲得居住證和實際享有居住證權利的資格條件。從“合法穩定就業”和“合法穩定居住”兩項申領居住證的基本條件來觀察農村轉移勞動力獲得目標城市居住證的可能性，發現農村勞動者的相對機會仍低于城鎮勞動者，前置于戶口之上的城鄉之間人力資本投資差異是這種機會差異的主要原因。
［關鍵詞］
人力資本；居住證制度；勞動力市場；城鄉整合
一、問題的提出
2014年7月，國務院發出《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明確“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和由此衍生的藍印戶口等戶口類型，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公民離開常住戶口所在地到其他設區的市級以上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在居住地申領居住證”。2015年12月總理簽署第663號國務院令，公布《居住證暫行條例》，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毒幼∽C暫行條例》明確居住證申領的條件是“有合法穩定就業、合法穩定住所、連續就讀條件之一”，明確居住證持有人在居住地“依法享受勞動就業，參加社會保險，繳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積金的權利”，要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關部門應當為居住證持有人提供“義務教育”、“基本公共就業服務”、“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和計劃生育服務”、“公共文化體育服務”、“法律援助和其他法律服務”等基本公共服務、以及“國家規定的其他基本公共服務”，并積極創造條件擴大服務范圍、提高服務標準。戶籍制度的這一改革，對于勞動力市場運行，意味著實行了半個多世紀的“農業”和“非農業”戶籍管理模式正式退出歷史舞臺，自此，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原有基礎———城鄉勞動者之間的戶籍身份差異———不復存在，農村轉移到城鎮就業的勞動者與其他遷移流動人口具有同等的身份特征并遵循同樣的制度規則。這是否意味著以“農業”戶籍與“非農業”戶籍差異為標志的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也將就此消失?馬克思曾經深刻指出，“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文化發展”。一切法律和制度目標的實現，均不能超越特定階段的經濟社會關系。二十年前《勞動法》頒布沒有使勞動者的權益自動隨之實現，十年前《勞動合同法》實施同樣沒有根本性逆轉勞資分配差距拉大、勞動者權益相對下降、勞資沖突日益突出等現象(姚先國，2011)，今天我們也不能期望，已經存在半個多世紀的城鄉勞動者權利不平等，可以在一項國務院“意見”、一個“暫行條例”面前自動消失。
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從根本上消除了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制度基礎。但遵循這一居住證登記制度，城鄉遷移勞動者的實際地位尚受制于兩個維度的權利平等:一是獲取居住證的機會平等，二是基于居住所享證實際權益的平等。從這一視角觀察，農村轉移勞動力與城鎮遷移勞動者擁有同等的機會獲取遷移目標城市的居住證、同樣持有居住證的農村轉移勞動力與城鎮遷移勞動者在目標城市享有同等的獲得就業崗位和勞動回報的權利，這才是勞動力市場城鄉整合的本質所在。本文重點關注前者:農村轉移勞動力是否與城鎮遷移勞動者擁有同樣的機會獲得遷移目標城市的居住證?根據國家統計局的《2014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全國轉移到直轄市、省會城市、地級市就業的外出農民工分別有1359、3774、5752萬人，也就是，有10885萬人、占當年全部外出農民工總數64.71%的農村轉移勞動力“離開常住戶口所在地到其他設區的市級以上城市居住半年以上”①，他們“應該”在居住地申領居住證。這些應該在居住地申領居住證的農民工能否申領到居住證、能否與城鎮遷移勞動力擁有同等的機會申領到居住證?顯然，這取決于各地的居住證管理和實施的具體規定。目前有二十多個省市出臺了新的戶籍改革方案，方案中無一例外地包含居住證制度，但自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之后，新出臺的關于居住證制度的具體實施方案還很少。2015年6月深圳市頒布了《深圳經濟特區居住證條例》，作為外來人口占比最高的城市之一，《深圳經濟特區居住證條例》具有代表意義。本文以《深圳經濟特區居住證條例》為例②討論居住證制度下城鄉遷移勞動者獲得居住證的機會差異?？紤]到農村向城鎮轉移的勞動力與“連續就讀”幾乎不存在關聯性，我們從“合法穩定就業”、“合法穩定住所”這兩項居住證申領條件上，觀察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過程中是否與城市遷移勞動力擁有同等的獲得居住證的機會。
二、農民工的高流動特征
相對于其他城鎮遷移勞動力，農村轉移到城市就業的農民工，是一個流動頻繁的群體，其流動性高于城市勞動者(JohnKnight，LindaYueh，2004)。這種高流動性一直持續，一項基于長三角地區江陰市、昆山市、無錫市新區制造業調查數據的研究(姚俊，2010)，從城市間流動和企業間流動兩個維度觀察農民工的就業流動，將城市間流動次數2次以上的歸為城市間高頻流動者、2次及以下的城市間低頻流動者，將同一城市企業間流動次數3次以上的歸為企業間高頻流動者、3次及以下的企業間低頻流動者。數據顯示，城市間高頻流動的農民工占到66.8%，農民工在城市間的流動頻度可能并不亞于同一城市內企業間的流動。近期的情況也類似，2013年上海財經大學“千村調査”數據(常進雄、趙海濤，2015)③顯示，64.0%的農民工有二次跨區流動經歷，文化程度越低二次跨區流動經歷比重越高，小學及以下農民中69.2%有二次跨區流動經歷，初中、高中及中(大)專農民工的這一比例為61.3%。即便在年輕一代農民工群體，二次跨區流動也是普遍現象，該調查顯示，16～25歲、26～35歲的農民工，分別有65.0%和53.9%有二次跨區流動經歷。農民工相對于其他遷移勞動者的這種高流動性，看似是“他們對低價值工資制、勞動力價格‘扭曲’的自覺反抗”(姚俊，2010)，是“用腳投票式的維權”(劉林平等，2006)，是“希望提高收入”(白南生、李靖，2008)，但根本上，是相對低技能的農民工在城市勞動力市場競爭中難以獲得基本的發展機會，甚至難以謀求一份可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的工作，他們相對更頻繁的流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人力資本水平積累不足從而難以與相對高素質的城市勞動者相競爭、不得不頻繁流動以尋求到可能存在機會的結果。這種高流動的具體表現，一是不斷變換工作，二是相應地變換住所。在“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以“穩定就業、穩定住所、連續就讀”為申領居住證資格條件的新制度下，農民工無奈的高流動直接形成了對其獲得居住證的更強約束。
三、“合法穩定就業”維度上的城鄉平等
《居住證暫行條例》規定申領居住證應當提交“居住地住址、就業、就讀等證明材料。……就業證明包括工商營業執照、勞動合同、用人單位出具的勞動關系證明或者其他能夠證明有合法穩定就業的材料等”，但怎樣的材料才能證明居住證申領人“合法穩定就業”，并未有具體規定，而是授權“設區的市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結合本行政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及落戶條件等因素，根據本條例制定實施辦法”。對照《深圳經濟特區居住證條例》，該《條例》第十九條，非深戶籍人員申領居住證應當“在特區有合法穩定職業”，而對“有合法穩定職業”的解釋是:“非深戶籍人員自辦理居住登記之日起至申領居住證之日止，在特區參加社會保險連續滿十二個月或者申領居住證之日前二年內累計滿十八個月的，視為有合法穩定職業”。依照這一條款，我們看到，農村轉移勞動力想要符合“合法穩定職業”達到申領居住證的資格，相對于其他城市遷移勞動力更為困難。轉移進入城鎮勞動力市場的農民工，主要集中在二級勞動力市場就業。根據國家統計局的《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58.6%的外出農民工沒有與雇主簽訂勞動合同，屬于非正規就業范疇。盡管農民工在非正規崗位上就業的比例呈下降趨勢，但他們仍然構成了城市勞動力市場上非正規就業的主要部分(都陽、萬廣華，2014)。社會保險體制以就業和收入為基礎，對于非正規就業者，一方面他們在工商稅務部門沒有登記，甚至在企業也沒有注冊，政府難以強制征費(張國英、吳少龍，2012)，另一方面他們相對收入低、不穩定，沒有能力或不愿意參加社會保險(Midgley等，1996;VanGinneken，1999)。
國家統計局《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雇主或單位為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的比例分別僅為7.6%、21.8%、12.2%、3.9%和2.3%。這一參保率在持續上升之中，但到2014年農民工“五險一金”的參保率實際水平仍然很低。根據國家統計局網站提供的年度數據，2013年全國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63.39%④，2014年全國職工醫療保險參保率72.06%，均大大高于城鎮就業的農民工群體參保率。這一低參保率說明:對于大部分農民工而言，要達到“參加社會保險連續滿十二個月或者申領居住證之日前二年內累計滿十八個月”這一作為居住證申領資格條件的“合法穩定職業”很不容易;與其他職工相比，同樣在城鎮就業的農民工，想要在達到“合法穩定職業”這一資格條件，機會小得多。農民工社會保險參保率低，無論是由于雇主控制勞動成本的逃避繳費(代艷麗，2009)、還是農民工自身選擇放棄參保而謀求相應更高的即時報酬(李強，2008;任麗新，2009)、或是社保帳戶異地轉移體系不完備(華迎放，2011)，一個共性的原因則是農民工的素質和能力不足。相對于城鎮其他遷移勞動者，低技能的農民工難以擁有同等的與雇主談判的地位和能力;相對于城鎮其他遷移勞動者，低技能的農民工為了維持在城市的生活，他們不得不放棄延時保障而得到更多一點的即時報酬;相對于城鎮其他遷移勞動者，低技能的農民工流動性更大，現行社保轉接制度下可以預期的損失也更大。在以居住證為載體的城鄉戶籍統一登記制度下，農民工低參保率事實上通過獲得居住證的資格條件———以繳納社保為前提的“合法穩定職業”———對農民工形成了差別性約束。轉移到城市的農民工，在看似平等的“合法穩定職業”資格條件面前，由于其能力積累不足，難以與其他遷移勞動者擁有同等的獲得居住證的機會。
四、“合法穩定住所”維度上的城鄉平等
類似于“合法穩定就業”，《居住證暫行條例》也未就“合法穩定住所”的具體內容作出解釋，由“設區的市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據本條例制定實施辦法”。觀察2015年6月深圳市的《深圳經濟特區居住證條例》，第十九條對“在特區有合法穩定居所”的解釋是:“非深戶籍人員自辦理居住登記之日起至申領居住證之日止，連續居住滿十二個月的，視為有合法穩定居所”。同時，該《條例》第七條明確“居住登記實行申報義務人主動申報制度”，要求不同類申報義務人或“即時”(第十一條)、或“入住、搬離之日起七日之內”(第十二條)申報居住信息，最長不超過入住、搬離之日起“十五日之內”申報居住信息(第十三條)。嚴格的居住信息申報制度下，想要達到“連續居住滿十二個月”這一作為居住證申領資格條件的“合法穩定居住”，對于農民工而言，顯然比其他遷移勞動者面臨更強的約束。一方面，農民工極大部分為家庭成員個體外出務工，而非舉家遷移。國家統計局的《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0～2014的五年中，全部外出農民工“舉家外出”的農民工占比分別為20.03%、20.67%、20.66%、21.22%、21.27%，“住戶中外出農民工”始終占到4/5左右。轉移到城市就業的農民工，他們的家人仍在農村。同時，農村承包土地的產權和流轉尚未建立起規范的制度，對家人的責任義務和承包地的約束，許多農民工不得不往返于農村家鄉與務工城市之間。國家統計局的《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3年外出農民工年從業時間平均為9.9個月，2014年為10個月，說明有一大群農民工，他們事實上沒有在一個城市“連續居住滿12個月”。
另一方面，農民工技能水平決定了其就業層次，相應地決定收入水平以及所能負擔的生活成本，許多農民工靠最大限度地節約生活消費實現有限的節余，表現在住宿上，1/3以上的農民工寄宿在“工地工棚”、“生產經營場所”，或“與他人合租住房”。根據2008年11月18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194號第四次修訂后的《深圳市出租屋管理若干規定》第十二條，“禁止違反國家規定條件在生產經營、倉儲場所內設置員工宿舍”，“住宅出租屋應當以經批準的施工圖確定的房間為最小出租單位;……住宅出租屋人均租住建筑面積不得低于六平方米”。雖然沒有系統的統計數據，但從媒體的各類報道，以及農民工集中在次級勞動力市場的事實，可以相信，達不到“國家規定條件”的“工地工棚”、“生產經營場所”住著不少農民工，小于“最小出租單位”的出租房內也住著不少農民工。事實上，只要不出現安全問題，雇傭單位提供“工地工棚”、“生產經營場所”供員工住宿對農民工是一種“福利”，小于“最小出租單位”的租賃行為事實上受到了租賃雙方的歡迎。然而，《深圳經濟特區居住證條例》第八條明確“非深戶籍人員居所為租賃房屋的，出租人為申報義務人”⑤，核心是“居所提供者為申報義務人”。這意味著農民工實際居住的不符合深圳市人民政府第194號令的居所，面臨著不被出租人申報的可能，面對居住證的申領，上述現象必然影響居住人申領居住證的資格條件。在以居住證為載體的城鄉戶籍統一登記制度下，農民工的實際居住狀態事實上通過獲得居住證的資格條件———“合法穩定居住”———對農民工形成了差別性約束。轉移到城市的農民工，在看似平等的“合法穩定居住”資格條件面前，由于其能力限制，受所能承擔的生活成本制約，難以與其他遷移勞動者擁有同等的獲得居住證的機會。五、人力資本投資:新制度下勞動力市場城鄉整合的根本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地位受兩方面因素影響，一是制度對其保護(或歧視)的程度，二是勞動者自身所擁有的知識能力———人力資本水平。其中，制度的保護(或歧視)本質上是對勞動者人力資本產權的保護(或歧視)，制度主要影響勞動者的名義法律地位，人力資本則影響著制度所賦予的名義法律地位得以實際實現的程度。就處理勞資關系、提升勞動者地位而言，“人力資本投資比之勞動者權益保護制度更具根本性”(姚先國，2006)。就勞動力市場內部，廢除針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不平等制度是極為必要和重要的，但制度賦予法理平等并不等于實際實現平等。
城鄉差別性的戶籍管理制度以及早期對農村勞動者向城市流動的嚴格限制，農村勞動者被剝奪了遷徙的法律權利自然也不可能擁有實際遷徙權力，然而，后期農村勞動者被鼓勵向城鎮轉移時，仍有許多農民工難以在城市謀得一份穩定工作，與此伴隨的卻是城鎮勞動力市場上持續的“技工荒”現象。今天，“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制度層面的城鄉隔離屏障已經被徹底鏟除，城鄉勞動者已經擁有平等的遷移就業的法理權利。但是，面對統一的“居民戶口”、面對統一的流動人口居住證申領資格條件，城鎮勞動力市場上城鄉勞動者的實際權利平等，仍受制于獲得居住證的資格條件?！渡钲诮洕貐^居住證條例》關于深圳市居住證申領的“合法穩定就業”和“合法穩定居住”的規定，客觀上對農村轉移勞動力形成了更多的制約。深圳市的這一規定并不是個別的，觀察2013年以上海市政府令第2號出臺的《上海市居住證管理辦法》，同樣規定申請辦理《居住證》的，應當符合“在本市合法穩定居住”、“在本市合法穩定就業”兩個條件，同時《上海市居住證申辦實施細則》將“合法穩定居住”明確為“擬在本市居住6個月以上的住所證明”，即包括:來滬人員自購房屋產權證明、租賃房屋合同登記備案證明、單位宿舍證明和居(村)委寄宿證明4種;將“合法穩定就業”對應明確為就業、投資、開業、從事個體經營，分別提供6個月以上勞動(聘用)合同、企業或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和參加本市職工社會保險滿6個月證明。類似地，2009年10月起施行的《浙江省流動人口居住登記條例》，三項必備條件是“持有《浙江省臨時居住證》，連續居住滿三年”、“有固定住所”、“有穩定工作”。2014年1月浙江省政府出臺了《關于完善和創新流動人口管理服務的指導意見》，7月1日起在開展居住證制度改革試點的部分市縣暫停施行《浙江省流動人口居住登記條例》第十五條、第十七條規定(即:流動人口辦理居住登記時，公安機關應當發予《浙江省臨時居住證》;持有《浙江省臨時居住證》，連續居住滿三年的流動人口，可以申領《浙江省居住證》)，但《指導意見》仍明確“要求以合法穩定住所和合法穩定職業為基本條件申領、發放居住證”。
城鄉教育差距調查報告范文6
【關鍵詞】兒童；口腔衛生；影響因素；調查
乳牙齲病有患齲率高、發病早、范圍廣、進展快、自覺癥狀不明顯等特點，齲壞影響其咀嚼功能，引起局部感染和疼痛，還可影響恒牙的發育，對兒童頜面部和生長發育產生不良影響。本文采用統一標準對十堰市農村及城市兒童進行口腔健康流行病學調查，并對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1資料與方法
采用多階段、隨機抽樣的方法,抽取十堰市張灣區、茅箭區、白浪開發區3個區6所幼兒園城市及農村兒童各180名，共計360名進行口腔健康檢查，對其家長進行口腔問卷調查，由工作人員進行復查。采用SPSS13.O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2結果
2.1乳牙齲病現狀
2.1.1兒童乳牙患齲率：總患病率為53.5%,男性為53.8%，女性為53.2%，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城市為46.8%，農村為70.6%，城鄉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齲均為2.78，其中城市為2.20，農村為4.3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1.2 患齲頻數分布：無齲率42.50%;患1-5顆齲齒的人數占38.470%;患6顆及以上齲齒的占19.03%。城市患6顆及以上齲齒人數的比例為12.96%，農村為37.2%，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1.3各牙位患齲率由高至低順序為:上頜乳中切牙、上頜乳磨牙、上頜乳磨牙、上頜乳側切牙、上頜乳尖牙、下頜乳尖牙、下頜乳側切牙、下頜乳中切牙。
2.2單因素分析
2.2.1家庭基本情況與兒童齲病的關系家庭的孩子數與兒童患齲率相關，只有1個孩子的患齲率較低。中等收入(5-30萬元)家庭的孩子患齲率最低;孩子的出生體重、孩子出生后四個月內喂養的方式、以及孩子是否由父母照顧與患齲率無相關性。
2.2.2兒童日常飲食習慣與兒童齲病的關系兒童平時進食新鮮水果、橙汁/蘋果汁(不包括鮮榨果汁)的頻率與患齲率無相關性;兒童平時進食餅干/蛋糕/面包等甜點心、糖果/巧克力、糖水、可樂/雪碧等的頻率與兒童患齲率均相關，很少進食餅干/蛋糕/面包等甜點心、糖果/巧克力、糖水、可樂/雪碧等的兒童患齲率最低。兒童睡前是否經常吃甜點或喝甜飲料與兒童的患齲率相關，不吃甜點或喝甜飲料的兒童患齲率最低。
2.2.3兒童口腔衛生行為與兒童齲病的關系兒童開始刷牙的年齡、每天刷牙的次數與患齲率相關。3歲以前刷牙的兒童患齲率(47.5%)、每天刷牙2次以上的兒童患齲率(47.4%)最低。
2.2.4家長口腔健康知識、態度、行為與兒童齲病的關系家長是否幫助孩子刷牙與患齲率無相關性;家長對含氟牙膏的知曉率與患齲率相關，是否檢查孩子的刷牙效果與患齲率相關，每周/每天檢查孩子的刷牙效果，孩子的患齲率最低(47.0%)。孩子是否使用含氟牙膏與其患齲率無相關性。家長對孩子口腔健康的評價與患齲率相關，對孩子口腔健康評價很好的家長，其孩子的患齲率最低(37.3%);家長的學歷與孩子的患齲率相關，大專及以上學歷的家長，其患齲率最低(44.5%)。
3 結論
3.1十堰農村兒童乳牙齲病患病率高，齲齒充填率非常低，衛生管理部門必須采取有效措施，對農村兒童齲病情況進行控制。
3.2 十堰農村兒童齲齒與社會因素有相關性。家庭年收入與兒童的患齲率存在相關關系，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患齲率最低。因其兒童能夠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可以得到父母的教導，發生口腔疾病的機會就會少一些，而相反對于家庭經濟收入地位低的家庭，父母本身的文化水平就低下，兒童發生口腔疾病的機會就會多一些。
4 討論
4.1良好口腔健康習慣是預防齲齒的重要措施使用含氟牙膏刷牙、定期看牙醫和限制含糖食品是預防齲病的幾個重要因素。刷牙可去除口腔不潔物，還可以按摩牙床，促進牙齦血液循環，提高上皮角化程度，預防齲病。而定期口腔健康檢查可以早期發現齲齒，早期治療，使齲病早期得到控制，降低失牙率，減輕齲病的危害。使用氟化牙膏是有助于提高釉質抗酸脫鈣能力，通過氟的促進釉質再礦化作用，抑制齲病的進一步發展。
4.2培養兒童良好飲食習慣可以預防很大一部分齲齒的發生十堰市經濟發展狀況與其它大城市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兒童食用的含糖食品主要是一些基本的生活食品，而不是如糖塊、軟飲料和巧克力等零食食品。但消費高糖食品的量和頻率的增加卻是不可忽略的事實。減少兒童蔗糖的攝入量，特別是睡前蔗糖攝入量，對于改善兒童齲齒狀況很有好處。
4.3合理的口腔健康教育形式是預防齲齒的重要因素口腔健康教育是以教育的手段促使人們主動采取利于口腔健康的行為，以達到建立自身的口腔健康行為，維護口腔健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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