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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消除貧困是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難題。“十八大”以來，精準扶貧被提升為國家戰略，而教育扶貧則被賦予“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使命。在城鄉一體化背景下，農村教育的發展仍比較滯后，可以說，農村教育精準扶貧是當前我國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關鍵詞:
城鄉一體化;農村教育;精準扶貧
一、城鄉一體化背景下的農村教育
(一)農村教育的概念界定
何謂“農村教育”?學界尚無定論。當前，主要存在三種界定方式:(1)“地緣說”，認為農村教育即為農村地區的學校教育。如，李少元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農村教育就是指縣和縣以下的教育，包括縣、鄉(鎮)、村教育”［1］。(2)“對象說”，認為農村教育是針對農村人口開展的教育。如，陳敬樸指出:“一般把發生在農村，以農業人口為對象并為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服務的教育稱之為農村教育。”［2］(3)“面向說”，認為農村教育應以服務農村為宗旨。如，1991年農村教育國際研討會上，農村教育被定義為“由掃盲教育、基礎教育、職業和技能教育、成人繼續教育所組成的，為農村發展服務的綜合化教育體系”［3］。筆者認為，在以農業生產為主的縣域內的基礎教育(包括義務教育和高中教育)，以及當前服務于農村的職業教育、成人培訓均屬于農村教育的范疇。
(二)農村教育的發展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事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小學凈入學率99．95%，初中階段毛入學率104%，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93%，高中階段毛入學率87%，高等教育毛入學率40%”［4］，教育發展的重心已從普及數量轉變為提高質量。但是，不可否認，農村教育生態現狀依然令人堪憂。在城鄉一體化背景下，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以城市為中心的產業結構調整、以全國農村中小學為對象的撤點并校，一場“城市包圍農村”的“教育革命”拉開序幕，我國城鄉之間的教育鴻溝有增無減，留守兒童、流動兒童教育問題嚴重，許多地區的農村教育走向蕭條［5］。
1．學生方面:家校距離遠，孩子們不得不寄宿求學，導致鄉土情結的淡化與親子教育、人格教育的欠缺。而進城讀書，又缺乏安全感和歸屬感，很多農村學生出現一系列心理問題;學生輟學率上升;校車安全問題層出不窮;合并后的學校人滿為患，教育教學質量難以得到保障等。
2．家長方面:教育觀念滯后，一方面視教育為逃離農村的跳板;另一方面，高昂的教育成本、渺茫的升學希望、嚴峻的就業形勢，使得“讀書無用論”在部分農村家長的心中升溫，他們寧愿讓孩子在家務農或隨其外出務工，因此，在許多農村學校，存在普遍的“隱性輟學”①現象。
3．教師方面:或被裁退，或被轉崗，面臨巨大的心理、社會壓力，鄉村教師的待遇亟待提高。“超編”和“缺編”問題并存，師資結構(年齡、學歷、職稱等)不合理，部分學校十幾年未新進過教師，優秀教師的流失，嚴重影響重要學科的教學。
4．學校方面:“巨無霸”學校的管理難度較大，生師比攀升，生均教育資源減少。此外，如何完善硬件設施建設，如何有效地整合師資力量，如何開設與農村生活密切聯系的校本課程和社團活動，亦是農村學校面臨的難題。
二、農村教育精準扶貧的戰略意義
(一)維系國家穩定大局，推進民主政治進程
在城鎮化進程中，我國一些傳統村落逐漸衰敗，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但從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看，國家城鎮化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后，會出現逆城市化現象，農村人口比重回升，農村并沒有消亡。2014年，義務教育的城鎮化率已從2009年的51．04%達到72．55%①，顯著高于常住人口城鎮化水平。伴隨教育資源向城市的大量聚集，我國農村仍有超過6000萬的留守兒童和3500萬的流動兒童，義務教育城鎮化率的快速攀升顯然是畸形的，有違教育公平、機會公平的呼聲，不利于社會穩定。因此，農村教育精準扶貧是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選擇。“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他們無異于被剝奪了自己做出決策、選舉和參與政治過程、行使國家管理權的能力。雖然我國的掃盲運動成效顯著，但是還有超過5000萬的文盲半文盲。②相對來說，在農村，特別是邊遠貧窮的農村地區，農民的教育程度普遍低下，如何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如何避免他們的子女成為“新文盲”，事關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建設、人民當家做主權力的落實。
(二)帶動農村經濟發展，幫助農民脫貧致富
教育與經濟密不可分，雙向影響。如圖1所示，國家經濟社會系統是農村教育的外部環境，為農村教育制定政策、供給資金和師資;農村經濟社會系統是農村教育的內部環境，為農村教育提供生源、籌措經費。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曾說，“一旦有了投資機會和有效的鼓勵，農民將把黃沙變成黃金”，而農村教育精準扶貧正是外部環境給予農民的投資機會和有效鼓勵。20世紀60年代，舒爾茨提出了農村人力資本理論，他認為，經濟增長的源泉“主要決定于知識的進步和把這些知識運用于生產比從前更好的物質資本形式”，而知識的進步和運用有賴于教育與培訓。舒爾茨視教育，尤其是學校教育為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形式，并指出初、中等教育的投資收益率遠高于高等教育。按照舒爾茨的觀點，許多農村地區之所以經濟萎靡，是因為缺乏必要的知識和技能，而農村孩子的受教育年限、質量均不如城市孩子，根本原因在于國家對農村學校的投資欠缺［6］。農村教育精準扶貧戰略的實施，勢必會帶動農村甚至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
(三)保護文化的多樣性，遏制離農、棄農傾向
在當前的教育模式下，學校教育服務于主流文化，教育內容與鄉土文化“圓鑿方枘”，農村孩子處于完全被動的地位，一方面，他們渴望通過教育實現“跳龍門”。另一方面，教育內容與他們在社會化過程中所認同的價值觀念、處事準則和風俗習慣格格不入，為了適應學校生活，他們不得不進行“再社會化”，從而加劇了“離農”“棄農”的傾向［7］。城鄉一體化固然要實現城鄉人口、技術、資本、資源、市場等要素的相互融合，但積厚流光的農村文化作為無可替代的國家軟實力，絕不能成為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犧牲品。在農村教育精準扶貧過程中，要高度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充分發揮農村學校傳承民間藝術的特殊功能，如編織、剪紙、幺妹舞、皮影戲、泥塑等，注意培養孩子們對家鄉的深情，盡可能避免“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的悲劇，實現農村與城市、農村文化與城市文化的“美美與共”。
(四)促進社會暢通流動，消除貧窮代際傳遞
在大多數國家，農村都是比較貧困的地區，農民都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他們往往寄希望于教育擺脫貧窮、走出農村。依據意大利社會學家帕累托的精英理論，社會分層結構一直存在，但社會上層人員和下層人員的地位不能凝固不變，保持精英循環路線的暢通是實現社會平衡的基本條件［8］。非執政的精英人物上升為執政者，執政的庸才下降到非執政階層，如果循環受阻，將危及統治基礎。人人生而平等，在一個真正追求公正的社會，教育的確應該發揮促進下層人士向上流動的作用。羅爾斯指出:“為了平等地對待所有人，提高真正的同等的機會，社會必須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賦較低和出生于較不利的社會地位的人們。”［9］農村教育精準扶貧，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農民和農村孩子在教育上先賦條件的不足，為他們成為“精英”開辟出路，讓貧窮不再代際傳遞。當然，帕累托所謂的“精英”是廣義的，泛指在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里取得突出成績的人。通過在農村開辦多樣化教育，不僅要使少數能升學的學生“榜上有名”，也要使大多數不能升學的孩子“腳下有路”。
三、農村教育精準扶貧體系的建構
扶貧始終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嘔心瀝血的偉大事業。1986年，我國進行第一次大規模的扶貧開發政策調整，陸續確立了開發式扶貧、項目式扶貧、救濟式扶貧等方式，誠然為扶貧攻堅做出巨大貢獻，但問題積弊，如許多貧困戶消極地“等、靠、要”政府救濟金、扶貧資金“天女散花”、人情扶貧等，這顯然不符合扶貧的初衷，嚴重影響扶貧的進度和成效［10］，目前我國仍有5500多萬貧困人口。③2013年，“精準扶貧”的思想順勢問世。精準扶貧既重視“輸血”，加大對貧困人口的幫扶、支持力度，更強調“造血”，授之以漁，鼓舞他們的志氣和信心，實現自力更生。中國的“窮根”在農村，教育落后是貧窮的重要原因之一，農村教育精準扶貧是整個扶貧工程的“造血”系統。精準扶貧是相對粗放扶貧而言的，重在“精”和“準”。農村教育精準扶貧必須進行價值、對象、管理的精準定位。價值定位是通過觀念引領行動。明確農村教育的價值選擇是有效實施農村教育精準扶貧策略的邏輯起點。價值是一種關系范疇，反映客體屬性滿足主體需要的程度;而教育服務于社會和個人雙重價值主體。當前，我國農村教育在價值定位上存在“離農”和“為農”的悖論，這源于城鄉二元對立的社會結構。在城鄉一體化背景下，農村教育應秉持促進城鄉共同發展的宗旨［11］。對象定位就是精準識別扶貧對象，是落實農村教育精準扶貧策略的前提。為徹底“拔窮根”，必須積極探索識別扶貧對象的制度、方法，下定決心進行大規模的摸底調查和跟蹤調查，建立精準扶貧大數據庫，徹底搞清楚哪里窮?誰窮?為何窮?是否需要教育扶貧?從而有的放矢地開展教育扶貧工作。管理定位農村教育精準扶貧是一項復雜艱巨的任務，涉及到各級政府、教育行政部門、學校等多個主體的責任劃分，農戶信息的及時更新，扶貧項目的設置，扶貧資金的投放、使用、監管及效率評估等。因此，必須明確事權、分工到位、精準管理。教育是一種培養人的活動，從基礎教育到職業教育、高等教育，是一個逐級遞進的長期過程，農村教育精準扶貧，是一項綜合性的系統工程，必須構建全方位的扶貧體系。
(一)基礎教育:均衡發展、精準改造
義務教育作為提升國民素質的基礎、實現社會公平的起點，一直以來都備受重視。21世紀初，義務教務的普及工作基本完成，但區域間、城鄉間、學校間的差距仍較突出。義務教育的屬性，決定其必須均衡發展。因此，政府在精準定位貧困地區、貧困人口和貧困原因的基礎上，應加大教育經費的傾斜力度，有針對性地設置扶貧項目，如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鄉村教師支持計劃、校車安全整頓計劃等，改善薄弱的教學設施，配備優秀的教師資源［12］。同時，要幫助農村學校精心開辦校本課程，注入更多農村元素，增強教育內容與農村文化的融合度。從而實現義務教育的全面普及和均衡發展。此外，在許多農村地區，高中辦學面臨瓶頸，必須謀定思變。初三是農村孩子求學生涯的一個轉折，有能力升學的進入高中，剩下的學生該何去何從。“跳農門”“讀書無用論”使得不少學生選擇無奈輟學。事實上，中職的就業率穩居高位，2015年達96．3%。①在農村教育精準扶貧過程中，要對高中教育進行“精準改造”，一方面，努力提高辦學條件和師資水平;另一方面，設法改變農民的陳舊觀念，如設立“教育觀念引導中心”、制定中職教育協作計劃等，實現普高、職高雙管齊下、并蒂開花。
(二)職業教育:打造特色、精準就業
農村教育存在“兩頭響聲猛，中間受梗阻”的細腰鼓現象———現代職業教育的組織方式與農民獲取非農生產技術的矛盾［13］。具體來說，國家積極呼吁重視職業教育，農村社會發展亟需職業教育，農民迫切希望通過非農技術擺脫貧窮，但實際上，去職業學校學習的農村孩子并不多。根據《2016中國高等職業教育質量年度報告》，高職院校的畢業生中，90%以上為家庭第一代大學生，53%為“農民與農民工”家庭背景，并且這兩項比例呈上升趨勢。報告顯示，高職畢業生發展潛力逐步提升，月收入連續5年增長，以2012屆學生為例，學生畢業半年后月收入為2731元，3年后為5020元，增幅達83．8%，這說明職業教育具有“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顯著功效。農村教育精準扶貧，必須打破這一怪圈。“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有關部門應積極協助職業學校［14］，從以下幾方面入手提升職業教育服務于農村的水平。
1．辦出特色:依托當地區域環境和經濟資源，設置特色鮮明、符合需要的專業，并配足設備和師資。
2．保證生源:深入貧困家庭，引導高中畢業生、大齡青年正確認識高職教育，依據他們的興趣愛好推薦就讀專業。
3．完善資助:在“獎、助、貸、勤、補、免”多位一體的職業教育學生資助體系上，大力實施“雨露計劃”，并拓展扶助項目。
4．技能培訓:發揮職教的技術導向優勢，挑選業務精良、實踐能力強的技術骨干定期下村、下戶，進行現場答疑、按需施教，培養新型知識化農民。
5．立足就業:開設創新創業課程，進行有針對性的職業規劃指導，積極探索人才培養模式，增強學生的創業能力和就業適應能力。
(三)高等教育:提供機會、精準招生
自1999年高校擴招以來，城鄉學生在高校入學機會上的總體差距明顯縮小，但在重點高校，農村學生的比率遠低于城市學生。據統計，2015年，在北大、清華、人大等名校招收的本科新生中，農村考生均不到兩成。這是為什么?與城市孩子比，他們差的是機會。農村教育精準扶貧，必須重視高等教育領域的“馬太效應”，讓貧困家庭的孩子能夠站在公平的起跑線上。2015年，我國吹響了“統籌推進兩個一流”的沖鋒號，高等教育建設進入新階段。即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教育公平仍需要被置于戰略高度?？上驳氖牵督逃筷P于做好2015年重點高校招收農村學生工作的通知》明確要求“繼續實施農村貧困地區定向招生專項計劃，招生規模為5萬名;繼續實施農村學生單獨招生，由教育部直屬高校和其他自主招生試點高校承擔，招生計劃不少于學校本科招生規模的2%;繼續實施地方重點高校招收農村學生專項計劃，由各省(區、市)本地所屬重點高校承擔，招生計劃原則上不少于有關高校本科一批招生規模的3%”，這表明國家對農村教育事業的高度重視，其有效的貫徹落實必將推進農村教育精準扶貧的進程。
總之，實施農村教育精準扶貧戰略，補齊教育短板，是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屬于每個中國人的“中國夢”的題中應有之義，正所謂“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期待中國農村教育早日迎來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薛欣欣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
參考文獻:
［1］李少元．農村教育論［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0．
［2］陳敬樸．農村教育概念的探討［J］．教育理論與實踐，1999(11):39－43．
［3］孫志河．教育為農村轉型服務———2003年國際農村教育研討會綜述［J］．職教論壇，2003(5):33．
［4］袁仁貴．以新的發展理念為引領:全面提高教育質量，加快推進教育現代化———在2016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EB/OL］．
［5］熊丙奇．問一問鄉村孩子需要怎樣的教育［N］．中國教育報，2015－12－23(2)．
［6］西奧多•W•舒爾茨．經濟增長與農業［M］．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7．
［7］陳旭峰．實施城鄉一體化的分流教育———布迪厄的文化再生產理論對當前農村教育的啟示［J］．教育學術月刊，2010(7):4．
［8］鄭杭生．社會學概論新修(第四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9］［美］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10］楊定玉，秦紅平．論教育“精準扶貧”［J］．亞太教育，2016(5):112．
［11］李靜美，鄔志輝．論城鄉一體化背景下我國農村教育價值選擇的定位［J］．中國農村教育，2014(1):29．
［12］鐘慧笑．教育扶貧是最有效、最直接的精準扶貧———訪中國教育學會會長鐘秉林［J］．中國民族教育，2016(5):23－24．
［13］李銳．農村教育的社會學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14］朱愛國，李寧．職業教育精準扶貧策略探究［J］．職教論壇，2016(1):17－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