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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城鎮化調查報告范文1
要解決農民市民化問題，必須弄清農民人口現狀，找到農民市民化的有效途徑。面對巨量農村人口，單純的大城市化或單純的小城鎮化，都難以解決問題，“中城市化”道路是可行的選擇。
當前中國農民人口結構的幾個總量特征
農民人口城鄉結構
全國農業戶籍人口為8.8億：根據公安部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分縣市人口統計數據，全國農業戶籍人口為88521萬人。
全國鄉村中的農業戶籍人口為6.3億。根據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數據，2011年全國鄉村人口65656萬人。根據《中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鄉村人口中非農業戶籍人口占鄉村總人口比重為4.32%，則鄉村人口中農業戶籍人口占鄉村總人口比重為95.68%；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全國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為62820刀人。
全國城鎮中的農業戶籍人口為2.6億、2011年全國農業戶籍人口88521萬人，減去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62820萬人，則全國城鎮中的農業戶籍人口為25701萬人。
鄉村人口結構
全國鄉村常住人口中農民工為1.3億，農民工中本地農民工以及絕大部分在“鄉外縣內”務工的農民工常住鄉村，為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而絕大部分在“縣外省內”以及“省外”務工的農民工常住城市，為城市常住農業戶籍人口。根據國家統計局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1年我國“鄉外縣內”農民工占外出農民工（15863萬人）的20.2%，約為3204.3萬，本地農民工9415萬，總計12619.3萬農民工常住鄉村。
根據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1年農民工（全部為16歲及以上，絕大部分在60歲以下）中16-20歲的比重為6.3%。若16-20歲的人口比重按年齡平均分布，則16-18歲的比重約為3.78%，19-59歲的比重約為96.22%，以此比例推算出2011年19-59歲的鄉村常住農民工為12142.3萬人。
19-59歲的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37836.5萬人，減去19歲及以上的鄉村常住農民工12142.3萬人，則鄉村全職農業勞動力（全職從事農業生產的19-59歲的勞動力）為25 694.2萬人。
.全國鄉村人口中非農業戶籍人口為2836萬人，根據《中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鄉村人口中非農業戶籍人口占鄉村總人口比重為4.32%。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鄉村人口中的非農業戶口人數約為2836萬人
城鎮農民人口結構
常住城市的農民工為1.3億人。根據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1年我國外出農民工中，“縣外省內”與“省外”務工的農民工占全部外出農民工的比重為79.8%，約12658.7萬人。
根據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1年我國外出農民工有30%在直轄市和省會城市務工（在直轄市務工的占10.3%，在省會城市務工的占20.5%），有70%在地級市、縣級市及建制鎮務工。
常住城市的非農民工農業戶籍人口為1.3億人。全國城鎮中的農業戶籍人口為25 701萬人，那么常住城市的農民工就為12658.7萬人，則常住城市的不屬于農民工的農業戶籍人口為13042.3萬人。
城鄉農民素質結構
城市常住農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近90%，其中初中文化程度者超過60%；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為10%。
根據2011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外出農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最高，為62.9%，小學及以下、高中、中專、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農民工，其比重分別為11.6%、12.7%、5.8%、7.0%。常住城市的農民工是外出農民工的主體（79.8%），外出農民工的文化結構從根本上反映了城市常住農民工的文化結構：即近90%城市常住農民工為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10%為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
農村常住勞動力中幸刀中以上文化程度者近70%，其中初中文化程度者超過50%；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約占30%。
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2010）》，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初中程度的比重最大，約為52.44%，比外出農民工低約10%；高中程度的比重為12.05%，與外出農民工相當；中專程度的比重為2.93%，比外出農民工低2.87%；大專及以上的比重為2.41%，比外出農民工低4.59%；小學及以下的比重為30.17%，比外出農民工高18.5%；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文化程度明顯低于外出農民工文化程度。根據國家統計局對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的界定，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文化結構可以近似反映出鄉村常住勞動力（即16-59歲的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的文化結構。
城鄉農民年齡結構
鄉村60歲及以上老年人超過1億。2011年末全國鄉村60歲及以上老齡人口約為1.08億，占全國60歲及以上老齡人口的58.38%，比城市高出16%；高齡老年人增加更為迅速，到2009年底，鄉村80歲以上高齡老年人增加到了1100萬，占鄉村老年人總數的11.3%。
鄉村15歲及以下兒童約為1.3億.根據2011年全國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2011年中國鄉村0-15歲的人口比重為20.22%，則2011年全國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中，0-15歲的人口總量達12702.2萬。根據全國婦聯課題組測算，鄉村留守兒童（0-17歲）達到6102.55萬。
16-59歲的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約為4億。測算方式見本文“鄉村人口結構”部分。21-40歲的鄉村農業壯勞力約為1.2億。根據2011年全國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全國鄉村人口中21-40歲的人口比重為29.11%，以此比例推算出2011年21-4G歲的鄉村常住農業戶籍人口為18286.9萬人。根據國家統計局2010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本地農民工中21-40歲的比重為41.8%，外出農民工21-40歲的比重為73.1%；以此比例推算，2011年常住鄉村的12619.3萬農民工中，21-40歲的農民工總量約為6277.8萬人。因此，2011年全國在鄉村從事農業生產的21-40歲的壯年勞動力為12009.1萬人。
城市農民T超過80%在40歲以下。根據國家統計局2011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2011年外出農民工中40歲以下的比重達到81.8%，40歲以上占18.2%。以此比例推算，目前，在我國12658.7萬城市常住農民工中，40歲以下的農民工為10354.8萬人。40歲以下的農民工為2303.9萬人.
關于農民市民化問題的幾個判斷
巨量農民亟須市民化
全國8.8億農業戶籍人口全部需要市民化，享受市民化的國民待遇，但現階段最迫切需要市民化的是已在城鎮常住的2.6億農業戶籍人口，這些人口尚處于半城市化狀態。其中，我國現有的12658.7萬“縣外省內”務工與“省外”務工的農民工，在城市就業、生活，特別是3279萬“舉家外出”的農民工，大部分具有較強的就業能力，其子女也已長期生活在城市，基本不可能返回鄉村，但大部分沒有享受市民待遇，其市民化要求強烈。
另外，若按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的要求，到2020年，城鎮化率將達約60%，城鎮常住人口將達8.5億人，則2012-2020年新增城鎮常住人口達1.6億人（每年新增鄉村轉移人口約1800萬），也需要逐步市民化。其中首先是常住鄉村的12619.3萬農民工，雖然其兼顧農業生產，但已在非農產業就業，文化素質、就業能力較強，市民化條件較好，市民化的要求較為迫切。
農民工文化結構與市民化需求不匹配
雖然農民工比農村居民勞動力的文化程度要高，但相對城市市民而言，農民工的文化程度仍然較低，與市民化的需求相差較大。2011年全部農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包括高中、中專、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下同）的比重僅為23%，特別是本地農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低達20.5%，而在城鎮就業人員中的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為50%，城鎮失業人員中的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為53.6%；全部農民工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僅為5.3%，而城鎮就業人員中的大學?？?、大學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高達24.3%。我國農民工的整體文化素質不高，進城后就業競爭力低，就業穩定性差，極大地制約了農民工市民化進程。
農業生產力文化素質10年間改善微小
由于文化程度較高的鄉村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鄉村智力資源嚴重外流，導致鄉村全職農民整體文化程度長期處在較低水平。2001年農村居民家庭勞動力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為39%，而根據筆者測算，2011年全國35.6%的鄉村全職農民的文化素質仍停留在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農業生產者文化素質10年來改善微小。
農業生產尚未出現空心化、老齡化現象
近年來，由于大量勞動力外出務工，鄉村地區青年人大量減少，個別地區出現“撂荒”現象，但從全國整體上看，大量農民工的離去目前并沒有導致我國農業生產的“空心化”（即大面積鄉村無人從事農業生產），農村農業勞動力存量仍然充足。根據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我國耕地面積為20.27億畝，2013年全國糧食播種面積為16.79億畝，而2011年全國19-59歲的鄉村全職農業勞動力為25694.2萬人，鄉村全職農業勞動力的人均耕地面積為7.89畝、人均糧食播種面積為6.53畝，另有1-3億常住鄉村的農民T可以兼顧農業生產，鄉村現有農業勞動力數量完全能夠支撐我國農業生產與糧食生產。在土地面積不增的情況下，我國糧食連年增產，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農業生產也未出現“老齡化”。雖然我國鄉村老人日益增多，但2011年全國鄉村地區仍有1.2億壯年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壯年勞動力的人均耕地面積也僅為17畝左右。
鄉村老齡化程度重于城市
2011年開展的“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研究”表明，目前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的程度已經達到15.4%，比全國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2.14%，高于城市老齡化程度。根據中央農村工作辦公室2009年調查，農村老齡人口規模是城市的1.69倍，老齡化水平是城市的2.3倍，老齡人口撫養比例是城市的2.8倍。
“中城市化”是比較可行的戰略抉擇
大城市化帶動農民市民化已經沒有空間
城市規模與勞動生產率之間是一種倒u形關系，城市人口規模超過一定閾值后，城市生產就會走向規模不經濟。根據國內外學者研究，城市人口規模達到150萬，其規模經濟完全消失。而我國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天津等人口規模已經遠超過最佳規模，雖然在一些方面仍比中小城市有規模效益，但在整體上與理想城市規模相比，已經大量出現規模不經濟問題，更為嚴重的是部分城市甚至已經達到或超過土地資源承載極限。據《京津冀發展報告（2013）―承載力測度與對策》的研究與測算，京津冀地區土地資源最大人口承載力可達17080.75萬-1901.07萬人，最大人口密度可達1023.97-1145.08人/平方公里，而北京市2011年人口密度達到1230人/平方公里，已經超出了土地資源人口承載力；天津市2011年人口密度已經達到1134人/平方公里，也已經接近承受的極限。特別是在水資源方面，2011年北京市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119立方米，天津市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116立方米，遠低于國際人均水資源占有量1000立方米的標準，屬于重度缺水。我國大城市化帶動農民市民化已經基本沒有空間。
大城市中大量農民工長期得不到市民待遇，處于人在城市但不能融入城市的“非農民、非市民”的“半市民化”狀態，也說明大城市化帶動農民市民化已經遇到“天花板”。
小城鎮化帶動農民市民化長期徘徊不前
小城鎮由于定位、布局、體制等問題，資源、產業、人口等難以集聚，形不成規模經濟和城市功能。長期以來，我國小城鎮產業規模較小，產業結構簡單，就業崗位缺乏；重視工業輕視商業，往往“有城無市”，沒有持續的消費能力和發達的服務業；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較為薄弱，生產效率與生活質量較低。這些問題致使我國小城鎮長期處于“半城市化”狀態，對農民市民化的帶動作用不大。2002年我國鄉鎮企業解決了1.33億鄉村勞動力就業，而到2011年我國在鄉村從事非農生產的農民工還是1.3億。這說明，近10年來，小城鎮化基本沒有帶動農民的市民化，難以承擔城市化的任務。
“中城市化”可能是帶動農民市民化的主要途徑
針對我國2.6億農業戶籍人口常住城鎮、1.3億農民工進城務工但常住鄉村兼顧農業生產、2.3億鄉村老人與兒童尚需照顧的農民人口結構，在我國大城市化基本沒有空間、小城鎮化非農就業無法增長的情況下，應該轉向以中等城市為主體的“中城市化”戰略，即以中等城市和百強縣城為基本單元，以建制鎮為支點，建設分布式城市網絡，淡化縣級行政功能，優先建立現代產業體系，創造大量就業崗位，統一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
利用200個左右中等城市和縣城已有的成熟基礎設施與發展空間，低成本吸納中等城市既有和從大城市析出的城市常住農民工以及其他常住城市的農業戶籍人口，逐步減緩我國主要大城市的人口膨脹、交通擁堵、環境惡化、住房緊張、就業困難等問題。加強建制鎮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本地農民工以及在“鄉外縣內”務工的農民工等在市鎮落戶定居，實現產業聚集、人口聚集、服務聚集。小城鎮化是城鄉分離的，小城鎮僅具半城市功能。與小城鎮不同，作為中城市化的支點，建制鎮是市鎮，即與中等城市的功能是一體的，二者不是行政聯系，而是產業分工協作的統一經濟區。
需要說明的是，“中城市化”戰略與“市管縣”、“省管縣”是完全不同的。縣域經濟社會從本質上說，是城鄉分割的，而且以傳統農村為主?！笆泄芸h”、“省管縣”雖然重視縣域的發展，但從根本上說，是在城鄉分割的框架下強化縣級行政能力，因而無論是市還是省，對縣域經濟社會的城市化作用都是有限的。而“中城市化”戰略一開始就打破縣域框架，弱化縣級行政能力，走市鎮一體化、城鄉一體化的路子?？h在“中城市化”戰略中只是一個地理或區域概念，而不是行政概念。
中等城市的適度規模有利于充分發揮工業生產與城市社區的集聚效應，利用已有的良好產業基礎、教育科研條件，發展有競爭力的現代產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創造大量就業機會；有利于利用已有配套基礎設施和公用設施開展城市建設，低成本解決住房等生活問題，大幅度減低農民市民化與公共服務的高昂成本；有利于根據生產生活需要，規劃和發展低碳、智能、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統，以公共交通為主解決市民出行問題；有利于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能源緊張、環境污染等弊病與規模不經濟。
推進“中城市化”的幾點建議
把新興、綠色產業的發展重點放到中等城市
把高附加值的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重點放到中等城市，依托中等城市的特色資源與產業基礎，發展各具特色的高度專業化新興產業集群，打造一批高成長性、高增長率、高收入水平的中等城市，迅速縮小中等城市與大城市之間的收入差距，迅速提高中等城市的就業吸引力與就業容納能力。
大力發展中等城市綠色產業，推廣清潔、低碳、高效的生產技術，打造一批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宜居宜業的高品質中等城市。
以中等城市為主導，市、鎮經濟社會一體化布局，形成一批工業鎮、農業鎮、商貿鎮、服務鎮等。
圍繞城市需求發展第三產業
大力發展購物、休閑、娛樂、旅游、商務等專業市場，大型購物中心以及網上交易平臺等現代化商業設施，推動現代商貿服務業的發展，活躍城市消費市場，拉動城市消費，提升中小城市生活質量。
大力發展交通運輸業、現代物流業、信息服務業等生產業，在促進制造業發展的同時，改善城市產業結構，提高城市增長質量與可持續發展能力。
利用人口老齡化、“124”的家庭結構（即一個孩子兩個中年人四個老人）以及家務勞動社會化等帶來的養老、家政、醫療陪護等巨大服務需求，引導和扶持中小城市家庭與社區服務行業向規?；?、專業化方向發展。
推動農業生產公司化
在培養職業農民與土地流轉的基礎上，大力推進農業生產的公司化，在具備條件的地方發展公司性質的現代農場、農莊、農業園區、農業合作社、農工商綜合體等，推廣生態種養模式，建設綠色加工基地，向特色、高效、品牌農業轉變。在公司化的基礎上，農民收入逐步實現工資化。凡是實現收人工資化的農民，無論是務工還是務農，一律享有市民待遇。
農民實行超前免費中專教育
針對農民工文化層次較低、難以在城市穩定就業、無法在城市長期生存的狀況，實行農民免費職業教育政策，在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基礎上，對青壯年農民附加3年免費中等?？坡殬I教育，保障農民掌握一技之能，形成與城市化一致的文化結構。2009年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農村勞動力轉移專項跟蹤調查”顯示，在接受過非農業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外出勞動力中，有穩定受雇崗位的占72.3%，而在未接受過非農業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外出勞動力中，這一比重只有59.6%；接受過非農業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勞動力的平均外出時間為283天，比未接受過的平均外出時間多出16.6天。
建立市鎮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
在中小城市放開落戶限制的基礎上，以推進基本公共社會福利的均等化為突破口，逐步消除戶籍人口與非戶籍人口之間的不平等待遇和差距，建立市鎮一體化的社會保障體系。
重點以農民工整體融入城市公共服務體系為核心，確保農民工及其子女能夠平等接受教育、醫療、失業、養老等基本公共服務，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由戶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蓋。
農村城鎮化調查報告范文2
【關鍵詞】 城鎮化 可持續發展
近年來湖北經濟快速增長，已成為推進城鎮化進程的最大引擎。與中部六省相比，湖北城鎮化率最高，2013年達到54.51%。但中部各省紛紛加快了城鎮化建設速度，競爭態勢明顯。然而，湖北的城鎮化也面臨發展瓶頸，存在著區域不均衡、產業吸納能力不足、城鎮化質量不高、城鎮化率增速乏力等諸多問題，未來城鎮化之路并不平坦，其發展過程面臨諸多挑戰。
一、湖北城鎮化建設取得顯著成果
2013年末，湖北常住人口5799萬人（指常住本省半年以上人口），其中城鎮人口3161.03萬人，鄉村人口2637.97萬人，以此數據為基準統計的城鎮化水平達到54.51%，繼續位居中部第一，略高于全國53.7%的平均水平。
現以2008―2012年間數據為樣本進行分析。數據顯示，與中部六省相比，湖北城鎮化發展速度最快，年均提高2.1個百分點，較發展速度第二的河南高0.53個百分點。但是，近兩年，其他省份也加快了城鎮化建設。2012年，江西城鎮化率為47.5%，較2011年提高1.8個百分點，居當年六省第一，湖北以1.7個百分點與安徽并列第二（見表1）。
二、湖北城鎮化面臨的困難
1、城鎮化區域發展不均衡
湖北地處我國地理第二階梯與第三階梯過渡地帶，平原、丘陵、山脈并存，各市州面積、耕地面積、糧食產量、礦產資源、經濟實力、基礎設施、自然環境等各方面差別都很大，導致人口分布、城市規模、城鄉聯系不均衡，尤其是東部與西部差別最大。
武漢市“一城獨大”，科教實力、經濟總量冠蓋全省，宜昌市和襄樊市這兩個省域副中心城市正處于成長期，區域輻射能力不強，從而導致了湖北省城鎮化的空間不均衡。城鎮化水平較高的地區大多聚集在武漢周邊以及以“襄荊宜”高速公路和滬蓉高速為軸的中心城市周圍。而鄂西山區，尤其是恩施地區、鄂東北大別山區由于地理位置、環境惡劣等原因城鎮化水平明顯偏低。再從城鎮化內部結構來看，城鎮化率45%以上的縣市只有19個，而30%以下的地區占整個湖北省一半以上。此外，平原地區和西部山區城鎮布局松散，小城鎮體系層次不分明。
2、城鎮第二、三產業吸納就業能力不足
湖北輕重工業結構失調，民營經濟成長緩慢，大部分區域三產業不發達，導致第二、三產業吸納就業能力不足。農村富余勞動力多，中小城鎮第一產業比重大，效率低，不利于資源集約利用。欠發達的農業致使第二產業發展緩慢，無法形成產業聚合力，影響城鎮吸納就業的能力，造成大量中小城鎮城鎮化不完全。
3、戶籍城鎮化率不高
在統計局的人口統計數據中，城鎮化率往往是以在城鎮常住半年以上的人口作為基準統計的，其中存在某些公民雖生活在城市，但與城市另一些公民的權利并不平等，故這種城鎮化率不能真實反映城鎮化的全部特性，因而暫可認為這是一種名義城鎮化率。眾所周知，我國實行戶籍制度，只有戶籍上為非農業人口，才是完整意義上的城鎮人口，因此他們的公民權利是平等的。據公安部副部長黃明在2013年3月6日下午召開的“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提案辦理協商會”上透露，2012年全國非農業戶口人口所占比重達35.29%。而據公安部統計，湖北省戶籍城鎮化率2012年為34.56%，與全國平均水平大體相當。但是從上述數據也可看出，不管是全國還是湖北省，戶籍城鎮化率與名義城鎮化率之間還有不小的差距。
過低的戶籍城鎮化率，表明大量農民工在未取得非農戶籍的情況下，已涌向城鎮工作、生活。但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他們的某些權利是所居住城市不能給予的。因此使用名義城鎮化率，會導致一定程度上的數據失真，并帶來相關的政策決策與現實脫節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們的城鎮化速度落后于工業化速度，進城農民的市民化速度又遠落后于我們的城鎮化速度。
4、城鎮化速度與質量不匹配
從數量上看，湖北城鎮化取得了很大成績；從空間形態尺度來看，湖北整體上已進入到初級城市型社會；但從生活方式、社會文化和城鄉協調標準看，目前中國離城市型社會的要求還有較大的差距。也就是說，中國城鎮化質量并沒有與城鎮化水平同步提高，還存在著如下問題：一是城鎮化推進的資源代價較大；二是城鎮化建設依賴土地現象嚴重；三是城鎮化進程的不協調性日益凸顯；四是城鎮化進程對特色文化重視不夠；五是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嚴重滯后；六是新型城鎮化面臨多方面的制度障礙。這些問題如果處理不好，不僅會延誤城鎮化進程，而且還會為今后城鎮化留下相當大的隱患。
三、城鎮化建設可持續發展的建議
1、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
湖北城鎮化發展正走到一個十字路口，在初步完成城鎮化初級階段任務后，現在應適時向城鎮化的中級階段邁進，加快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克難攻艱，努力提高城鎮化質量。當前除需繼續提高城鎮化率外，尚需要著力提高城鎮化的質量，尤其是要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戶籍制度就像一道阻礙城鄉勞動力、城間勞動力有效流通的玻璃門。須知，戶籍不改，我國農業轉移人口就沒有真正歸宿，轉移就不穩定，這將使農民不能分享城鎮化及國家改革發展之利益。長此以往，會使中國社會裂痕不斷擴大，最終將使發展陷于停滯。因此，把“農業轉移人口”真正變為享有平等社會權利的“城鎮居民”，是體現國家意志的重大戰略行為。
為了搞好這項工作，必須創新思維、平衡各方利益，朝城鄉一體化、遷徙自由化的總方向上前進，以剝離戶口所附著的福利歧視、建設公共福利制度、實現公平正義的社會理想為其行動指南，改革嵌入戶籍制度之中的其他不平等的社會保障制度，整體推進城鎮化進程。同時，改革公共財政體制，進一步完善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確保地方財政有穩定可靠的稅源，為戶籍制度改革提供必要的財政基礎。
2、探索特色城鎮化協調發展模式
推進城鎮化進程要注意做好兩個方面工作：人的城鎮化和土地的城鎮化。不要只注重人的城鎮化，而忽視土地的城鎮化；或者表面上重視人的城鎮化，暗地里卻盤算土地城鎮化。雖說人的城鎮化是根本，但也只有建立在公民權利平等、遷徙自由基礎上的城鎮化才具有堅實的基礎。土地的城鎮化在這里是個借用詞，但也不難理解。眾所周知，現有體制下城市土地屬于國家所有，農村土地屬于農民集體所有，權屬不同，經濟屬性也不同，利益分配機制更不同。其實在現有政策框架下，土地的城鎮化隱含土地國有化的前提，也是農村土地轉變成城市土地的過程。
做好城鎮化工作終究要協調好人和土地的城鎮化這兩方面的因素，只重視前者，容易出現數字錦標主義，發展不可持續；只重視后者，又容易產生借助城鎮化的旗號導致房地產化的后果。這需要尊重市場規律，發揮市場的主導作用，在政府、經濟組織、個人三方面之間達成責任與權利的平衡，這才是解決問題的終極之道。在此過程中，希望各級市場主體創新思維，發展出多種多樣的城鎮化模式。
湖北占據“九省通衢”之地利，但也面臨“九省特色”之尷尬，各區域環境不同，資源各異，按統一模式推進城鎮化建設不合實際。因此，充分挖掘當地資源稟賦，堅持市場化路線，探索各具特色的城鎮化發展模式較為適宜。
以武漢為代表的大城市，應充分發揮科教優勢，積極探索創新創業之路，做強經濟實力，為全省城鎮化做好表率。以大冶、宜陵為代表的百強縣市應下好民營經濟這盤棋，為湖北縣域經濟的倔起起到示范作用。與此同時，各地發展各種特色小鎮、都市田園、生態農業、農業科技園區、區域（如溝域、沿邊、沿江等）經濟也應是城鎮化的有益補充。
3、城鎮化進程應講求可持續發展
湖北的城鎮化隨著經濟發展而來，隨著改革開放而加快，這個趨勢已不可逆轉。但阻礙其進程順利推進的重要因素，目前還是不合時宜的戶籍制度，以及與這個制度相伴隨的城鎮基本公共服務歧視制度。十報告首提戶籍改革，正當其時。戶籍改革是加快城鎮化進程的助力器，正逐漸形成共識。同時，也要清醒的認識到，戶籍改革絕不是決定城鎮化進程的全能鑰匙、唯一方法，更不可能一蹴而就。
據四川省統計局2014年7月25日的《2014年四川省進城務工人員現狀調查報告》顯示：有93.7%的進城務工人員表示習慣城市生活，但愿意落戶城市的只有10.7%。對于這一現象四川省統計局分析，對農村既有利益的擁護和對城市社會保障的顧慮是不愿轉戶的主要原因。養老問題得不到解決、住房沒有保障、失業或找不到工作是進城務工人員轉為城鎮戶口擔心的三大問題。如果轉為城鎮戶口，進城務工人員希望家中土地維持現狀不變和有償流轉的比例占59.3%，希望農村住房維持現狀不變的占57.4%。
也就是說，擔心養老無保障、擔心失去農村土地和房屋、沒有城市住房是農民不愿意落戶城鎮的三大主要原因。越到大都市，子女進城讀書問題越突出；越到小城市，住房問題、拖欠工資問題越突出。應該說四川統計局這個調查可信度較高，湖北的情況大致也是如此。這就正好解釋了全國城鎮化率與戶籍城鎮化率為何有較大差距的原因。
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如果缺乏統籌考慮、科學規劃、頂層設計，將會帶來很多問題甚至隱患。如將會導致很長時期內的農村居民“兩棲人”狀況：人在城市，心在農村；土地和農房即使荒廢也不放棄，或者在城市賺錢回老家蓋房，影響其在城市安居樂業的動力。它可能導致的后果也是嚴重的，直接影響孩子的就地上學，造成曠日持久的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現象；因為種糧是副業，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所以土壤、種子、品質都沒有經過嚴格的篩選，從產量到品質，都沒精力投入，將直接影響糧食安全；直接影響財富積累和城市安居，因為很多人賺了錢還是回鄉蓋房，農村房屋長年空置，在城市生活卻無房可住。此外，各級城市政府在整個城鎮化過程中，如果城市所獲得已發展的土地有限，將無力提供加快城鎮化發展的動力，最終影響城鎮化進程。
另外，如果強行推進城鎮化，為一時城鎮化率的提高而自喜，不考慮農業轉移人口的個人意愿及放棄土地承包權的緩沖期，只要此人一在城市落戶，就取消其農村土地承包權，那么進城農民落戶城市意愿將受阻，如果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不能及時跟上，一旦遇到風險，他們就會怨氣沖天，長期來看，將會影響社會和諧穩定。
4、城鎮化進程應與相伴隨
長期來看，高質量的城鎮化進程需要相伴隨。如前所述，人的城鎮化與土地的城鎮化是城鎮化工作的兩個方面，短期看，可分開處理，長期看，又相互聯系。人的城鎮化是共識、是目標，而土地的城鎮化是手段、是工具。一方面，沒有經濟手段的目標是難以實現的，另一方面，人們也沒必要將目標和手段作單一化理解，人的城鎮化的終極目標應是市民化（隱含權利平等化），但是全體國民是否要全部市民化，對于一個大國來說，似乎沒必要，也絕無可能。土地的城鎮化的結果是否為土地全部歸屬國家所有，也還有待論證。是否應該在一個統一市場下有各種市場主體（即除國有主體之外，還應有其他市場主體）的廣泛參與？深圳新一輪的（或合法外土地權屬改變）即含這方面的積極探索。
可以預計，只要農民的土地自由流轉和房屋的家庭財產化沒有實現，農民身在城市心在家鄉的狀況就將很難改變。解決上述城鎮化問題，則需要大家創新思維、解放思想，同時也考驗政府的決心。耕地、宅基地退出機制是農民是否愿意進城落戶的一個關鍵因素。而這個關鍵因素，既取決于土地、農房能否成為農民獨立的財產權利，又取決于土地、農房是否能夠建立不局限于“村集體內部”的城鄉統一交易市場。城鎮化建設可持續發展，應破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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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城鎮化調查報告范文3
十八屆五中全會即將召開之際，“‘十三五’城鎮化指標”備受關注?！秶倚滦统擎偦巹潯诽岢觥?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據此估算在“十三五”時期年增長率需保持1%以上。而據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2014年16至60周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上年末減少371萬人，連續第三年出現了絕對數量下降;2014年農民工總量增速為2.8%，比2011?2012年的5%以上有較大下滑。再加上一些局部的“逆城市化”現象，如農村出來的大學生“不愿意留在城市而是希望回去”等。因此，有媒體認為中國“城鎮化在放緩”，這一指標的“完成難度大”。
上述觀點只從勞動力、農民工等特定群體出發，統計數據來源也比較單一，同時存在對中國城市化的基本規律和國情特點認識不足的問題，值得商榷。
一是“城鎮化放緩”與實際不符。“城鎮化放緩”不是一個新問題，一直有兩種聲音。201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份報告認為，中國高速城市化將在2013年左右結束。可同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卻預測2020年將達到60%左右。實踐證明，后者更符合實際情況。
“放緩論”關注的勞動年齡人口等統計數據變化是事實，但宜放到中國城市化“語境”中去解讀。中國城市化的基本國情是“農業人口多”，這是巨大的歷史包袱，但也意味著“城市化的后勁足和可持續性強”。龐大的農業人口和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是我國城市化持續快速推進的現實基礎與條件，因此“放緩”只是局部的而非整體的，是相對而非絕對的。
同時，“放緩論”只是一家之言，更多的預測則是“看漲”。例如，2009年住建部預測中國大規模的城市建設要進行30到35年左右;2012年《中國展望報告》認為“到2030年，城市居民占總人數的比例將從1/2上升到2/3”;據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相關研究，在2050年我國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之前，中國城鎮化年增長率將維持在1.2%左右。
二是要看到文化的重要作用。中國有深厚的宗法文化傳統，血緣、宗親、同鄉、同學、戰友等關系，深刻影響著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并呈現出“一人進城，舉家城市化”的特點。
隨著第一代人扎下根來或奮斗成功，各種在城市中“聚族而居”的現象相當普遍。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在廣州、上海、北京的農民工中，有49.8%的新生代農民工是通過親友熟人找到工作;有10.4%的受訪者表示其所在企業有“老鄉會”，受訪者中的58.1%都加入其中。實際上，這并不局限于農民工，包括“海歸”們也熱衷于搞各種“同學會”，并客觀影響著城市人口的集聚與流動。無處不在的宗法文化及其強大作用，超出了各種統計理論與方法的閾限，這也是不能簡單以統計數據判斷中國城市化的重要原因。 2012年《中國展望報告》認為“到2030年，城市居民占總人數的比例將從1/2上升到2/3”。
三是對城鎮化要有新的理解。目前統計數據主要以“空間”意義上的“城鎮常住人口”為對象，可這一“界定”忽視了“生產生活方式”是劃分城鄉更重要、更基本的依據。在信息化3.0和互聯網+的背景下，“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間的傳統聯系已被“虛擬空間”打亂和重構，因此，在界定“城鎮化”時，既要考慮一個人實際居住在“城市還是鄉村”，也要關注他所從事的生產活動的性質是“工商還是農牧”。
2014年阿里巴巴提出“千縣萬村，電商到農村去”，特別是2015年商務部等19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加快發展農村電子商務的意見》，農村電商迅速興起。浙江2014年底已形成62個淘寶村，有6萬人就業。此外，在農村還有很多從事“都市農業”“農業旅游”等的“城市人”。盡管這些增長很快的人群數量不詳，但實際上都已完成“城市化”。
四是要找到農民工“不進城”的根源?！懊窆せ摹辈皇且粋€新問題，這固然和快速發展的中西部 “截留”有關，但根子卻在于很多城市發展戰略出了問題。
1990年代以來，出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壓力，很多城市都制定了“去工業化”和“大力發展服務經濟”戰略，核心是完成從“一二三”到“三二一”的產業變革。然而，在推進過程中卻遭遇兩大挑戰：“去工業化”抬高了“就業門檻”，隨著傳統制造業等勞動力密集型企業被轉移出去，大批只能從事簡單體力勞動的農民工已“無工可打”，而且服務業的“蛋糕”也沒有想象得那么大。
不過，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變化。據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的研究報告，在工業化4.0和國家日益重視實體經濟的背景下，未來我國都市產業結構調整將進入反復震蕩期，預計第二產業比例不會出現大幅下滑，在局部還會出現上升趨勢。這對農民工進城將是一個利好消息。
農村城鎮化調查報告范文4
近期高層頻頻表態，透露出經濟轉型過程中，城鎮化被寄予厚望。
國務院副總理4月2日在博鰲亞洲論壇2012年年會開幕式上發出強音：繼續促進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加快轉型是關鍵；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是轉方式的主攻方向，擴大內需是結構調整的首要任務，城鎮化是中國內需最大的潛力所在。
寄望城鎮化拉動內需，不無道理。城鎮化會帶來巨大的投資和消費需求，不僅交通、通信、供電、供氣和供水等基礎設施投資和住房投資需求增加，而且隨著農民變市民，城鎮人口特別是中等收入階層人數的增加，也會提升基本生活、教育、醫療等消費需求。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首次突破50%，達到51.27%，而2000年這一數字僅為36.2%。根據今年全國“兩會”制定的發展目標，2012年末全國城鎮化率預期達到52.07%，較上年提高0.8個百分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認為，中國城鎮化水平的峰值在70%～75%，到2020年，城鎮化水平達到60%左右，到2030年會接近67%。今后20年，中國還將處在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階段，城鎮常住人口還要增加3億左右。
城鎮化趨勢不可逆轉，但這并不意味著現行的城鎮化推進路徑和方式已經成熟。3月底的2012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上，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即表示，中國城鎮化率的快速增長，依靠低成本的強力推進，包括土地和勞動力的低成本、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的欠賬、相當一部分人員社會保障殘缺不全，以及公共服務能力明顯落后于城市擴張，“目前的城鎮化推進的路徑和方式難以持續”。
城鎮化的實質應該是，將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步轉變為有就業、有住所、有社會福利和高素質的市民，并且逐步成為中等收入者。但中國的土地城鎮化明顯快于人口城鎮化。
如何真正實現人口城鎮化、找到真正適合的推進路徑，已經成為中國城鎮化進程中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模式之辯
關于中國城鎮化模式，歷來有“大城市為主”和“小城鎮為主”之爭。前者認為，應該多發展大城市、超大城市，認為這是世界潮流；后者認為中國應以小城鎮為主。
現狀是，一些大城市雖然工作機會多，但交通擁擠、房價上漲，生活成本太高；而小城鎮很難達到規模經濟的要求，造成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加之國際市場的變化，增加就業機會面臨困難。
“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以大城市為依托，以中小城市為重點，逐步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曾表示，要把大中小城市網絡化，通過基礎設施一體化實現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為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合理分工，大城市提供市場，中等城市界定產業分工，小城市、小城鎮增強居住功能，形成合理經濟圈和生活半徑，既能轉移農業人口，又能避免某種城市過大過小的弊端。
“過去的城市化形成了大城市模式，存在很多問題，應該再發展一些二級城市，成為新的中心，使移民愿意去?！狈Q。
盤點近年來出臺的九大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重慶和成都（成渝）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武漢城市圈和長沙、株洲、湘潭（長株潭）城市群，都不同程度地在城鎮化模式上做出嘗試。
不過，希望移民轉向小城市居住的政策初衷要成為現實，還有漫長的距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去年對20多個城市7000多名農民工的調查顯示，外出農民工希望在地級市以上、在大中城市定居的占到一半以上，希望在縣城和小城鎮定居的還不到40%，選擇今后要回到農村定居的還不到10%。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劉守英告訴記者，出現這一情況的原因是，中國城鎮化布局正在跟隨工業化布局，建設城市群的思路是正確的，但是，中國區域發展需要大的調整。
他稱，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已經實現了經濟集中度和人口集中度的重合，土地開發強度已經很大。未來工業化、城鎮化需要往中西部布局。
金融危機以來，在資源環境惡化、勞動力短缺等多重壓力下，中國經濟從沿海向中西部地區的轉移加速。
政策層面，國務院批準了安徽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規劃，廣東推出了產業與勞動力“雙轉移”戰略，中西部各地也紛紛出臺政策鼓勵承接產業轉移。
不過，記者在各地采訪中發現，雖然有諸多鼓勵政策，但是，產業轉移更多的是企業根據實際情況做出的決策，要綜合考慮生產成本、運輸成本、產業配套等多方面因素。
比如說，同為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近年來選擇向中西部轉移的紡織服裝企業明顯增多，但箱包企業并不多見，因為相對于轉移后節約的生產成本，增加的運輸成本更高。
考慮到東西部在基礎設施、產業配套等方面的差距，產業轉移的進程不會快速完成。
“長三角、珠三角是從開埠以來就開始慢慢發展了?！眲⑹赜⒄J為，雖然近年來中西部工業化速度加快，但這不是一兩年能完成的。
人口城鎮化滯后
在中國城鎮化過程中，一個突出特點是，城鎮建成區快速增長，而集聚的人口則明顯滯后。
按國際公認標準，衡量土地城鎮化和人口城鎮化關系的城鎮用地增長彈性系數，其合理區間在1至1.12。
而國土資源部副部長胡存智透露，從2000年到2010年，土地城鎮化速率是人口城鎮化速率的1.85倍。如果再考慮人在城市，但是沒有城市戶籍的人口，不能充分享用城鎮用地的情況，實際上土地城鎮化的速度還應該更快一些。
他稱，國土資源部曾做過測算，按照現在土地城鎮化的速度，如果讓人口城鎮化的速度跟上來的話，2010年城鎮化率應該達到59%。即人口城鎮化率與土地相比，大概慢了10個百分點。
即便如此，常住人口口徑的城鎮化率也常被人為高估。國家統計局按國際慣例把一年中在城市居住6個月以上的人口都統計為城市人口，這其中就包括1億多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
而農民工及其家屬，無論是在公共服務、社會保障還是在公民權利方面，都存在嚴重、明顯的缺失。陳錫文曾多次表示，如果以農民工實際享受的待遇衡量，目前納入統計的城鎮居民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沒能充分享受市民待遇。
廣東省政協4月6日公布的《廣東勞動力轉移情況調查報告》顯示，目前城市主要的公共服務項目仍面向本地戶籍人員，農民工與城市社區活動基本隔絕，只有17.2%的農民工認為自己是城里人。
農民工對政府在入戶城鎮、生存保障、保障房建設等方面滿意度都較低。他們面臨急需解決的生活問題依次是子女教育、條件艱苦、醫療問題等。
如何將農村居民轉為享有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的城鎮居民，真正實現“人的城鎮化”？陳錫文認為，中國可以借鑒發展水平相似國家的做法，設計一種允許過渡的制度，對選擇未來留在城市和返鄉的農民工，設計不同的社會保障，同時加快推進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這樣既給了農民工自我選擇機會，也給了政府過渡的時間。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韓俊則表示，解決這一問題，政策上有三個層次，首先要建立以居住地為基本單元的人口管理和服務體制，將流動人口的服務管理納入當地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其次，免費推進居住證制度，辦理居住證的流動人口在子女就學、各種公共服務上要與當地人口享受同等待遇；再次，要分類調整戶口遷移政策，逐步讓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在就業居住地有序落戶。
今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公布了一年前出臺的《關于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明確縣級城市放開戶籍登記，地級市對有合法穩定職業滿三年并有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同時按照國家規定參加社會保險達到一定年限的人員及其配偶、未婚子女、父母，放開戶籍登記。
不過，韓俊認為，光放寬戶口落戶政策是不夠的，關鍵還是要增強中小城市的吸引力，“第一靠就業，第二有比較好的公共服務”。
劉守英則表示，這一政策只是在原來縣一級放開的基礎上，增加了地級市，不會有什么根本性的變化，“核心的還是大城市的問題”。
制度改革待舉
中國目前的土地城鎮化和人口城鎮化分處兩條不同的軌道。政府通過征地賣地獲得增值收益，用于城市建設，而原住民及農民工自發的城鎮化卻集中在城鄉結合部，基礎設施建設落后。
要解決這一問題，制度改革不可避免。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彭森公開表示，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最核心、最緊要的是要著力完善城鄉平等的要素交換關系，通過制度設計，恢復農村生產要素和資源參與市場平等交換的權利。其中，最重要的是推進征地制度的改革。
廣東省政協前述報告認為，由于農村土地有償流轉機制不活，缺乏具體的操作規范，降低了土地流轉的速度及數量，加上當前農村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土地逐漸成為農村勞動力的失業保障和養老保險屏障。
去年12月27日，國務院總理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加快制訂征地制度改革方案，“明年一定要出臺相應法規”。他表示，推進集體土地征收制度改革，關鍵在于保障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分配好土地非農化和城鎮化產生的增值收益。
劉守英認為，現有的征地制度雖然簡單快捷，但也帶來很多后遺癥，原住民并未獲得土地增值收益。合理推進城鎮化，必須對征地制度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做大的調整，理論上和政策上都要有所突破，需要明確農民工、原住民、政府如何獲得、政府如何使用這部分收益，“而這中間會存在激烈的爭論”。
中國土地學會副理事長黃小虎認為，征地制度改革的理想模式，是賦予農民完全的土地財產權。首先，要構建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允許農民在國家規劃引導下，自主地參與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其次，對必須征為國有的土地，賦予農民談判權，參照市場價協商補償標準和補償方式。
他認為，由于利益關系調整比較大，改革不一定能一步到位。但方向應該明確下來，不能含含糊糊。改革方案，應有一定彈性，鼓勵地方繼續探索，避免“一刀切”的弊病。
對于政府經營土地獲利，黃小虎認為，問題的主要根源在于，政府成了市場主體，以管理手段實現經營目的，“這個問題不解決，單純改革征地制度，很難改得徹底，而且落實起來也會阻力重重”。
他表示，改革政府經營土地制度，涉及干部制度、財稅制度等更深層次的問題，難度更大?？梢钥紤]分步實施，第一步應是把經營土地的職能從土地管理部門分解出去，管理部門只負對城鄉土地按統一規則實行管理的責任，經營土地的職能則交由另外的部門承擔。
農村城鎮化調查報告范文5
采訪徐楊，非常偶然。
2月8日，因趕著從成都回北京過年，一大早我就去一家酒店餐廳吃早飯。餐廳里空蕩蕩的，一個廚師模樣的小伙子坐在餐廳盡頭擺弄手機，見我進來了，扭頭朝廚房里喊道：“有人來吃飯了，快把粥端出來?！闭f完，又低下頭繼續玩手機。隔著兩張桌子，我取了食物坐下就吃。
“大哥，好羨慕你呀，可以回家過年啦！”他突然迸出的一句話，讓我感到很好奇。
“明天就過年了，你還沒放假嗎？”
“放了，我要值班。過完年再回老家?！?/p>
聊天中，我知道他叫徐楊。23歲的他剛當爹沒幾個月?！氨M管很想孩子，但要多掙點錢養家，所以春節假期我選擇留下值班。”
看上去靦腆的徐楊，說起在城市逐夢的辛酸，似乎有說不完的話。
學生時代，徐楊就夢想著做一名廚師。15歲初中一畢業，他就跟父母說要做廚師?！氨敬蛩愕匠啥颊乙粋€比較合適的大酒店從學徒開始做。可當時有個熟人在石家莊開餐廳，叫我去幫忙，每月給500元。他還跟我父母說我那個年齡算童工，大酒店不敢招?！本瓦@樣，徐楊懷揣著夢想來到了遙遠的北方。因為有夢想，他做事很勤快。但讓他沒想到的是第一個老板才給他發了400元工資，還加上一句“勤快一點”。
“這讓我感到莫名其妙?！被貞浧甬敵醯脑庥觯鞐钪两穸几械胶芪?。“好不容易挨到年終，老板要我來年還來，并且要給我漲工資。一聽說只加50元，我說，算了，我不來了，我要去讀書。”徐楊話語中，透著炒了老板魷魚的。
大城市并不像想象中那般好闖。這堅定了徐楊學門技術的決心。于是，他又重新走進了學校。
“學電子輕巧，都是手上的活，將來進廠子不會很累?！痹谒拇摵辖洕鷮Ｐ迣W院老師的勸說下，徐楊學了電子技術及應用。這個選擇偏離了他的廚師夢想，打動他的也許是“不累”。
2008年，徐楊再一次離開成都，到廣東中山一家空調企業實習，做了流水線上的一名員工，裝空調上的冷凝器，福利待遇和正式員工一樣，每月1300元?？珊镁安婚L，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訂單減少?！敖舆B幾個月我都只拿到900元工資。最后滿半個月才拿了300元，連吃飯都不夠。”2009年5月，徐楊又回到了成都，回到了最初的夢想。
“表哥在一家餐廳做廚師長，我到他那里切菜。餐廳不是很大，主要做四川家常菜。我在那里做了兩年。”徐楊站起身去翻一翻加熱的菜，回來坐下繼續說?！安蛷d給的工資太低，剛去時什么都不會，老板每月開900元我還能接受。平時要求加一點工資太難，每半年或一年加100元或200元。2010年漲到1100元，2011年我快走的時候，才加到1300元。工資太低了，我不干了，就要出來找工作?！?/p>
臨走之前，老板同樣用漲薪挽留。但只加200元這種擠牙膏式的漲薪，離徐楊的理想薪酬還差三四百元?！耙磺甙宋疫€能接受，我覺得要求也不是很高?！?/p>
現在供職的這家快捷酒店滿足了徐楊的訴求。剛入職時每月1800元，一年后按合同漲到2700元。“到外面我也能掙到這么多，只不過可能要比這里累一些。”
由于只做早餐和中午晚上的員工餐，徐楊業余時間很多。在熟人介紹下，勤快的他又在一家寫字樓找了一份給地下停車場做保潔的兼職，每月收入1800元。
權益常受損，保障靠自己
“雖是兼職，有五險一金，也算正式職工，只不過是夜班員工。”徐楊在正規的企業都有勞動合同，但在個體餐廳工作都沒有簽訂過勞動合同，每次加薪都得自己跟老板提出來。“每次都是自己要求漲，看老板給多少，根據市場行情，我看合不合適。然后再談一下，談得合適的話就可以做，談不攏的話，就換一家，現在招人的也很多?！?/p>
在社會發展和教育水平提升的雙重作用下，新生代農民工比上一代有著更強的平等意識和維權意識，對獲得平等的就業權、勞動和社會保障權、教育和發展權、政治參與權、話語表達權，以及基本公共服務權等方面都有著比父輩更高的期待，維權態度更加積極。
共青團四川省委的調查顯示，32.81%的川籍新生代農民工屬于無合同就業甚至僅從事不穩定的臨時工作。當遇到工資被拖欠克扣時，多數川籍農民工希望以平和的方式來維權，39.95%表示將“與老板協商、調解”、36.9%表示“尋求法律幫助”、10.38%表示“到政府機構相關部門尋求幫助”。調查顯示，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難時，45.46%選擇“自己解決”、19.27%選擇“向家人求助”，在尋找工作途徑方面，有38.99%是依靠親戚朋友介紹進入現在崗位的。
但是，農民工的就業一般集中于非公經濟組織，在勞動合同簽訂、工作時間、勞動報酬、企業文化建設等方面，長效的監督機制缺失，致使農民工權益受損，而在進行維權活動時，由于長效制度、經濟資本、社會資本缺乏，又往往難以充分實現維權目標。
城市留不下，期待去創業
說起廚師培訓，徐楊說：“剛開始也想過，進大一點的酒店或餐飲企業，學做工藝菜，做比較上檔次的菜。但沒有這方面的信息，不知道什么時候招人，所以一直沒實現?，F在有了孩子也耽擱不起了，要是再去當學徒的話，一個月一千多點的工資，孩子日常開支都不夠?！?/p>
“趁孩子小，我在成都再干兩年，存點錢，將來回老家在樂至縣城做點小生意——賣涼菜?！闭f起未來打算，徐楊對自己的手藝信心滿滿?！霸诔啥几?，賺得起賠不起，鋪面難找，租金也高?！?/p>
在四川，在中國，有徐楊這樣經歷和想法的“80后”、“90”后很多。
據共青團四川省委2012年《川籍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發展現狀調查報告》顯示，川籍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務工動機中的非經濟取向明顯提高，務工動機中“長見識”、“實現夢想”、“向往城市生活”、“為將來創業積累資金”所占比例為69.34%，與老一輩主要追求經濟收入的特點相去甚遠，務工動機由生存型轉向發展型。
國家統計局2011年3月的一份《新生代農民工的數量、結構和特點》課題報告也指出，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都有明確的職業發展目標，比較看重自己未來的發展。對于職業發展目標，有25.8%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掌握專業技術，有一技傍身”，還有26.3%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自主創業當老板”。因此，政府加強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培訓，不僅能滿足勞動力市場對技術工人的需求，也能解決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的職業發展和收入問題。
政策多給力，融入更順暢
然而，四川省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張鳴鳴博士認為，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是必然趨勢?！皬暮暧^政策環境看，十報告指出，要加強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的聯動，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無論從主觀意愿還是客觀需要，新生代農民工都是最容易城鎮化的群體?！?張鳴鳴說，“事實上，不少地方已經開始以新生代農民工為主要目標的城鎮化方案，出臺政策措施，推動這一群體盡快在城鎮穩定就業。四川省新近出臺的‘十二五’城鎮發展規劃，就明確提出要從住房、就業服務等幾個方面推動新生代農民工城鎮化?！?/p>
農村城鎮化調查報告范文6
[關鍵詞]傳統村落;“空心化”;原因分析;治理策略
[作者簡介]李枝秀（1976―），女，南昌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環境藝術設計與理論。（江西南昌 330031）
[基金項目]江西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新型城鎮化建設中鄉愁符號的保護與傳承研究”（14YS09）
一、引言
傳統村落是指民國以前建村，傳承了較長的歷史沿革，至今仍為人們提供服務的，以農業文明特有的環境與資源條件為空間基礎，以農業生產生活方式及其政治經濟社會結構為主體形態。以農耕社會的生活觀念、價值尺度、民俗風習、文化心理、審美態度等為人文精神的村落聚落形態。[1]可見，傳統村落傳承著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蘊含著深厚的歷史文化信息，凝聚著豐富的藝術結晶，是鄉愁符號的寄托地，是人們離不開的精神家園，具有重要的生活、歷史、文化、科學及藝術價值。
然而，隨著近年來城鎮化的迅速推進等原因，傳統村落的人口尤其是青壯年勞力不斷“外流”，造成常住人口大量減少，出現“人走村空”的現象，并由人口空心化逐漸 化為人口、土地、產業和基礎設施等的整體空心化，不少傳統村落呈現出頹敗荒涼的景象，傳統村落的數量亦急劇下降。據湖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的田野調查顯示，在長江、黃河流域，傳統村落的總數2004年為9707個，到2010年銳減至5709個，平均每年遞減7.3%，每天消亡1.6個。[2]
傳統村落的保護與傳承需多管齊下，多方努力。重視分析傳統村落“空心化”的原因所在并采取切實可行的治理策略，使傳統村落“人旺村興”是傳統村落保護與傳承的關鍵所在。
二、傳統村落“空心化”的原因分析
傳統村落“空心化”主要是指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大批農村青壯年勞動力轉移到城市打工經商，傳統村落主要由留守婦女、留守老人、留守兒童乃至無人居住的現象。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1年我國大陸城鎮人口達690793萬人，占總人口比例的51.27%，首次超過農村。與此同時，中國農村，包括大量的傳統村落呈現空殼化趨勢。傳統村落中的人口涌向城市，使得不少傳統村落被空置或遺棄。同時，由于道路交通的改善，人口流動的增多和信息網絡覆蓋面的擴大等原因，傳統村落趨于邊緣化，其傳統價值觀受到嚴重挑戰。傳統村落“空心化”現象日趨嚴重，已成為新型城鎮化建設中傳統村落傳承與保護的制約性因素。
傳統村落“空心化”現象的出現是工業化城鎮化的推進、村落的轉型撤并、農民的異地脫貧以及傳統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革，城市二元體制日漸松動等因素造成，概括起來，主要為三大力量驅動傳統村落“空心化”現象的產生和發展。
一為土地，戶籍管理的驅動力。盡管我國的土地制度在不斷完善，但在城鄉實行的仍為二元土地制，城鄉土地在產權用途，市場等方面具有典型的二元結構特征。農村土地仍存在產權主體不明確，新建房屋宅基地審批制度不健全，村莊土地規劃不完善，耕地資源價值被低估，導致占用耕地建房等耕地非農用途轉移嚴重，宅基地超標占地，一戶多宅現象等突出;而對閑置宅基地的處理制度與違規濫用亂占調控等法規手段滯后，這些農村土地管理改革上的漏洞助推了農村土地空心化的蔓延。[3]從戶籍制度來看，一方面，隨著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實施，農村產生了大量剩余勞動力;另一方面，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加速推進，鄉村人口不斷涌入城鎮。但由于戶口和福利待遇，就學和就業機會直接掛鉤，進城農民難以在制度上獲得生存保障。因此守住農村舊宅基地成為理性選擇，“兩棲占地”，農村住宅“季節性閑置”現象普遍。[4]
二為城鎮化外援吸引力。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城鎮化率以平均1.2%的速度遞增，農村人口以年均1千多萬的規模涌入城鎮，成為人口城鎮化的主要方式。[5]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鎮，最大的原因在于在城里打工收入遠遠高于務農收入。大多數傳統村落位置偏僻，經濟落后，就業門路少，辛辛苦苦種田一年，還不如外出打工一個月掙得多，即便以苗族風情聞名中外的貴州省雷山縣的西江苗寨，外出打工仍是掙錢的主要門路。正如一位當地人所說：“如果一定說西江富裕了，老百姓的生活好了，那應該歸功于打工?！盵6]
三為村莊自身離心力。說白了，就是傳統村落留不住人，缺乏吸引力。如前所述，傳統村落大多位置偏僻，交通不方便，生活不方便，生活條件差，就業門路少，缺少文化娛樂設施，教育衛生條件差是不少傳統村落的現實寫照。在城鎮化，信息化飛速推進的大背景下，外來文化向農村滲透的力度愈來愈強，傳統村落中的人口尤其青壯年人已越來越向往現代化城鎮生活，傳統村落慢節奏生活方式的吸引力日漸衰弱。
三、傳統村落“空心化”治理策略
傳統村落“空心化”是市場經濟發展、城鎮化背景下，資源有效配置的體現。從某種程度上而言，有助于傳統村落人口質量的提升，拓寬他們的就業渠道，增加他們的收入，改善他們的生活。但傳統村落“空心化”也造成了農村人力資源流失、人才資源不足;資產流失，農業產業空洞化;農業資源浪費;農村人口結構失調等一系列消極影響。[7]對傳統村落而言，“空心化”還導致村落建筑無人居住修繕乃至倒塌，使傳統手工業、地理地標、民間文學、民間戲曲等具有文化特質產品的平臺也不復存在。從傳統村落的傳承與保護角度而言，原住民與其居住的村落是一個整體，他們是村落文化的創造者，也是村落文化的傳承者，只有他們才能真正傳承傳統村落特有的民俗、信仰、技藝、人文環境等文化遺產;也只有他們才能真正理解這些文化遺產的意義與價值。因而只有留下原住民，才是真正留住了傳統村落的傳承發展之根。為此，必須從制度、基礎設施、就業等宏觀，微觀層面采取切實可行的治理策略。讓傳統村落的原始民“留得住、富得起、心得定”，從而有效地擔當起傳統村落傳承與保護的責任。
第一，宏觀政策機制的創新。長期實行的城鄉二元體制，使得農村面臨著農業農戶規模小、農民自組織能力差、農業基礎脆弱、發展能力差等現實困境。對此，一要通過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完善農業經營方式來建設現代農業;二要改革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農村制度。通過改革戶籍制度，使城鄉人員流動規模有序，促進城鄉互動發展。我國現階段的農村社會保障項目主要包括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農村社會救助和以合作醫療為主的醫療保障。這種保障制度讓農民過上溫飽的日子，不能讓農民富足。對于傳統村落的原住民，政府應給予一定的生活補貼或政策扶持，讓他們可以不離鄉就可以過上較為富足的生活。
第二，微觀發展力度的加大。要留住傳統村落的原住民，除了在宏觀政策方面加以創新外，還應在滿足原住民的生活、精神需求，改善其生活、生產條件等微觀發展層面加大力度。一要加大傳統村落的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的力度，著力改善其生產生活條件，為傳統村落原住民的增收致富創造良好的基礎設施保障。二要加大傳統村落的居住、環境改造力度。傳統村落由于年代久遠，年久失修，不少古民居成為危房，加之污水排放，垃圾處理設施的滯后等因素，造成傳統村落中的原住民要么遷出村落，要么拆掉舊房蓋新房，對古建筑不維修，任其荒蕪破敗。為此，必須著力解決原住民傳統建筑中生活不方便的問題。要在保持傳統村落整體布局不變的情況下，改善內部的基礎生活設施和外部的生活、衛生條件，滿足村民的現代化生活需求。三要拓寬傳統村落原住民的就業渠道。傳統村落的文化延續是種活態的傳承，失去了原住民，活態傳承終歸為一句空話。為此，必須把傳統村落的傳承與保護與原住民的脫貧致富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在加大對傳統村落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建設與發展的基礎上，著力拓寬傳統村落原住民的就業渠道。既要積極發展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產業，吸引原住民在當地就業，也要積極變傳統農業為現代農業，瞄準市場需求，結合當地自然資源稟賦，大力調整產業結構，成立農業合作社，發展現代農業?？傊?，就是要讓原住民在原住地有業就，能致富。只有保存好傳統村落的傳承土壤、傳統村落的物質與文化要求才能在原住民的積極參與中得以維護。
第三，積極探索保護新路。在宏觀機制的創新，微觀發展力度的加大的基礎上，還應積極探索政府、媒體、企業和古村落原住民多方協作的傳承與保護的新路。一是政府部門對傳統村落要進行細致的調查篩選，等級分類，明晰產權歸屬和責任主體。城鄉發展部門要按照“生產空間制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的思路對古村落進行規劃保護。二是宣傳部門要加大對傳統村落的宣傳力度，通過宣傳，在全社會形成愛護傳統村落，保護傳統村落的濃厚氛圍。三是傳統村落的開發企業要嚴格遵循保護優先的原則，按照規劃進行保護和利用，突出傳統村的特色，實現聚落保存，古屋重生，閑置空間的有效利用。四是要激發傳統村落原住民的積極性與參與性，讓他們積極投身到傳統村落的歷史記憶、地方方言、鄉規民約、祖訓家規等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地方戲曲、手工制作、鄉間小吃、傳統習俗等民間文化的傳承與保護當中去。[8]
傳統村落的保護與傳承應堅持“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科學管理”的方針，堅持“修舊如舊”的原則。但人是最為根本的因素。傳統村落的“空心化”現象使其傳承與保護失去了根。為此，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導向，千方百計，想方設法留住原住民，破解傳統村落“空心化”難題。讓傳統村落與原住民在相互的看護與守望中得以保護傳承，并在這種傳承保護中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參考文獻]
[1]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再不保護就悔之莫及了─長三角“中國傳統村落”調查報告[N].光明日報，2015-02-27（05）.
[2]方莉，董亮，李慧.失卻鄉愁.我們情何以堪─傳統村落保護迫在眉睫[N].光明日報，2014-01-09（1）.
[3][4]王國剛，劉彥隨，王介勇.中國農村空心化 進機理與調控策略[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5，（1）.
[5]盧向虎，朱淑芳，張正河.中國農村人口城鄉遷移規模的實證研究[J].中國農村經濟，2006，（1）.
[6]侯仰軍.傳統村落要留下原住民[N].光明日報，2015-01-2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