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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預防健康知識范文1
糖尿病是一種現代臨床醫學上的常見病癥，并且隨著現代人群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其發病率有持續提高的趨勢，并且其發病人群年齡下限也在不斷降低。除此之外，由于糖尿病的的病理特性，糖尿病的致病原因與胰島素抵抗以及分泌功能發生缺陷有所聯系[1]。而在臨床上，糖尿病也是一種難以根治的疾病，患者即使痊愈后也需要通過長期服用藥物對病情進行控制。[2]
而對糖尿病患者采用積極的教育方式幫助患者從生活習慣以及致病機理上提高糖尿病的治療效果和預后康復，也是近年來臨床推廣的一種新型治療模式。本次研究通過采用不同的教育路徑對糖尿病患者進行干預，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現報道如下。
1.一般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我院2015年8月至2016年9月中收治的糖尿病患者200例，按照患者的入院順序將其分為教育組和對照組。所有患者出院后由患者所在社區服務站與院方相互配合對患者進行健康教育和管理，相關醫護人員根據患者以及社區的不同情況定期和不定期的對患者進行訪視。所有患者無其他器質性疾病。兩組患者均為100例，對照組中男性患者54例，女性患者46例，年齡為38―76歲，平均年齡（58.4±9.7）歲；教育組中男性患者58例，女性患者42；例，患者年齡為34―74歲，平均年齡（57.6±11.4）歲。所有患者中有143例為I型糖尿病，57例為II型糖尿病。所有患者在一般資料上無顯著差異，不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并且患者對本次調查的內容均知情，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方法
對照組采用傳統健康教育方式對患者進行教育，主要內容是對患者講解糖尿病相關的疾病知識，并提供一定的日常自我護理方式以及注意事項，教育內容以及教育時間具有較大的隨意性，沒有標準的教育方法。
教育組則采用健康教育模式，院方與患者社區相互配合，成立專門的健康教育小組，小組成員選擇臨床經驗較為豐富的護理人員，而小組長擇優選取。各個小組分配不同的社區進行負責。小組對自身負責的患者開始教育前，首先對患者的疾病資料進行研究并討論，其主要內容包含患者的病因、生活習慣或生活方式、病情狀態，保證對患者有足夠的了解程度。其次，還需要對患者的相關教育內容進行完善，制定相應的教育目標和教育課程，其中內容應當包括用藥指導、飲食指導、糾正生活習慣、運動指導、血糖檢測等一系列內容。護理人員應當對患者進行疑難解答，針對患者不同狀態對其進行教育。
1.3 評價指標。評價兩組患者對糖尿病相關知識掌握水平，并調查患者在接受同期教育后的生活習慣改善狀況，調查方式主要是通過我院自主編寫的問卷調查方式。
1.4 統計學分析。數據以統計學軟件SPSS18.0分析，以（±s）表示計量資料，經t檢驗；以率（%）表示計數資料，經檢驗，P
2.結果
教育組患者在疾病知識了解方面明顯高于對照組，并且較對照組有更好的生活習慣，其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對兩組患者采用不同的護理方式后，對兩組患者的血壓值以及糖化血紅蛋白含量進行檢測，教育組結果優于φ兆欏
3.討論
健康教育是近年來糖尿病治療上一項大力推廣的新型教育模式。通過針對不同患者的不同狀況，制定不同的健康教育方式[3]。相關護理人員嚴格按照教育規章中的教育方式對患者進行教育，保證教育工作能夠有一定的規則性，降低教育工作中的隨意性[4]。規范化、系統化的教育方式能夠保證患者對相關教育內容有更深刻、更完善的認識。
本次研究中表明，教育組患者在疾病知識了解方面明顯高于對照組，并且在生活習慣上，教育組患者也更加良好，其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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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付阿丹，魯桂鳴，楊靜等.糖尿病健康教育路徑的臨床應用效果評價[J].中國全科醫學，2011，14（28）：3268-3270.
疾病預防健康知識范文2
關鍵詞：大學生；亞健康；營養；健康
中圖分類號：G64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3）33-0167-03
一、研究目的
目前大學生的營養健康、飲食習慣和生活規律受到全社會的關注，流行病學調查顯示，越來越多的慢性疾病，例如肥胖、高血壓、惡性腫瘤、精神病等正在逐漸地侵蝕大學生的身體[1]。相關研究表明，不合理的膳食結構和模式是導致慢性疾病發生的病因[2]。更為令人擔憂的是，在信息高度發達的當今社會，社會不同群體，即便受過大學教育者，也很難系統地知曉不良飲食習慣是大多數慢性病發生的主因。同時由于現代社會工作的快節奏，很多職業人員都處于“亞健康”狀態，如心慌、氣短、全身乏力、頭疼、頭暈、精神不振、情緒低落、反應遲鈍、失眠多夢、白天困倦、注意力不集中、記憶力減退、煩躁、焦慮等癥狀。據有關統計資料顯示，我國符合世界衛生組織關于健康定義的人群只占總人口數的15％，其中15％的人患有疾病，70％的人處在“亞健康”狀態，而大學生群體中患亞健康的比例逐年增加，這應該引起學生、學校和社會的重視[3，4]。本文分析大學生飲食習慣和健康狀況，旨在強調對大學生進行營養健康教育的重要性，提出科學的膳食方法，引導大學生改進不良的生活習慣和營養觀念；引起高校與社會對大學生健康的關注。大學生是國家的棟梁之才，其腦力和體力活動旺盛，對營養需求量大，同時學習和就業壓力越來越重，合理的膳食、健康的生活習慣對大學生的身體發育，學業的完成和社會的整體進步有著重要的意義[5]。如何在教學中通俗易懂地闡明飲食與疾病的關系、營養與健康的關系，使學生不僅僅是掌握營養學基本理論，同時能夠將所學的理論結合實際，將營養與健康的知識運用于日常生活中學以致用，至關重要。
二、研究對象及方法
1.研究對象。本研究于2012年9～12月，對選《營養與健康》課程的176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調查對象是18～22歲的大學生，其中男84名，女92名。
2.研究內容及方法。采用流行病學現狀調查方法，參照“中國居民膳食指南”[6，7]自行設計《飲食與健康問卷調查表》。本次調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飲食習慣，另一部分為健康狀況。共設置34個問題。被調查者以無記名方式填寫調查表，當場回收調查問卷。調查時間分別在開設《營養與健康》課程前和結束該課程后。共發放問卷176份（選課的大一和大二同學），回收176份；有效問卷176份，有效回收率100％。
3.統計學處理。對收回的有效問卷進行編號，資料和數據輸入Excel，對數據進行x檢驗和Logistic回歸分析。
4.結果與討論。第一步是利用電腦統計軟件SPSS17.0單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初步篩選出具有統計學意義（P
三、結果
1.營養教育前后學生的生活習慣。分別在營養教育前后對學生的生活習慣進行了調查，其中影響因素較高的是：作息時間、運動情況、大便是否規律等5項內容，具體結果見表2。從表2可知，與教育前相比，學生熬夜習慣和大便不規律情況大大減少，作息時間不規律現象也有顯著性的降低。
2.營養教育前后學生對營養認知情況。表3顯示，不同性別的學生對營養知識的了解情況有顯著性差異。教育前后，女生對營養知識的了解都要優于男生。
3.營養教育前后學生的飲食習慣。分別在營養教育前后對學生的生活習慣進行了調查，其中影響因素較高的是：不吃早餐、飲食搭配不合理、經常吃零食、吃夜宵等。從表4可知，營養教育后大學生吃早餐的人數明顯增加，飲食注意營養搭配，吃夜宵和零食的同學大大減少。
4.討論。首先一些學生由于學習任務重，作息時間不規律，很多大學生習慣于“開夜車”，早上起床晚的現象較為普遍，但是大多數大學生喜歡體育健身，近60％大學生健身安排有一定規律，每周保證3次鍛煉，并且每次運動30分鐘或以上。其次，大學生不講科學飲食，習慣于饅頭、咸菜等，根本沒有考慮到每餐的質量。并且飲水量嚴重不足，不能滿足機體的正常需要。大多數有吃零食的習慣，不正常的飲食習慣不僅造成大便不正常而且使得攝入的各種營養不均衡不能滿足機體需要。并且可以看出，女生營養素攝入量個體內和個體間的差異高于男生，原因可能是女生的食物更為多樣化或食物攝入不規律等造成[8]。再次，教育前對于疾病與飲食習慣的相關性了解不全面，不確切，營養與健康教育后對大學生的生活及飲食習慣均有一定的影響，對疾病與飲食和生活習慣的相關性意識具有一定的提高。
通過對比調查可知營養與健康教育對大學生來講必不可少，大學生的營養與健康問題越來越受到政府、學校、社會的關注，從全國大學生體質與健康狀況調查以及有關學者進行的大學生調查中，都說明大學生對營養知識掌握的很少或漠不關心，沒有注意自己的膳食行為是否會影響自身的健康狀況，從而凸顯了營養教育的重要性。而高校恰恰是扮演教育者的最好角色，營養知識的普及是解決大學生營養缺乏現象的根本。大學生的營養健康問題不容忽視，它是學生完成學業的物質基礎[9]，整治優化大學生消費的社會環境，為大學生創造一個健康的生活和消費環境。關注并注重促進大學生的膳食健康，才能提高全民素質，構建和諧社會。更加重要的是，這些良好的營養習慣對于其一生的健康都非常重要，同時還能通過他們向整個社會傳遞正確的營養健康習慣，為減少常見慢性病的發生做出潛移默化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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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本研究受復旦大學本科教學研究課題基金（2012）資助
疾病預防健康知識范文3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某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深圳為社區健康服務中心，下文簡稱社康）所管轄的常住居民。
1.2方法
1.2.1抽樣方法采用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選取調查對象，先將1600名調查對象按年齡進行分層，然后在每個年齡層隨機抽取1／4作為研究對象。
1.2.2調查方法根據調查內容自行設計調查問卷，調查問卷內容主要包括居民的飲食習慣、飲酒情況、吸煙情況、健康狀況以及健康相關知識，分別于干預前后進行調查。于2011年2月首次發放調查問卷，在2011年3月—2013年2月間每3個月對社區居民進行1次以問題為導向的健康教育，在2013年2月進行教育后效果調查。
1.2.3干預方法通過調查尋找居民健康知識的需求，提出有關健康方面的問題即以問題為導向，社區醫生實施有針對性的健康教育服務模式，使居民形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具體方法：①建立一支富有特色的社區健康教育講師隊伍，開展居民健康問題調研，通過對不同功能分區進行設置，并對相應重點人群到不同診療和預防保健的場所中進行引導，并在診療和預防保健服務過程中主動調研居民健康問題。②做好專題宣傳活動日工作，并對社區居民進行引導，進而提出一定的健康問題，及時針對問題做好相關的反饋處理。③根據患者主動提出的問題進行有針對性的開展健康教育活動，并針對不同醫學領域的某些健康問題，組織相關的人員，開展健康教育活動，將居民的健康需求逐漸轉化為實際的需要。
1.2.4判斷標準患者每日吸煙量超過5支，每日飲酒量超過50g，每日攝入食鹽的量超過5g，每日攝入的肥肉超過50g，均為不良行為。
1.2.5統計分析用EpiData30軟件建立數據庫，用SPSS13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統計描述主要是相對數，用（x±s）表示計量資料，進行t檢驗，用％表示計數資料，進行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一般情況該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共管轄常住居民1600名，分層隨機抽取400名調查對象。其中男性有220名（55％），女性有180名（45％），最大年齡為75歲，最小年齡為19歲，平均年齡為35歲。其中初中文化以下的有120名（30％），高中文化以下的有180名（45％），高中文化以上的有100名（25％）。
2.2健康教育前后社區居民健康知識掌握情況健康教育之后社區居民健康基礎知識、健康技能知識、疾病預防知識、疾病診斷知識以及疾病治療知識的掌握均大于90％，明顯優于2011年健康教育前居民的各項指標，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1）。
2.3健康教育前后社區居民健康知識學習態度情況干預前社區居民主動接受健康教育者占23％，干預后主動接受健康教育者占99％，健康教育前社區居民健康知識學習態度明顯優于健康教育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856，P＜005）。
2.4健康教育前后社區居民吸煙、飲酒等行為因素變化情況以問題為導向的健康教育之后，社區居民吸煙行為、飲酒行為、食鹽攝入量過多行為、缺乏運動鍛煉不良行為、高脂飲食不良行為以及嗜咸不良行為均有所改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2）。
3討論
本研究通過對常住居民在此進行健康相關知識掌握情況、不良生活習慣以及知信行情況進行調查，分析以問題為導向健康教育的影響。結果表明，以問題為導向的健康教育之后社區居民的健康基礎知識、健康技能知識、疾病預防知識、疾病診斷治療知識以及危險行為改善均明顯優于健康教育之前。傳統健康教育是填鴨式健康教育，沒有社區居民的主動參與，醫務人員自認為居民需要什么健康教育知識就教什么，主要是由專業人員以專題講座形式進行，社區居民是被動學習；而本研究中以問題為導向健康教育是以社區居民為中心，引導激發居民的自身需求，圍繞居民的衛生需求，醫務人員進行有針對性的健康教育與健康服務。從研究結果可以表明，居民對自己需求的健康知識比較感興趣，更容易接受和掌握，認識到不良行為習慣帶來的嚴重性之后，會逐漸地改變。此模式逐漸把居民被動接受健康教育轉變為主動根據需求向醫務人員進行健康咨詢，變以前的“教什么學什么”為“學什么教什么”的新模式，最終形成社區居民對保健知識的重要性足夠認識，自覺學習和參與社區健康管理，提高防病治病意識。
疾病預防健康知識范文4
這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
為此，中華預防醫學會發起了“營養與疾病預防”全國醫生營養繼續教育項目。中華預防醫學會會長王隴德等人在為衛生部制作2020戰略研究時，就明確提出一個建議，即先教會600萬醫務人員正確科學的保健知識，通過醫務人員傳達給老百姓?，F如今的“營養與疾病預防”全國醫生營養繼續教育項目正是對這一個建議展開的嘗試。該項目成立了專家組，擬在全國部分大中城市對醫務工作者普及營養知識，設立營養知識提高班，培訓力爭覆蓋全國600萬醫生，使他們能夠成為給百姓傳遞科學營養知識的骨干力量。同時項目還將編制《營養與疾病預防指導手冊》，通過醫生及網絡下載向廣大老百姓傳遞專業、科學及實用的營養健康理念及相關知識宣導，從而為預防與營養有關的慢性病的發生，減輕家庭和國家的負擔做出貢獻。
而作為這一項目的唯一協辦單位，從入選、籌辦到如今正式啟動，葆嬰公司有更多的感慨。葆嬰公司在多年的經營中始終把預防疾病，提升健康水平作為企業的奮斗目標，也為此循序漸進地開展了很多項目，這與中華預防學會的理念不謀而合。從2006年起，葆嬰連續6年與全國婦聯、國家計生委，民政部，衛生部等部委共同舉辦“心系新生命――種子工程”活動，提出“優生從孕前開始”的理念，普及優生優育知識，從而降低新生寶寶的健康隱患，受益家庭達數百萬。2008年，葆嬰公司成立“兒童希望葆嬰天使救助計劃”項目，為先天性心臟病患兒提供免費救助。2012年，又積極參與到‘中國西部母嬰營養改善項目’中，使優生從孕前開始的理念得到更深入的體現?！?/p>
從一個人的第100天開始關注到他的100歲，在葆嬰關注的健康群體內，除了母嬰，慢病患者自然成為他們關注的焦點。這也就不難解釋，葆嬰會在第一時間了解到“營養與疾病預防”全國醫生營養繼續教育項目，并成為這一項目的唯一協辦單位的原因。
伴隨著“營養與疾病預防”全國醫生營養繼續教育項目的開展，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專業醫生向大眾提供營養指導，葆嬰公司也培養了眾多專注健康領域的營養顧問，他們不僅通過公司提供的專業渠道，掌握了專業的營養與健康知識，同時依據公司綜合國內外眾多營養專家的建議制定的產品搭配方案，向客戶提供最恰當的營養食品選用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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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人口是遭遇上述疾病風險的主要群體，例如，70%～80%的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患者是15～49歲的農村青壯年勞力。然而，農村恰恰是疾病預防和健康教育的薄弱環節（衛生部，2001b）。為了保護農村勞動力，中央政府于世紀之交開始發動9億農民健康教育運動。在這一背景下，本項研究不僅關注農村基層預防服務隨流行病模式的轉變做出調整的情況，而且試圖確認公共支持（注：這里的“公共支持”指的是政府在衛生服務和健康保險領域所采取的公共行動，例如，通過財政手段投資于公共衛生項目、運用法規和政策調節市場，以及援助貧困群體，等等。）對預防服務和健康教育覆蓋面的影響。以下將首先介紹研究中使用的基礎數據；其次，通過描述統計說明農戶獲得公共衛生服務的情況；再次，采用Logistic回歸模型估算健康知識傳遞到戶的可能性；最后，根據統計結果歸納結論。
一、抽樣調查和數據
1993和1998年，衛生部曾分別組織了兩次全國衛生服務調查。本項研究涉及到的農村宏觀層面的衛生籌資、服務供給和利用狀況方面的信息，大多引自這兩次調查結果和衛生部公布的年度統計。然而，衛生服務調查包含的村莊和農戶層面上的社會經濟信息有限，不足以用來判斷農戶的社會經濟環境對其健康風險管理的影響。因此，筆者從農戶健康風險管理的角度組織了專題抽樣調查。
我們的抽樣調查借助于農業部農村政策研究中心的社會經濟調查系統進行，樣本為該調查系統的子樣本，涉及6個省34個縣。每個調研縣一個樣本鄉，每個鄉一個樣本村，34個村共包括樣本戶2505個。調研省中，江蘇和廣東省屬于發達地區，吉林和河北省處于中等發展水平，四川和甘肅省屬于欠發達地區。省內的高、中、低收入地域，分別由1～2個樣本縣代表。樣本鄉和村的居民人均收入大致相當于所屬縣的中等水平。樣本戶都是調查系統通過隨機抽樣方法篩選的長期記賬戶。自1985年以來，樣本村每年都填報社會經濟狀況調查表。我們得到的村莊和農戶社會經濟數據，即來自有關這兩個層面1999年情況的常規調查表和記賬結果。為了本項研究的目的，筆者還設計了縣、鄉、村、戶四級專題問卷，隨同農業部的常規調查問卷一起發放。經數據清理獲得的有效問卷為：縣問卷31份，鄉問卷32份，村問卷29份，農戶問卷2008份，包括7848人。此外，筆者還在上海、浙江、山東、安徽、江西、云南和陜西等地組織了一系列個案研究，作為抽樣調查的補充。
二、幾項重點預防服務的覆蓋面
預防服務（預防科學研究、健康教育、營養干預和傳染病防治等）的作用在于降低公共健康風險，類似國防一樣具有明顯的外部性，故而毫無爭議地被視為純公共產品(Stiglitz,1988)，并因此而被歸為公共衛生服務。我們對公共衛生服務狀況的評估沒有依賴政府或衛生部門提供的數據，而是基于農戶的報告。在農戶問卷中，有關公共衛生服務獲得狀況的問題有5個：(1)“是否有鄉村醫生和衛生工作人員向您宣傳過有關疾病防治和保護健康方面的知識”；(2)“您家是否能喝到清潔水（包括自來水和消毒處理過的水）”；(3)“您家是否參加過‘改造廁所’、‘垃圾處理’和‘修建沼氣池’一類的衛生項目”；(4)“您家3歲以下的小孩是在哪里出生的”；(5)“您家3歲以下的小孩是否打過防疫針或服過防疫丸藥”。在對這些問題做出回應的樣本戶中，對第一、二、三個問題做出肯定回答的農戶，即算作被這些衛生項目所覆蓋。第四、五個問題設有多種選擇答案，小孩在鄉衛生院或醫院出生的案例均歸入“住院分娩”類別；小孩既打過防疫針又服過藥丸的，被視為完整地參加了兒童免疫項目。
對農戶回應的描述統計如表1和表2所示。這兩個表分別反映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區的農戶獲得服務的狀況，其中有如下信息值得討論。首先，在人均年收入低于1000元的貧困戶（注：20世紀末，全國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平均水平約為2200元左右。當時，國務院扶貧領導小組辦公室和國家統計局將農村貧困線設定在農民家庭年人均純收入625元的水平上（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2001）。此類貧困戶在我們的樣本中僅占4%。由于我們從田野調查中獲知，貧困地區的縣鄉政府將人均年收入在1000元以下（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45%）的農戶都視為貧困戶，本文便使用了這個標準。）中，這幾項公共衛生服務的覆蓋率均低于非貧困組。這表明，貧困人口面對健康風險處于最為脆弱的地位。其次，兒童免疫在所有公共衛生項目中覆蓋率最高，即使是在欠發達地區或貧困戶當中，獲得免疫服務的兒童也達到了96%以上。這與10年前農村兒童免疫率徘徊在85%左右的情形相比，顯然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再次，住院分娩率在江蘇省已經接近94%，但在大多數省份或收入組，這個比率還不足77%。與兒童免疫項目由政府免費提供疫苗不同，產婦分娩的費用全部由農民家庭自己負擔。因此，嚴格說來，目前農村的住院分娩服務實際上還算不上公共衛生項目。只不過衛生機構以消費者預付形式推行孕產婦保健計劃，提供整套的產前、產中和產后服務，“住院分娩”才被視為這些公共干預活動中的一個環節。根據筆者在云南、四川和陜西等地貧困縣所做的個案調查，促使產婦在家分娩的原因，主要是交通不便、住院費用較高（一般相當于當地農民家庭年人均現金收入）和傳統習慣所致。
表1公共衛生服務覆蓋率（樣本戶按1999年人均純收入分組）%
附圖
注：(1)本文未注明數據來源的表格，出處皆為筆者的抽樣調查。
(2)各單項公共服務的覆蓋率＝獲得服務的戶數／有效樣本數×100%。
(3)這里的有效樣本是指那些對問題做出回答的農戶。
(4)回答有關住院分娩和兒童免疫問題的農戶只限于那些有3歲以下兒童的家庭。
表2公共衛生服務覆蓋率（樣本戶按所屬省份分組）%
附圖
注：除分組方式外，統計方法與表1相同；“—”表示沒有可供使用的數據。
至于飲水設施和農戶衛生設施改造項目，一般都能夠體現政府或村委會通過改善生活條件來預防疾病的意圖和努力。近20年來，農村安全飲水項目一直包含在中央政府的扶貧計劃中，主要在貧困地區實施。在非貧困地區，多半由村委會投資或組織農戶參與修建安全飲水設施。在表2的統計中，江蘇省農戶的安全飲水覆蓋率低于我們的預期，這可能與當地農戶只把自來水而不把壓水井和水井供水視為安全飲水有關。農戶的廁所改造，常常是在新建房屋時自行解決。沼氣池項目雖然有改善環境衛生的作用，但主要是在那些養殖業發達而且能源缺乏的地區修建，它原本就不屬于普及性的公共衛生項目。有關農村垃圾處理的事務，在各地都還沒有引起政府和公眾的充分注意。從表1和表2可以看出，衛生設施改造項目在絕大多數調研省和收入組的農戶覆蓋率都達不到50%。在這幾種衛生服務中覆蓋率最低的是健康教育，僅為37.6%。這表明，農村基層預防服務尚未適應流行病模式的轉變（注：根據衛生部2000年對農村健康教育現狀的調查，14%的村醫沒有開展過健康教育，大多數沒有接受過健康教育專業培訓；48%的學校沒有健康教育課程；48%的村沒有健康教育經費（參見：）。）。
三、影響健康知識傳遞到戶的因素
健康教育與兒童免疫和產婦住院分娩這一類醫療型預防措施不同，它的作用在于通過知識和信息的傳播，影響乃至改變個人行為，減少健康風險因素，因此，屬于非醫療型預防項目(Phelps,1978)。健康教育的這種特性，使它能夠在預防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和肝炎、性病、艾滋病等傳染性疾病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此外，由于這些疾病給患者家庭和整個社會造成的直接和間接經濟負擔極為沉重，故而健康教育的作用不僅在于降低家庭風險，而且還能防范公共風險，這就賦予它以低成本高效益的特點。
健康經濟學家們幾乎都注意到個人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狀況的正相關關系，并對此做出諸多解釋。其中有一種解釋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比較容易接觸健康知識，也容易與醫生交流，從而能主動尋求健康信息(Fuchs,2000;Grossman,1999)。在中國農村多數人口受教育程度低、文盲比例依然較高的情況下，如果預期或等待人們去主動搜尋和學習健康知識，就會錯過預防當代流行病的有利時機。因此，以健康教育的形式把疾病預防知識和信息傳遞給農民家庭特別是貧困人口，可以說是當前公共衛生管理措施中的一項最佳選擇。
出于這種理解，我們認為有必要通過統計分析手段，專門探尋那些顯著影響健康知識傳遞到戶的因素。表3的Logistic模型就是統計分析的一個結果。模型中的被解釋變量，是樣本戶戶主對于“是否從衛生工作人員那里獲得健康知識”這一問題回答構成的。這其中隱含的一個假設是戶主會把獲得的健康信息傳播給全家。支持這個假設的事實，是包括衛生部門在內的政府系統重大信息，一般是借助于行政村或村民小組會議的形式傳達到農戶。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會議都由戶主代表各戶參加。此外，如果農戶成員患病，有關就診方面的決策往往也是由戶主做出的。
表3健康知識傳遞到戶的可能性估算(LogisticModel)
附圖
注：被解釋變量為農戶是否獲得衛生工作人員宣講健康知識的服務（是＝1，否＝0）。
*表示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
模型中的解釋變量分為縣鄉政府的行為、村委會的影響、農戶收入、戶主特征及行政村和農戶區位這樣幾種類型。Logistic回歸的結果看起來有些出人意料。我們的假定是政府預防支出和村委會給予衛生員的補貼越多、鄉衛生院組織預防活動的次數越頻繁，農民從衛生人員那里獲得健康知識的可能性越大。計算結果顯示，對這幾個解釋變量系數的統計檢驗都在1%的置信水平上顯著，但是，除了鄉健康教育支出與農戶獲得健康知識的可能性有正相關關系，其他幾個機構變量的影響都是負的。隱藏在這種結果背后的原因首先在于鄉村基層預防工作的重點依然是防范傳染性疾病，而不是開展健康教育，二者在實際的預防活動中不僅很少發揮相輔相成的作用，反而在公共衛生資源分配中處于競爭狀態。其次，根據我們的案例調查，縣鄉財政預防支出主要保證預防人員工資的發放，預防活動經費微乎其微（注：1998年國家衛生服務調查分析報告指出，1994年政府對農村衛生防疫站的資金投入占防疫站收入的份額為40.2%，1997年這個比率下降到34.8%（衛生部，1999:192）。）。大多數地方的防疫站和村衛生員對預防服務（如兒童免疫和孕產婦體檢）收費，但對健康教育卻難以收費，因此，缺少傳播健康知識和信息的積極性。在這種情況下，獲得村補貼的衛生員并不必然開展健康教育活動。
我們在案例調研中還注意到，基層衛生人員除了在醫療機構張貼宣傳畫、出售健康教育小冊子外，極少主動地向農民講解健康知識。因此，看到這些宣傳品并向衛生人員咨詢的群體往往是患者或陪同家人看病的人。這就不難理解，老人和育有10歲左右兒童的年輕人相對于其他年齡組、女戶主相對于男戶主、小學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相對于文盲，更容易接觸健康知識。只不過在我們的模型中，這些變量在統計上并不顯著。不同收入組的農戶在獲得健康教育服務方面的差別是顯著的。這一結果反映出如下事實：一是非貧困戶對醫療服務的利用比貧困戶要多一些，因而可能會更多地從醫生那里獲得健康知識。二是非貧困戶對信息的敏感程度一般高于貧困戶。村莊區位的影響，可以作為對這些情況的一個補充，即村莊距縣醫院越遠，健康知識傳遞到戶的可能性越小。
農戶收入變量的影響曾使我們以為，在收入越高的地區，農戶獲得健康教育的可能性越大。然而Logistic分析表明，相對于甘肅省，廣東、河北和四川省的農戶獲得健康教育的可能性較小。這種現象的背景在于近20年來扶貧項目從經濟部門擴展到社會服務領域，一些貧困地區很可能由于來自中央政府和國際組織的衛生干預行動而在健康教育方面處于領先地位。例如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世界銀行的衛生援助項目，幾乎都包含了改善信息管理和強化疾病預防的內容。這些項目一般由國際組織和上級政府聯合資助。1999年，甘肅省1/2以上的樣本縣都獲得了上級政府的衛生項目撥款。其中，獲得撥款數額最高的是徽縣，達到2816萬元。這個縣的公共衛生服務覆蓋率也明顯高于其他樣本縣，例如，該縣樣本中有96.8%的農戶曾經獲得健康教育。這個結果也許恰恰支持了Dreze和Sen的看法，即公共衛生服務的供給并不僅僅取決于國家或地區的收入水平。在低收入地區，政府通過收入再分配和公共支持，完全可能實現較為廣泛的服務可及性(DrezeandSen,1989)。
四、結論
從以上描述統計和分析統計結果可以歸納出這樣一些結論：(1)在農村預防服務中，兒童免疫項目取得了高覆蓋率的成就，但健康教育依然是薄弱環節。這表明，農村基層預防服務尚未適應當前流行病模式的轉變。(2)個人變量對健康知識傳遞到戶的影響并不顯著，但是，貧困戶與非貧困戶相比獲得健康教育服務的可能性較小。在享受其他公共衛生服務方面，貧困戶的覆蓋率也低于非貧困戶。這些都顯示出貧困人口屬于健康風險較高的群體，或者說屬于脆弱群體。(3)在個別低收入地區，由于上級政府的收入再分配和衛生干預行動，實現了較為廣泛的公共衛生服務覆蓋率。(4)縣鄉政府的預防支出、村委會提供的補貼和鄉衛生院組織的預防活動，對衛生人員開展健康教育還沒有形成有效的激勵。因此，改善健康教育現狀的起點，是變革對基層衛生人員的激勵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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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預防健康知識范文6
關鍵詞：生存質量；社區老年人；身心健康；全科醫學模式
當前，我國人群老齡化現象持續加重，以60歲為界限，60歲之上的老年人較之于年輕人，患病率極高。醫學研究顯示[1-2]，通常年齡越大，身體中的各器官系統的老化程度也就越大，進而身體免疫力也會變得很弱，因此老年人存在很高的患病風險。到了退休年齡之后，老年人的活動時間大部分都在社區內，為了社區老年人的健康著想，所以一定要重視社區衛生服務，加大對社區老年人的衛生服務干預力度。本文，選取本市某社區300例老年人當作本次探究活動的調查對象，以此探討全科全科醫學模式對社區老年人群生存質量水平的影響。詳情如下。
1 資料和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本市某社區300例老年人當作本次探究活動的調查對象，在這300例社區老年人中，170例男性，130例女性，年齡64～80歲，平均（68.55±6.02）歲，所選的300例老年人均不存在風濕病、臟器功能不全（腎臟、肝臟、心臟）以及腫瘤疾病、慢性疾病。隨機將300例老年人分成兩組：全科醫學組（150例）與普通對照組（150例）。在全科醫學組中，84例男性，66例女性，年齡64～79歲，平均（68.21±6.11）歲。在普通對照組中，86例男性，64例女性，年齡65～80歲，平均（68.60±6.03）歲。對全科醫學組的150例老年人實施的干預方法：全科醫學模式干預法，對普通對照組的150例老年人實施的干預方法：常規干預模式。干預之后，對比全科醫學組與普通對照組的生存質量。
1.2干預模式
1.2.1普通對照組 對普通對照組的150例老年人實施的干預方法：常規干預模式[3-4]，即為當老年人到社區就診時，給予及時的觀察與治療，此外，不予以任何醫療衛生服務。
1.2.2全科醫學組 對全科醫學組的150例老年人實施的干預方法：全科醫學模式干預法，即為實施由生理到心理，進而到社會的保健醫療干預模式。具體包括：①創建健康檔案：為老年人創建健康檔案，記錄其基本信息、衛生健康知識、疾病構成因素、醫療情況、生活習慣、經濟狀況、社交狀況等；②創建干預服務小組：組織全科醫生，創建干預服務小組，定期對社區老年人進行藥物護理、心理疏通、疾病診斷等；③實施疾病預防指導：通過在社區中發放健康手冊或者進行健康知識講座等形式，向社區老年人傳授健康知識與疾病預防技能；④實施心理疏導：傾聽老年人的心聲，積極與老年人交流，發現心理問題，給予疏通、安慰，幫其穩定情緒，樂觀生活；⑤給予社會支持：和老年人家屬共同制定健康計劃，并要求其嚴格監督老年人完成健康計劃。
2 結果
干預前，全科醫學組與普通對照組的社會環境、心理健康、生存質量、生理健康評分相當，P>0.05，無統計學意義。干預后，全科醫學組的社會環境評分明顯高于普通對照組，P
3 討論
全科醫學模式干預法屬于一種由生理到心理，進而到社會的保健醫療干預模式，具體包括：創建健康檔案；創建干預服務小組；實施疾病預防指導；實施心理疏導；給予社會支持。本文，干預后，全科醫學組的社會環境評分、心理健康評分、生存質量評分、生理健康評分均明顯高于普通對照組，P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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