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重商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區別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重商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區別范文1
關鍵字：重商主義；新重商主義；美國；日本；中國
一、重商主義和“新重商主義”的概念
重商主義產生于西歐封建社會末期，既是同商業資本結合的新興民族國家為積累貨幣而采取的經濟政策，又是商業資本家為這一政策進行論證的經濟理論。重商主義者將流通領域視為財富的源泉，追求貿易盈余以增加國家財富。它蘊含著國家的福利只能由民族主義特點的政府管理來獲得的信念，所以民族國家的保護是重商主義的精神實質。
“新重商主義”是在20世紀20年代國際經濟體系被一戰打亂的背景下，由美國商務部部長胡佛提出的，目的是重新組織貿易關系以防止對美國工資標準的侵蝕，并強勁推動出口以擴大就業。“新重商主義”與重商主義的本質目的都是追求貿易順差。二者的不同可表述如下：
（1）重商主義是在封建社會晚期為適應資本原始積累而提出的，“新重商主義”則是基于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對制造業的替代這個經濟現實。
（2）舊的意識形態是在民族空間里表達，并承認民族利益，新的邏輯主義則同全球空間相聯系，即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整個形態。
（3）研究方法上，重商主義往往從經驗方面來描述經濟行為，記述觀察到的現象，而“新重商主義”應用現代經濟學分析方法通過構建嚴密的邏輯體系來闡述經濟思想。
二、“新重商主義”在美國
美國的“新重商主義”政策表現為兩次：一是70年代中期自由貿易面臨困境，針對主要逆差來源國日本采取的對日元升值施壓、制造貿易摩擦、以及“廣場協議”等措施；二是近些年隨著中美貿易順差不斷擴大，美國再一次濫用反傾銷武器制造貿易摩擦并逼迫人民幣升值。
來自美國的聲音致力于鼓吹貿易逆差對其經濟的毒害，但逆差真有那么嚴重嗎？事實上中國市場正成為美國服務貿易的支點，其對華順差不斷擴大。除服務貿易外，若將美國跨國公司在海外分支機構的銷售額考慮進來，抵消掉的逆差將更多。而隨著保護主義的興起，過去貿易統計的產銷國原則慢慢變成一種貿易歧視性工具。轉口貿易的盛行和地區性順差轉嫁都成為中美貿易統計差異的原因。另一方面，為了尋求經濟利益和安全政策的平衡，美國采取的對華歧視性出口管制政策難辭其咎。一方面強調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一方面又縮緊其出口管制，美國的做法是相矛盾也是害人害己的。
針對美國的“新重商主義”政策和不斷制造的貿易摩擦，我國應積極應對并采取相應措施：
（1）從擴張量到追求質的貿易增長方式的轉換是根本途徑。優化貿易結構，積極培育優勢出口產品和高科技自主品牌，從價值鏈的低端向高端延伸，利用出口品牌扶植和優惠貸款等政策鼓勵高新技術產業走出去。
（2）健全標準認證體系，盡快與國際認證標準接軌。建立專門機構，收集研究主要貿易國的各種貿易壁壘的措施，了解貿易伙伴的有關技術法規、標準和評定程序，并制定相關對策。
（3）積極發揮企業的主體作用，提高主動采取措施避免貿易摩擦的意識。企業應當熟悉WTO的游戲規則，充分認識到企業間非政府行為是完善的預警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整合組織資源的重要力量，更是國際貿易摩擦的劑。
（4）以大國的姿態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強化合作是避免對抗的明智之舉，以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姿態以合理開放市場為條件，通過談判和磋商使更多國家承認我國市場經濟地位，有效應對國際貿易摩擦。
三、“新重商主義”在日本
1955年是戰后日本經濟發展的轉折點，在這一年日本不僅恢復了戰爭的創傷，還走上了持續高速增長之路。日本經濟大國地位的確立與其“新重商主義”的外貿政策是分不開的。雖然后來日本經濟泡沫破滅也正是其“新重商主義”所致，但從事外國經濟研究的目的是學習他人的經驗及對現今的反思。所以，筆者將從兩方面來闡述日式“新重商主義”對我國的借鑒意義和警示。
縱觀日本戰后的對外政策，我覺得有以下幾點是值得參考和借鑒的：
（1）以本國優勢為依托，充分利用外部有利條件。戰后日本確立的資本主義“橋頭堡”這一特殊的國際戰略地位是其在隨后冷戰和局部性戰爭中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有利條件。而當今的經濟全球化也同樣給我們帶來了機遇。我國應考慮的是如何將我們的資源、勞動力和市場優勢同大量的外資結合，改善現有技術條件，促進產業調整和競爭能力的強化，為外貿出口的持續穩定增長創造必要的動態比較優勢。
（2）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是出口貿易高速增長賴以實現的基礎。戰后日本貿易的高增長主要是靠新興產業競爭優勢的形成、出口商品結構優化促成的。以投資設備為支柱，以重化工業發展為動力不僅使原有產業現代化得以實現，同時造就了一大批新的現代產業部門。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可貿易商品附加值就越高，貿易的效率就越高。我國由于產品技術水平低和嚴重的地方保護，高附加值制成品的差別化生產與經營水平都低于發達國家。我國必須以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為基礎，不斷創造出新的優勢部門，為出口貿易奠定堅實的基礎。
（3）重視技術資本的積累與競爭優勢的形成。戰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勵技術進步的措施，使得其出口結構由勞動密集型成功轉變為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并非一味的對技術引進項目予以支持，而是結合國情進行有計劃的調控。當前中國也應當注重循序漸進以實用性為指導的引進先進技術，調節技術引進方式以提高引進效果。通過引進和消化創新相結合，強化我國自我開發能力。
另一方面，“新重商主義”雖對戰后日本趕超歐美起了關鍵性作用，但也恰是“日本病”和“產業空心化”的原因?！叭毡静 北憩F為80年代末以來經濟泡沫破滅、金融體系面臨崩潰、內需長期不足、日元升值導致產品競爭力下降等。日本式“新重商主義”使得其國內形成一種奇怪的雙向循環。一方面是以汽車、電器為代表的成功培育動態比較優勢的新興產業；另一方面是以銷售業、建筑業為代表的長期受到政府保護的“內部依賴型”部門。相比新興產業生產率不斷提高使得出口膨脹，內部依賴型部門則由于保護政策而限制進口，這使得貿易順差不斷擴大，日元大幅升值，國內要素價格上漲。這一方面使內部依賴部門的保護政策更加嚴重，生產率和競爭力持續惡化；而新興產業則被迫不斷提高生產率降低生產成本以擴大出口。兩方面的結果又導致日元的新一輪升值，如此反復形成惡性循環。日元升值還使得新興產業迫于國內生產成本的提高而將生產大規模外移，這便是“產業空心化”。
當前有不少人樂于將日本與中國經濟現狀相比。無可否認兩者確實存在相似的表象：貨幣升值、股價和樓市上漲。甚至有些人認為中國就是下一個經濟泡沫。正如格林斯潘所說：“不到泡沫破裂人們便無法斷定它是不是泡沫。”不論怎樣，日本泡沫經濟的教訓是值得中國警惕的。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抓緊時間爭取在各方面都有一個質的改善，避免步日本后塵。通過完善市場環境，產生一批有競爭力的高新技術企業，加強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培育，以強有力的宏觀調控控制經濟過熱，為中國體制改革和產業升級創造穩定環境，中國完全可以避免“日本病”的發生。
四、“新重商主義”在中國
瞄準中國的高外匯儲備，國際上還有部分人給中國扣上“新重商主義”的頭銜。他們認為這如同過去視黃金為經濟目標開拓貿易疆界的重商主義，是一種基于金融脆弱性的發展緩沖政策，是對發展中國家“結構式”新重商主義的修正。
國外分析家聲稱地中國式“新重商主義”是“中國”的一個翻版，是一些特殊利益集團為了維護集團利益或敵視中國的快速發展而大做文章。我們須對中國的高外匯保持清醒地認識。首先，1994年之前中國整體上一直保持著較嚴重的貿易逆差，直到對外開放擴大，外貿進入前期增長階段，外匯的增長是與其對外政策相適應的，是過去貿易缺口的彌補，也是周期性的正常狀態。而且中國的進口增幅也一直保持持續增長狀態，部分年份甚至還高于出口。再次，近幾年中國還出現了雙順差，外匯儲備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來源于資本與金融賬戶，貿易順差對外匯的貢獻率在不斷下降。
IMF日前在《愛爾蘭時報》上高度評價了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的積極作用，并指明中國經濟將一定程度抵消美國因次貸危機而對世界經濟的負面影響。中國產品為海外帶去了生產者和消費者剩余的巨大福利，而其巨大的生產能力需要進口大量的原料、機器設備、能源及資金，這些都為亞太經濟乃至全球經濟提供了良好的前景。在當前多邊貿易合作勢在必行的背景下，世界應當同中國一起認識到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對周邊國家及世界經濟的拉動作用。
五、結語
本文從“新重商主義”的角度對日本和美國的外貿政策進行研究，針對其先進經驗和失敗教訓提出了相應的建議和措施。一方面，各國應當以客觀的態度認識到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對全球經濟的推動作用，廣泛開展良好的多邊貿易關系；另一方面，我國也應審視自己外貿結構上的不足，轉換貿易增長方式、重視技術競爭優勢的形成、加快產業升級、學習國際的經濟法規并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是我國對外貿易健康發展必由之路。
作者單位：華中科技大學
參考文獻：
[1]拉爾斯馬格努松.重商主義經濟學 [M].王根蓓 陳雷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2.
[2]王小平.從商業經濟學到“新重商主義”[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1998,(2): 1-3.
[3]李石凱.當代美國“新重商主義”評述[J].亞太經濟,2006,(5):56-58.
[4]強永昌.戰后日本貿易發展的政策與制度研究[J].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45-51.
重商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區別范文2
超越國家范圍的經濟活動是國際經濟，易言之，國際是以“國”的存在為前提的，無國焉有國際？但是，卻不能把國際經濟理解為超越國家利益之上的經濟活動，“超越國家范圍”不等于“超越國家利益”。發達國家組成的國際經濟組織及其所進行的國際經濟調節，本質上是為其國內資本的利益服務的；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經濟活動也是為本國國內經濟發展服務的。所以，國際經濟是“國際范圍”的經濟，卻不是謀求“國際利益”的經濟。各國在國際范圍謀求本國利益的經濟行為形成國際經濟。
沒有國家經濟，也就沒有國際經濟了，但卻可以有世界經濟或全球經濟。國家制度產生也就意謂著國際經濟的產生，當國家消亡后，國際經濟也就不存在了。《國際歌》把“英特納雄耐爾”（international）的實現看成是“最后的斗爭”，作為階級統治工具的國家一旦消亡，國際也就完成了，但世界卻不會因國家消亡而消亡。世界經濟是以人類共同利益為目的的經濟活動，它既是一個“世界范圍”的經濟，也是一個謀求“世界利益”的經濟。在國家制度存在的今天，世界經濟活動的主體可以是國家，但不局限于國家，跨國公司、國際經濟組織以及“世界公民”個人也都可以成為世界經濟的行為主體。
國際經濟不等于世界經濟，但在國家制度存在下的經濟全球化時代，兩者是共存的。世界經濟主要通過國際經濟表現出來（當然，跨國公司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追求人類共同利益往往需要通過各國追求各自利益的動機與行為來實現，但這并不是說任何一種追求國家利益的行為都符合人類共同利益。世界經濟組織需要國家的發起、加入、參與活動才能成立，另一方面，國際經濟活動中也往往體現著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而那些不符合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的國際經濟行為或現象則會淡出。我們可以思考一下：為什么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會逐漸走向崩潰？為什么保持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只能是一段插曲？為什么作為國家一部分的關稅權會逐步被剝離？這都是因為這些國際經濟行為或現象僅僅是國際經濟意義上的存在，而不是一種世界經濟意義上的存在。一個有世界眼光、歷史眼光的國家所進行的國際經濟活動在符合本國利益的同時，還能使這種利益成為人類共同利益的一部分，那么這種國際經濟活動同時也就成為世界經濟活動。舉例來說，二戰結束初期美國積極倡導成立世界性貿易組織，力主自由貿易，削減以至最終廢除關稅，這顯然是與當時美國擁有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的56．4％、出口額的32．5％和黃金儲備的74．6％的現實相聯系的，是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是典型的國際經濟行為。但這種行為同時也是符合人類共同利益的：零關稅有利于資源在世界范圍的合理配置與充分利用。因此，美國的這一國際經濟行為同時又成為一種世界經濟行為。從GATT到WTO，從肯尼迪回合到多哈回合，WTO的生命力正在于，它努力把追求國家利益與追求人類共同利益統一起來?！半p贏”、“皆贏”顯然符合人類共同利益，但這種利益的實現往往又是通過“談判”、“博弈”、“回合”取得的。
重商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區別范文3
一、保護貿易理論與自由貿易理論一樣，都提倡積極主動地參加對外貿易
重商主義是保護貿易理論的早期學說，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托馬斯·孟在他的代表作《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一書中寫道：“對外貿易是增加我們的財富和現金的通常手段”（注：汪堯田：《國際貿易》，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頁。），它積極主動地追求外貿順差。
資產階級保護貿易理論的第一個系統闡述者是德國歷史學派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提出的“保護幼稚產業論”僅僅提倡保護本國的弱小產業，一旦這種弱小產業在政策保護下得到發展，成長到具有國際競爭能力時，就主張國家立即放棄保護政策，以利于國內資源的有效配制和產業競爭力的增強。
發展中國家借鑒李斯特的保護幼稚產業論和羅斯托的經濟起飛理論，提出了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相結合的貿易發展戰略，涌現出巴西、墨西哥、亞洲“四小龍”、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梢哉f，拉美和東南亞國家的崛起，是與積極利用外援、及時接納上游國家轉移過來的資金、技術和產業分不開的。“國際貿易在發展中國家的歷史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保ㄗⅲ海鄣拢葜Z貝爾特·馮克：《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一種形式：貿易性投資措施》，《國際商務》1995年第1期。）事實上，奉行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大多是發達國家，如歐盟、加拿大和美國，但它們的外貿量卻是世界上最大的。如美國在1994年的進出口貿易額就高達12019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位（注：儲玉坤：《1994年世界貿易發展迅猛的原因及其前景》，《國際經貿探索》1995年第4期。）。
總之，形形的保護貿易理論無一是主張閉關鎖國的，這些理論都提倡積極主動的對外貿易。
二、保護貿易理論修正了自由貿易理論的不現實假定，發展了自由貿易理論
傳統的保護貿易理論主要有以李嘉圖為代表的比較利益論和以赫克歇爾與俄林為代表的要素稟賦理論。這兩種理論在解釋貿易的起因方面非常有說服力。但它們不能解釋現實中發生在發達國家間的產業間貿易和發生在跨國公司內部的公司內貿易，不能動態地解釋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利益的變化，忽略了貿易利益在貿易雙方的分配是否合理，等等。
保護貿易理論是以自由貿易理論批評者的身份出現的，是對自由貿易理論的補充和發展。這種發展主要表現為對傳統貿易理論假定前提的修正。
一般認為，傳統的自由貿易理論主要有以下幾個明確或隱含的假定（注：邁克爾·P·托達羅：《經濟發展與第三世界》，中國經濟出版社1992年版，第341頁。）（注：王小軍：《新貿易理論書評——新貿易理論與傳統貿易理論之比較》，《國際貿易問題》1996年第4期。）：
1.各國生產要素在本質上保持不變，在國內可以自由流動，但在國際間則根本不能流動。
2.技術水平固定不變，可自由獲取，國際市場上消費者占主導地位。
3.規模收益不變，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都是完全競爭的，沒有不確定性。
4.政府在外貿中不起作用，因此國際貿易在相互競爭的小生產者之間展開。
5.各國貿易總是平衡的。
6.各國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保持不變，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相似。
由于上述假定前提的不現實性，因此出現了對上述假定進行修正后產生的各種保護貿易學說。
（一）保護幼稚產業論修正了傳統自由貿易理論中貿易各國都處于相似經濟發展水平的假定
保護貿易論的提出者李斯特批評古典貿易理論“沒有考慮到各個國家的性質以及他們各自的特有利益和情況”。“兩個同樣具有高度文化的國家，要在彼此自由競爭下共同有利，只有當兩者在工業發展上處于大體上相等的地位時才能實現”，“在自由競爭下，一個一無保護的國家要想成為一個新興工業化國家已經沒有可能?！薄氨Ｗo制度是使落后國家在文化上取得與那個優勢國家同等地位的唯一方法。”（注：［德］弗里德里?！だ钏固兀骸墩谓洕鷮W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李斯特提出的歷史發展階段論認為，各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應該采取不同的外貿政策，在工業化的中期階段，實施保護貿易可以迅速發展起本國的民族工業，但在民族工業具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時，必須果斷地放棄保護。這實際上是對李嘉圖比較利益學說的發展和補充。
（二）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說是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假定貿易各國都可從貿易中對等獲益的修正
伊曼紐爾和普雷畢什關于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的論點得到了普遍的證實：
“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已越來越趨向惡化，自1980年起，初級產品貿易的平均價格下降一半，給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出口收入造成了巨大損失，每年高達500億美元。1993年初級產品價格更是普遍下降，非燃料初級產品平均價格以美元計比1992年下降了3.5%左右，其中一些產品的價格已經下降到30年來的最低水平?！痹谑澜缟唐焚Q易額和比重不斷減少、服務貿易額和比重不斷增加的今天，在運輸、保險、銀行、通訊和旅游等服務貿易領域，發展中國家更是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注：曾時：《試論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特點與理論基礎》，《世界經濟研究》1994年第6期。）。
“薩普斯福特根據從1962～1982年每年數據在二項回歸分析中估計，非燃料初級產品需求的價格彈性為-0.25”，“長期價格彈性可能比短期價格彈性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更加外向型的全球政策轉變可能抑制農產品價格，因而惡化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其直接的收入效應可能很小，而通過國際收支約束加緊產生的間接效應可能會相當大，因而會全部抵消貿易自由化的預期益處?！保ㄗⅲ海塾ⅲ葸~克爾·布利尼：《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自由化和貿易條件：關注的一個方面》，《經濟資料譯叢》1995年第3期。）
（三）凱恩斯主義貿易理論是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假定各國總處于貿易平衡狀態的修正
凱恩斯主義認為，凈出口屬于總需求的一部分，可以刺激國民經濟的發展，而進口則會收縮國民經濟。因此，凱恩斯主義提倡國家干預國際貿易，大力推動出口，抑制進口，保持外貿順差。因此，凱恩斯主義又被叫作“新重商主義”。
正如希克斯所說，“造成英格蘭如此多的人在自由貿易方面喪失信心的主要問題是，舊的自由主義在巨大的失業面前無能為力，以及在積極的反失業計劃中使用進口限制作為要素的可能性。人們當然不得不把這條思路同凱恩斯的名字聯系在一起。就是這一點（幾乎僅僅這一點）導致凱恩斯放棄自由貿易的信念?！保ㄗⅲ海塾ⅲ葸~克爾·布利尼：《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自由化和貿易條件：關注的一個方面》，《經濟資料譯叢》1995年第3期。）可見，當國家發生經濟危機時，失業和經濟衰退就必然導致政府的保護主義傾向。
（四）最優干預政策理論是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市場完美無缺假定的修正
發展中國家的特點是有大量的市場缺陷，其中主要是要素市場、扭曲的部門間工資差別、粘性工資與市場工資超過影子工資、分部門的最低工資和買方壟斷，等等。所有這些市場缺陷意味著需要保護。另一方面，由于發展中國家存在非經濟偏好（即發展新興工業），因此，由戈登、約翰遜、伯格沃蒂、斯瑞尼瓦薩等人提出了最優干預政策理論，認為當市場扭曲是由國外而非由國內因素所引起，當經濟目標屬于對外部門時，采取最優干預的保護貿易形式被認為是最優政策（注：［美］杰格迪什·伯格沃蒂：《自由貿易的新舊挑戰》，《經濟譯文》1994年第5期。）。
（五）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貿易理論是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的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假定的修正
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貿易理論認為，建立在比較優勢理論上的古典貿易理論有一個重要的假定，即自由競爭、市場機制決定價格和規模收益不變。事實上現代許多工業具有規模收益遞增的特點，即隨著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產品的單位成本呈現遞減趨勢。規模經濟的存在要求每個國家的幾家大壟斷公司各自生產少數幾種產品，而且每種產品應存在差異，以便在生產規模上取得收益遞增的好處（注：王繼祖：《近年西方新貿易理論淺探》，《南開經濟研究》1996年第5期。）。
德國的諾貝爾特·馮克指出：“傳統的外貿理論是建立在完全競爭這一假設之上的。而這種理論沒有考慮到目前世界經濟體制的一些根本特點。例如跨國公司和市場壟斷的存在，國內外市場的區別及信息的不暢通。而恰恰在一些領域里存在大量非關稅壁壘，不完全競爭是其中的主要標志。例如在汽車工業、鋼鐵工業和半導體工業就是如此?！保ㄗⅲ海鄣拢葜Z貝爾特·馮克：《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一種形式：貿易性投資措施》，《國際商務》1995年第1期。）
斯賓塞和布蘭德等人認為，某些工業，特別是高科技工業，處于不完全競爭情況，市場經濟失靈，需要政府干預。在這些行業中，少數大公司壟斷市場，形成寡頭壟斷，參與有效競爭，他們可以影響市場價格，他們擁有的市場力量可以獲取超額利潤轉向本國公司，從而有利于本國經濟的發展，并可取得外部經濟利益。政府可以采取多種方式加以支持，比如政府可以對本國大公司給予補貼，從而使外國競爭對手推遲或停止投資與生產，使本國公司占領市場獲得超額利潤，其利潤大大超過政府補貼。不完全競爭前提下的國際貿易理論修正了古典與新古典的自由競爭貿易理論，明確提出國家干預貿易的必要性，修正了古典與新古典貿易理論反對國家干預貿易的主張。而且，事實上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已不同程度地實行了這種戰略。他們對某些戰略工業和貿易，特別是高科技工業，國家曾不同程度直接或間接地加以支持。例如對歐洲空中客車公司和美國波音公司的噴氣式飛機等制造業的支持，對日本重化工業和半導體工業的支持等。國家對這些工業的支持和保護可以稱為“保護高科技產業論”，是“保護幼稚產業論”的現代翻版（注：王繼祖：《近年西方新貿易理論淺探》，《南開經濟研究》1996年第5期。）。
（六）企業內貿易理論是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的市場運行具有完全效率假定的修正
自從科斯提出交易成本和企業理論以來，人們認識到市場運行經常受到各種各樣的阻礙。這樣，企業就有一種通過自身組織的巧妙安排來替代成本相對較高的市場來組織資源的內在傾向。表現在國際貿易方面，就是某些大型的跨國公司經常通過公司內貿易來降低關稅的支付的現象?！半m然有關公司內貿易的詳細、準確的統計很難獲得，但是一般都認為公司內貿易已經成為當今國際經濟活動中的普遍現象?！鶕嘘P的研究報告估計，目前大約60～70%的世界貿易與跨國公司有關。2/5的國際貿易在公司內部進行。鄧寧發現在英國的子公司85%的進口和80%的出口屬于公司內貿易，而在彩色電視機制造業公司內貿易的比率高達40%。利柯魯(Lecraw)研究了日本在東南亞5國輕工業制品制造業的111家跨國公司的公司內貿易的情況，他發現這個比率高達79%。”“正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對公司內貿易這種非傳統的國際貿易交易形式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和研究?！保ㄗⅲ褐靹傮w：《交易費用、時常效率與公司內貿易理論》，《經濟學動態》1997年第3期。）
（七）技術外溢和技術創新貿易理論是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技術固定不變和把技術作為外生變量假定的修正
傳統自由貿易理論假定技術是固定不變的，而且是可以自由獲取的。但實際上，人類的生產技術是在生產活動中產生和發展的，并且獲取技術，特別是關鍵技術是需要花費高昂的費用的。
技術外溢理論認為貿易和技術外溢有可能將國民經濟的發展引入錯誤的方向，使貿易各方的長期發展速度都受到影響。技術創新的大幅度進展需要兩個必要條件，即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和對科研投資的鼓勵。（注：海聞：《國際貿易理論的新發展》，《經濟研究》1995年第7期。）
為了消除技術外溢對國民經濟的誤導和刺激技術創新，都需要國家干預貿易活動。
（八）國際競爭優勢論修正了傳統自由貿易理論的比較優勢論
波特在調查研究了10個國家100家大工業的情況后指出，當前的貿易理論只能解釋為什么在國際競爭中一些國家的某些工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而另一些卻失敗了這一問題的部分原因。比如為什么日本在汽車工業、瑞士在精密儀器工業，以及美國在化學工業方面比別國生產率更高，更富于競爭力，用比較優勢理論不能完全解釋。（注：王繼祖：《近年西方新貿易理論淺探》，《南開經濟研究》1996年第5期。）
波特認為，比較優勢并不一定是現實的國際競爭優勢。為了取得國際競爭優勢，政府可以通過補貼對工業競爭力加以影響；對教育的支持可以影響高級要素稟賦；對產品的規模、標準條例等的規定將影響產品的需求和供給；通過財政金融政策可影響工業及相關工業的供求與競爭狀況等等。
三、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實踐表明，保護貿易是他們事實上實行的貿易政策，是其實行工業化和保護本國經濟的重要手段
19世紀初，美國開始工業革命，為了抵御英國工業品的競爭，扶植國內工業的發展，美國不斷提高關稅。1816年關稅率為7.5～30%，1824年平均關稅率提高到40%，1825年又提高到45%。18世紀80年代，美國工業躍居世界首位，1900年美國在世界外貿總額中僅次于英國，居世界第2位（注：李湘等：《國際貿易教程》，上?？茖W技術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63頁。）。
“歷史上，德國和美國的鋼鐵工業地位的上升(1880～1913)在相當程度上是由于德國和美國政府征收保護主義關稅所致……日本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也通過進口保護為鋼鐵工業的發展助了一臂之力……日本的汽車工業之所以發展到如今的水平，與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政府對其汽車市場的進口保護有著相當的關系……后來美國對大量的進口，也加強了對其汽車工業的保護。比如1978年對克萊斯勒公司的應急貸款曾使該公司免于破產；在政府支持下，該公司的生產效率也得到了提高。1981年，美國政府迫使日本政府和汽車生產企業以自愿出口限制與美國合作；1995年美日汽車摩擦升級，美國政府迫使日本政府進一步向美國汽車生產商開放市場?！陔娮庸I方面，日本政府的保護主義政策也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以電視工業為例，日本的通商產業省曾把電視機以及與其相關的電子消費品作為發展出口的一個主要目標，進行保護，使之免于進口競爭；政府還允許七大電子企業在國內形成卡特爾式的聯合。此外，日本國內復雜的分銷系統也常常把國外電子產品排斥在外?！保ㄗⅲ毫_丙志：《國際貿易中的政府行為與產業成長》，《國際貿易》1996年第3期。）
“事實上，沒有保護為國內市場生產的早期制造業而實現了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只有英國和香港。”（注：［美］約翰·威廉遜：《開放經濟與世界經濟》，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頁。）
目前，發達國家處于經濟“滯脹”的狀態，美國等發達國家隨著國際債務的不斷增加，又舉起了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旗。
由上述可以看出，幾乎整個資本主義的國際貿易發展史就是一部貿易保護主義的歷史。
四、結論
重商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區別范文4
新貿易保護主義又被稱為“超貿易保護主義”或“新重商主義”,其理論依據、政策手段、目標對象和實施效果都與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有著顯著的區別。
(一)打著公平貿易的旗號,利用WTO規則,實行貿易保護
總體來看,在WTO規則的約束下,大多數國家都在向自由貿易的方向邁進,但由于現行多邊貿易體制并非無懈可擊,因而保護主義總是千方百計從中尋找“合法”的生存土壤。WTO允許成員國利用其有關協議保護本國的利益,反擊遭到的不公平待遇。這就為各國以“公平貿易”為口實實行貿易保護留下了空間。WTO規則并不排斥各成員國的經濟自主性,目前,保留本國經濟自主性的要求不僅來自發達國家,而且還來自發展中國家。因此,采取與WTO不直接沖突的各種保護措施,已成為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貿易保護主義的普遍形態。
(二)依據國內法履行國際條約
一般意義上講,國際條約高于國內法。但現階段由于各國對如何處理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系缺乏統一標準,因而,如何對待已承諾的國際條約及其在國內的適用程度,各國仍存在一定差異。一些國家只執行符合自己國家利益的國際條約,很多時候將國內法凌駕于國際條約之上。如根據美國貿易法案中的“301”條款,美國可以對來自國外的“不公平”和“不合理”的貿易活動采取單邊貿易制裁。近年來,為維護本國的貿易利益,美國多次啟動或威脅啟動該條款處理貿易糾紛,公開向WTO的有關規則挑戰,嚴重損害了WTO的權威性,并為其他國家處理國內法與國際法的關系產生了負面影響。
(三)利用區域貿易組織保護成員國利益
區域一體化組織具有的排他性特征被視為對成員國的一種貿易保護。通過“內外有別”的政策和集體談判的方式,區域一體化協定在為成員國創造更有利貿易條件的同時,卻往往對非成員構成了歧視。區域一體化組織具有的這種排他性特征,實際上起到了對成員國進行貿易保護的作用。
(四)保護手段更趨多樣化
首先,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等傳統保護手段仍被頻繁應用。其次,技術壁壘、綠色壁壘、知識產權保護、勞工標準等貿易壁壘花樣翻新,應用范圍更加廣泛。發達國家利用自身在環保和科技方面的優勢,制定更高的環保、技術、商品和勞工標準,以削弱發展中國家憑借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而獲得的出口競爭力。由于這些新型貿易保護手段具有良好的定向性、隱蔽性和靈活性,其中一些技術和環保方面的要求以提升技術水平、維護消費者利益為出發點,甚至可以視為中性的貿易標準,加之WTO對這些貿易措施應用的限制并不統一,因而,其保護效果更為突出,進一步加劇了世界范圍內的貿易摩擦。
(五)制定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
克魯格曼等學者提出的戰略貿易理論認為,不論在促進本國具有競爭優勢的企業開拓國際市場方面,還是在維護本國企業免受國外競爭對手的沖擊方面,都需要國家的貿易政策發揮作用,從而為國家通過干預貿易,提高和維護本國產業的戰略地位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持,并由此形成了戰略性貿易政策體系。這一政策體系強調了國際貿易中的國家利益,政府通過確立戰略性產業(主要是高技術產業),并對這些產業實行適當的保護和促進,使其在較短時間內形成國際競爭力。隨著國際競爭的加劇,特別是發達國家在高技術領域的較量不斷升級,戰略性貿易政策被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政府所接受,成為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核心政策。
新貿易保護主義產生的原因
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產生有其客觀原因。
(一)國際競爭加劇
在全球化時代,市場經濟制度逐步演化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制度,而競爭是市場經濟最主要的特征之一。目前,競爭已不再作為單純的“手段”或“工具”存在,而逐步演變成為主權國家和企業生存與發展的核心動機,成為實現國家利益和企業利益的重要手段。各國政府不僅在國際競爭中保護自身的產業與貿易利益,而且直接介入本國企業與外國企業之間的競爭。一方面,采用進口關稅或出口補貼等保護手段有利于改善本國企業的收益和市場地位;另一方面,一旦外國企業或進口產品危及本國利益時,即使發達國家的政府也采取直接干預的手段。特別是在“就業”已經逐漸演變為一種公共品的今天,由進口增加導致的失業問題已經具有了越來越突出的政治意義。當本國產業和勞工群體受到進口沖擊時,來自公眾的呼聲或其他政治壓力必然使政府傾向于對這些領域實行保護,以排斥競爭的威脅。
(二)跨國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改變了國際貿易差額的分布
隨著跨國公司及其海外經營的發展,國際貿易的流向和貿易方式發生了深刻變化,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不斷提高?？鐕緝炔抠Q易的發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國際貿易差額的分布?？鐕就ㄟ^內部分工和核算體系,在內部貿易中獲得了較為穩定的收益,但卻把各國賬面上貿易差額的此消彼長以及由此引發的貿易摩擦甩給了各國政府。作為承接跨國公司產業轉移最集中的地區之一的亞洲地區制成品出口的迅速增長,使其對美國、歐盟保持了較大規模的貿易順差,而美國和歐盟跨國公司在亞洲地區投資企業的出口已經成為美國和歐盟貿易逆差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發達國家處理貿易逆差的政策并不主要針對這些大跨國公司,而是拿出口國開刀,以解決與這些國家的貿易爭端為借口,推行新貿易保護主義。
(三)國際貿易中雙邊主義與區域主義興起
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雙邊層面的“自由貿易協定”FTA的簽訂和實施成為國際貿易發展的新熱點。據WTO統計,到2004年,向WTO正式通報的FTA已達206個,WTO成員中絕大多數參加了一個或多個FTA。FTA快速發展的主要原因,一是原有FTA在促進貿易增長、消除雙邊貿易壁壘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示范作用;二是地緣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導致了“雙邊主義”盛行。FTA的迅速發展已經形成了連鎖反應,一國締結了FTA后會對相關國家構成競爭壓力。目前,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制定了FTA戰略,參與FTA談判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明顯提高。同時,進入21世紀,世界范圍內區域一體化進程大大加快。歐盟加快了擴員的步伐;北美自由貿易區增強了成員國之間的聯系;APEC的影響力逐步擴大;東亞地區在加強東盟內部合作的基礎上,正積極探索新型東亞區域合作機制。據世界銀行統計,截至2004年,全球已有174個國家(地區)至少參加了一個區域貿易協定(RTA),只有12個島國(地區)沒參加任何RTA。在多數情況下,FTA及區域一體化組織與WTO具有互補、互動的關系,但FTA以及區域貿易組織對非成員國的進口構成了障礙,其中,一些雙邊和區域安排帶有明顯的排他性保護色彩。
(四)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大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不斷提高,并對國際貿易格局產生了一定沖擊
以中國、墨西哥、馬來西亞、印度等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大國出口規模迅速擴大,并逐步成為世界制成品市場的重要供應者。特別在中低端工業品市場上,這些國家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出口競爭力,并逐步取達國家原有的市場份額。盡管這些發展中大國出口的高速增長并未徹底改變國際貿易不平衡增長的局面,但其出口實力的增強對國際貿易格局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發展中大國大量低價工業品進入歐美市場,對其國內相關產業造成了沖擊。為緩解由此形成的貿易逆差和各種國內矛盾,發達國家利用其政治經濟強權,加強了對這些發展中出口國的貿易制裁。同時,由于這些發展中大國的產品結構和市場結構相近,彼此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近年來,這些發展中出口大國之間的貿易糾紛已成為國際貿易摩擦的重要內容。
這些新矛盾的出現表明全球化時代自由貿易與國家利益的對立與沖突有可能在部分領域激化,這也正是在當今全球貿易自由化的主旋律中,新貿易保護主義仍然演奏著不和諧音符的原因所在。
新貿易保護主義對我國的影響及對策
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加大了我國企業拓展國際市場的難度,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我國外貿發展外部環境的惡化。
重商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區別范文5
[關鍵詞] 新貿易保護 fta 美國337條款 社會責任壁壘 貿易救濟
作為經濟發展的必經選擇,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作為一對并存的矛盾是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在面對自身經濟發展和對外競爭時必須要考慮的核心因素,一方面,如何選擇經濟發展的原則往往取決于多個因素,如一個國家或地區自身的發展水平、自身與外界的相互關系等,另一方面,政策的選擇往往又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實踐中不斷調整、修正,在競爭中不斷升級、完善。
相對于經濟自由主義而言,貿易保護主義更關注外界因素對自身的消極影響,其主要是通過關稅和各種非關稅壁壘限制進口,以保護國內產業免受外國商品競爭。作為傳統貿易保護主義的延續和升級,上世紀末期,新貿易保護主義方興未艾,保護的范圍已經遠遠超出了商品經濟的范疇,通過綠色壁壘、社會責任壁壘及知識產權保護等措施達到規避多邊貿易制度的約束,進而保護本國就業,維持本國在國際分工和交換中的支配地位。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出現和發展既有競爭加劇、經濟理論發展的推動,也有多邊貿易體制自身的原因,但根本原因依然是各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因此,自由和保護的相互交織必然貫穿于世界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而后危機時代的新貿易保護主義作為自上世紀90年代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延續和升級,一方面保留了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全部特征,另一方面又呈現出自身的獨特性。
一、后危機時代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特征及發展趨勢
所謂的后危機時代,一方面是區別于暫時已經過去的全球金融危機,另一方面,由于現階段世界經濟并沒有明顯脫離經濟危機的負面影響,經濟的反復隨時可能出現,因此,此階段的新貿易保護主義更多的是對之前新貿易保護方式的延續和精細化。具體而言,有如下特征:
1.實施主體的全球性和區域性
一方面,當今的世界經濟格局有所變化,世界各國和地區由于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而緊密的聯系在一起。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危機影響著世界各國和地區,通常一國對他國采取保護貿易措施,會引起他國“報復”,這樣一來會引發貿易保護“多米諾骨牌”效應,導致全球性的貿易保護主義。另一方面,新貿易保護向雙邊化、集團化和區域化方向發展。為了緩解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影響,世界各國紛紛利用雙邊協調和fta,區城性經濟集團,集團成員國內要素自由流動,實行自由貿易,對外構筑貿易壁壘,以此保護成員國的市場,提高整體競爭力,共同應對外部國家的報復行為。當今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快速發展,使新貿易保護主義呈現出區城化的趨勢。對于中國而言,目前,中國迄今共加入了9個自貿協定,同時,官方和民間機構也在不斷推動更多fta的構建。
2.保護措施更加復雜和隱蔽
一方面,新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層出不窮,日趨復雜,其超出世界貿易組織現有協定與協議的約束范圍。新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開始由貿易政策延伸到對方國家的經濟甚至社會政策,主要表現為:要求對方國限制國內商業行為,管制對方國家政府利用行政權力妨礙競爭的行為和干預對方國家經濟政策等。此外,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保護對象從傳統工業品和農產品轉向高級工業制成品和勞務,并且開始進人高技術產品領域,以上這些方面也使得我國應對和解決其的難度加大。另一方面,新舊貿易保護主義區別的根本點在于舊貿易保護主義主要采用關稅壁壘,而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保護手段以非關稅為主。其中新貿易保護主義所采取的明顯性的非關稅措施主要是進口許可證制度、自動出口配額、出口補貼和進口配額等,而世貿組織規則對以上這些非關稅措施的約束越來越嚴。在這種情況下,新貿易保護主義國家更多的采用更為實用的隱蔽性的技術壁壘如技術標準,質量認證,檢驗程序,環境保護與國民健康等。
3.保護措施表面日趨合法化
如今世界大多數國家在wto規則的約束下,經濟發展都在向自由貿易的方向邁進,可現在的多邊貿易體制還是存在一些漏洞,這樣貿易保護主義總是設法從中尋找“合法”的生存土壤。wto允許成員國利用其有關協議反擊遭到的不公平待遇以保護本國的利益,這就為各國以 “公平貿易”為由實行貿易保護主義騰出了余地。另外,當前,wto規則保留各成員國的經濟自主性,不僅包括發達國家,而且還包括發展中國家。因此,采取與wto不直接沖突的各種保護措施,已成為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貿易保護主義的普遍形態。此外,各國同樣通過自身立法來繞開wto規則的規制,如美國337條款,337 條款是美國《1930 年關稅法》第337 節的簡稱, 它主要規范的是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對進口貿易中的不公平競爭方法和不公平行為進行調查的行為,337條款并不要求實際損害為前提。若itc 裁決原告勝訴,itc 可向美國公司提供有限排除令、普遍排除令和停止令等救濟措施,但實踐中,337條款更多起到的是一種敲山震虎的作用,往往程序一經啟動,未等裁決,出口國方面即會規范自身行為以達到相應標準。此外還有以sa8000為代表的社會責任壁壘,它是一種以保護勞動環境和勞工權利為主要內容的管理標準體系,以勞動者勞動環境和生存權利為借口采取的貿易保護措施,是全球首個道德規范國際標準,其宗旨是確保供應商的產品符合社會責任標準。目前,全球的一些大采購集團都非常青睞有sa8000認證企業的產品,這促使很多企業去申請與維護這一認證體系,從而削弱發展中國家在勞動力成本方面的比較優勢,我國目前也正在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并積極爭取參與如iso26000等相關規則的制定,以保護本國權利?？傊?新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日趨表面合法化,可其實質并沒有改變。
二、新貿易保護主義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化主義的發展,全球競爭必然不斷升級,對于中國而言,其工業自1949年后經過了幾十年的保護發展, 自改革開放后開始逐步面對國內外競爭,在這些競爭下中國的多數行業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競爭力。從歷史的角度看,今日中國面對的挑戰跟19世紀初英國面對的類似,一方面要繼續開發海外市場以擴大出口,另一方面需要不斷從國外進口各種資源。此外,由于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廉價勞動力市場,中國必須保證極大的海外市場以解決就業問題,同時也必須通過外資繼續引入外來競爭,避免由于發展初期對國內經濟的過度保護而導致的現階段國有企業的壟斷對經濟帶來的傷害。當今,中國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加大了我國企業拓展國際市場的難度,對我國的經濟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
1.嚴重影響了我國的出口貿易
2009年我國整體出口市場受到阻礙,據商務部統計,2009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22072億美元,比上年下降13.9%,其中貨物出口12017億美元,下降16.0%。從統計數字可以看到,貿易保護主義對我國進出口的影響非常明顯。其中,2009年美國政府對我國輪胎增收35%進口附加稅的貿易保護主義,不僅極大的影響了我國輪胎行業產品的出口,還使得我國其他行業出口產品也遭遇到同樣的待遇,總的來說,出口企業訂單直線下降,利潤嚴重下滑,嚴重影響企業的正常生產和經營,部分企業倒閉,失業率提高,還帶來一些社會問題。繼輪胎案之后的中國玻璃、無縫鋼管等都遭遇無辜調查,影響惡劣,甚至于其他國家也都紛紛效仿,對我國產品不斷的采取變相抵制措施,這些行為對外貿依存度高達70%的中國影響是極為負面的。此外,我們可以看到,貿易摩擦頻發不僅使企業蒙受了巨額損失,而且損害了“中國制造”的國際形象,不利于中國出口的可持續增長。
2.我國的外部經濟風險開始向宏觀層面滲透
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不利于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增加了中國經濟運行的外部風險。在我國與美國的經濟往來中,中美貿易的巨額順差影響著中美政治經濟關系。美國對我國實施新貿易保護主義,正是為了調整兩國間的貿易順差,維護其在世界市場的支配地位。美國不僅對對中國產品進行貿易制裁,而且在人民幣匯率、對華投資、技術出口等領域對我國進行全面的施壓,影響著中美之間的貿易關系。歐盟也對中國產品頻繁設限,激化了當地企業與中國相關企業的矛盾,發生了砸店、燒貨等事件,中國公民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脅,也影響著中國相關企業的正常經營,而且在歐盟各國家開始形成針對中國產品的“民間壁壘”。再者,中日“政冷”的常態化對兩國經貿關系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兩國在東亞區域合作主導權方面的競爭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難度。
3.“中國”開始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擴散,由貿易領域向經濟、政治、軍事領域擴散
由于中國在宏觀管理和調控上存在一些問題,為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滋生提供了土壤,而另外,發達國家提出的“中國”也是中國遭受到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原因。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迅速的發展,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引來許多發達國家提出“中國”,認為中國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威脅到他國的發展及世界市場上的支配地位。發達國家希望借以中國廣闊的市場發展其經濟,使其成為其成熟的商品市場和投資場所,另外,又擔心中國不斷的發展壯大,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不斷的提高,會使得發達國家自身遭受經濟發展的障礙。如今隨著新貿易保護主義呈現出新的表現形式,“中國”開始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擴散,由貿易領域向經濟、政治、軍事領域擴散。
三、我國應對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對策
在全球經濟危機、國際貿易環境惡化情況下,僅2010年第一季度,就共有10個國家對中國發起19起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調查,直接涉及中國出口金額12億美元。而回顧2009年,共有22個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發起116起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和特保調查,直接涉及出口金額126億美元。據wto統計,中國已連續14年成為被發起反傾銷最多的成員。此外,美歐日等發達國家高筑綠色貿易壁壘、技術壁壘等新貿易壁壘,出現了主要針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保護主義傾向,限制對基礎設施、高新技術、能源、金融等領域的投資,甚至把經貿問題政治化。針對以上新情況,我國應在政府層面和企業層面尋求經濟發展之策,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
轉貼于中國
1.宏觀層面--政府
(1)我國應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日益盛行的背景下,中國作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大國,必須聯合世界各國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首先,中國應利用各種國際組織和對話機制,如聯合國、wto協商機制、g20峰會,與其他經濟大國進行充分溝通,堅決反對少數國家以鄰為壑的短視政策,遏制新貿易保護主義的蔓延,逐步推進貿易自由化,爭取形成有利的國際貿易環境。其次,在制定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及采取相關的行為中,應把國家整體利益放在首位,盡可能保護我國企業,帶動整體國民經濟發展。這樣也會在抵制新貿易保護主義行為中變得更有力量。最后,參與多邊貿易規則的制訂和修改,爭取改變現有不合理的國際貿易與金融制度安排,推進符合各國利益與多邊貿易體制的wto多哈回合談判,通過制定和修改多邊貿易規則來約束和抵制新貿易保護主義行為。 中國
(2)發揮主導作用,盡快調整、制定與國際標準相一致的國家標準。我國政府應強化職能部門的管理功能,利用其在人才、技術和信息上的優勢,加強理論研究,再者考慮到中國的產品質量標準種類多、門檻低、不規范,在當前有關法規大調整的有利時機下,力使自己的思想脈絡與國際思潮保持一致。
(3)加快建設中國貿易規則技術創新體制。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際貿易領域中形成的以非關稅壁壘為主的新貿易保護主義,雖歷史不長,但其比舊貿易保護主義有很大的發展,無論在其形式的多樣性,手段的有效性還是在技術法規的合理性方面,其對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來說負面影響更為巨大。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應加快建設中國貿易規則技術創新體制,完善和提高體制的系統性、規范性和差異性,加強政策的藝術性,進一步地提高技術手段的多樣性。我國應爭取通過規則的不斷創新,力促國民經濟健康、有序、快速地發展。
(4)加強我國的區域經濟合作與fta建設。當前,區域性貿易集團使貿易保護措施添上了集團的色彩,其對內實行自由貿易和要素自由流動,有利于區域內國家經濟發展,而對區域外國家則實行貿易歧視,不利于區域外國家發展。針對以上情況,我國自身也應參與到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去,爭取在貿易自由化的世界浪潮中擴展國家利益的實現范圍和方式,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長期性目標。另外,我國還應積極參與和發展雙邊及多邊fta,在區域一體化中發揮積極作用并獲利。
(5)完善貿易保護主義立法。在我國企業應對反傾銷等訴訟中,應認識到我國貿易保護主義立法還存在很多不完善之處,而只有我國熟練掌握了貿易保護主義的策略及技巧,貿易保護立法更加完善,才能在其他國家向我國提出貿易保護主義訴訟時應對自如,及時采取相應的對策,以便于保護我國涉訴企業的利益。
(6)引導我國企業認識到貿易保護主義的實質。我國企業應認識到新貿易保護主義又稱為超貿易保護主義或“新重商主義”,其是隨著世界經濟競爭加劇,最初由發達國家為規避多邊貿易制度的約束,通過貿易保護,達到保護本國就業,維持在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中的支配地位而對發展中國家采取的一系列以非關稅壁壘為主的保護貿易的措施。我國企業應一方面檢討自身的傾銷行為,另一方面應主動參與到貿易保護主義訴訟中,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使得自身在國際市場上能夠受到公正的待遇。
2.中觀層面—行業
中國應該轉變觀念,要充分重視行業協會的作用,一方面,對行業協會的定性決不應僅僅將其定義為政府的“二機關”,應該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獨立性與中立性,這樣行業協會作為一個獨立的第三方組織便能更好地發揮政府與企業間的橋梁作用,另一方面,行業協會應充分發揮連接企業與企業的紐帶作用,充分代表本行業,為規則的制定,行業自身利益的保護和救濟等貢獻力量。
3.微觀層面——企業
(1)充分了解和學習wto規則和各國的新貿易保護手段。我國企業應充分了解和學習wto規則和各國的新貿易保護手段,以使在應對和應訴他國企業時,可以避免遭受各種傳統的和現代的貿易壁壘打擊。如今新貿易保護主義手段呈現出新的特征,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更趨復雜性和隱蔽性,我國企業只有通過認識和掌握這些新貿易保護手段和有關貿易調查的相關知識,才能在對方采取一些不利于我國的保護手段時,在最短的時間內積極應對和應訴,合理、合法的保護自身權益。
(2)優化出口產業結構,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第一,我國企業應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優化出口產業結構,改善自身存在的技術含量低、結構單一、附加值低、產業組織分散、企業規模經濟性差等狀況,改變中國商品低價的形象,并努力創建自主出口品牌,真正實現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飛躍,從而占領新興市場國家的高端市場。第二,我國企業應該正確的看待新貿易保護主義,專注于自己的核心業務,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實現從以量取勝向以質取勝的轉變,從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的轉變,從數量為目標向效益為目標的轉變。第三,我國企業應著眼未來,努力拓寬出口途徑、靈活選擇生產和銷售等,在品牌培育、營銷、保護等方面要舍得投入,帶動企業出口及長遠發展。
(3)團結應對和應訴,避免同行業企業間的“惡性競爭”。當前,在我國行業遭受反傾銷指控時,往往只有一小部分企業能夠積極應訴,結果也并不令人滿意。事實上,企業若能夠團結應對,做好充分準備,勝訴率也應該會有所提高,自身利益也能得到更好的維護。另外,隨著國際市場的競爭加劇,存在一些出口企業在國際市場上以低價競銷謀取利潤,而這樣做卻使得進口國找到了借口,向我國整個出口行業提起訴訟,使其遭受嚴重打擊。我國出口行業應加強行業自律、規范行業行為、充分發揮各種行業協會和商會的協調組織作用,避免企業在國際競爭中“惡性競爭”,共同促進行業發展。
綜上所述,對于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而言,保護本地區的經濟發展的行為究竟應視為貿易保護還是貿易救濟,由于標準的選取不一往往不容易得到正確的答案,因此對于正處于轉型階段的中國而言,不必太糾纏于他方的貿易保護,而是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時認真的學習并掌握世界游戲規則,積極參與游戲規則的制定,以便在這個適者生存的競爭世界里發展壯大。
參考文獻:
[1]齊洪華:論新貿易保護主義及其對我國的影響[j]. 西方經濟,2008年07期
[2]王佃凱:貿易保護主義發展的原因、特點與趨勢[j].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08年04期
[3]張曉霞: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新趨勢[j]. 企業研究, 218
[4]薛榮久:經濟全球化下貿易保護主叉的特點、危害與遏制[j]. 國際貿易2009(3). 第28——31頁
重商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區別范文6
“比較成本說”具有鮮明的古典經濟學“客觀價值論”的特征，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帶有這種價值理論的局限性，而這種局限性經常導致這一學說被誤讀，甚至產生誤導性的后果。在19世紀末的“邊際革命”之后興起的“主觀主義”思想為重新認識這一學說提供了可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米塞斯的“行動學”，本文試圖在“行動人”背景下對該學說進行深入剖析。 “比較成本說”中的經濟計算問題
首先，要區分“（貨幣體現的）價格”與“價值”，價值是主觀的，無法度量，貨幣的出現使商品有了價格，使個體進行計算有了可能，但“（貨幣體現的）價格”并不等于“價值”本身，也就是說，商品的貨幣價格并不代表個體為此所放棄的最大效用，即成本。某一商品的貨幣價格只是為個體提供了計算的材料，并不代表個體對該商品的價值評價。因此，在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中，根本就不存在個體評價意義上的價值，因為該理論是以客觀價值論（勞動價值論）為論證基礎的，把價值等同于生產某類商品所消耗掉的勞動。
其次，要區分“價值”與“成本”，價格并不代表成本，因為成本總是某個個體的，準確地說，是某個個體放棄的選擇。因此，李嘉圖的問題在于他用“成本”去說明“價值”，甚至把“成本”等同于“價值”，這樣，就混淆了“成本”概念?？梢?，在李嘉圖的“比較成本”分析法中使用的成本概念，并不是現代經濟學“機會成本”意義上的“成本”。
“比較成本說”中的“比較成本”與個體是“無涉的”，其原因在于，個體并不是根據經濟學所確定的“比較成本”來行動的。個體并不知道他與他人之間的“比較成本”，也根本不會去考慮“比較成本”，個體所知道的，只是市場價格等信息，他根據這些信息計算自己能否獲得利潤，也就是說，個體是否去行動，取決于他自己的利潤計算和私人理性，如他認為能夠獲得利潤，他就行動，反之，則不行動。
然而，李嘉圖卻直接把“比較成本”與“比較利益”畫上等號，但實際上，“比較成本”并不代表“比較利益”，如個體不行動，僅僅只有比較成本優勢，那是無法產生比較利益的。可見，個體是否愿意行動的問題，先于“比較成本”和“比較利益”的問題，個體通過其行動，獲得了“利益”，才意味著“比較利益”的實現，也就是說，“比較利益”是個體行動之后才產生、后又被經濟學家發現的“結果”，而李嘉圖卻直接從“比較成本”跨到“比較利益”，忽視了個體的“行動”這一中間環節。
一般而言，個體的行動牽涉兩個步驟：一是了解市場價格，二是利潤的計算。堅持李嘉圖“比較優勢論”的經濟學家（下稱“經濟學家”），他們的計算與個體的計算顯然是不同的，他們雖然也會了解市場價格，但那卻不是進入到利潤計算環節的，因此，與真實的市場行為無關。
一方面，他們無法替個體進行利潤計算，因為他們根本不可能知道個體的機會成本與預期收益，從而代替個體的計算；另一方面，他們自己的“比較成本的計算”也不同于市場中行動人的計算，因為他們的這一計算是不涉及與他們自身利益相關的成本與收益的，他們只是比較了一下“成本”，而此“成本”是不進入到行動人的利潤計算環節的。實際上，他們的判斷只能依據“市場價格”，而這一“價格”與主觀意義上的“成本”完全就是兩回事，這意味著“比較成本論”中的計算只是“統計”意義上的，而不是真實的“經濟計算”。
此外，“經濟學家”的計算與“個體”的計算還有一處不同，那就是經濟學家在說明比較優勢時，所做的是橫向的比較，比如，比較兩個國家或兩個個體的生產成本，而個體在決定是否行動時，是不會刻意比較自己的工資與他人的工資，自己的效率與他人的效率的，他們只是依據市場價格，判斷自己的（主觀）成本和利潤。更為重要的是，這還意味著“靜態”與“動態”的區別，經濟學家的計算是靜態的，因為他依據的是既有的成本，而個體的計算是動態的，他們會考慮市場未來的變化。因此，即便沒有經濟學家眼中的比較成本優勢，但在某些個體眼中，可能也會認為存在利潤機會。為此，他會“行動”，從而產生類似的比較利益。這就意味著，某種程度上，“比較利益”與“比較成本”關系并不大，個體根據市場價格，選擇做他認為對他有利的事，在分工合作中，也就自發地實現了比較利益?？梢哉f，實現比較利益的關鍵在于市場。
再有，被誤讀的比較優勢論是建立在“客觀的（生產）成本”之上的，而實際上，“客觀的（生產）成本”并不能作為真正的比較優勢論的立論基礎，李嘉圖是在“給定了的”比較成本下，得出存在比較優勢的結論的，但假如有關成本的數據變了，很可能也會得出與“比較優勢”相反的結論（從而需要對貿易做出干預以保護本國利益）。比如，坎蒂隆用了一個例子，他說，法國從比利時進口精制麻織品，比利時從法國進口香檳酒，但這一貿易對法國不利，這就意味著不存在李嘉圖所說的“比較優勢”?？梢?，如使用“客觀成本”為論證前提，那么并不總能得出支持“比較優勢”（自由貿易）的結論，比如，晚期重商主義認為，一個國家出口大量的土地產品是不利的，相反，出口制成品是有利的，這樣一種與自由貿易相悖的觀點其實就是從“客觀成本”中推導出來的。 “比較成本說”包括三個層面
“比較成本說”認為，成本相對低就存在比較優勢，這里的“成本”是指“要素成本”，因此，“比較成本說”既是“成本說”，也是“要素說”，這可以視為第一個層面。如上面所指出的，比較利益的實現與經濟學家眼中的要素成本其實無關，換言之，經濟學家計算出的比較利益并不代表現實中真實存在那樣的比較利益，“比較利益”的實現在于個體的“行動”，是個體在市場價格的基礎上分工合作，從而產生了比較利益，也就是說，“比較成本”實際上是個體的“行動”問題，而不是要素（成本）問題。為此，我們把個體的“行動”視為“比較成本說”的第二個層面。
如比較利益是“個體行動”的結果，那么自然就會意識到，“比較成本說”的分析單位應該是個體，而非國家，因為國家是不會計算的，只有個體才會計算，然而，傳統的“比較成本說”――主要用于說明國際貿易問題――其分析單位卻是國家。由于成本是個體放棄的選擇，而“國家”作為抽象的整體是不會選擇的，也就是說，對國家而言，是沒有成本之說的，因此，也就不存在國與國之間的“比較成本”問題。
如前所述，個體根據市場價格判斷利潤機會，從而產生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分工合作。也正是市場價格的存在，使個體知道他可能有什么比較優勢。如離開市場，是不可能產生比較利益的，這樣，我們就得出有關“比較優勢”的第三個層面，即市場層面，這也是“比較利益”得以實現的制度背景。如從市場層面來考察比較優勢原理，就會發現該原理正如米塞斯所說的那樣，可以化為一般的“協作原理”，它也是社會形成的基礎，如哈耶克所指出的，該原理在交換社會的整個討論中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交換社會的存在正是基于這一法則。
因此，從市場層面看，“比較利益”的實現，不只是“比較成本”問題，更是哈耶克的知識利用問題。
“比較成本說”有三個層面，即“要素層面”、“行動層面”和“市場層面”。在這三個層面中，后兩個層面也是“比較利益”有可能出現的前提條件，為此，正確的“比較成本說”不應該忽視后面兩個層面，相反，應該以此為基礎來考察。
如拋開后面兩個層面，就很容易導致誤解，使人誤認為“比較利益”可以“人為計算”，并且可以根據計算的結果進行資源配置，以此來實現“比較優勢”，這樣，就會誤把“比較優勢論”理解為一種“配置論”，而這顯然是錯誤的。經濟學家發現了比較優勢原理，但這不意味著經濟學家可以指導個體（或國家）實現比較利益，這不是他的任務，何況，他也沒有這個能力，經濟學家所能做的，是在市場的制度領域，指出那些不利于個體行動之協調的制度。 比較利益不能通過 “比較優勢戰略”實現
遺憾的是，包括林毅夫在內的不少經濟學家并沒有注意到“比較成本說”的后兩個層面，而完全僅從第一個層面去理解“比較優勢”，這樣就曲解了“比較成本說”。如林毅夫明確地把“比較優勢”視為中國的“戰略”，認為中國是從“趕超戰略”轉向“比較優勢戰略”才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
“比較優勢發展戰略”就是指要在經濟發展的每一階段上，都選擇符合自己要素稟賦結構的產業結構和生產技術。把“比較優勢”作為“戰略”，顯然屬于前面提到的“配置論”，因為他預設了一個“配置主體”，即“選擇符合自己要素稟賦結構和產業結構和生產技術”的政府。我們前面已指出，“比較利益”是市場自然而然的結果，然而，在林毅夫等人的比較優勢論中，“市場”卻成了實現“比較優勢”的“手段”，如他說“實行比較優勢戰略要求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如此一來，“市場”與“比較優勢”的關系剛好就被顛倒了。
此外，林毅夫所說的“比較優勢”指的是“資本的總量，勞動力的總量，自然資源的總量”等要素稟賦優勢。在他的比較優勢論中，人僅被視為勞動力要素，而不是具有創造性的個體，或者說，無數個體自身的意義被抹去了。林毅夫把“價格低”（所謂的“成本低”）等同于優勢，但“價格低”并不代表“優勢”，因為“價格低”也可能意味著“品質差”，比如一些非洲國家，勞動力雖然便宜，但勞動者的技能水平也很低。此外，即便勞動者有較高的技能，如沒有市場，這一優勢也得不到發揮，高技能存在也等于不存在，如前蘇聯就不乏這樣的情景。更值得一提的是，假如勞動力“成本低”是“優勢”的話，那么人為地壓低勞動力價格的制度就顯得合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