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社會學研究生論文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社會學研究生論文范文1
論文摘要：采用測量法對373名大學生的合作競爭傾向與社會適應、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表明：（1）除了職業選擇適應性和生活自理適應性之外，高競爭者在其他維度上的得分都顯著低于高合作者，而高合作者在學學習適應性和環境總體認同上的得分顯著高于高合爭者。（2）高合爭者在自我評價、職業信息、問題解決及總分上的得分都顯著的高于高競爭者和低合爭者，而在目標選定維度上的得分顯著高于低合爭者。
1問題提出
當今的社會要求個體既要有積極的競爭精神，又要有良好的合作態度。作為個體差異的合作與競爭素質對于青少年的成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自從新精神分析學家霍妮對過度性競爭進行研究以來，合作與競爭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得到了較為充分的研究。Kelley和Stahelski(1970)認為合作與競爭是同一維度中的兩極，它們是相互對立的?，F實中存在著合作者和競爭者兩種穩定的個體差異，他們具有不一樣的世界觀，而且對于別人的合作競爭傾向也有不同的態度。后來有研究者對此進行了擴展，認為個體存在從利他主義到競爭取向的動機連續體，由此區分出四種類型的個體:競爭、個人主義、合作、利他主義。以往的研究表明，合作與競爭可以看作是個體穩定的人格傾向。受經濟學領域關于合作與競爭可以并存而且能夠實現雙贏的啟發，謝曉非等從人格的研究角度出發，認為合作與競爭是獨立的二維結構，它們相互交叉之后可以區分出四種不同的人格傾向，即高合爭者、高合作者、高競爭者、低合爭者。他們編制量表進行測量并驗證了理論假設，對四種類型的行為特征進行了分析。
合作競爭傾向與其它心理特征的相關關系是研究的另一個重點。在理論上，合作與競爭傾向和個體的社會適應及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存在著緊密的聯系。長期以來，心理學家從不同的角度對社會適應的概念、結構、形成機制、影響因素及評價工具等方面都進行了深人的研究。在影響青少年社會適應因素方面，大致可以分為外在的環境因素和內在的個體因素。其中的個體因素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智力因素;二是人格因素;三是前兩者整合起來的自我應對策略。皮亞杰的認知論認為，個體的適應過程是同化與順應的動態平衡過程，兩者的相互配合就形成個體對環境的適應。當今社會上的各個領域都存在著激烈的競爭，同時，要完成復雜的任務，僅僅依靠個人的努力是無法實現的，需要有良好的合作團隊。為了達到與環境的同化與順應，個體需要具有既合作又競爭的特質傾向。至于這些特質傾向與社會適應的各維度具有怎樣的關系，正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一。
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對大學生的職業決策具有重要的影響。有助于理解和解釋學生的職業選擇等職業行為問題，有利于提高學生職業行為的有效性。Taylor和Betz把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定義為個體對自己能夠完成與職業決策相關任務所需能力的信心程度。認為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包括五個方面:自我評價能力、獲得職業信息能力、目標篩選能力、職業規劃能力以及職業決策中的問題解決能力。有研究發現，具有合作與競爭傾向雙重品質的員工中，管理者比一般員工多，私營企業比國有企業多。雖然個體差異對自我效能的影響已有大量的研究，但關于合作與競爭差異對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感的相關研究還沒有發現。鑒于以往的研究大多把合作與競爭分開進行各自的相關分析，割裂了它們之間的關系。本研究使用謝曉非等人編制的量表，對合作與競爭傾向的四種人格特征在社會適應和職業決策自我效能方面表現出的不同特點進行探討。
2研究方法
2.1被試
采用方便取樣的方法，在廣東省選取三所大學共400名本科大學生作為被試，得到有效問卷373份，各年級學生數相當，其中女生237人，男生136人。
2.2研究工具
2.2.1合作與競爭人格傾向量表
采用謝曉非、余媛媛等編制的《個體合作與競爭人格傾向量表》。該量表包括合作、競爭2個分量表，其中合作分量表共有13個項目，包括包容性、互惠性、合群意愿三個維度;競爭分量表共有10個項目，包括過度競爭、自我成長、超越他人三個維度。該量表共有23個項目，均按照從“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采用5點評分。該量表把合作與競爭看成是兩個垂直的維度，這兩個維度相交分出四個象限，代表四種不同的合作競爭類型。以被試得分的上下27%為界限，將高低27%合作傾向與競爭傾向的被試分為高合爭者(高度合作傾向且高度競爭傾向)、高合作者、高競爭者與低合爭者(低合作傾向與低競爭傾向)這四類人群。合作與競爭分量表信度分別為0.85,0.71，同時該量表通過驗證性因素分析表明具有良好的構想效度。
2.2.2社會適應性量表
采用盧謝峰等編訂的“社會適應性量表”閻，量表的分半信度系數值為0.88;內部一致性良好，均在0.58-0.78之間，而量表的a系數為0.89;分量表與總量表同質性較好，量表的預測效度值為0.74?？偭勘碛蓪W習適應性、人際適應性、角色適應性、職業選擇適應性、生活自理適應性、環境總體認同和身心癥狀表現七個維度組成。量表除了七個維度60個題目外，還加有6個社會期望性題目。
2.2.3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
本量表由趙馮香對Betz和Taylor編制的“職業決策自我效能量表一簡式”(CDMSE-SF}進行修訂而成，將量表命名為“職業決策量表”，包括五個維度:自我評價、職業信息、目標選擇、未來規劃和問題解決。正式量表有25個項目，每個維度5小題?？偭勘淼膬炔恳恢滦浴Ｏ禂禐?.940。
3結果分析
3.1合作競爭傾向與社會適應之間的關系
3.1.1合作競爭傾向與社會適應之間的相關分析
對合作競爭傾向各維度與社會適應各維度的皮爾遜相關表明，過度競爭維度與社會適應的各維度都存在著非常顯著的負相關，超越他人與生活自理適應性和身心癥狀表現也存在顯著的負相關。同時，包容性和自我成長與社會適應的各維度存在極其顯著的正相關，而互惠性只與人際適應性存在顯著相關。
3.1.2不同合作與競爭傾向類型的大學生社會適應的比較
以社會適應的總分及其七個維度為因變量，以不同的合作競爭類型為自變量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發現，除了職業選擇適應性之外，其它的維度及總分上不同合作競爭類型的差異都達到了顯著性水平。經過事后多重比較(Scheffe)發現，除了職業選擇適應性和生活自理適應性之外，高競爭者在其它維度上的得分都顯著低于高合作者，而高合作者在學習適應性和環境總體認同上的得分顯著高于高合爭者，其它維度并不存在顯著差異。
3.2合作競爭傾向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之間的關系
3.2.1合作競爭傾向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之間的相關分析
對合作競爭傾向各維度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各維度的皮爾遜相關分析表明，包容性、合作意愿和自我成長維度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各維度之間都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互惠性只與自我評價維度存在顯著的正相關，而過度競爭與自我評價、目標選定及問題解決存在顯著的負相關。
3.2.2不同合作與競爭傾向類型的大學生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比較
以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總分及其五個維度為因變量，以四種不同的合作競爭類型為自變量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發現，不同合作競爭類型在職業決策效能各維度及總分上的主效應都達到了顯著性水平。各維度經過事后多重比較(Scheffe)發現，高合爭者在自我評價、職業信息、問題解決及總分上的得分都顯著地高于高競爭者和低合爭者，而在目標選定維度上的得分顯著高于低合爭者，其它類型上的事后分析沒有發現顯著性差異。
4討論
4.1關于合作競爭傾向與個體社會適應的關系
一般認為，良好的社會適應是指個體不斷地學習或修正各種社會行為和生活方式，掌握社會生活的技能，遵守社會規范，能與社會環境保持一種平衡的和諧關系。它是通過個體與社會環境相互作用的行為活動而實現的。本研究的數據分析表明，包容性和自我成長這兩個因素與社會適應的各個維度都存在極顯著的相關。包容性是指個體在與他人的共同活動中，能夠考慮到他人的想法和意見，顧及到他人的利益和需要。而競爭中的自我成長主要指個體重在發揮自己的潛力，提高自身的能力水平，努力讓自己做到最好?，F實社會正是需要這種具有包容心又希望通過自身努力取得成功的人。特質心理學強調個體的基本特質對社會適應的作用，當個體的某些特質與現實社會的期待和要求相一致時，這種平衡狀態就會促進個體的社會適應。相應地，本研究中競爭維度中的過度競爭與社會適應各維度存在著極顯著的負相關也說明這個問題。新精神分析學家霍妮就認為社會適應中的過度性競爭是一種病態人格—神經癥。過度的競爭或病態的競爭是指個體為了提升自我價值而不擇手段和代價去爭取勝利，這種人具有控制、攻擊、冒險和貶損他人的傾向，同時取得勝利已經成為這種人無可選擇的需要。過度的競爭心理與正常的競爭具有三個方面的不同:過度的競爭者不斷將他自己與他人進行對比和衡量，即使是在無須如此的情況下也是這樣。二是過度競爭者需要的不只是要取得比別人更大的成就，或者比他人更大的成功，而是要獨領或者鶴立雞群。三是過度競爭者對其他人有一種強烈的敵視態度，因為一個竟爭者的勝利就是另一個競爭者的失敗日。顯然，過度的競爭者是我們不提倡的，這種不擇手段和代價去爭取勝利可能在短期內會達到他想得到的目的，但在長期的社會適應中對自己和社會都不會帶來好處。
社會不僅需要積極的競爭者，同時也需要良好的合作者，競爭與合作是人類存在和發展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質。從本研究的結果看，高合作者在社會適應的總分及各個維度上的平均得分都是最高的。除了職業選擇適應性和生活自理適應性之外，高合作者在其它維度上的得分都顯著高于高競爭者，同時高合作者在學習適應性和環境總體認同上的得分也顯著高于高合爭者。無論是學習適應、人際適應，還是角色適應及環境認同，我們的社會還是比較認同善于合作的人的。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大學生的生活和學習環境畢竟與更廣泛的現實社會有所差別。他人所參與的競爭活動沒有社會上的激烈和殘酷，相反，他們面對更多的是如何與同學和老師相處、如何適應大學生的一些角色轉換，如何安排學習之外的時間等。具有高合作傾向的學生在這樣的環境中應該具有更好的適應性。
4.2關于合作競爭傾向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關系
本研究表明，合作傾向中的包容性和合作意愿及競爭傾向中的自我成長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各維度都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我們知道，自我效能并不是指一個人的真實能力，而是對自己行為能力的自我評價或信心。它主要受到自我成敗經驗、他人替代性經驗、社會勸導、情緒狀態等方面的影響。合作意愿是指在與他人合作過程中，個體能夠享受共同活動所帶來的愉悅感。當個體意識到別人的付出是成功的必要條件時，他會為了達成目標而與他人共同努力。無論是互惠性、合作意愿還是自我成長，這些特性都會得到社會的認可，促進個體與環境的和諧，也會增強對未來職業的信心。Ryckman等人經過研究認為個體的競爭性存在兩個相互獨立的維度，即過度性競爭和個人發展性竟爭。具有個人發展性竟爭這種良好競爭傾向的個體在完成目標任務時，并不過分夫汪結果的輸贏，!角是更關注任務本身的樂趣。他們更關注的是自我發現、自我提高以及任務本身的完成而不是與別人進行比較，他們向往的是個體成長而不是通過貶損別人來提升自己:對于這樣的個體，其他人并不成為他們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相反的是能夠給自己提供學習和友現自我的機會。雖然個人發展性競爭的個體也渴望成功和勝利，但他們并不以犧牲他人為代價;顯而易見，個人發展性競爭正是本研究所認為的白我成長兌爭維度它是我們社會所提倡的，一個人不但要敢干競爭，還要善于競爭。這樣的人格傾向就會提升其自我效能感。與此相對應的是過度競爭，它與自我評價、目標設定和問題解決存在顯著的負相關前面已經論述，過度競爭是我們社會所不提倡的，它會降低個體的自我評價，給個體帶來更大的壓力。
從合作競爭傾向的類型上看，除了未來規劃維度之外，高合爭者在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總分及其它維度上的得分顯著高一于低合爭者。從現實需要出發，具有合作與競爭傾向雙重特質的個體應該是社會所期望的。這樣的人既能顧及他少、與團體的利益，并從中體驗到合作而帶來的愉悅感，又能發揮自身的潛力，力圖超越他人而表現得更加優秀。同時我們也發現，高合爭者在自我評價、職業信息、問題解決及總體上的得分也顯著高于高競爭者，而且高合作者在總分上也顯著高于低合爭者、由此是否說明在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關系上，合作因索比競爭因素具有更大的相關性呢。這有待于今后的進一步研究。實際上，與職業決策效能相關的因素是非常多的，主要包括個體因素、家庭因素和學校因素。其中個體因素中已進行研究的因素有情緒特征、一般能力、社會地位、種族認同以及相關的人口學變量。人格特征與職業決策自我效能的關系中，本研究只從合作與競爭的維度進行探討，期待更多的研究者對這方面的關系進行更深人的探討。
5結論
(l)過度競爭與社會適應的各維度都存在著非常顯著的負相關，超越他人與生活自理適應性和身心癥狀表現也存在顯著的負相關。而包容性和自我成長與社會適應的各維度存在極其顯著的正相關，互惠性只與人際適應性存在顯著相關。
(2)除了職業選擇適應性和生活自理適應性之外，高競爭者在其它維度上的得分都顯著低于高合作者，而高合作者在學習適應性和環境總體認同上的得分顯著高于高合爭者。
社會學研究生論文范文2
1建筑史論研究中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應用
建筑學是一門科學、技術與藝術相結合的學科，其中的建筑史論研究也是一個需要多學科交叉研究的專業，是從建筑的角度研究人類社會，服務于人類與社會的發展。在人文社會建設過程中，建筑史論研究更應以人文關懷為前提，結合地理、環境、生態、哲學、藝術、民俗、歷史、土木、心理、社會、經濟與交通等多學科知識與研究方法，形成一個開放的研究系統。其中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論研究中不可或缺。
1.1建筑史論研究生涉及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是兩個大的、相互獨立的學科群。在建筑史論研究中，人文科學研究方法主要來自于人類學研究，而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主要來自于社會學研究，因為這兩門學科與建筑學研究最為緊密。如前文所述，人類學與社會學在西方社會中分屬人文與社會兩個學科類型，但在我國，二者關系緊密，研究對象、研究內容與研究方式互有借鑒。一般來說，人類學以定性研究為主，社會學以定量研究為主。在建筑史論研究中，主要應用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也分為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兩類。在建筑史論研究中應用的定量研究方法主要為調查問卷，研究過程包括問卷設計、方法與數據統計等。問卷調查首先要做問卷設計，針對研究對象及研究內容，對問卷的內容、用詞做合理的布置，并進行信度與效度的考證。散發問卷可以是隨機抽樣，也可以做全樣本的調查，可根據研究條件做具體調整。回收問卷后對問卷進行統計，剔除不可信的問卷結果，最后對統計數據進行分析，總結研究結論。建筑史論研究中的定性研究包括參與觀察、深度訪談與田野筆記等，這是進行田野調查工作的一般程序。這一研究工作開始于“進入田野”，它不只是指進入所要研究的場地之中，而且需要與當地社區建立起良好的社會關系，從而進行進一步的考察。參與觀察強調與當地社區處于相同的情境下，參與到他們的活動當中，在活動之中觀察建筑與人的關系，多用于對建筑文化的研究。深度訪談是對參與觀察的補充與深化，對個別的、重要的社區人物進行訪談，挖掘研究對象（一般為歷史建筑或建筑遺產）的歷史及其與當地社區的聯系，多用于建筑遺產保護研究之中。田野筆記分為速記、日記、日志和筆記四種類型，建筑史論研究中的建筑速寫、草圖也是筆記重要的組成部分。
1.2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論研究中的應用
建筑史論研究中時常需要應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如對特定建筑歷史、聚落建成史、建筑文化與建筑遺產保護的研究等。總結如下：建筑與城市的歷史發展研究。對相關社區人群的走訪，更廣泛地掌握歷史信息，尤其在缺乏文獻資料的地區，如少數民族地區。這種研究方式在民居研究中應用最多，通過居民訪談了解民居的發展歷程、各部分功能用途，推測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建筑與城市的文化表達研究。通過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理解文化內部人群對建筑、城市空間的理解，對他們的文化闡釋進行二次闡釋。也可應用定量研究方法，對當地居民進行問卷調查，對居民行為與觀念有一個定量的數據統計，支撐研究論證。建筑與城市遺產價值闡釋與保護對策研究。在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通過田野考察與問卷調查，更廣泛地理解不同遺產社區對遺產價值的理解，分析遺產發展趨勢與保護策略。通過廣泛接觸，了解居民對于遺產發展的需求，制定適當的遺產保護、管理與遺產地發展策略。
2建筑史論教學中講授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是建筑史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手段，在建筑史論教學中，尤其是研究生課程的教學之中，講授這些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且可行的。
2.1多學科綜合研究的要求
我國高等教育日益走向普及化，學科之間的交叉研究與專業研究并重。建筑史論研究作為人居環境科學的組成部分，更需要具備多科學的知識背景與研究方法，向綜合研究的方向發展，滿足我國目前的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要求。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論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因此在教學環節中需要加強對這些研究方法的傳達。
2.2建筑史論研究生的學科背景
建筑歷史與理論研究生大多具備建筑學本科的學歷與知識體系，具備基本的建筑設計、建筑表現與建筑技術等建筑學基本能力，研究生階段主要著重培養他們在獨立研究方面的能力，研究方法是教學的重要內容。目前我國高等院校均以綜合性大學為主，但不少建筑院校仍以工學學科為主，在人文、社會、藝術、歷史等學科建設方面有所欠缺，相應的，建筑學本科畢業生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知識很難滿足研究生階段綜合研究的需要。因此在研究生基礎教學環節中，講授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對培養他們的研究能力十分必要。
2.3綜合性大學建設的需求
建筑學本身即一門綜合性學科，涉及歷史、藝術、社會、技術等不同的學科專業，將建筑院校建設為綜合性大學也是順應學科發展與滿足社會需求的途徑。尤其在以理工科為主的高等院校中，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師資力量、課程設置在現階段難以滿足建筑學，尤其是建筑史論研究的培養需要。那么在沒有相應的人文、社會院系的條件下，在建筑學學科內部設置相應的教學內容，成為彌補這一缺憾的手段。在建筑史論課程中講授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也是在現有教學條件下的現實需求。
3建筑史論教學中講授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可行性
從現實條件來看，在建筑史論教學環節中講授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具備基本的教學基礎，同時研究選題多樣、學生實踐便利，因此具有很高的可行性。
3.1滿足基本教學條件
建筑史論研究工作多涉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相關教師具備應用這些研究手段的能力，能夠很好地在教學中傳授這些研究方法，指導學生從事相關研究。同時，人文、社會科學在國內外發展較為成熟，已有很多基礎的教學參考書目與教材，能夠滿足學生的閱讀需求。與一些涉及新技術的教學內容相比，對基礎研究方法的講授不涉及教學設備問題，現有教學條件能夠滿足講授、學習需求。
3.2研究選題多樣
建筑歷史與理論研究是綜合性研究，涉及內容廣泛，與人文、社會科學聯系密切。因此在課程選題與研究生論文選題中，或多或少均會涉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內容，應用這些研究方法。在課程教學環節中學習到的研究方法能夠迅速、及時而有效地應用于科學研究與專業實踐之中，具有教研聯系密切、理論結合實際的特征。
3.3學生實踐便利
任何建筑必然存在與特定的時代與社會環境之中，因此任何建筑實踐必然與社會人文環境發生關系。學生在教學環節中習得的研究方法能夠很好地應用于專業實踐中，如城市社會調查、建筑遺產考察、建筑修復設計、舊城區改造等，有很多便利的實踐方式。
4結語
社會學研究生論文范文3
學生時代的“死飛仔”
1984年中英兩國政府正式簽署了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宣布中國將于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同年,劉細良進入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歷史系學習。他以高漲的熱情參與到學生運動中去,時常和不同年級的學生一起討論學校政策。大學四年,他每星期都到中大逯耀東教授辦公室和逯教授談天說地,由飲食文化講到大陸“”。他評價這是大學生活中最美好的回憶。之后,劉細良放棄歷史,改選社會學作為研究生專業課程,“當時覺得歷史都是過去的東西,缺乏預見社會發展的能力。于是轉而學習理論,認為掌握了理論就掌握了現實?！边@個轉變為他日后從政埋下了種子。
與當時一些人不同,劉細良對大陸充滿了好奇,早就認定香港和大陸將是利益的共同體。早在1985年,劉細良便花費三天兩夜坐車從成都來到九寨溝,試圖了解真實的大陸。
昔日香港中文大學1987年學生會會長、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撰文回憶起學生生涯時,無限感慨道:“那個曾經拿著水槍在宿舍‘知行樓’周圍射,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死飛仔’劉細良,卻已成了行政長官曾蔭權的左右手。學生年代的棱角,本來就是理應如此?！?/p>
“一流政治評論者”
早在學生時期,劉細良已經開始明白“權力”兩字的影響。1988年,劉細良把“大陸工資體制改革”定為研究生論文題目。他前往廣州調查一家國營造船工廠,以此為例來研究改革之后工人、政府、工會三者之間的關系。
不久,劉細良開始打算從政,“我覺得該把關注的重心從中國內地轉向香港了。關注對象的改變自然地影響了我的決定。在香港從事政黨工作可以讓我更好地了解香港政治的發展?！痹谕瑢W引薦下,劉細良加入香港民主同盟。
1997年中國前夕,劉細良發現了媒體的影響力,于是投身到傳媒中的念頭越來越大。他于回歸當日停止政黨工作,到香港知名報刊《壹周刊》擔任執行編輯工作。隨后,他擔任過《茶杯雜志》和TOM集團香港區總編輯,并同時在香港商業電臺擔任主持,和梁文道、沈旭暉主持節目《光明頂》和一個閱讀節目《打書釘》。此外,他還在媒體開專欄評點香江政治風云。
由于觀點獨特文筆犀利,劉細良被公認為香港“一流政治評論者”。
走入政治中心
2006年,香港特首曾蔭權留意到劉細良,并希望他能加入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組擔任全職顧問。劉細良認為自己獲得青睞的原因在于媒體人的身份,“政治是一門溝通的學問,不論決策多好,如果群眾不接受也不會成功。香港政府通過過去十年的發展了解到和民眾溝通的重要性,他們需要有了解媒體和群眾的非從政人員參與政府運作。從這個層面出發,于是找到了我。”但他猶豫了。以前可以站在體制外叉腰批評,如今要轉到體制中?！笆嗄昵?香港政府不會找上我,我也不會選擇進政府這條路。機緣就在于香港政府在這十年來的過程,也影響了我從政的大小起落。當合適的時機來臨時我就抓住它?！眲⒓毩甲罱K決定參加這次“冒險之旅”,2006年2月10日,劉細良出任香港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他的工作內容是“政策研究”。香港媒體事后評論,劉細良從“野的‘自由’天地,走進建制的‘規范’世界里”。
社會學研究生論文范文4
[關鍵詞] 高校 高級專業技術人才 體育活動 現狀 對策
基金項目：陜西省哲學社會科學課題《陜西省高級專業技術人才體育活動與健康狀況研究》（04G016Z）
本文以陜西省高校高級專業技術人才的健康狀況與體育鍛煉為研究對象，了解陜西省高校高級專業技術人才的身體健康狀況和體育鍛煉現狀，從而為有關部門關心高級專業技術人才的身心健康提供參考。
研究對象與方法
1.研究對象 以陜西省高校中具有高級專業技術職稱人員為研究對象，采用多段分層抽樣的方法，抽樣范圍涉及到國家重點高校的西安交通大學、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陜西師范大學，省屬學校的延安大學、西安文理學院，地方高校的安康師范學院、咸陽師范學院7所高校。
2. 研究方法
(1)文獻資料法 通過網絡，查閱中文期刊全文數據庫和優秀碩士研究生論文全文數據庫等共138篇，同時閱讀了健康社會學等相關書籍10余部。
(2)問卷調查法 根據研究的目的和內容的需要制定了調查問卷，問卷內容主要涉及個人基本情況、健康狀況、工作情況、個人生活方式及體育鍛煉情況五部分內容。問卷發放前，對問卷進行效度與信度檢驗，效度檢驗：通過本領域內的15位專家對問卷內容進行效度檢驗，經計算，效度為78%；信度檢驗：采用再測法，用同樣的問卷分別進行2次測試，兩次測試時間間隔1個月，以兩次測試結果求相關系數，R=0.83。問卷發放首先根據陜西地域特點及高校層次，采用分層抽樣，抽取7所高校；其次，在抽取的每一所高校中再進行隨機抽樣，抽取具有高級職稱的教師。2005年5-6月對抽取的調查對象同時發放問卷，共發放問卷600份，其中，有效問卷565份（男性380份，女性185份），有效率94.2%。
(3) 數理統計法 對回收的調查問卷利用spss13.0軟件包，進行統計處理。
高校高級專業技術人才健康與體育鍛煉存在的問題
經過我們調查分析后，高校高級專業技術人才身體健康和體育鍛煉現狀存在以下幾方面問題：
1.關注高級專業技術人才健康意識不夠。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兩年來未進行身體健康檢查，一方面反映部分單位有關部門對高級專業技術人才身體健康關心不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高級專業技術人才把自己強烈的健康意識觀念沒有轉化為體育鍛煉實踐行為。
2.患病率高，令人堪憂。在檢查結果中，有25.6%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疾病，患病人次達到參加健康檢查患病人數的兩倍；患病種類多。
3.不良的生活方式。調查結果表明，在高校高級專業技術人才中吸煙者占到51.5%，即一半還多，有14.5%的人經常飲酒，一日三餐不規律者幾乎達到三分之一，68.4%的高級專業技術人才睡眠不足7個小時。另外，還有62.9%的高級專業技術人才認為自己工作壓力較大，這些因素是影響他們健康的主要因素。
4.經常參加體育鍛煉人數較少，體育鍛煉的組織性和方法的科學性差。從調查結果分析知，高校高級專業技術人才經常參加體育鍛煉的人群不足三分之一；有四分之一的是自己一個人鍛煉，參與單位組織和社區組織的體育鍛煉比例較少；體育鍛煉方法多是自己摸索出來的，多數人認為缺乏科學性。
高校高級專業技術人才健康與體育鍛煉發展對策
1.加強全民健康意識教育。一方面，加強高級專業技術人才自我保健意識，另一方面，有關部門應該將高級專業技術人才的健康列入議事日程上來，定期對高級專業技術人才進行身體健康檢查，尤其是亞健康健康檢查。
2.改善不良的生活方式。提倡高級專業技術人才戒煙限酒，生活飲食、起居有常，這樣對他們身體健康才能有利。
3.提倡積極參加體育鍛煉。高校高級專業技術人才存在大量的潛在體育鍛煉群體，即有一半多屬于偶爾參加體育鍛煉，若能將這些群體組織發動起來經常參加體育鍛煉，這樣不但高級專業技術人才體育人口標準會提高，同時在他們鍛煉過程中，予以科學指導，進行科學手段監控，他們的身體健康狀況也會有較大的改善。
4.發揮社會體育指導員和高校體育教師的作用。社會體育指導員的主要職責就是科學指導鍛煉群體，同時兼有運動損傷醫務監督等職責,發揮他們的作用，科學指導高級專業技術人才體育鍛煉，減少他們在鍛煉過程中走彎路。
5.各級單位積極組織高校高級專業技術人才參加體育鍛煉。一方面，專門組織專業技術人才體育活動，定期舉辦健康專題講座，每年定期專門組織專業技術人才運動會或體育活動。另一方面，各高校工會應發揮自己的作用，把高級專業技術人才體育鍛煉組織起來是當務之急。
6.積極爭取各級體育部門每年對專業技術人才進行體質測試。各高校人事管理部門可以聯合工會和體育部，可以每年共同進行體質測試，人事管理部門也可以把體質測試結果作為專業技術人才綜合評定指標之一。
社會學研究生論文范文5
【正 文】
環境史是在戰后現代環保運動推動下所產生的歷史學的一個新的次分支學科，其研究對象是歷史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以及以自然為中介的各種社會關系。由于研究對象非常復雜，環境史的興起，就為從事跨學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機。傳統上，人文社會科學以人和社會為研究對象，而自然科學則以自然為研究對象。環境史的出現，則為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融合，也為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合作搭建了橋梁?？鐚W科研究方法，也就成為環境史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一、復雜的研究對象
對環境史這一領域而言，跨學科研究不是一種奢侈，而是一種必需。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人與自然本身及其相互關系的復雜性，以及環境問題本身的復雜性。
環境史學之所以要采用跨學科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環境史學研究對象的兩大組成部分——人與自然——都非常復雜。
環境史學中的人，在特定時空背景下生活，具有自然和社會的雙重屬性。作為自然進化的產物，人的自然屬性決定了他一刻也不能離開自然而生活。但人又具有社會屬性，他可以通過自身的活動對自然進行改造，使自然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人對自然的干預和改造，必須遵循自然規律，而決不能恣意妄為，否則只會適得其反。既然人對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人對自然的態度，人圍繞利用自然所產生的各種社會關系是環境史研究的重要內容，那么，環境史研究必然就要大量借鑒地理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考古學、政治學、法學等研究領域的成果。免費論文
環境史學所謂的自然，并非是指整個宇宙和銀河系，也不是指包括地核和地殼在內的整個地球，而只是指對人類有意義、與人類直接發生關系的地球表面。按照詹姆斯的定義，“地球表面是指從地面向下人類能夠穿透，和從地面向上人類通常能夠達到的一個圈帶”（注：普雷斯頓·詹姆斯：《地理學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頁。）。地球表面通常被人們劃分為巖石圈、大氣圈、水圈、生物圈。這幾個圈層相互交接，彼此之間不斷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物質、能量的交換并不是簡單的轉移，在這一過程中，又會復合出大量新的物質。既然環境史學家要把自然重新寫入歷史，那么，他們要認識和了解自然，就應該涉獵地質學、生物學、生態學、氣象科學、水文學、物理學和化學等學科的一些基本知識，盡管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自然的復雜性就在于它是一個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對局部的人為干預往往會牽一動百，其后果人類根本無法預料。在對待野生動物方面，美國就留下過慘痛的教訓。在1870年前后，白人的獵殺使野牛在大平原基本滅絕，而狼則開始以牛羊等家畜為捕食對象，人們則采用投毒的方式毒殺狼群，甚至在國家公園里也沒有了狼的蹤影。只有在失去之后，人們才懂得珍惜，人們漸漸發現了狼的存在對于保持自然界生態平衡的可貴。狼只有依靠群體的力量，才能捕殺比它們大得多的草食動物，而且捕殺的往往是老幼病殘的動物。對公園的研究表明，“冬季遭狼傷害的鹿中，有58％是6歲或年齡更大的鹿，而這個年齡組的鹿只占鹿的總數10％。這個事實說明了，狼所要消滅的正是應該消滅的部分。這些鹿大都已經老了，病殘了，喪失繁殖能力了，它們的作用只是消耗更多的植物資源。消滅它們在客觀上就是強壯了鹿的種群和保護了鹿的食物資源，對其他的草食動物也是如此”。此外，狼在食取獵物時，總會剩下骨頭等殘渣剩屑。而這些也都不會浪費，會成為狐貍、禿鷲、鷹、烏鴉等的食物。沒有狼以后，這些動物就很難度過冬天。所以在動物學家的眼里，狼是一種智商很高，富有人情味，在整個草原和森林生態系統中不可缺少的動物。正如美國狼基金會主席阿斯金所說：“黃石公園若沒有重要的肉食動物，就像一個鐘表沒有發條一樣?！背艘酝猓堑臏缃^也導致野牛大量繁殖，“目前在黃石公園內的野牛，數目就約有3500頭，數量已經有點過?！保鼈儭敖洺Ｅ艹龉珗@騷擾私人牧場，不僅破壞牧場的圍籬，牧場主人更擔心野牛身上帶有的‘布魯斯桿菌’影響牲畜的生長”。在這種情況下，公園管理部門于20世紀90年代以每只20多萬美元的價格從加拿大引進了一批灰狼，通過自然的食物鏈，來達到控制野牛數量的目的（注：理查德·福特斯：《美國國家公園》，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頁。）。
環境史學所以要采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也是由環境問題本身的復雜性所決定的。所謂環境問題，是指主要由于人類活動導致環境質量下降，從而反過來對人類的生產、生活和健康產生不利影響的那些問題。環境問題的產生，與人類對自然的了解支離破碎，對人類行為的后果缺乏整體認識有直接關系。人類在處理環境問題時，往往一葉障目，顧此失彼。美國著名環境問題專家埃克霍姆就提到，“在閱讀經濟學家、林學家、工程師、農學家和生態學家的分析報告時，有時很難相信他們所談的竟是同一個國家。專家們的行動往往都體現出缺乏相互了解和一致的看法。工程師們接二連三地修建水壩，但卻很少注意上游地區的耕作習慣和濫伐林木的情況，而這些會影響河流的含沙量并決定水壩的壽命。農業經濟學家利用精細的計算機化的模式去設計遠期的地區性糧食生產方案，卻沒有注意到作為根基的土壤質量的不斷惡化和被毀從而頻頻發生水災等問題。水源專家在沙漠邊緣開鑿水井而沒有作出安排去控制附近的畜群規模，造成過度放牧，并產生一片片新的沙漠。那些必須在農村的家畜和打柴人中植樹護林的林業管理員，只受過植物學和造林學方面的訓練，而沒有在農村社會學方面受到良好的訓練；種上才幾個星期的樹苗便被牛、山羊和打柴人所破壞?！保ㄗⅲ篍. P. 埃克霍姆：《土地在喪失——環境壓力和世界糧食前景》，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頁。）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對自然、社會本身及其相互關系的復雜性，對環境問題的復雜性往往缺乏認識，這與條塊分割的學術體系有很大關系。恩格斯指出：“把自然界分解為各個部分，把各種自然過程和自然對象分成一定的門類，對有機體的內部按其多種多樣的解剖形態進行研究，這是最近400年來在認識自然界方面獲得巨大進展的基本條件。但是，這種做法也給我們留下了一種習慣：把自然界中的各種事物和各種過程孤立起來，撇開宏大的總的聯系去進行觀察，因此，就不是從運動的狀態，而是從靜止的狀態去考察；不是把它們看作本質上變化的東西，而是看作永恒不變的東西；不是從活的狀態，而是從死的狀態去考察?！保ㄗⅲ憾鞲袼梗骸斗炊帕终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360頁。）而100年以后，英國學者斯諾則提到，西方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文化，它們分別以人文學者和自然科學家為代表，這兩種文化的分裂和對立將人類置于危險的境地，社會在飛速前進，但不知會將人類帶往何方。人類內心的困惑、迷茫與緊張就恰如狄更斯在《雙城記》開頭的一段話所言：“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壞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時代，那是愚蠢的時代；那是信仰的新紀元，那是懷疑的新紀元；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絕望的冬天。我們將擁有一切，我們將一無所有。我們直接上天堂，我們直接下地獄?！保ㄗⅲ旱腋梗骸峨p城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頁。）
人類在戰后遭遇的一大困境就是日趨嚴重的環境危機。環境問題“主要是由自然系統、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具有多重性和多層性的特征”（注：金玲、肖平：《關于資源與環境問題的跨學科研究》，《科技導報》1994年第3期，第40頁。）。環境危機的整體性和復雜性，使任何單一的傳統學科在危機面前都捉襟見肘，力不從心，這就使跨學科研究成為必需。恰如有學者指出，“環境問題顯然不屬于社會科學任何學科獨有的研究領域，沒有哪一門學科足以為探討人和自然的全面接觸交往提供一種恰當的、獨一無二的認識論；也沒有哪一門學科可以宣稱它專以環境問題為自己的研究對象。事實是，存在著一個無形的學院，它超出和包括多門傳統的社會科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法學、行政學和地理學。其中每一門都能為某些特點的課題提供線索，此外更有許多廣泛的范圍，需要跨學科和多學科的研究和對話?！保ㄗⅲ核_利·M. 麥吉爾：《環境問題與人文地理》，《國際社會科學雜志》第4卷，1987年第3期，第27頁。）
自戰后以來，對環境問題的跨學科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這集中體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機構發起的一系列跨學科、跨國界的環境研究與教育計劃。國際生物學規劃(IBP， International Bio Program)于1964年開始執行，它重在研究各類生物群落的結構功能與開發利用。人與生物圈計劃(MAP， Man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me)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1971年起在世界范圍內開展的一項大型國際科學合作項目。它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結合起來，著重研究人類活動對自然生態系統及生物圈的影響，為改善人與環境的相互關系提供科學依據。其目的在于通過全球性的科學研究、培訓及信息交流，為生物圈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與保護提供科學依據，同時為各國自然資源的管理培養合格的專門人才。此外，大型的環境跨學科合作項目還包括國際地圈與生物圈計劃(IGBP，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和“全球環境變遷中的人文因素研究計劃”(HDGEC， 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前者由國際科學聯盟委員會(ICSU)于1984年正式提出，1991年開始執行，旨在探明全球環境變遷的物理和生化方面的原因及其后果，后者則力求了解全球環境變遷的人文原因及人文后果。
二、相關學科的影響
環境史既然以歷史上人與自然的關系為研究對象，跨學科研究方法就不可或缺。但這也并不意味著，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對環境史的影響就可以等量齊觀。相對而言，生態學、地理學、人類學、經濟學、社會學、環境科學對環境史的影響就更深刻明顯。
生態學作為環境史學的理論基礎之一，其影響自不待言。而在美國以外，環境史多脫胎于地理學，尤其是人文地理學。至于環境科學對環境史的影響，則散見于一些著作和文章之中。環境史與生態學、地理學、環境科學的聯系，可以參閱梅雪芹等學者的文章。梅雪芹曾經撰文指出，地理學、生態學、環境科學和環境史雖然都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但側重點及研究角度則存在差異，這幾個學科的關鍵要素分別是“空間地域”、“生態適應”、“環境質量”和“人類文明”，這種區分“可以使人們更好地把握各自所應承擔的學科任務”（注：梅雪芹：《環境史學論綱》，《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思想與環境史學》，載梅雪芹：《環境史學與環境問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侯文蕙：《環境史和環境史研究的生態學意識》，《世界歷史》2004年第3期；高國榮：《什么是環境史？》，《鄭州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筆者也比較認同上述見解。考慮到學界已有的成果，這里僅簡單介紹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和政治學對環境史的影響。
環境史之所以要借鑒經濟學的成果，主要是因為“經濟學研究的是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資源以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將它們分配給不同的個人”，“經濟學的雙重命題就是稀缺和效率”（注：韓德強：《經濟學是什么？》，《讀書》2001年第2期，第34—35頁。）。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主要是通過生產、交換及消費同自然發生聯系，并以生產和分配為基礎形成種種社會關系。圍繞經濟活動所形成的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恰恰是環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層面。這就使環境史和經濟學聯系起來。
環境史和經濟學之間的聯系，還在于經濟學和生態學有相通之處。這主要表現在：從詞源上看，經濟學和生態學具有共同的希臘語詞根oikos，該詞根都與“家”有關系，所以二者都是研究家園的科學，生態學側重于家園內部生物之間、生物與環境之間的關系，而經濟學則處理“家庭中的家務及其日常的活動和管理”（注：唐納德·沃斯特：《自然的經濟體系：生態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34頁。）。從歷史上看，經濟學，尤其是古典經濟學，一貫強調資源的稀缺和總量有限，這與生態學家的主張不謀而合。在18世紀法國的重農學派那里，“農業是財富唯一可靠的來源”（注：麥克邁克爾：《危險的地球》，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頁。），而馬爾薩斯強調人口對食品供應的無情壓力；李嘉圖提到土地和地租吸收剩余價值而導致的“停止狀態”；杰文斯則擔憂燃料耗盡，“在那個時代，經濟學曾經有一個綽號，叫‘陰郁科學’”（注：戴維·S. 蘭德斯：《國富國窮》，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731頁。）。從經濟學發展的新動向來看，形成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環境經濟學，已經受到了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環境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赫爾曼·戴利認為，人類經濟系統是自然經濟的一個子系統，所以經濟的規模必定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以內。恰如自然系統演化不斷趨于穩定，經濟的穩定狀態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注：赫爾曼·E. 戴利和肯尼思·N. 湯森：《珍惜地球：經濟學、生態學、倫理學》，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1頁。）。
但經濟學與生態學對待人類—環境系統的態度有非常明顯的差異：經濟學總是傾向于把“物質財富當作人類活動所要達到的目標，那么人類征服自然就是實現了人類的使命”，而生態學強調“極限而不是不斷增長，強調穩定而不是不斷開發”；在時間尺度上，經濟學“注重資本的周轉，而生態學則要考慮生態系統和有機體的演化”（注：陳靜生、蔡運龍、王學軍：《人類—環境系統及其可持續性》，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314頁。）；從世界觀來說，經濟學家往往比較樂觀，而生態學家則往往比較悲觀。經濟學家樂觀的理由就在于他們相信市場和科技的力量，他們相信市場會自主調節資源分配，而科技能夠不斷發現新的可以利用的替代資源，因此增長沒有極限。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美國經濟學家西蒙，他曾經寫過一本題為《沒有極限的增長》的著作。而生態學家則立足于自然提供資源的生產能力和化解污染的自凈能力的有限性，認為增長不可能無限持續下去。
在有關科技作用的現實爭論中，經濟學家和生態學家的觀點往往針鋒相對。在《自然不可改良》一書中，“巴西環保運動之父”盧岑貝格就大量介紹了他所耳聞目睹的一些爭論。他的一位朋友(物理學專家)曾在和一位經濟學家談話時說到：“如果我們科學家必須告訴你們，我們不能簡單地發明出你們所要的技術時，您會怎樣？”他的言下之意是指，人的能力總是有限度的，與發明并生的還可能有負面問題。但這位經濟學家卻認為金錢和市場萬能，他說：“我會付給您雙薪?！边€有一次，盧岑貝格在參加有關能源危機的會議時，一位工程師批評環保主義者“對于市場巨大威力一無所知”，這位工程師同時聲稱，“如果可以賣得好價錢，石油是可以從我們的煙囪和汽車排氣管中排出的二氧化碳中生產出來的?！保ㄗⅲ汉稳けR岑貝格：《自然不可改良》，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74頁。）
迄今為止，經濟學家往往在和生態學家的爭論中勝出，盡管政府和公眾接受了生態學家的一些建議，但前提是不能在經濟上付出太大代價。經濟增長依然被作為判斷政府政績的主要標準。經濟學家受到更多擁護的理由還在于，“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是眼前的，而它所強加的代價則主要是未來的”（注：小約翰·B. 科布：《論經濟學和生態學之間的張力》，《國外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環保工作在未來是否能夠順利推進，與公眾環境意識的有無與強弱有直接關系。在傳播和弘揚環境意識方面，在說服公眾自覺按照環境保護的要求來規范言行方面，環境史學能夠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
環境史受社會學的影響也很明顯。這首先是由于歷史學和社會學之間的密切聯系。它們“都涉及整個社會和一切人類行為，從這一點看它們必然是知識的伙伴。我們可以視社會學為研究整個社會的科學，著重概括社會結構；歷史學是研究不同時期人類社會的科學，著重探討其間的差異以及各個時期社會的變遷。兩種方法相輔相成，變遷寓于結構；結構包含變遷”（注：彼特·勃克：《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的淵源》，《國外社會科學情況》(南京)1990年第5期，第26頁。）。社會學注重社會調查，較多地依靠社會調查這種手段獲取大量的、第一手的研究信息，在此基礎上，探尋一般規律，提出理論分析模式。這恰恰可以為歷史學取長補短。
其次，環境史與社會學的聯系，還在于社會學對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視。一般地講，“社會學的目的是要通過對現實進行宏觀(結構的)及微觀(社會心理學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對社會的一切體制作出綜合性分析。為了對社會諸關系進行整體考察，社會學家必然要對人類取得生活資料的方式，以及社會及其賴以生存的資源之間相互關系提出許多問題”。但社會學的人類中心傾向，又使社會學家往往相信人與自然之間具有良好的調節和適應機制。社會學對這一傳統觀點的突破，部分體現在社會學內部衍生出的一個新分支，即環境社會學。在環境社會學家看來，至少在當前，人類與環境的關系已經趨向于失衡，經濟擴張引起的生態破壞還在加劇，解決環境危機，需要人們改變對環境的傳統觀點（注：弗雷德里克·H. 巴特爾：《社會學與環境問題：人類生態學發展的曲折道路》，《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1987年第3期，第5、18頁。）。
再次，社會學對環境史的影響，還表現在城市環境問題、環境正義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成為美國環境史的主要內容。社會學家更加關注現實生活中的環境問題，撰寫了有關這方面的大量社會調查報告，比如“理科遜在1974年曾對100多家工廠進行抽樣調查，了解已經實施污水控制法的企業對環境問題的態度；莫洛奇曾詳細考察過巴巴拉納地區官員和居民對當地石油溢出事件的反應，重點研究許多居民由此產生的‘激進化’傾向”（注：《環境社會學研究縱橫談》，《中國環境報》1988年9月15日。）。而且許多研究報告顯示，“種族、民族以及經濟地位總是與社區的環境質量密切相關，與白人相比，有色人種、少數族群和低收入者承受著不成比例的環境風險”（注：洪大用：《環境公平：環境問題的社會學觀點》，《浙江學刊》2001年第4期，第67頁。）。可以說，這些調查報告的公布與發表，對環境正義運動的興起，起過推波助瀾的作用。當城市環境、環境正義進入環境史學家的視野之后，階級、種族、性別等分析方法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環境史學中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采用，并帶來了環境史和社會史的融合。
環境史與文化人類學的關系也異常密切。這一點已經為沃斯特、懷特等許多環境史學者所指出（注：唐納德·沃斯特：《作為自然史的歷史：理論與方法》(Donald Worster， " History as Nat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Theory and Method" )，《太平洋歷史評論》(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53卷，第1期(1984年2月)；理查德·懷特：《土著印第安人與環境》(Richard White， "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Environment" )，載W. R. 斯瓦格蒂：《學者與印第安人的經歷》(W. R. Swagerty， ed. ， Scholars and the Indian Experience)，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理查德·懷特：《環境保護主義和印第安人》(Richard White， " Environmentalism and Indian Peoples" )，載康韋、凱尼斯頓、馬克斯：《土地、空氣、火和水：對環境的人文研究》(Jill Ker Conway， Kenneth Keniston， and Leo Marx， eds. ， Earth， Air， Fire， and Water: Humanistic Studies of the Environment)，馬薩諸塞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克雷希、麥克尼爾、麥茜特：《世界環境史百科全書》(Shepard Krech Ⅲ， J. R. McNeill， Carolyn Merchant， eds. ，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紐約2003年版，引言，第xiv頁。）。人類學是一門研究“人類自身的起源和發展，以及人類所創造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和發展規律的科學”（注：梁釗韜：《人類學的研究內容與作用》，中國人類學學會編：《人類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頁。），依照這兩部分研究內容，它又可以分為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兩支。其中，文化人類學又衍生出考古學、民族學、生態人類學等次分支學科?！叭祟悓W從其形成到現在，經歷了以研究進化為主到以研究行為及習俗為主的重心轉移”（注：周大鳴：《現代人類學》，重慶出版社1991年版，第7頁。）。在19世紀人類學的形成時期，許多人類學家特別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尤其是地理、環境和氣候對人類社會和文化的決定性和限制性的作用。受進化論的影響，人類學長期研究人對不同環境的適應，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原始社會。到20世紀40年代以后，“人類學逐漸對較復雜的鄉民社會產生興趣”，到20世紀60年代以后，“人類學的視野也開始轉向對都市的研究”（注：周大鳴：《我們從歷史走來》，周大鳴編：《二十一世紀人類學》，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頁。）。在人類學發展的過程中，環境決定論逐漸被或然論所取代，后者強調人類與環境的穩定的或動態的關系。這一觀點被斯圖爾特表達得最為充分。在他看來，環境和文化不是分離的，而是包含著“辯證的相互作用……或謂反饋或互為因果性”，“環境和文化皆非‘既定的’，而是互相界定的”，“環境在人類事物中的作用是積極的，而不僅僅是限制或選擇”，同時，“在反饋關系中環境和文化的相對影響是不同等的”，“有時文化起著積極的作用，有時環境又占上風”（注：唐納德·L. 哈迪斯蒂：《生態人類學》，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8頁。）。對環境和文化關系的一貫重視，及其或然論主張，使人類學與環境史結下了不解之緣。
人類學對美國環境史的發展功不可沒。首先，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之后，環境與文化的研究，主要是由人類學家推動的。盡管美國西部史學家韋布和馬林已經開始從環境、生態角度分析歷史問題，但這一傳統沒有能夠在美國歷史學家中繼續下去。沃斯特曾著文指出，美國人類學家克拉克·維塞勒(Clark Wissler)、朱利安·斯圖爾特(Julian Steward)、羅伊·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和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在發展和完善從生態角度解釋文化進化的理論方面做出了積極貢獻，認為環境史學家應該向人類學家學習。其次，人類學流派眾多，其寬廣的研究視野對環境史學也有較多的啟發。文化生態學強調環境與技術的相互作用，著重研究技術、人口、能源和社會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生態人類學家則將生態系統、生境、棲息地、適應等生態學概念應用于人類社會的分析。歷史生態學則通過景觀變化來重建過去的生態。而人類考古學則非常有益于了解世界范圍內人對古代環境的影響，對火的使用、動植物的馴化、城市化、集約化生產、傳染病、氣候波動和火山爆發的影響等許多問題都進行了有益的探索。而社會和文化生態學對環境史的貢獻則在于人種學和歷史分析，它研究的問題包括土著的自然觀、自然的文化建構、人類影響的第二自然、長期適應和持續發展的可能性，環境政治和環境正義等許多方面（注：克雷希、麥克尼爾、麥茜特：《世界環境史百科全書》，引言，第xiii-xiv頁。）。最后，人類學對擴展美國環境史的研究領域也很有幫助。盡管環境史以歷史上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關系為研究對象，但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美國環境史一直局限于對資源保護和荒野保護的研究，這與真正的環境史還距離遙遠。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學著作，對環境史學家開闊思路而言，應該有很多幫助。另外，在印第安人與環境這一研究領域，尤以人類學家的貢獻最多。
政治學與環境史也有比較密切的聯系，它們二者之間的聯系可以通過環境政治史得以充分體現。美國幾乎所有的環境史學家都認為，環境政治史是美國環境史最重要的研究層面之一。在美國環境史發展的過程中，環境政治史、環境思想史、自然生態史一直是環境史研究的重要內容。環境政治史之所以受到特別的關注，首先是由于，環境史是在現代環保運動的推動下直接產生的，所以環保運動本身，以及環保運動的前身，包括自然保護和資源保護運動，一直是美國環境史研究的重要內容。環保運動對環境史的影響，還表現在環境保護主義使環境史具有比較強烈的政治與倫理訴求，使環境史具有比較明顯的文化批判意識。其次，環境政治史受到重視，還在于自然環境與政治之間存在密切聯系。一個政權要得以穩定，就必須依賴一定的環境基礎。如果一個國家自然資源長期急劇惡化，人民衣食無著，那么就很難維系政局的穩定。在這種情況下，公眾的民主自由也恐怕很難實現。在歷史上，因為自然環境急劇惡化而導致政權和文明毀滅的事例，是屢見不鮮的。環境關乎一個國家的安危，對國際局勢的穩定也能夠產生一定的影響。所以，在近年來，環境安全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再次，環境政治史受到重視，還因為國家在環境保護方面發揮的重大作用。自19世紀后半葉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逐漸不再固守自由放任政策，國家職能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其中一個方面就是國家服務職能的強化。在環境保護領域，國家通過頒布各種政策法令，協調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沖突，以緩解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在環境問題已經成為國際暴力沖突新根源的形勢面前，在環境外交領域，民族國家在捍衛自身環境權益方面將發揮主要作用。因此，環境運動、環境政策、環境法令、環境外交都特別容易受到環境史學家的關注。
在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相對于其他學科而言，環境史具有獨特的優勢，這種優勢一方面是由于歷史學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就是因為歷史學是一種歷時性研究。環境史研究歷史上的人類生態系統，這一系統內部因素或主要部分的變化，“可能進行得極其緩慢，甚至難以察覺，但有時又相當突然，會在幾年、幾個月、幾小時或幾分鐘內發生”。這種突然變化往往很少出自單個的事件，在更多的情況下它是長期累積的結果。因此，環境問題研究如果不借助于歷史，就不可能深入。正如有學者指出：“求助歷史研究才可能作出貢獻……因為各個系統都處于演變之中，人們對它們的觀察便不能只從時間的某一點上著眼，哪怕關于某一系統的演變的大量數據只能在某一特定時刻收集到。只有聯系過去的情況，才能對變化進行研究；對于緩慢的演變過程，或其生態系統中的后果要在幾個月到幾個世紀以后才能充分顯示出來，要想認識到其影響，就必須從歷史著手……研究人與生物圈的關系，可能是一個全新的科學領域，但是如果要獲得成果，就不能不用最古老的方法之一，即研究歷史?！保ㄗⅲ汗_德·布魯克菲爾德：《論人與生態系統》，《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1984年第4期，第12—13頁。）
三、史料利用范圍
環境史的跨學科研究特點也可以從它所利用的各種各樣的史料反映出來。所謂史料，是指“人類在自己的社會實踐活動中殘留或保存下來的各種痕跡、實物和文字資料”（注：李良玉：《史料學片論》，《福建論壇》2000年第5期，第55頁。）。依據其表現形式，史料主要可以分為文字與實物兩大類。此外，口傳史料也是史料的組成部分，它主要是指在民間流傳的口頭傳說和史詩。在美國環境史研究中，利用較多的是文字與實物兩類史料。這些史料大大拓寬了傳統史料的范疇，反映了環境史跨學科研究的特點。
美國環境史學家納什在20世紀70年代率先講授環境史時，他就認為，景觀是一部歷史文獻，它包含了大量的歷史信息。所以他鼓勵學生到野外進行考察（注：納什：《環境史概況》(Roderick Nash， " The Stat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載赫伯特·巴斯：《美國史研究概況》(Herbert Bass， ed. ， The State of American History)，芝加哥1970年版，第249頁。）。沃斯特提到：要理解“在歷史上發揮最根本作用的那些力量”，“我們必須經常走出議院、育嬰室和工廠，出門在田野、森林和開闊地帶漫步”（注：唐納德·沃斯特：《研究環境史》(Donald Worster， "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載唐納德·沃斯特：《地球的終結：關于現代環境史的一些看法》(Donald Worster， ed. ，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劍橋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頁。）。沃斯特最近還提到：“我總是告訴我的研究生去選擇一塊地方……然后發掘它的環境歷史……去認識它的地質、植被、土壤、氣候的類型以及人類到來后的影響。”（注：沃斯特：《為什么我們需要環境史？》，《世界歷史》2004年第3期，第11頁。）這兩位權威學者都意識到，田野調查、實地考察對環境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國有一句諺語，所謂“行萬里路，破萬卷書”，講的也是這個道理。
每一個地方，每一處景觀，都或多或少地保留著過去的信息，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該地的環境變遷史。在環境變遷研究中，“斷代是十分重要的，對于各種環境變化過程和環境事件，只有將其置于時間標尺之上才有確切意義，也才能從中找到規律性的東西”（注：黃春長：《環境變遷》，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頁。）。在實際工作中，樹木年輪、孢子花粉是環境史學家從事斷代分析最常用的一些史料。
樹木年輪學創立于20世紀上半葉，通過樹木年輪的寬窄來觀察較長時期內影響樹木生長的外界因子的變化。年輪是樹木生長的“年譜”，“它不只記錄了樹木自身的年齡，還記載下環境和氣候等綜合外界因子對樹木生長的影響，如光照、水分、溫度、土壤條件及生物之間的作用等?，F在研究還表明，樹木年輪可記錄環境污染及大氣成分變化、地震、火山爆發等”（注：劉宏頎：《樹木年輪——環境氣候的檔案》，《植物雜志》1993年第4期，第38頁。）。因此，樹木年輪通常被人們稱為過去環境變化的“記錄器”（注：馬利榮、卜春林：《樹木的歷史“檔案”——年輪》，《科學世界》1994年第7期，第23頁。）。
樹木年輪分析的成果在環境史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利用。比如，美國學者通過對巨松的年輪進行分析，發現了美國大平原地區干旱周期和雨季周期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循環交替，每隔35.7年，這里就會出現持續時間不少于5年的干旱；大約每隔55.6年，就會再次發生持續時間不少于10年的大旱（注：道格拉斯·赫特：《塵暴：農業和社會史》(Douglas Hurt， The Dust Bowl: An Agri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芝加哥1984年版，第3頁。）。又比如通過分析樹木的年輪和過火后樹木上疤痕的位置，就有可能知曉歷史上該地發生林火的具體年份。另外，樹木的形態也能反映一些很有價值的信息，樹冠特別巨大的古樹，它所在之處以前應該是草原或比較開闊的地方；而分布在林區的樹木，一般樹冠較小，而且集中在樹的頂部；那些長出叢叢新枝的樹木，就表明它周期性地被人采伐（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來北美中部的環境變遷史》(Gordon G. Whitney， From Coastal Wilderness to Fruited Plain: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emperate North America from 1500 to the Present)，劍橋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頁。）。
孢粉分析是研究保存在地層中的化石孢粉。孢粉與植物的繁殖有關，每一種植物的孢粉都不一樣。由于孢粉外壁堅固，能耐高溫高壓和強酸強堿，因而孢粉在地層中能完好地保存億萬年之久。同時它體輕量大，在幾乎所有地層中都有保存，因此，通過孢粉分析，就可能恢復各個地質歷史時期的古氣候、古地理和古生態（注：王憲曾：《孢粉學的應用縱橫談》，《地球》1985年第6期，第16頁。），重現自然的滄桑巨變。孢粉分析已經在考古學中被廣泛應用，用于“確定考古遺址各文化層及地層的年代；了解古人類生活的自然環境及其變遷歷史，人類社會發展與其周圍自然環境的關系；了解古代社會的文化發展狀況，如農作物起源及其擴散”（注：姜欽華：《花粉分析與植硅石分析的結合在考古學中的應用》，《考古》1994年第4期，第372頁。）。
迄今為止，運用孢粉分析已經取得許多成果。孢粉學為板塊構造學說提供了新的證據，并表明“在侏羅紀以前美洲大陸和非洲大陸仍然一體相連……兩大陸塊自侏羅紀以后才開始開裂和漂移”，“而印度和歐亞大陸在地質歷史上長期分離，直到早第三紀印度板塊才與歐亞板塊相碰在一起”（注：王憲曾：《孢粉學的應用縱橫談》，《地球》1985年第6期，第17頁。）。此外，在發掘美國貝科斯河(Pecos)新墨西哥薩勒堡壘南約24公里處遺址時，考古學家通過花粉分析，斷定該遺址的“年代是公元900—1250年?；ǚ鄯治鼋Y果發現，以藜科和莧屬花粉占優勢，禾本科花粉在文化層上部顯著增加，并在幾個層位中發現很多玉米花粉，證明在公元1200年后當地居民由原來的狩獵生活逐步轉變為栽培種植的經濟”（注：周昆叔、嚴富華、葉永英：《花粉分析法及其在考古學中的運用》，《考古》1975年第1期，第67頁。）。
除實物史料外，環境史學家利用更多的還是文字史料。文字史料之卷帙浩繁，足令研究者望洋興嘆。美國學者惠特尼將歷史生態學的史料分為文獻資料、圖表資料、統計數據系列、手稿四大類，他列舉的資料對環境史學者說來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來北美中部的環境變遷史》，第10頁。）。
關于美國自然、地理、生態環境的記載大量散見于有關的探險日記、移民自述、移民指南、地區手冊等文獻資料。由于這些資料比較分散，不容易收集，利用起來有一定的困難。從戰后以來，美國學者開始對這些資料進行整理和編目（注：羅伯特·唐斯：《美國印象：新大陸的海外來客》(Robert B. Downs， Images of America: Travelers from Abroad in the New World)，伊利洛伊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加羅德·科爾：《美國漫游：從航海發現到現在，報刊游記文章匯編》(Garold Cole， Travels in America: From the Voyages of Discovery to the Present，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ravel Articles in Periodicals)，俄克拉何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約翰·杰克勒：《俄亥俄山谷觀感：1740—1860》(John A. Jakle， Images of the Ohio Valley: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ravel， 1740 to 1860)，牛津大學出版社1977年版；弗蘭克·弗賴德爾：《哈佛美國歷史指南》(Frank Freidel， Harvard Guide to American History)，哈佛大學出版社1974年版；奧拉爾·科德：《游記里的新澤西：1524—1971》(Oral Summer Coad， New Jersey in Travelers' Accounts， 1524-1971， 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新澤西州梅塔欽1972年版；羅伯特·休巴赫：《早期游客敘說美國中西部》(Robert Hubach， Early Midwestern Travel Narrativ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634-1850)，底特律1961年版；R. 韋爾：《來自舊邊疆的聲音》(R. W. G. Vail， The Voice of the Old Frontier)，費城1949年版。），為使用者提供了按圖索驥的便利。
探險日記、旅行自述非常有益于我們了解過去的景觀，但在利用時，卻不能不仔細甄別。因為這些文獻有一些缺點：許多敘述相互矛盾，摻雜著大量對自然的偏見。許多新大陸的宣傳手冊渲染北美大陸的富饒，以吸引移民前來開發北美大陸。許多西去的移民是沿著已經開辟的路線前進，他們沿途所寫并不能準確地反映途經地區的全貌。一些來自歐洲開闊地帶的移民則夸大了森林的面積。另外，一些人提到草原野火和森林颶風，但他們究竟是有感于難得一見或是觸目皆是，現在則不得而知。
在美國開發西部的過程中，博物學者和生態學家留下了許多科學考察報告。早期的博物學者如德雷克(Daniel Drake)、希爾德雷斯(Samuel Hildreth)、柯特蘭(Jared Kirtland)、拉帕姆(Increase Lapham)已經意識并記錄了拓殖帶來的生態變化。在19世紀末生態學出現以后，許多生態學家力爭在開發之前將保存尚好的景觀記錄下來。這些資料對從事美國環境史研究的學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注：要了解早期的科學考察報告，可以參閱馬克斯·邁澤爾：《美國自然史書目：開拓世紀，1769—1865》(Max Meisel， Bibliography of American Natural History: The Pioneer Century， 1769-1865)，紐約1967年版。有關美國各區域和部分州的早期生態，則可參考埃瑪·布朗：《美國東部的落葉林》(Emma L. Braun， Deciduous Forests of Eastern North America)，費城1950年版；埃塞爾·米勒：《俄亥俄灣植物生態學書目指南》(Ethel M. Miller， Bibliography of Ohio Botany)，俄亥俄州立大學出版社1932年版；霍默·豪斯：《紐約州植物生態學書目指南》(Homer D. House， Bibliography of the Botany of New York State， 1751-1940)，奧爾巴尼1941-1942年版；C. 達林頓：《栽培植物染色體圖冊》(C. D. Darlington， Chromosome Atlas of Cultivated Plants)，倫敦1945年版；H. 格林、J. 柯蒂斯：《威斯康星植被：書目指南》(H. C. Greene and J. T. Curtis， Bibliography of Wisconsin Vegetation)，紐約1955年版；保羅·里澤：《伊利洛伊植被：書目指南》(Paul G. Risser， Bibliography of Illinois Vegetation)，伊利洛伊州尚佩恩1984年版；馬文·羅伯特、羅納德·斯塔基：《俄亥俄高校有關該州植被的研究生論文題錄》(Marvin L. Roberts and Ronald L. Stuckey， Bibliograph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on Ohio Floristic and Vegetation in Ohi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俄亥俄州立大學出版社1974年版。）。
在統計數據系列中，《美國聯邦人口統計》是美國環境史研究常用的資料。美國人口普查始于1790年，此后每隔10年進行一次。1840年美國第6次人口普查還對各地方縣的農林產品輸出進行了統計。而從1850年起，人口普查表格還統計了單個農場的熟田、荒地、莊稼和家畜的數量。這些資料大都由各州圖書館、檔案館和歷史協會保存。從1925年開始，人口普查的間隔由10年縮減至5年，由此就能夠提供更加詳細豐富的信息。此外，從1928年開始，美國林業局周期性地對美國林業資源進行統計，并不斷更新。這些數據已經被用來繪制以縣為基礎的全國樹種分布圖。
還應該提及的是，美國還保存了比較完整的氣象資料。19世紀早期，美國軍隊軍醫處就開始記錄許多軍事據點的氣象情況，此后，美國軍隊管理局開始建立氣象站。自1891年以來，美國氣象局及后來取代它的聯邦海洋與大氣監測局，負責搜集全國的氣象資料，并逐月發表《氣象數據》(Climatological Data)。這些信息為環境史學家重新審視過去提供了參考（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來北美中部的環境變遷史》，第1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