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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經濟的目標范文1
①企業人力資源成本管理。企業人力資源成本包括員工薪水及培訓等相關費用。員工薪酬是企業重要生產成本之一。隨著社會經濟不斷發展，教育能力的提高，人力資源需求呈不斷上升的趨勢，從而人力資源資本在企業生產資本當中所占比例也會越來越大。通過加強企業人力資源成本的管理可以有效提高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和效率，從而提升企業生產管理的效率。②產品原材料及管理成本管理。產品原材料及管理成本管理是指運用目標成本管理對企業在進行產品生產時，所需投入的保證產品質量的各種原材料成本，以及這些原材的管理成本進行分析控制，最大程度的降低生產材料消耗，達到降低企業產品成本，提高經濟效益的目的。③企業生產設備及維護管理成本管理。企業生產設備及維護管理成本，就是企業生產設備原始費用和相關運行維護費用。不同生產企業運用的生產設備不同，所需的費用也就不同。一些大型企業，所需生產設備成本及其維護成本占生產總成本比重很大。通過企業目標成本管理的應用，降低生產設備的能耗及自身磨損，提高設備的使用壽命和運行效率，從而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
2企業目標成本管理的應用
①細化成本管理，強化全員意識。經濟效益是企業從事一切生產經營活動的根本目的。提高經濟效益，就要有效實施和發揮企業目標成本管理的作用。當前，一些企業的思想觀念和管理理念已嚴重過時，成本控制意識薄弱，或片面的將成本控制歸結于某部分人的責任，都會影響企業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因此，應實施多層次、細化的目標成本管理，制定詳盡的目標成本管理計劃，明確不同管理層的目標和責任，提升全體員工的成本控制意識。②建立健全目標成本管理制度。無規矩不成方圓。企業目標成本管理內容繁雜、信息數據龐大，更需要建立一套制度化的規則來約束企業的成本管理活動。建立和完善企業目標成本管理體系，便于及時掌握企業生產經營狀況、成本利潤變化等情況，從而快速采取有效應對措施，為企業進行目標成本分解、成本監控等提供依據。同時，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合理有效的獎懲機制，充分調動全體人員的積極性，保障制度的執行與落實。③科學的預測制定目標成本管理。企業目標成本管理是建立在大量數據和科學方法的基礎之上。企業目標成本管理的前提是成本估計預測，成本估計預測的準確度決定了實施目標成本管理的實際效果。我們必須遵循科學性、先進性、可行性和適用性的原則，來預測、制定企業目標成本管理，以充分發揮企業目標成本管理的作用潛能，提高企業經濟效益。④建立健全目標成本管理信息系統。建立健全目標成本信息系統，有利于成本管理的數據收集工作順利開展。沒有準確的信息數據，也就無從談起科學的成本預測和有效的企業目標成本管理，企業在未來的生產和發展中便很難處于有利地位?？梢?，建立健全目標成本管理信息系統，對目標成本管理在企業經濟管理中的應用具有多么重要的意義。
3結束語
微觀經濟的目標范文2
各位副區長分別匯報了各個工作組的工作進展情況、存在問題及下一步措施。從匯報情況來看，剛才。大家在工作推進中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應予以充分肯定。下面，再強調四點意見：
一、對全區1-5月份工作的總體評價
回過頭來總結一下，每工作一段時間。尋找差異，理清思路，非常必要的認為，全區1-5月份的各項工作之所以能得到快速地推進，主要得益于三個方面：
提出的一系列加快發展的思路，一是區委、區政府依照科學發展觀要求。正在逐步得到廣大干部群眾的認同和實踐。去年以來，針對加快發展的現實需要，依托資源之富、交通之便、氣候之宜、人文之優的資源優勢，結合成為第七個主城區的歷史性發展機遇，總結全區各項工作、凝聚各方智慧的基礎上，編制了宏偉的十二五”規劃，提出了四橫六縱”交通路網上發展四大板塊、打造五大產業、構筑六大核心增長極的整體工作構想。從今年前5個月工作開展情況來看，可以說完全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完全符合的區情實際、完全順應了百萬人民加快發展的強烈愿望。實踐證明，只要方向正確，就一定能夠取得勝利;如果一個區域始終處于混沌狀態，工作思路不明、工作機制不順，將會延緩整個區域的發展。因此，指導工作時，必需先要理清思路、選對方向，唯有如此，才干確保各項工作能夠在正確軌道上快速推進。
正在成為推動全區加快發展的強大動力。前幾天，二是廣大干部蘊含的工作熱情和推動加快發展的工作干勁。有位同志對我說，隨著全區各項工作的深入推進，切身體會到人民群眾的強大力量。實踐已經反復證明：人民群眾的力量是無窮的人民群眾是真正的歷史塑造者。從快速發展的現狀來看，廣大干部的工作熱情和工作干勁助推著經濟社會的加快發展。作為管理層，有責任在更長時間內堅持著這種工作熱情和工作干勁，同時也只有把廣大干部的這種工作狀態不時延伸和放大，才干推進區域加快發展，才干實現區域加快發展。
良好的工作習慣正在養成，三是廣大干部正在生長。制約發展的瓶頸正在突破。區委常委會和區政府常務會上，曾經反復強調，通過城中村改造等重點工作的深入開展，會使一批有能力、能干事的領導干部脫穎而出，這是培養干部的一個重要平臺。同時，要清晰看到一些良好的工作習慣正在政府系統逐步形成。干部素質的提高、能力的提升、習慣的養成，將會對一個區域發生至關重要的影響。曾經表揚過一些經濟部門的干部，已經會用專業的經濟語言表達微觀經濟工作，用專業的經濟管理方法分析微觀經濟，這是巨大的變化，為這樣的變化，感到欣慰和欣喜。因為，只要如此堅持下去，不只會使廣大干部駕馭微觀經濟的能力不時加強，而且會使全區各項重點工作、難點工作得到快速推進。比方，申店村、蔣家村等城中村改造正在穩步推進;大道將于年底通車，完全打通大西安的南北中軸線;一小依照名校的要求，正在加緊建設。這些重點、難點工作的推進，也必將推動區域經濟社會快速發展。
也要看到工作中存在問題?？偨Y成果是為了激勵士氣;查找問題是為了更好更快發展。最近，對于1-5月份全區發展出現的階段性特征是應該肯定的但在肯定成果的同時。就全區經濟社會發展存在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認為在工作中還存在以下突出問題，必需引起大家高度重視：
抓矛盾要善于抓主要矛盾，一是重點工作不突出。抓工作要學會抓重點。這樣才干重點突出、主次分明、游刃有余地開展各項工作，這是統籌推進各項工作的基本立足點之一。雖然我制定了十二五”發展藍圖，提出了發展四大板塊、培育五大主導產業、打造六大核心增長極的宏偉目標，但都是宏觀層面上的安排安排，具體到實際工作中，特別是從1-5月份的工作來看，一些制約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還沒有得到有效解決、重點領域的突破上效果還比較差。比方在國家現代農業示范區創建方面，雖然制定了三帶三園八基地”建設規劃，但是重點區域布局上、核心區建設上都還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比方在工業產業發展方面，產業基礎單薄、產業規模不大的問題還沒有得到有效破解，優化工業布局、規劃建設工業園區、培育壯大產業等工作思路還不明晰、責任落實還不到位、工作主動性還不強;再比如在發展第三產業方面，規劃產業發展重點區域、推進重點項目建設、促進產業聚集發展上仍然沒有取得突破。這些重點工作都亟待我認真研究，突出重點，加快推進。
抓重點就是抓事物發展的主要問題和主要矛盾，二是難點工作尚未破題。從辯證法來講。抓難點就是抓問題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當前，全區經濟社會發展中仍然有很多難點工作還沒有破題，比方在旅游產品的打造方面，翠華山景區打造國家5A級景區如何去做，打造興教寺佛教文化旅游景區如何去做等等;比方在小城鎮建設方面，子午小城鎮如何提升改造，灤鎮省級重點示范鎮如何建設等等;比方在統籌城鄉發展方面，如何去推進，從哪些方面去著手推進等等;再比如在社會管理創新方面，從哪些方面去創新管理和服務，各級政府如何為人民群眾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等等。這些難點工作政府都有安排，各鄉街和部門也都在做，但是很多工作還都浮在面上，還都停留在規劃討論階段，還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還沒有真正破題。因此，各級各部門一定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稍縱即逝的發展機遇，加大工作力度，加快工作節奏，開拓創新，攻堅克難，努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新突破。
也是每一個干部應盡的職責。近期在一些慣例性工作中仍然出現了一些比較突出的問題，三是慣例工作不到位。政府工作是由大量慣例性工作組成的做好慣例性工作是堅持政府高效運轉的基本要求。比如工作，灤鎮鴨池口村村民連續6次上訪，封堵環山公路，市上去集訪，造成了很壞的影響，有關負責同志要認真分析反思，包抓領導要親赴一線處置，絕不能使亂象延續。再比如揚塵污染防治工作，由于工作不到位，一度排名全市最后一位，區政府已進行過多次批示、安排和檢查，但從整體工作情況來看，雖有改觀但進位不明顯，雖有安排但工作效果不夠，雖有治理措施但落實不力;從所處的區位來講，揚塵治理工作沒有理由落在全市后面。對此，有關負責同志要定期、不定期的組織四城聯創、環保、建設、執法等部門研究治理方法，加大督查力度，確保工作效果。慣例工作不時出問題，工作落實不到位的具體表示，也是全區發展愉快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各鄉街和部門要牢固樹立用心工作、追求卓越的工作理念，抓具體、抓反復、抓結果，努力發明一流工作業績，努力實現追趕跨越。
全市十三個區縣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四是特色工作不鮮明。當前。要領先進位，要保持先進，必需有特色工作。沒有特色工作就沒有發展主動權，沒有特色工作就不能實現率先發展;沒有特色工作也說明我工作規范太低，說明我榮譽意識不強。各級各部門必須在突出重點工作、做好慣例工作的同時，著力在提升特色工作上下功夫，發明性地開展工作，做出特色，創出亮點，不時增強區域發展競爭力。
二、對全區下一步工作的總體要求
實踐更需不斷創新。目前，發展無止盡。正處于加快發展的重要歷史時期，通過政府的干預不時擴大經濟總量、堅持GDP平穩快速增長、社會事業均衡發展，新形勢下政府工作的核心所在全區各級各部門必需著力提升以下工作能力，全力推動區域經濟社會加快發展。
迫切需要我努力工作來推動經濟加快發展。推動經濟發展需要有駕馭微觀經濟的能力，一要加快提升駕馭微觀經濟的能力。目前我區嚴峻的經濟形勢和滯后的市考指標。微觀經濟的駕馭能力只有在發展微觀經濟的實踐中鍛煉才干形成。因此，各鄉街和部門要緊緊圍繞抓好經濟建設，不時增強駕馭微觀經濟的能力;要加強經濟指標的監測、預測，加強經濟指標算賬、統計;要相互協作、挖潛補漏、應統盡統，努力完成各項經濟指標任務，確保各項市考指標順利實現“雙過半”
迫切需求我通過加快建成一批重點項目來改善經濟發展狀況，二是要加快提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能力。全區不盡合理的經濟結構、脆弱的產業基礎。迫切需要不時培育產業來增強產業發展實力。目前，區在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既說明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亟待改變，更說明走出產業基礎單薄和結構不合理的困境刻不容緩。因此，各級各部門必需依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加快調整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產業布局，積極培育壯大產業，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努力實現區域可持續發展。
迫切需要我盡快突破瓶頸、解決難題。各分管區長及各部門在開展下一步工作時，三是要加快提升破解發展難題的能力。短缺的公共產品、滯后的公共服務。必需明確哪些問題是瓶頸問題、哪些問題是難點問題、哪些問題是重點問題，并逐一理清工作思路和方法，做到心中有數。去年以來，國土和規劃部門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效果。其中國土分局大刀闊斧地拆除了一批違法建筑，打擊了一批違法占地行為，有效規范了全區依法用地秩序;規劃分局通過努力，使西部大道片區5.3平方公里的規劃勝利獲批，文化廣場片區2.5平方公里的規劃順利通過市規劃局評審，為全區實施鄉村開發建設提供了保證和依據;實際上我每拿到一個規劃，就是取得了一個項目的合法性，開辟了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但統觀全區經濟發展面臨的形勢，存在瓶頸仍然主要是土地和規劃方面的制約。下一步由根民同志和東明同志牽頭，相關部門的同志共同參與，組成專業攻堅團隊，全力解決制約項目建設的規劃和土地難題，加快推動項目順利建設。全區各鄉街和部門都要注重加強土地和規劃問題的研究，不時提高破解發展難題的能力，千方百計推動加快發展，確保各項既定發展目標的順利實現。
必需走城市化、城鎮化之路;要建設國際化大都市新型城區，四是要加快提升管理鄉村的能力。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需通過鄉村化和城鎮化途徑來實現。目前，區的鄉村管理方式粗放、管理規范低下，都是與建設國際化大都市要求不相適應的迫切需要提升鄉村管理水平。今年以來，對西街高起點實施了提升改造，加強了規范管理，收到良好的效果和群眾的一致認可。而揚塵治理工作目前依然管理責任不清，管理措施不到位，以致在全市排名靠后，這集中流露出鄉村管理水平不高的問題。鄉村管理是一門很深的學問，目前的發展階段，廣大干部必需學會從管理農村向管理城市的轉變，不時提高管理鄉村的能力，并通過加強鄉村建設管理來強化全體市民的鄉村意識，促進農村向城市轉變，加快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加快區域鄉村化進程，加快建設國際化大都市新型城區。
三、下一步工作中要處理好的幾個關系
階段性工作事關具體任務完成，一是要處置好久遠工作與階段性工作的關系。久遠工作涉及全局發展。都非常重要。必需分清哪些是久遠工作，如轉變發展方式、培育優勢產業、統籌城鄉和社會管理創新等都是久遠工作;同時也要分清哪些是階段性工作，如“三夏”防汛、征兵等都是階段性工作。作為領導干部，要學會運用制定計劃、組織實施、控制糾偏、考核評價的工作方法，處置好久遠工作與階段性工作的關系;對階段性工作、慣例性工作，要掌握工作特點，依照既定的工作機制、工作順序把工作做到位、做扎實;對久遠工作要認真謀劃，深入細致研究，明確工作目標，制定工作規劃和實施計劃，采取扎實有力的措施，一個項目一個項目的推進，一項工作一項工作的落實，確保取得實實在發展效果。
既要整體推進，二是要處置好面上推進與重點突破的關系。面上推進與重點突破是相輔相成的推動區域發展中。更要注重重點突破。當前我面對的工作很多，必需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重點工作上，通過實施重點突破，推動重點工作取得新進展，推動重點項目取得新成效，帶動整體工作取得新跨越。
不可能每項工作都走在全市前列，三是要處置好一般要求與特色鮮明的關系。政府的工作非常龐雜。但是必需有特色工作。如果在做好慣例工作的同時，各位副區長的分管工作中能有1-2個特色明顯、效果顯著的亮點工作，如果全區每個鄉街、每個部門都能有1-2個在全市特色突出、排名靠前的亮點工作，那么就會在全區形成百花齊放的良好發展局面。因此，今后的工作中，各級各部門一定要處置好一般要求與特色鮮明的關系，增強爭先意識，提高工作規范，突出特色，打造亮點，推動各項工作再上新臺階。
微觀經濟的目標范文3
摘 要 本文首先簡單介紹了微觀經濟學的有關概念和基本前提假設，然后分析了信息時代微觀經濟主體面臨的主要挑戰：1.信息改變企業的生產模式，提高其運作效率。2.信息改變公司管理方式，實現決策科學化。3.信息對傳統營銷構成了挑戰。4.信息促使微觀主體以宏觀經濟政策為導向從事生產經營活動。
關鍵詞 信息 微觀經濟主體 生產經營
當今社會是信息社會，各種信息，對公司的生產經營活動能產生極大的影響。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資源的配置與利用，只有充分掌握最新、最全的信息才能根據市場的實際情況有效的配置企業的有限資源，以追求企業利潤的最大化。
一、微觀經濟主體概述
資源配置即生產什么，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的問題。解決資源配置問題就是要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化。微觀經濟學是以單個經濟單位為研究對象的，通過研究單個經濟單位的經濟行為和相應的經濟變量單項數值的決定來說明價格機制如何解決社會的資源配置問題。其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把單個經濟主體在追求各自經濟利益過程中的相互關系加以規范化。
微觀經濟學的中心理論是價格理論，其他的內容是圍繞這一中心問題展開的。
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條件有三個：市場出清、完全理性、完全信息。
1．市場出清。市場出清就是堅信在價格可以自由而迅速的升降的情況下，市場上一定會實現充分就業的供求均衡狀態。具體來說，物品價格的調節使商品市場均衡，利率的調節使勞動市場均衡，工資的調節使勞動市場均衡。在這種均衡的狀態下，資源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不存在資源閑置或浪費問題。
2．完全理性。完全理性是指消費者和廠商都是以利己為目的的經濟人，他們自覺地按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行事，既能把最大化作為目標，又知道如何實現最大化。也就是說，他們具有完全理性。
3．完全信息。完全信息是指消費者和廠商可以免費而迅速的獲得各種市場信息。
二、信息時代微觀經濟主體所面臨的挑戰
21世紀是一個信息的世紀，各種信息，如市場供需信息、產品質量價格、品種信息、生產單位效益信息等的暢流與否，是否被充分有效利用都會對公司的生產經營活動產生極大的影響。信息時代使企業面臨嚴峻的挑戰，只有識時務，敢于迎戰，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一）信息改變企業的生產模式，提高其運作效率
首先，信息時代，傳統的迂回生產方式將被直接生產方式所取代。直接的信息交流減少了以前多級中間環節和遠距離交易所造成的迂回物耗，信息社會生產方式本質特征是縮短了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距離，減弱了生產對某生產資料的依賴性。隨著網絡的普及，信息的暢通，企業將會快速掌握大量的生產資料供給信息，取得某一生產資料的渠道增多，使原材料價格有選擇的余地。另一方面，通過現代信息手段，可直接快速獲得消費者的需求信息，使生產更貼近消費需求，產品價值更容易實現，在實現生產的最終目標――消費的基礎上使生產單位獲得最佳效益。
其次，物資、能源、人力、自然資源等物質資源在信息流的作用下可被其它物質要素代替。即以廉價、充足的資源代替價格昂貴、稀缺的資源，這是掌握和運用先進科學技術及信息流作用的必然結果。
最后，信息時代資訊業特別發達，一切經濟活動都離不開全方位、多層次的信息。加之先進的技術設備（硬、軟設備）使新產品的開發和各種設計（如用電腦進行建筑設計）、生產方式的改變都會在更大程度上節約時間，并能使實驗、加工、倉儲、運輸等環節中的資源消耗減少，從而降低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提高經濟效益。
信息對生產要素具有優化作用。它迫使生產力各要素優化，引導生產要素合理配置、促進生產力系統有序運行，提高了各要素的利用效率。生產力系統中，各因素的優化組合信息調節和控制，組合情況如何，均可通過產量、成本、成本利潤率、勞動生產率等統計信息反映。而這些信息的反饋有助于重新調整生產要素的配置，進而實現最優組合。從另一角度分析，當生產者在市場經濟的“不確定”狀態下盲目生產而使生產能力受礙時，對各種信息的綜合分析和運用可以消除不確定因素，為企業提供明確的生產方向和生產方式。明確的生產經營目標能夠使生產力系統中各要素發揮最大功能，特別是能夠激發生產力系統中的主要因素――勞動者的生產熱情，使其主觀能動性得到最大發揮，從而提高生產。除此之外，企業還可以利用先進的科技信息，通過互聯網和網絡教育等信息媒介使生產力各要素――人和物的質量不斷提高，各要素自身的功能不斷增加，使生產力保持較高的水平并得以持續。
（二）信息改變公司管理方式，實現決策科學化
現代管理的藝術在于駕馭信息，公司管理要求對人、財、物、時間、技術等進行科學組織與協調，使之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這些活動必然有信息的參與，信息是最有效的粘合劑。信息作用于管理者，可增加管理者與管理對象的可知性和透明度，使管理思想、管理組織、管理功能、管理方法發生重大變革。過去自上而下的垂直型管理組織機構層次多，且各層次因
人員素質不同，考慮問題角度不同，立足點不同而造成對同一信息的不同理解，這無疑不利于信息在各層次間的暢流。計算機網絡快速、有效地傳遞信息，有利于轉變原來的金字塔型管理為各層次管理者間、各部門、各地區管理者直接聯系的平行矩陣型，中間層逐漸減少，各層次管理機構分別針對某一機構的散發式管理體制更有利于信息的迅速、準確傳輸，有利于管理者根據快速反饋的信息調整自己的生產經營目標，提高管理的效率，實現管理的目標。
科學的決策要求充分占有信息，信息的及時、準確反饋是生產經營單位修改決策和做出新決策的依據?？梢?，信息作用于決策群可使決策有依據，增加決策的透明度，科學和民主的決策才能真正使生產要素達到最佳組織。此外，信息有利于溝通各層次決策群，使之協調一致，減少各決策群間的摩擦。
（三）信息對傳統營銷的挑戰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機制作用于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各方面，企業產品質量好壞、品種是否適銷對路，均會在市場中得以體現。因此，獲取和有效利用準確的市場信息極為重要。隨著信息產業的發展，計算機網絡的出現引起市場營銷方式的巨變。當今社會，消費者購買行為日趨個性化，市場變化難以捕捉，生產者對市場的反映更加敏銳，生產者與消費者直接交易的行為增加；在買方市場條件下消費者在交易中的主導地位更加突出，生產者只有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的特定購買欲望，才能在市場中有立足之地，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爭得一杯羹，這一切需要信息的媒介作用，由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的虛擬市場――網上營銷，從90年代以來，開始風靡全球。
建立在信息產業特別是互聯網基礎上的電子商務將實現整個貿易過程中各階段貿易活動的電子化。通過電子化方式處理的傳遞數據，包括文本、聲音和圖像；實現電子資金劃撥、電子證券交易、電子貨運單證傳送、商業拍賣、合作設計、產品交易等?？傊?，電子商務直接作用于流通領域，將促進銷售方式的革命，推動流通技術的改革，使傳統商務的業務模式和流轉程序發生變化，以迂回經濟到直接經濟，從而提高流通領域生產力。此外，商業信息的充分利用，電子商務的興起，意味著消費者有更多的渠道獲得產品類型、數量和質量、價格等商務信息，并進行有比較地選擇。在拓展了的商務活動領域中，真正實現消費者的決定性作用，生產者才能根據真正的消費者意愿進行生產，從而減少生產中的浪費，實現產品的有效生產。
在營銷生活中，消費者從有購買欲望到進行購買有一個臨界點，當某一品牌產品的價格和質量都對消費者有較大的吸引力并已到實施購買的邊緣時，總是需要一定的契機及相關的刺激，以實現其真正的購買，傳統的營銷是通過降價、打折、送贈品等方式實現購買欲望到實現購買的轉變，但這一方式已越來越不靈了。在當今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人們的收入上了臺階，消費層次提高，消費者除關心商品的性能、價格和購買及維修的方便外，更重視通過各種媒體獲取其他消費者對該商品的看法和消費該商品消費者的普及程度等信息，現在很大一批消費者，特別是年輕一代，消費追求新、異和消費的個性化，他們樂于消費新產品，突出自己的消費率先進入了高層次，而這一切只有通過快捷的方式獲得消費領域的最新信息?？梢?，信息既引導消費出現新潮流，又使生產者及時、準確地掌握需求領域的最新動態，及時開發新產品，使自己隨時立足于市場的前沿。
（四）信息促使微觀主體以宏觀經濟政策為導向從事生產經營活動
任何國家的微觀經濟活動必須在客觀經濟政策的指導下運行，因此公司準確、及時地掌握政府的客觀經濟政策是其成功的因素之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對微觀經濟的指導作用是通過經濟手段進行間接調控，運用貨幣、財政、稅收政策指導生產方向，淘汰長線的傳統產業，鼓勵朝陽業的發展。在世界各國積極倡導的“信息高速公路”的五個應用領域（電子政府、電子商務、遠程教育、遠程醫療、電子娛樂）中電子政府被列為第一位，政府信息化、政府上網可促進政府部門與社會各界的溝通，它能為互聯網提供豐富的信息資源，在政府上網日益普及的情況下企業較容易通過互聯網或其他先進的手段多渠道準確、快速地獲取國家的財政、稅收等政策，盡可能地以宏觀導向從事生產，最大限度地享受財政和稅收等優惠。同時，社會經濟的重要指標，如GNP增發速度、物價指數、儲蓄和投資增長速度等，政府實施的緊縮或適度放松的財政及貨幣政策既是社會經濟活動的晴雨表，又能在暢通信息流的作用下使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服從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在合理的產業結構下運行。因此，企業既要克服過去等、靠、要的思想，又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盲目生產，只有通過各種信息不偏離宏觀經濟政策的大背景，才能取得較佳的生產經營效果。
綜上所述，在信息爆炸的時代，信息猶如人體的血管和血液充斥社會經濟的各個角落，面對如此龐雜的信息，我們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重視對信息的篩選和比較分析，辯別信息的真偽，有取舍地加以運用，決不能被信息所淹沒。我國在網絡、電子商務、信息和接收等方面的法律法規還有待健全。不真實地夸大產品功能、傳遞虛假需求的虛假信息時有發生，從而誤導了生產者和消費者?？梢姡羞x擇地、及時地獲取有效的信息，用以指導生產和消費活動將是信息時代微觀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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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經濟的目標范文4
關鍵詞：實體經濟；虛擬經濟；會計；作用
一、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互動
1.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涵義。實體經濟是指產品和服務的產生、流通等經濟活動；虛擬經濟是指債券、股票、金融衍生品等虛擬資本交易活動。從實質上來看，虛擬經濟是實體經濟估值過程轉化為未來的符號價值體系，隨著經濟形式的日益增多，虛擬資產交易方式隨之復雜化，但是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依然保持著相互聯系，彼此之間相互作用與依存，構成了完整的經濟體系。2.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互動。預期收入決定著虛擬資本價值，這說明虛擬經濟實質上是根據實體經濟利潤的變動而變動的。企業經營業績越好，其虛擬資本的預期利息收入就會隨著企業利潤率的提升而變得越高。在金融創新發展的大趨勢下，虛擬資本的經濟符號隨之增多，尤其對于衍生金融產品而言，逐漸模糊了與實體經濟的聯系，但是這仍沒有從根本上影響到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價值聯系。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企業預期收益和折現率仍是企業股票、債券以及資產證券化價值評估的基礎；證券預期收益和折現率是資產擔保證券、證券基金的重要依據；預期社會平均資本收益與折現率是利率、政府債券的確定依據。通過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價值聯系，可以推導出兩者之間的互動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實體經濟若發生產品積壓、資金回收困難等情況，會導致實體經濟的收益能力降低，進而引起虛擬經濟的附和價值波動；虛擬經濟的交易時間短、反應迅速，受金融政策、投資主體預期、市場經濟環境等多重因素的影響，虛擬經濟的交易價格時常與其真實價值背道而馳；在虛擬經濟落后于實體經濟的情況下，易造成資金使用效益偏低，市場消費能力不足，阻礙實體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在虛擬經濟發展速度過快的情況下，虛擬經濟會發生周期性波動，出現經濟泡沫，易引起金融危機，進而對實體經濟的穩定性帶來巨大影響。
二、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互動中會計體現的作用
投資者在選擇投資對象時需要對其進行價值評估，而會計能夠如實反映投資對象資產、負債的賬面價值，以及投資對象在某一經營期間的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這些信息能夠為投資者進行虛擬經濟的符號估值提供依據。雖在虛擬經濟的符號估值中，投資者需要搜集多方面的信息，但是會計信息在這些信息中仍占據著主導地位，其可靠性和穩定性最強。1.有利于傳導價值信息。會計是聯系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橋梁，在兩者互動中起到信號傳導的作用，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會計信息對證券價格能夠產生顯著影響，通過股票計價模型可以推導出，會計賬面價值和未來盈余的現值對證券的市場價值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公允價值計量信息因其自身具備的即時性、連續性等特性，提升了公允價值計量信息的應用價值，使其與股票的關系更加密切；二是投資者可利用會計信息對企業償債情況進行評估，在決策是否持有該企業債權時，可根據評估結果對衍生證券進行估值，將估值作為決策依據；三是通過匯集微觀的企業會計信息，可從宏觀的視角掌握整個行業的經濟發展狀況，為利率、基金、股指的估值提供衡量依據。由此可見，會計信息是證券投資預測的重要基礎，其實質是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互動中傳導有價值的信息參考依據。2.有利于維護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在現行的《企業會計準則》規定下，將會計目標定位于為財務報告使用者提供有助于做出經濟決策的會計信息，以反映企業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這一會計目標實際上反映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互動環境下的會計工作方向，特別對于虛擬經濟而言，由于其能夠脫離實體經濟運行，所以通常會產生更加深遠的社會影響，這就促使會計信息質量必須滿足保護財務報告使用者利益的根本要求。企業會計目標的選擇受企業利益和主要利益相關者的影響，在這一關系的制約下，企業會計會進行盈余管理、會計政策選擇、會計監督審計等工作。3.有利于實現資源優化配置。企業會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逐步由業績計量轉向資產價值計量，其目的在于充分發揮會計信息對投資者的引導作用，讓投資者能夠準確評估投資價值、識別信貸安全性，在此基礎上通過市場交易，優化配置社會資源。由此可以看出，會計與經濟體系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能夠實現與經濟體系的互動，體現會計的社會性。4.有利于減少信息不對稱現象。會計與經濟體系的互動較為明顯，具體體現在宏觀與微觀經濟的信息傳導方面。在市場價格受諸多因素影響處于波動的狀態下，可以有效結合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的變化情況，充分反映企業權益變化。會計主要通過微觀經濟的運行，影響宏觀經濟的整體走勢。國家可利用企業會計信息，有效調整宏觀經濟政策。企業會計報表以披露市場價格為主，通過調整企業預期收入，可對國家投融資決策和市場價格變動產生一定影響。通過會計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互動中進行信號傳導，能夠反映出企業的投資價值，減少投資者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充分體現會計的使用價值。
三、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互動中會計體現的局限性
1.會計計量以市場價格為計量依據。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投入價格與脫手價格都與市場價格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由于市場價格本身具有不穩定的特點，政府和國際組織對市場的管理以及對相關商品價格的干預都會對市場價格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如在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上市的公司股票價格有很大差異，電能、電信、石油、地產的價格因為受到國家政策監管，所以無法證明其公允性。由此可見，產品的市場價格與其資產定價的“公允性”未必相符，換言之，對它的計量結果無法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企業的投資價值。2.會計信息供需矛盾突出。會計信息是個體通過理性的處理過程所獲得的一系列數據，雖然受到會計準則和審計的監督，但會計計量過程仍然歸屬于個體理性行為的范疇，正因如此，對它的盈余管理是非常必要的。就公允價值而言，它是以市場參與者的視角對企業的資產和負債價值進行估計，要達到“公允”，就必須要求會計應當以獨立的立場對企業的資源和收益等進行準確計量，由于會計很少能站在獨立的立場完成計量工作，所以會計信息必然存在現實的偏差，公允價值則會被借以操縱會計盈余，這樣容易對投資者產生誤導。3.會計信息披露滯后。會計信息中所反映的交易和事項全部都是已經發生的，并為使用者提供報告日企業的資產與負債價值。會計分期假設雖然使會計信息的及時性獲得了一定保證，但從目前的情況上看，會計信息披露仍相對滯后。一旦會計信息被披露，其中的內容便會被投資者用來評估企業的投資價值及其相關金融資產未來的收益能力，但由于時間與決策需求之間存在的矛盾性，會計信息具有了增大市場價格波動變化的可能。
微觀經濟的目標范文5
關鍵詞：西方財政學；財政學理論；理論基礎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財政學僅是經濟學，還是政治學和經濟學交叉學科？
最初的專著性西方財政學是從經濟學角度展開論述的，巴斯塔布爾指出，“從最初意義上看，財政科學是經濟研究的產物?！保ㄗⅲ築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漢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財政學大綱》第一章第三節標題就是“公共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盡管作者接著于下一節“公共財政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也指出了財政學與政治學、歷史學的密切關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關于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觀點。
與這種經濟學觀相反，西方財政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開始出現了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觀。道爾頓（Dalton，H.）1922年的《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第一句就指出，“財政學是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保ㄗⅲ篋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過，由于英美早期財政思想傳統的影響，直至本世紀50年代末為止，認為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財政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主張隨著社會抉擇理論從60年代開始逐步被納入西方財政學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社會抉擇論從威克塞爾開始，就是主張政治程序進入財政分析視野的。為此，作為社會抉擇學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前言”中就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盡管許多財政學著作不再指出財政屬于何種學科，但由于它們所包含的有關社會抉擇論的內容，總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學的分析。所以，現代西方財政學盡管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財政學僅屬于微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學兼有？
宏觀經濟學是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財政學是談不上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財政政策的成功運用，它逐步進入西方財政學中而成為其重要內容，就很自然了。這樣，西方財政學除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之外，同時出現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財政與預算政策》一書，就鮮明地體現了這點。該書體系分為兩大部分，即“A編：微觀經濟學”和“B編：宏觀經濟學”，前者分析的內容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范圍等問題，后者則分析了經濟結構、經濟穩定與增長、預算與經濟政策等問題。（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紐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財政學引論》指出，公共財政學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務，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穩定，前二者屬于微觀經濟學，而后者即穩定任務則屬于宏觀經濟學。（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溫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財政學：公共抉擇與公共經濟》，也將財政的微觀與宏觀問題分開論述，即該書第三篇為“微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稅收與公共支出；第四篇為“宏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的財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還有許多西方財政學也包括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表明傳統地只局限于微觀經濟分析的西方財政學，已開始接納宏觀經濟內容了。
但與此同時，許多西方財政論著仍堅持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傳統。這點，只要看一看許多西方財政學仍然不包括財政政策的內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遜（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就明確指出：“……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發展，是限制在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知識范圍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使公共部門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目前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應直接歸功于微觀經濟理論。”（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納（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財政學：民主社會中的收支》一書，也將財政學研究對象歸入微觀經濟學中。他指出：“公共財政學的研究有兩個主要分支：公共抉擇和運用微觀經濟學?！\用微觀經濟學，檢驗的是公民個人對公共抉擇的反映?！保ㄗⅲ篧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羅森（Rosen，H.S.）的《公共財政學》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將財政政策內容包括在內，并且也如同其他許多主張財政學僅屬微觀經濟學的財政學論著一樣，設有專門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內容的篇章，作為全書的理論基礎。（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財政學屬于微觀經濟學的主張。
進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括宏觀經濟分析內容的許多學者，也仍將財政學的分析基點和重點放在微觀經濟分析上。在西方財政學界有著很大影響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茲（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經濟學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認真地說，（本書）不打算包括穩定和宏觀經濟政策內容?！谀滤垢窭追驎r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財政學理論》（1959）中包括210頁的有關穩定政策的內容。然而，自那時以來，經濟學出版狀況變了，人們在文獻中對該問題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們的重點僅放在（政府）目標而不是穩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盡管這段話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含有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將財政學重點和基點放在微觀經濟學上的。對此，米爾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總結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學理論》中，他以三個政策目標：配置、分配和穩定等術語，概括了他的主題，……。該書以超過200頁的篇幅研究了穩定問題，即我們現在稱之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在較后的教科書即阿金森與斯蒂格里茲的《公共經濟學教程》（1980）中，宏觀經濟政策問題被排除了。……公共經濟學，甚至公共財政學，被認為僅涉及配置和分配問題。而穩定問題則被留給宏觀經濟學及其教科書?！保ㄗⅲ篞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經濟學關于微觀和宏觀的劃分，本身就存在許多問題而爭論不休，這造成了西方財政學的爭論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與斯莫琳斯基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由戴門德（Diamond，P.）撰寫的第八章名為“配置與穩定混一的預算”，資源的配置屬于微觀經濟學問題，而經濟的穩定屬于宏觀經濟學問題，因而該標題清楚表明了作者將宏觀經濟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兩大內容統一于財政的意圖。（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帶應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張財政也應包括宏觀經濟學內容的西方財政學著作中，其體系內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礎部分仍然是微觀經濟分析。因此，西方財政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沒有包括微觀經濟學基礎，而在于有沒有包括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
總之，盡管現代西方財政學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從根本上看，它沿襲的仍然是微觀經濟學的傳統。此外，西方財政學在其上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還隨著微觀經濟學的變化而變化。早期西方財政學專著已包含了福利經濟學思想，這在道爾頓《公共財政學原理》第二章“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該章中批判了薩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稅收是數額最低的稅收”的觀點，反對了傳統的“稅收邪惡論”，提出了財政和稅收的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為微觀經濟學分支的福利經濟成為西方財政學的理論基礎，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問題的分析，最終落實到社會福利函數所確定的最大效用點上。這使得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效率分析，與私人經濟學的效率分析一樣，都統一到福利經濟學基礎上來了。這是西方財政學完全建立于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理論表現。
西方財政學的價值理論基礎
不管是主張財政學具有何種學科性質，西方財政論著都必須對財政問題進行大量經濟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當時流行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影響，必然或遲或早地按照已變化了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來修正與重構自身的理論體系。
在英語財政學專著出現之前，西方經濟學上的“邊際革命”已經發生，邊際效用價值論很自然地成為西方財政學的價值論基礎。道爾頓的《公共財政學原理》鮮明地體現了這點。他在該書第三章第二節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應遵循的邊際效用相等原則也應運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來，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義以外，公共當局并不是一個人，難以象一個人那樣預計各種支出的邊際效用。但政治家們據以開展行動的總原則仍是相同的。對于公共當局來說，各種公共支出的邊際效用應該相等。從理論上看，既定支出總量在不同項目之間分配就是這樣決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財政學研究》一書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個私人應當通過在不同支出類別之間保持平衡，從而以其收入獲得更大的滿足一樣，作為一個共同體通過其政府的活動也應如此?！保ㄗⅲ篜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著還運用這些原則，去解決公共部門如何決定哪些公共服務應予提供的難題，指出“支出應當用于戰艦還是用于濟貧，應按此種明智的方式，即由它們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產生的相同的真實報酬來決定?！保ㄗⅲ篜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這一方式可用來得出某一精確的社會平衡點，即如果共同體是一個統一的存在體，“支出就應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這一點，此時花費的最后一先令所獲得的滿足，應等于由于政府服務而相應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損失的滿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這一模型被稱為皮古模型，是現代西方財政學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個。這樣，皮古就從邊際效用價值論出發，在理論上界定了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資源配置的最佳點。
不過，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財政學的，是當時通行的可測度的、可比較的、同一的基數效用函數。這一效用函數在本世紀30年代，隨著帕累托新福利經濟學取代了皮古的舊福利經濟學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觀的個人評價的序數效用函數，等效用曲線等帕累托概念也被運用到財政學上來。其后西方財政學對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模型問題的分析，對于稅收以及其他各種財政效率問題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無差異曲線上了。
這樣，私人經濟分析所能適用的價值理論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運用到公共經濟分析上來了，公共財政學不再是與經濟學的其他分支相抵觸的一門學說了。與西方經濟學在價值論上的統一，無疑為西方財政學在本世紀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論條件。
西方財政學理論基礎分析的借鑒意義
第一，財政學從根本上看是一門經濟學，但又具有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
關于財政學僅是經濟學分支，還是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問題，我國財政理論界也曾有過類似爭議，即關于“財政是上層建筑還是經濟基礎”問題的爭議，這是本世紀60年代初由于財政本質問題爭議而引發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國財政理論界結合著新的歷史背景舊話重提，又一次以財政本質問題為中心形成了對此問題的爭論。這些爭議大致形成了三大類不同的觀點：（1）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僅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認為只能從經濟的角度去分析財政問題；（2）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但又兼有上層建筑的性質，或者主張財政既是經濟基礎又是上層建筑。這就不能僅從經濟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3）主張財政屬于上層建筑。在我國財政理論界，持第三種觀點的人數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種觀點，并且第一種觀點還有逐步占據優勢的趨勢。但如同財政本質問題一樣，這一爭議在當時被視為是一種純學術的探討，經過那兩次爭議之后，至今已極少有人問津，除了在高校教學中作為一種理論問題介紹外，似乎已被人們遺忘了。在實踐中，人們則是將財政作為經濟工作來對待的。
然而，財政作為政府的分配活動，它采用的不是市場自愿等價交換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強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場為媒介和通過市場渠道來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國家預算的形式下，通過政治程序的安排與運作來展開的。這樣，財政的運作過程就直接表現為是對市場的否定，具有強烈的政治內容和因素。對于計劃經濟來說，由于其本身就否定著市場，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財政這種非市場性與計劃經濟本質上是相通的，只提財政的經濟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響問題的實質，即不影響人們實際上從經濟和政治兩重角度去考慮財政問題。
但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不同。由于此時政企必須分開，這樣財政所包含的兩重屬性合一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財政作為一種分配，它是經濟活動的一部分；但作為通過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動，它又與政府的具體政治制度和規則密不可分。此時如果只談論財政的經濟性，其結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財政活動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權力憑籍財政分配介入和干預企業正常市場活動的可能性，這顯然是不利于根據財政的特性去指導財政實踐的。
我國財政理論否定政治程序是財政活動的內容之一，在實踐上導致了忽視乃至否定建立科學規范合理的財政制度與程序的結果，使得我國實際財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規范、制衡與監督。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進展，由于缺乏自我約束能力的政治權力本身的不規范行為，導致了我國財政新老問題和弊端的急劇膨脹與擴大，是目前我國財政經濟工作分配秩序嚴重混亂，腐敗浪費低效猖獗的關鍵原因所在。因此，承認基本上是一門經濟學的財政學，具有一定的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正視財政活動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質與內容，在實際的財政工作中相應地從整頓規范與財政相關的政治程序和規則入手，使之從原有的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基點轉到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基點上來，才是對癥下藥之舉。為此，在以經濟學為基礎理論的同時，也有必要從政治學角度來開展我國的財政研究。
第二，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也包括著宏觀經濟學的內容
關于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問題。我國財政學從未討論過這一問題，但由于我國財政理論強調財政是國家作為社會中心組織進行的一種分配，是從整個社會角度進行的活動，因而人們理所當然地視財政為一種宏觀經濟活動，而否定從微觀經濟的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在最近的政府機構改革中，財政部被列入宏觀部門之內，就充分地說明了這點。對此，在過去的計劃經濟下是無關緊要的，因為當時正是以否定企業的獨立自主性和以國家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直接安排國民經濟活動為體制特征的，并且此時的財政是國家從整個社會角度安排經濟建設資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場經濟下則不同。此時社會的經濟單位已不再是國家而是企業了，此時財政從宏觀上調控經濟盡管是其極為重要的內容，但尊重企業的獨立市場運營主體地位，確保國家不干預企業正常的市場活動，則是我國政府和財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學會的嶄新內容。
西方財政學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看待財政問題，對我國是具有重要借鑒作用的：
1.西方財政學從微觀角度分析財政問題，是隱含著這么一種涵義的，即此時的政府參與社會資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業和個人一樣，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場活動主體，即企業和個人是處于市場有效運行領域的活動主體，而政府則是處于市場失效領域的活動主體，它們進行的都是同等的資源配置活動。這樣，它們之間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稅納稅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預，而不能是國家凌駕于企業和個人之上，可以隨心所欲地干預它們的市場正?；顒?。
微觀經濟的目標范文6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F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梢哉f，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紤]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
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耙淮擞幸淮说臍v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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