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個體經濟特點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個體經濟特點范文1
個體經濟，指在勞動者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從事個體勞動和個體經營的私有制經濟。個體經濟具有規模小、工具簡單、操作方便、經營靈活等特點?；旧蠠o剝削。個體經濟有兩個明顯的特征：一是生產資料和勞動成果歸個人所有；二是勞動者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個體經濟中，生產者既是直接的勞動者，又是生產資料的私有者，勞動者主要依靠自己的勞動取得收入，是一種不帶有剝削關系的私有經濟。
由于個體經濟建立在分散的、小規模的生產條件基礎上，本身又具有不穩定性，因而在各個社會形態之中，都不能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經濟關系，它總是依附于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形式，作為一種附屬和補充的經濟形式存在。
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明白了個體經濟的概念，那么“個體經濟”也可以算是“小私有制經濟”的一部分。
（來源：文章屋網 ）
個體經濟特點范文2
一、家庭承包經營是個體經濟
首先，家庭承包經營的經濟形式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性質。
在家庭承包經營制度下，除土地以外的所有生產資料都是農戶的私有財產，農民不但擁有這些生產資料，而且直接支配使用它，其所有權與實現形式相統一。土地雖然作為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重要要素是屬于集體的，但它已按合同約定交給農戶使用，農戶擁有土地的使用權，集體并未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參與農戶的生產經營活動。因此，從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和支配使用狀況看，家庭承包經營表現為個體經濟性質。
其次，家庭承包經營主體的地位和作用。
在這種承包經營制度下，經濟活動的主體是一家一戶的農民，他們憑借自己的生產資料，獨立從事種植、養殖等生產經營活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完全表現出一種個體經濟的性質和特點，或許有人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為家庭承包經營制度下的經濟主體不是僅農戶一方，而是包括農戶和集體兩方，實行的是“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統”就是指集體經濟組織，“分”就是指農戶，所以家庭承包經營還是屬于集體經濟。筆者對此觀點不敢茍同。家庭承包經營在它二十多年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由“聯產承包責任制”到“家庭承包經營”的轉變，這不是簡單的提法不同，而是包含著質的變化。所謂“”是一種“生產責任制”，農戶只是從集體那里領受生產任務、向集體負責、實行聯產計酬的生產單位，至于生產什么、產品如何分配都得聽集體的，這就意味著農戶經濟活動中受集體制約的生產成分重，而自主的經營成分少。所以，當時認為“”是集體經濟還是符合一定客觀實際的。而“家庭承包經營”則不再是一種簡單的“生產責任制”，取消了“聯產計酬”，從制度上確立了農戶的獨立的生產經營者主體地位，是對農戶的一次解放。這種經營制度強調長期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充分尊重農民種植經營自，允許各種要素依法、自愿、有償流動，其個體經濟性質非常明顯。
第三，再看家庭承包經營的分配方式。
現行的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徹底打破了“大鍋飯”，拉開了收入差距，實現了“誰勞誰得，多勞多得”，農戶只需承擔法定的因承包集體土地而應盡的稅費義務，集體不得隨意侵占農戶的個體利益。
這種分配方式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由各戶的生產經營狀況決定收入的高低，承認個人在能力、資本、技術、管理、信息等方面差別所帶來的收入差別，具有典型的個體經濟性質。
綜合以上關于家庭承包經營中的產權狀況、經濟主體的地位和作用、收入分配方式等幾方面的情況分析，我們不難得出結論，現行的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屬于個體經濟性質。
二、確立家庭承包經營個體經濟地位的意義
確認家庭承包經營為個體經濟有利于完善和鞏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在我國，農民占人口的大多數，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這種狀況將長期存在。廣大農民以什么身份和地位從事農業，不僅關系到國民經濟的發展，更關系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完善和鞏固，而現行的呈個體經濟性質的家庭承包經營深受農民歡迎，符合農村生產力發展狀況，堅持并完善家庭承包經營，掃除關于家庭承包經營的陳舊觀念，拋棄妨礙家庭承包經營作為個體經濟而存在的錯誤做法，就是完善和鞏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即使將來生產力發展了，農業實現了集約化、規?；洜I，家庭承包經營的個體（或私營）性質還是可以而且應該長期不變，有人擔心承認家庭承包經營為個體經濟會削弱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其實這種擔心既缺乏根據也沒有必要。
一方面，一種經濟形式是屬于什么性質的經濟只能由它的客觀狀況所決定，家庭承包經營的個體經濟性質是由它的客觀狀況所決定，我們只能尊重客觀實際。
另一方面我國雖是農業大國，但農業所占全國GDP的比重并不高，資料顯示，“九五”期間，農業占全國GDP的比重將下降到13%以下，而這不高的農業國內生產總值還不全部是由家庭承包經營所創造的，可見，確認家庭承包經營為個體經濟并不會削弱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從我國現在的情況看，非公有制經濟還要大發展。
所以，家庭承包經營既然已被實踐證明為有利于農村生產力發展的一種好的經濟形式，我們就更應放手鼓勵，把它劃歸個體經濟絲毫不值得害怕，而恰恰是完善和鞏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需要，確認家庭承包經營為個體經濟有利于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大力發展生產力，有利于盡快改變農村面貌，使農民增收致富。發展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條件是市場主體必須產權清晰自主經營。從經濟性質上明確家庭承包經營為個體經濟，也就從法律角度承認農戶不再是農村基層行政組織的附屬物，而是獨立的市場經濟主體，他們擁有屬于自己的明晰的產權，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從而實現在市場規律作用下的多種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優化組合，推動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同時，只有把農民引入市場，才能更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加快農村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歷史進程。隨著農業生產力發展，一批農民將從土地上解放來，從事二、三產業，實現從農民向市民的轉變，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增收致富的問題。
要進一步發展農村生產力，必須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形成科研、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的產業鏈，這是一個必然趨勢。要適應這一發展趨勢，就必須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由農民按民主、自愿的原則去辦，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村專業合作組織。如果不承認農民是獨立的個體經濟主體，而是“統分結合”經營體制下的農民，他們無形中頭上還戴著“緊箍咒”，就沒有辦法實現自愿、自主的聯合。
個體經濟特點范文3
挖掘自身潛力，化資源優勢為發展的現實優勢
形成農業產業化的比較優勢?！痢潦袚碛懈?91.96萬畝，水域108.69萬畝，年產糧食104萬噸，水產12.6萬噸?！痢潦性谵r業結構調整中，充分利用自身優勢，培育和發展了一批農副產品加工龍頭企業，為群眾找到了一條成本低、見效快的致富途徑。全市2000多家農副產品加工企業，其中產業化龍頭企業64家，年轉化農產品45萬噸，加工銷售收入16.8億元，農民從農業產業化經營中人均獲得年收入870元。
形成集聚經濟要素的創業優勢。近幾年，××市把吸引能人回鄉創業，作為發展壯大私營個體經濟的一件大事來抓。繼1999年市里制定出臺大力推進私營個體經濟的40條優惠政策后，各鄉鎮和有關部門也都制定具體辦法，積極動員和鼓勵在外能人回鄉鎮投資創業。近幾年來已先后有400多名在外能人回鄉辦企業，投資總額累計達3億元。與此同時，××市還通過分布在外的能人為家鄉招商引資牽線搭橋，為家鄉發展工業采購原料、營銷商品、傳遞信息，集聚經濟要素。
形成區域經濟競爭的產業優勢。為了發展傳統手工業，使其為壯大區域經濟實力服務，××市成立了若干行業協會。經過幾年的不懈努力，這些行業已具備一定的規模效益和市場競爭力，逐漸成為支撐當地經濟發展的骨干產業。以日用金屬小制品為例，經過幾年來的發展和產業提升，已形成較為完整的產業鏈，競爭實力大增，在廣東等地已出現“戴南不銹鋼產品一條街”。
倡導差別競爭，努力形成各具特色的規模產業
力避重復，找準自身目標市場。××人堅持從本地實際出發依托自身的資源優勢和產業基礎，在市場細分的基礎上找準自身的目標定位，逐步形成了“一鎮一品”或“一地一業”的產業特色。戴南鎮80%以上的私營個體工業戶從事不銹鋼制品生產，年成交額超過12億元，占國內市場份額的1/8。垛田、城東鎮的脫水蔬菜產品遠銷10多個國家和地區，脫水香蔥在韓國市場的占有率達68%。
注重配套，形成較為完整的產業鏈。在發展私營個體經濟的實踐中，××通過拓展產業鏈，力圖將企業的外部資源本地化，營造出行業內部化優勢，逐步形成規模優勢。以不銹鋼產業為例，戴南鎮生產了幾十個系列、上千種規格的不銹鋼制品，產供銷配套成龍，自成體系，各類產品覆蓋全國大中城市，形成了一條不銹鋼制品產業鏈。
做大規模，確立市場競爭中的優勢地位?！痢潦型ㄟ^扶優扶強，優化組合，聯小成大，不斷引導和幫助企業做大規模，改變個私工業低小散發展格局，形成群體優勢和規模效益。目前，全市年產值5000萬元以上的私營企業已有14家，私營個體工業產值超億元的村14個，戴南鎮永豐村已過3億元。脫水香蔥、子午輪胎鋼簾線、自行車鏈輪曲柄、不銹鋼制品、勞保系列用品等10個主導產品已成為全國單打冠軍。
彰顯特色，塑造獨具魅力的區域品牌?！痢潦懈鶕镜剞r業特色產品較多的實際，為地方農、副、水產品申請注冊商標;結合企業經濟情況、產品特點、銷售情況，積極開展廣告宣傳，扶持特色品牌;幫助企業申請名牌認定，大力開展打假保名牌活動;借助品牌，進行市場化運作。目前，全市現有16家私營企業商標榮獲江蘇省和泰州市著名、知名商標稱號。
放大典型效應，謀求整體推進的區域經濟發展格局
瞄準更高參照系，不斷提升兩鎮發展水平?！痢潦形?、市政府著力引導戴南、張郭兩鎮進一步解放思想，樹立事在人為、能快則快的觀念;樹立永不滿足、見強思超的觀念;樹立與時俱進、奮發有為的觀念?，F在，戴南鎮提出了“爭當蘇中、蘇北第一鎮”的新目標，張郭鎮也喊出了“沖過長江爭上游”的新口號。兩鎮確立了更高的發展參照系，力爭使制度更新、結構更優、規模更大、特色更明。
個體經濟特點范文4
作為全國矚目的民營經濟大省，浙江總是不斷地在發展中通過努力營造出新鮮事物。在民營經濟發展過熱而引致中央宏觀調控之后的2004年，浙江經濟呈現出“增長”繼續保持，“增速”出現回落的總體態勢。經濟工作中，堅持有保有壓，充分地利用了宏觀調控形成的倒逼機制，把經濟發展的著力點放在調整結構、深化改革、轉變增長方式上，著力緩解資源環境約束，提高集約化發展水平。在土地、電力等資源要素十分緊缺，遭受歷史上罕見的高溫干旱和臺風等嚴重自然災害的情況下，浙江省經濟繼續保持平穩較快健康發展的良好勢頭。全年生產總值預計增長14.5%左右，達到11300億元，成為全國第四個經濟總量突破“萬億元”的省份，實現了歷史性突破。
2004年，浙江的投融資領域產生了突破性進展。2004年6月，首家中國民營財團在溫州成立。中瑞財團由9家股東平均出資創始，經國家工商總局核準，是全國首家無地域限制的以“財團”命名的控股有限公司。2004年7月，由多家民營企業參股組建的全國首家民營銀行——浙江商業銀行進入試營業?！罢闵蹄y行”由15家股東共同出資，其中13家是浙江省知名的民營企業，如萬向集團、浙江中國輕紡城集團、廣廈集團、吉利集團等，因而被浙江省金融人士稱為中國第一家“貨真價實”的民營銀行。
浙江出現的民營企業外遷現象也可以說是浙江民營經濟一種發展的創新。自2000年以來，浙江出現的企業外遷現象凸顯，雖然到目前為止影響尚小，但已引起各方面的關注。浙江省工商局的《從浙企外遷看我省個私民營企業生態環境》中透露，目前浙江省共有3000多家民營企業外遷。外遷企業對外投資總額226.3億元，外遷企業在該省外創造的總產值達453.5億元，上繳稅收25.1億元，分別占浙江省個私經濟總產值的6.1%和稅收總額的12.8%。滬、蘇、贛成為浙江企業外遷的主要目標區域，外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浙江民營經濟產業升級、規模擴張的迫切需求，也說明浙江經濟的再次騰飛已拉開序幕，這回浙江人不僅僅是推銷小打小鬧的生活用品，而是帶著原始積累的資本和經營智力去撬動各地豐富的資源，打開浙江財富的新大門。
上海：吸納與擴張
截至2002年底上海的私營企業總戶數為22.5萬戶，數量已經占到上海各類企業戶數總量的52%。目前，上海市私營企業總戶數居全國各大城市之首。
上海的“吸納能力”大大加速了上海民營經濟的飛速發展。外省市民間資本紛紛進入上海，至2002年底，外省市到上海投資注冊的私營企業達到75093戶，占上海私營企業總戶數近1／3，注冊資本近1000億元，占上海私營企業總注冊資本的40%，成為推動上海經濟發展的一支生力軍。上海的民營企業不僅數量上令人不敢小覷，而且正在以質取勝——上海市的民營經濟正在大規模地進入高新技術、基礎設施等新領域。
除了吸納，上海的民營經濟也在進行擴張。上海民營資本跨區域流動的規模也日益擴大，在資本擴張中形成規模優勢的民營企業集團開始將其觸角伸向新的發展區域。作為“長三角”的焦點地區，上海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平臺。上海民營經濟“吞吐量”的增長將會引發強烈的連動效應。
北京的民營經濟在第三產業增長迅速主要是因為順應了北京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而北京對民營經濟發展的總體規劃則體現出了明顯的戰略部署和規劃。
從發展特點上看，第三產業份額繼續增大。2004年上半年北京市私營個體經濟中，第三產業登記戶數達到61.8萬戶,占全部登記戶數的92.1%。上半年北京市私營個體經濟納稅總額為56.7億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4.7億元，增長35.0%。
首都北京是我國的政治中心。受北京市經濟發展布局以及區域發展戰略的影響，全市私營個體經濟發展主要集中在城近郊區。2004年上半年朝陽、海淀、豐臺、門頭溝、和大興五個城近郊區私營企業稅收總額達到29.1億元，占私營經濟全部稅收的57.0%。
最新出版的《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認為，民營經濟將繼續成為首都經濟高速增長的亮點，并將擔任"兩個主角"，即在市場主體和工業增長上扮演舉足輕重的地位。近年來，北京市私營高新科技企業以每年遞增40%以上的超常規速度發展，有力推動了北京經濟發展，到2003年底對北京市工業增長的貢獻率已超過60%。
天津：緊跟形勢、非公經濟比重穩步增長
天津民營經濟的發展與全國民營經濟發達地區相比顯得較慢，但天津的民營經濟在2003年全國民營經濟的大發展中同樣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見表1）：
有約束無包袱的民營企業正在后來居上，成為激活天津經濟及中國經濟的一大“功臣”。
民營經濟發展的一個顯著結果是帶動了所有制結構的調整變化。2003年，公有制經濟占絕對多數份額的天津，非公有制經濟比重繼續提高。2003年公有制經濟實現增加值1302.33億元，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4.6%；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1084.61億元，比重為45.4%。其中私營個體經濟增加值539.45億元，占全市生產總值的22.6%。
廣東：實力雄厚、孕育調整
從總體發展狀況上看，有學者對包括廣東在內的幾個民營經濟大省進行了對比，得出浙、滬、蘇、粵四省市發展個私經濟各具特色（見表2）：
表2顯示的是截止到2002年底的統計數據。雖然沒有涉及到個體經濟的統計，但從表中的數據可以得知廣東省私營經濟的實力是非常雄厚的。
廣東省的人文環境和發展意識都十分利于民營經濟的發展。廣東從事民營經濟研究的專家對當前廣東省民營經濟的評價是，廣東民營企業在融資、人才、社會協作、行業協會等方面與江浙都存在一定的差距。不過，雖說廣東民營經濟的數量比江浙少一些，但是稅收、高科技企業的比重仍高于江浙。
個體經濟特點范文5
進入壁壘的概念首先是由貝恩所提出，其義為“一個產業中原有企業相對于潛在進入企業的優勢。這些優勢體現在現在原有企業可以持續地使價格高于競爭水平之上而又不會吸引新的企業加入該產業”。這一概念的提出從理論上是基于張伯倫和羅賓遜夫人的不完全競爭理論對現實市場壟斷競爭程度的劃分。在一個具有壟斷因素的市場定價模型中，存在著企業的市場力量，這種市場力量存在而又不會誘發進入的程度就表明了一個市場進入壁壘的高低，并將其表示為引發進入的價格與競爭價格之間的差額，這種差額是由進入者而不是由在位者承擔的單位成本。這一概念成為貝恩以來的結構——行為——績效范式的核心。
后來，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勒從成本的角度進行了進一步的闡述，“進入壁壘可定義為必須由一個尋求進入某產業的企業而不是由已經在該產業內的企業承擔的(在一些或每個產量水平上的)生產成本”。這就將進入壁壘限定在影響潛在進入企業的需求和供給條件上，從而對企業規模產生影響。
馮·威澤克從社會福利的角度，將進入壁壘與社會福利效應相聯系，在進一步擴展了斯蒂格勒的定義后認為，只有當進入壁壘導致了一個次優的資源再分配時，它才會引起政策的關注。進入壁壘是必須由一個尋求進入某產業的企業而不是由已經在產業內的企業承擔的生產成本。從社會的觀點看，這種生產成本意味著資源配置的扭曲。這一概念說明需要對進入壁壘的正負外部效應做進一步的衡量。
二、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及現狀
民營經濟概念從什么時候正式開始使用也許很難確定，但改革開放初期提出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種補充，極大地推動了個體經濟的發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迅速發展，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突出現象。1988年，修改憲法時又增加了“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的內容，充分肯定了私營經濟的地位，同年國務院還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此后，我國的個體和私營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全新階段，于是，民營經濟作為一種涵蓋面更寬的概念自然而然地產生了。黨的十五大以后，國家也相繼出臺了規范個體和私營經濟主體的有關法律，個體和私營經濟發展的形式更加多樣化，民營經濟概念的使用越來越普遍，改革開放初期，國家就認識到，必須允許個體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以緩解當時已相當突出的勞動者就業的壓力。并認識到個體經濟能活躍市場，方便群眾生活，發揮“拾遺補缺”、“有益補充”的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個體經濟也從配角升格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國民營企業和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步，經過20多年的發展以后，現在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規模，大概全國有300多萬戶個體和私營企業，在他們中從業的員工大概有1．5億人，新增就業的70％是在個體和私營部門，而個體私營部門也積極參與到國有企業的改制和重組中，其中有一部分已經成為了上市的公司。中國的個體私營企業所占中國GDP大概50％左右，并且每年都以30％的速度在成長。民營經濟已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并逐漸顯露出它在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經濟效益以及維護供需平衡、擴大就業、穩定社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已成為國民經濟中最為活躍的經濟增長點。但民營企業發展環境有待進一步改善，我國目前的許多民營企業都選擇了家長式管理模式，當企業具備一定規模的時候，他們的局限性、隨意性往往導致企業經營決策失誤。許多民營企業的設備科技含量低，技術改造的相對滯后，導致企業發展后勁不足，由于其先天的原因，較低的員工素質也制約了企業技術更新的速度。
三、我國民營企業的進入壁壘
(一)政府管制
1．市場準人方面存在著較多的限制
我國民營企業受政策的制約，目前進入的產業范圍較狹窄主要局限在技術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傳統產業，如紡織服裝、制造加工、餐飲等行業，而在電信、鐵路、金融石油、天然氣、礦產開采等許多產業禁止民營企業進入。
2．民營企業合理的稅費負擔仍然過重
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相比，稅費負擔較重，如對所得稅的重復征收，民營企業除與國有企業一樣繳納25％的企業所得稅外，稅后利潤還須繳納20％的個人所得稅；國家對外資企業實行免三減二的優惠政策(創立頭三年免稅，之后兩年減稅。在“兩稅合一”之前，外資企業的所得稅是15％)，對民營企業則從開辦期起就征收企業所得稅。這種稅收政策不利于激發民營企業投資擴張的積極性。
3．在政府管理方面的低效率提高了民營企業的經營成本個別政府職能部門辦事的作風和效率以及辦事的制度化、透明度等方面存在問題，提高了民營企業經營成本。一些政府部門在行政過程中歧視刁難民營企業的現象仍然存在而無法制止。有些政府部門的辦事程序，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對大企業和小企業有不同的區別對待，如在民營企業的勞動用工、人事檔案管理、人員出入境政策方面，與其他類型的企業相比，都還存在一定的待遇差別。
(二)融資困難
1．民營企業自身缺陷的制約
我國民營企業大多是從集體企業發展而來，處于初創時期，在經營理念、管理手段、治理結構方面相對落后，不能滿足金融機構貸款的“準入條件”。如財務信息不透明，資信程度差。民營企業由于沒有健全的財務管理體制，缺乏高素質的財務人員，造成財務信息披露不規范，導致民營企業與金融機構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我國民營企業通常采用的家族式的公司經營模式，無疑加大了企業經營的風險，制約了金融機構向其貸款的積極陛。
2．資本市場不健全，融資渠道不暢
(1)間接融資渠道不暢。金融機構內部信貸管理權限過于集中。由于長期以來大量不良貸款的存在，銀行等金融機構考慮更多的是貸款的風險性問題，因此，金融機構對基層分支結構的信貸經營權控制十分嚴格，貸款審批程序十分復雜，導致許多民營企業間接融資渠道不暢。
(2)直接融資渠道不暢。主板市場的“高門檻”造成了民營企業的“此路不通”。我國證券法對企業上市設定了嚴格的標準，在已有的上市公司中絕大多數是國有大中型企業，僅有的一些民營上市企業都是資本規模雄厚的、已經具備相當規模的企業，而對正處在發展期，迫切需要資金的大多數民營企業來說，主板市場融資是遙不可及的。
3．政府職能缺位，社會服務體系建設滯后
我國現有的政策主要是以大、中型企業為服務對象的，沒有針對中、小型民營企業的融資政策；我國缺乏針對民營企業的立法。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美國就專門立法，保障民營企業合法權益，為民營企業提供金融支持，而我國在該領域立法尚為空白；我國沒有建立起民營企業的社會服務體系，銀企合作缺乏政府支持等。
四、打破進入壁壘的對策
1．擺正民營企業的地位和形象
中國的民營企業，一直處在協助公有制經濟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地位。直到“十五”期間，民營企業才明確地與公有制經濟站在同一高度。鞏固民營企業現已取得的地位，將會在“十一五”期間繼續下去。政府應通過必要的、固定的媒體向社會大力宣傳民營企業對國家經濟建設的作用。政府也應該向公眾宣傳如何建立民營企業、民營企業的權利和義務、民營企業的組織形式等基本問題。
2．政府確立服務于企業的觀念
政府是為企業服務的，企業才是創造社會價值的主體，所以政府應以企業的健康發展為制定各種政策的出發點。通常來說，政府服務于企業的職能主要有三個方面：(1)維護正常的、良I生的市場秩序。(2)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維持經濟穩定與增長。(3)協調和保護本國企業和行業的發展。所以政府在處理問題時，要以是否有利于我國企業發展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
3．建立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行政審批是國家制約和調節經濟的一種有效手段，國外也采用行政審批來調節經濟。但是我國政府在行政審批上較多地干預了民營企業。因此，必須進行有效的調整和改進。要取消和減少原有的審批項目，大力推行市場準入制和備案制，只保留最低限度的審批項目。
4．開發資本市場，拓寬民營企業融資渠道
建立完善的金融體系。各金融機構要根據地區的資金需求適度下放貸款審批權限，擴大授權授信，拓寬地區金融資金營運空間。要以效益為目標，積極尋找、培育和扶持優良民營企業客戶群；要適應民營企業貸款需求特點，對一些規模相對較大、信譽較好的民營企業實行授信制度，減少對客戶的管理層次，簡化審批程序；對一些關系密切的民營企業可實行聯保貸款方式，努力滿足民營企業合理的信貸需求。健全金融機構管理體制，拓寬民營企業間接融資渠道。
一方面為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金融機構應擴大客戶范圍，要制定適應民營企業特點的信貸政策，如建立專門的信用等級評定標準，適度減少貸款審批程序和環節等。另一方面應積極培育和發展企業債券市場，逐步放寬對企業債券發行主體的規模限制，適度放開債券利率并豐富債券品種，鼓勵經營業績和信譽良好的企業通過發行債券募集發展資金。
個體經濟特點范文6
（一）國內民間投資增幅高于國有經濟投資、外商及港澳臺投資和全社會投資增幅，其中股份制經濟的投資增長最快
1998年我國實行積極財政政策以來，在投資領域以連續發行國債拉動整個投資需求的增長，已經取得明顯成效。2001年全社會投資增長13％，高于前兩年的增幅。同時，由于國債投資集中體現了政府公共投資的意圖，主要受益者是國有經濟，人們一直擔心民間投資被擠出或增勢減弱。事實上，除1998年國有經濟的投資增幅顯著高于民間投資和全社會投資的增幅以外，1999～2001年，分別看，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和其他經濟的投資增幅基本上都快于國有經濟的投資增長速度，其中“其他經濟”的投資增幅連續兩年高達28％以上（見表1）。在各類經濟成份中，股份制經濟的投資增長最快，1997~2001年，由1387.21億元增加到5663.49億元，5年平均增速高達32.5％；同期，外商及港澳臺投資從2893.08億元增加到2998.69億元，平均增幅僅為0.7％。
國內民間投資的平均增幅不僅高于國有經濟，也高于全社會投資的增幅。1998～2001年，國有經濟投資增幅已從17.4％逐年回落為3.8％、3.5％和6.7％，而全部國內民間投資的平均增幅逐年分別高達20.4％、11.8％、22.7％和20.3％，與國有投資增幅放緩的趨勢形成鮮明對照。
(二)國內民間投資比重接近國有投資，股份制投資比重明顯上升，外商及港澳臺投資比重逐年下降，全社會投資對政府直接投資的依賴程度正在降低
近幾年，國內民間投資在全社會投資中的份額呈現不斷上升趨勢，而國有投資、外商及港澳臺投資比重則逐年下降。1997～2001年，國有投資、國內民間投資、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三者比重分別由52.5％、35.9％和11.6％變為
90年代以來，國有經濟在全部投資中的比重以較大幅度持續下降，2001年與1994年相比，這一比重降低了9.1個百分點。同期，集體經濟投資比重小幅度下降，降低了2個百分點；外商及港澳臺投資比重下降3.1個百分點；而個體經濟投資尤其是股份制經濟投資所占比重明顯上升，分別上升了3個和11.4個百分點。國家注入大量國債投資以來，盡管國有經濟在全社會投資中所占比重在1998、1999年曾有小幅度回升，但是總的看仍呈下降趨勢，1998～2001年，國有經濟投資比重由54.1％下降到47.3％。同期，在國內民間投資比重的變化中，集體經濟投資所占比重略有下降，由14.8％下降到14.2％；個體經濟投資比重由13.2％上升到14.6％；其他經濟的比重由18％上升到23.9％，其中股份制經濟的投資比重由6.9％迅速上升到15.2％（見表2）。這表明，在國債投資集中投向國有經濟領域的同時，國內民間投資也漸趨活躍，尤其是股份制經濟的投資活力最為強勁，比重上升幅度最大。
通過對比近幾年政府直接投資與全社會投資的態勢，也可以看出投資自主增長能力逐步增強的趨勢。1999～2001年，國債投資（包括國債資金和全部配套資金完成的投資額）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逐步下降，依次為8.1%、8.8%、6.5%；預算內投資資金增長率也逐步下降，依次為54.7％、13.9％、13.2％；而全社會投資增長率則逐步上升，依次為5.1%、10.3%、13%。這表明，由于國內民
表2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各種經濟類型所占比重（％）
注：《2002年中國統計摘要》將2001年國有經濟與其他經濟合為一項（這樣其增幅和比重分別高達26％和70％以上），尚未來得及分開統計（2002年一季度、上半年的統計也是如此）。不少論者忽略了這一點，直接用來論證目前國有經濟投資增幅大，在總投資中的比重過高，而民間投資增長不快。表1和表2已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2001年數據對國有經濟和其他經濟做了區分，可以準確反映事情的本來面貌。
資料來源：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國家統計局提供的2001年數據計算。
間投資成長勢頭逐步加強，全社會投資增長對政府直接投資的依賴程度正在降低。
（三）國內民間投資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獻率有所提高，接近國有經濟投資的貢獻率
由于近年來整個非國有經濟投資的增長速度逐步加快，在全社會投資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它們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獻率也逐步提高。1998年全社會投資增長13.9％，其中國有經濟的貢獻率高達7.52個百分點，而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和其他經濟的貢獻率分別僅為2.05、1.83和2.49個百分點。2001年全社會投資增長13％，其中國有經濟的貢獻率下降為6.17個百分點，集體經濟的貢獻率下降為1.85個百分點，個體經濟和其他經濟的貢獻率分別上升為1.9和3.12個百分點。在其他經濟中，股份制經濟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獻率提高得最為明顯，由1998年的0.96個百分點上升到2001年的1.98個百分點；同期，外商及港澳臺投資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獻率則由1.46個百分點下降為1.05個百分點；而聯營經濟等投資的貢獻率基本保持在0.08個百分點（見表3）。個體經濟投資的貢獻率已經略大于集體經濟。按照2001年各種經濟類型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獻率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國有經濟、股份制經濟、個體經濟、集體經濟、外商及港澳臺投資經濟和聯營經濟等。國內民間投資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合計貢獻率，由1998年的4.92個百分點上升到2001年的5.81個百分點，正在接近2001年國有經濟投資6.17個百分點的貢獻率。這與國有投資、外商及港澳臺投資的貢獻率分別下降的趨勢也形成鮮明對照。
表3各種經濟類型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獻率（百分點）
注：某種經濟類型貢獻率＝全社會投資增幅×該種經濟類型所占比重。
（四）東部民間投資已經成為本地區全社會投資的主力軍，中西部民間投資增長快于東部
分地區看，民間投資在東中西三大地區都有很大增長，在本地區全部投資中的比重不斷上升（見表4）。
1993～1997年，東部民間投資年均增長23％，民間投資占本地區全
社會投資的比重由46％增加到53.6％，上升了7.6個百分點；中部地區民間投資年均增長32％，所占
表4三大地區民間投資在本地區全社會投資中的比重（％）
資料來源：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計算，西部包括12個省區市，1993年不包含重慶市數字。
比重則由31.7％上升到44.6％，上升12.9個百分點；西部地區民間投資年均增長27％，比重由23.5％上升到32.4％，上升8.9個百分點。這一時期整個國民經濟和全社會投資的增長速度相當高，因此東、中、西三大地區的民間投資增長勢頭也很猛，中、西部民間投資的增幅和所占比重的上升勢頭都明顯高于東部地區。
1997～2000年，東部民間投資年均增長10％，在本地區全部投資中的比重由53.6％增加到56％，上升了2.4個百分點；2000年東部地區有5個省的這一比重超過本省56％的平均水平，分別是福建（63.4％）、浙江（62.7％）、廣東（59.9％）、海南（58.2％）、天津（58.2％）。中部民間投資年均增長11％，所占比重由44.6％增加為45.9％，上升1.3個百分點。西部民間投資年均增長19％，所占比重由32.4％增加到37.5％，上升5.1個百分點。這一時期由于亞洲金融危影響和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三大地區民間投資的增長和所占比重的上升幅度均有所放緩，但是在深化改革和擴大內需政策的刺激下，民間投資在不同地區仍然維持了較高的增長勢頭，尤其是西部民間投資的增幅明顯大于東部和中部。同時，在東部一些非國有經濟比較發達的省份，民間投資的主體地位進一步增強，發揮了對本地區全部投資的主要拉動作用。
二、民間投資增長加快的主要促進因素
（一）國有經濟改革和戰略性調整的推進，擴大了民間投資的成長空間
1998～2001年，股份制經濟投資的增長速度分別高達40.4％、27.3％、63.9％和39.4％，在整個民間投資中的增長是最快的；股份制經濟投資在增勢迅猛的“其他經濟”投資中占有主要份額（由1997年的30.4％上升到2001年的63.6％），整個民間投資的加速成長實際上是股份制經濟投資拉動的。目前民間投資已經遍及國民經濟十六大行業，個體經濟投資主要分布在農業和住宅方面；集體、私營、聯營、股份制經濟投資主要分布在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制造業和建筑業。1993～1997年，民間投資在十六大行業中的投資額及占本行業全部投資的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增長最快的行業是建筑業、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和農林牧漁業，所占比重分別上升了15.69、12.55和11.71個百分點（中經網）。在一般競爭性領域，民間投資主體特別是股份制經濟已經顯示出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競爭優勢。近幾年，一些國有經濟壟斷的基礎設施領域逐步向民間投資開放，對民間投資的產業進入限制有所放寬，民間投資主體在這些領域也日益顯示著增長潛力和競爭活力。
（二）法律環境的改善激發了非公有經濟投資的積極性
黨的十五大召開之后，憲法正式確定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眾多的假集體企業紛紛摘掉了“紅帽子”，恢復了其私營企業的本來面目。據有關部門對2000多家民營企業進行的隨機調查，70％的民營企業準備與其他所有制企業進行聯營或股份制改造，愿意參與國有企業的改革。1999年生效的《個人獨資企業法》和實施細則，不再對個人獨資企業的雇工人數、注冊資金設置最低限制。關于非公有經濟的法規正在逐步制定，為此類投資主體的快速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
（三）西部大開發對各地區民間投資的活躍產生催化作用
西部地區的改革開放步伐正在加快，投資環境逐步改善，為本地各類企業包括民間投資主體的發展壯大創造了有利的體制條件。同時，也吸引更多的東、中部各類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到西部投資，促進了生產要素流動和區際貿易的擴大。據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2000年11月的調查，東、中部地區有超過半數的企業已經參與或打算參與西部大開發，生產要素加快流入西部的途徑正在逐步拓寬。這不僅為西部民間投資主體帶來專門人才、資金、技術、管理經驗和信息等本地稀缺的生產要素，還帶來新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東、中部地區的各類企業也找到新的投資機會，擴大了配置資源的市場空間。
（四）預算內資金包括國債投資為激活民間投資創造了條件
一方面,近幾年的巨額國債投資正在改善不少地區的基礎設施，起到間接拉動民間投資的作用。另一方面,預算內資金對民間投資主體的支持力度也有所加大。1997～2000年，預算內資金在全社會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由2.8％上升到6.4％，用于民間投資的比重由12.1％上升到18.5％（見表5）。當然，同期，在全社會投資的各項資金來源中，用于民間投資的主要是利用外資、自籌投資和其他投資，但是預算內資金對民間投資項目的直接支持也是不能忽視的。
表5全社會投資各項資金來源用于民間投資的比重（％）
資料來源：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計算。
三、民間投資面臨的制約因素
需要指出，從增長態勢看，盡管近兩年國內民間投資增幅已經明顯回升，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政府投資的拉動；從全社會投資構成看，國有投資比重仍然偏高。2001年，國內民間投資在全社會投資中的比重（44.6％）仍然低于國有經濟（47.3%），股份制經濟、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各自所占比重更是遠遠低于國有經濟。2000年，中部、西部民間投資總體比重分別僅為45.9％和37.5％，當地國有經濟投資比重仍然明顯偏高（分別為54.1％和62.5％）。
無論是考慮擴張性財政政策“淡出”的趨勢，還是鑒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民間投資的發展仍然不足。民間投資主體面臨不少有形和無形的障礙。
（一）市場準入門檻仍然過高，限制了民間資本的進入廣度和深度
目前產業準入政策在不同經濟類型之間仍然存在很大差別，據調查，非公有投資在將近30個產業領域面臨著實際上的“限進”障礙。主要原因是：其一，原有的無形并沒有從根本上沖破。盡管國家計委去年12月頒布了《關于促進和引導民間投資的若干意見》，強調要逐步放寬投資領域，使民間投資與外商投資享有同等待遇；但是，部門、行業壟斷和歧視性的準入政策仍然存在，如銀行、保險、證券、通信、石化、電力、轎車等行業，民間資本一直難以進入。其二，有些領域雖然允許民間資本涉足，但體制導致明顯的不公平競爭。如基礎設施項目往往由特許公司發起，沒有實行招標制度，有資質的私企被排除在外。即使私營資本能夠參與項目，但其股份比例必須由特許公司決定，雙方地位不平等。其三，前置審批環節繁多，準入條件苛刻。與國有經濟和外資經濟相比，非公有經濟在投資、生產和經營諸方面，面臨更多的前置審批，手續雜、關卡多、效率低、費時長
，在參與競爭的資格、條件和機會上往往處于不利地位。
（二）稅負不公，抑制非公有企業的投資擴張
一是雙重征稅。非公有企業除了繳納稅率為33％的企業所得稅外，還要繳納稅率為20％的個人所得稅，投資收益大大削減。二是“低國民待遇”。外資企業利潤轉增資本金或另行投資，均可按投資額的40％得到所得稅返還；國有企業享受技術改造貼息；國有、集體和股份制企業技術開發費以及技術改造投資購買國產設備可以部分抵扣所得稅，等等，這些優惠政策都將私營企業排除在外。三是稅收優惠打折扣。如所得稅減免政策，對外資企業是從獲利年度起，對私營企業則從開辦期起，而企業在開辦初期往往沒有利潤或者獲利甚微。
（三）融資渠道不暢，金融體制不適應民間投資發展需要
無論是直接融資或是間接融資，對民間資本特別是非公有企業開放程度都很低。據國家計委宏觀院的研究，中國資本市場目前已形成股票類、貸款類、債券類、基金類、項目融資類、財政支持類六大融資方式，國內外融資渠道多達數十條。但是，對非公有經濟僅僅開放了短期信貸和大企業股票融資的渠道，遠遠滿足不了各類非公有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的需求。因而，它們不得不主要依靠自籌或其他投資來源。據筆者計算，從全社會投資的資金來源看，1997～2000年，整個民間投資占國內貸款的比重，僅從37.1％上升到38.2％；而占自籌投資的比重則從50.3％上升到56.7％，占其他投資來源的比重從42％上升到59％。絕大部分鄉鎮企業與私營企業的中長期投資，主要依靠非正規、小范圍的借債集資或股權融資，此類融資規模小、成本高、風險大，使投資缺乏穩定性與可持續性。
（四）民間投資的法律保障不力，服務體系很不健全
目前，非公有企業在兼并國有企業、保護土地使用權和知識產權、明晰財產權等方面，合法權益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非法剝奪、損害、侵占非公有企業資產的現象時有發生，吃拿卡要、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的問題尤為嚴重(據財政部和國家計委調查，截至2001年底，僅全國性及中央部門和單位的行政事業收費項目共計313項，其中涉及企業負擔的有242項。如果加上地方收費，企業負擔的各種名目收費高達數百項)，投資者信心和積極性受到挫傷。對非公有企業的行政管理多達20多個部門和單位，但在項目投資方面卻沒有明確的主管部門、服務機構和管理辦法。投資者在履行程序、選擇投資方向、爭取技術支持等方面得不到有效服務，往往造成投資的盲目性和經濟損失。
（五）自身素質較低，制約著民間資本的成長
許多非公有企業存在著管理水平低、信息不靈、人才缺乏等突出弱點，導致投資決策失誤；不能適應國內外市場變化和擴大開放的形勢，即使一些產業準入限制已經放寬，也難以拓展其經營領域和規模；一些非公有企業存在“小富即安”、甚至揮霍性消費、缺乏投資沖動的傾向，從而限制了擴大投資。中小非公有企業資信等級較低，普遍存在財會制度不規范、信用觀念淡薄、借改制之名逃廢銀行債務、企業之間欺詐頻出等問題；大部分中小非公有企業尚未建立起銀行信用檔案，再加上缺乏可變現抵押資產，致使其難以運用銀行貸款擴大投資。
五、幾點建議
第一，進一步放寬對非國有經濟特別是個體私營經濟的投資限制，降低準入門檻。根據“十五”計劃和國家計委《關于促進和引導民間投資的若干意見》，切實清理現行投資準入政策，在明確劃分鼓勵、允許、限制和禁止類政策時，應當體現國民待遇和公平競爭原則，打破所有制界限、部門壟斷和地區封鎖。凡允許外商投資和國有經濟進入的領域，都應當允許其他任何經濟類型的企業進入（國家有特殊規定的除外），在持股比例上也不應人為設限。國家應鼓勵和支持民營企業通過收購、兼并、控股參股、轉讓經營權等多種形式，參與國有經濟改革和戰略性調整，國有資本在改制企業一般不要控股。
第二，加快改革投資體制，拓寬民間投資進入渠道。改革前置審批辦法，簡化審批程序和手續，加強對民間投資的產業引導。根據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傳統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以及現代服務產業的不同行業特點，采取符合市場經濟慣例的多樣化的項目組織形式和投融資形式，例如公開招標、特許經營、知識產權入股和產業投資基金等等，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這些領域。無論采取何種進入方式，都要確保各類投資主體之間的契約自由和公開、平等競爭，并且形成利益和風險相對應的投資風險責任機制。
第三，加大財稅政策對民間投資的引導和支持力度。預算內資金（包括必要的國債發行）應當繼續支持民間投資，以參股或補償形式投入以民間資本為主的項目；對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公益性事業，要通過收費補償機制或財政補貼，吸引民間投資進入；技改貼息應當對非國有企業一視同仁。清理不公平稅負，實行結構性的減稅政策。對國家鼓勵類產業的民間投資項目，在投資的稅收抵扣和減免、成本攤提等方面應實行與國有投資和外商投資相同的優惠。對個體和私營企業要避免重復征收所得稅。對創業階段的中小企業應當給予必要的減免稅支持。同時，嚴格治理“三亂”，解除民營企業的不合理負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