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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糾紛案件的范圍范文1
一、法學界通行的觀點及其形成
什么是經濟司法,它的含義和適用范圍是怎樣的?這是目前法學界有待深入探討的一個問題。確定這一基本概念的內涵及其外延,對法學理論研究和司法實踐都具有重要意義。
近兒年間出版的法學著作,對經濟司法概念內容的表述很不一致。有的作狹義的理解,認為是指人民法院適用經濟法規審理經濟案件的活動;有的作廣義的理解,認為經濟司法機構還應包括人民檢察院的經濟檢察活動。無論是狹義還是廣義的理解,對這一概念的適用范圍大多主張不僅有經濟糾紛案件和涉外經濟糾紛案件,還有經濟犯罪案件。如陶和謙主編《經濟法學》(1983年5月版高等學校法學試用教材)對經濟司法的概念表述為:“經濟司法是我國司法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對經濟糾紛案、經濟犯罪案件和涉外經濟案件進行檢察和審理活動?！敝袊ù髮W經濟法教研室編寫的《經濟法講義》(1984年11月版函授教材)認為是指:“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經濟犯罪和涉外經濟案件的司法機構及其職能活動?！备叱痰轮督洕▽W》(中國展望出版社1985年5月版)認為經濟司法就是指審理經濟案件的機構、制度和活動。經濟案件包括經濟糾紛案件、涉外經濟犯罪案件。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二版的《法學詞典》(增訂版)和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編法學詞典》(吉林大學、湖北財經學院、山東大學法學系合編1985年1月第一版)對“經濟司法”一詞的解釋雖然前者認為經濟司法機關僅指“人民法院經濟審判庭”,后者認為“包括經濟檢察機構和經濟審判機構”,但是認為經濟案件中包括經濟犯罪案件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根據有關資料可以認為,提出“經濟司法”這一概念之初,曾經把經濟檢察機構和經濟犯罪案件的審理納入經濟司法的范疇。五屆人大三次會議《關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的決議》中強調要加強經濟司法工作,在要求建立和健全經濟法庭的同時,也提出建立和健全經濟檢察機構的要求。一九八O年八月八日《最高人民法院經濟審判庭關于人民法院經濟審判庭收案范圍的初步意見》規定,經濟審判庭受理的案件不僅有經濟糾紛和涉外經濟案件,把經濟犯罪案件也列入受理的范圍。這兩個文件不僅是當時指導司法實踐的法律依據,也是法學界將經濟檢察機構列為經濟司法機關,將經濟犯罪案件的審理作為經濟司法活動的主要根據。經濟司法工作創建初期,理論上諸多問題自有待于通過司法實踐加以探索。一九八二年以后,在總結全國各地人民法院經濟審判工作經驗的基礎上,最高人民法院重新規定,經濟犯罪案件一律由刑事審判庭受理,經濟審判庭不再受理。一九八四年三月第一次全國經濟審判工作會議也將人民法院經濟審判收案范圍限定為各類經濟糾紛案件,主要是考慮到:“這樣有利于刑事、民事、經濟各審判庭的業務分工,便于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同時經濟糾紛案件門類眾多,內容復雜,涉及經濟、貿易、海事、科技等各個方面,專業化要求越來越高,審判任務日益繁重,從長遠看,經濟審判庭不宜承擔經濟犯罪案件的審判”(任建新同志在第一次全國經濟審判工作會議上的報告)。這樣,便出現了經濟審判庭與經濟檢察機構收案范圍不一致的問題。另外,還應當指出一點,根據有關規定,經濟犯罪案件并不全部由經濟檢察機構直接立案偵查,有相當數量的經濟犯罪案件(如走私、投機倒把案,偽造倒賣票證案,偽造、販運國家貨幣案,偽造有價證券案,盜竊案,詐騙案等經濟犯罪案件)是由公安機關負責偵查的。但是以往的著述,多將經濟檢察機構與經濟審判機構二者并列為經濟司法機構,而將另一承擔經濟犯罪案件偵查任務的公安機關排除在外,這是不嚴密的,沒有完整地反映客觀實際。
二、經濟檢察從屬于刑事司法,而經濟司法是從民事司法分化獨立出來的一個司法子系統
從經濟檢察機構的建立及其活動來考察,即可明了它是在刑事檢察的基礎上發展分離出來的,它依然從屬于刑事司法,是刑事司法的組成部分。經濟司法是從民事司法分離出來,成為民事司法的一個子系統。闡明這兩個概念各自的從屬,對于科學地確定經濟司法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我國目前并未建立經濟法院,而只是在人民法院設立經濟審判庭的情況下,經濟司法只能是指司法機關對經濟糾紛案件的審理。經濟司法包括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的司法機構、制度和活動。具體來說,就是各級人民法院的經濟審判庭依照民事訴訟法程序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的全部活動。經濟審封庭的收案范圍在司法實踐中已經作了重大調整,而我們的理論研究工作,卻未能對經濟司法概念的表述作必要的修正,使之與客觀的變化相適應。有的著作在講經濟司法機構時,把經濟檢察機構依然包括在內,而講到經濟審判庭的收案范圍和審理經濟案件的程序,卻又不得不把經濟犯罪案件排除在外和援用民事訴訟法的訴訟程序(見中國人民大學經濟法教研室編著((中國經濟法教程》1985年7月第一版)。有的學者雖然發現在概念中包含經濟檢察就會造成不可解的矛盾,難以自圓其說;也指出了經濟檢察與經濟審判管轄的案件范圍不一致,但并沒有從如何確定經濟司法概念上去探究,卻提出要從“經濟檢察與經濟審判如何進行配合”去探討。這自然無助于擺脫理論上的困境(見江蘇工學院《經濟法總論》)。
經濟糾紛案件的范圍范文2
原告：王愛民，男，39歲，漢族，湖南省攸縣人，聘任干部，系攸縣酒埠江鎮商業站經理。
被告：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區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蔣中秋，局長。
1990年王愛民被聘為攸縣酒埠江鎮商業站經理。同年10月22日，王派該站業務員賀良其持中國農業銀行攸縣酒埠江營業所的信匯憑證，在常德市鼎城區食雜果品公司長沙經營部購進價值53040元的副食品。爾后王以常德市鼎城區供銷合作社聯合社欠其毛毯款為由拒付貨款，用電報通知對方來人協商處理。同年10月25日，鼎城區食雜果品公司以被王愛民詐騙財物為由，要求被告鼎城區公安局立案并追回損失。被告于1990年11月8日20時以詐騙案作出收容審查決定書，將王愛民收容審查，關押在常德市收審所。12月3日，攸縣派出黨政部門的領導同志與被告就償還貨款和解除對王愛民的收審問題進行協商未果。12月13日，被告在將原告關押一個月零5天的情況下，才向上級主管機關辦理收審延期手續，要求延期收審一個月，但未獲領導批準。1991年1月16日，湖南省公安廳召集被告和攸縣、株洲市公安局的負責同志，聽取案件匯報后，明確表示這是一起經濟糾紛，責令被告對王愛民立即解除收審。被告表面上表示同意，實際上卻不執行。同年1月21日，被告對原告辦理了取保候審手續。原告家屬張秋良寫出了擔保書后，被告又辦理了監視居住手續，把原告王愛民交給常德市鼎城區供銷社食雜果品公司拘禁，限制其人身自由。在湖南省、常德市人大常委會及檢察機關的直接干預下，被告才于1991年2月2日撤銷對王愛民監視居住的決定，將原告釋放回攸縣，共關押87天。因被告的具體行政行為造成原告及其家屬的誤工、差旅、伙食費等直接經濟損失1856.25元。王愛民不服常德市鼎城區公安局收容審查決定，于1991年3月18日向攸縣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原告訴稱：在我任酒埠江鎮商業站經理期間，用銀行信匯單在常德縣食雜果品公司長沙經營部購進價值5萬余元的食品。因經濟糾紛未付貨款，而被告以詐騙罪將我收容審查，關押及限制人身自由長達87天，要求依法撤銷被告的收容審查決定，恢復名譽，賠償經濟損失。被告辯稱：王愛民的行為構成詐騙罪，對其收審是合法的，不同意賠償。
「審判
攸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在用信匯憑證購物時，雖有欺詐表現，但屬民事違法行為。被告以詐騙案將原告收容審查，違背了公安部1989年《關于公安機關不得非法越權干預經濟糾紛案件處理的通知》第二條、第三條的規定，是超越職權的行為，且延期收審又未經上級公安機關批準，違背了公安部1985年《關于嚴格控制使用收容審查手段的通知》第一條、第三條、第七條的規定，是濫用職權的行為。因此，被告收審原告王愛民的具體行政行為是不合法的，對原告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應予賠償。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一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一、四、五目、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六十八條第一款之規定。于1991年9月10日作出如下判決：一、撤銷被告常德市鼎城區公安局對原告王愛民收容審查的決定，二、由被告常德市鼎城區公安局賠償原告王愛民經濟損失1856.25元，限判決書生效后30天內付清。
宣判后，當事人沒有上訴，被告自覺履行了判決。
「評析
（一）收容審查不是刑事偵查措施，而是公安機關用來對付特定對象的一種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管理相對人對收容審查決定不服，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本案中，鼎城區公安局雖以詐騙犯罪將原告王愛民收審，同時還采取了“監視居住”、“取保候審”等刑事偵查手段，但并不能改變收容審查的行政行為性質，也不能因此而剝奪王愛民的訴權。
（二）王愛民的起訴是否已過訴訟時效。本案中，鼎城區公安局于1990年11月8日作出對王愛民的收容審查決定，并于當天付諸實施。1991年2月2日鼎城區公安局撤銷對王愛民監視居住的決定，將原告釋放回家，共關押87天。王愛民于同年3月18日提起訴訟。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應當在知道作出具體行政行為之日起三個月內提出。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依照此規定，本案的訴訟時效應當從被告鼎城區公安局作出收容審查決定的時間，即自1990年11月8日起開始計算，到1991年2月6日止。但是被收審人王愛民在收審期間的人身自由受到嚴格限制，不能依法行使其訴權。1991年2月2日被釋放后，按法定的起訴期間還剩4天。如果要求其必須在4天內行使訴權，既不符合立法愿意，也無法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因此，對于收容審查案件的訴訟時效，管理相對人因喪失人身自由不能起訴的，應當自恢復人身自由之日起開始計算。本案中的訴訟時效應當從王愛民被解除收審的1991年2月2日起計算。王愛民應當從被解除收審之日起三個月內起訴。據此，王愛民于1991年3月18日起訴，攸縣人民法院予以受理，沒有超過訴訟時效。
經濟糾紛案件的范圍范文3
一、糾紛的主要類型
土地二輪承包中發生的糾紛，有的與一輪承包中發生糾紛相同，也有的是二輪發包過程中新產生的糾紛，還有的是一輪承包糾紛在二輪承包中的繼續。主要的糾紛類型有：
1，經濟糾紛。土地承包合同是農戶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之間簽訂的、明確他們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法律性質屬于經濟合同，適用《經濟合同法》的規定。在訂立、履行、變更土地承包合同過程中，發生的糾紛大量屬于經濟糾紛。比如，不履行合同而隨意提高承包費的糾紛、農戶不按規定繳納承包費的糾紛等等。從司法實踐看，農戶狀告集體經濟組織的原因主要是隨意變更、終止承包合同；而集體狀告農戶的主要是拖欠承包費的案件。某縣法院今年以來就受理承包合同糾紛案件51起，其中不少是農戶狀告集體的案件。
2，民事糾紛。農戶之間發生糾紛、以及農戶與村組干部個人之間發生的糾紛多是民事糾紛。主要有在承包過程中，搶種他人承包地而發生的侵犯土地使用權糾紛，因承包中各種矛盾而發生打架、斗毆、損壞財物的人身損害賠償、財物損壞賠償糾紛，土地調整后相鄰土地的農戶因爭水、排水、通行等發生的相鄰關系糾紛等等。
3，刑事糾紛。因土地承包過程中矛盾激化而發生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投毒、放火及破壞生產經營案，雖然數量不多，但影響較大。比如某村民小組組長，在二輪土地承包中，因界址丈量方法與一農民意見不一，發生打斗而致人死亡，被以故意傷害罪判刑達13年。還有的因打架造成傷害，被害人要求追究刑事責任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要求賠償的案件也不少，尤其是輕傷害案件。
二、糾紛的主要原因
土地二輪承包是一項政策性、法律性很強的工作，情況復雜，產生各種糾紛也是不可避免的。造成這些糾紛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法律意識不強、發包過程不規范、對政策理解上有偏差造成的。具體體現在：
1，農村干部的原因。有的鄉村干部認識上不全面，認為土地新一輪承包就是全部打亂、重新發包，不管原承包合同是否到期，而中央關于延長土地承包期的原意是穩定農村生產關系，鼓勵農民追加投入，應該是“大穩定，小調整”，有的干部對此沒有理解。全部重分，不僅工作量大，而且容易產生各種糾紛。而且有的村組干部法律意識比較缺乏，沒有認識到簽訂合同雙方是平等的法律主體，往往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對方，簽訂不平等的合同。有的漠視合同的法律效力，由此導致隨意對合同進行修改，單方決定提高承包費，隨意撕毀承包合同，隨意調整承包土地的面積、范圍，隨意將已經發包的土地又發包給第三者承包。有的承包合同違背民主議定原則，未經群眾大會討論決定，將面積大、土地肥沃、承包費低的土地根據干部個人好惡、親疏遠近擅自進行發包，有的干部個人仗權承包，或者在丈量土地時標準不一，還有的干部違背市場經濟規律強令農民在承包地上種植某種作物，引起農民不滿。
2，承包戶的原因。有的承包戶以村組帳目不清、其他農戶未交承包費、村組欠其往來款等為由拒交承包費，或者拒絕承擔合理的勞務、其他費用。也有的承包戶在簽訂承包合同后，又隨意將土地轉包、分包給他人，從中獲利或幫助沒有承包權的人取得承包權。還有的承包戶隨意改變承包土地用途，在承包地上挖魚塘、取土甚至燒窯，由此產生種種糾紛。
3，第三者的原因。有的土地起初比較貧瘠，承包費較低，承包戶經過多年開發后獲得較大收益，引起一些農戶嫉妒，要求終止原承包合同。有的農戶單獨或聯合其他農戶搶種承包地或瓜分承包地，或者阻止已簽訂承包合同的農戶進行耕種，矛盾激化時甚至發生打斗。
4，情況變化因素。在第一輪承包中，有的合同簽訂時承包費偏低，目前仍在合同履行期內，村組于是提出要么提高承包費，要么讓給價高的其他農戶承包，由此產生糾紛。有一件承包合同糾紛案件，簽訂合同時約定每畝承包費10元，隨著物價的變動，明顯偏低，法院根據“情勢變更”原則進行調解，適當提高了承包費，雙方均表示接受。有的地方由集體統一進行中低產田改造后，地力增強，村組要求提高承包費；有的地方土地征用、村鎮建設、道路建設影響到承包地時，承包合同雙方經常對土地調整、補償意見不一；還有的農戶因人口變動，為增地減地而發生糾紛。這些客觀情況，都會導致承包合同糾紛的產生。
5，合同簽訂不規范。有的承包合同內容簡單，主要條款不全，權利義務不具體，一旦發生糾紛，雙方就各執一詞。有的合同不能體現平等原則，有的直接違背法律規定。比如有一份承包合同規定：“乙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內不管遇到多大的自然災害，甲方概不負責”，與法律規定的不可抗力可以免責的規定相悖。還有一份合同規定：“乙方不履行合同，罰款40％；擅自取土、燒窯的罰款5000－10000元”，不僅把違約責任錯當成“罰款”，而且比例過高，違背公平原則。有的采用不公平的格式合同，不少農戶連合同的內容是什么都看不到，發生糾紛時才發現合同條款對其不利。在合同形式方面，有的合同用圓珠筆書寫，保存時間根本達不到承包期的要求；有的隨意涂改、重簽合同，有一份承包合同在兩年內就重簽了三次。
三、解決糾紛的對策
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直接關系到黨的政策在農村的貫徹，土地承包合同糾紛影響到農村的穩定和農村經濟的發展。但只要對這些糾紛引起足夠的重視，這些問題又是完全可以解決的。
1，加強法律和政策的宣傳。深入廣泛地宣傳黨的十五屆三中全全精神以及《農業法》和《經濟合同法》的有關內容，使土地延長承包期的政策內容家喻戶曉，不斷增強村組干部和廣大農民的法律意識，宣傳長期堅持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的政策，堅定農民長期實行、搞好生產經營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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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勢下民商事案件的舉證及審理
王長君
在訴訟中，當事人可能因存在某種障礙而不能及時向法院提供證據，且這種障礙是否會消除以及在何時消除均無法確定。如證人出國一時無法與之聯系，持有重要書證的人下落不明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七十六條規定：“人民法院對當事人一時不能提交證據的，應根據具體情況，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內提交。當事人在指定期限內提交確有困難的，應在指定期限屆滿前，向人民法院申請延期。延長的期限由人民法院決定”。究竟延長多長時間為好，可由審判人員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自由裁量，但應以不過分延遲案件的審結為準。一般情況下，當事人不得再次提出延期申請。
后，自國家立法以來，已走過半個世紀的蒼桑立法歷程，至今沒有一部專門關于證據的法律。我國司法實踐中，不論刑事訴訟還是改革開放后的民事訴訟，以及如今的民商、行政訴訟、勞動爭議仲裁訴訟中的問題，證據問題占了較大比例。證據問題不但是訴訟當事人、訴訟參與人都較為頭痛的問題，也是法官們感到非常棘手的問題。20__年，經過無數法律工作者的努力，最高人民法院終于以立法的形式通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法釋[20__]33號，20__年4月1日起施行）（以下簡稱《若干規定》）。自《若干規定》起施行以來，總的來說適應中國國情的發展，訴訟中當事人基本上能及時舉證、質證，符合現行法院審判工作的需要。但在適用該規定的過程中，除仍存在一些問題外，還出現了許多新問題，這些都需要進行實際、全面與深入的探討。
在民商事審判過程中對于發現的經濟犯罪的嫌疑和線索如何進行處理，長期以來一直是困擾人民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的一個難題。對于犯罪行為的偵察、與審判，涉及到公安、檢察、法院三個部門，而民商事審判又由人民法院的民事審判庭進行。由于涉及的部門多，認識不一，加之案件自身疑難復雜，給這類案件的審理工作帶來了一定的難度。近年來，這類案件有逐年增多之勢，且矛盾更加突出，引起了當事人和社會各屆的極大關注。為了公正、及時地處理好此類案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通知要求，省法院民二庭在全省范圍內就有關問題進行了專題的座談和調研，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資料，總結了經驗，找出了問題，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思路和建議。現將有關情況總結如下。
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法釋（1998）7號《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基本區分了民商事糾紛與經濟犯罪的界限，對于正確處理民商事糾紛與經濟犯罪的交叉問題，依法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民事權益，提高民商事審判工作水平，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幾年來，我省各級法院均處理了一批涉及經濟犯罪嫌疑的民商事糾紛案件。由于統計上的原因，有些民商事糾紛案件，雖然涉及經濟犯罪，犯罪線索已經移送或發出了相關的司法建議，但由于未影響到案件的審理，故在案件統計上未能顯示。有些案件，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曾要求全案移送，但其意見未被合議庭采納，在民商事案件統計上也未能顯示。幾年來，我省各級法院審理的涉及經濟犯罪嫌疑的民商事糾紛案件的類型主要有：存單糾紛案件、借款擔保糾紛案件、票據糾紛案件、涉及農村“三會一部”的案件，涉及非法集資的案件、買賣合同糾紛案件等。其中，在河南省內有重大影響的此類案件如：涉及鄭州市城市合作銀行的存單、借款擔保案、涉及滎陽中行的存款及存單糾紛案、涉及百花集團、三星集團非法集資案、涉及農村“三會一部”的存貸款案件，涉及信托投資公司、期貨經紀公司、證券公司及其他金融機構的案件等。這些案件，既涉及到對當事人合法民事權益的保護，又涉及到與公安、檢察機關及法院內部刑事審判庭的協調與配合，程序復雜，認識上往往并不一致，給案件的審理工作帶來了一定的難度。由于在案件處理上存在中止或移送等情況，致使一些案件審理周期長，直接影響到當事人合法民事權利的及時實現，誘發了一些新的矛盾，當事人反映強烈?！度舾梢幎ā穼τ谂e證時限一般規定為：第三十三條人民法院應當在送達案件受理通知書和應訴通知書的同時向當事人送達舉證通知書。舉證通知書應當載明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與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調查取證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據案件情況指定的舉證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證據的法律后果。舉證期限可以由當事人協商 一致，并經人民法院認可。由人民法院指定舉證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當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書和應訴通知書的次日起計算。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文書樣式(試行)》的通知（法發(20__)2號）中規定了《舉證通知書》的格式與內容。在民商訴訟中，訴訟當事人都能按照案件管轄人民法院的規定提交證據。但在司法實踐中，法院認為簡易案件應當快審，一般未通知訴訟當事人協商確定舉證期限，而是人民法院確定。此時法院一般希望答辯期屆滿就開庭，不少案件法院確定的開庭日為答辯期限屆滿的次日。而答辯期法定只有15日，因此就不顧及《若干規定》第三十三條第三款“由人民法院指定舉證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的規定，舉證期限一般規定為答辯期相同，或開庭日的前一天。這種“簡易”作法顯然是不符合《若干規定》，如果說，人民法院堅持司法解釋屬于我國法律范疇，那么這種作法就是法院違法的。對于這類情形，上級法院或一審法院一般不予理會，而是放任程序法官的作法。在司法解釋的適用上，法官們往往采取自由實用主義態度，符合法官意志的我就用，不符合的我就不適用。這種情形在各地法院的具體個案中，表現非常普遍與突出。這也是我國不立法，而通過司法解釋造法的嚴重弊端之一。司法解釋應對此作限制規定，以程序法來體現公正、公平，來保護訴訟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真正做到保障審判的合法性與正確裁決。
關于現行的舉證時限的規定，筆者認為以下幾點予以明確規定或配套實施細則，以更好地完善我國的相關的證據規則：
經濟糾紛案件的范圍范文5
企業法律風險防范工作取得明顯成效。一是參與企業重大決策。如2009年初寧興集團應參股的寧波寧興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請求為其貸款提供擔保，法律顧問全程參與擔保事項的決策、實施整個過程。當時，寧興控股連續發生貿易項下的重大法律風險事件，資金周轉極為困難。寧興控股資產規模較大、業務種類較多，任何一筆負債不能到期償還，均可能產生嚴重后果。經過充分討論，法律顧問認為此項擔保行為的風險不能完全消除，但可以通過加強監控、增加反擔保等措施降低風險，并將風險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其后，經市政府、國資委協調與批準，2家國有股東為寧興控股提供了總額2億元人民幣、期限為一年的擔保。為控制擔保風險，寧興集團要求寧興控股以未被抵押的全部國有資產作為反擔保。法律顧問根據要求擬定了全部反擔保法律文件，直接辦理最主要的幾項質押，并在較短時間內完成了這一系列的反擔保措施。二是維護企業合法權益。如寧波工業投資有限公司要求上海鼎立科技發展股份公司歸還占用寧波藥材股份有限公司資金。藥材公司控股股東上海鼎立公司及其關聯方長期侵占藥材公司資金，2008年1月工司曾發律師函要求歸還占用資金，6月鼎力公司曾承諾歸還。但2009年底經工司監察審計部審計，鼎力公司并未兌現承諾。公司法律顧問多次前往藥材公司進行溝通，并數次向鼎力公司發律師函，明確告知下一步將采取訴訟、舉報等措施。后鼎力公司迅速歸還部分資金，并承諾下步歸還方案。三是處理企業重大糾紛。如天一證券股權轉讓糾紛案件以城司勝訴結案，天一證券房產回購糾紛案件以開司勝訴結案、江北甬江街道甑隘村經濟合作社訴寧波化工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糾紛案件以工司勝訴結案。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國內市場環境和日益增多的法律事務，進一步加強企業防范法律風險工作更為緊迫，但存在的一些薄弱環節和不足亟待引起重視。如仍有少數企業對法律風險防范工作重視不夠。有些資產規模相當大的企業未設置法律事務機構（或崗位），也未配備專職企業法律顧問，遇到經濟糾紛和司法訴訟，疲于應付、臨時“救火”，法律風險防范工作處于低層次的被動應付狀態。企業法律風險防范工作隊伍力量仍較薄弱。不少企業的法律事務機構是與其他部門合署辦公，專職企業法律顧問少、外聘律師兼職法律顧問多。企業法律風險防范工作機制仍未健全。還處在“講起來重要，碰到風險時需要、時過境遷則忘了”的被動應付、消極防御狀態。
企業法律顧問業務工作能力和素質仍需提高。由于不少國資企業開始涉足金融、創投等專業性極高的行業，而法律事務機構及企業法律顧問對于企業上市、創業投資、信托等方面的法律事務處理、法律風險防范尚缺乏經驗。
為確保全市國有經濟健康發展，結合企業實際情況,提出如下對策和建議：
1.以開展“六五”普法為契機，切實增強企業領導和經營管理人員的法律風險防范意識。認真組織企業領導和經營管理人員學習《公司法》、《國有資產法》和《國有企業法律顧問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樹立“全員參與法律風險防范、法律風險防范創造經濟效益”的理念，強化“企業經營管理依法合規進行、企業法律風險勢必承擔法律責任”等理念，進一步增強企業領導和經營管理人員的法律風險防范意識。
2.繼續推進分類配設法律事務機構和法律顧問，切實加強企業法律風險防范力量。遵循“因企制宜，分類配設”的原則，建議分三類配設法律事務機構和法律顧問。第一類是企業資產規模超百億元的企業應設立企業總法律顧問和專門法律事務機構，并配備1名以上企業法律顧問，外聘兼職法律顧問若干人；第二類是資產規模在百億元以下、十億元以上的企業應設立法律事務機構，并配備至少1名企業法律顧問，聘請兼職法律顧問若干名；第三類是資產規模十億元以下的企業（應設置法律事務崗位并配備至少1名企業法律顧問（或法律工作人員），外聘兼職法律顧問若干人。
3.建立健全企業法律事務工作制度，進一步發揮企業法律事務機構作用。明確企業法律顧問處理法律事務的職責、權限，規范企業法律顧問工作流程。建立企業法律顧問參與重大決策、審核重要規章制度的工作機制，建立健全企業重大投融資、改制重組、合同簽訂等法律審核制度，形成適應市場競爭要求的企業法律風險防范機制。完善企業法律糾紛案件處理工作制度，定期對發生的法律糾紛案件情況進行統計、分析。發生重大法律糾紛案件的，應當自立案之日起7日內報國資監管機構備案，并接受有關法律指導和監督。
經濟糾紛案件的范圍范文6
民間借貸案件的特點和規律
·案件數量急增，借款規模大，利率高
2008年1—8月，上虞法院共受理2257件經濟糾紛案件，其中民間借貸案件1159件，占民商事案件總量的51.35%，同比上升81.66%，遠遠超過買賣合同、借款合同、農村承包合同等傳統經濟糾紛案件，總體上表現出民間借貸案件急增的態勢。
2008年1—8月受理的1159件借貸案件，訴訟標的總金額達2.12億元，同比上升了444%，這些案件基本上借款規模都很大。其中，被執行人為紹興薩博通信設備有限公司和上虞市薩博照明電器有限公司的47件民間借貸糾紛執行案中，涉執行標的3000多萬元。再如龔某民間借貸糾紛系列案，共有案件15件，合計標的達3500余萬元。
國家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貸利率不得高于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四倍，按目前銀行貸款年利率7.5%計算，自然人之間的借貸月利率不得高于2.5%。然而，大部分民間借貸案件中雙方約定的月利率基本上都在5%至10%之間，有的甚至出現日息1%的約定，部分案件還出現逾期歸還則每日借款總額1%的違約金這種變相高利貸的現象。
·借貸行為中違法、非法情況突出
部分當事人是為了賭博才借款的，但在借條中不會注明，庭審又拿不出證據，因此法院也很難查明。民間借貸的違法性主要體現在高利貸上，幾乎所有的借貸都是超過國家規定的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四倍，有的還會再約定高額違約金。這類違約金都是以每日百分之幾來計算，與利息無異，實際上是變相高利貸。還有，很多借條上只寫明借款數額，沒有寫明利率，訴訟時當事人也不主張利息，只要本金，但實際上貸款人在給付現金時已經將利息扣除，這也是違法的，違反了民間借貸不得提前扣除利息的規定，提前扣除的利息要從本金中扣除。
討債中的違法現象更是普遍而觸目驚心。部分擔保公司、私人借款往往與黑社會勢力有聯系，因索取債務而導致的非法拘禁、扣押人質甚至綁架案件增多，成為危及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在民間借貸形式下，還隱藏著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等金融犯罪活動。
·涉訴的瀕臨停產倒閉企業日益增多
2008年1至8月，我院共受理因民間借貸而瀕臨停產倒閉的有8家企業共164件訴訟案件，涉案標的達7954萬元。具體為，紹興薩博通信設備有限公司涉案標的2802萬元，上虞市輝瑞照明電器有限公司涉案標的2212萬元，上虞市恒迪光電有限公司涉案標的1200萬元，上虞市五車堰紙箱廠涉案標的605萬元，上虞市鼎鑫模塑廠涉案標的485萬元，上虞市崧廈吉利羊毛衫廠涉案標的達335萬元，上虞市薩博照明電器有限公司涉案標的190萬元，上虞市崧廈龍凱傘廠涉案標的125萬元。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有國際、國內兩個因素。國際上，全球經濟不景氣，美國的金融危機產生全球性經濟危機，更使中國今年出口貿易量大幅下降，嚴重影響了上虞市外向型的民營企業，很多企業因產品銷路問題而停產倒閉。在國內，我國經濟也遭遇寒冬，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日益明顯，中小企業的生存日益艱難，以致出現部分企業資金鏈斷裂甚至停產倒閉的現象。
·案件送達難，被告多不出庭
借貸案件多是貸款人多次催討無著、借款人債務累累不得不外出逃債才進入訴訟程序的，這時的被告往往是下落不明。被告不出庭對案件的審理產生很多不利影響。
在程序上，因為被告外出逃債，直接送達和郵寄送達往往失敗，法院不得以只能改用公告送達。由于我國法律規定，公告送達的時間為兩個月，這樣再加上案件的審理時間，一個民間借貸案件最少需要兩個半月才能審結，這在如今訴訟爆炸、案多人少的環境下，占用了很多審判資源，也容易使案件超出審限，這正是造成法院現在 “三多”局面中“未結案多”的重要原因。
在實體上，因為被告不出庭，對案件的審理影響更大。被告不出庭，使得庭審中質證、辯論兩階段原告方一方主導，具體可能會產生以下不利影響：借款是否用于賭博等非法活動難以查清；只寫明借款數額未約定利息的借條難以認定貸款人是否已將利息從中扣除；是否為“陰陽借條”也不易認定；對借款本金利息是否已有部分歸還難以認定。
應對民間借貸案件的策略及措施
筆者針對民間借貸案件本身的特殊性，認為當前應在把現有審判制度用好、用盡的前提下，探索制度創新和審判思路創新，具體可以采取以下策略和措施：
加強學習和調研，深入研究新類型、復合型案件。
首先，著力提高審判人員的思想政治覺悟。引導審判人員牢固樹立公正司法的理念，切實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尤其注重維護弱勢群體的利益，慎重審理涉及困難企業的訴訟案件，著力促進社會穩定。
其次，大力提高審判人員的業務能力，練就審理民間借貸案件的火眼金睛。通過召開庭務會，組織干警調查研究、交流經驗，共同提高業務能力；認真學習法條和法律精神，保證法律準繩的公正性；同時在細節上下功夫，深入調查，增強對借條、當事人陳述真假的辨別能力，針對被告不到庭、難以查清案件事實的情況，必要時主動調查取證，堅決查清是否為高利貸、資金是否用于非法活動。
·充分運用調解制度、簡易程序，最大程度減少社會矛盾
大多數民間借貸案件本身屬于鄰里糾紛，適用調解能讓這種糾紛化解于和氣之中，大大有利于社會穩定和建設和諧社會，而且有利于節約審判資源。針對民間借貸案件的特點，我們應在立案、審理、執行的各個階段，都積極主動適用調解制度，同時，與指導民間調解有機結合，與人民調解室形成互動，拓寬調解輻射面。實踐證明，運用調解制度解決民間借貸糾紛十分有效。
部分民間借貸案件事實清楚，標的也小，在不影響案件公正的情況下，我們提倡與訴訟機制相結合，積極擴大簡易程序審理范圍，最大限度促成當事人對話和溝通，節約司法資源，這樣也能大大提高審判效率。
·注重社會效果，慎重審理涉及困難企業的案件
鑒于這些企業在市民就業、發展經濟、促進社會穩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不影響公正司法的情況下，發揮能動司法作用，對有發展前景的困難企業予以適當的扶持，是十分必要的。
對涉及有發展前景的困難企業的借貸案件，我們在依法審理和執行的前提下，應慎重采用財產保全措施，盡可能采用調解方式化解糾紛，盡可能減少有挽救希望企業的關門倒閉，盡可能適用司法重整和和解程序。
能動司法，積極向有關部門提出司法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