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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糾紛的訴訟期范文1
[關健詞] 經濟犯罪 經濟糾紛 財產犯罪 辨析
女企業家蘭州贏得官司青島被判無期引發爭論。四五年前簽下幾份合同，甘肅女子喬紅霞在甘肅兩級法院打贏了與青島澳柯瑪公司間的經濟糾紛案，爭到了1500多萬元的償還款。然而兩年后，喬紅霞在青島中級法院被指控變造、偽造這些合同，以刑事詐騙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生。究竟是經濟糾紛還是刑事犯罪，筆者下文將予以探討：
一、經濟犯罪概念
關于經濟犯罪概念，我國學者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廣義的經濟犯罪概念，認為，“經濟犯罪活動或表現為違反國家經濟管理法規，破壞國家經濟管理活動的行為，或表現為利用職權牟取暴利的行為?？傊?，經濟犯罪是指一切危害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依照法律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行為”。二是狹義的經濟犯罪概念認為，“經濟犯罪就是指行為人為謀取不法利益，濫用商品的生活、交換、分配、消費等環節上所允許的經濟活動方式和經濟權限，違反所有直接與間接調整經濟活動的法規，危害正常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秩序的行為。”
關于經濟犯罪概念，筆者贊同馬克昌教授的觀點，即“經濟犯罪是指在商品經濟的運行領域中，為謀取不法利益，違反國家法規規定，嚴重侵犯國家經濟管理制度，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依照刑法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
二、經濟糾紛概念和財產犯罪概念
經濟糾紛是指經濟活動中，各民商事主體由于各種經濟活動而產生的民事上的權利義務關系。經濟糾紛應通過民事訴訟途徑來解決，因而經濟糾紛承擔責任的方式主要是賠償責任，經濟犯罪是須要制裁的犯罪行為，旨在預防和抑止犯罪，故責任是懲罰的承擔，而是損失的賠償；經濟糾紛等民事案件，法院采取的是不告不理的原則，如當事人不愿提訟，法院都不得主動介入。這與經濟犯罪案件存在著最大差異，依刑事訴訟法規定，公安機關發現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應當立案偵查，同時法律還規定了報案、控告、舉報、扭送、自首等多種受案渠道，而且還明確了不允許有不作為及放縱犯罪瀆職行為發生。由于刑法規定的刑罰具有明顯的副作用，所以作為民法我們充分保護某種合法權益時，才有刑法保護，于是刑法具有補充性，而民法并不具有補充性。
財產犯罪指侵犯財產罪，是指故意非法占用、挪用、毀滅公私財產應受刑事處罰的行為。侵犯財產罪的構成特征，即侵犯的客體是公共財產和公民私人財產所有權，客觀方面表現為非法占用、挪用或者毀壞公私財物的行為，犯罪主體只能是自然人，既有一般主體、也有特殊主體，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主要有搶劫罪，盜竊罪，詐騙罪，搶奪罪，侵占罪，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敲詐勒索罪，故意毀壞財物罪，破壞生活經營罪的概念、構成特征、認定這些罪時注意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被罪的界限以及這些罪的法定刑。
三、經濟犯罪區別于經濟糾紛、財產犯罪的主要特征及三者辨析
1.經濟犯罪的主要特征
(1)該類犯罪的侵害的客體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是該類犯罪顯要的特征。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的關鍵要件，是劃分經濟違法與經濟犯罪的界限。如果一種行為雖然違反了國家經濟管理法規，但還沒有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那就不構成犯罪。
(2)該類犯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違反國家經濟管理法規，在市場經濟運行或經濟管理活動中進行非法經濟活動，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行為。
(3)該類犯罪的主體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單位。大部分是經濟犯罪，都可以由單位構成。
(4)該類犯罪的主觀方面，絕大多數都表現為故意，其中一部分犯罪還具有牟利、非法占有等目的。
2.三者區別及相關案件探討
實踐中某種行為究竟是經濟糾紛還是刑事犯罪，刑事犯罪是經濟犯罪還是財產犯罪，不是一件容易區分的事情，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常常相混淆。一些基層公安機關以查處詐騙等解決犯罪案件為名，直接插手干預一些經濟糾紛案件的處理情況時有發生。為此公安部曾下發了《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不得非法越權干預經濟糾紛案件處理的通知》，通過中指出：“工作中，要注意劃清經濟犯罪和經濟糾紛的界限，決不能把經濟糾紛當作詐騙等經濟犯罪來處理。一時難以劃清的，要慎重從事，經過請示報告，研究清楚后再依法恰當處理……”
那么如何來區分是經濟糾紛還是經濟犯罪，筆者認為首先要從概念中把握準確，緊扣民事刑事實體法，這是我們區別二者的基礎。要搞清楚一些概念，如民事欺詐，民事欺詐是指在民事活動中，一方當事人故意以不真實情況的意思表示，使對方陷于認識錯誤，從而達到發生、變更和消滅一定民事法律關系的不法行為。合同欺詐，是以欺詐行為以達到欺詐目為目的，以合同為手段，以合同的訂立，履行為途徑不公開地獲取他人財產的行為。與經濟欺詐應當說主觀上存在明顯的故意，二者的區別在于主觀惡性的大小及其社會危害程度。合同欺詐是一種當事人的故意，這種故意并不是一種非法占有為直接目的的故意，其惡性要低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經濟欺騙。具體有以下幾種情況：1.以騙取錢財為簽訂假合同，錢款都手后，毫無履行職意，這是合同欺騙，而在虛構過程中，一方弄虛作假騙取信任，目的是簽訂不公平或不合理的合同。但仍希望通過合同履行獲取利益，應為合同欺詐。2.利用虛假合同，騙取對方貨款，供自己從事其他活動，而并不履行合同，而且開初就不是為了真正地履行合同，希望通過其他方面盈利后還款，這種行為是典型的民事侵權違法活動。因其主觀惡性尚不足以達到“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尚不足以定罪。
有些案件雙方從各自角度出發，本是一起民商事糾紛案件，受害方為了最大限度挽回自己的損失，不惜違背案件的事實，想方設法將案件當作刑事案件來報案，本是一起刑事案件，由于受害方法律知識的欠缺和保護意識方法的匱乏，可能當作民商事糾紛案件來提訟。
例:喬紅霞案件：喬紅霞，今年37歲，甘肅秦安人。1997年3月至99年6月間，喬紅霞以甘肅海欣工貿有限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與澳柯瑪集團銷售公司簽訂數份購銷合同，為澳柯瑪集團在蘭州、秦安等地銷售家電。合作過程中，雙方因貨款及返利問題產生糾紛。1999年10月，澳柯瑪集團向青島市市南區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法院判令喬紅霞償付貨款600余萬元。后該案轉由青島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2000年3月，喬紅霞以澳柯瑪集團銷售公司欠其返利款為由，向蘭州中院提起民事訴訟。同年5月，蘭州中院做出一審判決，判令澳柯瑪集團銷售公司償還喬紅霞多付的貨款、折扣款其返利款共計1557萬元。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作為二審法院于同年11月做出了維持原判的判決。
青島中院在審理此案的過程中發現，喬紅霞向該院提交的合同中有編造、添加的嫌疑，于是將案件移交青島市公安局展開刑事偵查。2002年11月5日，喬紅霞被逮捕。2003年11月，青島中級人民法院以欺騙罪判處喬紅霞無期徒刑，并處罰金500萬元。喬紅霞不服判決，上訴至山東省高院。此案經媒體報道，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關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監督下，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05年1月4日作出裁定，撤銷青島中院對喬紅霞的有罪判決，發回青島市中院重申。為避免司法公正受地方保護影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定喬紅霞案由天津司法機關管轄。后經過兩次補充偵查，天津市檢察院第二分院認為喬紅霞不構成犯罪，不符合條件，將案件退回青島公安局。2005年10月14日，喬紅霞被青島警方從天津押回青島。同年12月14日，青島公安局對喬紅霞的強制措施變更為監視居住。今年6月14日，公安局又將監視居住變更為取保候審。
喬案引起了包括法學專家在內的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專家認為，同一事實，不可能既屬于民事糾紛，又屬刑事犯罪。這是百姓看來都極為簡單的道理，而在一些權力機關卻成了不解的難題。這其中不外乎以下幾種原因：一是公權的濫用。個別權力機關把法律賦予的權力無限放大；二是一些執法者把法律當成他們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三是地方保護根深蒂固；四是權力機關拒絕接受各方監督；五是不尊重人權。專家還注意到：2002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在《關于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認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答復》中曾明確指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的認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審判活動，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作出處理，不宜以詐騙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200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于偽造證據通過訴訟獲取他人財物的認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批復》也明確指出：“該問題在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2002年10月24日的《關于通過偽造證據騙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財物的認為如何適用法律問題的答復》中已經明確。該答復在起草過程中已征求了我室意見。你院（人民法院）在審理此后發生的有關案件時可參酌適用該《答復》的規定?！睂Υ耍瑢＜覀冋J為，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這一司法解釋是非常正確的，并指出：最高人員檢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認為當前我國對訴訟詐騙不宜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主要是考慮到在當前我國的司法領域中地方保護主義還比較嚴重，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事實上也很擔心地方公安司法機關濫用刑事追究手段肆意生效的民事判決，從而進一步給地方保護主義可乘之機。
直到2008年初記者才獲悉，備受全國關注的“喬紅霞案”有了新進展，青島市公安局已于2007年6月13日解除了對喬紅霞的取保候審，羈押5年之久的喬紅霞終于重獲自由。
行為是經濟犯罪還是財產犯罪，如普通欺騙罪與合同詐騙罪，需要加以區分。區分的關鍵還是在侵犯的客體和客觀行為表現方面不同。財產犯罪侵犯的客體是公私財產所有權，客觀方面表現為非法占有、挪用或者毀壞公私財物的行為。而經濟犯罪侵犯的客體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客觀方面表現為違反國家經濟管理法規，在市場經濟運行或經濟管理活動中進行非法經濟活動，嚴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行為。一些勞務詐騙雖然也簽訂了勞務合同，從客體和客觀方面去分析，應定詐騙犯罪而不是合同詐騙罪。當然經濟糾紛與財產犯罪的區別也是通過客體和客觀方面進行分析的。
例:2005年至2006年3月，張某購買了李某的水泥，張以水泥質量問題為由，欠下李某水泥貨款14.2萬元，李某多次催要不成，2006年9月4日11時許，雙方在某茶樓協商未成，李某不顧張某阻攔將張某本田轎車開走。該案應屬于債權債務糾紛，公安機關應做出不予立案決定，并建議報案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根據犯罪構成理論，搶劫罪必須要具備主觀和客觀要件的統一，債權人占據債務人的汽車，其目的是為了索債，其客觀目的不是為了占有其財產。實踐中同類事情很多，債權人往往向公安機關報案，要求維護自身權益。對此，一些基層辦案單位在接到報案后，對其應如何處置存在一些分歧，有的認為屬于債權債務糾紛，屬于民事案件，公安機關應不予立案，有的卻立了案。
當然實踐中有許多經濟糾紛案件同時涉嫌經濟犯罪，也就是常說的刑民交叉案件，由于本文章篇幅所限，就不再展開討論，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掌握好區分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那么就能夠更好地處理刑民交叉案件。
參考文獻：
[1]馬克昌:《經濟犯罪新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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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糾紛的訴訟期范文2
在這一年的工作當中，法律中心在訴訟案件、非訴業務、合同審查、糾紛防范以及制度建設和業務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較大的成績，截至200*年12月1日共辦理各類案件138件，其中訴訟案件62件，非訴案件76件；共審查起草各類法律文書185件；共清回欠款140余萬元；根據集團實際需要依法出具各類法律建議書和法律意見書52份；根據集團內部“立法”要求代為起草規章制度8份；完成三項集團科研課題，發表業務研究類文章二十余篇；受理集團內外法律咨詢數百起。
一、案件總數138，基本與去年持平（去年136），訴訟案件62件（去年58件），略有上升，其中新聞官司17件，經濟糾紛增幅較大達到19件，占訴訟案件總數的31％，其中勞動爭議案件23起，同比有所增加。非訴案件76起，與去年持平。
案件特點：
1.案件總數及案件分布情況與去年大體一樣，以新聞訴訟和經濟糾紛和勞動爭議為主，總體情況與去年相比沒有太大的變化，這也標志著法律工作進入一個平穩發展的階段；
2.經濟糾紛數量增加，表明集團多樣化經營的深入發展急需市場準則的介入，但是今年19件經濟糾紛案件多為經濟欠款引發，類型單一且多為歷史性糾紛，因為周期長的原因我方勝訴后往往執行困難，而我方被訴則情況相反。
3.勞動爭議案件數量反彈，這說明勞動人事制度仍然存在深層問題需要解決，僅僅通過個案的處理不能全面解決問題。23起案件中1起是物業管理公司所屬人員產生的糾紛，1起為新聞大廈所屬人員產生的糾紛，其他均為老報業發行公司產生的糾紛，這說明老報業發行公司前期的用工存在較大問題。上述案件除新聞大廈的案件正在處理外，其余的均作了妥善處理。
4.非訴案件成為法律中心工作的半壁江山，非訴業務成倍增長，非訴糾紛和公司改制、注冊等業務增多，個案的復雜程度明顯上升，很多已經超過訴訟案件。法律咨詢成為日常性工作的重要部分，受理集團內外各類法律咨詢數百起。表明法律中心的職能已經由簡單的處理糾紛轉變為糾紛防范和全面服務。
二、合同審查
截止200*年12月1日，共起草、審查合同等各類法律文書185份，比去年同期（150件）增長23.33％，涉及標的額246，286.00（僅限于有標的額的和較易統計的法律文書）；涉及分社（記者站）、子報刊、物業管理公司、發行公司、信息產業公司、新聞大廈、辦公室、物品采購部、基建處、計財處、審計處等我方送審主體。
特點：
1.在起草、審查法律文書的同時，還積極參與相關的招投標活動以及合同糾紛的和解談判活動，體現了全面參與的原則，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報社（集團）的權益。
2.繼去年公布第一批合同示范文本后，今年又公布了關于知識產權方面的十余份合同示范文本，對集團各部門、單位規范簽訂有關合同提供了依據，同時也提高了簽約效率。
3.為強化監審力度，我們制定了《收查已審查合同一覽表》，在人手有限的情況下，著重對重要部門、重要事項的重要合同進行了跟蹤收查。該項工作的開展，保證了《若干規定》的全面實施，開始逐步體現合同審查的權威性和嚴肅性。
三、清債工作
今年清債辦的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欠款的移交數量低、債權質量差，費用特別緊張。但經過全體人員的共同努力，回款額達到了140萬元，基本完成預定工作任務，減少了報社的損失，對報社相關部門的規范經營起到了促進作用。
四、法律建議和內部立法
為了實現中心對內法律監控、法律服務的職能，今年的工作加強了法律建議書的范圍和作用，針對各種實際問題和形勢發展，先后法律建議書52份，根據集團內部“立法”要求代為起草規章制度8件。強化法律把關和監督職能，加強對案件的預防和法制宣傳教育，對集團發展中一些重大情況及時提出了建議和對策，強調法律工作提前介入，避免和減少了糾紛的發生。
經濟糾紛的訴訟期范文3
關鍵詞：刑民交叉；經濟犯罪案件；先刑后民
中圖分類號：D9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9-0230-02
一、刑民交叉案件的概念及分類
所謂刑民交叉案件，又稱刑民交織、刑民互涉案件，是指案件性質既涉及刑事法律關系，又涉及民事法律關系，相互間存在交叉、牽連、影響的案件，或根據同一法律事實所涉及的法律關系，一時難以確定是刑事法律關系還是民事法律關系的案件[1]。
1.廣義的刑民交叉案件。廣義上的刑民交叉案件，有“質”的交叉，如某一行為是合同糾紛還是合同詐騙罪，是股權糾紛還是職務侵占罪，是技術糾紛還是侵犯商業秘密罪；也有“量”的交叉，如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條第1款第（3）項規定，因交通肇事造成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直接損失，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無能力賠償數額在30萬元以上的，將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該規定表明，在交通肇事僅造成財產損失而又無力賠償時，數額多少將成為罪與非罪的界限，無力賠償的“量”在30萬元以下時，不構成刑事犯罪，僅作民事處理；在30萬元以上時，則構成刑事犯罪，將定罪處罰，但在造成的損失“量”或行為人的賠償能力尚未確定時，該行為是民事行為還是刑事行為處于不確定狀態，這也是一種刑民交叉。同時，隨著時代變遷、社會發展，刑民關系還存在轉化的可能，如過去將騙取貸款用于生產未歸還而產生的爭議界定為民事爭議，但在《刑法修正案（六）》新增的“騙用貸款罪”，則將該種不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的貸款欺詐行為規定為犯罪行為[2]，即民事糾紛向刑事犯罪轉化。又如經濟領域的投機倒把行為，過去大多作為犯罪處理，現在基本上作為民事爭議處理，即刑事犯罪又向民事糾紛轉化。此外，在刑法規定的追繳與退賠中，也存在刑民交叉問題。因為，在某種程度上講，追繳與退賠都是通過刑事訴訟，對遭受財產損害的被害人合法權益進行恢復，是由司法機關主動采取的一種損害賠償措施，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刑民交叉問題[3]。
2.狹義的刑民交叉案件。狹義上的刑民交叉案件，主要包括以下兩種：一是因不同的法律事實分別涉及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但法律事實之間具有一定的牽連關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具體表現為同一主體實施的兩個獨立的法律行為，分別侵犯了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導致法律事實的牽連而成立刑民交叉[3]。二是因同一法律事實同時涉及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而成立的刑民交叉。
二、處理刑民交叉案件面臨的困難和障礙
1.傳統觀念的影響。在中國，受傳統法律文化的影響，一切從國家本位出發，倡導國家利益至上，個人利益、集體利益服從國家利益。二者發生沖突時，個人利益應讓位于國家利益，體現在刑民交叉案件中，就是刑事第一，民事第二，以刑事案件為主導，民事案件服從于刑事案件，這種“重刑輕民”、“刑主民從”的思想，在司法實踐中產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各司法機關常以刑事優先于民事，民事部分的審理應服從于刑事部分的審理為由而對民事部分不予受理或裁定駁回。如銀行審查不嚴導致存款被犯罪分子冒領；停車場疏于管理致使停放的汽車被盜竊；雇員為雇主服務期間交通肇事逃逸等等。該種“先刑后民”的處理方式過于強調公共利益的維護，忽視了社會利益的多元性和矛盾性，忽視了被害人獨特的利益要求[4]；同時阻斷了對被害人民事權利進行司法救濟的正當渠道，也阻礙或延后了民事訴訟的正常進行。民事部分的不受理或中止審理，必然導致案件的久拖不決，使被害人的民事權益長期處于擱置狀態。由于合法權益得不到及時保護，容易造成被害人的第二次傷害，使被害人滋生強烈的情緒，甚至由被害人角色向犯罪人角色轉換。因此，對刑民交叉案件，不能一味以“刑優于民”、“先刑后民”的單一模式處理，而應當根據個案情況區別對待。
2.法律方面的障礙。為保證刑事實體法的正確實施，刑事訴訟法第一條開宗明義，明確規定刑事訴訟的目的在于打擊犯罪，保護人民，即將“打擊”放在第一位，“保護”放在第二位。因此，在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面前，被害人的個人權益應作出讓步和犧牲，其無須在刑事訴訟中提出民事權利要求，國家對犯罪的追訴，即是對其民事權益的最好保護。刑事訴訟法第77條第1款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可以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該條是刑事訴訟法從立法角度，對通過刑事訴訟處理刑民交叉案件的確認和肯定，但僅適用于被害人因被告人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案件，適用范圍狹窄，遠未反映刑民交叉案件的整體范圍和法律特征[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及時查處在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發現違法犯罪必須嚴肅執法的通知》均規定，為打擊經濟犯罪，人民法院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時，民事案件應絕對服從刑事案件的需要，即在實體上要求“重刑輕民”，在程序上強調“先刑后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必須及時移送的通知》針對經濟犯罪領域的刑民交叉案件，在固守“先刑后民”的同時，也作出了可以“分案審理”的例外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以司法解釋形式，針對經濟領域內的刑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作了較為全面而具體的規定，使司法機關對經濟領域刑民交叉案件的處理有章可循，具有較強的操作性，但其適用范圍仍然有限，即只適用于經濟領域內的刑民交叉案件，而對大量的其他領域的刑民交叉案件如何處理，仍然存在空白。
三、刑民交叉案件的判斷標準
《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訴訟……（五）本案必須以另一案的審理結果為依據，而另一案尚未審結的”。該條規定了當民事案件的處理須以刑事案件（當然也包括其他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審理結果為依據時，該民事訴訟案件應當中止審理，即“先刑后民”。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1條第1款規定，“在訴訟過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訴訟……（六）案件的審判須以相關民事、刑事或者其他行政案件的審理結果為依據，而相關案件尚未審結的”。該條規定了當行政案件的處理須以刑事案件（當然也包括民事案件和其他行政案件）的審理結果為依據時，該行政訴訟案件應當中止審理，即“先刑后行”。刑事訴訟法第181條第1款規定，“在審判過程中，自訴人或被告人患精神病或其他嚴重疾病以及案件到人民法院后被告人逃脫，致使案件在較長時間內無法繼續審理的，人民法院應當裁定中止審理”。該款規定了在刑事訴訟中，只有自訴人、被告人患精神病或其他嚴重疾病以及后被告人脫逃的，才應當中止審理，而對是否須以相關民事案件的審理結果為依據未予明確，但從第2款“由于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使案件無法繼續審理的，可以裁定中止審理”的規定中可以得出，如該刑事訴訟案件的審判須以相關民事案件的審理結果為依據時，“相關民事案件的審理結果”應當視為“由于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之一。此種情形下，刑事訴訟案件應當中止審理，即“先民后刑”。如某甲、某乙就生產某一產品的商業秘密產生權屬爭議。某乙以某甲侵犯其商業秘密的行為已構成犯罪為由，向公安機關報案。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后，發現某甲、某乙正就該商業秘密的權屬爭議，在另一法院進行民事訴訟。由于權屬的確認對某甲是否構成犯罪影響重大，此種情形下，等待人民法院作出確權裁判后，公安機關再決定是否繼續偵查，更為妥當。
綜上，三大訴訟法均規定了當刑事案件與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出現相互交叉情形時，在處理方式上，是“先刑后民（行）”，還是“先民（行）后刑”，抑或“刑民分離”、“刑民合一”，其判斷的唯一標準只能看刑事訴訟案件（或民事訴訟案件）的順利運行是否以另一民事訴訟案件（或另一刑事訴訟案件）的審理結果為依據，如刑事須以民事結果為依據，則“先民后刑”；如民事須以刑事結果為依據，則“先刑后民”；如刑事結果與民事結果互不為依據，則可“刑民分離”或“刑民合一”。因此，“先刑后民”只是在刑事訴訟中處理刑民交叉案件的方式之一，而非唯一模式，只有在民事訴訟案件的審理必須以刑事案件的審理結果為依據的情形下，民事訴訟案件才應中止審理[6]。在理論上，固然可以說犯罪行為就是嚴重的侵權行為，但司法實踐中，定性的不同必然也帶來管轄與處理機制的不同，刑事公訴案件應由公權偵查機關先行偵查，刑事自訴案件應向刑事審判部門提起，民商事糾紛則應由民事審判部門受理，各部門發現案件不屬于自己管轄時，應主動建議當事人變更救濟渠道[1]。因此，簡單以“先刑后民”方式處理，不僅在法理上講不通，而且也會在司法實踐中造成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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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糾紛的訴訟期范文4
伴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這股經濟浪潮的飛速發展，各市場經濟主體之間的競爭也日漸激烈和復雜，當然其殘酷競爭的結果必然導致各種各樣互相關聯的市場主體之間出現或大或小的糾紛，作為我國解決市場經濟糾紛手段之一的調解也在隨之加強，特別是民事訴訟中的調解更是我國解決經濟糾紛的優良傳統和成功經驗被很多國家和地區加以引用、借鑒和學習。實踐證明調解因其不致引起當事人的人際關系緊張，能使當事人在輕松、和諧、公平、自愿的環境中互相諒解，從而不僅能有效的解決當事人雙方的爭議，而且能促進市場競爭秩序的良性運轉，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更加和諧，因此調解的正確執行能使當事人雙方都獲得“雙贏”。比如在訴訟中，調解比判決會有更良好的社會效果，能徹底解決糾紛，并具有便捷性、高效性和親和力的優越性，利于息訴，同時提高了人民法院的審判效率，緩解了審判人員的壓力，從而解決了當事人之間的各種糾紛，保障了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的開展，可見調解在解決這些繁多復雜的經濟糾紛過程中，能收到其他解決手段無法比擬的良好社會效果，故本人現將在法學本科階段所學習到的有關調解方面的法學知識和理論進行收集、歸納整理，并參考有關方面的資料，對我國訴訟調解中存在的問題及解決對策進行初步的辨析，以其對大家有所幫助。
為了加大對民事訴訟中調解的認識力度，更好更快的掌握這一解決訴訟爭議的手段，運用這一法律武器有效的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我就主要針對調解探討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國民事訴訟調解的概念及特征；
2、我國目前民事訴訟調解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3、我國民事訴訟調解的發展趨勢；
4、我國民事訴訟中的調解方法與策略。
訴訟中調解是民事訴訟中的一項重要制度。由于調解能及時解決糾紛，大量減少訴訟的發生，故世界各國民事訴訟法大都規定了調解制度。我國則是該制度成功運用并被其他國家學習、借鑒的典范，其主要規定在民事訴訟法中，但規定的過于簡單，短短幾個條文難以包括訴訟調解的所有內容，從而在法律實踐中令人有不好操作之感?，F代市場經濟的高速發展，導致糾紛的日益增多，在社會實踐中糾紛的解決方式也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體現當事人合意的訴訟調解從某種意義上說具有其他解決方法所不能比擬的優越性。因此，對訴訟調解制度進行理論上和實務上的探討是很有必要的。
一、我國民事訴訟調解的概念及特征
訴訟調解，是指在民事訴訟中，在人民法院審判人員的主持下，雙方當事人就爭議通過自愿協商，達成協議的活動和結果，它主要特征在于它是由人民法院審判人員作為第三者介入當事人雙方的民事經濟糾紛中，而后通過雙方當事人合意解決糾紛的方式，我國是一個以禮儀之邦而著稱的國家，向來主張“以和為貴”，這一思想使調解成為解決我國民事訴訟的一種重要方式而延續至今，相應的調解結案在我國法院訴訟中解決當事人之間的民事糾紛爭議中也日益顯示出其獨特的作用和魅力。
二、我國目前民事訴訟調解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我國民事訴訟調解隨著我國法制水平的日益提高和人民法制觀念的不斷增強，訴訟調解也日益顯現出其不適應社會需要的一些不足之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⑴、在訴訟調解的適用范圍上極其廣泛，幾乎涵蓋了所有的民事糾紛案件，如此適用范圍廣的訴訟調解，以致于我國法院審判人員在審理民事案件時特別偏好于以調解方式解決，對當事人不同意調解或調解達不成協議的，就強迫或變相強迫當事人接受調解或調解結果，嚴重違背了當事人的意愿，造成對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侵犯，有的居中調解者對于案件復雜難以裁決的民事糾紛就以不同的方式變相迫使當事人達成調解，以避免判決主觀給自己帶來的不利責任。還有的居中調解者則拖著息事寧人的態度對當事人不問青紅皂白各打五十大板，對案件的處理意見原則是“和稀泥”。目前這種狀況存在不少弊端，這既不利于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減輕當事人的負擔，也影響國家審判機關工作的嚴肅性。
⑵、在訴訟調解適用的“查明事實，分清事非”的原則上，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法院對案件進行調解必須在查明事實，分清事非的基礎上進行，但在實踐中，有一些簡單的案件標的小，兩者之間的關系清晰明了，一部分事實清楚，一部分事實不清，當事人雙方愿意調解，這勢必要求法院必須全面迅速查明事實，分清是非則不盡合理。例如，在一起賠償糾紛案中，原、被告之間存在一個致人輕傷損害賠償的法律關系，原告向法院請求被告賠償原告醫療費、經濟損失共計3000元，但被告辯稱，被告雖然打了原告，但原告的傷害不是由被告實施的，原告也沒有其他證據予以支持，對于該案，法院對于原被告之間的傷人無法做出認定，但原被告雙方自愿調解，并達成了被告在15日內賠償原告2000元的調解協議。實踐中諸如此類糾紛是很常見的，如果非要求法院查明所有案件事實則是不切合實際的，也使調解的規定流于形式，未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⑶、在調解生效的時間上，我國《民事訴訟法》第89條第3款規定，調解書經雙方人當事人簽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即調解采取簽收生效政策，這一規定，筆者認為恰恰給當事人對調解協議的任意反悔提供了機會，因為在調解協議達成后，法院制作調解書再到調解書的送達需要一定的時間，在這段時間內當事人經過考慮后或由于其他因素的干擾，拒收調解書，則使得調解無法生效，審判人員必須進入審判，改判后，以前的調解工作及制作的調解書則毫無意義，之前的努力功虧一簣，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時間。
以上僅是我對我國民事訴訟調解中存在的部分不足加以探討，實踐中，調解還存在著其他不足也需加以完善和改進。
三、我國目前民事訴訟調解的發展趨勢
訴訟中的調解是我國在民事訴訟中最富特色的一項制度，是建立在當事人合意基礎上的一種靈活的解決爭議的方式，我國民事訴訟法對調解的規定只有短短的七條，且只作了概括性的規定，對調解程序等沒有規定，不能滿足法院訴訟調解的需要，為此我國的調解筆者認為必須向以下幾個方面發展。
首先，在立法上對訴訟調解的適用范圍應做出明確規定，如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民事案件均可適用調解，對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對案件事實清楚，當事人爭議較小的民事經濟糾紛案件，也可以適用調解，另外對于離婚、贍養、撫養等涉及婚姻家庭關系的民事案件則應當適用調解，家庭是社會的細胞，維持穩定的婚姻家庭關系對整個社會的穩定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其次，在查清事實，分清是非原則上，筆者認為在適用前述規定的調解適用范圍的基礎上，可以取消查清事實，分清是非這一原則，這樣才能使得訴訟調解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在當事人自愿的前提下充分發揮解決停止訴訟的作用，而且我國《民事訴訟法》除規定自愿原則外，還規定了合法原則，這一規則對當事人達成的協議已作了約束，再加上查清事實，分清是非實屬多余。
再次，對調解協議的生效時間上，筆者認為在如前所述適用訴訟調解適用范圍的基礎上，對簡易程序達成訴訟調解，無須當事人同意即可以在調解雙方當事人簽字認可就生效，這樣就解決了簽收生效所帶來的任意反悔的弊端。
最后，在調解策略程序上，也逐漸的向開放化、合理化、自愿化、保密化方向發展，調解程序中，我國已建立了人民調解工作網絡，從居委會、村委會、人民調解員到鄉街道司法所，形成了完整的糾紛調解系統，當事人提訟后的調解則在法院內部實行調解與審判分離，并重審理的原則，調解程序前置也是未來訴訟調解的趨勢。在調解的方法及策略上，我將在下面予以淺論。
四、我國民事訴訟中調解制度完善的方法和策略
⑴、保障程序公正、熱情服務
正當程序和熱情服務貫穿于整個訴訟活動始終，是對執法者外在的和最基本的要求，它保障了整個訴訟活動的正當性，并讓當事人感知和判斷實現權利的正當與否?？梢哉f，程序的公正是看的見的公正。幾年前，調解制度之所以倍受到學者的批判，就是因為沒有“正當程序”的保障，有的久調不決，有的強迫調解，更有的利用調解的權力彈壓一方當事人，袒護關系方、人情方，利用時間拖跨當事人的意志，利用“自愿”之名行“他愿”之實，在調解中“搭便車”，使得法官的中立與超然的獨立性地位蕩然無存。所以，我們必須依照《民事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規定，保障雙方當事人的平等地位，規范送達、權利義務及舉證期限的告之、證據交換等訴訟中的每一環節，讓當事人的權益得到行使，讓當事人感受到公開、公平、公正的待遇與氛圍，從而從心理上讓當事人自愿調解解決糾紛。而熱情服務，則是法官通過自身形象、人格魅力以及工作態度，來取信于當事人，產生親和力，消除當事人對法院的對抗性和不正確認識，并可以鈍化當事人的矛盾，促進調解。所以法官必須要中立、超然、熱情服務，不偏不倚，同時還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質，不受當事人不良情緒和態度的影響，要不厭其煩、耐心的傾聽當事人的意見，要有理、有利、有節地開展工作。
⑵、發揮法官解釋與風險告之的作用
基于當事人對訴訟知識的欠缺，法官應主動、適當地對當事人進行引導，對訴訟中的事項進行闡釋，對訴訟中的風險予以告之，從而引導當事人對自己的訴訟做出判斷，以利于調解協議的達成。因為根據審判實踐經驗，立案后由于雙方當事人對審判成本的不確定性都很擔心，通過解釋與風險告之，當事人也就非常清楚，如果調解不成，必須等待法院判決，各種風險及訴訟成本會大大增加，從而使當事人權衡利弊，做出比較明智的選擇。解釋，在我國立法中主要是對法官的要求。它是指在當事人的主張不正確、有矛盾，或者不清楚、不充分，或者當事錯誤認為自己提出的證據已經足夠時，法官依據職權向當事人提出關于事實及法律上的質問或指示，讓當事人把不正確和有矛盾的主張予以排除，把不清楚的主張予以澄清，把不充足的證據予以補充的權能。是法官為當事人指明一種交流方向，是“向當事人解釋”；在調解中，法官還可以將與案件有關的法律規定，展示給當事人，或者將類似案件的裁判讓當事人閱讀，起到先例的作用，這樣就使得當事人對訴訟的勝負有一個基本的判斷。而風險的告之，則是開庭之前就告之當事人其舉證不能、逾期舉證等情況下的敗訴風險；調解與判決不同結案方式所帶來的訴訟風險、當事人的履行態度，審理周期和訴訟成本的比較；以及執行不能風險責任的承擔；從而使當事人自愿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糾紛。當然我們在調解中應讓當事人明白，其為調解所做出的讓步，不屬“自認”范圍，對方當事人和法官均不得以此為據。
⑶、講究技巧、創造條件推動調解
訴訟中的調解是一項經驗型工作，它需要法官的調解技巧和對稍縱即逝的調解良機的把握。調解雖是當事人自愿的結果，但法官的媒介作用畢竟是其外在的條件和推進器，法官應該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盡量創造條件推動雙方當事人的調解。具體言之，第一是注意運用調解技巧，把握好調解的時機與火候，比如將庭前調解、當庭調解與休庭調解相結合；針對當事人“慪氣”、“爭面子”的具體情況也可以實行“背靠背”調解與“面對面”調解相結合；也可以利用人民調解工作中總結出來的一些“溝通解怨、適時互動”等方法，當然這些都需要法官在實踐中不斷去摸索、去學習別人的先進經驗，學會察言觀色、洞悉他人心理。第二是要積極創造條件推動當事人達成合意：(1)、要把調解工作貫穿訴訟活動的全程，為當事人提供調解機會，發現時機立即調解；(2)、對婚姻家庭、贍養、撫育等人身關系和損害賠償類案件，法官應進行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喚醒當事人的良知，引導當事人化解矛盾，讓當事人明白調解不僅是從“行動上的解決”（判決的效果），更是從“心理上的解決”。(3)、可以提醒當事人換位思考，另外也可以更換幾個人主持調解，必要時還可以讓庭長再做當事人工作，這樣可以讓當事人從心理上更樂于接受調解；(4)、通過采取訴訟保全、停止支付等手段，對財產查封，扣押，加大執法力度，給當事人施加壓力。
⑷、巧借外力促成調解
“功夫在詩外”，我們開展調解工作，也要善于使用訴訟外的力量。實踐中，大量的案件部有訴訟外的力量主動或被動地參與進來，作為法官在保持中立的情況下，要善于借用外力，化不利為有利，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化干戈為玉帛，促成調解。常見的情況有：㈠、基于當事人的血緣、地緣關系，利用其朝夕相見，打完官司，日后還得相處的現狀，主動通過其朋友做工作；㈡、利用基層組織、民調組織的力量，主動爭取他們的支持，因為他們貼近群眾、熟悉情況，有充足的時間和當事人交流，可以情理相融，鈍化當事人間的對抗，在調解工作中起到“催化劑”、“劑”的作用：㈢、注意發揮律師的協調作用，當事人通常對其人的信任是超過法官的，律師做委托人工作時，常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我們要合理引導律師做好當事人的工作，發揮其疏導作用；㈣、如果遇到親朋好友拉關系、講人情，更要因勢利導，借機向說情者講明案件的事實和處理依據，通過他們反過來做當事人的調解工作。
⑸、事實清楚、責任分明要把握適度
民事訴訟法規定調解一定要“查明事實，分清責任”，但實踐證明這與調解的機制是相沖突的。因為若雙方當事人堅持要查明事實，分清責任，則表明當事人實際上已經不存在調解解決糾紛的愿望了，雙方很難在實體權利上再做出讓步，調解的可能性很小了。我認為，調解是當事人為了迅速和平地解決爭議，其本身就包含對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實，責任含糊的不追究，是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行為，是當事人自愿對自己權利的處分，是其所做出的讓步，所以只要調解協議的內容不違反有關法律的禁止規定，就應當確認其效力。據此，我們在主持調解過程中就要把握這樣的原則，不必查清事實，分清責任，要照顧當事人的“愛面子”心理，實行“模糊調解”，使得當事人雙方均有臺階下。在操作上，主要表現有當庭調解中，我們要把握好開庭審理與法庭調解的關系，把握好庭審調解的時機，通?？梢韵戎鞒终{解，調解不成再進行庭審，然后再組織調解的模式。因為若在法庭調解前就已經開庭審理完畢，則事實、責任都比較清楚，就很難促成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了。
在現代社會中，紛繁復雜的民事糾紛要求糾紛解決機關更注重每起糾紛解決的社會效果，糾紛解決機制的多元化無疑可緩解或消除這種矛盾，隨著傳統糾紛解決機制在日常的社會生活中日益為人們所熟悉，其各種解決手段在其功能上的局限性也隨之明顯。面對審判花錢費時和一刀兩斷式的判決方式未必能真正、完全的解決糾紛的缺陷，人們期望訴訟中調解作為彌補上述功能缺陷的有效手段之一。這就要求將訴訟調解提一個高度，充分發揮其簡易訴訟和根據糾紛的實際情況靈活多樣的加以解決的作用。因此，訴訟中的調解制度作為解決糾紛的一種制度應該倍受重視。
參考資料：
1、《訴訟法學長論》 胡錫慶主編 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經濟糾紛的訴訟期范文5
本文所探討的小額訴訟程序是指較簡易程序更為簡便的、專門用來解決標的額極小的民事糾紛的一種獨立的訴訟程序，其并非簡易程序的附屬程序，而是與簡易程序并列存在的獨立的第一審程序。相比起簡易程序，小額訴訟程序具有以下特征：
(一)使用范圍特定。小額訴訟程序的適用范圍基本上僅限于債權債務糾紛，且適用的訴訟標的額極小，通常由法律明確規定。
(二)程序簡便，審理形式非正式化?！靶☆~訴訟請求程序所追尋的理想是不需法律技巧的簡易和效率”。小額訴訟程序的簡便性貫穿在訴訟過程的各個環節之中。例如，在審理中不適用嚴格的證據規則，作證時可以不經過宣誓，以及法院可以限制交叉詢問，狀和答辯狀可以采用法院印制好的表格，也可以口頭進行；甚至無需法庭記錄；判決也只是宣布結果，而不必說明理由等等。
(三)法官被賦予了更多的職權和裁量權。在小額訴訟中，法官更為主動地介入訴訟，當事人雙方的對抗則受到一定的限制，在通過法官的職權指揮和職權裁量縮短訴訟周期，以節省時間、費用和人力。
(四)低成本、高效率。小額訴訟程序通常完全免費或者只收取極少的訴訟費，同時，為了節省費用，小額訴訟程序對當事人聘用律師訴訟持消極態度，有些國家甚至禁止律師訴訟。由于審判多數是以普通大眾可以接受的簡便方式進行，當事人本人不依靠律師的幫助也可以勝任。當事人得以較低的成本獲得公正的司法裁判。
二、在農村基層司法機制中構建小顫訴訟程序的必耍性
在市場經濟轉軌、利益格局調整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下，我國農村糾紛解決呈現出新的特點：一是小額錢債糾紛在農村經濟糾紛的比重比較大，而且呈上升趨勢。近年來，隨著中央和地方一系列惠農政策的出臺，我國農村經濟得到長足的發展，村民間的商業經濟交往活躍。村民間的借貸比較頻繁，如借錢來投資小生意或蓋房子的現象、買賣賒賬的現象非常普遍，這些借貸的金額比較小，大多在5萬元以下，一萬元以下的也很常見。二是訴訟成本的高昂迫使許多農民不得不放棄訴訟。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的社會經濟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農村糾紛形態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中國農村正在從傳統的鄉土社會向現代商業社會轉型，司法正在逐步成為解決農村糾紛的主要權威LzJ。但由于在司法訴訟成本高昂、農民當事人的訴訟能力不足的現狀下，司法在農村糾紛解決中的效率還不盡如人意。特別對于涉案金額小而訴訟的成本太高的小額錢債糾紛，如果通過訴訟解決，結果可能是“贏了官司輸了錢”。因此，為合理分配資源與提高訴訟效率，完善當前農村經濟糾紛解決機制中的不足之處，小額訴訟程序尤顯必要。在農村基層司法機制中增設小額訴訟程序的必要性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簡易程序在解決農村小額糾紛的困境
我國民事訴訟程序中的簡易程序實質上只是普通程序在某些環節上的簡化，而非一個完整的獨立程序，對于農村的小額爭議而言，仍顯得不靈活、不經濟、不方便，難以滿足法院處理簡單涉農民事糾紛的要求。其具體表現為：第一，開庭時間、地點不夠靈活。由于現行民事訴訟法沒有把簡易程序視為獨立于普通程序的一種特別程序，沒有為其設計單獨的程序運行環節，簡易程序中很多情況只能適用普通程序的內容，如開庭時間只能是在工作日，而不能是在節假日，開庭地點只能在人民法院或派出法庭。第二，、傳喚、應訴、舉證等程序對于農村小額爭議而言仍顯得繁瑣。如民事訴訟法本來允許人民法院在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時，“用簡便的方式隨時傳喚當事入、證人”，但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十一)項卻將未經傳票傳喚，缺席判決的案件規定為再審的法定條件之一。這等于否定了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中使用簡單的方式傳喚當事入、證人的做法。第三，3個月的審限對農村小額爭議來說顯得過長。不僅如此，按照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在以簡易程序審理案件的過程中，如果發現案隋復雜，需要轉化為普通程序的，可以轉化為普通程序，而一旦轉化為普通程序，審限變為6個月。如果因特殊情況在6個月內不能審結的，經過本院院長同意后，可以延長6個月，還需要延長的，報請上級法院同意。實踐中，有一些本來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案情并不復雜，但由于法官辦案拖拉，不能在3個月內審結，于是以案情復雜為由轉化為按普通程序審理，從而人為造成審結期限過長。這樣，即使是小額爭議，也可能在6個月甚至更長的期限內審結。由此可見，我國農村小額爭議的特殊性，客觀上要求有與普通程序、簡易程序不同的新型訴訟程序。
(二)小額訴訟程序的特有屬性適應農村小額糾紛解決的需要
小額訴訟程序的特有屬性能大大降低農民進入訴訟救濟程序的成本，合理避免農村解決數額較小的案件時的不必要損耗，是實現司法為民的有效途徑。程序的簡便化、訴訟成本低是小額訴訟程序的特有屬性。其程序的簡便體現在訴訟過程的每一個環節：狀、答辯狀和判決書多采用表格化形式；開庭時間可以放在休息日甚至晚上；開庭地點不局限于法庭之內，判決通常只宣布結果，而不是必須說明理由。由于程序簡便，當事人通常不需要律師即可操作。程序的簡易性對于農民大眾來說更加容易理解與執行，必將受到農民百姓的歡迎。在經濟發展相對不發達的廣大農村，高昂的訴訟成本是阻礙當事人選擇訴訟的重要原因?！盁o論審判能夠怎樣完美地實現正義，如果付出的代價過于昂貴，則人們往往只能放棄通過審判來實現正義的希望”。小額訴訟程序通常完全免費或者只收取極少的訴訟費，而且結案效率較高，開庭地點甚至可以在村里的祠堂或田間簡便的訴訟程序使得當事人本人不依靠律師的幫助也可以勝任從而節省律y幣費用?？梢姡☆~訴訟程序不僅減少國家和當事人雙方的負擔，而且有利于社會整體規模上正義的實現。建立小額訴訟程序，更能對于促進農村法制教育，提高農民法制意識，因為“對于小額訴訟的悉心照顧，可使國民與司法在真誠的意義上相互聯系，培育國民的司法根基”。
(三)小額訴訟程序是構建農村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重要一環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調整，農村社會矛盾糾紛日益多樣化與復雜化，建立多層次的、全方位的、功能互補、程序銜接的農村糾紛解決機制，將有利于賦予當事人在糾紛解決方面更廣泛的程序選擇權，有利于及時、妥善解決各種社會矛盾，滿足糾紛當事人的不同要求，而和解、調解、仲裁和訴訟等均是構建農村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盡管在農村糾紛解決中，非訴訟的糾紛解決方式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但是不可否認，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也有著先天的不足。如經民間調解而達成的和解協議并無強制執行力，若該和解協議無法履行，當事人仍需求諸司法。而關于仲裁，目前我國的仲裁方式主要有商事仲裁和行政仲裁。對于商事仲裁，許多農村小額錢債糾紛往往難以適用，由于我國的商業仲裁機構大多設立在大中城市，其受理的案件通常是標的較大的商事糾紛，而且仲裁費用相對比較高。至于目前我國某些省份已設立農地糾紛仲裁委員會對農地糾紛進行行政裁決，但農地糾紛仲裁委員會的受案范圍僅限于某些農地糾紛，小額錢債糾紛無法適用。訴訟作為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是解決爭議的最后也是最有力的手段，并具備其他解決機制無法替代的優勢。特別是近幾年，我國農村特別是發達省份的農村社會經濟生活已逐漸向現代商業社會轉型，司法逐漸成為解決農村糾紛的主要權威方式。因此，我們在構建農村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時，不能因強調其他糾紛解決方式，而弱化司法的主導地位和主導作用。而目前我國的民事訴訟程序中，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由于簡易性和靈活性不足，無法滿足農村小額糾紛解決的需求，導致司法手段未能在農村糾紛解決中發揮應有作用。因此有必要增設小額訴訟程序以完善農村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構建。
三、在農村基層司法機制中構建小顴訴訟程序的立法構想
(一)農村基層司法機制中構建小額訴訟程序應遵循之原則任何制度的建立必須立足于本國的實際情況(包括本國的訴訟體制、訴訟文化以及其他機制等)，筆者認為，在我國農村基層司法機制中構建小額訴訟程序應遵循以下原則。一是獨立原則，指小額訴訟程序應與簡易程序應相互獨立，互不包含。我國當前的民事訴訟法沒有小額訴訟程序的明確規定，司法實踐中通常對小額糾紛和簡易糾紛不加區分，均適用簡易訴訟序。因此在立法設計時應注意體現小額訴訟程序在立案、受理、證據規則、庭審方式、判決方式等各個方面與簡易程序的不同，并明確小額訴訟程序是與普通程序、簡易程序并列的第一審程序。二是區別原則，指在農村小額訴訟程序的制度設計(如受案標的金額、案件處理地點和時間)上，應充分考慮我國農村與城市的差異、發達省份農村與欠發達省份農村的差異，不能一味地以全國平均水平為標準，應考慮我國經濟層次的復雜性和城鄉差異性，允許各省在一個合理范圍內規定各省的標準。三是衡平原則，指農村小額訴訟程序的構建應處理好國家法與鄉土正義的關系，把握法定程序與靈活方式結合的尺度。審理方式的非正式化是小額訴訟程序的一大重要特色，審理方式的靈活性有助于發揮法官的辦案智慧，高效率地解決糾紛。但過度靈活和簡化的訴訟程序則很有可能侵害到當事人的基本訴訟權利，從而影響訴訟結果的公正性。因此，需要在小額訴訟程序的立法中規定哪些基本程序不得簡化，哪些程序可以由法官靈活決定，并規定靈活程序的限度。如一方當事人有正當理由不出席庭審，法官不得任意缺席判決，應充分尊重當事人的知情權和辯論權。
(二)農村基層司法機制中構建小額訴訟程序的具體設想
1、關于小額訴訟程序的受案范圍和機構設置
我國的小額訴訟程序應當限于小額錢債糾紛，即以金錢給付請求或者其他替代物、有價證券為給付請求的糾紛，身份關系的案件應排除在小額訴訟的受案范圍之外。在確定小額訴訟的受按標的限額時，應遵循區別原則，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范圍內制定一個最高限額，如人民幣5萬元，再授權各地高級人民法院根據本省農村社會經濟發展隋況確定本地的標準，并報最高人民法院審批。對于我國小額訴訟機構的設置，可在基層法院內或派出法庭設立專門的小額法庭。
2、關于小額訴訟具體程序的簡化
(1)和答辯的方式。小額訴訟使用表格化的狀和答辯狀。無論是、還是答辯鼓勵口頭形式為主，不能要求當事人必須出具書面狀或答辯狀。當事人以口頭方式的，法院應記入筆錄。對于當事人的，法院經審查符合條件的，可以當天立案。
(2)減免訴訟費用。小額訴訟程序是一種簡易，廉價的司法程序。訴訟費用的減少，可減輕當事人的負擔，也可鼓勵當事人利用該程序，而且有利于貧困當事人接近正義的實現。
(3)開庭地點與時間的靈活性。如果當事人同時到法院請求解決糾紛，審判人員可以當天進行審理。具體的開庭地點可靈活設定，可設在鄉鎮的司法所內，或根據具體情況在祠堂或田間開庭，以方便當事人。在經過與當事人的協商或經其同意后，可采用夜間或周末開庭、節假日開庭的做法。
(4)開庭程序的簡化。小額訴訟原則上以一次開庭審理即告終結。同時為了避免使案件變得復雜化，導致訴訟遲延，在小額訴訟程賡中被告不得反訴。小額案件應鼓勵當事人親自參加訴訟，允許由當事人親友訴訟，但限制聘請律師，除非當事人或其親友確實由于缺乏基本法律常識無法參加訴訟，經主審法官權衡利害后，允許其聘請律師訴訟。小額訴訟應由小額庭法官一人審理，鼓勵法官在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環節采用靈活程序以高效解決糾紛。
經濟糾紛的訴訟期范文6
關鍵詞：經濟法責任；獨立性；訴訟程序
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經濟法法律體系和法律規范也日益發展。發展至今，經濟法已然構建了一套獨立的、具有內在系統性，并能與民法、刑法和行政法劃分開來的法律理論體系，已經明確了在法學體系中的獨立部門法地位。然而，獨立的經濟法部門法地位并不能夠徹底地解決有關經濟法責任的獨立性問題，許多學者依然在探究許多有關經濟法責任的各種問題。
對“經濟法責任是否具有獨立性”這個問題，學界對其進行的探討從未停息，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對經濟法責任具有獨立性持肯定態度，認為經濟法責任絕不僅是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的簡單相加；另一種觀點認為經濟法責任不具有獨立性，不過是借用傳統法律責任而已。我認為，經濟法責任的理論研討也將遵循著量變到質變的發展規律，隨著現實生活中各項經濟問題的凸顯、經濟法責任形式的多樣化發展以及學者們對其獨立性和實現方式等的進一步探討，經濟法責任將日益彰顯其重要性，并最終形成獨立的經濟法責任法律體系。
一、經濟法獨立責任概念與涵義
經濟法責任，又稱經濟法的法律后果，是指“經濟法所規定的，人們在違反經濟法所設定的法律規范后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即人們違反了經濟法所規定的法律義務所應當付出的代價經濟法責任在本質上是獨立的，在研究過程中，既不能將經濟法責任與其他法律部門責任劃等號，更不能割裂經濟法責任與其他部門法責任的聯系。經濟法責任的獨立性，是指“作為經濟法的有機組成部分，經濟法責任能夠在內涵、功能、目的和價值等方面符合經濟法的獨立體系要求，并與其他部門法律責任相區別，因此，關于經濟法責任獨立性問題的研究是明晰界定經濟法責任的前提，也是辨析經濟法責任與其他部門法責任的差異性及需要借鑒吸收之處的重要依據。
二、經濟法獨立前提與必然性分析
（一）經濟法具有獨立的調整對象。法律以社會關系為調整對象，大多數法律部門都有自己的獨特的調整對象，從而與其他法律部門相區別。經濟法也不例外，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它以特定的經濟關系為自己的調整對象，不與民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部門有任何交叉、重疊或重復。
不同法律部門的概念決定了各自所特有的調整對象，經濟法調整經濟關系，民法也涉及經濟關系，但是經濟法所調整的經濟關系是發生在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以社會公共性為根本特征的經濟規制關系。因此，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并不涵括全部的經濟關系，而是以社會公共性為根本特征的經濟規制關系，并且是以政府為一方主體，市場參與主（企業、個人）體為另一方所形成經濟規制關系。當規制管理的事物屬于經濟范疇時，行政機關只能以經濟規制者的身份參與調整經濟規制關系，而不是以行政管理者的身份出現。因此，經濟法與行政法、民法的界限是清晰明了的。綜上，經濟法具有獨特的調整對象，且并不與其他部門法交叉重疊。獨特的經濟法調整對象構成經濟法責任獨立的前提。
（二）發揮經濟法調節作用的需要。為了保證經濟法的調節作用充分發揮，需要確立經濟法責任的獨立地位。一直以來，民法主要用于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行政法致力于調整個人和國家之間的法律關系。協調的法律責任制度應當是建立在各部口法協同合作、銜接有序的基礎上的，想實現這一目的，各部口法就應該有自己特定的調整對象及調整機制，在不同的行為主體同時違反多個法律規范時，依據相應的法律責任制度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只有承認經濟法責任的獨立性，明確規定觸犯了經濟法規定需要承擔不為其他法律所涵蓋的法律責任并通過特殊的程序給予保障，那么經濟法作為獨立部口法的作用就可得到充分發揮，其對市場經濟的調節能力才能得到充分展現。
（三）是法律責任理論發展的必然趨勢。由于時代和制度的約束，傳統的責任理論不可避免的會存在偏狹和缺位。于是，法律責任理論一直處于發展、創新之中，新的觀點或理論不斷涌現，不斷地挑戰傳統理論，使之獲得不斷的發展和創新。隨著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法律部門的產生和發展，傳統的法律責任理論已難以解釋經濟法缺乏自己獨立法律責任而需援引其他部門法責任的問題，局限性已日益顯現經濟法應當擁有自己的獨立法律責任的觀點便應運而生。因此，應當正確認識經濟法責任對傳統法律責任理論的補充、拓展和完善，充分地相信傳統法律責任理論必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發展，而經濟法責任的獨立將成為傳統法律責任理論發展的必然要求。
三、完善我國經濟法責任獨立訴訟程序的立法建議
（一）完善經濟訴訟程序。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其調整的社會關系具有獨特性，解決這些與眾不同的社會關系的糾紛的程序必須與實體法相適應，從而實際意義上的經濟審判庭的構建應當從于實體法和程序法的構建，最后再落實到審判實務工作中去。因此，應當盡快完善經濟訴訟程序，在經濟實體法和程序法完備的基礎上，才能創設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審判庭審理經濟法上的糾紛。
經濟訴訟也可以效仿民法特別程序法制度，暫時先設立經濟訴訟特別程序，在條件成熟時，設立經濟訴訟程序法。在其中明確以下規定：一是原告的范圍，原告應做擴大化解釋。二是的對象，應當是國家及其政府經濟管理部門，是針對國家及其政府經濟管理部門所有管理和調控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作為與不作為。三是訴訟的目的，應當明確經濟訴訟的目的是不僅為了彌補個案救濟，更是以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目的。
（二）專門的審判機構。根據我國現行的司法體制，結合經濟訴訟的特殊性，我認為可以先制定經濟訴訟特別程序法，然后在法院的內部設立專門的經濟審判庭，審理適用經濟訴訟特別程序的經濟糾紛案件。但是，依照經濟訴訟特別程序法設立的這種經濟審判庭與早前被撤銷的經濟審判庭有著本質上的區別，是專門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的專門法庭，適用的法律應當是經濟訴訟特別程序法。施行一段時間后，待條件成熟時，可以增設專門的經濟審判庭來審理對政府經濟管理職能部門損害社會經濟利益的不當管理行為提起公訴的案件。然后視實際情況而定，逐步增加并完善經濟審判法庭的受案范圍，以期能夠涵蓋并解決絕大部分的經濟糾紛案件，實現經濟法的可訴性。誠如學者所言：“只有當無直接利害關系的當事人或國家授權的組織為保障社會公共利益而時，這種案件才可界定為經濟審判庭的受案范圍?！币来藰藴?，反壟斷案件、反不正當競爭案件、擾亂財政稅收秩序案件、環境與資源案件以及其他經濟法糾紛案件等都應當由經濟訴訟程序法來做出相關規定，并納入經濟訴訟審理的受案范圍中。
（三）完善具體的經濟公益訴訟制度。經濟公益訴訟制度，首先應當規定原告的資格，檢察機關、社會團體、受害人及其親屬都應當有權提起公益訴訟，并完善公益訴訟代表人訴訟制度。其次是受案范圍，也即納稅人公益訴訟的客體，具體指納稅人公益訴訟針對的對象。應當包括擾亂財政稅收秩序、國有資產流失、環境與資源以及涉及社會公共利益的壟斷、不正當競爭以及消費侵權案件等。第三是舉證責任，應當規定公益訴訟原告資格的由原告即納稅人等進行舉證，對政府行為的合法性應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由被告政府機關承擔舉證責任，所訴行政機關違法事實行為由作為原告舉證。第四是應當設立符合經濟公益訴訟要求的公益法庭。
獨立經濟訴訟程序的構建與完善不僅彰顯經濟法責任的獨立性，更有利于經濟法責任的實現，以實現國家對經濟法律關系最強有力的保護。因此，在這個基礎之上，應當盡快構建和完善我國獨立的經濟法責任訴訟程序制度來保障市場經濟的順暢，保障社會公共效益。
（作者單位：臨沂大學法學院）
參考文獻：
[1] 劉水林：《論經濟法責任的二元結構與二重性》，載《政法論壇》200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