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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勞動經濟學范文1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歧視；個人性狀因素；規范性判定標準
中圖分類號：F24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4）03-0035-06
勞動力市場歧視（labor market discrimination）又稱“勞動歧視”，是一種在市場性就業領域里廣泛存在的行為與經濟社會現象，從經濟和社會倫理角度無疑具有貶義的性質。當今世界無論是法制化的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還是缺乏相關制度建設的經濟不發達國家，都難以杜絕以多種形式出現的勞動歧視現象的發生。積極消除勞動歧視現象，對保護勞動者的就業與工資報酬等方面的合法權益，實現勞動力市場的交易公平與社會公正以及構建和諧社會，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然而，勞動歧視作為一個在經濟學理論體系中帶有明顯的規范性質的行為，對其科學界定存在許多認識分歧和操作困難。如何科學地界定勞動歧視行為和確立判定標準，是勞動經濟學、勞動法學的理論體系建設所需要迫切解決的重要課題。
一、勞動力市場歧視行為和現象產生的主要原因
勞動力市場歧視又通常簡稱為“勞動歧視”，一般是指在勞動力市場交易活動中所發生的與勞動者個人的性狀因素差異有關的不公平的行為或現象。在現實世界中，每個勞動者的個人性狀因素都會存在差別（異質性）；同時勞動者的個人性狀因素也大體可分為自然、社會、經濟等多種類型，其中：自然性狀（人口學）因素，如性別、年齡、體質、容貌、健康狀況，等等；社會性狀因素，如家庭出身、社會身份、種族、政治信仰、宗教、居住地、婚姻狀況等等；經濟性狀因素，如學歷、專業、工作經驗、技能水平、體力等等。雖然現代勞動經濟學認為勞動歧視行為可以來自于雇主、雇員之間和顧客三個方面，但總體上講，絕大多數的勞動歧視行為都來自于雇主（用人單位）方。因此，這里所討論的勞動歧視都指的是由雇主（用人單位）對求職者（受雇人選）與雇員（受雇職工）所實施的勞動歧視行為或現象。
現代勞動經濟學對勞動歧視行為或現象產生的原因曾經進行過大量的研究和探討。目前建立的有關由雇主（用人單位）實施歧視的模型主要依據在微觀經濟領域的案例分析，如著名的社會經濟學家貝克爾（G.Becker）所提出的“個人偏好”模型，以及其他勞動經濟學家相繼提出的“不完全競爭市場”模型、“雇主共謀”模型、“雙重勞動力市場”模型、“階級分化”模型；“就業隔離與排擠”模型；等等。上述模型的理論基點除了“個人偏好”模型帶有一定的個人行為的非經濟理性的假設性質外，其他的模型實際上都是建立在雇主的經濟理性的假設上，即雇主實施勞動歧視行為都出于其對收益最大化（利潤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的考量和追求。雇主或用人單位之所以實施勞動歧視的行為，顯然出于該行為的實施有利于實現利潤或收益增進的預期；反過來說，如果雇主或用人單位實施的勞動歧視行為直接或最終會使其收益最大化目標預期不能夠實現，則他們的勞動歧視行為就會被自我約束或被停止。貝克爾在勞動力市場屬于自由競爭的假定狀態下，認為非理性的勞動歧視個人偏好行為都會直接或間接地給實施歧視者帶來一定的經濟或精神道義方面的損失，因此不可能成為勞動力市場中的普遍。
現代勞動經濟學將勞動力市場劃分為企業外部和企業內部兩個領域。勞動歧視現象既會發生于外部勞動力市場的交易活動中，也會發生于企業內部的勞動力市場的交易活動中。按照勞動力市場交易發生的時間順序，勞動歧視首先與外部勞動力市場的求職與聘用的供需交易活動密切相關。在實現就業交易的外部勞動力市場中，雇主（用人單位）在對于求職者的錄用與否的選擇標準制定與執行上，往往是發生勞動歧視行為的起點與關鍵所在（即“就業歧視”）。其次在勞動者實現就業后的企業內部勞動力市場中，雇主（用人單位）在員工之間實行的工資薪酬、勞動環境、職業期限、培訓機會、層級升遷等按照個人的性狀因素的差別性對待現象，很多也表現為勞動歧視（即“雇傭歧視”）。
人們不難發現，目前勞動經濟學所提出的許多勞動歧視模型往往都帶有一定的典型案例的經驗總結性質。如果我們進一步從勞動力市場交易活動的角度來探索勞動歧視現象產生的原因，大體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1）勞動力市場的供給大于需求格局的長期性維持。當勞動力市場在一個較長時期都處于供過于求的狀態下，需求方（企業和雇主）對市場勞動力的使用無疑有很大的選擇余地，也形成了需求方在市場交易的強勢地位。因此，他們可以在與勞動力使用相關的經濟性狀因素特征之外，進一步再根據勞動者個人的一些性狀因素進行非經濟的偏好性選擇；他們還可以進一步利用勞動者在工資談判交易的弱勢地位，對他們之間實現按個人性狀因素的工資報酬的區別性對待。顯然在企業具有對員工進行充分選擇的背景下，實施這種歧視行為不僅不會有損于企業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反而有助于實現利潤最大化。雖然在企業內部雇主實施勞動歧視的行為可能會導致一些員工流失，但在就業困難的外部市場條件下，同質員工會得到及時的補充。（2）市場信息的不充分性。從理論上講，完全競爭市場存在的前提之一是市場信息的充分化。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供需雙方所掌握的信息完全充分的情況又幾乎不存在，而信息不充分才是市場的常態狀況。其中從勞動力市場的需求方的企業來看，其實很難從市場交易的活動中全面、真實地了解勞動者個人的未來的工作表現與實際績效。因此，企業在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除了普遍實行招聘的新員工試用期制度外，往往還會按照性別、社會身份、學歷之類易于界定和考察的個人性狀特征，來預期勞動者工作的表現和能力水平的狀態。從經驗的角度，這些可直接觀察的勞動者個人的性狀因素特征一般會代表今后的工作績效預期，對企業而言是一種降低市場交易成本的簡便而經濟的方法。但有關辦法落實到個體頭上時，就有可能形成對部分勞動者的勞動歧視。有學者將這些由信息不充分所導致的歧視現象稱為“統計歧視”現象，即將具有不同的勞動生產率的人群用一個統一的平均勞動生產率水平來設定工資，它必然會在平等勞動者之間造成不平等的經濟待遇即歧視。（3）一些勞動力市場的不合理制度安排。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為：不具備平等競爭條件下的勞動力市場交易所產生的收入差距往往是不“公平”的。在勞動力市場交易中，雇主（用人單位）按照經濟因素對勞動者個人的性狀因素進行選擇，應當是一種平等交易的制度安排。但是勞動就業活動無疑是一項復雜的社會活動，很難避免其他非經濟歧視因素的干擾。一旦政治歧視、宗教歧視、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社會身份歧視、意識形態歧視、文化歧視、生活習俗歧視等被引入到勞動力市場交易的領域之中，就往往會轉變成為就業錄用和雇傭等形式的勞動歧視行為。
如果將其運用到對勞動歧視的判定方面，假如我們發現雇主完全按照個人性狀因素的效率高低進行排序而實現招聘，客觀上實現了雇主在用人的效率最大化目標，同時也沒有應聘者的絕對利益損失現象，即符合“帕累托改進”標準的，所以也就不存在招聘活動中雇主對求職者的勞動歧視。反之，如果雇主不是按照共同認可的錄用規則和程序錄取員工，如沒有按照應聘者反映工作效率預期的綜合分數排序而加以錄用，則可以被認為存在勞動歧視的行為。又如雇主或用人單位的工資分配辦法是通過減少一些勞動者的合理的工資報酬的方式，來提高另一部分勞動者的報酬或福利，就可以認定該雇主或用人單位違背了“帕累托改進”原則。存在勞動歧視的行為。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也發現，在許多情況下，會出現一部分人在交易中或制度變遷中利益有所增進，而另一部分人則利益有所損失的結果。但是，如果一部分人的境況由于交易或制度改革而變好，只要整體性的福利或收益的增進能夠足以補償另一些人的損失，那么社會整體的福利與收益就有所改善，那么，這種制度變遷或交易的結果也是能夠接受的。這就是著名的福利經濟學的另一個對“公平”的規范性判定標準：卡爾多―希克斯標準（Kaldor― Hicks Criterion）。該標準又稱為“社會總福利增進的補償”標準。即任何市場新交易規則和經濟活動形式的改變的基本前提都應使社會總福利有所增加。雖然一些市場交易或制度的改革中有一些人可能受損，但由于社會總福利會有所增進，便可以用社會的收益和福利的增進部分來對受損者進行合理的經濟補償，從而實現經過“修補”后形成的帕累托改進狀態；否則有關的活動從規范經濟意義上講是不可取的，是違背公平、公正的原則的。如果社會需要做出的經濟補償超過了福利的增進，則該經濟資源配置模式或制度安排是缺乏效率的，即應予放棄或消除。從經濟學的“效率――公平”維度出發，該標準又可稱為“非帕累托改進的補償”原則。在現實經濟生活中，政府往往會對一些為了公共利益而推行“非自愿交易”（如城市道路的拆遷、水庫建設移民搬遷等），但是通過政府的公共財政收益對利益損失的人群進行經濟補償，因此是符合公平原則的。
在處理勞動歧視的問題中，如果雇主和用工單位實施了勞動歧視行為，但由于各種原因而難以糾正既成的事實，則雇主應當對實施歧視的行為所造成的損失給予一定的經濟賠償。從勞動制度和法律上確定對被歧視的勞動者的經濟補償，借以提高歧視實施的成本，顯然有助于減少或消除勞動歧視的行為發生。在國外，不少勞動歧視的案件的被歧視方勝訴后，都可以獲得由實施歧視方的一定金額的經濟賠償。
進一步講，在判定勞動歧視的規范性標準方面，還存在一個廣泛運用于民主政治、立法和經濟決策的“多數意愿”標準或原則。即在社會分歧巨大，也難以實施經濟補償等方式加以調解利益矛盾的情況下，可以假定在多數人支持、擁護的情況即為社會總福利的增進（當然也可能未必如此），從而依照民主程序，將多數人傾向性意見作為反映社會總福利增進的規范性標準。在現實生活中，“多數意愿”原則按照問題的重要性而設立為“簡單多數”（一半以上人數支持）、“絕對多數”（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以上人數支持）的表決或投票模式。目前在諸如現代股份制企業的經營決策、人事任命、規則制定、獎勵處分等經濟活動中，“多數意愿”原則也得到廣泛的認同與運用。多數原則作為政治、法律領域反映民利和實現民主程序的一項最基本的原則，也可以運用來作為勞動歧視的判定標準。由于經濟人決策的多目標性、決策依據的信息不充分性等原因，多數社會成員所認同的事物不一定就是正確的，甚至還可能是非理性的。但是只要存在民主制度的糾錯機制，理性的人們會及時調整他們的觀點或傾向，而通過民主程序重新選擇符合社會總福利增進的新方案。因此，所謂符合“多數意愿”的規范性標準，在一般意義上也可以作為反映經濟活動中的“公正”和“公平”乃至“正義”的標準。
在勞動歧視的判定上，如果出現社會成員之間的嚴重認識分歧而難以彌合的情況，可以按照廣泛地征求民意、充分表達的途徑，依照多數人所持有的主流傾向來作為判定標準，也不失為一種簡約而有效的對勞動歧視的公平判定方式。其中在信息社會的互聯網絡的有力工具被民眾廣泛使用的條件下，政府和司法機關可以通過網絡及時、有效地了解社會多數人的意愿和傾向作為參考，從而對一些社會普遍關注的勞動歧視現象作出更接近公平的判定。
參考文獻
[1]郭正模.勞動力市場經濟學原理與分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2]J.明塞爾.勞動供給研究[M].張鳳林等譯，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1.
[3]薩爾.D.霍夫曼.勞動力市場經濟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9.
現代勞動經濟學范文2
[關鍵詞] 勞動合同法 立法傾向 經濟學分析
《勞動合同法》頒行后出現的“立法震蕩”前所未有，有人因而發出了“幾家歡樂幾家愁”的感慨。筆者認為，法律是要求國民一體遵行的規范性文件，應是成熟的法治思想幾經必要的專業論證，完成立法程序后的權威結果，其必順應社會發展大勢并經得起實驗的檢驗。作為一部調整互享權利，互負義務，彼此雙向選擇的勞資雙方權利義務的民商法律規范，卻從立法高度宣稱保護合同一方當事人――勞動者的權益，并運用了行政法的立法邏輯和表述方式，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因為一部新法的頒布就驟然制造了新的勞資關系的緊張，挑起了新的社會矛盾的產生，也必然引起人們關于良法、善法的思考。筆者試圖在法律分析之外，通過權威經濟學理論的觀點對《勞動合同法》進行分析。
一、勞動價值理論分析
一切勞動都是人類的體力和智力的耗費，但不是所有的耗費都是勞動。作為有社會價值、經濟意義的勞動，一方面是人們為了生產滿足各種不同需要的商品所進行的各種特殊性質和具體形式的創造商品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具體勞動“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作為有用勞動，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即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但從實現經濟目的和社會發展要求而言，具體勞動并不能形成社會總體意義上的商品價值。只有撇開各種勞動的具體形式和特定性質，將一切勞動歸結為社會總體在腦力和體力上的支出，這種一般人類勞動即抽象勞動的凝結，“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形成商品價值”。抽象勞動才能真正反映出商品經濟條件下人和人之間的社會生產關系，此是勞動的社會屬性。
抽象勞動作為創造價值的勞動，是勞動的社會屬性，這才是作為調整勞資關系，規范勞動行為，保障勞動價值的勞動立法斷不可忽視的關鍵?！秳趧雍贤ā分栽陬C行之后引起了勞資關系緊張這一不可否認的客觀后果，之所以誤導勞動者員工對用人單位的對立態度和無中生有“賠償訴求”的奢望傾向，乃是立法者偏重于對具體勞動自然行為的認識，而忽視了對抽象勞動的社會屬性的認知，似乎忘記了是抽象勞動而不是具體勞動創造價值這個“勞動二重性”的基本經濟學原理。作為規范勞動、勞動關系的法律規范，其應反映、調整、規范的是勞動的社會屬性，即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生產關系，而絕不應限于勞動的自然屬性。如此才能體現法律規范的法治價值、社會價值、人文價值以及它所想要體現的勞動價值。同時還要考慮到，無論哪個時代的勞動價值以什么標準要素為其核心體現，其差別都是存在的，這些差別存在于勞動者自身，不同的勞動者之間以及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即使在完善的勞動市場中也存在這些差別。因而就不同勞動者而言就必然存在差別勞動、差別薪酬、差別管理、差別待遇，當然還有勞動責任大小的差別。在現代，勞動的價值其實更多是以效率和效益來衡量的，在個別勞動關系中又存在著勞動態度和責任心的衡量標準。
勞動力市場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勞動者和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雇主提供一種在雙方之間達成良好匹配的信號和機制。然而，實現雙方之間的這種匹配是一項非常艱難的任務，這是因為，不同的勞動者在技能和偏好方面的差異很大，而雇主所提供的工作崗位在任職要求和工作環境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別。實現勞動者和雇主之間的最佳匹配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試錯過程……既然勞動合同雙方進行相互選擇結合的實質是個“試錯過程”，既然立法者意欲實現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長期“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就不應該采取強調保護某一方利益的法律傾斜立場，而應使雙方的利益關系和權利交換平衡、協調，并一體平等地得到保護，使得雙方本已通過“試錯過程”的結合不要再出現“試錯結果”。在人類生產過程中，沒有社會生產關系的和諧規范、利益多元、互利雙贏，就沒有勞動生產關系的穩定建立和生產力的健康發展，因而也就談不上勞動的有效使用并體現勞動價值。只有把準了社會屬性，理順了生產關系，才能在真正意義上促進各別具體勞動與自然關系的結合，達至勞動自然屬性的實現。
我們還應注意到，在《資本論》問世一百多年后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勞動”之涵蓋已經超越了馬克思個別具體論斷的歷史局限，股東、雇主、企業家進行企業經營管理本身就是勞動，也參與了價值和剩余價值的創造。事實上，勞資關系雙方都以所在用人單位興盛發達，效益倍增為榮，社會人士也無不希望自己因所處區域成為投資福地、經濟熱土而受益，而不愿意出現“立法恐嚇”而屏退投資者，影響用人單位存量，減少勞動就業機會，壓縮對勞動者的招雇使用渠道。雖然根據我國《公司法》及現行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經營模式并舉的社會形勢，勞動者也同時直接是用人單位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之情形不乏其例，但畢竟不可能成為全部。難道勞動者如果沒有成為用人單位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不能參加企業的有關決策和利潤分成，就必然要形成勞資關系的對立，造成勞動關系的緊張嗎？若其如此，則恰恰不能維護勞動者的利益，甚至連勞動者的勞動權利都受到影響。因為不符合馬克思的勞動力商品理論。
二、勞動力商品理論分析
被奉為“勞工階級的圣經”的《資本論》，對勞動力作了一個確當的經濟學定性――商品，馬克思指出，勞動力成為商品，是貨幣轉化為資本的前提。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馬歇爾，在其“揭示市場經濟奧妙”的鴻篇巨作《經濟學原理》中指出：作為生產要素的工人在交易時出賣的只是勞動，并不是他本身。作為具有人格權的勞動者本身不是商品，而勞動者所擁有的勞動力（技能、智力、體力）是商品，所付出的勞動是商品，勞動具有價值和交換價值。雖然權威經濟理論予勞動力以特殊商品之定性，但依然屬于商品范疇，依然要服從商品經濟規律，欲使商品實現其價值，必須是商品所有者與相對人發生關系以及商品互相發生關系，如果商品未能基于需和求而進行買賣交換，只停留在自己原來的形式上，其價值就不可能會實現，其價值量就永遠不會改變。要實現勞動和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就必須要實現勞動力商品所有人勞動者與勞動力商品需求者用人單位之間的關系對接、達成合作、互利雙贏。勞動者在用人單位通過自身勞動以及勞動能力的付出取得報酬，從而實現將勞動物化為商品，完成商品價值的創造。
任何商品都有價值，作為特殊商品的勞動力也有其價值，雖然與其他商品不同的是，勞動力的價值規定包含著一定的歷史的和道德的因素，但應注重的一個前提是，保障勞動者的勞動權是最大的道德價值和歷史現實，是實現勞動者生存權、經濟權、社會權最大的價值。勞動力在任何社會都是生產的基本要素，如果我們不給勞動力與生產活動相結合的機會，以道德綁架的立意或者權利衛士的面目出現，在客觀效果上卻阻止了勞動力作為商品實現其價值的途徑和可能，限制了商品所有者權利的行使，制造了勞動權利實現的障礙，那么，作為商品（勞動力）的所有人勞動者空懷商品而不能兌現其價值，空談權利何用？事實上，勞動力的賣者，和任何別的商品的賣者一樣，實現勞動力的交換價值而讓渡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他不交出后者，就不能取得前者。勞動力作為商品實現其價值的前提就是有機會付出勞動，勞動力作為商品被使用或被消費的結果也是要付諸勞動，雖然消費勞動力的同時會創造剩余價值，然而我們只有把勞動力的價值與使用勞動力所創造的價值區別開來，才是理解價值增值過程的關鍵，前者創造的自身價值是勞動者實現生存價值、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必要手段，甚至是基本要求；后者創造剩余價值，就是創造了人類財富，就是創造了歷史發展、社會繁榮的資本。沒有資本的積累和財富的創造，就沒有時代的進步。
剩余價值的實現，社會財富的創造和積累，絕不僅僅依靠勞動和勞動力本身就可以實現的，只有勞動者與勞動對象原料相結合才能出成果。企業將各種生產要素――主要是資本和勞動力――加以組合，以生產出能夠在某一特定產品市場上銷售的產品和服務。就勞動過程所必需的一切要素即物的要素生產資料和人的要素勞動力結合而言，沒有用人單位就業平臺就沒有勞動者的就業機會，也就沒有勞動力商品價值實現的條件；沒有資本擁有者和投入者提供生產資料、設備、土地、原料等勞動條件，勞動力就沒有其勞動對象，甚至連勞動的自然屬性都無法實現；沒有資本運營者和商品市場平臺，勞動產品甚至沒有交換價值的實現基礎，充其量只剩其使用價值而無價值，剩余價值也就無從談起。而剩余價值創造所形成的資本積累，是社會經濟發展進步的基本追求，同時也是人類財富不斷增加的原因和結果。應該說，勞動力價值的實現和剩余價值的創造，乃是勞動價值體系和勞動者自身價值同時存在的兩部分，二者是對立統一的關系。
無論是創造自身價值來實現和保障勞動者的基本權利，還是創造剩余價值實現社會財富的積累和增值，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如若對勞動者是否創造應有的價值，遵守應有的勞動規范予以忽視，對用人單位利用勞動力商品實現應有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不予支持，認為增加用人單位的用工成本、管理成本、違法成本就是“勞動工的勝利”，那么，“雇主就會產生這樣一種沖動，即通過采用一種更多依賴資本，而更少依賴勞動力的技術來降低成本。由于雇主向更為資本密集型的生產模式轉移，這就必然造成它們的勞動力需求數量下降，這種效應被稱為替代效應”，甚至不排除采取關門大吉，自我消失的做法，此則絕不利于勞動力商品所有人勞動者基本利益的實現，當然也不是我國勞動立法應當追求的效果。所以，勞動立法只有在深刻認識到勞動者所擁有的商品是其自身內在具備的勞動力，而如果一個商品擁有者欲有償付出自己的商品，卻首先被設定與有償利用其商品的人的對立，我相信，絕無“商品交易”的機會。請記住“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二百多年前的告誡：“人們的勞動所有權一切其他所有權的基礎，應該是最為神圣不可侵犯的。體力與技能是一個窮人所擁有的全部世襲財產，如果不允許他按照自認為正當的方式，在不傷害他人的條件下，運用他們的體力與技能，顯然就侵犯了他最神圣的財產。這不但侵犯了勞動者的正當自由權，而且還侵犯了雇主們的正當自由權?！@顯然是一種粗暴無理的行為”。
三、勞動就業理論分析
勞動是創造財富的源泉，而要增加社會財富積累，發展國民經濟，一方面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就是要完善勞動力市場，增加勞動力需求，擴大就業機會。只要國民收入和資本沒有增加，對勞動者的需求就不會增加。而收入和資本的增加，事實上，就是國民財富的增加。那么，勞動力需求的增加或減少取決于什么？從社會資本存量而言，取決于社會財富的多寡，取決于企業利潤的多少；從勞資關系雙方而言，取決于用人單位的總量存在，取決于用人單位的用人意愿及用工環境，絕不取決于勞資雙方的對立和立法的威嚇，更不可能取決于勞動者工人自己。除非如新馬克思學派理論家認為，工人要想得到真正公正、合理的利益，必須直接成為企業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若如此，《勞動合同法》則失去了調整對象，失卻了立法前提和立法意義，當然在客觀現實上也不可能。就業狀況歸根到底寄希望于勞動力商品的“買方”――用人單位。而用人單位的就業結構、崗位設置、用人規模，以及對勞動力的客觀需求與招用勞動者的主觀意愿，則當然又受制于用人單位所處的社會環境、經濟環境、法律環境和勞資關系狀況。然若立法不慎，刻意偏頗，拋卻法治思想，而以道德架綁理念主導立法思維和法意表達，誤導勞動者無來由的“維權”和不切實際的訴求，則必然不可能促使和實現用人單位提供或增加就業機會，其結果只可能會出現“立法性失業”。
馬克思之所以能夠通過勞動創造剩余價值現象，發現了資本剩余價值理論，進而揭示剩余價值的本質，引導人們探究資本和財富的深層奧秘，其歷史前提就是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出現。社會分工提高了勞動效率，開發了人力資源配置領域，大大推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得勞動力需求擴大，就業機會廣泛，從而為剩余價值這一偉大理論的發現提供了經濟條件和社會基礎。而我國現實的根本任務依然是要大力發展生產力，以實現各地區、各民族、各階層的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是以財富積累、資本豐裕、國家強盛為基礎的。我們還沒有完成財富充分積累，尚未實現共同富裕的愿景，我國的現狀依然是勞動力資源豐富與就業機會不充分之間的矛盾相當突出，用人單位的用人自無法在法律意義上得到落實和保障，從而導致人力資源配置不當、就業渠道不暢的問題相當嚴重。高失業率下的經濟發展不是健康發展，不利于可持續發展，只有經濟的健康發展，才能保證誕生更多的企業工廠、用人單位，從而產生更多的就業崗位。所以，若欲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資關系，保持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其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從勞動者的根本利益出發，扶持和保護企業的健康發展，培育就業土壤，廣開就業門路，盡可能地為勞動者造就實現其勞動力商品價值的機會。
從根本上講，勞資雙方盡管存在著利益上的局部沖突的個案，但絕不存在本質上的固有矛盾，更不存在廣泛性地勞資爭訟。而對于逃薪雇主、非法煤窯、黑心磚窯等嚴重侵害勞動者權利乃至生命健康的違法行為的懲處和遏制，若意欲用勞動合同的規范和處罰，通過增加其“用工成本、管理成本、違約成本、違法成本”懲戒行為者，警戒其他人，則只能是一廂情愿的臆想，其結果反而會“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這種立法威懾則令正常用人單位產生難以消除的用人顧慮。我們應認識到，就業機會或就業崗位不僅已經成為各國國內的不同人群相互競爭的“稀缺資源”，而且也成為世界各國之間相互爭奪的“稀缺資源”。這個“稀缺資源”存在于用人單位，如何利用和開發也取決于用人單位，為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最大化，用人單位會根據資源狀況、社會現實、法律環境、勞動管理成本，合理地安排人、財、物等生產要素。而從生產要素市場中之勞動力市場來看，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較之土地、資本、技術和信息等更為用人單位難以把握和控制，作為人與人之間的雙向活動的勞動關系，除了勞動力供求矛盾、崗位結構性矛盾、生產季節性用工矛盾、勞動者工作適應性矛盾、用人單位調工調薪矛盾等各種摩擦之外，更重要還在于立法導引下的用工環境性摩擦、糾紛群體性摩擦、裁判道德化摩擦，以及爭訟接力性摩擦。這必將使用人單位在必要的生產成本之外，無端地擴大用工成本、管理成本、應訴成本，也必將使得用人單位根據價值規律調整生產要素配置，縮水生產規模，裁減用人崗位，甚至以“自殺式”方式自斷“經脈”，關門大吉。這是商品經濟規律在勞動力市場上應對方式的必然反映，但在客觀上不利于《就業促進法》所表明的“國家把擴大就業放在經濟發展的突出位置，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堅持勞動者自主擇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的方針，多渠道擴大就業”這一基本經濟政策的落實。
參考文獻：
[1]（英)馬歇爾:經濟學原理（經典通讀）[M].朱攀峰編譯.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17頁
[2][3]（德)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8年2月版，第56頁、第60頁
[4](美)羅納德?G?伊蘭伯格 羅伯特?S?史密斯 劉昕譯:現代勞動經濟學――理論與公共政策(第八版）[M].董克用校.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250頁
[5](德)馬克思 姜晶花 張梅編譯:資本論（經典通讀）[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10月版，《影響人類歷史的巨著――〈資本論〉導讀》第9頁
[6](德)馬克思 姜晶花 張梅編譯:資本論（經典通讀）[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27頁
[7](英)馬歇爾 朱攀峰編譯:經濟學原理（經典通讀）[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143頁
[8](德)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版，第226頁
[9]（美)羅納德?G?伊蘭伯格 羅伯特?S?史密斯 劉昕譯:現代勞動經濟學――理論與公共政策（第八版）[M].董克用校.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36頁
[10](美)羅納德?G?伊蘭伯格 羅伯特?S?史密斯 劉昕譯:現代勞動經濟學――理論與公共政策（第八版）[M].董克用校.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36頁。
[11][12]（英)亞當?斯密 張 興 田要武 龔雙紅編譯:國富論（經典通讀）[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41頁、第26頁
現代勞動經濟學范文3
關鍵詞：勞動價值論 要素價值論 國民生產總值 第三產業 勞動生產率
一、問題的提出
為了全面反映第一、二、三產業的總成果和總水平，便于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作經濟比較，以及反映產業結構狀況及變化趨勢，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逐漸放棄了原社會主義國家普遍采用的與社會總產值指標相聯系的物質產品平衡體系，簡稱MPS核算體系，改用與國民生產總值指標相聯系的國民經濟賬戶核算體系，簡稱SNA核算體系。
國民生產總值指標和社會總產值指標相比，其主要優點在于:(1)它只計算了最終產品的價值(或各種產品的增加值)，而沒有計人中間產品的價值，因而在它里面不包含重復計算的部分，而社會總產值指標把中間產品的價值作了重復計算;(2)它不僅計人了物質生產部門的增加值而且計人了所有服務部門的增加值，因而反映了現代產業結構的變化，反映了教育、科學技術、金融等第三產業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由于有這兩個優點，國民生產總值被認為比較真實和全面地反映了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總水平和整體實力，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較真實和全面地反映了一個國家勞動生產率的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所以從MPS核算體系向SNA核算體系的轉變，是我國經濟核算領域的一次重要實踐創新和理論突破。但是，在我國SNA核算體系的建立，是否意味著我國經濟理論基礎發生轉變，政治經濟學及勞動價值論失去了在我國的基礎理論地位?是否要用西方經濟學的多元價值論或要素價值論取代勞動價值論的指導地位，重建價值理論體系?SNA核算體系能否在勞動價值論的范圍內得到釋解?這些問題在理論界產生了不同看法和爭論。本文提出一些粗淺看法，以求批評指正。
二、對幾種代表性觀點的述評
本文首先對幾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作一簡單述評:
有一種觀點認為，勞動價值論是被實踐證明的科學真理，SNA核算體系和勞動價值論是對立的，沒有必要為SNA提供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基于SNA核算體系對勞動價值論所作的拓展是對勞動價值論的否定。有作者說:“在我們看來，為了進行國際比較，采用SNA進行國民經濟的統計核算是必要的，但是，正如吳易風同志所指出的，‘我們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給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提供勞動價值論基礎。’錢(伯海)先生說吳易風同志把話‘講絕了，一點回旋余地也沒有’，看來，錢先生也好，(錢先生的)20位博士生也好，都是在為找到‘一點兒回旋余地’而努力。但是，因為SNA的理論基礎和勞動價值論是根本對立的，要想為SNA建立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就像馬克思說的，是‘企圖調和不能調和的東西’，還必需指出的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經過一百多年實踐檢驗的科學真理，其本身也早已成為一個客觀存在，不是想怎樣‘解釋’就可以怎樣‘解釋’，想怎樣‘改造’就可以怎樣‘改造’的。”
上述觀點是作者在批評錢伯海教授的物化勞動創造價值的觀點時提出的。持這種觀點的人實際上把看成了封閉的理論體系，阻塞了理論發展的通道，削弱了勞動價值論在發展了的社會現實面前的說服力，正好為勞動價值論的否定者提供了口實。晏智杰教授就說:“如果SNA制度的理論基礎不是勞動價值論，而勞動價值論又真如上述作者所言，那么SNA這種制度本身也必定不會是正確的了;既然不正確，當然就應予以否定或取消，并恢復原先的基于勞動價值論的MPS制度，或者，除了‘進行國際比較’以外，不能容許將SNA用于其它方面，等等。但是這樣一來還有一個問題是不能回避的:如果這種核算制度的理論基礎是不科學的，那么基于這種理論基礎所進行的‘國際比較’還能是可靠可信的嗎?結論當然也應當是否定的”。
第二種觀點認為，勞動價值論與SNA核算體系是不相容的，說明在新的社會現實面前勞動價值論已經失去了令人信服的解說力，應該用西方經濟學的多元要素價值論取代勞動價值論，重塑經濟學的價值論基礎。晏智杰教授認為，從MPS到SNA核算體系的轉變，表明我國已經從傳統的一元勞動價值論轉向同它對立的多元要素價值論，這“無疑于一場思想革命”。SNA制度就是多元要素價值論的體現和運用，“要求現代SNA制度體現勞動價值論的要求，哪怕是擴大的或發展的勞動價值論的要求，不能說決不可能，至少是很不現實的。
其實，SNA核算體系與MPS核算體系相比，只是拓寬了生產性勞動的范圍，把第三產業服務行業也納人生產性勞動的范圍，成為價值創造的源泉，這里只是涉及生產性勞動范圍大小的問題，并不能由此導出多元要素價值論，第三產業是否創造價值和資本、土地、自然力等能否創造價值不是一回事。晏智杰教授為了肯定他的多元要素價值論，硬要把SNA核算體系與要素價值論結合在一起，把MPS核算體系與勞動價值論結合在一起，認為即使擴展生產性勞動的范圍，也無益于彌補勞動價值論的缺陷和不足，以至得出否定勞動價值論的結論。但是遺憾的是晏智杰教授在他的文章中也并沒有拿出多少令人信服的論據，來說明SNA制度與要素價值論一定就是相容的，SNA制度的合理性并非一定就能說明要素價值論是正確的。
現代勞動經濟學范文4
論文摘 要：《勞動經濟學》是人力資源專業的核心專業課程，具有較強的理論性和實踐性的特點。在本門課程的教學中引入互動式教學方法，可以有效地調動學生學習的興趣和主動性，促進教學效果的提高。
引言
勞動經濟是人力資源專業的專業核心課程，通過本門課程的學習，讓學生掌握基本的勞動經濟理論和分析方法，能正確認識分析和解決勞動力市場中的有關人力資源配置的問題。在教學過程中，學生普遍反映該課程的學習有一定難度，有的學生甚至因此而放棄。一方面是由于本門課程理論性較強，而經濟學原理比較抽象，主要分析工具如幾何圖形，數學推理等都不容易理解把握。另一方面源于傳統的教學方法不利于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的發揮，學習流于被動的接受知識和理論的死記硬背。要提高教學效果，必然要求改革原有的教學方法。
一、《勞動經濟學》傳統教學中的問題
《勞動經濟學》在人力資源專業的教學安排中，一般是在第三學年的第一學期開設。此時，學生已經完成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等課程的學習，基本上掌握了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知識。在此基礎上，學習《勞動經濟學》，要求將已經學過的供求規律、企業生產函數、邊際效用遞減等理論知識應用到勞動力市場諸多問題的分析中，并拓展有關失業、內部勞動力市場、市場分割、勞動力市場歧視等理論。然而學生的這一學習過程并不順利，教學效果也難以達到預期。傳統的教學方式下，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
（一）學生缺乏學習的主動性
盡管《勞動經濟學》是一門應用性較強的經濟學科，主要圍繞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的工資、勞動時間、失業、歧視、工會等問題進行探討，但是課程教學中所用的勞動經濟學教材基本上是以西方經濟學理論為基礎，其中抽象、深奧的概念、原理以及嚴謹的邏輯推理仍然是學生學好這門課程必須具備的，而這些往往又是學生所缺乏的。學生一開始學習這門課程就要在學習生產者行為分析中，接觸到應用公式、圖形，嚴格假設前提下的邏輯推理，多數有畏難情緒的學生對此便會失去學習的興趣。沒有興趣，自然也就失去了學習的動力，因此盡管抽象的理論知識無法在課堂上消化，但他們也不愿花時間在課前預習，課后復習。對于不能理解的原理、公式他們也不會主動尋求老師或者其他同學的幫助，缺乏學習的主動性，效果可想而知。
（二）教師的教學方式單一
在勞動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受到這門課程教學內容理論性較強的制約，教學方法主要是教師講授，輔之于課堂討論的以教師為主導，學生被動接受的方式。這種傳統的教學方法授課的信息量大，便于教師掌控教學的進度，對于保持完整的知識體系具有有一定作用，然而帶來的教學效果卻不盡如人意。因為傳統學習方式過分強調接受和掌握，學生只是在課堂上被動的接受知識，缺乏質疑的精神，缺乏思考、缺乏學習知識解決問題的快樂體驗，學習成了完成課程學分，應付考試的活動。
（三）教師與學生的互動不夠
傳統的教學方式下，教學的主體“教師”與“學生”的地位并不平等，教師常常被視作“權威”，學生只能接受，缺乏與教師的交流、溝通、協商、探討。因而，學生無法在“質疑——探討——思考——再質疑”的過程中，得到思維的鍛煉，也無法更深刻的理解所學的理論知識，教師也難以了解學生的知識掌握情況，據此修改自己的教學方案，只能按部就班的按照原有的教學計劃執行。
二、互動式教學在《勞動經濟學》課程教學中的應用
互動式教學體現了以“學生為本”的教學價值觀念，更有利于學生對于經濟學理論知識的掌握和深入。這意味著改變傳統的課堂教學方式，利用多種教學平臺，讓學生主動參與到學習中，課堂學習和課后延伸相結合，講授和引導探究相結合，運用案例探討、學術辯論、自由提問等方式，提高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為興趣而學，而非為考試而學。做好互動式教學主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課前案例導入與課后案例分析相結合
每一章都可以應用“案例導入——理論學習——案例分析”的課程安排。這種教學安排，一方面可以讓學生帶著興趣和疑問進入課堂，卸下理論學習枯燥的“包袱”。案例可以將枯燥的理論還原于生活，讓學生從案例中對即將學習的理論獲得感性認識。盡管學生在大一的基礎課中已經學過《西方經濟學》，有了一定的理論基礎，但是許多重要的理論知識大都已經遺忘，另外正是由于在大一就接觸非常抽象的經濟學理論，使得許多學生從心理上產生對經濟學理論的畏難情緒，從而抵觸《勞動經濟學》的學習。通過理論學習前的案例導入，引發學生探究問題的興趣?！芭d趣是學習的老師” ，當學生有強烈的愿望去了解現象背后的原因，對所學知識產生興趣，才能更投入，并在學習中保持高度的自覺性和積極性。例如在勞動者生命周期中的勞動參與決策理論的學習前，可以通過我國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初次婚齡以及初次生子年齡推后的案例引入，引發學生對此勞動力現象的關注，同時激發對此現象解釋的興趣。而課后的案例分析則是為了加深學生對理論的掌握程度，提升用經濟學的思維來分析問題的能力，學會從經濟學的角度來思考和分析現實問題。當然必須明確的是案例教學只是課堂教學的補充和完善，而理論教學是開展案例教學的基礎，學生只有掌握好經濟學的基本的理論、概念和方法，才能使案例教學發揮更好的作用。
轉貼于
（二）理論教學與現實探討相結合
由于我國的勞動經濟學的學科建設較國外滯后，教材的編寫大都參考國外的教材，引用較多的如伊蘭伯格的《現代勞動經濟學》，這些教材大都以國外的勞動力市場現象作為分析的對象，對我國在轉軌時期的勞動領域的各種問題關注較少。因而在《勞動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必須要關注當前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市場運行的各種現象和問題，將勞動市場的發展動態引入到教學中來，無論是使用現成的案例還是自己編撰案例，都應使案例在時間上更貼近現實教學，讓學生能夠通過理論的學習，能夠對身邊現實世界的諸多現象有所思考。例如“民工荒”、“員工過勞死”、“二元結構下的勞動力市場分割”等，這些學生通過報刊、雜志、電視、網絡非常容易了解的勞動力市場的種種現象，他們更有興趣分析了解造成問題的原因，尋求解決問題的對策。當學習的內容是以現實問題形式間接呈現出來的時候，學生便有了探究的興趣，成為知識的主動獲取者和發現者，而不是純粹被動地接受、記憶理論知識。尤其是對于學生未來進入勞動力市場可能遇到的諸如工作調整與搜尋、工資增長、勞動力市場的歧視問題、人力資本投資、工會維權等，與其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理論學習，更是可以引導學生探討，分析在不同假設條件下的最佳行為選擇。這時候學生往往會表現出比較濃厚的興趣，希望了解如何選擇才能符合效用最大化的目標。
（三）課堂學習與課后探究相結合
課堂教學可以讓教師在集中的時間，將有限的信息授予所有的學生，然而，課堂教學的封閉性，以及課時的有限性，使許多相關理論無法在課堂得以拓展，學生難以完全消化，因此還必須利用課外的時間延伸學習。但是讓本來就缺乏經濟學理論興趣的學生，課外再自覺學習有一定難度。這時可以嘗試教師引導加團隊學習的方法，教師在課后給學生布置需要思考的問題，讓學生分成幾個學習團隊，讓他們通過討論、論文、調研報告等多種方式展開解難釋疑的嘗試活動，將自己所學知識應用于解決實際問題，教師也可以通過網絡平臺引導他們討論。
例如在工資理論學習之后，要求學生收集各國各地區有關最低工資的法案，以及經濟學家對此的不同看法，然后對勞動力市場作一定的調查，了解最低工資是如何制定，是否具有現實意義等。盡管這些學習任務要花較多的時間，對于學生來說也有一定的難度，但由于是以現實世界和生活實際為分析對象，學生大都表現出興趣和熱情，通過課后材料的收集分析和思考討論，加強了學生對經濟學理論的掌握，增強了學生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
（四）自主學習和互動學習相結合
《勞動經濟學》所涉及的理論知識深淺不一，傳統的教學方式下無法針對學生的具體情況有的放矢的授課，常會出現基礎好的學生希望加深理論學習，了解理論發展前沿，而基礎差的學生就課本本身都無法跟上進度，對更深的理論學習望而卻步。因此，教學改革必須是最大限度地滿足學生自主發展的需要，自主學習與互動學習相結合。自主學習是實現互動學習的前提，是互動學習順利展開的保障，互動學習使自主學習所獲取的知識得以深化，通過二者的結合，提高學習效果。
學生自主學習，是學生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選擇合適的學習方法對課程內容進行預習、溫習、拓展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發現問題，嘗試通過查資料、探討交流等方法解決問題。為充分體現學生學習的自主性，在勞動經濟學的學習過程中，可以讓學生自己發現勞動力市場中存在的問題，讓學生自己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讓學生自己利用網絡搜索相關的中外文獻，并歸納總結其理論思想，在質疑中學習，在探索中學習，提高學習的自覺性。
當然課程的學習還是一個信息的交流過程，教師與學生都是教學過程的主體，在教學過程中，有必要引導師生間、學生間的動態信息交流，這種信息交流可以增進學生與教師的感情，增加彼此的了解，形成良性的互動。將傳統意義上的教師教和學生學，讓位于師生之間的相互交流和學習。例如可以鼓勵學生將不懂得問題在課堂上提出來，也可以通過郵件或者學校的教學平臺提出來，讓大家共同討論，激發大家學習的熱情。筆者在學校的網絡教學平臺上開辟了社區討論板塊，討論的主題涉及到每一章節的問題，可以由老師提出，也可以由學生提出，根據學生回帖的情況，即參與討論的情況，了解他們對理論的掌握程度，這也可以作為期末考評的依據。
（五）推進信息技術在教學過程中的應用
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可以迅速便捷地傳遞知識的優勢，搭建網絡教學平臺，可以彌補課堂教學時間不夠，學生不能充分理解課堂所學的理論知識的缺陷，方便學生利用課外時間與教師或者其他同學交流，及時解答疑問，同時可以利用教學平臺上隨時添加的資源，了解該領域的發展動態。例如筆者利用學校引進的數字化教學平臺Blackboard，建立了《勞動經濟學》的網絡輔助課程。學生可以根據課程的教學進程，進行預先課程準備，帶著疑問到課堂學習，更能激發其學習熱情，同時還可以利用上面的各種相關的電子書籍、視頻講座、專業網站鏈接等資源，加深理論學習，拓寬專業知識視野。本課程的專業教師可以在這個平臺上講義，進行測驗和調查，開展在線討論等多種教學活動，隨時跟蹤學生的學習進度，根據學生學習的具體情況修改以后的教學方案，使教學能夠更貼近學生的實際情況。
參考文獻：
[1]楊春瑰.在教學中培養學生的能力——勞動經濟學課程的教學實踐[J].中山大學學報論叢，2007.
現代勞動經濟學范文5
［中圖分類號］F01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257—2826（2000）07—0025—06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創立100多年來，一直存在多方面的爭議，其中包括價值是不是由勞動創造的、研究價值決定的意義何在、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等等。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和西方經濟理論的發展，這種爭議有不斷擴大的趨勢，例如，隨著西方邊際學派用價格論取代價值論之后，價值決定不再是西方經濟學所探討的主題，人們普遍認為價值決定問題不再有探討的意義；又如，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產自動化、電子化甚至電腦化的出現，生產中需要投入的活勞動要素相對減少，而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的包括機器、設備、新工藝、新產品在內的資本要素，即物化勞動要素卻急劇增多，很多產品似乎不需要人的活勞動參與就能生產出來。那么，該如何看待這些問題？又該如何看待勞動價值論呢？筆者認為，討論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必須采用全面的觀點，整體地看待勞動價值論的真正含義。
一、價值是由勞動創造的，勞動是價值的實體
這是勞動價值論第一個方面的含義，它強調勞動價值論中“勞動”二字的含義及其理論價值。它強調和認可了勞動在創造社會財富方面的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和確認了勞動是人類存在、發展的動力和條件。它來源于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來源于馬克思對勞動大眾的關切和重視，與他一貫地以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作為經濟學研究的起點和終點的階級立場和思想方法一脈相承。這是勞動價值論的精華部分。
在人類經濟思想發展史上，對什么是“財富”經歷了一個曲折的探索過程。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人們生產出來的產品主要供自己消費，產品的具體的、直接的使用價值是財富的直接表現，人們既不追究“一般財富”的概念，也不存在一般的、普遍的、抽象的致富欲。在資本主義早期階段，隨著交換范圍的擴大，隨著人們對原始資本積累渴望的日趨增長，有了“抽象的”以貨幣為目的的商人，開始把金銀貨幣當做財富的象征，貨幣主義就是這種觀念在理論上的反映。在這之后，又產生了分別把商業勞動、農業勞動、工業勞動作為創造財富的源泉的重商主義、重農主義和重工主義，他們雖然意識到了勞動在創造社會財富中所起的作用，但都不能從各種各樣的具體勞動中抽象出“勞動一般”，因而想不到探究如何增長一國財富這樣的問題。只有到了斯密，才第一次從形式多樣、紛繁復雜的具體勞動中抽象出“勞動一般”這個范疇，把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從流通領域轉到生產領域，并以探求一國財富如何增長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開創了現代意義上的真正的經濟學。
馬克思繼承了斯密在“勞動一般”問題上的貢獻，并且科學地闡釋了這項研究之所以能在斯密那里取得重大進展的原因，即：人們之所以能夠對任何種類的勞動予以同樣看待，并且確立勞動在現代經濟運行中的作用，并不是聰明的人腦對由各種具體勞動組成的“具體總體”進行了總結和歸納，而是因為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各種勞動在現實中形成了一個十分發達的“總體”。在社會經濟運動過程中，任何一種勞動已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勞動，個人很容易從一種勞動轉到另一種勞動，特定種類的勞動對他們說來只是偶然的形式，因而是無差別的。勞動已經不僅在范疇上，而且在現實中成了創造財富的一般手段，而不再是與具有某種特殊性的個人結合在一起的規定了。（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第2卷，21—2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它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是現代經濟的產物，對現代社會開辟財富之門具有重要的意義。
馬克思認為，“勞動”、“抽象勞動”這些作為現代經濟學的起點的范疇的產生，是與以追求貨幣為目的的雇傭勞動制度的產生相聯系的，它打開了現代勞動分工體系的形成和發展之門。因為，當工人可以在現實中，通過直接與貨幣相交換，把自己各種各樣的具體勞動轉化為被社會承認的抽象勞動的時候，工人就可以不關心自己所從事的“勞動的內容”和“活動的特殊方式”，“只要分工沒使勞動能力完全片面化”，工人對于使“自身勞動能力”得到發展的和“預示著”向“較好工資”方向的“任何改變，在原則上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有準備的”。因此，這將促進“勞動能力品種的發展”，促進“勞動種類”的形成和“工資方法的劃分”，促進新的勞動部門和新的勞動方式的建立，促進整個社會內部的分工和現代勞動體系的深化和發展。所以，承認勞動價值論，承認勞動是創造價值的源泉，就為現代社會打開財富創造之門奠定了必要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基礎。
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今天人們生產產品、創造價值的勞動，不再是以生產簡單工具和簡單日常用品為基礎的、只需要很簡單的工藝流程就可以完成的簡單勞動，而是需要許多現代化的機器設備等資本要素的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的復雜勞動，生產和消費之間的鏈條也大大地拉長了。但是，即使是最復雜的生產工具和機器設備，如果向前層層推移，最終都歸結于人類的活勞動，勞動在社會生產過程中仍然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勞動創造價值仍然是正確的。
二、社會必要勞動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市場經濟發揮作用的方式和途徑
這部分主要是理解勞動價值論中“價值”二字的含義及其理論的和實踐的價值。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雖然是在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科學遺產的基礎上得來的，但對價值概念的內涵卻給予了極大的豐富和創新。
首先，與古典政治經濟學不同，馬克思認為價值是人類抽象勞動的凝結，這就揚棄了斯密的“勞動一般”在形式上、內涵上的模糊性和局限性，而把一切形式的人類腦力和體力的消耗都算在“勞動”范疇之內，保證了范疇使用的徹底性，擴大了“勞動價值論”的適用范圍。用馬克思自己的話說就是：“勞動就它表現為價值而論……不再具有它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這種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證明了的。這一點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1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其次，馬克思用“社會必要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一組范疇獨具特色地說明了他所理解的勞動價值論是如何確定商品的價值、又如何深刻地說明了商品交換中所蘊含的深刻矛盾及解決矛盾的方法的。在馬克思看來，形成價值的勞動不是一般的勞動，也不是一般的抽象勞動，而是經過市場的選擇被證明是社會所需要的、必要的勞動，因此，決定商品價值量的不是普通的勞動時間，而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種界定不但說明了商品交換所依據的量的關系的決定、商品交換的性質，而且說明了價值的實現途徑及其所體現的社會關系。它極大地擴展了勞動價值論的理論內涵，把對勞動價值論的理解和運用推到一個相當高的理論和實踐層次。
1.價值量的決定——理論探索及社會實踐的需要。
關于商品價值量的決定，也即價格的決定問題，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一直試圖在理論上搞清楚卻沒能搞清楚的東西。斯密的勞動價值論是雙重標準和混亂的；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雖然是徹底的，卻因為沒能說明勞動與資本相交換的關系而徹底破產；在馬克思之后，效用價值理論不再從生產的供給方面探討價值的決定，而是改為從商品的需求，也即商品對消費者效用滿足程度的角度探討價值的決定；但邊際效用價值論在號稱是一場“革命”之后，在西方經濟理論發展史上，也被完全不研究價值的均衡價格理論所取代。
因此，直到今天，在西方經濟學當中，并沒有能夠從較深的層次說明商品價格的決定以及商品交換關系所體現的社會生產內在矛盾的理論，有的只是對交換以及對價格形成的表面現象加以描述的均衡價格理論。但是，這種說明不但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中都是必要的。首先，我們如果不能從理論上說明價值的決定，那么，“兩個商品互相交換的比例，它們的價值，就純粹是一種偶然，從外部飛到商品上面來的東西，可能今天是這樣，明天又是那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01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這就陷入了不可知論。其次，價值不但在理論上是商品價格的基礎，在實踐中同樣是商品生產者進行商品交換活動的基礎，因為商品所有者在計算各種交換的可能性時，既要考慮到它當做價格波動中心的中等平均價格，也要考慮到價格圍繞這個中心上下波動的平均幅度。
2.理解社會必要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起作用的方式是理解勞動價值論在現實中發揮作用的途徑的關鍵。
當我們用“社會必要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一對概念，在理論上說明了價值量的決定——社會必要勞動決定價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量——之后，并不等于我們在實踐中真正地解決了價值量的決定問題?！吧鐣匾獎趧印焙汀吧鐣匾獎趧訒r間”其實是一對在現實操作中看來非常含混不清的概念。那么，怎樣理解馬克思賦予它們的內涵及作用方式呢？筆者認為，這恰恰是理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關鍵所在。這樣一對在現實中難以把握和含混不清的概念，恰恰能夠說明市場經濟、交換機制產生的歷史根源及其意義，能夠在提出商品交換所包含的內在矛盾——在社會分工發展和深化的過程中，存在著人類社會的勞動由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矛盾——的同時，提供解決這個矛盾的方法。
我們知道，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歷了從自給自足的小生產向必須通過分工和交換而形成的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過程。在商品經濟產生的早期階段，產品的供需比較穩定，生產結構比較簡單，社會似乎能夠像馬克思曾舉例說明的那樣，用一定生產力水平下中等勞動熟練程度的生產者所耗費的時間，作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以解決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問題。
但是，這并不是商品經濟存在和發展的本質和本意。它的本質特征是變化、發展、求新、圖變，而決不是為了尋找中等條件、平均勞動熟練程度的生產方式。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必然要超越這種變動緩慢的低水平階段，社會經濟結構必然會日趨復雜，社會勞動的供需關系、生產結構、產品結構也會日益復雜，供需鏈條會不斷拉長。這時，由社會分工和交換所產生的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問題、社會勞動交換的問題，也就是說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問題，就成為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任何人都無從知曉并確切地說出他生產的商品中凝結了多少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無法知道社會需要什么樣的產品，需要什么樣的具體勞動，他提供什么樣的產品、什么樣的具體勞動才能構成社會勞動分工體系的一個部分。更明確地說，就是在這樣一個紛繁復雜的社會分工體系中，任何人都不能保證他生產出來的產品是社會所需要的產品，他的產品一定能夠賣得出去。這是一個無法人為計算、人為控制的問題，同時又是人類獲得發展和進步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它直接關系到以私人勞動為特征的個人能否使自己的勞動得到社會的承認并因此能夠從社會中獲得其生存、發展的資料這一重大問題。
值得慶幸的是，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在提出這一問題的同時，也提供了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因為它轟轟烈烈地發展起來了，形成了現代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它找到了一種能夠容納更廣泛的社會分工，容納更高水平的生產力發展，保證全社會的消費者獲得更多樣的、更復雜的、更高層次的需求滿足，同時刺激全社會的勞動者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特長，激發更高的社會勞動能力和勞動效率的經濟機制。而這種機制是能夠通過商品的社會屬性、價值及價值的決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說明的。
我們說，所謂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本質上是由市場過程來抽象的量，是通過無數買者和無數賣者進行無數次的交換這一社會性的活動，通過“社會”的過程抽象出來的“社會性”的勞動時間。它是把供給、需求、科技水平、生產力變化等一切復雜因素都考慮在內的，由社會過程決定的，能使供求達到平衡的，為社會所必需的、有效的“勞動時間”。這樣，它就有了事后決定的含義，是對市場經濟運動過程之結果的肯定和總結。它既是人力所難以衡量和計算的——人類社會正是通過市場機制、交換機制，來解決人類本身所無法解決的信息不完全問題、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途徑問題，也是不可模擬和復制的。它不是現實的、具體的勞動量，與現實的用小時、分鐘、秒表示的時間不同，它是抽象的、社會性的概念，是經濟學理論分析的需要，是一個用于理論分析的范疇，既無法量化，又不能用于具體的國民經濟體系核算。
3.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是以他對市場經濟較高階段發展運行規律的理解和認識為基礎的。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確立及其對社會必要勞動的說明是建立在對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認識和了解的基礎之上的，是建立在資本關系在市場經濟中確立了統治地位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在馬克思看來，只有以普遍的交換為目的的資本式的、社會化的生產，才能在整個社會范圍內，把一切生產變成商品生產，使使用價值普遍地以交換價值為媒介。也只有這樣，才能使通過貨幣所進行的交換行為成為一種有規則的、重復性的活動，才能在高頻率的交換過程中抽象出價值這一范疇，來反映社會必要勞動的質的規定性和量的規定性，也才能真正地使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成為決定交換價值或價格的內在尺度。從而排除商品交換初期那種由消費者的主觀意志、偏好，即主觀效用決定價格的現象，讓生產費用成為調節生產和消費的內在尺度。
對于這個過程，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把一切商品作為價格——作為被計量的交換價值——來規定，這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只是逐漸發展的，是以經常的交換為前提的，因此是以商品經常作為交換價值來比較為前提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5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所以，只有有了“十分發達的商品生產，才能從經驗本身得出這樣一個科學真理：彼此獨立進行的、但作為自然形成的社會分工體系的分支而互相交錯的私人勞動，不斷地被化為它們的社會的比例尺度”。（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法文版，54—5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因此，馬克思認為，在《資本論》第1卷第1章中所研究的商品、價值關系并不是商品經濟產生之初的商品、價值關系，而是在充分認識了比較發達的商品經濟的基礎上，研究出來的作為一般抽象的商品、價值關系，它必須以普遍的、發達的商品交換為前提。也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才在論述價值形式的發展過程時指出，與其說在這個過程中“商品開始轉化為貨幣，不如說表示使用價值開始轉化為商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3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因此，“價值概念的純粹發展……要以建立在資本上的生產方式為前提，同樣，在實踐上也是這種情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5頁。）“價值表現為一種抽象，這只有在貨幣已經確立的時候才是可能的。……這種貨幣流通導致資本”，它“只有在資本的基礎上才能得到充分發展”。所以，“價值概念完全屬于現代經濟學，因為它是資本本身的和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的最抽象的表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9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說明了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性質、轉化的途徑以及轉化過程中量的決定，說明了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交換關系的本質。
首先，它揭示了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中交換關系的本質，這就是，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社會中，每個人不直接生產供自己使用的生活、生產必需品，而是專門為別人生產當做商品銷售的產品。每個人的私人勞動本質上是社會勞動，但直接表現為私人勞動，它必須通過交換過程轉化為社會勞動，商品生產者生產的產品必須作為商品交換出去，必須由別人來購買和消費。因此，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反映了私人勞動轉化為社會勞動的關系，說明了與前資本主義自給自足的經濟形式不同的市場經濟的本質。
在這一點上，現代的西方經濟學拋棄了古典政治經濟學所開創的價值理論，轉向由供需決定的價格理論，雖然省卻了價值決定和價值分析上的麻煩，卻不能揭示商品交換所體現的社會勞動交換這一本質問題，不能說明前資本主義自給自足經濟與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在經濟運行方式上的本質差別，不能說明市場經濟的歷史性，暴露了其理論分析上的狹隘性。版權所有
其次，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用“社會必要勞動”界定“價值”，雖然在表面上貌似“不可知”，但用無數次現實社會中的交換后果來說明商品價值的決定，卻恰恰是在更高的層次上堅持了理論分析的徹底性和有效性，揭示了價值是通過市場關系這一社會過程，來確定社會勞動的分工體系和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方式。通過社會的交換過程，它告訴人們，哪種私人勞動是社會所需要的？它在怎樣的程度上、在多大的量上為社會所承認？所以，市場、價值、價格等機制，正是人們通過社會關系、社會過程來確定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轉化的手段。這正是市場機制的本質，是市場機制的優點，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形式。
可見，“社會必要勞動”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一組概念，在說明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與前資本主義自給自足經濟的區別，說明商品交換過程所體現的社會關系的同時，為商品交換過程的實際運作和人類勞動分工體系的深化和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三、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
這個問題是說，在明確了商品的價值是由勞動——更明確地說是由社會必要勞動——創造的、并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這一前提下，在一個具體的生產環節和階段，如在企業中，商品的價值是由物化勞動還是由活勞動創造的。
眾所周知，在正常的生產情況下，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價值總是比前期投入的生產要素的價值即生產成本大。其中，前期投入的要素成本主要包括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人力成本主要指購買勞動力商品花費的成本，即對工人支出的工資；物力成本主要指采購生產所需的物質要素花費的成本，如在廠房、機器、設備等上的花費；生產出來的商品增大的價值部分，在資本主義生產中，通常稱為剩余價值。因此，對勞動價值論理解的問題，在這樣一個具體的生產過程中，就變為商品成本的轉化、實現以及剩余價值的形成問題。
更進一步，我們知道，任何商品都是人的活勞動作用在一定的物質實體上生產出來的。由于人類社會現有的物質財富都可以還原為人類勞動的產物，是人類勞動一層一層疊加在最初的原始資料上形成的，因此，可以把這些物質資本要素看成是人類勞動的物化，稱為物化勞動。這樣，具體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價值論，或者說剛才提到的具體生產過程中商品成本的轉化、實現以及剩余價值的形成問題，就轉化為活勞動與物化勞動在商品價值的形成過程中分別起怎樣的作用的問題，更直接地說，就是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不同看法，表明了人們對勞動價值論的不同理解。
傳統的觀點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在本質上僅僅是指活勞動創造價值。在一個具體的生產過程中，這一點通過對商品價值構成及形成的說明而具體化。投入了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的商品，在生產出來之后，其價值是由這樣三個部分構成的：第一個部分與投入的人力資本相對應，即勞動力商品的工資部分，它通過工人的勞動在生產過程中再生產出來，屬于活勞動創造出來的價值的一部分。第二個部分與投入的物力資本相對應，主要是在生產過程中投入的廠房、機器、原料等物質資料的價值。它本身不創造新價值，只能通過工人的勞動把它轉移到新的產品中去，稱為物化勞動的轉移，這是物化勞動不創造價值的具體表現。新產品價值的第三個部分，即比投入成本增大的剩余價值部分，因為只有活勞動才創造價值以及物化勞動不能創造價值，這部分價值只能是由工人創造的了。順理成章，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就徹底地體現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但近年來，在對勞動價值論的理解上，出現了一些反對意見。反對者認為，生產的過程是一個由活勞動與物化勞動共同作用的系統工程，勞動與資本彼此之間誰也離不開誰，因此，不能說剩余勞動僅僅是由活勞動創造出來的。尤其在今天，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物化勞動包含了大量的科技因素，具有巨大的生產能力，發揮著不可替代的、越來越大的作用，否定它在價值創造過程中的作用，就不能客觀地、科學地、正確地認識先進技術、先進設備、新材料、新工藝的作用和功能。因此，應該認為是價值及剩余價值是由物化勞動和活勞動共同創造的。
現代勞動經濟學范文6
論文摘要: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科學的勞動價值論，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違背其基本原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也有局限性，但這種理論上的局限性是歷史時代的局限性。實事求是和與時俱進是的優秀品質和鮮明特征，應在堅持勞動價值論科學真理的同時深化對其的再認識和深入研究。
通過深化對勞動價值論的再認識和深人研究，我們意識到馬克思創立勞動價值論是在手工業過渡到機器大工業后，即工業化初期的蒸汽機時代。當時的經濟結構是以工農業物質生產為主，非物質生產比重很低;科學技術并不發達，生產中體力勞動占絕對優勢。所以，馬克思以考察產業資本為主，著重研究的是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近一個半世紀以來，科學與技術進步日新月異，生產力和經濟發展迅猛強勁，市場機制的作用和范圍不斷擴大，使得現代勞動的內容、形式和結構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發生了深刻變化。這種變化深切表明:創造價值的勞動的種類在增加，已不局限于產業勞動者的直接生產勞動;創造價值的經濟領域也在拓展，即向非物質生產領域拓展，早已不局限于物質生產領域。這就再一次證明了這樣一個道理:實踐在發展，理論要創新。與時俱進是及其勞動價值論的本質特征。
其實，馬克思也不是對此一點沒涉及和預見到。在馬克思看來，在商品生產中也不是只有工人階級才是商品價值的惟一創造者。馬克思一方面鮮明指出資本家是社會生產中的寄生蟲并堅決抨擊之，另一方面，馬克思絕不無視或輕視作為企業管理者的資本家在商品價值創造中的作用，相反，馬克思也承認他們參與了商品價值的創造，并對管理型資本家在市場經濟特別是微觀經濟活動中的領導地位作了充分的肯定。
馬克思在批判、繼承和發展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創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理論，解決了前人沒有解決也解決不了的理論困難，回答了為什么勞動要轉化為價值，是什么勞動創造價值，又怎樣創造價值的問題。勞動二重性學說是馬克思首先發現并論證的，它是理解全部政治經濟學的樞紐。勞動價值論及其勞動二重性學說，不僅是經濟理論體系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進行政治經濟學學習與研究的決定性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一、勞動二重性是揭示商品經濟內在矛盾運動發展的鑰匙，也是揭示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社會化商品經濟道路的鑰匙
馬克思第一個闡明了商品的二因素，指出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統一物，由此創建了商品二因素學說，古典政治經濟學早就看出了這一點，卻不能解決它。亞當·斯密在其政治經濟學范疇中就反映了商品的二重性，把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區別開來，但是，由于他(他們)不懂得勞動的二重性，因而不真正懂得商品的二因素，最終只能將價‘值和使用價值混同起來。馬克思明確指出:在他以前的所有經濟學家那里，把商品歸結為“勞動”的分析都是不清楚和不徹底的，必須把商品歸結為具有二重形式的勞動。也就是說，商品的二因素是由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決定的，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形成商品的價值?？梢?，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商品生產者的勞動是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的統一;商品二因素不過是勞動二重性的產物和表現形式。
貨幣是商品內部矛盾發展的產物，也是商品的第一次外化。商品是使用價值的體現、具體勞動的產物;貨幣是價值的體現、抽象勞動的結果。馬克思對此作了精辟的概括:“交換的擴大和加深的歷史過程，使商品本性中潛伏著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發展起來。為了交易，需要這一對立在外部表現出來，這就要求商品價值有一個獨立的形式，這個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為商品和貨幣這種二重化而最終取得這個形式為止。包含在商品中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現在表現為商品與貨幣的關系，“勞動產品分裂為有用物和價值物”，是商品交換的必然。
貨幣之所以能作為價值物存在并行使其職能，始終是因為它是商品，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體。所以，從本源上看，貨幣拜物教和現代拜金主義一類，不過是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在認識上顛倒商品與貨幣，使用價值和價值關系，根本不懂得或歪曲了勞動二重性同商品二因素的關系。
勞動服務是商品的第二次外化。但無論是它的使用價值或價值，都不具有物質形態，所以服務商品的二因素很容易被人忽視。這也是我國第三產業發展長期滯后的一個重要理論原因。其實，服務作為商品，具有一切商品所固有的由勞動二重性決定的二因素。只不過其二因素在表現形式上有不同于任何其他商品的特點。服務的使用價值即由勞動服務引起的效用，比如馬克思舉例分析的運輸業所出售的商品使用價值，就是場所的變移。為了取得場所變移的這種效用，勞動在特殊的合乎目的的形式下被消耗，而相應耗費的還有生產資料如燃料、運輸工具、交通設施等;“由于它們的生產費用，也有交換價值。而且，服務的價值同樣取決于生產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其價值運動要受價值規律的支配。因此，在一個時期的服務價值變動，與其他商品的價格變化方向和速度是基本一致的，即呈上升趨勢。
馬克思通過勞動二重性對服務商品二因素的揭示，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具有重要意義。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來講，不管它是以物質形態出現顯而易見也罷，還是以非物質形態隱蔽地出現也罷，其實質都是資產階級對雇傭工人的剝削關系。對社會主義經濟來講，認識服務商品的二因素，把服務業及其產品作為市場交換的內容和社會總產品統計的對象，對積極發展第三產業，擴大社會生產力和優化產業結構，以及加強國民經濟的宏觀管理，都有直接的指導性。
勞動力成為商品是商品的第三次外化。勞動力成為商品是有條件的，同時也是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必然產物。勞動力一旦成為商品，不容置疑的就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結合，只是有它自身的特殊性而已。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同其他所有商品一樣是由生產和再生產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是抽象勞動的凝結。其特殊性在于它可以還原為維持勞動者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而且還包括了一個歷史的道德的因素。正因為這樣，勞動力價值的構成內容、范圍、比例等都在發生重大變化;這不僅反映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情況，而且使工資水平顯著提高。勞動力商品最大的特殊性，還在于它的使用價值，即創造商品價值的能力。
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向我們充分表明了培養人尤其是教育人的重要性。人是世界上最為寶貴的。只要有了人，一切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我們要實現“兩個轉變”，要把我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就必須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掌握了現代科學技術、身體健康的勞動者和接班人，這就要求建立相應的教育和科技發展體制。因此，必須實施科教興國戰略。
馬克思運用勞動二重性所揭示的發展生產的兩種方法不僅是對立的，而且是統一的。以增加社會勞動總量，增加投資來發展生產，擴大財力開發是可以的，但對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卻十分有限。因此，與之相適應的粗放型經營方式和外延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已經過時。而以勞動生產力的提高為基礎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是無限的，因為具體勞動的增長、科技技術的發展及其應用是無限的，這就是我國必須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走以內含擴大再生產為主的道路的依據。
二、勞動二重性是解析資本主義復雜經濟現象的密碼，也是解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復雜現象新情況的密碼
在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時，經常會碰到許多矛盾的經濟現象和復雜的經濟過程。只有透過這些矛盾的現象和復雜的過程，才能獲得對資本主義經濟本質的和規律性的認識。馬克思充分預見到我們可能遇到的這些困難，他說:“這個似乎存在而從結果來看也確實存在的矛盾”，可能把他們引人迷途。他還告誡后人，要科學地分析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僅僅依靠某些個別的、偶然的、孤立的事實是完全不夠的，甚至還可能產生歪曲資本主義經濟實質的論點，而必須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現象作系統的研究。要做到這一點，就離不開勞動二重性學說。馬克思把勞動二重性視為剖析資本主義關系的方法論。
首先，勞動二重性學說及其方法論作用是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形成和發展的全部事實的基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是從商品細胞開始的。他不僅揭示了商品的二因素，指明商品中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統一，而且闡明了勞動二重性和商品二因素的關系。這就意味著，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是以商品生產從而也是以資本主義生產全部矛盾的萌芽狀態開始的;因而，貫穿資本主義經濟始終的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的矛盾，不過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對抗性矛盾自身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表現形式。
其次，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以及引起政治經濟學革命性變革的剩余價值理論，是以勞動二重性為依據的。正是考慮到勞動二重性學說對于理解資本主義經濟運動及其基本規律所具有的特殊意義，馬克思指出:“這就是批判地理解問題的全部秘密。科學地提出并解決剩余價值的起源問題，必須以明確區分商品的價值與使用價值，生產價值的勞動與生產使用價值的勞動為前提。從勞動二重性學說出發，馬克思成功地解決了在古典經濟學那里成為難題的關于簡單商品經濟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區分問題。盡管簡單商品流通(W-G-W)與資本流通(G-W-G }存在似是而非的相同之處，而實際上有本質的差別。這種差別恰好屬于兩個不同經濟時代的標志，是以商品二因素的對立為基礎的。
正是由于把勞動二重性的方法引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二重性。他寫道:“作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形成過程的統一，生產過程是商品生產過程;作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生產過程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商品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
由勞動二重性決定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的觀點，還引出了雇傭工人勞動的二重性、資本主義工作日的二重結構，增加剩余價值生產提高剝削程度的二重方法，資本的現象和本質以及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劃分等重要觀點。由此展開的進一步分析，馬克思揭示了剩余價值規律，并闡明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馬克思的其他重要理論，如積累理論、流通理論、再生產理論、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理論、經濟危機理論等等，都是以勞動二重性原理為基礎的，都可以勞動二重性作為方法論手段來破譯和論證。
三、勞動二重性學說是批判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的有力武器，也是創新社會主義新時期政治經濟學的有力武器
批判與繼承相結合，否定與發展相統一，是政治經濟學走過的一條成功道路。沒有密切地聯系實際經濟生活，特別是在對一切新經濟現象的分析中，不斷與資產階級經濟學作斗爭，經濟理論不會有今天的蓬勃生氣。勞動二重性作為認識經濟過程的方法，也是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有力武器。
馬克思通過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的研究發現，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在建立自己的理論時，“毫無例外地忽略了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那末，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也必然具有二重性?！倍瞧毡榈匕丫唧w勞動同抽象勞動相混同，盡管這種混同在不同流派有質的區別，但根源卻是共同的，在于它們的階級局限性。
在古典學派那里，具有典型意義的是憑直覺劃分勞動的兩個方面，而沒有把握它們內在的矛盾統一。其代表人物就是亞當·斯密，由于他不能區分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不明白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于是也就不懂得資本主義經濟過程的外部形式與內在本質的對應關系，結果只能得出片面的自相矛盾觀點。發展下去，不可避免會產生像著名的“斯密教條”那樣的錯誤結論，因此馬克思鮮明地指出:“斯密自己后來也拋棄了自己的理論，但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矛盾。而這些矛盾的來源，恰好要到他的科學的起點上去尋找。.不過，馬克思并未就此否定斯密理論的科學內涵，相反地肯定了他促使人們去認識勞動二重性方法上的重要貢獻。
在庸俗政治經濟學則是另外一回事。對它來說，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劃分，正好相反，蓄意把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相混同，是其理論思想的一般原則，實質是要掩蓋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抹煞生產力同生產關系的界限。“生產要素”論就是典型的例證。
“生產要素”論的創始人讓·薩伊，以斯密的“偉大繼承者”自居，但卻否定勞動是價值的基礎，抹煞了斯密的主要貢獻，主張物品是否有價值在于它是否有效用。他以生產三要素論來說明效用的產生，認為生產不是創造物質而是創造效用;并且偷梁換柱，在用使用價值生產過程代替價值和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之后，把參加生產過程的三要素:具體勞動、生產資料、土地概括為價值的源泉。很明顯，薩伊混淆了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區別，更是混淆了創造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和形成價值的抽象勞動，妄圖用一般生產來偷換資本主義生產，用一般勞動來頂替雇傭勞動，用生產資料取代資本，用土地代替地產，以此達到掩蓋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和資本剝削的本來面目。薩伊還否定了斯密分配理論中的科學成份，主張既然價值(效用)是生產過程三要素共同創造的，那末，資本主義社會三個基本階級收人的源泉就應該是:勞動—工資的源泉;資本—利息的源泉;土地—地租的源泉。這就是馬克思所批判和譏諷的“三位一體公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