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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調節競爭性范文1
提要： 監管與自律、自治是資本市場的永恒的主體。沒有適度的監管難以自發地建立公平和有效競爭的資本市場秩序，確保交易安全和廣大投資者的利益；而一個缺乏自律和自治的資本市場，必然是市場交易主體缺乏活力，資源配置效益低下的市場。對政府監管產生強烈依賴，以至于無法生成自律、自治環境機制的資本市場，永遠也不可能走向成熟。我國資本市場以政府為主導，管制過甚，自律、自治受到無形壓制的模式，必須扭轉、過渡到監管與自律、自治并重，二者有機統一的軌道上，才能使我國資本市場最終走向成熟。
市場條件下的資本市場必須營造一個監管與自律、自治對立統一的市場環境，才能實現調整對安全和效益的追求。然而，法律如何把握適度監管的領域，為各類市場主體保留適宜其生存和持續發展的空間，則是整個資本市場能否良性運轉的關鍵。資本市場的監管應建立在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基礎上，尊重資本市場的，注重宏觀調控，間接管理，多采用經濟手段保持市場主體的獨立性和自主經營權。不因監管的存在而使市場主體喪失經營的靈活性和活力，不因監管而妨礙其效益的增長。
一、監管與自律、自治在資本市場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
古典自由經濟學派崇尚自由經濟，主張經濟的自由放任，反對政府干預經濟活動。完全競爭性的市場模型能夠實現資源的帕累托效率配置。即個體消費者的效率最大化行為和廠商利潤最大化行為將通過“看不見的手”使資源的配置達到一個理想的狀態：任何變動若不使任何他人的境況變壞就不能使任何一個人的境況變好。這一理想狀態不需要政府的任何干預或公共政策，這是一個自我調節和修正的過程。最小政府以人類平等、自由、公正和人權神圣不可侵犯為最高的價值，堅信個人的主體權力能力、自我控制能力、自我約束能力和自我實現能力是實現公平、正義、平等、自由和福利的唯一途徑。因此，政府只履行守夜人和警察的職能。政府的功能只局限于“保護所有的公民免受暴力、盜竊和欺詐，……確保合同的履行與實施?！弊钚〉恼凸艿米钌俚恼褪亲詈玫恼?。然而，現實生活中這種完全競爭的市場從來就沒有存在過。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世界性經濟危機，隨之宣告了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的終結。針對經濟放任造成的后果，凱恩斯主義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以實現充分就業和經濟增長。然而，20世紀70年代初，西方國家出現的了大量失業和物價高漲并存的“停滯膨脹”，使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經濟政策陷于破產。事實告訴我們，當今的市場經濟既不是放任自流的經濟，也不是政府全面管制的計劃經濟，市場調節與政府調節二者缺一不可。
政府監管和調控市場經濟的正當理由，首先，是因為市場的失靈。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的純公共物品與非競爭、可排他、可市場化的公共物品供給不足，以及競爭性、非排他性的公共產權的過度消費和投資不足，使市場機制的帕累托配置效率失靈；經濟活動的外部性、壟斷、信息不對稱 [1]，以及競爭性市場的其他局限性均會引起市場的失靈。其次，自由競爭的經濟必然走向壟斷和市場支配地位的濫用，反過來妨礙、排斥或限制競爭；再次，市場調節無法自動地實現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平衡，而且市場調節的事后性，只能通過對經濟嚴重的破壞和巨大的資源浪費，才能恢復經濟總量的再次平衡。最后，市場主體作為經濟人均有追求自我利潤最大化的傾向和人性惡的一面，這樣，市場交易和競爭的過程中就會不可避免地出現損人利己的現象。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就曾設問“政府之存在不就是人性的最好的說明嗎？如果每個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沒有一個組織來防范做惡者，來明確界定何為惡行的規則，個人就不可能和平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私有產權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保障?！保?）（p119）資本市場作為作為整個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維護公平、競爭、高效的市場秩序，對資本市場必要的管制，自不待言。例如，在股票市場上，由于信息不對稱，在股票的發行人與股票的認購人之間，發行人關于自己股票的質量信息，知道的要比認購人全面的多。當投資者無法區別質量較高的股票與較低的股票時，較高質量的股票就會以低于投資者能夠確知兩種股票差異時的價格出售。這樣，就會出現劣質股票將優質股票驅逐出市場的現象。政府監管除了具有消除資本市場失靈的負面的防范作用外，還有積極的促進功能。第一，政府監管有助于資本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經濟效率；第二，政府的監管能夠實現公平、正義的理想社會。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處于平等、自由和公正交易秩序中的每一個人和都是自我利益實現的最佳判斷者?！耙粋€好的社會必須具有限制個人的選擇干涉別人選擇程度的機制；一個好的社會應該具有暢通的讓所有的人都廣泛參與決定私人物品和社會物品配置的制度機制；一個好的社會應盡一切可能消除天賦性的與生俱來的特權與不平等，而讓人的后天努力成為處于社會的哪一個紐結點上的惟一決定性的因素?！保?）（p205）在哈耶克看來，如果沒有經濟自由，就不可能有進步。企圖要求社會所有的人按照一個人或者某些人的指令進行生活，從而操縱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活動，這種企圖必將阻礙那種可以實現物質和技術進步的社會秩序的生成。政府不應當對經濟發號施令，而應當創設和執行有關財產、交換的法律，從而使人們能夠以最有利于創造財富的方式彼此互相交往。政府恰當的目標應當是保證個人能夠充分地以自己覺得最合適的方式利用其知識和才能?！胺汕‘數哪繕藙t是為生活于其中的個人創造一個私域，使他們能按自己的意愿活動?！?（3） （p231）哈耶克進一步認為，最優的社會就是個人透過競爭性市場公平地發揮自己的能力，并獲得地位和物質財富的社會，而在此競爭性市場中，人們享有交換自由和私人財產，政府并不控制經濟活動的細節。發達、良好的資本市場市場環境應當建立在廣大市場主體主動性自律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完全依賴于監管。主要靠政府監管才能維持秩序，市場主體普遍缺乏自律意識，違規操作盛行的資本市場，這種狀況，只能說明資本市場遠未成熟。私法自治精神僅在于“實現下述思想：即任何人均可隨其所欲，訂立契約，作成遺囑，設立社團?！保?）（p73）資本市場的各類主體，無論是商業銀行、信托投資公司、證券公司、上市公司，中介機構、證券交易所等法人團體，還是在資本市場投資的個人，都是獨立的市場主體，法律必須確保他們能夠行使自主經營權，根據自己的決策，自由地開展資本經營活動，努力實現自身利潤最大化經營目標。同業者為了自身的共同利益，按照自愿的原則可以依法建立自律性組織，維護團體的共同利益，協調團體與成員之間的利益，促進資本市場同業者的健康發展。
資本市場的競爭要有效地發揮作用，需要政府從事大量的活動以使其正常地運轉，在其不能正常運轉的時候要彌補其缺陷，但是在能夠創造出競爭的地方就必須依賴競爭。哈耶克認為，如果政府的管理和計劃是為了促進競爭，或者是在競爭無法正常發揮作用的時候采取行動，就不應當進行反對，但是除此以外的一切政府活動都是非常危險的。監管與自律、自治是資本市場的永恒的主體。沒有適度的監管難以自發地建立公平和有效競爭的資本市場秩序，確保交易安全和廣大參與市場交易者的利益；而一個缺乏自律和自治的資本市場，必然是市場交易主體缺乏活力，資源配置效益低下的市場。對經濟活動實行全面的管制就必然會排斥市場，這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做法，完全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F代市場經濟既不是古典自由經濟學派所倡導的放任自流純而又純的市場經濟，也不是對經濟活動進行全面干預的經濟?，F代市場經濟是政府可宏觀調控，適度監管的經濟。
市場調節競爭性范文2
關鍵詞：農村剩余勞動力 公共經濟學 就業機會舉措
中圖分類號：F241.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791(2012)02(c)-0000-00
農民問題是“三農”問題中的核心問題，長期影響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制約了現代化進程。而農民問題的根源則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據資料顯示，目前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約占1.22億～1.65億，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25%[1]。因此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就業機會，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1 理論視角下就業機會的物品分析
在找出問題解決的方案之前，首先應清楚所要研究的對象的實質是什么。從公共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就是要了解所要研究的對象是什么物品。文章旨在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機會。其理論依據具體闡述如下：
1.1 就業機會是混合物品
在公共經濟學中，根據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競爭性，可將物品分為以下四類：一是純公益物品：既無排他性，也無競爭性；而是俱樂部物品：有排他性，而無競爭性；三是共同資源：無排他性，但有競爭性；四是私益物品：既有排他性，又有競爭性。除了第四類私益物品外，其他三類都是公益物品?；旌衔锲肥侵讣婢咚揭嫖锲泛凸嫖锲诽匦缘奈锲罚蛘哒f混合物品是具有較大的正外部效應的私益物品，這些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是不完全的。[2]屬于此類物品的有科技、教育、醫療等。根據該概念界定，就業機會屬于混合物品研究范疇。
其一，就業機會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私益物品的特征，既具有競爭性，也具有排他性。一方面是有限的就業機會，也即滿足了就業機會在消費上具有競爭性。現實社會經濟中，大量失業問題的存在，實際上也就是就業機會的需求與就業機會供給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增加就業機會的邊際成本不可能為零。一般來講，當勞動市場上的就業供給與需求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當需求小于勞動力的供給時，就會出現失業。所以，增加勞動力需求是新增或創造就業機會的前提，而增加的勞動力需求則要求用人單位花費一定的成本（如工資成本）[3]因此，新增加的就業機會成本不可能為零。而且，就業機會的獲得也與一個人受教育程度和能力等條件有非常大的關系。從此層面上講，就業機會也符合私益物品的特征。
其二，就業本身就是人的立足之本，沒有獲得就業，社會人就不具備能實現精神和物質方面需求的條件。從這個角度分析，就業就具備了私益物品的特征。從社會角度來看，妥善的就業，能有效的整合社會資源，實現最優的資源配置，同時也能更好的讓每個人為社會發揮自己的能力，最終可使整個社會獲益。所以，就業機會是一種較大的正外部效應的私益物品。
其三，從實踐角度分析，把就業定義在混合產品的研究范圍內，也有利于政府在解決就業問題和協調市場管理中的合理定位。
1.2 混合物品的提供可采取政府與市場相結合的方式
根據混合物品所具有的私益物品和公益物品的雙重性質，在其提供方面，從理論的角度分析，可采用政府與市場相結合的供給方式。因為混合物品具有私益物品的特征，所以在開始階段，私人總能發揮其充分的激勵來提供這種物品，這也就表明，在市場經濟下，市場本身就可以發揮其特長，創造一些可供就業的機會，也即是，為了實現勞動力需求方的利益最大化，勞動力需求方對勞動力有一種內在需求。然而，當勞動力的需求量到達飽和時，也即雇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等于其邊際成本時，勞動力需求方就不會在增加其勞動力，于是就會出現市場在提供就業機會中的失靈現象。[4]如果廣大的勞動者失去了就業機會，不僅其個人無法獲得其物質和精神上的需求，同時社會也會為此付出較高的代價，如社會不安定因素和社會失業保險金的增加等。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且人口眾多，社會資源相對有限，勞動力供給過剩。而我國目前正處于結構升級和體制轉軌的關鍵時期，就業問題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顯得尤為嚴峻。雖然市場機制在就業問題中能發揮著積極作用，但面對我國的剩余勞動力的絕對過剩，市場的調節作用顯示出了很多局限性。這也就表明了通過市場的調節所提供的就業機會是有限的，它只能根據市場規律的變化在一定的條件下發揮其效應。
市場調節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的失靈為政府干預提供了機遇。從理論的角度分析，市場與政府相結合是為混合物品提供的最佳方式，市場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其主導作用，政府干預可以矯正就業的正外部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矯正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失靈。也就是說，我國勞動力的供求一方面要充分發揮其市場的調節作用，但也不能完全聽之任之。
2 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難的公共經濟學解釋與根本原因
為什么會產生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難的現象呢？從公共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它是由市場無法有效地矯正外部性導致的。根據公共經濟學理論所說，市場經濟體制中，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不過，該結論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信息需充分、交易費用應該是零、理性經紀人并且必須是完全競爭?？墒沁@個假設條件在實際的經濟生活中基本無法滿足，如此市場就會失靈，也就無法有效地矯正外部性了。我們知道，在正外部性存在的基礎上，該物品的私人價值會小于其社會價值，如此，就業作為一種私益物品，并且它的正外部效應還比較大，自然而然的，因為它的正外部性，就業一直是過少供給的，也就是它的社會最適量遠多于私人市場決定的數量。由此我們說它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大缺就業機會的前提。
細化而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說明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難的原因：
2.1 從農村剩余勞動力自身角度來看，總體就業能力較欠缺。其一，由于他們偏低的文化水平、偏弱的職業技能，導致在就業市場上農村剩余勞動力根本毫無競爭力；再則，經常會有這種現象，某用人單位培養出的熟練工過段時間又會流失到其他用人單位，也就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動性較大，這樣用人單位就必須重新招聘、重新培養，使得用人單位的成本大大提高，利潤也就相應降低。因此企業就必然會減少雇傭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比例。
2.2 從社會制度上來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受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與社會保障制度的制約。因身份限制，古往今來，農村人口大多被束縛在其戶籍所在地，這樣就極大限制了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組合，使得資源得不到優化的配置，因此必須廢除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能夠自由遷移，這是一種大勢所趨。此外，和城市居民所擁有的各種福利待遇（例如住房、醫療、退休金和最低生活補助等），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上不成熟，盡管這些年，我們對它進行了一些試點探索工作，但是如何更好地統籌城鄉社會保障，還是我們目前需面對的相當艱難并重要的任務。
2.3 從農民進城的現實情況來看，存在著各種壁壘。其一，如果農民進城，相應的生活支出、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尤其是經營資本的高昂支出，導致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因為沒有大額財力的支撐，又回流到農村。其二，現有的用工政策（國家的或地方的）還不夠完善，例如和城鎮職工相比，農村人口無法同工同酬、同工同時和同功同權，甚至還有一定的行業限制，這些都對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就業大大不利。
3 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機會的幾點建議
根據前述的原因我們可以得出，若想排除農村人口進城就業的難度，增加農村人口進城就業的機會，必須要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身份轉換問題，切實打破其自由流動的壁壘，這是一個關鍵所在。具體來說，我們可以考慮先排除農村勞動力的顧慮，各個方面（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都要建立一些有效地制度，如下所示:
3.1 政府應建立有效的政策激勵機制。
針對用人單位，政府可以制定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或財政補貼政策來減少其雇傭成本，例如若是雇傭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可以提供稅收優惠或進行適量補貼。針對農村剩余勞動力，政府應提高農村教育投入（包括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用以切實提高農村勞動力的文化的素質，提升其就業能力。提高農村人口素質是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迫切需要[6]。農村勞動力文化素質低下，學習能力薄弱，這已經極大的限制了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若是綜合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農民工整體素質這兩個問題，我們就可以得出更為銳利的問題：大量文化素質低弱的并且流動性大的農村勞動力如何適應我們期望的企業從 “三高”企業（勞動密集型）向低碳時代的技術密集型企業轉換。因此，企業若是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首先要重視勞動力素質的提高。[7]
3.2 改革戶籍制度，完善社會保障。
如前所說，要改變二元戶籍制度，建立起以身份證管理為主的統一的一元戶籍制度。例如，不再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落戶城鎮和進城就業（通過勞動部門和勞務市場）進行限制，并且，要切實考慮進城農民工（包括其所攜家屬）的經濟適用房申購問題、教育問題、勞動就業問題、養老醫療問題以及治安管理問題，將這些工作列入各有關經費預算，以便有效地實現城鄉人口和勞動力的合理流動。
對于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問題，首先要建立農村“低?！?，使得特困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由政府和社會提供。其次要在政府的支持和指導下，建立并健全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覆蓋各個農村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然后改變以往普遍存在的農民將土地經營當作“生活保障”的情況，建立并健全以個人出資為主，國家、集體扶助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
3.3 推進城鎮化進程，加快小城鎮建設。
首先，還是要繼續堅持大中城市并舉發展的道路。相比而言，我國的大中城市在數量上比較少，因而所需的農村勞力并不多；況且，我國的大中城市分布極為不均，大多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這就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無法就近轉移。因此，我們要以繼續發展大中城市，并且有重點的發展中西部地區的大中城市。其次，要尤為重視小城鎮的發展。因為如前所說，我國大中城市少導致能吸納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也相應有限，所以更為有效地并且是更為經濟的方法是利用發展小城鎮的第二、三產業進行吸納。
3.4 建立完善勞動力市場和公平、公正的制度環境。
目前第一、二產業能夠提供的就業能力已經下降，第三產業發展空間還很大，且在第三產業中女性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加，所以，為安排農村多余的勞動力，應在第三產業上好好下功夫。與此同時，要建立健全完善的勞動力市場制度，使就業信息公開，建立公正、公平、自由合理的勞動力市場，為營造公平、公平的就業制度環境，監查部門應對勞動力中介組織進行監管督查。
3.5 拓展勞務輸出；增強鄉鎮企業活力。
鼓勵農民到境外就業，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提高就業機會的非常行之有效的措施。這樣以來，農民的收入不僅能夠得到大大提高，還能夠使農民學習新技術、拓展新理念、增長新視野。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鄉鎮企業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很多就業機會，大大緩解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壓力。根據鄉鎮企業的特點，其資金密度低，就業能力比大中城市國有企業高，在安排農村剩余勞動力方面，將一如既往的發揮其作用?！俺浞掷棉r村各種資源和生產要素來發展鄉鎮企業，是發展農村經濟、拓展農村內部就業空間的主要途徑”[8]
安排好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僅關系到社會發展的進程，而且也是關系國泰民安。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不僅需要勞動者勤勞肯干提高技術跟上社會的發展，而且也需要各級政府機構領導部門提供更多可行性政策和方向進行引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是一項任重道遠的工作，需要我們認清國情，開拓思維，積極提高農民工素質和培養其技能，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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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布朗?杰克遜著，張馨譯.公共部門經濟學(第四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3][4] 付伯穎.公共經濟學視角下就業問題的思考[J].東北財經大學學報，2006 (2).
[5] (美)曼昆著、梁小民譯.經濟學原理(第四版)微觀經濟學分冊[J]，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8）.
[6] 紀韶.中國農民工就業狀態的調研[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1(2).
市場調節競爭性范文3
一、公共財政理論與稅費制度改革
(一)純公共物品與稅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與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生產建設性財政相比,最大的不同點就是公共財政。公共財政的基本職能就是滿足社會公共需要。所謂公共需要,指的是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社會公眾在生產,生活和工作中的共同需要,主要由純公共物品保障供給。純公共物品具有以下兩方面的特征:一是消費的非排他性,即無法將一個不繳費者排斥于對該公共物品的消費之外;二是消費的非競爭性,即每個人對這種物品的消費并不會導致其他人消費的減少。純公共物品消費的非競爭性,意味著純公共物品消費的邊際成本為零。這樣,根據邊際成本定價原則,政府在向社會提供純公共物品時不應也無法向使用者直接收費。另一方面,純公共物品消費的非排他性特征,意味著政府很難確定純公共物品的收益者群體和受益大小,因而就無法確定純公共物品的價格和付費對象,即無法通過收費彌補成本。因此,對于純公共物品,既無必要也不可能向其使用者直接收費,只能通過強制征稅方式彌補其供給成本。稅收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性的特征,決定了它的使用主要是為了滿足公共需要,不以盈利為目的無償性支出。這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具體體現。即凡是市場能夠發揮調節作用的領域,首先由市場調節,也就是說,凡是能通過市場進行合理定價和回收成本的商品和勞務,均由市場提供,如私人物品;對市場不能有效調節或者無法調節的商品和勞務,由政府直接或參與調節。否則,如果政府直接參與市場競爭,就極有可能影響正常的市場秩序。而財政資金在盈利項目方面的“越位”和在公共物品領域的“缺位”,不僅降低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也會降低社會經濟的整體運行效率。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職能范圍必須嚴格按照公共物品理論確定。
(二)準公共物品與收費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承擔的資源配置職能主要涉及以下兩種公共物品的供給:一種是純公共物品,如國家安全與社會秩序等;另一種是準公共物品。準公共物品是指既具有公共物品的某些特征又不完全具有公共物品特征的物品,例如教育、衛生、文化等。這些物品一方面具有公共物品消費的局部公共性或外部性,另一方面,又具有私人物品消費的局部可排他性和競爭性等特征。準公共物品消費的局部公共性和外部性,表明在一定范圍內準公共物品不能由市場提供,或由市場提供較無效率,從而需要政府部門的介入。例如,若通過市場定價方式由私人提供教育,由于私人部門往往并不考慮教育的外部效益,而只是根據私人邊際成本與私人邊際收益相等的原則提供這些服務,易導致教育的供給量低于社會最優水平,造成社會福利損失。準公共物品消費又具有競爭性的特點,這意味著其消費的邊際成本并不絕對為零,這樣根據邊際成本定價原則,在特定情況下有必要向其使用者收費,以免因免費供給而導致人們對該公共物品的過度消費。同時,準公共物品消費還具有可排他性特征,這意味著對其收費具有實際操作上的可行性。因此,可通過收費方式供給準公共物品,更符合經濟效率原則。
此外,對于某些具有壟斷性質的私人物品,如水、電、暖等公用事業部門,及具有信息不對稱的私人物品,如醫療、保險等,雖然也可通過市場定價的方式提供,但由于存在壟斷、信息不對稱等情況,由市場提供易導致消費和生產的無效率,因而在實踐中往往也是由公共部門提供。由于這些私人物品同樣具有排他性及競爭性的消費特征,因而公共部門在提供這些物品時應該也可以實行收費制度。
(三)規范性的稅費關系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共財政,稅收作為主要收入形式,主要用于純公共物品的提供;同時,準公共物品和壟斷性質私人物品的存在,收費又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另外,從一般意義上說,稅和費都是政府取得財政收入的形式。政府取得財政收入,可以采用稅收形式,也可以采用收費形式。由于稅收形式的規范性、客體的廣泛性、征收的法律強制性,較之于其他收入形式有著無可比擬的優點,稅收已成為各國普遍運用的取得財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并成為貫徹政府政策目標的重要手段。但是,稅種的設置和稅款的征收也有其特定的約束條件,對于某些經濟活動的調控或公共產品、公共服務成本的補償,有時不適合采用征稅方式,政府便采用較為便利和靈活有效的收費方式,作為其取得財政收入、調節經濟活動的必要補充。從財政收入的構成看,各國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數量的收費,但無一例外地將其納入預算統一管理。
在這方面,市場經濟比較完善的國家稅費關系的大致格局為我們提供了借鑒。從一般的情況而言,在世界上主要的市場經濟國家中,預算內的稅收(即所謂“正稅”),是以法律為依托的、規范的政府主要籌資方式和調節經濟與社會生活的主要手段;同時,各級政府還可以通過一定的法律程序開征一些規費,即政府機關對居民或法人提供特定服務時收取的手續費或工本費(在全部政府收入中只占很小部分)。地方政府在提供區域的或社區的某些公共服務項目時,還可按“使用者付費”原則向接受服務者收取一定數量的使用費,如高速公路、地鐵的收費,污水或垃圾處理的收費等(也要經過法定程序確定收費條款,此類收入有時可占地方財政收入不小的比重)。正稅、規費、使用費收入,都應反映在政府預算收入中。同時,企業也可以有“收費”(在我國即經營性收費),但這屬于商業行為,與政府財力運作系統無關。
二、政府收費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現行政府收費的基本分類及改革取向
從收費部門和單位分析,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政機關、司法機關、有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學會、行業協會等,幾乎所有的部門都收費。目前大致分五類:一是國家機關為特定對象提供專門服務,而收取的證照工本費、注冊登記費、環境補償治理費和訴訟費等。這部分收費具有補償性質,屬規費收入,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也普遍征收,不存在“費改稅”問題,今后主要是納入預算,依法管理,并嚴格控制在一定范圍內。二是國家機關進行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務時,為彌補機關經費不足收取的管理費,如鄉鎮企業管理費、個體工商戶管理費、福利企業管理費、減稅免稅保稅物品海關監管費等。這部分收費主要是因為部分國家機關經費不足引起的,應逐步取消,經費不足問題應由財政撥款和其他辦法解決。三是公益服務費,包括教育、醫療、環衛、殯葬等。這部分收費不能轉變為稅收,應在分清政府和市場責任的基礎上,建立和完善政府和市場雙重補償機制。四是中介服務收費,包括評估、鑒定、檢驗、、公證、律師等服務收費。這部分收費應從國家機關收費中分離出來,按照市場原則進行管理。五是以籌集建設資金為目的而設立的各種使用費、附加費、建設費、基金等。這部分收費具有強制性,征收范圍和標準相對穩定,數額一般較大,具備稅收的一般特征,可把這部分合理的收費(基金)改征稅收。
從收費項目的管理分析,大致有3種情況:(1)納入預算管理。國務院決定,自1996年起,將養路費、車輛附加費、鐵路建設基金、三峽建設基金、新菜地開發基金、公路建設基金、民航基礎設施建設基金、農村教育事業附加費、郵電附加、港口建設費、市話初裝費、民航機場管理建設費等13項數額較大的收費(基金)納入財政預算管理。(2)納入預算外資金管理。主要包括:法律、法規規定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基金和附加收入等;國務院或省級人民政府及財政、計劃(物價)部門審批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國務院以及財政部審批設立的基金、附加收入等;用于鄉鎮政府開支的鄉自籌和鄉統籌資金等。這部分資金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由財政專戶儲存。(3)游離于財政預算之外,脫離人大、財政監督,實際上處于管理的“真空”狀態。這是亂收費、亂攤派最集中的領域。這部分收費大都是各部門、單位越權擅自設立或非法擴大原收費項目范圍、提高收費標準而形成的。其收入構成本部門、單位的“小金庫”。據有關典型調查,除小部分用于有關事業發展外,相當部分資金用于職工福利、公款吃喝玩樂,甚至通過各種途徑進入個人腰包,成為助長腐敗現象的根源。
(二)我國現行收費存在的主要問題
市場調節競爭性范文4
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眾多經濟學思想流派中，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二次調節所有制改革轉型發展道德調節
引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F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梢哉f，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紤]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耙淮擞幸淮说臍v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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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調節競爭性范文5
一、政府統一定價
我國目前按通用名來計算共有藥品12000種，其中約9300余種藥品（約占77%）完全由企業自主定價。在當今社會，大多數藥品的功能不為患者所熟悉，住院用藥、特殊藥品和非常用藥品用藥的主導權完全掌握在醫生手中，難以通過競爭機制形成合理的市場價格，加上天價藥品大多出在非政府定價的藥品中，藥價貴主要貴在非政府定價藥，因此，全部藥品由政府管理是形成合理藥價的客觀要求。日本規定凡是適用于醫療保險的醫療用藥品，都不能自由設定價格，而未納入醫療保險目錄藥品數量很少，只有一些并非用于治病的醫療用藥品政府不干涉其定價。加拿大所有處方藥價格由政府制定，政府直接管理價格的藥品占全部藥品的70.7%。美國藥品市場定價，看病最貴。政府對藥價的有效管理應當是全國統一定價，以減少藥商“攻關”的機會，物價不同的地區可以對所有藥品實行本地區同一比例的一定浮動。同時，營利性醫療機構提供的各種醫療服務和非營利性醫療機構提供的特需醫療服務也不應推行市場調節價。在目前的體制下，作為幾乎沒有被賦予定價權的市、縣級政府，對實行市場調節價的藥品價格實施政府管理，并對所有進入本地區的藥品進行再招標，可能成為一個有益的創舉。
二、專家匿名定價
政府定價不一定必然合理。一家跨國藥企的人士很直白地告訴記者，在藥品價格方面企業有主動權。由于國家發展改革委制訂的藥品零售指導價，也主要以省一級報上來的數據為基礎，因此把“省”這一層面打通非常關鍵。按現行制度設計，在藥品定價程序中，應建立藥品價格評審和論證專家庫，從專家庫中隨機抽取專家進行評審，而中國各行業專家庫、專家組運行的經驗告訴我們，參評專家名單完全可能為被評對象所探知，給專家送紅包也并非個別現象。按現行制度設計，專家評審和專家論證只是提出建議，最終決策的是主管部門，這使藥商攻關活動可以繞開專家而更方便。誰都知道，“集體研究”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完全可能控。完善價格決策程序，要確保專家名單不為廠家和經銷商所知；最終決策，要由來自于工業管理、藥品技術、經濟、價格、不從事醫療工作的醫藥等方面的專家，實行匿名分散投票表決；這種表決應當是最終決策，不需要政府主管部門最終拍板。
三、科學核算定價
現行政府定價以社會平均成本為基礎，《醫藥價格工作守則》曾規定，藥品定價必須經過進駐企業進行成本調查的過程，還要經過專家對成本的評審和論證。2010年《藥品價格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規定要進行成本調查。成本和價格普查時要求藥品生產經營單位自行報送藥品成本、產銷數量、交易價格等資料，普查信息無法充分反映情況的、分歧意見大的、有舉報的等情況要進行成本和價格專項調查。但恰如藥商所說，“藥品的生產成本都是高度商業機密，我們報給物價部門的也不一定是準確數字，他們也不可能一家家核查?！庇泄烙?，我國生產的大部分西藥，總體上其生產成本不到零售價的5%，其中原因之一是“指導價”本身就是天價。目前搞成本調查只能為受賄提供機會。
鑒于此，對統一定價的一般藥品要拋棄以成本為基礎的價格核算方法，而以競爭性招標、效用分析等途徑形成價格；只對必須單獨定價的藥品，主要是專利、專有技術、獎項、獨特藥方、保密、治療罕見和特殊病種且無替代品的唯一藥品等單一廠家生產的藥品，以及醫院自制制劑，進行一定的成本核算，但不要輕易對“質量標準高、有技術創新”的藥品單獨定價，對專利等單一廠家生產的藥品也要進行療效分析，沒有十分獨到之處的也要列入統一招標。成本核算的關鍵是制造成本核算。制造成本不能依賴企業上報和實地調查，而是可以通過對該藥品制造所需原料等流動資產的市場價格、設備的市場價格，加上一定比例的勞務和廠房等費用，背對背核算，然后再加上一定比例的期間費用、稅收和必要收益等。
四、效用導向定價
防止藥品政府定價失靈，必須實行效用分析。市場競爭機制下普通商品的價格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供給在長期中受商品的成本制約，需求在長期中由商品的效用決定。不可替代的壟斷性商品，價格由購買力決定，與成本無關。提供同種使用價值的商品，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其價值及價格，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長期中和該商品所提供的使用價值或效用相一致。社會需要的是效用，你提供的效用和別的商品一樣，你說你的產品成本高所以應當賣高價，有人會買你的商品嗎？現實中的商品價格表面上是由賣者決定的，實際上是由買者決定的，而消費者絕不會根據商品的成本付出價格，而是根據商品為自己提供了多大的效用付出價格。
政府利用市場機制，可以運用試錯機制?；巨k法是對提供基本相同使用價值的藥品放到一起招標競爭，承受不了競爭價格的，應該提高效率或者退出市場。如果某種確有必要繼續生產的藥品無人愿意生產，可以逐步提高其價格，直到有廠商愿意提供該藥品。對經過背對背評價確有更高療效的藥品可加價一定的百分比。
當今世界尤其是我國藥品種類繁多且情況復雜，一個頭孢克肟的配伍禁忌和準配伍禁忌可達近30種，同種藥品還有大量不同規格，患者和醫生都不便把握，且為藥物濫用、藥價虛高提供大量可乘之機。要通過效用導向定價，重新審視藥品的使用價值，大量淘汰藥物種類，并嚴格控制新藥上市。
五、競爭招標定價
2009年初，衛生部等6部委在全國范圍內全面推行以省為單位的網上藥品集中采購，要求公開招標。然而藥價虛高的問題似乎并未因此而解決，有反映甚至更高。如改規格、改劑型、更換酸根或成酯，改造結構、改包裝等，經改頭換面，藥品價格就能漲很多，有的甚至翻番、漲10—20倍。醫院也是亂加價。出廠價僅有100多元的抗癌藥物，到了醫院可以賣到4萬元！醫藥商業賄賂貫穿了從藥品獲得批號進行生產、定價、進入醫保目錄、招投標、集中采購、處方開具等各個環節。有些招標由企業報價，基本報多少是多少。網上競價的競爭性也非常不充分，在某省《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藥品目錄庫（2010年版）》中，頭孢克肟有202個品種，看其招標結果，實際并非競爭性招標，只是集中批發采購而已，實際上是一廠一議的合同談判形式。醫療機構藥品集中采購提出“集中議標”，并強調要堅持“質量優先”的原則，令人費解。對化學藥品，評價其質量標準、企業規模、生產工藝、科技水平有何作用？哪個專家能區別出202種企業情況、能辨別202個不同廠家產品的不同療效來？其實只要質量達標就行了。
競爭性招標需實行全國統一競價，價低者得。這是降低藥價的關鍵。如對頭孢克肟只需分為50mg和0.1g兩大品種，或者僅以毫克為單位，被賦予資質的廠家分別報價，招標機構根據所需采購的數量，按照報價從低到高的順序劃定中標對象，中標價按投標人所報最高價或按中標人各自所報價格來確定就行了。此外，目前藥品集中采購只限于縣級及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國有企業（含國有控股企業）等舉辦的非營利性醫療機構，不一定合適。最后，藥品招標最好全國統一進行。
六、消費競爭抑價
眾所周知，哪家藥廠生產的藥品價格貴、給醫生提成高，醫生就用哪家藥廠的。2011年11月有報道稱醫生回扣最高達50%，一般達20—25%，如果算上在回扣驅使下所開不該用藥的金額，那是一個驚人的數字。非必要診斷檢查的背后也同樣埋伏著設備商、耗材商給的好處。
在電子時代，建立方便快捷全面的明碼標價設施非常容易。在醫院藥房或收費處、診室以及住院處設置電腦終端，通過網絡系統查找各種藥品的說明書、價格，以及各種疾病的治療指南，是再容易不過的了。把藥房變成超市，也是一個好的信息公開方式，如果醫療機構尊重患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讓群眾對醫院放心，醫院的藥物銷售額一定增加。另一個十分重要的措施是公布每個醫院費用水平及診療信息，如就診量、手術與就診量之比、單病種手術比例、門診平均費用，住院平均費用、單病種平均費用、住院平均天數等指標。充分的明碼標價，加上尊重患者的選擇權，醫生用藥必須征求患者的同意（尤其是住院用藥），患者就可以在同類藥品中進行選擇，定價虛高的藥物將喪失市場，推動大多數藥品的價格向合理的方向回歸。由此，藥品的回扣空間將大大縮小，“醫藥分開”也將沒有必要。
參考文獻：
①李芃．高價藥鏈條：藥品定價制度留利益空間[N]．21世紀經濟報道，2010—10—23
②韓一波. 藥品集中采購的實踐與思考[J]．中國藥業，2011（2）
③董偉，白雪．委員：心臟支架暴利超過販毒[N]. 中國青年報，2011—3—14
市場調節競爭性范文6
一、宏觀調控及其客觀必然性
宏觀經濟調控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是與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社會分工和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現代市場經濟緊密聯系的經濟范疇。國家宏觀調控就其本質和基本內容而言，是對市場經濟運行過程及其結果的干預和引導，它以市場機制自身的存在充分發揮其對社會資源配置的調節功能為前提。宏觀調控是補充市場的不足，而不是取代市場的功能；離開了市場經濟本身，也就無所謂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這是宏觀調控的基本性質。為了把握住這一基本性質，必須正確認識宏觀調控的內在規定性及其產生和存在的必然性。
所謂宏觀經濟調控，就是指以中央政府為主的國家各級政府，為了保證整個國民經濟持續、協調、健康地發展并取得較好的宏觀效益，主要運用間接手段，對市場經濟的運行從總量與結構上進行調節、控制和引導。在這一概念中，以中央政府為主的國家各級政府是宏觀調控的主體，而市場經濟運行過程及其結果則是宏觀調控的對象和客體；保證整個國民經濟持續、協調、健康地發展并取得較好的宏觀效益是宏觀調控的目的；主要運用間接手段進行引導和調節是宏觀調控所采取的主要方式和發揮的作用。
現代市場經濟無一例外都是國家宏觀調控指導下的市場經濟。在我國，政府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實行宏觀經濟調控的客觀必然性在于：
1、從微觀領域看，“市場失靈”是政府介入經濟，實施宏觀調控的深刻原因。市場機制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市場機制的消極作用也就是市場經濟本身存在著“市場失靈”的缺陷，其主要表現是：市場機制不能解決環境污染、失業等社會問題；市場機制不能維護社會效益大、而經濟效益小的公共產品的生產；市場機制不能充分地保護和促進新興產業的發展，也會給風險性投資帶來一定的障礙；市場機制難以調節社會收入分配和協調各階層之間的利益，容易造成收入分配上的過分懸殊；市場機制不能克服規模經濟與壟斷之間的矛盾等。這些缺陷依靠市場機制本身是無法彌補的。為了彌補“市場失靈”，使國民經濟均衡發展，需要國家實行宏觀經濟調控。
2、從宏觀領域看，市場經濟本身還存在著“市場失衡”，從而造成宏觀經濟的不穩定與經濟結構的不平衡，這也是政府實施宏觀調控的另一個重要原因。經濟不穩定，既可能表現在生產過程中，也可能表現在市場交易過程中。微觀經濟的不穩定，必須導致宏觀經濟的不穩定，表現為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失衡，要么總供給大于總需求，要么總需求大于總供給。造成經濟不穩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市場機制自身的內在缺陷的局限性，是導致經濟失衡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市場調節的局限性主要表現是：
（1）市場調節具有微觀性。市場調節是建立在各微觀經濟主體對自身利益追求之上的。而這些微觀經濟主體，一方面在市場活動中不可能事先就洞察到國民經濟的全局，并根據這一全局來決策自己的生產經營活動；另一方面，它們都從自身微觀經濟利益出發來決定自己的生產經營活動，因而不可能完全符合社會整體經濟運行的需要和宏觀經濟利益的要求，甚至可能與社會宏觀資源配置合理性要求相違背。這樣，市場調節難以實現宏觀總量的平衡和總體結構的合理。
（2）市場調節具有暫時性。市場調節是通過市場各種要素（價格、供求、競爭）相互作用實現的。集中表現是：供給與需求通過競爭形成一定的市場價格，在這里，供給與需求是動態的，價格也是動態的。市場在動態的價格下使供給與需求暫時趨于平衡的狀態。由于市場各種要求都處于經常變化之中，這種平衡狀態是轉瞬即逝的。因此，市場調節只能一次性地，暫時地解決供求矛盾，而不能使這些矛盾得到比較長期的解決。
（3）市場調節具有滯后性。市場調節是在矛盾或問題發生之后進行的一種調節，這種調節具有滯后性，是“馬后炮”式的調節，有一定的時間差，加之企業和個人掌握的經濟信息不充分，因而具有自發性和盲目性。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經濟運行的無序和混亂，造成社會經濟的頻繁波動和資源浪費。如我國彩電、冰箱的生產，時而嚴重供不應求、時而又嚴重積壓等，就是市場調節的自發性和盲目性的反映。
（4）市場調節具有分化性。市場經濟是競爭性經濟，在激烈市場競爭中，必然是優者獲利多，劣者獲利少，甚至虧損被淘汰。這樣，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會使個人之間、企業之間、地區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甚至造成貧富懸殊乃至兩極分化。正因為市場經濟存在以上缺陷，不能實現宏觀經濟總量的平衡和經濟結構的優化，所以必須實行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
3、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也是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自身發展過程中的特點和內在要求所決定的。這是因為：
（1）市場機制要充分發揮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是需要一系列基本條件的。這些條件包括：企業要真正成為市場經濟的主體，自主經營和自負盈虧；要建立比較完備的市場體系；各種市場信號能夠真實準確地反映市場供求狀況；要形成總供給與總需要大致均衡的市場狀態；要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和法規體系，等等。顯然，在我國經濟體制轉換的過程中，僅靠對市場采取自由放任的態度，這些條件是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來的，而只會導致市場混亂，使社會經濟運行走向無序。這就需要由國家的宏觀調控來推動這些條件的加快形成。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它要求市場經濟的發展有助于實現而不是違背某些基本的社會制度目標，如要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社會成員的共同富裕，等等。很明顯，單純的市場調節不可能自發地實現這些基本的社會制度目標。所以，由社會主義國家對市場經濟的運行進行宏觀調控，就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然的了。
4、宏觀經濟調控是生產社會化和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客觀需要。
社會主義生產是社會化的生產，社會化大生產使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地區、各企業，以及社會再生產各環節之間聯系日益緊密，它們協調一致才能保證社會再生產的比例性和平衡性。而這種協調一致的配合僅靠市場無法實現，必須有站在全社會高度和從社會全局的利益出發的政府，進行統一的宏觀調控，才能保證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進行和國民經濟均衡發展。
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社會分工逐步走出國界而形成了國際分工，出現了商品生產、貿易和資本全球化的趨勢。這種全球化的趨勢，使得國際分工更為復雜，資本、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國際間的流動更加頻繁。各國政府必須加強對國內外經濟的協調，促進本國經濟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發揮本國優勢，取得較好的經濟利益。經濟全球化并不意味政府職能的弱化，政府在新的問題和新的挑戰面前必須發揮主導作用。
二、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
宏觀經濟調控目標就是宏觀經濟調控所要達到的目的，它是實施和評價宏觀調控工作的主要依據，決定著宏觀調控的內容和重點。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是多元的，是由諸多目標構成的目標體系，分為總目標和具體目標，其具體內容如下：
宏觀經濟調控的總目標，就是保持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平衡。這一總目標主要包括經濟總量目標和經濟結構目標兩個方面的內容。總量目標是在供需平衡基礎上的經濟增長目標?？偣┙o與總需求的平衡是保證國民經濟穩定增長的前提。無論總供給大于總需求，還是總需求大于總供給，都會引起宏觀經濟的波動。因此，必須從全局出發，制訂符合實際的總量增長計劃，避免經濟過冷或過熱，保持國民經濟健康、穩定、持續的發展。結構目標是在總量增長前提下優化經濟結構的目標。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等。調整產業結構就是要調整三大產業之間的比例關系，特別是要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使其更好地為第一、第二產業服務。在調整產業結構的同時，還要進一步調整地區結構，克服地區間條塊分割所造成的盲目投資、重復建設和產業結構趨同的狀況，按照不同地區的經濟特點和資源優勢，根據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形成互補的地區結構，以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
宏觀經濟調控的總目標，即社會總供給與社會總需求的總量和結構上的基本平衡，是通過具體目標體現出來或得以實現的。有關我國現階段宏觀調控具體目標的主要內容，黨的十六大報告作了明確規定，包括“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四個方面。
1、促進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是經濟全面發展的主要指標，是一個寬泛、綜合的概念。它既體現經濟總量的增加，也體現人均收入的增長和生活質量的改善；同時，總量上的增長是建立在比例協調、結構優化和效率提升基礎之上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增長率是衡量經濟增長的主要指標。
2、增加就業。
擴大就業不但能更加充分利用勞動力要素，而且能促使居民收入普遍增長。因此增加就業既是經濟健康發展的標志，也是社會公平和穩定的體現。經濟中總供給大于總需求會造成失業，同時經濟發展中的經濟結構變化和技術進步也會帶來失業。失業會增加社會福利支出，加重財政負擔，失業率過高還會引起社會的不安定。在我國，存在著勞動者充分就業的需求與勞動力總量過大但素質不相適應之間的矛盾，這將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因此，要慎重掌握宏觀經濟的總量平衡并通過促進投資、促進中小企業發展、開發落后地區、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等手段，來增加就業。
3、穩定物價。
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總量平衡與結構平衡，保持物價總水平的大體穩定是經濟健康、平衡發展的保證。企業和個人可以在較為穩定的價格預期下安排生產和消費，促使經濟平衡增長，避免大幅波動。而無論是通貨膨脹還是通貨緊縮，都會帶來價格的紊亂，影響各類經濟行為主體的判斷和信心，扭曲資源配置，對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應特別注意通過貨幣政策調節貨幣供應量，使之與經濟增長速度相匹配。另外，長期的財政預算不平衡和國際收支逆差也會導致幣值不穩，應注意綜合、協調、平衡采用各項宏觀經濟政策來保持物價和幣值穩定。
4、保持國際收支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