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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宏觀調控和微觀調控范文1
關鍵詞：宏觀調控 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條件和計劃經濟條件中宏觀調控的差異何在，存在以下幾點意見：
1.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存在諸多差異，研究，識別和利用不同的是從根本上改變計劃經濟下宏觀調控體系的劣勢，建立一個符合客觀規律的新型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必要的條件。
一方面，控制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是指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在計劃經濟的背景下，資源的調配，經濟運行之決策完全由政府掌握，一切經濟運行無法按照自身的發展規律運轉，不能決定自身的發展方向，所謂的計劃指令和激勵制度，也主要是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和精神性管理指令。大多數企業事業單位，要么是要服從的計劃指令，以政府的指令為方向，否則就不會受到政府重視，發展不起來，地位也會受到影響，企業自身的經濟下降也必然的。在這種經濟制度現狀面前，可以說計劃經濟中宏觀調控只能是行政手段為主導，優先考慮，或完全遵循行政手段調控經濟，企業本身無任何自由發揮的空間。在計劃經濟背景下，國家也好，政府也好，宏觀調控的措施的一般都是是政府制定宏觀調控政策，按照政府頒布的分層計劃指令下屬單位接受政府的計劃指令下級單位執行計劃指令。另一方面，在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和計劃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的條件下孕育而生的。具體的原因在于市場經濟計劃經濟下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的直接區別點在于在宏觀經濟容易導致市場發展不均衡，但從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本質區別來看，這是兩個不同的經濟體制，經濟運行機制有根本的差異，導致宏經濟不平衡的原因有差異，也是導致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和計劃經濟下宏觀調控差異的根本原因。
2.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條件中宏觀調控的具體功能的不同。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的條件下產生的具體原因不同決定了實際行動上的差別。雖然在兩種經濟環境下，宏觀調控是糾正和防止宏觀經濟失衡。但是，在計劃經濟時期，宏觀調控本身的解決的方案和計劃的實施往往容易片面，進而會導致宏觀經濟調解力度不到位，市場發展失衡。由于計劃經濟的本質是政府主導，所以宏觀調控主要是彌補政府管理漏洞，彌補自身缺陷。
3.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的系統不同。在現有的基礎上，不同的條件下，宏觀調控是經濟運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本身享有有無限的經濟自由，政府掌握實施宏觀調控并不需要單獨的立法授權，因為政府宏觀調控措施所憑借的行政手段，即使用直接調控措施，也是經濟的綜合控制的一部分，不需要特別單獨的立法。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在實施宏觀調控措施和控制是，需要相關的法律法規授權來提供制度支持，法律是先決條件，更是是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的關鍵環節，該系統基于現有的條件，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存在明顯的差異，這些差異總體上來說，是指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征服所面臨的問題都不是在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的改進，但向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的根本改革，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的運作，建立新型的宏觀調控體系。
4.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條件中宏觀調控和經濟之間的關系，二者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自由的市場經濟，和政府主導的計劃經濟不同的條件下，調控手段是不同的，政府的宏觀調控是采取行政手段，通過對市場主體的直接干預，達到調控經濟運行的目的，這決定了政府干預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市場主體的經濟自由被剝奪是此消彼長的。
5.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和監督，對指令是政府給予行政處分。因此，宏觀調控是政府對國民經濟的直接干預微觀經濟單位的實現，在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在本質上是強制性的。
經濟的宏觀調控和微觀調控范文2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墒牵绻o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經濟的宏觀調控和微觀調控范文3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墒?，如果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與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央銀行與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安排，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與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安排，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或“慎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與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關于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凱恩斯主義關于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與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如果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基于預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認識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如果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與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關于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绿m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F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與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作用對象與目標。關于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認識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與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與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安排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如果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作用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如果依據作用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安排(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問題嚴重，政府安排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勢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與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如果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安排，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如果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與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但結構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關于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討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認識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現實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如果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特別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關于長期經濟增長要依賴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簡短的結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安排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問題上的認識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谝陨系姆治?，我們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針對經濟總量非均衡的宏觀調控如果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應釋放必然受到極大的制約。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在中國，由于市場結構并不完全，特別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缺乏有效的市場傳導機制使宏觀調控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條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能否發揮作用已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問題。
經濟的宏觀調控和微觀調控范文4
首先談談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在新制度學派中，考慮到經濟運行的摩擦性，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企業本質上也是這樣，Coase），同時市場并不是完美的，在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下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低，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和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而國家在市場的基礎上衍生出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主要包括：(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管制，如公共品問題;(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而在對宏觀總量進行調控時我們應認識到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體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筆者認為，如果一項宏觀調控政策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的話，那它就是一種內生的制度安排，否則就是外生的制度安排。對于內生的制度安排，它具有與市場邏輯一致的傳導機制，市場化的主體對之能做出理性的反應。一般而言內生化的制度安排會比外生的效果顯著?；谶@點，我下面將展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失靈的分析。
1992年以來在中國經濟實現“軟著陸”不久，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經濟形勢出現，為了阻止經濟增長的持續下降，政府首先選擇了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盡管諸如下調利率、取消貨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央行債券回購業務等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均已使出，但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對于制度本身，理論上是完善的。很多人把貨幣政策失靈的原因歸結為“流動性陷阱”――即微觀主體對利率的不敏感，確實能說明一些問題，但在筆者看來，最關鍵的還是在中國特殊的經濟環境下存在著市場化的主體及傳導機制的扭曲，這才是造成制度失效的根本原因。
對于市場經濟而言，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應該是非國有企業，體制外的應是傳統的國有企業。在政策作用傳導過程中，首先對于利率這一根本的貨幣工具，在中國是非市場化的，這使得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是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做出靈敏反應。其次，假定這種利率制度是內生化的，但是中國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與局限（A、B股市場,以及只有少量非國有企業上市等）使得體制內的微觀主體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對它們是一種外生安排，效應無從談起。而對于體制外的國企來說反應可從兩方面分析：一方面，對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類主體不受市場制度歧視，金融機構也愿與它們發生借貨行為，但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的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惜貸”現象自然發生，貨幣政策效果對它們的影響也不是很大（只是減輕了其利息負擔）。可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1998年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使貨幣政策一籌莫展，東南亞金融危機又使出口需求受阻，這樣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增多等等宏觀經濟問題同時出現。針對這種情況政府確立了以積極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的宏觀經濟政策。財政政策的重要意義在于穩定人們預期，盡管擴大支出的積極財政政策會有直接的經濟效應――解決就業等等，但是如果政府的這種投資不能穩定人們的預期，不能拉動民間投資，那么長期下去這種財政政策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無異，而且還會引起政府債務危機。
財政政策難以拉動民間投資問題的癥結主要在于政府投資的基礎設施，其產業鏈太短，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分，并且主要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政府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其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即IS曲線移而不動。上述給出的解釋主要是針對宏觀調控政策是一種外生的制度的安排，缺乏微觀主體的響應和支持，故對經濟運行難以產生預期的效果。但事實上作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言，即使作為內生變量，它們的效應在筆者認為也是短期的，而非長期的。下圖將說明這一點:
在下圖的AD―AS模型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0。當經濟受總需求沖擊時，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向AD1，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Y0Y1），經濟在B點達到均衡（非充分就業），而不能任由價格下降到C達到均衡。這樣就造成了AS在A點以下變成了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將Y1恢復到Y0，這時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到AD0，在有效需求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垂直狀態，市場機制繼續發生作用，此時繼續實施積極政策只會加劇價格水平上漲，所以宏觀調控政策只限于AS具有斜率的一部分，是一種短期政策。
對宏觀調控政策進行上述分析之后，我們不禁思考在今天，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應起一個怎樣的作用呢？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做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宏觀調控如果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制度的政策效應必將受限。中國市場結構不完全，特別是資本市場在相當大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有效市場傳導機制的缺乏，政策的發揮已不再局限于政策本身了。
經濟的宏觀調控和微觀調控范文5
【關鍵詞】市場經濟體制；宏觀經濟；管理體系
經濟效益是國民經濟的細胞，是國家物質財富的主要創造者，企業必須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這是它賴以生存、求得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國家財政資金和增加積累的源泉。因此，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是企業和企業職工的利益之所在，同時也是發展國民經濟、增強國力之所需。何為企業的經濟效益？眾說紛紜。有人認為產量和產品質量是企業的經濟效益，有人則認為是市場暢銷或上繳利潤，也有人認為是產值。筆者認為這些都是考核企業的單項經濟指標。馬克思曾經說過，“真正的經濟――節約――在于節約勞動時間，即低限度的，降低到最低限度的生產成本，但這種節約就等于發展生產力”。馬克思這一論斷完全反映出現代管理中有關“投入產出法”的實際運用。企業的經濟效益是指根據行業的具體情況，有目標、有規則、有計劃地按著“優質、低耗、高產、安全”優化經營管理，提高勞動生產率等目標，有程序、有系統地組織企業的生產技術，分配銷售等環節的工作，通過產品銷售回收資金。在此基礎上根據多方面的數據運用現代數學方法計算其投入、產出比例，以最少的投入獲得較多的產出，從而體現企業的經濟效益。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市場經濟的建立，在政企職責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適當分離及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情況下，我國國民經濟真正形成了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兩個基本層次。對此，分別研究建立它們各自的管理規律和管理途徑，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基于上述認識，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以及“八五”規劃中明確提出了奠定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應抓好相互聯系的三個方面：一是進一步增強大中型企業的活力；二是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商品市場，逐步完善市場體系；三是國家對企業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為主轉向間接控制為主。經濟體制改革上述三個相互聯系的任務提出既指明了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的基本任務和基本方向，又提出了建立新的社會主義宏觀管理體制所必須具備的市場條件和微觀基礎。這標志著我國對于在搞活微觀經濟的同時必須加強宏觀經濟管理的問題有了比較系統的認識。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是相對而言的，它們二者之間雖然沒有天然的鴻溝，但也決不僅僅是范圍的區別、量的區別、層次的區別。
一、從內涵上劃分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主要有兩個標志
第一，是否是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一個企業、公司，它的范圍再大，產值再高，但它是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屬微觀經濟范疇。而縣、鄉的經濟，它的范圍再小，產值再低，由于它不是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因而屬宏觀經濟范疇。在舊的體制下國家直接經營企業，國家統負盈虧，企業實際上是國家政府部門的附屬物，而全國實際上也是一個大企業，也就很難區分宏觀與微觀經濟。第二，是否是經濟總體。一般說宏觀經濟表現為一定范圍內的經濟總體，而微觀經濟則表現為一定的經濟個體或經濟系統要素。據此，不難得出結論，宏觀經濟就是指一定范圍的經濟總體及其總體運行。其外延包括整個國民經濟總體、地區、城市、部門、縣、鄉鎮總體等。微觀經濟則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及其活動，其外延包括企業、公司等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基本經濟單位。因此，單從管理主體方面我們也可以這樣說，凡是國家政府機構發揮其應有的經濟職能所進行的管理則是宏觀經濟管理。這一點也是劃分宏觀、微觀經濟管理的顯著標志之一。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宏觀經濟管理就是國家各級政府部門為了保證整個國民經濟大體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并取得較好的宏觀經濟效益，對一定范圍內的經濟總體及其運行所進行的規劃、調節、監督和服務等過程。在這里國家各級政府部門是宏觀管理的主體，一定范圍內的經濟總體及其運行是它的客體，取得較好經濟效益是目的。規劃、調節、監督、服務則是它應發揮的主要經濟職能。
二、理解、掌握宏觀經濟管理的本質特征
綜觀我黨到十四屆三中全會以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系列方針政策，都包含了兩個基本方面：即一是要堅持搞活企業，搞活微觀經濟；二是要加強宏觀經濟管理。這兩個基本方面是相互統一、相互制約、不可分割的。忽視任何一個方面，國民經濟就不能協調穩定地發展，經濟體制改革就不能順利地進行。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系之所以區別于其他管理體系，這是由它的自身特點所決定的。首先與微觀經濟管理相比，它的特點主要是：（1）管理主體的行政性；（2）管理客體的總體性；（3）管理方式的間接性；（4）所需信息的綜合性；（5）管理目標的全局性。其次，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系與資本主義宏觀經濟管理體系也有本質不同，主要表現在：（1）指導思想不同；（2）管理主體與客體不同；（3）管理內容不同；（4）管理方式不同；（5）管理目的不同。
總之，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宏觀經濟體系不同于過去的國民經濟計劃管理體系，不僅僅是名稱的改變，而且在指導思想、管理內容和管理方式方法等方面都有較大變化。從指導思想上說，傳統的國民經濟管理是建立在社會主義產品經濟基礎上的，而宏觀調控體系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上，力求做到計劃與市場即價值規律調節的統一。從管理的內容上看宏觀調控體系則以政企職責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適當分開為前提，而傳統的國民經濟管理則混淆一起，統包統攬。宏觀調控體系的著眼點主要放在國家政府部門以對整個宏觀經濟的長遠和全局發展進行規劃、調節監督和服務上。從管理方法上看宏觀經濟調控體系主要運用間接管理的方式，運用指導性計劃和經濟手段、法律手段為主的方法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進行間接的調節和引導，而傳統的國民經濟管理則運用直接管理，指令性計劃、行政手段為主的方法進行直接的全面的控制。
三、完善探索實現經濟管理結構規律
經濟的宏觀調控和微觀調控范文6
關鍵詞：宏現調控；政府失靈；主流宏現經濟政策；經濟泡沫
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是：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活動中起基礎性作用，以政府干預來彌補“市場失靈”。同時，在總量平衡、結構調整和長期發展戰略方面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和進一步完善，我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了一個嶄期時期，宏觀經濟調控將面臨新的挑戰。具體說來，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如何防止“政府失靈”問題
所謂“政府失靈”是指政府干預經濟不當，未能有效克服市場失靈，卻阻礙和限制了市場功能的正常發揮，從而導致經濟關系扭曲，市場缺陷和混亂加重，以致社會資源最優配置難以實現（劉俊奇，1999）。具體地說，“政府失靈”表現為以下幾種情形：其一，政府干預經濟活動達不到預期目標；其二，政府干預雖達到了預期目標但成本高昂；其三，干預活動達到預期目標且效率較高但引發了負效應。
析“政府失靈”的成因很多，但主要有以下幾方面：1.政府對經濟的認識難以完全符合經濟規律，即使一定時期抓住了規律，然而規律本身是發展變化的，因而不可能窮盡。進而，政府的決策不可能完全正確；2.政府角色錯位。即政府未能恪守其“增進市場論”的基本角色，干預的范圍和力度過大，超出了矯正市場失靈、維護市場機制順暢運行的合理界限；3.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是依靠市場主體的驅利動機來實現政府調控目標的。而政府干預的目標、手段可能與市場機制運行的要求、微觀主體的目標和情況相沖突。因而，宏觀調控的效果不能由政府來完全左右；4.政府的組織機構、運行機制不可能完全統一和協調，因而可能導致政策的制定、執行的非科學化和非理性化；5.政府官員的腐敗和政策的不恰當可能導致“尋租活動‘的大量存在，從而扭曲了經濟關系，障礙資源的合理配置。
我國這幾年：“政府失靈”的例子主要有：關閉產權交易中心，取消場外交易，上市指標搞行政切塊分配；貸款權上收，城市合作銀行合并，農村合作基金的撤并；允許甚至鼓勵行業自律價格的存在；恢復對糧棉收購的管制；物價持續走低；民間投資和消費啟而不動等。
當前，我國“政府失靈”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角色錯位時常出現，往往干預過度，破壞了市場機制運作的合理界限。這是由于過去計劃經濟體制的遺留影響還在發揮作用；二是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難以達到預期目標。這主要是由于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已日益發揮著重要作用，政府還不能充分把握其運行規律。如何克服這兩大問題，是我國近期防止“政府失靈”的主要任務。
二、如何實施主流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轉變
關于當前宏觀經濟中的困境即物價持續下跌（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的成因，人們已闡述得很充分了。筆者認為理論界從整體上已達成了共識，只是角度可能不同，在此不再復述（參閱江勇、熊正棟，1999；戴培昆，1999）。
但是人們對當前“有效需求不足”局面的性質判斷，筆者不敢茍同。如“經濟發展新階段一個主要的標志就是所謂階段性有效需求不足”（參見張曉晶，2000），另如1998年有一種“V”型理論認為經濟會迅速上升等等，這些把我國當前出現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看作是階段性的，即使他們也可能意識到這種局面在未來較長時期內存在。然而，我們的觀點是：“有效需求不足”是體制改革的結果，搞市場經濟就要長期面對有效需求不足問題；更進一步地說，“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場經濟的共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例外。
同時，買方市場的形成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的出現并不意味著我國的主要矛盾已轉移。我國的主要矛盾依然是生產力水平的落后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因為“有效需求不足”隱含著人們有需求但沒有足夠的支付能力（這與存款的多少并不等同）。因此，在經濟轉軌時期，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仍然是如何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
保持國民經濟穩定增長，不僅僅指總量增長，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增長質量和增長效益。而要提高增長質量和增長效益，退回到原有體制是不可行的，這已為我國的實踐所證明；唯一的出路是深化體制改革，加強宏觀調控。而通過深化體制改革，通過市場經濟的完善來實現國民經濟的穩定增長和增長效益與質量的不斷提高，就必須不斷擴大“有效需求”。于是，我國的主流宏觀經濟政策由過去的以收縮性為基本特征的宏觀經濟政策轉變為以擴張性為基本特征的宏觀經濟政策（關于過去的主流宏觀經濟政策可參見吳曉求，1998）。
然而，政府在這種“有效需求不足”約束下的宏觀調控力度不足，手段選擇和效果還很不理想。如1998年通過增發國債擴大政府投資以拉動內需，確實起了一些作用。但從1999年上半年國有經濟增幅下降的事實表明，這次宏觀調控只是啟動了國有經濟的短期增長；雖然1999年財政政策、收入政策著眼于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中長期目標（參見陳淮，2000），注意了短期政策與中長期發展相結合，但由于體制性約束，效果一時難以體現。由于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退出機制的缺乏，銀行體制改革滯后，投融資體制的扭曲，使整個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低下。解決這個問題，需要的是更積極有效的制度選擇與安排，可這是需要時間的。同時，在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的過程中，宏觀調控的效果越來越受到微觀主體運行機制的制約：宏觀調控的實施是通過微觀主體的驅利動機來實現的，而不能由宏觀調控主體直接決定；宏觀調控的效果如何，決定于宏觀調控的方向是否與微觀經濟主體的運行機制相適應。這樣，實現主流宏觀經濟政策有效轉變面臨兩大難題：一是培育市場主體和規范市場運行機制，二是使宏觀調控的作用力與市場經濟微觀主體運行機制相適應。
三、如何防止宏觀經濟政策失效
當前宏觀調控領域存在兩大問題：一是“有效需求不足”；二是經濟開放度日益加大。這兩大問題都對宏觀經濟政策提出了挑戰。在前一部分中，我們闡釋了我國主流宏觀經濟政策的轉變，并指出，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效果受微觀主體運行機制的制約，這是防止宏觀經濟政策失效的一個方面。同時，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還受其自身特點的限制。
（一）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對宏觀調控有效性的限制
1、財政政策。
（1）財政政策的擴張限度有限（參見張曉晶，2000）。財政擴張的限度一般用債務負擔率（即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來衡量。單看狹義債務負擔率（主要指國家財政統借統還的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中國則處于一個非常低的水平，1998年還不到10％（發達國家幾乎都在50％以上，歐盟的標準是60％）。但考慮到“中國特色”，政府實際的債務負擔還應包括部分地方政府、公共部門或國有企業的國外借款以及銀行不良貸款。這樣，1997年底我國最大債務負擔率已接近50- 60％。按我們的觀點，當前社會保障體系的大量“空帳”也應計在政府債務之內，這樣政府實際債務負擔率已不低，增發國債的空間已十分有限。同時，1991年至1998年，國家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為14.6％、13.1％、12.6％、11.2％、10.7％、10.9％、11.6％、12.4％，基本上逐年減少，近兩年略有回升，但升幅不大。這樣，通過國家財政支配的資源就很有限了。
（2）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效果十分有限。近兩年，國家采取增發國債的擴張性財政政策，1998年發行3891億元，1999年發行3415億元。但在政策運作上將財政投資按計劃分割到各省、區、直轄市，再由地方分割到各項目。這種按老辦法搞財政撥款，很容易出現新的重復建設：“長官項目”、高收入低產出、胡花亂用等問題。結果，1998年底，國有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達19.5％，而非國有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基本為0（其中：集體經濟投資下降了3.5％，個體經濟投資增長6.1％），從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只有14.1％。并且只影響國有經濟，對非國有經濟影響微弱。另外，最近財政部對1998年1000億國債專項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72個重點項目進行檢查，發現已有20個項目的大量資金被挪用和亂用，10個項目屬于“三邊工程”。同時，雖然1999年中央財政提供的技改貼息從1998年的7億元猛增到90億元，力圖通過“四兩撥千斤”的方式有效地起到財政資金帶動投資需求擴張的目的，但考慮到中國的資金分配格局和信貸結構，這些技改貼息資金恐怕絕大部分又流向國有經濟。然而當前國有經濟缺乏活力和效益，非國有經濟是最具活力的和效益的，因此，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的效果十分有限。
2.貨幣政策。
（1）M2的增長率還可適當提高。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正相關（米什金，1998）；我國學者的研究表明：在中國，高通貨膨脹總伴有M2的過快增長（王大用，1996）。如在1988年和1989年的高通脹之前，有1986年至1987年M2的過量供應；在1993至1995年的高通脹之前，有1990至1992年M2的過量供應，且1994年通脹高峰時M2供應加速，使得本次通脹的時間延長。但是近幾年，我國M2的增長一直在下降，且當前我國仍處于通貨緊縮時期，因而M2的增長率可適當提高，但不能過高。
（2）信貸萎縮限制了貨幣擴張。自1996年以來，我國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增長率逐年下降，經濟生活中出現了“信貸萎縮”現象（樊鋼，1999）。造成信貸萎縮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國有銀行由于壞帳積累不愿再向一些國企貸款；又不能、不愿向非國企貸款（存在信貸歧視）；另一方面，經濟生活中非國有的中小金融機構不愿向非國有的中小企業提供貸款。于是，存貸差不斷加大。另外，資本市場融資對于廣大非國有經濟來說機會甚小。同時，物價持續下跌，使實際利率居高不下，企業對投資預期不樂觀，企業投資需求不旺。因此，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包括降息、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增加貨幣供應）等，不能啟動民間投資（我所指的民間投資是指除政府財政直接投資以外的一切投資）達不到預期的擴張效應，因而也不能有力地擴大“有效需求”。
（二）開放性經濟對宏觀調控有效性的挑戰
經濟的開放必然會對國內宏觀政策的有效性產生影響，這是Mundell、Fleming模型的基本結論。根據此模型，在利率降低、匯率穩定的情況下，會引起資本外流，國際收支狀況惡化；這主要是因為套利活動的存在。同時，在資本有限流動、匯率固定的情況下，財政擴張導致總需求增加，相應凈進口增加，引起貿易余額出現逆差；但隨時間推移，貿易逆差將導致貨幣供給下降，直到總需求回復到初始水平。一般而言，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的穩定性和資本的完全流動性三個目標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而不能三個目標同時實現。這就是所謂的“三元悖論”。目前，中國選擇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而對資本流動進行管理。一旦資本流動得不到完全的管制，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就會打折扣（張曉晶，2000）。
四、如何在擴張性的宏觀經濟背景下防止“經濟泡沫”的產生
所有的“經濟泡沫”都產生于“虛假繁榮”，而“虛假繁榮”，總是有一定的真實繁榮作基礎的。可以想象隨著我國加入WTO的開放度的進一步提高，我國將迎來又一個國民經濟迅速發展時期，因而為“經濟泡沫”的產生提供了真實基礎。同時，所有的“泡沫‘都是資本過度追逐利潤的結果，開放經濟和擴張性的宏觀政策使資本逐利競爭更加激烈；這為”經濟泡沫“的產生提供了可能。我國”經濟泡沫“的產生有以下兩大可能途徑：
（一）國際資本（尤其是國際短期資本）大量進入中國股市、房地產領域。東南亞經濟危機、日本“泡沫經濟”都是在國內經濟一派繁榮的背景下發生的。大量國際資本涌入，促使東道國經濟進一步繁榮，而房地產、股市行情日漸高漲，“經濟泡沫”日漸積累，直到破滅。隨著我國加入WTO和開放度的提高，加上中國廣闊市場的吸引、政策鼓勵、政局穩定等，肯定會使外國資本投資掀起一個新。這對如何引導外資流向并進一步防止“經濟泡沫”的產生是一個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