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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文學范文1
羅蘭•巴爾特曾在論及語言時，把語言的地位提高至文學生命的高度，認為語言是文學生存的世界。以華文文學命名的作家作品，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引起了研究熱潮。從概念上講，華文文學專指“中國內地以外的用漢語言創作的文學，也即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臺港澳及海外華文文學’。”Ell3不言而喻的是，劃歸至此種概念的文本必須符合二個基本條件：一是創作者是非內地人，二是寫作語言是漢語、漢字。漢語作為華夏民族的民族共同語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個不斷發展推進的過程。隨著國家的統一與安定，由普通話組成的現代漢語語系才得以建立，實際上在不少地方還存在著以當地方言作為書寫語言的現象。漢字的發展也有由繁到簡的變化。因此我們簡單的以漢語、漢字來作為定義“華文”的依據就顯得以偏概全。同時，我們考察先于：‘華文文學”概念確立并為推廣的“臺灣文學”、“香港文學”后不難發現，后者的概念明顯帶有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的色彩，“統治”、“階級”、“殖民”占據了中心詞匯中較大的比重，國家意識高于民族意識。這類“語種的華文文學的概念”僅僅滿足了海外華裔作家作品研究的表面，批評界為了將研究深入，在“語種的華文文學”的基礎上，提出了“文化的華文文學”。從“語種”到“文化”，語言的表音功能不再是唯一因素；相反，表意性占據了重要位置?！拔幕娜A文文學”認為“華文文學是一種獨立自足的存在。這即意味著，它出現、存在、發展乃至最終在其一區域內的消亡，其根據完全在華文文學本身。”¨與“語種的華文文學”不同，“文化的華文文學”，更加強調“海外華人生活的以生命之自由本性為最后依據的自我表達。”…從留學生時期的“落葉歸根”到新移民時期的“落葉生根”，遠離家國后的思鄉情切與寄居異域的孤獨、寂寞都化身為作家不斷地適應生活，打磨自我的生命書寫。在此意義基礎上，批評界進一步提出了“世界華文文學”、“海外華文文學”概念。這兩個概念出現的原因之一在于早先一類的臺港澳文學被納入了中國文學史的寫作，“華文文學”這一概念無論是語種還是文化上都已經不能適應作家作品的新需要?！笆澜缛A文文學”整合了海內外華文文學寫作，在世界性語種的基礎上，研究“華文母語地區的中國文學(內地和臺港澳)和中國以外各個國家和地區使用華文創作”的作家作品J3。“世界華文文學”在時間上的模糊性導致的無限延展，使我們無法對于內地中國文學的發生、發展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套用王德威先生在《想象中國的方法》中對于中國現代文學時問上的劃分，中國現代文學應從清末起，這一點在語言上就造成了文言文、白話文相容并驅，“華文”的概念再一次受到挑戰?！昂Ｍ馊A文文學”縮小了“華文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范疇，主要指“中國以外其他國家、地區用漢語工作的文學，是中華文化外傳以后，與世界各族民族文化相遇、交匯開出的文學奇葩”。這一概念對作家作品有了更加明確的限定：作家寫作時的所在地必須是海外而非中國(包括臺港澳)、作家的創作語言必須是漢語，可貴的是它關注到了民族文化間的互相影響，不再單純地將中華民族文化作為標準線，容許中華文化在經受異域土壤滋潤之后，出現變種、分化、多元現象。總的說來，“語種”思想從始至終貫穿在華文文學概念發展上，作家作品的歸屬主要強調其創作語言的漢語化，由此引發出對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再書寫；同時，它也呈現出了排他的族裔性特征。很明顯，其概念背后是隱藏有一定的“盲區”的。如嚴歌苓、張翎等作家，他們只是后天移居他國，思想主要的形成場域還是在母國，移民前后的作品無論是主題還是藝術手法都難免有所不同，對于這類作家我們無法將其作品劃一歸之。同時，對于如譚恩美、湯亭亭等，以英語寫作具有中國文化的作品、作家，我們更無法用“華文文學”的概念將此歸類。故此，筆者將華文文學概念定義為“語言的文學”。
二、跨文化性、跨區域性、跨時間性——華人文學
現在人們把狹義的“文學語言”稱為文學語言。文學語言是塑造藝術形象的物質手段，文學語言具有描寫、敘事、抒情和議論等綜合性藝術功能l3。綜合來說，文學的語言最本質上的特征是藝術性、審美性，即使作品中記錄的是日常生活的語言場景，但是其言語本身也是經過了作家的再加工、再塑造，目的在獲得最廣泛人群的接受力與傳播力。語言作為文學藝術的助動力，在文學中的作用在于利用盡量恰當的語辭表明作者的寫作目的、傳達出作者的情感?！叭A人文學”概念的提出即是打破了文化、區域、時問等的范疇限制，實現跨越性?！叭A人用獲得語——主要是英語、法語，但是也有荷蘭語、瑞典語等——寫作，也應當在本學科(華人文學)的討論范圍之內。””趙毅衡先生提出“華人文學”的概念，認為“有助于綜合研究華人的華文文學與外文小說，因為它們之間有不少的共同點?！薄叭A人文學”概念從命名上只限定于作者是華人，此處的華人主要指華裔(無論是后天移居的還是出生即在異域的)。概念上的包容性，得以將華人華文寫作、華裔雙語寫作以及華裔英語寫作納入其中，作家來源地不局限于海外或是中國大陸等某一區域，不要求作家寫作時必須身在海外或是中國大陸；并且，華人文學延續了“海外華文文學”概念中對于文化意識的界定，不限制作品中傳達的是母國關照還是異域想象，最大層面上對華人寫作有了一個理論性的定義。“華人文學”的跨時間性意義，主要是相對于“新移民文學”、“新海外文學”、“新華人文學”而言。后三者在概念上都強調了“新”，與此相對的必然是“舊”。以“新移民文學”為例，概念的提出意在區別于20世紀初期的“西學東漸”浪潮下的出走和20世紀50年代白先勇等留學生文學，“新移民”主要是20世紀80、90年代，自身在母國已經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作家，因為政治、經濟、學術等方面原因移居他國，在海外他們樹立起來的是新一代華人的美好形象。所以，“新移民文學”概念特指20世紀后期，書寫移民前后的對于“雙重隔離”的傷痛。這一概念無法包括作家移民前的作品，在作家作品思想的梳理上難免會出現“斷裂帶”的現象。在限定時間域的同時，“新移民文學”概念也將作家人群身份限定在“新移民”上，由早期移民潮產生的第二代或是第三代作家作品就無法合理定位了。如果說“新移民作家”作品中難以掩藏的失落感來自于對故土的思念與對他國的陌生，那么“香蕉人”作家他們筆下的中國則是西方視角下的縮影。由于接受的文化熏陶之間存在差異，因此在對待同一問題上，兩者的答案都有可能不同，敘述的視角也有可能相異?！靶氯A人文學”概念并不是針對于“華人文學”提出(實際上“新華人文學”早于“華人文學”提出)，“新華人”主要是為了區別澳大利亞地區，早期由第一代華人移民和來自臺港等地的非大陸籍移民構成的華人群落，特指1989年前后滯留的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群。很明顯，它只是在人群上作了特定的劃分，沒有實現文化性的跨越。“華人文學”較好地規避了“新移民文學”、“新海外文學”、“新華人文學”在文化、時間、區域上的不足，提出的是“文化中國”的文學。文學這一形式本身就具有濃厚的感染力和號召力，其特定族群的形成不在于區域，不在于語言，不在于時間，而在于情感上的認同?！叭A人文學”這一概念就是將華人群落中最普遍接受的價值取向、文化趨向作為標桿，消除由于語言差異帶來的認識偏差，重視作品主題本身的文學性、文藝美。“文學”與“語言”本來是兩個不同的個體，借用“語言的文學”與“文學的語言”兩個概念，意在說明“華文文學”概念突出語言的“華文”色彩，“華人文學”概念強調的是文學的功效，語言在其中扮演著一個助動力的角色。
華人用外語寫作并不是這一兩年才興起的，早在林語堂時期就有呈現，但是一直以來我們習慣上將此類文本劃歸在“翻譯文學”中研究。隨著近年來對華裔作家群中出現的“雙語”寫作以及英語寫作現象的重視，這一問題再次成為學術界爭論不休的話題。目前的文學史教材也無法按照既有方法對其進行歸類。筆者在此將兩者進行對比后發現，“華人文學”概念最大程度地彌補了這項在文學史上的“留白”，對于華裔文學的世界性定義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華文文學范文2
關鍵詞：華文文學；文學評論；外漢語教師；對外漢語教學；來華留學生
一、華文文學與華文文學評論
華人文學泛指使用漢語語言文學為母語寫作的文學作品總稱。具體包括中國大陸文學，中國香港澳門臺灣地區文學，新加坡文學，北美華人文學。加強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有助于溝通大陸與臺港澳及海外華人的關系。隨著全球文化交流活動的日趨活躍，華僑華人地位的日益提高，逐漸形成了一個強大的世界華文文學共同體，它以中華民族文化的傳承為精神紐帶，是全球華人共同創造的文化成就。通過臺港澳及海外華文文學的陸續介紹和廣泛傳播，華文文學研究已發展為一個海內外高度關注的研究領域，正在形成一個充滿活力的新興學科?，F在大陸已有30多個華文文學的研究機構，出版四種專門刊物，許多大學還開設了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課程，華文文學研究正以蓬勃的姿態發展壯大。喜中之憂誰也不能否認，華文文學的洪流巨波到了二十世紀的下半葉自然地發生了分流的現象，由本土伸向港臺，繼而延向海外，形成了鮮明的地域性文化特征。關于海外華文作家的寫作陣容，常常被學術界分為四大塊，臺灣、香港、澳門海峽為第一大塊，東南亞諸國的華文文學為第二大板塊，澳洲華文文學為第三大塊，北美華文文學為第四大塊。今日的華文文學研究，在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發展、共存的歷史趨勢中，更多地認識到海外華文文學存在的獨特的性質和價值。對“世界華文文學”的重新命名，便包含著擺脫以往研究中部分存在的過分濃厚的意識形態影響的一種努力。因為“語種”是一個中性的概念，是對客觀存在事實的概括，而非意識形態的想像，更與文化民族主義無涉。在這個基礎上，為華文文學研究的一體化、整合化和客觀化，提供了可能。當然對于那種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我們仍須保持警惕。警惕和反對華文文學中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并不等于否定華文文學的民族性向度，更不能把海外華文文學文化身份的追認，等同于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這一分辨十分重要。因為海外華文文學具有的中華文化因素，構成了一種鮮明的文化特色和美學特色，是形成居住國文學文化多元構成與發展的元素之一。過度強調傳統是不恰當的，那種文化原教旨主義有百害而無一利；但把海外華文文學具有的文化屬性和漢語美學傳統視作文化民族主義而加以否定同樣不妥當。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要拒絕狹隘的、排外的、自大的文化民族主義或族群主義，但卻不能徹底否定以文化認同為核心的開放的族群意識。海外華人移民社會或華人族群的存在、是不爭的事實，以文化認同為核心的族群意識既是這種存在事實的反映，它的生成又具有維系“想像的社群”的功能。華文文學以其特有的想像與敘述形式參與了族群意識或族群認同的建構，顯然具有形塑少數或弱勢族群自我的意義。以往的華文文學研究很少討論這一問題，而拘囿在純粹文學或審美領域的批評，不可能真正從社會學和歷史的真實層面理解華人的文化、現實和歷史處境，在清除了一廂情愿地把海外華文文學看作中華文學的海外支流的理念之后，許多研究者還把研究的重心自覺或不自覺地放在尋繹、證實與注解海外華文文學與中國文學的薪傳關系上，這只是前期研究的遺韻，是海外華文文學研究的一個維度。另一個越來越受到關注的重要的維度，是要把海外華文文學放諸居住國的歷史脈絡，探討“在客居國家意識與認同形成中，華人族群意識與認同又面臨如何的回應與調整”(蕭新煌語)。對此問題的回避、忽視，是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幼稚、虛弱的表現。因此若說“語種的華文文學”概念存在著某些缺陷，主要是指它的平面化，未能深刻地進入這種縱向的結構關系的分析，僅僅停留在世界華文文學的橫向整合的研究層面。那種僅僅停留于對語言、意象、意境乃至各種技巧鑒賞分析的所謂“花邊化”的操作，不能真正抵達海外華文文學的內面世界，也難以真切認識海外華文文學的價值。在這方面，海外華文文學研究遠遠落后于以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為基礎的華人學研究。華文文學研究有必要向華人學學習。華人學相對成熟的理論與方法將有助于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一臂之力，改變這一領域研究缺乏理性的弊端。近來，熱衷于談論華文文學文化與身份認同的華文學界，很少有人注意到研究華僑華人的著名學者王賡武的有關華人認同問題的精辟論述，其成果本是華文文學研究可以信賴的理論支援，因為從中可以在海外華人生存與發展的整體聯系中，更準確地尋找到海外華文文學的位置與意義，以及研究的理論資源和方法。
二、對外漢語教師指導來華留學生進行華文文學評論的寫作研究
對外國人的漢語教學，是一種外語教學。它的任務是訓練、培養學生正確使用漢語進行社會交際；對以漢語教學、研究和翻譯為終身職業的學生則要求掌握必要的基礎理論知識。對外漢語教學的對象多半是成年人。把漢語作為外語在外國人中進行教學，有下列特點：①教學時間一般只有1～2年，最多 4年，這就要求選擇最切合實際的教學內容。②漢語是有聲調的分析型語言，書寫形式是方塊字，漢語語法又有一些獨特之處,所以,母語是沒有聲調、以拼音為書寫形式的屈折語言的學生對漢語感到特別陌生，這就要求更加講究教學方法。③學習環境、學習方式和語言習得過程均有不同,必須在沒有現實語言交際活動的條件下，創造學習漢語的環境，精心設計并組織教學和模擬的交際活動。針對上述特點，對外漢語教學過程始終要遵循實踐性原則、與學生母語進行對比的原則和啟發學生自覺性的原則，并結合不同的文化背景具體地解決外國學生的疑難。文化多元化對我們的社會生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使我們有必要對很多傳統的學科研究進行重新的定位。其中文學翻譯因為其在文化多元化的過程中所擔負的特殊使命，需要我們考察翻譯在文化多元化語境下的變異以及作為翻譯主題的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文化選擇。語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在對外漢語教學中既要重視傳統中華文化背景知識的介紹，也不可忽略漢語言文化的傳播?，F今的跨文化的對外漢語教育存在著中國文化輸出的欠缺，外國留學生學生不能用漢語表述有中國特色的傳統文化，引發跨文化交際障礙。語用文化與文學翻譯是動態等效翻譯，其等效性包括語用語言等效和社交語用等效。由于社會文化因素的差異，制約了語用翻譯的動態等效。英漢文化差異經常影響交際中的信息獲得，造成信息誤導和信息障礙，進而導致語用翻譯失誤。因此應考慮不同文化差異因素，力求避免語用翻譯失效。中國對外漢語教學法的研究更加受到重視,注意在總結自己經驗的基礎上吸收其他外語教學法的長處，逐漸形成了下列主要的教學法傾向：以培養學生的交際能力為目的，力求正確處理語言和文化的關系，加強文化內容的教學；正確處理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繼續貫徹實踐性原則;正確處理聽、說、讀、寫、譯之間的關系,根據 學生的需要和語言教學的規律，在不同的教學階段采用不同的處理方法；正確處理語言的結構、意義和功能的關系，把結構和功能有機地結合起來；正確處理漢語和 學生母語的關系，有控制地使用學生的母語或媒介語。對外漢語教學活動包括4個環節:①總體設計,即針對既定的教學對象及其學習目的確定總的教學要求、教學內容和教學時間，據此確定課程設置及各課程之間的相互關系，并制定出教學 大綱和教學進度計劃。②教材編寫（包括電教軟件的設計與制作）。③課堂教學（包括有計劃、有組織的課外語言實踐活動）。④語言測試（包括各種衡量語言知識 和能力的手段）。中國大學應該改革對來華留學生管理方式，實行無差別的“趨同”管理；建立多種形式的政策咨詢活動和信息溝通網絡，鼓勵留學生參與當地社會文化生活，全面客觀地了解中國的國情和中國文化：加強全社會對留學生的社會支持，營造寬松友好的社會環境；對中國大學生和從事留學生服務和管理的人員進行跨文化交際能力培訓，提高他們對不同文化的認識，減少文化誤解和沖突。同時，研究者建議：充分挖掘留學生中豐富的“信息”、“語言”、“文化”和“跨文化經歷”資源，開發跨文化能力培訓項目 和跨文化交際課程。這對我們完善留學生服務和管理體制，增進中外學生的了解，促進來華留學生的適應，進一步開展來華留學生教育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中國
轉貼于中國
中國認識與思考華文文學，離不開其置身的文化傳統，華文文學的本質形態帶有更強烈的民族情結和邊緣地位的訴求，而這種屬性的藝術表達,正處在漂泊與迷茫的路上，掙扎于認同與歸屬的尋覓中。任何文學的存在和發展,都必定與相應的文化相互依存、相互表征。文化作為民族靈魂的體現,其深層呈現 為一種對世界的基本態度，并為某種價值信念的思想體系與行為規范所界定。于是不同的文化所傳達出來的差異,便顯現出不同的民族精神之根，而文化語境的差異又帶來了文化內蘊、審美觀的差異。華文文學評論寫作是一個社交和認知的過程，是一種交際手段，是需要培養以便創造好作品的技巧，也是幫助來華留學生學生學習各門學科的一種途徑，所以對外漢語教師對來華留學生寫作指導應直接放在社交語境中。學習寫作不是簡單地獲取技巧，而是學習進入約定俗成的言語社團?，F作學不再像傳統寫作學那樣，對學生的成品進行孤立的、靜態的研究，而是從宏觀角度把寫作現象作為整個寫作活動鏈條中的一個環節進行動態考察，以找出寫作活動中某些帶有普遍性的規律，從而指導課堂的教學活動?，F作理論認為，寫作是一種高級認知活動，它是通過人們的獨立或合作行為來進行的。最有價值的寫作研究應是以下三方面的結合:對寫作成品的分析、對寫作過程的研究和對寫作背景及功能的分析。寫作的成品可看成是對交際活動的描述，即作者成文意義的產生,它可引導其他交際活動，即讀者對成文意義的構建。寫作研究的焦點已從對成品的分析轉移到寫作過程本身，并把它作為一種復雜的認知活動，寫作過程中的社會性方面也受到了重視?，F作理論重在分析寫作認知過程與交際內容的相互關系。寫作越來越體現出跨學科的交叉性，寫作研究也正朝著更加科學、更加實用的方向發展。寫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發現的過程，寫作者在寫作過程中不斷發現新的素材，因此華文文學評論寫作教學不僅要教各種規約和范式，還要注重培養來華留學生的創造能力和對修辭的敏感性，使其在華文文學評論寫作過程中學會發現和探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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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文學范文3
關鍵詞：華文；離散；詩學；審美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7）03-0079-04
x散是一條美學原則，離散形成距離，距離產生美感。離散造成模糊、朦朧，這也是一種獨特的美感。離散在人生路上可能是悲戚、苦難的歷程，然而在文學道路上，也許倒是創作成功的機遇。離散恰是海外華文文學的一大特色，也是一大優勢。華人具有超過百年的移民史，至今有五千萬的華人分布在世界各地。華文文學是海外華人的審美創作活動，是一種世界性的漢語文學現象，有獨特的文化內涵和藝術特征。華人離散文學就是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華人所創作的文學。華文離散詩學是從詩學的層面，以世界的視野和跨文化的視角，對華文離散文學作整體性的梳理、深化、提升，總結華文離散文學藝術規律、離散文化本質及規律。華文離散文學在創作于文本體例上至少具有4個本體特征：視點的邊緣性、身份認同的流動性、文體的混雜性及意識形態上的抵抗性。一個世紀以來，離散在世界各地的華人作家，在原鄉與異鄉兩個文學場域之間，身處文化離散、生活失重、身份碎片化的環境之中，以寫作彰顯個人的生存方式，以華文文學的獨特身份融入世界文學的舞臺之上，華文離散詩學是華文詩學和離散美學交匯共生的產物，具有豐富的理論張力，是當代文藝界關注和拓展的理論領域。
一、原鄉與異鄉之間的交融和沖突
華人生活在兩種文化、兩個世界之間。他們的跨域寫作，具有一種“間性”的審思性質，在時間上，華人文學家可以游走于歷史與現實的生態之間，可以交錯于原鄉和異鄉的生態空間之間。這樣的書寫融合了傳統的中國的因子和現代的西方的因子于一體。華文離散詩學的建構體現的是一種中西交匯的闡釋思路，即在傳統與現代、本土與異域，東方與西方的交互、對話過程中，展開對詩學本真品性的探求。全球各大版圖的華文文學，雖然有各自獨特的文化內涵，但同時都具有著“尋找文化身份”的總體特征，經歷著從華僑到華人再到華裔的歷史演變過程。他們一方面以所在國的異鄉文化重新辨識和書寫著自己的華族文化；另一方面，他們也在以自己的母文化堅持抵抗失語，防御著異文化的壓迫與消蝕。正因為海外華文作家具有這樣的多元文化精神架構，所以當他們展開海內外雙重經驗的書寫時，就產生了對“離散”美學理想的共同追求，體現出以下共同的特性：
（一）華人性
華人性是華人表現文化的一種族屬性表征，它是在華人從原鄉到異邦身份變移和文化遷移中形成的文化心理、性格和精神，以及表現文化和行為方式的特殊性之體現，成為區隔不同族裔之間族屬性特征的標志。華人性還是華文文學反映生命歷程和精神歷程的一系列特殊文學命題。諸如華人對文化原鄉的審美想象問題；華人離散文學現代化建構中的中華性、本土性問題；華人原鄉的文化傳統與文化資源的繼承、借用和轉化問題；華人離散文學母題中的漂泊、尋根與中華文學鄉愁母題的聯系與變化問題；華人家族母題中父子符號的文化沖突象征與母子符號的文化交融和象征問題；華人離散文學意象系統與華人族群生存的文化地理詩學的關系問題等等。從審美的角度來分析這些特殊命題，就會發現它們都呈現出“華人性”的特征。華文文學是華人性的一種表征方式。生活在今天的海外離散華文作家，盡管不一定喝著同一種水，卻流淌著共同的血脈，且用同一種文字書寫，其思想意識深處，潛藏著一種根性――中華民族之根，是文化之根、亦是語言之根、禮儀之根、良善之根。華文離散詩學突顯了以華人主體的詩學建構，與中國詩學具有同宗、同族、同國的統一性。
（二）異質性
華文文學是特定歷史語境發展演變而生成的。海外華文離散文學寫作，基于其產生過程的特殊性，它與中國本土文學寫作的區別表現在異域環境文化、語言、交往和日常生活方式等與國內的差異，從而引發了觀念碰撞乃至心靈震撼，海外華文作家改變了既有思維方式，接受所在國社會文化影響并表現在文學形式中。他們卸下了傳統意識形態的重負，坦然地面對外部世界。在生存、創作語境上已經發生了去國化的空間變異。華人作為離散的族裔，盡管大多堅持用母語寫作，寫的也是中國人的故事，但畢竟是在異域寫作，具有不同于本土文學的生成變革與審美情趣。從創作主體的創作傾向與心理特征看，按趙毅衡的觀點，他們的文學創作有著較高的“純潔性”（純粹為寫作而寫作）；具有多元性；“人格分裂”性（文學創作與現實處境的悖離）；“漂泊”是創作的母題；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精神張力。從創作主體的視角出發，陸士清認為，海外華文作家在國家認同方面已認同居住國；在價值認同上與中國人不完全相似，特別是以維護居住國利益為優先；擁抱所生存的土地，珍愛在居住國的事業發展；與中國人有不同的追求與夢想。這些因素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體現在他們的文學創作中，形成不同于本土文學的異質性的特點。
（三）原鄉性
文學上的原鄉，并不是一個完全等同于故鄉的概念，人們尋覓精神的家園，皈依靈魂的原鄉，并不僅僅是回到過去的出生地。原鄉可能是空間、又是土地、又是心靈，是祖國又是家園，是一個浮游著精神的泊地。在異質土地上用母語書寫的文學文本，必然蘊含著濃郁的原鄉文化精神內涵，并深扎于其根源之中。海外華文文學所收獲的累累碩果，正是嫁接在中華文化這棵大樹上生長開花之后而締結的，是對華夏文化之根的眷戀、延伸和拓展，這是誰也無法否定的事實。旅美作家聶華苓說：“漢語就是我的家?！毙乱泼衽宰骷覐堲嵴f：“寫作就是回故鄉。”劉再復則說，我的根在《山海經》的神話世界里。通過漢語書寫，就是作家對自身的文化的認同。方塊形的漢字就是中華魂，是一個流散族群傳承或建構自身精神家園的根基。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生命。對于黃皮膚黑眼睛的華夏子孫，從生命孕育的那一刻起，就奠定了生命之根性。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原鄉。只有不讓自己與生俱來的根性丟失，才能在全球化時代重塑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正因為如此，尋根、追憶和返鄉在世界離散文學中，是常常受到普遍關注和反映的母題。
（四）邊緣性
美國學者斯蒂芬?桑德魯普在他的“移民文學”的研究中寫到：“移民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展示出一系列復雜的分裂化的忠誠、等級制度以及參照系等問題。對于移民者本身來說，各種各樣的邊緣化是一種極其復雜而且通常令人困惑不已的體驗。一方面，移民在新的文化環境中體會到了不同程度的疏離感，陌生的風俗、習慣、法律與語言產生了一股將其甩向社會邊際或邊緣的強大的離心力；另一方面，移民也體會了一種對家園文化的疏離感，那些導致移民他鄉，遠離自己所熟悉的雨水般融洽、優游自如的環境的各種因素，會更為清晰與痛苦地一起涌來?！痹诤Ｍ?，幾乎所有的離散作家，其創作的首先沖動就是源自于“生命移植”的文化撞擊。千萬同胞在富裕的西方社會，被納入了一種高度邊緣的社會分工，@種分工剝奪了他們幾乎全部從其“原初聯系”那里獲得的社會資源和身份意義，把他們變成了“多元化”社會構造中某個必要而暗晦的角落的填充物。旅居多倫多的小說家孫博，他筆下的系列故事，感覺有一股凄厲之風，其中既裹挾著人物命運的雷電交加，又包含著新生活的血淚。既有“現代茶花女”海外風塵的辛酸故事，又有而立之年的東方男人移民海外的生命悲劇，也有小留學生浪跡海外的種種苦澀境遇，每一部作品都捕捉到了離散海外的中華兒女被邊緣化后的生命軌跡。
二、離而不散的審美追求
海外離散作家，面對西方異質文化及自己的母體文化所做的精神挑戰。他們的一個突出精神特征就是勇于在遠隔本土文化的“離心”狀態中重新思考華文文學存在的意義。一種文學的產生和形成，首先應是趨于某種文化的自覺，之后才是文學的自覺。中華文化作為海外華人文化和華人社會構成的精神底座，無時不在，其形成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既是一種無形的紐帶，也是華文文學發生的前提和動力源。海外華人文學家在離散的狀態下，往往對中國文化更為堅持，海外華文離散文學在跌宕起伏中有一股內在繼承的精神脈流。離散是所謂的形離神不離，身離心不散。林婷婷借用朋友的話說：“一個人可以沒有身份證上的祖國，卻不可以沒有文化上的祖國?！彪x散海外的華人作家，不管是主觀上和客觀上的原因，形成他們對中華文化的堅守至少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寫作語言中國化
大多數華文作家，都堅持用華語中文寫作，他們把華語中文當成了家國、親人，充滿激情地寫作，這是海外華文離散文學的一大優勢。在異國他鄉，華語中文就是他們的故國故鄉，是他們精神的寄托，是他們與祖國親人聯系的紐帶，他們把華語中文當成生命一樣的堅守。促使他們堅持華語中文寫作的另一個客觀的原因是用居住國語言寫作很難被主流文學接受。一些華文作家被生活所迫，為了生計，選擇用所居住國的主流語言寫作，但要在所在國的主流文學中占一席之地卻難上加難。就連在美國大出其名的哈金、閔安琪等，在一定程度上也不過是題材占了優勢。哈金說，他何嘗不想用華語創作，但為生活計，只有如此。他所在的波士頓大學英語系，華文寫作時不算成果的。用英語寫作，至今還沒有說得上十分成功的。張愛玲當年是在上海紅極一時時出走美國，為了打入英語文學世界，她頑強地奮斗了十來年，盡管她有廣博的文學修養和公認的英文表達能力，但她筆下的舊中國故事無論怎樣也喚不起英語世界的閱讀欲望，張愛玲自此之后基本停止了英文小說的創作。有的華文作家英語寫作失敗了又重新轉向華文寫作，如於梨華。張翎說，英語能達意，華語更能傳神。這正是華文離散文學離而不散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創作題材中國化
離散海外的華文作家，在強大的文化沖突面前感到失落、迷茫、徘徊，繼而在鄉愁的詠嘆中回歸尋找母文化的依托，直至重新反思家園文化的歷史局限。有的經過早期的對海外花花世界的親歷式的獵奇描寫之后，繼而都轉向描寫聰明勤勞的中國人在海外頑強拼搏、艱苦創業為題材的傳記性文學，作者們急切表現的是他們在海外所經歷的種種人生磨難、酸甜苦辣等等，像孫博的《男人三十》《茶花淚》、余曦的《安大略湖畔》、嚴歌苓的《扶?！贰讹L箏歌》等，無不是這樣的題材，雖然寫的是華人的海外奮斗史，但其主要精神內核還是中國的、不同場域的中國人的故事。有的作家他們主要選材純粹中國故事，發生在本土的中國故事。多倫多華人女作家李彥的長篇小說《紅浮萍》，以一個中國家庭幾代人的故事為線索，展示了一幅20世紀中國社會變遷的歷史畫卷。在經歷移民題材的書寫后，嚴歌苓的小說創作也逐漸“回歸”大陸，故國的經歷在經過歲月的沉淀之后成為作家回望故土的小說題材，其中既有“”題材的優秀作品《天浴》《白蛇》，也有自我成長的記憶《穗子物語》，作家在經歷了移民體驗、文化沖突之后，以冷靜的敘事心態審視民族歷史、剖析自我，挖掘人性的深度。長篇小說《第九個寡婦》和《一個女人的史詩》講述兩個大陸女人的傳奇故事，是純粹的“中國書寫”題材，《第九個寡婦》成功塑造了“王葡萄”這一獨特的女性形象，并為大陸新歷史主義小說提供了一個極具參照價值的文本。從作家創作題材的選擇上也可以體會到他們對母國文化的傳承和堅守。
離散海外的華文作家都把文學當作一種精神的寄托，生命的再造。洪天國說：“在母親的心目中，兒子是有出息的，文字比爵位還重要……她在我心中播下的文學種子，將永伴我走完人生?！笨梢?，盡管在遠離國土的場域寫作，但母國是他們創作的源泉，不變的主題，精神的家園，中華文化的宗親血脈是華文離散文學離而不散的根源。
離散是當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一個文化命題。批評家賽義德在《流亡的反思》中指出：“離散是強加于個人與故鄉以及自我與其真正的家園之間的不可彌和的裂痕，離散存在于中間位置，它既不完全在新的系統一邊也沒有完全擺脫舊的系統，離散者是一位在更廣闊的領域里的穿梭者?！彼麄兩硖幈就僚c異質文化矛盾的巨大漩渦中心，難以割舍的母體文化精神臍帶覆蓋在他們心靈最隱秘的深處，雙重的離散空間，雙重的經驗書寫，使他們產生出巨大的思考能量，從而在創作中形成更為廣闊的藝術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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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文學范文4
【關鍵詞】語文教學；傳承；中華；優秀文化
中國分類號：G633.3
如何在新時代、新潮流面前，找到一個更好的銜接點，培養學生熱愛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感情，認識中華文化的豐厚博大，汲取民族文化智慧，吸收人類優秀文化的營養，提高文化品位。根據《初中語文新課程標準》（2011年版）的要求，讓中華優秀文化能夠更好地傳承下去，這是擺在我們每個教師面前的一個難題，需要我們每一個語文教師認真的傳承。
針對現在中學生存在的文化認知現象，我在教學中除了常規課堂教學活動外，還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開展活動，來提高他們的文化品位和素質。
一、舉辦閱讀經典著作活動
現代社會是網絡社會，人們學習、查資料，都喜歡通過電腦，很少通過看書去獲取課外知識。即使看書，也是現代意味較濃的快餐文學，很少有人會靜下心來認真地看一看具有豐富內涵的經典書籍。
為了讓學生有更多的時間看中外經典的著作，我適當再增設閱讀課，增加學生閱讀量，我引導學生讀了一些名著、優秀詩文。如《詩經》、《史記》、《子夜》、《邊城》、唐詩宋詞、四大名著等等，了解儒家、道家、佛家、法家等諸子百家的學說、主張。這樣，不僅培養了學生多讀書、讀好書的習慣，還有助于學生作文水平的提高，更有助于學生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可謂一舉多得。我相信這樣堅持下來，中國的年輕一代，將會有更多的人悟出：繼承中華優秀文化，讀書做人，以淵博的學識，得體的舉止，優雅的禮儀，更能贏得別人的尊重！
二、設置專題學習
專題學習，能使學生的學習更有針對性，更有目的，也就更有深度。如家風專題：可從什么是家風，良好的家風該怎樣學習傳承，家風給人怎樣的啟迪教育，成功家庭教育的例子有哪些，父母或長輩的那句話，那件事讓你不能忘懷等入手來開展活動。此項活動的開展，喚起了學生挖掘家庭“寶貝”的行動。辛家世代為官，然而在辛贊時卻遭受了山河破碎，北方早已淪為金人之手。辛贊迫不得已在金人手下為官，時常帶著辛棄疾“登高望遠，指畫山河”，希望其勿忘靖康之恥，拿起武器反抗金國殘酷統治。辛棄疾受其家風家教的影響，發奮努力，成為一代著名愛國詞人。后人每每讀到他的詞，無不為之感動。由此可見，家風是一種無形的力量，能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孩子們的心靈，塑造他們的人格。家風是一種無言的教育，具有無窮的力量。
聚焦歷史文化名人專題。走進蘇軾，學習其曠達樂觀精神；走進文天祥，學習其生死榮辱觀；走進冰心，學習其“一片冰心在玉壺”……精讀他們的文章，品味他們的思想，積累了學生的作文素材，陶冶了學生的精神情操。
三、開展感知傳統節日活動
利用傳統節日到來之際，開展感知傳統節日的活動。對學生來說，傳統節日具有形象、可感知、易懂、有興趣等好處。如中秋節來臨時，借助教材中的詠月詩，結合家鄉過節的習俗，使學生明白，中秋節不僅僅是吃月餅，原來月餅做成圓的，不但包含團圓的意思，有事圓、人圓、心想事成等意味，還有對對方美好祝愿的心愿。再讓學生親自動手做點與中秋有關的事（如背誦與月有關的詩句等美文），肯定會比枯燥的說教更有效果。
除了課堂教學外，主題活動也是語文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在傳統節日到來之際，組織學生設計活動主題，讓學生動口、動手體驗傳統節日的魅力。比如舉辦重陽節的主題活動，讓學生分組收集跟重陽節有關的文學作品、經典名句、音樂、各地的重陽節習俗等，并在班級匯報各自成果，接受老師、同學的提問，并完成一道家庭作業：為自己的爺爺奶奶洗一次臉，洗一次腳，剪一次指甲，并獻上一句祝福的話。在這種節日情境中，不但讓學生親身感受傳統節日的魅力，真正體會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真實含義，這更有助于學生的健康成長。
四、開展感知、保護古建筑的活動
我讓學生調查自己家鄉的古跡，如古民居（如聶耳故居）、古橋梁、古道路等，探討其中蘊含的歷史文化和人文文化，思考自己能為保護古跡做點什么，提出保護方案。如對高古樓的感知活動，學生了解到高古樓，位于云南省玉溪市北城鎮，是玉溪的標志性建筑之一。并能記住民謠：“哇家玉溪高古樓，半截矗在天里頭。初一去燒香，十五才下樓，抬頭望望高古樓，帽子掉進溝溝頭?！边@樣的活動，不但增加了學生的知識，也使學生從這樣的活動中認識到：保護好它們，就是保護了玉溪人民的精神家園，也是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需要。
五、開展保護民俗活動
民俗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個地方形成民俗時的精神寄托及對生活的某種憧憬，民俗的傳承、積淀、發酵，構成了中華璀璨文化寶庫中的一顆明珠。怎樣保護這些民風習俗，使其發揚光大，教師這座橋梁和學生這個載體都有著自己的職責。在保護民俗活動中，讓學生先收集本地的民俗，分清種類，整理出全過程，探究其歷史淵源，思考其所蘊含的深遠意義，展示自己的發現、成果甚至是實物，再由全班討論，形成共識，提出保護意見和修改建議，提出倡導。如玉溪的傳統民俗――米線節。讓學生通過收集資料，了解其歷史淵源，使學生明白，玉溪米線節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歷史，是玉溪各族人民的傳統節日。與其說米線節是玉溪人民對神的崇拜，倒不如說是玉溪人民對艱苦奮斗的祖先的懷念；是對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祈盼。為了保護這一傳統民俗，玉溪市政府、民俗專家、人民群眾，做出了很多努力。
中華民族在漫長的發展歷史過程中，積累了豐厚的文化遺產。這些文化遺產既包括古建筑等物質文化遺產，也包括文學、音樂、禮儀等非物質文化遺產。優秀傳統文化凝聚著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奮斗歷史和精神寄托，是弘揚先進文化的基礎，是建設我們精神家園的重要支柱。語文是直接與傳統文化打交道最多的學科，是傳承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載體。語文教學在學生人格塑造、思想啟蒙、精神修養等方面都要有所作為，才能更好地完成我們育人的神圣使命。為了讓學生明白這些，確立一個中學生所必須具備的中華精神，我通過各種渠道、各種場合對學生進行中華優秀文化教育，以此來陶冶學生情操，提高學生素養。我作為一個中學語文教師，利用做優秀語段閱讀的機會，既讓學生學會做題技巧，又從中學到做人的道理；利用活動課開展形式多樣的主題活動，對學生進行理想教育、勵志教育、愛國教育、懂得幸福、懂得努力等教育實踐活動。逐漸讓學生明白：讀史，明祖國興衰；讀經典，增長自己才智。領會諸子百家的智慧，感悟中華民族的大智慧，讓學生心中油然升騰起民族自豪感。
參考資料：
華文文學范文5
關鍵詞：華裔離散文學 東西方文化拼合 余兆昌兒童文學作品
“離散文學”是指作者用旅居國語言創作的，描寫在該國居住、生活的經歷與體驗的文學作品，具有跨國家、民族、文化、身份、語言的特征。在離散文學中，文化拼合現象是多元文化語境下非母語文學作品創作的一種文化現實，是母語文化與主流文化相互交融過程中產生的一種特殊的社會形態。
華裔離散文學當今已成為國內外文學研究的熱門課題，為研究者提供了從后殖民主義角度考察身份認同、混雜、跨界、流亡離散等研究方向。在眾多華裔離散文學作家中，曾獲加拿大最高文學獎——“總督文學獎”等多種獎項的第三代華裔作家余兆昌，深受母語文化與主流文化雙重民族屬性的影響。本文以此為切入點，探討和解析余兆昌兒童文學作品中中西方文化拼合現象。
一、中、西方家庭倫理觀的拼合
移居到國外的中國人，在當地所構建的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以男性為中心、具有嚴格等級界限傳統氏族——家族社會結構，崇尚的是德性文化，而西方社會追求的是以個人或黨派利益為基礎的國家體制結構所導致的征服性文化，這是中、西文化基因的最大差別所在。
“男權至上”是余兆昌筆下加拿大華裔男人們處理家庭事務的“天條”。因此，作為“家長”的他們的所作所為在西方人看來顯得十分的“不可理喻”，如《三叔的詛咒》中“三叔”對女性的歧視愚昧至極，居然打算把家里的所有的女性趕回中國，而“父親”則把女兒當傭人使喚；《來自金山的傳說·禁果》里農場主馮先生無情地扼殺了女兒和農場白人工人約翰遜的真摯愛情；《兒子與女兒》中暴發商人梅先生偷偷地回到中國，目的居然是狠心地用親生的雙胞胎女兒換來別人的雙胞胎兒子，以“子承父業”；《草原的夜晚，1939》里的戈頓屈從母親壓力，寧可犧牲事業也要回國生兒子等等。
“百善孝為先”是中華民族奉行了幾千年的倫理信條。在《金山的傳說：華人在新世界的故事·火車的精神》中，朱為了讓父親的“亡靈”得以安息，一絲不茍地按照“鬼魂”父親的要求，把父親和他的同伴“以筷子為骨，稻草席為肉，裹起來捆緊后放在山頂鷹巢之上，覆之以土，澆之以茶”。余兆昌借這個故事生動地向西方世界宣示了“子從父命”的中國孝道傳統?！队撵`火車》里的單臂女孩兒春怡，不遠萬里來到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尋找已經身亡的父親，在夢中受父親“鬼魂”之托，克服重重困難畫出了無數華人苦力用生命修建的鐵路和他們來不及享用的火車，以中國式傳統禮節祭拜先父和其他喪生華工的在天之靈，并成功地把這些魂靈送回了中國老家，讓他們魂歸故里?！队耥椚Α分械难囝U則為了拯救父親，把其生命中有著極其重要地位的玉項圈拋向了海里。在這兩個故事里，余兆昌刻畫了兩位極孝順的中國女性形象，可謂感人至深，催人淚下。而在西方，上帝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人們為了上帝可以犧牲一切，《圣經》中就記載有，亞伯拉罕打算把他唯一的兒子以撒作為燔祭獻給上帝。中西文化的不同和拼合在這里得到了很好的體現：西方文化強調而中國文化則強調世俗的倫理道德。
生活在重男輕女、男權至上家庭倫理中的中國女性更是余兆昌筆下的一大亮點。他們中有在白人主流文化的幫助和影響下走出了中國式家庭、甚至中國式社區，成功融入加拿大主流社會，逐漸成長起來的華人女性，如《教我飛翔，空中戰士》中的第三代華人移民女孩莎倫、《三叔的詛咒》中的女英雄莉莉安、《草原寡婦》中意志堅定的金美·余等；也有用自己的能力證明自己和男人一樣能干的女性：《玫瑰，在新雪上歌唱》中的美琳、《兒子與女兒》中險些被父親拋棄的雙胞胎女兒等；還有以孩子丈夫為中心、望子成龍的女性，如《誰放的火？》中參孫的母親、《竹子》里的明等；以及為親朋好友兩肋插刀的俠義女子，如《舒麗和塔瑪拉》的舒麗、《今夏之事》的孿生姐姐等等。余兆昌筆下的這些女性似乎都有一個共同點：一方面，由于受家庭熏陶，她們身上有著諸如勤儉、誠實、尊敬長輩、富有責任心、勤奮、無私奉賢等中國式傳統“良家婦女”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又由于周圍環境的影響，或多或少接受了加拿大文化的洗禮，逐漸擺脫了“男尊女卑”思想束縛，自信、獨立、勇于探索、個人英雄主義等西方觀念也逐漸滲入他們的意識中。
可見，中國封閉的家庭模式及由此產生的傳統觀念和加拿大自由、平等的家庭倫理及多元化的社會環境的相互交融，促成了加拿大華人艱難卻又頑強地成長，他們傳承著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也摒棄著其中的不合理、荒謬成分，并逐漸融入到較為開明的加拿大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中。
二、加拿大文化背景下的中國民間傳說、地方習俗、文化符號
中國民間傳說中的“鬼”是人死后留下的魂魄，“Ghost”的英文意思是“幽靈”，兩者之間有相似的文化內涵，也有本質的區別。在中國文化中，“鬼”大多是負面的、不好的，而西方人心目中的“幽靈、精怪”則不完全是惡意的。余兆昌的作品中，“鬼”是至關重要的角色。在《金山的傳說：華人在新世界的故事·火車的精神》和《幽靈火車》中，“鬼”是父親的亡魂；《亡者的金子及其他故事·深掘》中，“鬼”是借人身體以存放自己靈魂和記憶的逝者?！肮怼痹凇冻前罾锏哪泻ⅰ分袆t化身為友善的精靈，在《金山的傳說：華人在新世界的故事·信使陳和夜河》中又化身為水中懺悔的精怪。這些“鬼”或“幽靈、精怪”都不是嚇人害人的妖魔鬼怪，而暗喻在白人社會中被剝奪了話語權的華人魂魄，他們因為“冤魂無處安身”，只能借助這種方式，“穿越時空”，從“前世”游蕩到“今生”，向自己的親人或同胞訴說自己的悲慘遭遇和冤屈，希望在親人或同胞的幫助下獲得“靈魂”的安寧。所以，余兆昌作品中的 “鬼”或“幽靈、精怪”均是東西方文化拼合的產物。
在余兆昌兒童文學作品中，運用了大量具有中國文化寓意的特殊符號。如：（1）蛇。在中國民間，蛇是智慧、靈性、報恩、幸運、長壽、吉祥、超能力的象征?！督鹕降膫髡f：華人在新世界的故事·火車的精神》中，當朱發現他用以下山的繩子變成了一條巨蛇爬上了埋葬父親及其同伴的山崖時，頓覺有了蛇的保護，從此可以不再擔心。這里的蛇具有濃厚的中國文化色彩。（2）玉。在中國人的心中，玉乃吉祥之物，代表著吉祥、如意、財富、華貴，是辟邪、保平安的圣物，具有靈性?！队耥椚Α分械难囝U把玉項圈拋向海里，拯救了父親，這里的玉項圈顯然就是保父親平安的圣物；而在《玉墜》中燕伊的玉墜失而復得，實際上喻意著幸福的失而復得。（3）生姜。生姜本俱“令人溫暖”的功能，中國文化中有許多關于姜的俗語，如“冬吃蘿卜夏吃姜”、“家備生姜，小病不慌”、“飯不香，吃生姜”，由此可見“生姜”在中國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督鹕降膫髡f：華人在新世界的故事·為心而生的生姜》中，美麗的華人姑娘燁娜把生姜作為“定情物”送給了遠行的情郎，自此以后，小伙子始終把它放在心口，孤獨時用淚水浸泡它，碰到困難時用它來鼓勵自己，最后有情人終成眷屬，這塊生姜也成了他們最好的朋友。在這個故事中，生姜因為有了燁娜的情和小伙子的愛，具有了永恒的神奇力量。這塊“為心而生”的生姜具有強大的感人力量和文化情愫。余兆昌作品中還有許多這樣的中國文化元素符號，如粵劇、竹子等，由于篇幅的限制，不作一一介紹。
余兆昌用西方人的文字，借西方人喜聞樂見的“夢幻、穿越”等寫作套路，把中國的民間傳說、地方習俗、文化符號融入其的作品中，有助于西方人理解、包容，繼而接納他們眼中“愚昧、迷信、粗魯、不可理解”的中國人及其文化。
三、中國儒家、道家思想與加拿大國情、社會及自然環境的拼合
余兆昌的作品在努力詮釋比較開放的加拿大主流社會與價值觀及被移植到加拿大的中國傳統的新型復雜人際關系的同時，也在盡可能地傳播和弘揚儒家中庸、中和、和諧學說及派生出來的以和為主、以和為貴的文化理念。他大多數作品都有著皆大歡喜的結局，故事里的主人公無論遇到多少困難，最后都能如愿以償。如《教我飛翔，空中戰士》、《三叔的詛咒》、《玫瑰在雪地上歌唱：一個美麗的傳說》、《幽靈火車》、《城邦里的男孩》、《玉墜》、《獻給父親的歌》等均是如此。這一創作思路帶給人們希冀和安慰，非常契合兒童的心理需求，同時也與加拿大主流文學作品往往以悲劇結尾的寫作模式形成了強烈對照，在倡導多元文化的加拿大社會，深得人們的贊賞和歡迎。
余兆昌實際考量了儒家的孝、家庭的和、民族的睦與宗族信仰等因素在加拿大多元文化社會中的實踐，提倡以忍讓、寬恕和互相了解、和而不同的原則，維系和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鞭撻、批判落后、腐朽的傳統道德思想。如余兆昌在其《斯特拉福克納足球明星》、《教我飛翔，空中戰士》、《誰放的火》等作品中倡導的勤奮文明、艱苦奮斗、與人為善、追求完美的儒家思想，在西方主流社會也得到普遍的認可。而對儒家傳統文化中重視男孩以延續家族姓氏和榮譽、興旺家族等傳統道德思想進行了無情的鞭撻、諷刺和批判，如《兒子與女兒》、《玫瑰，在新雪上歌唱》、《草原的夜晚，1939》、《草原寡婦》、《三叔的詛咒》等。
道家認為天道無為、道法自然，主張技法完善來自于實踐，性別不是決定性因素。余兆昌筆下的女性人物的成功都體現了這一思想?！端固乩？思{足球明星》里，莎倫和克麗絲通過灑滿淚水和汗水的訓練獲得了高超的足球技能，能夠踢得像男孩一樣甚至比男孩更好；《玫瑰，在新雪上歌唱》里，美琳的廚藝有著濃重道家神秘色彩，似乎這是她與生俱來的自然本能。此外，余兆昌還在其作品中大量運用道家思想、信條和實際技能如氣功等，加強了其作品和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聯系?！度宓脑{咒》把道教實踐和教育技巧發展到了，用簡單但讓人信服的方式傳授看似玄妙的技能、技巧。而在《教我飛翔》、《飛走》、《學習飛翔》等作品中，對“飛”的創造性使用，可謂達到了道家精神境界的極致，體現了莊子《逍遙游》中“鯤鵬展翅九萬里”翱翔的原型。當然，余兆昌在其作品中對道家理念大加贊賞，除了其華人的文化背景外，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加拿大的自然和社會環境為道家思想和實踐提供了充裕的空間。
正是借助孩子般天真無邪的人生態度，立足獨特的視角，注重傳統與現代、母國與旅居國的國情、社會及自然環境的文化異同，余兆昌成功地將中國傳統文化的理念和精髓與加拿大主流文化融合在一起，為中華傳統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積極貢獻。
項目名稱： 本文系 2011年江西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北美華裔離散文學中的中西方文化拼合研究”階段性成果 （課題編號11wx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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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文學范文6
（衡南縣第一中學，湖南 衡南 421142）
【摘要】文言文學習的最終目的是認識中華文化的豐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和提高文化品位和審美情趣。而現今的文言文教與學更多停留于對字、詞、意的理解。筆者在文言文課堂教學實踐中，將古典與古文和諧融合，營造與眾不同的學習氛圍，真正調動了學生的激情，從而實現文言文育人塑人的德育任務。
關鍵詞 史傳文言文；古典文學；課前設問；歷史故事
流傳至今的古樸典雅的文言文體現著漢語言最深邃的魅力，簡練、精準、形象的語言極具表現的張力。而高中語文課本中所收納的史傳文言文藝術形象典型，彰顯了中國人的睿智思維、至上精神和文化心態。因此在史傳類文言文學習時應多挖掘、拓展其中的文化精神要素，充實高中學生的人格成長需求。
1 文言文教學的現實情況
不能否認，對文言文字、詞、句的準確理解是文言文教學的基礎，也是文言文教學中極為重要的教學環節，但如果單單滿足于讀懂大意，就達不到課程標準中提出的“認識中華文化的豐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和“提高文化品位和審美情趣”的要求，達不到激發學生學習文言文的興趣。
現今不少高中語文教師將文言文的教學目標只認定為字、詞、句的準確理解，基本都按照“讀——翻譯——講語法——練習——背”的傳統模式授課。而學生總認定文言文晦澀難懂，于是產生了一種排斥和疏離的心理暗示，厭煩接觸古文。因此古文文字閱讀的障礙，老師的教法單一和學生自身學習主動性不強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導致了學生忘卻了在文言文課堂中去探究古典人文精神的內涵，無法獲得中國古典人文精神給予自身的熏陶，自然也就不能提高自身人文素養，完善個人人格的塑造。
2 史傳文言文教學方式新體驗
實際上，學生對于文言文更多只是膩煩于它的傳授方式的單一，如果教師能抓住學生的閱讀學習心理，對文言文課堂教學融入一些新的教學元素，可以激起學生的學習興趣。比如借助觀看相關媒體視頻幫助學生降低閱讀難度；或將文言文的美言與所學過的優美詩歌結合學習，讓學生感受文言文的語言美。而關于史傳類文言文教學，應更多的是以把文言文課本與古典文化人文精神結合的方式開展教學，來給學生耳目一新之感。
如何在課堂中將古典與古文和諧融合，營造與眾不同的學習氛圍，真正調動學生的激情呢？
2.1 課前構想奇思妙問
即課前設置本堂課文與古典文學作品有關的問題，激發學生的求知欲。
如在教授人教版選修《中國古代詩歌散文鑒賞》中《項羽之死》的教學過程中，可在課前首先設置兩個問題。
問題一：窮途末路的項羽表現出與我們平時所熟知的性格截然不同的一面，這種性情與四大名著中的一個主要人物的性情是相同的。大家能想到是誰嗎？
問題二：項羽被人譽為“戰神”，他的作戰能力強到怎樣的程度呢？我們讀過課文后，會發現這種戰神之風，在四大名著中某個人物身上也有演繹。這是誰，大家知道嗎？
這兩個問題的提出，會引發學生對課文充滿濃濃的好奇心。于是學生主動接觸課文，自主解決了《項羽之死》課文中的一些疑難字詞。
再如必修四《過秦論》篇幅很長，學生初看就產生恐懼心理。因此老師可以課前設置一個問題：
說到“空城計”，人人只道諸葛亮，卻不知其實諸葛亮也是取經得來的戰術。大家知道歷史上誰想出 “空城計”的這一策略嗎？
對于大家已經根深蒂固的常識，現在得到顛覆，當然會在學生的內心激起一層層漣漪。學生也就急迫想要解開這個謎題，知道答案，于是自覺深入課文。
因此課前設置很有懸疑意味的問題，能讓老師輕松完成了文言文教學的初級任務，而學生由于主動學習古文，掌握得更加扎實，此舉就有一石二鳥之效。
2.2 課中解疑，延伸至課內，全面認識人物精神之美
學生積極解答課前問題，教師做出評價，同時兼納已學知識，拓展延伸，明確人物形象的精神美，以期教學育人。
如針對《項羽之死》的課堂兩個問題中，學生在接觸文中的“項王乃悲歌慷慨”、“項王泣數行下”后，總結出項羽在垓下之圍時對虞姬所表現出來的鐵漢柔情和多愁善感。有一定文學閱讀基礎的學生馬上就想到了《紅樓夢》中的林黛玉，而未馬上做出反應的學生對于將項羽與林黛玉能同類比較，感到十分新奇。項羽與林黛玉在性情上似乎天壤之別，現在通過學習，竟然發現兩人真有性情相通之處。這種人物性情的比較，讓學生對人性、人格的多樣化有了深刻的認識。
此時還可延伸此點，提及高一所學過的人教版必修四的《廉頗藺相如列傳》一文。藺相如在澠池之會對秦王強硬剛烈、在將相和中對廉頗溫和寬容，同一個人物性格的尖銳對立表現一直讓一些學生無法理解，反而會誤以為藺相如有間歇性神經質。特別是在閱讀了明朝·王世貞《藺相如完璧歸趙論》后，更覺得是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不實。通過此文的學習，學生認識到一個人立身于世，肯定會有豐滿、立體的精神人格。而且愈是有著高尚精神靈魂的古人，人物的人格獨特、精神內涵積淀就愈是厚重。同時也可以教育學生在遇到自我的人生的挑戰時，該以一種什么樣的精神面貌去面對，從而認識到自我人格精神的缺陷，有了強烈塑造個人完美人格的渴求。自然而然地，文言文教學對學生的“提高文化品位和審美情趣”的教育要求也就得以實現。
2.3 手舞足蹈表演歷史故事，添加活躍因素
繪神繪色地添加歷史故事，活躍課堂，讓學生認識到中國古典文化精華的深邃無極。
如對于人教版必修三《過秦論》的課堂問題，學生將諸葛亮在西城上演的空城計與《過秦論》中描述秦國面對六國百萬之眾，“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于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的內容對照，學生至此才意識到“空城計”的問世并非得益于諸葛孔明，而是公元一百多年前的秦人。此時老師可以聲情并茂地講訴秦勝六國的故事。如此一來，就觸及到中國古典文化精華的深層面，大大改變了學生對文言文的定性。此時學生對文言文中蘊含的文化淵源有了尋奇探幽的心態，充分認識到中國民族的智慧與人格魅力。
再如在講解《項羽之死》中在東城快戰中項羽的戰神本色時，特別是第二次“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的這種“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對抗，讓學生直呼痛快。而老師可以重提第二個問題，不少同學想到了《三國演義》中的張飛在長坂坡一聲大吼，曹軍統帥夏侯杰驚得肝膽碎裂，倒撞于馬下。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再引出《三國演義》中的原文，繪聲繪色地描述這個歷史故事，學生的精神貫注于課堂。同時借助多媒體，播放電視《三國演義》中的片段，讓學生對張飛與項羽兩人身上所向披靡的戰斗風采有了形象的刻畫和理解。學生閱讀此文的興趣陡增，同時也感嘆文言文內容的博大精深。對于文言文學習，學生有了全新的認識。對于中國文化典籍的閱讀欲望，也增強了很多。文言文教學對學生的提升審美要求同樣得以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