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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經濟制度的主體范文1
一 引言
經濟制度是指國家的統治階級為了反映其生產關系的發展要求，而建立的有利于其統治的經濟秩序，包括各種有關經濟問題的規則和措施，這些都是為了維護和發展這種經濟秩序而實施的。
經濟制度在本質上其實就是生產關系，而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有什么樣的生產力就有什么樣的生產關系。另一方面，生產關系對于生產力也有反作用。作為一個社會經濟基礎的經濟制度，決定了其政治制度和社會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并受到政治法律制度的保護。先進的社會經濟制度，會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落后的社會經濟制度，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中國當代的基本經濟制度，與經濟學有著極其深厚的淵源關系；也吸收了許多西方經濟學中的可貴經驗，從而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制度。本文從基本經濟制度概念的闡述入手，對于當代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進行了描述和闡發，對中國在經濟制度方面的探索和對經濟學的突破做了概括，并指出了未能解決的問題和今后的發展方向。
二 基本經濟制度
基本經濟制度劃分為三個層次，在生產資料所有制層次，所有制是一種意識形態，它是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性質均取決于生產資料歸誰所有，這也是區分不同社會經濟制度的根本標志。所有制問題所側重的主要是社會公平問題，而不是效率問題，若社會兩級分化嚴重，就必然導致剝削程度的增加，即社會不公平現象的增加，達到一定程度就會引發社會動蕩。
在產權制度層次，我們注重的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產權制度僅僅是所有制在法律層面上的一種形式。是指在既定的所有制下，經濟主體在經濟活動中擁有的行為權利，既包括個經濟主體之間的市場中形成的制度，也包括企業內部形成的制度。
在資源配置調節層次，我們主要關注資源配置方式，即資源在部門、地區、各生產單位間的流動和分布，主要有兩大類：市場調節機制、企業內部調節機制。
西方經濟學更多地關注第二個和第三個層面，特別是第三個層面；而馬克思則主要關注第一個層面。兩者之間的重要區別在于第一個層面，關于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區別。
一個社會的所有制及其結構，決定或影響著其他的經濟制度，并決定社會的根本性質；而一個社會形態的性質，并不取決于它存在著多少種所有制形式，而主要取決于占主體地位、起支配作用和決定作用的所有制形式。這也是中國對基本經濟制度探索的成果。
三 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
中國基本經濟制度自改革開放以來共經歷了三個階段，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第一階段（1978—1987）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雛形階段。
第二階段（1987—1997）是基本經濟制度的形成階段。
第三階段（1997—今）是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完善階段。
黨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探索形成了自己明確的觀點：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個體經濟、私有經濟、外商獨資經濟等多種所有制并存；按勞分配、按生產要素分配等多種分配方式并存；計劃配置、市場配置等多種資源配置方式并存。
四 中國經濟變革的成就
我們經過自己的探索、調整、完善，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從而在經濟建設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從1978年到2007年，我國GDP的增速，30年中增加了幾十倍，同比實際增速在1993年達到最高，年均增長率為14%，而1998年受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回落到7%左右，但其后逐步回升，重新達到了兩位數，并保持了相對高的增長速度。
1978年—2007年，中國的財政收入增長速度也非常快，從開始的3千億元達到5萬億元。而從1978年到2007年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也從不到100元增長至超過400元。
五 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優越性和弊端
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具有更加重要的優越性。計劃經濟具有高效性和穩定性的優點，政府對經濟的掌控能力遠遠高于西方國家，國家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而政府控制經濟的運行可以減少大的波動，有利于穩定。政府的主導作用可以消除市場經濟帶來的宏觀經濟波動。作為核心的國有企業不僅可以帶動其他企業的發展，還能提高整個社會的就業率，自然對社會購買力的提高也做出巨大貢獻。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也存在缺陷：計劃經濟容易導致資源配置的無效率，行政干預造成市場主體處于被動地位，加上政府管理壓力太大，不可能擁有完全的市場信息，這種情況下的計劃，就有非理性的可能。計劃經濟也缺乏激勵，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造成了矛盾。并且缺乏競爭會導致經營主體缺乏主人意識，國有企業占據了市場的主體地位。
六 結語
在基本經濟制度原理之下，我國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探索，并有了較大突破。
在所有制的形式與格局選擇標準上，重新確立了生產力標準，可以用“三個有利于”衡量，其中的關鍵是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在所有制結構上，突破了單一公有制，形成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格局，并且同一種公有制完全可以有多種實現形式。在所有制性質的區別上，破除了“公”好“私”壞的觀念，公和私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二者可以融合滲透。尤其重要的一點是，突破了國有經濟比重越大越好的觀念，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要占優勢，但這個“優勢”，不是簡單的數量和重量之比，而要從經濟規模、資本的增值能力等這些關系國計民生的經濟命脈以及控制國民經濟發展方向等各種因素多方面衡量的綜合控制力。
當然，我們對基本經濟制度的探索還處在初級階段，許多問題未能解決。對于這些重要問題的解決，我們應該全面進行理論創新，從理論上界定和規范國家所有制，想方設法推進國民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而這一切都要建立在堅決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之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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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阿薩·林德貝克，張自莊、趙人偉譯，新左派政治經濟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基本經濟制度的主體范文2
選擇題
1.D 2.A 3.C 4 .C 5.A 6.B 7.D 8.C 9.C 10.D
11.C 12.B 13.D 14.C 15.C 16.A 17.B 18.D 19. 20.B
21.A 22.D 23.A 24.A 25.B 26.D 27.D 28.B 29.B 30.D
31.C 32.D 33.A 34.B 35.C 36. 37.A 38.C 39.D 40.B
41.答案要點 錯誤。
(1)1949年，標志著基本結束，我國進入了新民主主義社會，并開始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2)1956年底，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我國消滅了階級剝削制度，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已經建立起來，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標志著社會 主義制度的確立。
基本經濟制度的主體范文3
教材第29頁第四課第一框第二目大力發展生產力，教材設計此目是承接上一目生產和消費，為了進一步說明：要滿足消費就必須發展生產，如何發展生產呢？就需大力發展生產力。事實上，學生在此前沒有學過生產力的相關知識，初中教材也沒有做相關知識
的學習安排。那么，教師沒有教，學生當然就沒有相關知識的積累。根據《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實驗）》第一部分的第一節課程性質，其中說，“高中思想政治課要與初中思想品德課、高校政治理論課相銜接，與高中相關科目的教學和其他德育工作相互配合，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任務”的要求，在初中教學中沒有安排學習，在高中教材中又沒有介紹，在此出現不妥。而關于生產力的含義、內容和在社會進程中的根本作用等相關知識，是的重要觀點，既然教材編寫和知識學習不可或缺，編者應對此知識的學習有一個恰當的安排，做到前后銜接連貫，使知識系統化。否則，不僅對為什么要大力發展生產力無法深入理解，而且對教材中的某些知識更是一知半解，學生學習時只能死記硬背、囫圇吞棗了。如，第30頁探究活動中的“觀點一：人是生產力中最具決定性的力量，加快生產力必須全面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包括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身體素質；觀點二：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而且是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和主要標志，要大力發展生產力，必須加快科學技術的發展，大力推動科技進步和創新”。教材第59頁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是實行按勞分配的物質基礎”。
教材第31頁“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必須通過改革，調整生產關系中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部分……”教材第35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適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不平衡、多層次的狀況……”等。教材之所以有這樣的表述，其理論支撐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基本原理，即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有什么樣的生產力就有什么樣的生產關系，生產關系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生產關系對生產力又有反作用，當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則對生產力的發展起著促進作用，反之，則起阻礙作用。而學生在學習上述知識時，如果沒有掌握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原理，是無法理解和正確
運用的。所以，筆者認為，教材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關系，應適當安排，以便于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
基本經濟制度的主體范文4
那么，當歷史剛剛步入2006年之際，同志為什么提出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呢？
首先，提出“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榮辱觀是當前進一步健全社會主義道德規范的客觀需要。
車需兩輪，鳥憑兩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既需要有一個與我國現實國情相適應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也需要建立健全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思想道德規范。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逐步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對促進國民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但是，多種所有制結構和多種經濟成分的發展，也導致了人們思想文化、價值標準和道德觀念的多樣化。一時間，堅持什么、反對什么，提倡什么、抵制什么，弘揚什么、批判什么，似乎失去了客觀標準，思想道德領域出現了一些是非不分、榮辱不辨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建立健全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的道德規范體系、確保全體公民有一個共同的思想基礎和道德規范，就成為當前思想道德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八榮八恥”作為一種符合絕大多數人利益需求的道德標準，它不僅有利于調動不同層次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而且也有利于引導人們共同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惡丑，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共同目標而努力奮斗。
其次，提出“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榮辱觀體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我國生產力的發展、綜合國力的增強、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上了一個新的臺階。然而，市場經濟畢竟是一把“雙刃劍”。由于它自身先天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加上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還屬剛剛建立，許多配套機制還不健全，這就不可避免地對社會風氣和人們的精神生活帶來許多負面影響。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有些人的道德觀和榮辱觀發生了嚴重傾斜和錯位：弄虛作假成了“聰明”，誠實守信成了“愚昧”；勤勞節儉成了“過時”，揮霍浪費成了“時尚”；愛崗敬業成了“傻冒”，投機取巧成了“能干”；損人利己成了“道德”，無私奉獻成了“傻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導致上述社會不良現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從思想根源上來說，缺乏正確榮辱觀引導無疑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同志審時度勢，有針對性地提出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實際上就是在全體公民面前樹起了一塊明榮知恥、抑惡揚善的道德標桿。
再次，提出“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榮辱觀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心愿。
基本經濟制度的主體范文5
有人說，課上45分鐘抵得上課后4個小時，雖然說法有點夸張，但卻道出了課堂學習的重要性，因此，培養良好的聽課習慣尤為重要。
1.專心聽別人發言的習慣
教師是課堂的主導者，肩負著傳道授業解惑的重任，因此，教師的講解分析學生一定要認真聆聽。另外，還得聽其他同學的發言、爭論、質疑等。通過爭論辯論就可以受他人啟發而產生思想火花，從而達到明辨是非，加深印象的目的。
2.積極發言、勇于質疑的習慣
不能簡單地認為聽課就是聽老師講課，雖然課堂上教師是主導者，但學生是課堂的主體，是課堂的主人。學生只有積極發言、勇于質疑，才會有學習的動力，在一個個疑問化解的基礎上獲得進步。學習思想政治有“是什么”“為什么”“怎么樣”的問題，這是我們全面認識某一事物必須理解的三個方面，也是學習思想政治的好方法。如，在學習“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時，我們就可以問自己這樣的問題：“我國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什么？”“為什么要堅持這樣的基本經濟制度？”“怎樣堅持這一基本經濟制度？”。如果把所問的問題各個擊破，那么我們對這部分內容就會掌握得全面而持久。
3.記課堂筆記的習慣
教材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政治教材的綱目之間、知識點之間相互聯系。它們是課本知識這個系統的各個不同要素，它們決定了政治知識的條理性、系統性和連貫性。一般教師在授課過程中會以框架形式加以詮釋，這時如果學生能將框架理解并記錄下來，構建“知識樹”，就可以起到提綱挈領和一目了然的作用。而且一段時間后還可以自己根據框架進行一課、一單元、一模塊的總結復習。這樣既有利于學生從整體上把握教材，還有利于培養學生的整理歸納能力。
4.給課本做“批注”的習慣
學生在專心聽講的同時，要適時動筆在課本上做記錄或記號。對教師教的重點內容、自己的疑難問題和一些關鍵性的語句進行“圈、點、勾、畫”。有一項實驗表明：上課光聽不記，僅能掌握當堂內容的30%，一字不落地記也只能掌握50%，而上課時在書上勾畫重要內容，在書上記有關要點的關鍵語句，課后整理，則能掌握所學內容的80%。
二、練好“每一道題”
學習貴在及時鞏固，做練習是鞏固學習效果的最佳方式。要做好每一道題必須養成以下習慣。
1.良好的審題習慣
審好題是答好題的關鍵，平時練習時就要從審題入手，審題包括審材料（審清材料包括哪些信息）、審設問（審明問題指向）。切忌盲目作答。而審好題的訣竅就是多讀題。多學生做錯題的主要原因就是讀題時間太少，不舍得在讀題上下功夫，而是草草一看就憑主觀印象選擇或答題，往往會造成“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結果。
審題的最好辦法是抓住主要概念，也就是關鍵詞。抓住了關鍵詞就可以進行適當的發散。比如，看到“宏觀調控”這個詞時，我們應立刻想到的就是經濟生活的宏觀調控的相關內容。首先能想到宏觀調控的手段：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接著往下重點可以考慮到宏觀調控在哪一課比較詳細的講解，通過回憶知道經濟生活第九課關于國家財政、第十課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知識。所以我們解題的思路就是抓住問題中涉及的主干概念把它理出相關的知識體系。從概念到課，從課到節，這樣整理出相關的知識體系，然后組織相關語言作答。
基本經濟制度的主體范文6
以往公共治理模式的研究，大都以國家、社會以及民間三者之間的權力的劃分與平衡為主要研究對象。即使考慮經濟轉型與社會轉型的因素，依然是在這個研究的基本范疇中展開的。在最近的文獻中，如婁成武、張建偉［1］認為，當代地方政府角色與職能已發生了很大轉變，正逐漸由地方政府概念轉向地方治理概念。地方治理模式也正經歷由傳統官僚體制向新興的市場模式與政策網絡治理機制的轉變。李文星、鄭海明［2］從目前我國行政溝通存在的問題及現實需求出發，在治理理論基礎上提出了地方政府與公眾互動式溝通的概念，并從轉變觀念、變革體制、拓寬渠道、完善法制等四個緯度探討了我國地方政府與公眾之間互動式溝通機制的構建，以及地方治理在現代社會多中心治理結構中的關系。這種研究，從學術的角度觀察，也沒有作出更加明確或者是更加有新意的理論思路。中國公共治理模式研究要用一種新的思維，在更加寬廣的學術視野下展開?；诖耍疚膶⒂脷v史與經濟研究的基本方法，從歷史上中國基本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的演化關系來考察中國公共治理模式。
一、基本的理論分析
通常的公共治理模式研究認為，國家、社會以及個人三者之間的關系構成了公共治理模式的三個要素，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運行大致成為了公共治理模式研究的基本范疇。但是，向更深的層次觀察，是什么決定了這三個變量之間的關系與運行框架?就如經濟學的研究中，企業的運行以及資源配置構成了微觀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內容，而什么要素構成了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也許更為重要。近代人類歷史上的公共治理模式經歷過一次大的轉變。13世紀以來，發端于威尼斯的資本主義運動，使西方國家以及日本等紛紛變成資本主義國家。在這個背景下，這些國家的基本經濟運行制度、社會制度，國家、社會以及公民個人的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基本的公共治理模式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中國的發展特別是公共治理模式的轉變卻呈現出與西方社會迥異的情況。中國公共治理模式轉變的特征何在?是什么導致了這種現象的出現?回歸歷史的研究，重新考察中國歷史上基本經濟制度特別是農業制度的變化與國家公共治理模式的演化就能管窺一二。
中國歷史上農業制度變革影響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模式。在中國，傳統經濟沒有演化成現達的工商業經濟，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這是由于農業經濟發展沒有突破以下三個因素:1．資金的廣泛流通，剩余資本透過私人貸款方式，彼此往來。2．經理人才不顧人生關系的雇用，因而企業的擴大超過本人耳目所能監視之程度。3．技術上支持因素通盤使用，如交通通信、律師事務以及保險義務等，因此各企業活動范圍超過本身之能及。［3］(P31)這三個條件背后的實質因素是政府職能以及公共治理模式的轉變。如果政府沒有推動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三個條件的突破，政府本身的公共治理模式就不會在合適的條件下實現轉型。中國歷史上基本的經濟制度源于農業的發展，農業制度的發展又決定了相當時期中國基本經濟結構與社會制度。農業經濟的發展受制于自然地理條件。在中國北方，黃河中游由北至南將黃土地區割成兩半，其縱長500英里。由于黃河的流水中夾帶著大量的泥沙，河床淤塞，引起堤防潰決泛濫，造成中國北方區域財產與生命的損失，因此，治理黃河成為了歷史上中國農業經濟發展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制約條件。但是，受到科學技術發展條件的限制，黃河的治理只能通過中央政府動員全國之力進行，這為歷史上中央權威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可能。
同時，北方農業文明的發展一直受到來自長城外少數游牧民族的侵擾。為了保護農業文明的發展成果，也要求國家政權集中權力，動用全國之力來抵御北方威脅。特定的地理、水利條件與地緣關系的交匯造成了中國歷史上土地制度與公共管理模式的變化，即在強大的中央集權下，國家權力的擴大，民間社會的相對不發育;土地制度的分散格局，國家直接對大量分散農民的直接征稅。由于沒有形成社會的中間土地與中介組織，民間的產權界定以及其他相關條件難以形成，因此就不可能造成黃仁宇所說的進入資本主義與現代公共治理制度所需要的三個條件。中國歷史上土地制度與中央集權政治制度是相互交融的，這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直接影響到中國土地制度的變革與傳統社會的發展。
中國土地制度起源于春秋戰國時期的井田制。根據錢穆《國史新論》［4］所言，春秋戰國時代，諸侯在其所居城郭之外劃出部分可耕地，平均分配給農民，按年齡受田還田，按照井田制度的標準理論，每家受田百畝，此所謂私田，八家又共耕公田百畝;每戶享受百畝私田收益，公田百畝收益歸“公家”所有，大概相當于向農民征收收獲的九分之一。這對中國后代的土地以及政治制度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在中國歷史上形成了大致平均的土地分配制度，以及帶有一定平均主義色彩的土地分配思想。戰國后，中央集權制度形成，政府直接向農民征稅，又強化了這種土地制度以及社會經濟制度，直接影響了中國傳統的公共治理模式之形成。
二、基本經濟制度、農業制度安排對公共治理模式的影響
中國歷史上的土地制度大致到明朝洪武年間基本定型。中間經過漢、唐、宋、明①，雖有很大變化，但是中國春秋時代的井田制度的平均主義思想一定程度上依然在延續，并且深刻影響到土地制度的變遷。漢以后，土地私有化以及中央集權制度基本確立，中央政府直接對分散的農民征稅，分散的農民土地基本可以保證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因此，政治、經濟管制并不需要太多的技術支持，中央政府也有能力去維持這種分散的土地制度結構。隨著歷史的演化，行政力量對于這種特殊土地制度的安排得到不斷加強，但是，私有產權下土地的自由流轉內在地推動著土地的兼并，而土地兼并的出現與擴大，削弱了政府的稅收基礎，危及政府的財政能力與運營能力。①
這種行政力量與經濟動力的相互制約構成了中國土地制度變遷的主要脈絡，也導致了傳統公共管理模式的形成與強化。在漢代，全國土地按照比較平均數劃分給農民，這樣，就形成了無數的自然納稅主體，中央政府對農民直接征稅，由于稅基廣泛，政府對農民征收較輕的賦稅。根據荀悅《前漢記》的記載，漢代前期中央政府的法定稅率是十五稅一。但是，土地的自由買賣、流轉使得土地持續集中于若干大的地產者手中，國家的稅收持續減少。中央政府為了維持稅收的基礎，必然會抑制土地的兼并，以繼續維護耕者有其田的小自耕農制度。持續的歷史累計形成了傳統的治理模式，即中央集權下，官僚集團對無數分散的小自耕農的公共的治理。唐代實行租、庸、調與兩稅制。租庸調是指唐代田賦制度，“租”是指農民在其授田期間對國家負擔的租額;“庸”是指人民對國家的義務勞役，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調”是各地人民給中央的土產貢獻。這是一種經濟平均主義理想的賦稅制度。由于會計、賬簿以及中間服務制度的缺失，隨著人口變動，戶口登記制度逐漸錯亂，此種制度的維持需要高昂的成本，兩稅制的產生就是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變化導致的結果。兩稅制下，一年分夏秋兩次收稅，收稅以現居住地與現有土地為標準，同時改以實物征稅為貨幣征稅。#p#分頁標題#e#
兩稅法改按人丁為按財產征稅，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是，由于與傳統的平均主義土地制度的安排相悖，加之土地的兼并，其對中國農業制度和公共治理模式變革的作用是有限的。在宋代，中國的土地制度發生了突變。宋代中國的工商業取得了不錯的發展，它對于造船、鑄幣、開礦等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將其作為全國發展的基礎，在軍事上采用募兵制，用經濟的方法解決政治以及軍事問題。在王安石變法中，實行方田法、青苗法，為中國古代經濟商業化轉型與公共治理模式轉型提供了一次契機。但是，宋朝轉型并沒有成功。這是因為傳統政策一直注重培養無數小自耕農，沒有形成工商業發展所需要的產權劃分、技術儲備和會計、法律等條件。在傳統的公共治理模式中，無法界定私人財產權的絕對性，政府也無法判斷如何獲得財產為合法，以及哪種經濟、金融行為為有效，因而國家的法律、會計安排只能以簡單的傳統案例作為參考。真理在官僚組織手中，不容辯駁，政府管理大批農民，以“息爭”為原則，獨立的私人產權也不能獲得保證。雖然政府通過變革加強了金融經濟，使財政商業化，但是，傳統公共治理體制卻不能為之提供支持。
朱元璋建立明帝國后，對宋代以來超前發展的工商業部門進行了全面收縮，以落后的小農經濟為藍本對整個國家進行改造。為保持政權的穩定性，國家的經濟政策重新回到原來的重農輕商的傳統中。重新將全國土地劃分成無數小的單位，大致平均分配給全國農民，對農民直接征稅。資料研究顯示，明朝主要的稅收來自農業及其特產稅［5］(P224)，工商業稅收在政府的收入構成中比重下降，微乎其微。這與宋代國家的稅收以工商業稅為主有巨大的差別。同時，在國家的權力安排上，中央的權力進一步加強，地方以及民間的權力收縮。政府以官田的名義對蘇浙地區的地主課以重租，利用和羅織各種刑事案件，打擊各大家族;打擊商業階層，規定商人之家不得穿紗綢，全民不得下海。在中央集權下，明朝全國資源被分成無數細枝末節，財政部門成為一個龐大的會計機構，不參與經濟過程，不能像西方國家那樣成為經濟的發展因素。社會在收縮中實現均衡，非常有利于國家政權的穩定。但是，由于政治的集權與經濟的分散，民間的商業機構不能發育，現代的公共治理模式也不可能出現。
三、結論
